论王安石变法与毛泽东文革失败的共性

         论王安石变法与毛泽东文革失败的共性　　

　　          ——五评易中天先生的非辨证唯物史观

                                                                                                                             李山风　　

　　    从易中天先生的文章《以史为鉴：解读王安石变法》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观点：　　

      “事实上，即以今人的人情常识来看，反对者的动机更多的并非为了私利，而是出于儒家士人特有的“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使命与情怀。就拿画《流民图》的这个郑侠来说吧，本受王安石提拔，‘感其知己，思欲尽忠’，假如不是出于某种更高远的动机，而是处于私心的话，按照中国人特有的人情常识，很难想象他会冒生命危险献流民图，剑指变法，与王安石作对。”　　

      “反对派所以反对新法，确实事出有因，并非仅出于观念的陈旧。变法可能在当时的确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　　

        从漆侠的《王安石变法》中我们看道：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用抑制豪强和相对减轻剥削的办法，以稳定中下层地主的地位，缓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形势；用发展生产、平均赋税的办法，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从而扭转宋王朝百年以来的积弱积贫的困难局面；而反对变法的那些人却要在遵守“祖宗法制“的幌子下，维持旧的剥削和统治方法，让一部分大地主、大商人的势力继续肆意地兼并土地和吞噬社会财富…..　　

        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究竟哪一种正确呢？　　

        让是让我们从史料中寻找一下答案吧：　　

        一、 王石安为什么要变法？　　

        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大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地震动了统治阶级。　　

      “三冗”构成北宋中期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冗官”、“冗兵”、“冗费”。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采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更是如此。　　

       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加上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朝野上下内外人心所向了……　　

       王石安变法的中心是理财。　　

        二、王安石变法侵犯了谁的利益？　　

        王安石的诸法，客观上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市易法有平准——平衡物价、调节奇蠃；有赊贷——官府贷给商人和手工业者以物资或金钱；有抵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可用物资或金钱作为担保，向官府贷钱；有免行钱——各行行户纳钱以代替原来的供官任务。　　

        市易法限制官吏和行户的敲诈勒索，官府直接参与买卖，流通商品，平衡物价，还给与小商贩以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除某些封建束缚，使商业获得较快的发展；　　

        均输法，是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奇赢、平衡物价、掌握钱与物的流通与运输，便利封建国家的消费与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凡此种种，是在官府直接经营和控制之下，促进商品交换，一方面限制豪强兼并，一方面扶助中小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　　

        苏辙后来看到免役法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有利，对农民有好处，他曾经算过一笔账：　　

       “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即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费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八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年，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即免役法)十年所供。”　　

        新法实施十年以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从财政上讲，府藏不是空虚，而是比以前充盈；从物价来说，米、绢等价普遍下跌；其它方面如农田水利的兴修也取得很大成就，应当说新法起了增加国家财富的作用。至于富人要想照旧肆行兼并，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他们要出助役钱，又被青苗法切断了放高利贷的广阔门路。特别是米价下跌，对大地主的影响颇大，富人要想出借自饶、贵粜致富，那便困难得多。　　

        官府要干预经济，这是王安石一贯的思想，从理财的角度来讲，他是把干预经济作为封建国家的一个职责来看待的。　　

        王安石并不一般地反对发家致富，只是反对那些“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这是指家室富有、社会政治地位很高而又恣意兼并的人；他反对那些“富姓赇吏，寓田势家”，这是指侵犯小地主和贫弱农民利益的大地主大官僚，他反对那些“元奸宿豪，舞手以乘民”，这是指乘人之危以攫取暴利的人；他反对“校固取利”，这是指利用官府法令、依仗官吏势力重利盘剥的人。他对于豪强兼并之家，并不是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击或摧毁；而是主张通过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适当加以限制。　　

        王安石公开打出“理天下之财”的旗帜，“触动的最根本原则就是‘王霸义利’准则，表现为‘以义为上’和‘公利可言’的有机统一。动摇了这个平衡，便是对整个稳定的中国封建官僚文化系统的破坏，必将被吞噬在一个无形的黑洞中”。因而受到了反变法派和南宋以后儒家传统经济教条的卫道者一致的反对和批评。　　

        农业发展，商品流通，货币起着商品流通的中介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结果将是自然经济遭受腐蚀以至瓦解，对于害怕自然经济发生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守旧派来说，极为敏感，原不足怪。　　

        对于豪强兼并之家所进行的高利贷盘剥，许多封建士大夫也深表不满，司马光攻击青苗法，单单不理会这一点；大地主由于商品的自由交换，有碍于他们的巧取豪夺，对于新法一般是抱有反感的。　　

        一些人们反对改革的主要动因 ,一是囿于认识,二是羁于利益。囿于认识主要是指其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循守旧,对所谓“祖宗之法”缺乏辩证的分析，羁于利益主要是指其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而反对变法,其反对变法的理由可以讲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为保护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动的 ,其由于认识短浅而羁于私利,由于羁于私利而认识短浅。变法必然伴随着一些利益调整 ,权贵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往往会竭力反对变法,他们有时也会讲很多变法的好处 ,但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其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 　　

        三、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　　

       毛泽东的文革与王安石的变法虽然一个是政治上的革命，一个是经济上的变革，但是，它们的斗争矛头都是指向权贵、当权派的，有着相同处的。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搞文革的原因吧：　　

       1、反复辟的必要性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打垮了蒋介石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被推翻的发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还要复辟，卷土重来。　　

       毛泽东领导的“镇反”、“三反”、“五反”打碎了敌人的梦想。　　

       “陈旧的东西总是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在实践中可以得到验证。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在俄国革命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和专制化。在病榻上，列宁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不久，列宁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在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全面官僚化了。伊萨克.多伊奇曾把这种状况称为‘官僚主义强烈的肆虐横行。’”　　

        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僚政治就是根深蒂固的。在近代，传统的儒家官僚机构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解体，取代它的是各式各样新的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以其残暴的镇压、腐化堕落和无能而臭名昭著。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虽然清除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和无能，并没有消除官僚主义。实际上，中国革命胜利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僚的中央集权化。50年代，新的共产党官僚机构迅速发展，无论就其“理性”特征还是其办事效率来说，它都是典型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了整个社会。在60年代，中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官僚化了，官僚化现象的基本焦点却是中国共产党本身。革命干部转变为官僚职员和管理人员，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的迅速发展，官僚的职业化和职业的特殊化，官僚机构的普遍生成及其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就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社会弊端之一。他把官僚主义看成一种强加于社会之上的邪恶和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毛泽东在1964年就指出：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邓小平在1980年也认为：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胡锦涛最近也说：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毛泽东在文革前就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后来在九大上又说，恐怕相当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不掌握在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更是非常沉痛地提到：共产党不进城这些地方被蒋介石霸着，进城之后这个党变得不那么好了，这已经是把党员变质问题上升到共产党要不要夺取政权的高度来做对比了。　　

        1976年，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　　

        很明显，旧社会复辟势力已经从被打倒的旧人员转化为新中国政权内部的工作人员。　　

        在对待官僚主义的态度上，毛泽东与他的同事发生了矛盾，并且越来越严重。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多次讲，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1959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美国作家莫里斯.迈斯纳的作品《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指出：　　

        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和冲突相对说来也没有那样尖锐和严重。主要原因是有存在着两个限制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主义的常规化和制度化；另一个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传统。在30和40年代的艰苦斗争中形成了中国革命浓厚的平均主义精神和价值观念，而群众路线的指导原则又要求干部和群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和保持普遍的团结。　　

       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深深憎恨一切阶级压迫，厌恶等级制度，他有着浓厚的平等意识和平民观念。毛一向蔑视人世间那些高高在上者，随时准备向他们挑战和斗争，无论这种高高在上者是本国土地上的官僚还是称霸于世界的超级大国。　　

       这就可以说清了，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为什么要发动群众，为什么要抛开既有的官僚和行政体系，一定要去探索一种“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来全面揭露我们阴暗面的斗争方式”。　　

        2、大权旁落的不甘心　　

       自1962年以后，在若干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国际问题上，党的集体领导有所加强。许多重大决策常常以多数表决形式决定，因之对毛泽东的最高决策权形成日益强有力的牵制。毛泽东的一些意见难以成为党的最终决策。　　

       毛泽东于1962年8月10日及8月12日对国务院国家机关及中组部的两件分别批示：　　

       “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如果再不改，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前，毛泽东公开暴露了与刘、邓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戏剧性地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来到会上。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言论权。”他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毛泽东在回答埃德加·斯诺提问的“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说道：“那就早。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抓“四清”，但没有人下去。刘少奇后来讲了话，许多部长就都下去了。他感到，党的组织路线发生了问题，许多高级干部不跟他走。党中央内存在着以刘少奇为政治核心的另一个“司令部。”　　

       毛泽东认为，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被反对他的政治力量所操控，有大权旁落之感。　　

       为了夺回对中国建设和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他不得不最终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抛开现存的组织机构，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夺权。　　

        四、文革中，毛泽东与强大的反对派进行了周旋 　　

（素材来源：老田的《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　　

文革的斗争对象理论上非常明确，而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　　

虽然毛泽东知道当权派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在文革初期和发动的时候，还是希望尽力避免采用他认为“盲目性很大”的群众运动的。在1964年一次内部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等人把群众运动吹上了天的言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你们把群众运动说得那样好，我看不是那样的，群众运动有很大的盲目性。”按照毛泽东的界定，大民主是对敌斗争的方式，小民主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　　

毛泽东面对的是掌握国家经济、政治大权的当权派，因为敌人与朋友、打击对象与团结对象是混在一起的。　　

1966年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是刘邓主持并指派工作组操纵群众运动，目的是要把文革变成第二次反右。根据王任重的笔记，文革按照刘少奇的布置是要打出30－40万右派……这个抓右派过程的锋芒所向，造就了文革第一批坚定的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发布之后，他们就公开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要求平反和交出黑材料为斗争目标和手段，争取政治舆论同情。这是文革对垒双方交手的第一回合。　　

在当权派调动工农反对学生之后，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工人也自发起而造反了，张春桥追认了工人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最后支持了他，　1966年12月9日　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修正了十六条的限制，追认工人以组织起来参加造反运动的权力。此后，当权派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消极抵制，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试图“破坏生产压革命”，结果引发了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这是文革的第二回合。　　

夺权之后，三元帅大闹京西宾馆，发布“军委八条”，各地依据军委八条宣布反革命组织并进行逮捕，借以压制造反派。二月逆流是军队和地方当权派紧密结合，准备为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来采取必要手段的意志在充分表现。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4月6日“军委十条”明确取消了地方军政当局宣布反革命组织和抓反革命的权力。一些地方开始集训基干民兵，准备武力压制造反派，如武汉“百万雄狮”中的核心组织“红武兵”就是一个基干民兵组织。结果在全国出现一个普遍的武斗时期，到720事件告一段落。这是文革的第三个回合。　　

1967年大武斗之后，文革在毛泽东指挥之下转入退却。中央在短时间内迅速对全国的群众组织性质进行表态，从而在表面上使得造反派有了一个胜利和合法性承认，并在三结合过程中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参与新生的革委会政权。而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后算帐”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版……文革初期挑动工农反对学生造反，实际上是利用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去干预政治运动，现在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全国普及，是依据同样的原理去追求同样的目标。这是文革的第四回合。　　

原来的造反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起来造反的，依据是毛泽东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去把握运动方向的，这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唯一的优势：具有舆论上的支持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这个掌握方式必然要为军宣队和工宣队所反对，他们具有事实上的优越政治地位，但是他们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却并不怎么样，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和把握必然要按照现实的政治地位重新界定，按照他们觉得方便的方式去重新确立标准，结果是仪式化的“三忠于”“四无限”和“忠字舞”代替了原来的分析研究。忠字舞的发明也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广和普及到那个程度，就不是偶然性能够解释的了，这是因为社会上强势群体在背后推动的结果，工宣队和军宣队是为了获得与自身优越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地位，而当权派则乐意看到造反派的文化地位被剥夺。　　

这对于造反派而言，是一个最严重的被剥夺过程，他们本来就处在受压制的地位上，是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分析才使得他们免于当反革命和右派的危险，他们唯一的凭借就是毛泽东思想比较正宗，现在他们一无所有了。在这样一个悠关造反派生死存亡的毛泽东旗帜争夺战中间，他们结果是一败涂地。　　

造反派没有本来就没有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不掌握党政军人财物，唯一的凭借是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勉强算是有一个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这是他们起而造反的全部倚仗，现在这个最后的依托，在忠字舞兴起之后也丧失了，他们就只剩下被“秋后算帐”的份了。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揪出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从1968年末期开始，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大量把造反派作为对象进行专案审查……针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在上面非常不满地对周恩来等人说：现在是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个时期当权派的注意力，主要就是集中在如何联合起来整造反派上，他们自己不拿国事当责任，把国家经济和政治搞得一团糟，还要批什么“极左”，拉那些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长期住在“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造反派出来垫背。这是文革的第四回合的继续和升级过程。　　

十大的召开，造反派就利用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上的反潮流字句做文章，要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一拨人是“街头派”或者称为“社会流派”，他们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出大字报、在街头机会演讲，诉诸群众和社会同情；第二拨称为“议会派”，他们参与省市委主持的“首义路招待所座谈会”，面对面地向省市委提出要求，要放出以前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承认大联合组织的合法性，为受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侮蔑和不实之词，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　　

在1973年底八大军区对调之后，就实现了“权归政，兵归营”，地方上和军队干部的统一战线解体了，特别是在这样的大幅度变动背后，军队内部和地方政府内部的错杂矛盾都凸现出来，无法一致对外。在批林批孔问题上，许多造反派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满足于把矛头仅仅对准林彪，要求批周公、批礼治。特别是挟着这样一股庞大的声势，要求批判“走后门”，结果湖北省委许多干部出来贴大字报并签名，说要把自己的儿子、姑娘从推荐上大学和军队里退出来。结果这样一个形势，是毛泽东自己终结的，对造反派的“补台”和“平反”工作，也不了了之。毛泽东大概还是基于1967年那种担心，唯恐当权派又联合起来，导致局势失控，更可能的是毛泽东对于那些老部下的乱来已经宽容到放弃原则了。这一次是毛泽东自己出来说：算了，算了。第五回合是接着第四回合的升级而来，但是最后是偃旗息鼓而去。　　

1975年邓小平以整顿“软懒散的班子”为名，以新干部没有经验为借口要求下放他们去农村积累经验，四人帮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勉强算是第六个回合。　　

五、反对派是如何反对和破坏王安石变法的　　

当革新变法的飓风刚吹起的时候，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就感受到了一股汹涌的压力，因此，他们就力加阻扰，对新法给予反击，吕诲论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阻贼害物”，并对皇帝说“诚恐陛下悦其（指安石）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辩，大奸得路，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又说，“臣究安石之迹，故无远略，唯务改作，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他们把对变法的害怕转为对王安石的憎恨；　　

苏辙、范镇、司马光反对变法也有一派胡言：　　

“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设青苗以夺富民之利……”　　

“富者才二三，既榷其利（夺其高利贷之利），又责其保任下户，下户逃则富者取偿，是促富者贫也！”　　

“今县官乃自出息钱，……必令贫富相兼……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　　

他们认为实施青苗、免役法就是剥夺了兼并者之利，会使富者贫困。　　

从以下的一个侧面让我们看看这场斗争的性质：　　

1072年，东明县发生了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哄闹的事，就是反变法的贾蕃在试行免役法时，故意提高农户的等级，加收农户的免役钱，激起了农民的义愤。事后证明，反变法的干将文彦博就是贾蕃的幕后的牵线人。反对派自东明县—枢密院—御史台结成一股上下串通、左右呼应的力量，同来自反免役法的叫嚣相配合，一道反对变法。　　

姜穆在《王安石全传》的“序”中说：　　

“……行新法是神宗（赵顼）的自强政策，因此谁反新法就贬谁。但是在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庇护下，被贬者只不过由京官变为地方官而已。贬官使反‘熙宁新政’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地方，因此反新政就出现地方包围中央，或中央策划地方执行的现象在‘熙宁新政’中，发生地方玩法、钻新法漏洞反新法的现象：富弼指示增息强贷青苗钱，政府规定二分利，富弼收三分；东明县升户等增收免役钱……”　　

联系起王安石变法实行过程中许许多多的过激、过火的行为引起各地激烈的民怨，应该说这大部分行为都是“地方包围中央，或中央策划地方执行的现象”，地方官僚与大地主、大商人勾结起来的故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变法的成功。　　

大商人——官僚士大夫——皇亲国戚结成了联盟，共同向变法派内外夹击。　　

宋神宗与弟弟玩赌击球，弟弟说：“我胜了，不要玉带，只求废掉青苗、免疫法。”两宫太后也时常挤眼抹泪，要求宋神宗废去新法。高后之父是一个大奸商，而新法的均输法危及到了他的利益。所以，他就通过高后向神宗哭诉，要求罢免均输之法，“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神宗也就无可奈何的找王安石，欲“尽罢新法之不善者”。　　

自熙宁六——八年各地发生灾荒，河北农民四处逃荒。郑侠在冯京的支持下，绘“流民图”献于宋神宗。反对派叫嚣这一切都是王安石所为，变法的恶果。于是宋神宗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1074年4月，王安石被解除了宰相的职务。　　

强大的反对派的进攻，加上皇帝的动摇，使脆弱的变法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从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他对变法的支配作用就逐渐减弱。　　

1076——1085年期间，宋神宗指导下的变法，其性质发生了变化。　　

神宗皇帝把下放给王安石的权利也就回到自己的手中。改革的方向就变得和以往的不同了，从民不加赋变为无休止的聚敛财富了。　　

后人说：“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则先志固已变而行之。”　　

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设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加起来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去借高利贷，也不向政府贷款。　　

由于具体执法的组织仍然是那个曾经用旧法虐民的腐朽官僚体系，那些贯彻新法的官员仍然是那些只知利用变法政策作奸，不愿意用变法政策利民的贪官污吏，所以使得王安石的这一系列变法政策，最终都遭到了失败的噩运。 　　

通过以上事实足可以说明，王安石变法就是大官僚、大商人为了自己的私利，破坏和捣乱的结果。这些保守势力往往都握有重权,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变法始则反对、继则扼杀，不遗余力地将阻挠他们生财的变法置于死地。　　

六、失去毛泽东的中国，官僚腐败日趋严重，这是毛泽东的敌人对“文化革命”的反动！　　

何新在“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文章中说：“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没有人真正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现实！”　　

中国社会腐败的特征就是：制度性的腐败；大范围大面积全方位的腐败；生活方式的腐败；公权力乱用的腐败；权力资本化的腐败；集团分赃的腐败，腐败部门化了，如全国许多交通厅的厅长倒台；腐败市场化了，教育、医疗等民生部门统统走向了市场，全面市场化，带来了严重的腐败；还有腐败黑帮化，在一些地方法治的威信扫地。老百姓说：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中国每年洗出去的黑钱高达3000亿元；贪官外逃达 4000多人，携带出去 500亿美元。　　

目前，中国借“公家”名义消费严重，达到上万亿元。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40%以上。美国仅占 11%，欧洲 5~6%，日本3%不到。　　

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　　

2006年中国查出的商业贿赂为37 亿元，2005年查出的官员腐败 74亿……学者计算，中国2004年权力寻租13800亿元， 111亿/13800 亿，查出的仍然不到1%。另据测算，我国2004年全部的租金价值包括灰色收入为56952亿……中国的腐败是大面积的。　　

中国官本位的特权制度严重，享受某某级别待遇，就有配备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勤务、保姆、专车、住房、高级医疗等特权。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全国党政干部 200万人长期请病假，其中40 万人长期占据干部病房，一年开支500亿。中国卫生经费仅占GDP的2.7%，美国占GDP的 13.7%，就这么一点钱，中国80% 的卫生经费还被各级干部所使用。　　

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　　

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中国的企业行贿排名全球第二；政府投资的失误率达到30%；国企改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国 3200多亿万富翁中90%以上是高干子弟，达 2900多人……　　

中国国企的私有化进程是一个精心设计，严密组织，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借着企业的成片倒闭和普遍亏损浪潮，国企职工大批“下岗”，“减员增效”，甚至盈利企业也必须完成下岗指标。经理们按自己的意愿随意解雇职工的权力，清除了企业内部对管理层仅存的一些监督作用，使国企在实际上成为老总们的家天下……一时间国企私有化如“大势所趋”迅猛发展。短短几年，几乎全部中、小国企和许多地方大中型骨干国企都被相互勾结的各地贪官和腐败的经理们仅以象征性的代价收入私囊；还有一些大型骨干国企（通过内部买办势力）贱卖给了外国人，许多行业因此而被外国资本控制。　　

目前，行政垄断造成的租金和利益是最大的腐败。现在官僚利益集团、资本利益集团、学者利益集团相互勾结，损害民众的利益，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官僚利益集团。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权力剥削。　　

中国社会自90年代中期以来，买办内奸勾结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采取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压缩、剥削最无权势者――即靠尽量压低劳动者工资来降低成本，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以暴力维系强迫劳动的奴隶制。　　

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的普遍灾难已经形成：他们或下岗失业，或为破产业主；或为遭人算计损失惨重的投资者，或做挣不着工钱的民工；或做包身工，或去黑煤窑；或被拐卖黑砖窑作奴工，或为娼为盗；或被黑了良心的医生谋财害命，或子女学费导致家庭负债破产；或吃了假冒伪劣食物药物而中毒，或因环境污染生病早逝等等。用过去最通俗的政治术语来说，所有这些灾难都是“民族恨、阶级仇”。这个罪恶的阶级就是官僚买办阶级。　　

七、否认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要掩盖社会罪恶，颠倒社会的黑白！　　

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否认中国当前存在收入悬殊的两极分化，众多的贫困人口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看不起病……　　

这种社会恶果，如何形成的？！　　

难道不是社会有权、有钱的人们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压迫的结果吗？！　　

在一些人看来，这是社会改革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持这样看法的人，就是这种恶果的制造者！　　

人类社会的事实是：一些阶级失败了，一些阶级胜利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讲阶级斗争理论是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求解放指明道路的。　　

而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人们，几乎都是有钱、有势的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达到能够继续剥削、压迫穷苦大众的目的而采取的宣传手段。　　

什么是阶级斗争？　　

通俗讲，就是争权夺利！　　

用政治术语说，就是剥削、压迫与反剥削、压迫的斗争！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出现剩余产品直至今天，这样的阶级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只不管时而缓和，时而激烈罢了。正是这样的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理论确立了人民群众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性，启发、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为自己的解放和幸福不畏险阻，不怕牺牲去斗争，去争取胜利！　　

与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利益相反的有权、有钱的人们及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则摆出反对一切“暴力”的“慈祥”的“文明相”，痛斥和鄙视人民群众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行为，而完全无视或有意掩盖一切剥削者、压迫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残暴压榨和屠杀行为。这些人有的是故意，有的是不懂人民群众的“暴力”正是对他们敌人的暴力的校正。他们完全颠倒了人类社会的是与非、丑与恶！　　

易中天就是一个受剥削者、压迫者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对王安石变法是非的判断能够说明问题。他完全不看王安石变法“抑制豪强，平均赋税，相对减轻剥削，缓和阶级斗争”的实质，对反变法派为保护其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而反对变法,理由讲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为保护其一己之私利的本质行为视而不见，口口声声说反变法派是“事实上，即以今人的人情常识来看，反对者的动机更多的并非为了私利，而是出于儒家士人特有的‘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使命与情怀。”“反对派所以反对新法，确实事出有因，并非仅出于观念的陈旧。”这样就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　　

对毛泽东文革的反对和否定也是这样。　　

今天回头看，搞文革的必要性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还有不少的人只盯住文革混乱、有人受害的一面，而不看广大人民群众对官僚主义者批判和斗争的主流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否定了文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使中国的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在中国的今天达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好在历史不会倒退，社会还要前进。　　

人民将按照：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逻辑，为自己的解放、自由、民主、幸福继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