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像旗帜般举起——隆重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

　　　　　 把心像旗帜般举起　　　

——隆重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         　　

★柯孜　　

浩瀚的文艺作品宛如茫茫天宇上闪耀的灿灿群星，照亮了世代人们的心灵；特别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源于广大劳苦大众生活的无产阶级文艺，则更像一面面猎猎作响的旗帜，引导着人民去扭转沉重的历史车轮。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大家都知道，这是马克西姆•高尔基《海燕》的开头。这篇散文，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具有永久生命力的辉煌诗篇。它是高昂激进的旋律，时代变革的前奏曲，人民革命的宣言书。自它问世以来，便以其深遂的思想、锐利的锋芒和激越的诗情，赢得了众多读者和广大受压迫民众的喜爱。它跨越国界，超越时代，超越年龄，不仅属于过去，属于世界，也属于进步人类的未来。　　　　

　　1901年11月7日　　，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火车站被民众挤满了，他们是为了给自己崇敬的作家高尔基送行。　　　　

沙俄政府未经审讯，就急匆匆地要把他放逐到偏远的库尔斯克去。　　　　

他刚一在车站上出现，人群中就爆发出了“高尔基万岁”、“打倒专制制度”、“消灭黑暗势力”的呼声。示威者时而高唱革命歌曲，时而朗诵他写的《海燕》。一位演说者大声说道：“高尔基被放逐了，原因是他说出了真理并揭露我们生活中可怕的事情。他有一件武器——他的笔，一种力量——他那在自由发表意见时所阐诉的思想…… 我们要用示威来表示我们是怎样的喜爱高尔基。” 示威结束时，一位大学生振臂高呼：“　暴　君将要死亡，而伟大自由的人民将要兴起！”　　　　

这就是一位作家一篇短短的散文诗《海燕》，在铁与血的沙俄时代所激起的民众的反应。　　　　

这个以“最大的痛苦”为笔名，向整个旧世界发起挑战的无产阶级作家（在俄语里，“高尔基”是“痛苦”的意思，“马克西姆”则是“最大的”意思。 他的原名是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希可夫），被无产阶级导师列宁誉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来自当时社会的最底层，受尽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所以，他大量的文学作品，都表现了对腐朽的旧制度充满的厌恶和憎恨。　　　　

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不仅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痛苦的思想探求，而且概括了19世纪俄国的社会状况，描写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遭遇，抨击沙皇制度的黑暗，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心声。但却受到沙皇政府多次监视、拘禁和逮捕，并将他流放。镇压不但没有使这位革命斗士屈服，反而更坚定了他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母亲》，是人类文学史上第一次表现了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通过塑造工人党员巴维尔和革命母亲尼洛芙娜的感人形象，揭示了工人阶级在布尔斯维尔克党的教育和社会现实压迫下的觉醒。这部小说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群众，使沙俄统治者十分惊恐。列宁称《母亲》为一部伟大的书，迄今为止，仍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崭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　　　　

在苏联卫国战争中，鱼雷艇0—65号七小时内与三十多架德国法西斯轰炸机作战，艇身被打穿一千五百多处，三分之二的人员失去了战斗力。大火扑向艇尾的深水炸弹，整个鱼雷艇面临沉入大海的危险。军士库洛比亚特尼科夫已被打断了一只手，身负重伤。然而就是他，用牙咬断了绳索，把炸　 　　　　　弹扔进海里，使舰艇安全返航。　　　　

那时，是什么力量让这个普通士兵创造了奇迹？他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在困难的时候对我有帮助。这里边对在战斗中怎样行动，讲得非常好。”　　　　

同样，在苏联克拉斯诺顿著名的反法西斯“青年近卫军”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是青年英雄群体中最心爱的读物。小说中保尔•柯察金钢铁般的形象，鼓舞、启迪了无数为新世界而奋斗的人们，尤其各国的热血青年。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追悼　鲁迅　先生告全国人民书》）　　　　

鲁迅是战斗在风雨如磐、腥风血雨的旧中国。“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引文同上）反动派时常通缉他，因此，他经常过着“用脚逃跑，比用手写作还要忙”的生活。但是，他的作品、文章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　　　　

鲁迅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前进。国内的人民拥戴这位精神领袖，世界进步的人们也没有忘记这位不屈不挠的战士。一九三一年美国纽约召开工人文化联合大会，他曾被推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与高尔基、克鲁普斯卡雅、　 　　　　　巴比塞、托马斯、德莱赛等世界文化旗手站在了一起。他的文学作品是世界进步人类的共同财富，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已成为世世代代人民的座右铭！　　　　

还有一位开创俄罗斯一代诗风的革命诗人，善于把先进的世界观、崇高的革命理想融进优美的诗篇。一位读者写信给苏联《真理报》：“当我听到马雅可夫斯基名字的时候，我不禁挺起胸膛，高高地昂起头，振作起精神，总是觉得自己是在队伍里。”　　　　

    无论是歌，　　　　

无论是诗——　　　　

                        都是炸弹和旗帜，　　　　

      歌手的声音　　　　

                会唤起阶级……　　　　

他的诗能够把读者的理智、感情和意志动员起来，仿佛熊熊燃烧的火苗舔着你的胸脯，仿佛嘹亮雄壮的号音拨动着你的神经。在一九二七年写完著名的抒情长诗《好！》以后，他曾到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朗诵过三十多次，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一次他刚朗诵完第十章的最后几行：“列宁在我们胸中，枪在我们手中。”听众中突然有一位红军战士站起来，喊道：“还有您的诗在我们心中，马雅可夫斯基同志！”　　　　

“您的诗在我们心中”，这是多么珍贵的褒奖！这是多么宝贵的评价！　　　　

尼•奥斯特罗夫斯基是在瘫痪失明之后才加入作家行列的。他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是为了获取作家荣耀的桂冠，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而是作为一个从十四岁起就投身革命的战士，在身患重疾无法为人民工作的时候，也决不离开战斗的行列，不放弃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　　　　

　鲁迅　先生弃医从文，更是为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他的文学观是：文学应用以唤起民族、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抗。因此，他从事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把手中的笔同当时的政治斗争、文化思想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他说“我尊奉的，是那时革命前驱者的命令”，“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同着生命，或深切感受着革命脉搏的。”　　　　

“诗人兼鼓动家”的马雅可夫斯基拿起写诗的笔，好像冲入战壕的战士操起了一件最赶劲儿的武器。他不怕把诗同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又能以其特有的才华，把“鼓动”和“抒情”水乳交融地表现在滚烫的诗句里——　　　　

    穷苦的年代　　　　

              和吃不饱的日子，　　　　

    命令了我们　　　　

              在鲜血的旗帜下前进。　　　　

    我们打开　　　　

           马克思的　　　　

                   每卷著作，　　　　

    仿佛在自己的　　　　

                家里　　　　

                    打开我们的窗户……　　　　

大作家泰戈尔说过：“知识是珍贵的宝石，文化是宝石放出来的光泽。”　　　　

纵观中外文学史上的传世之作，都能擦亮人们的眼睛，陶冶人们的性情，给人们以智慧和力量。那些情操高尚的艺术大师们，极善于从黑暗中洞察光明。尤其无产阶级的作家和诗人，更精心于他们的艺术创造，点燃解放人类的灿灿火炬，为人民和青年照亮前进的道路。　　　　

这些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家，是“从社会生活的发展方面来对待描写的客观真实性的”，因此，就能“在腐朽的垃圾的烟气腾腾的灰烬中看见未来的火花爆发并燃烧起来。”（《高尔基论文学》第224页）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中华民族陷入危亡的关键时刻，音乐家冼星海1935年从巴黎回国，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确信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积极加入了我们的党。为了民族解放，“为抗战发出怒吼”，纵笔谱写了大量革命歌曲。　　　　

1939年他和青年诗人光未然合作，满怀激情，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了那一时代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这首大合唱一经问世，便传遍了延安，唱响了中国，飞向了世界，震撼人心，经久不衰，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推动了团结抗日形势的发展。　　　　

那时的延安，不仅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创作演唱也极其简陋。首演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有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造成效果…… 　　　　

但是，冼星海就是指挥着这样一支最原始、落后的乐队，率领那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毛主席看了演出后，特别高兴地站起来使劲鼓掌，连声说:“好！好！好！”周恩来也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     　　　　

革命的文艺家，把自己的才能、命运与祖国存亡紧密相连，以接受先进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以讴歌历史创造者——人民的伟大业绩为职责，同时又能以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去体验、认识、评价社会生活，他们就给我们创造出了层出不穷的艺术珍品。　　　　

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在解决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等一系列原则、方向、立场问题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先是在革命圣地延安，而后在解放以后的大陆，都突飞猛进地有了长足的发展。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由诗人贺敬之和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由郭兰英主演的歌剧《白毛女》，从陕北革命根据地，一直演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神州大地。它极大地唤醒了人民的觉醒，振奋了解放后的贫苦大众，热爱新中国、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精神。　　　　

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丁玲、周立波就给我们创作出了作为人民翻身解放伟大历史记录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原来是苦孩子、是文盲的吴运铎、高玉宝，也奉献出了感人至深的《把一切献给党》和《高玉宝》。在土地改革遍及华夏大地的时候，马峰、赵树理、李准等农民作家，则写出《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三里湾》、《不能走那条路》、《李家庄变迁》等一系列反映农村革命和巨大变化的小说。原来扛枪杆子的魏巍，在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中，用他的亲历亲见给我们写出了脍炙人口、优美抒情的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　　　　

那时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秉承毛主席“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教导，努力改造思想，深入工农兵生活，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奋发进行文艺创作，使祖国的文艺百花园姹紫嫣红、芬芳绚丽！　　　　

在人民共和国十岁生日到来前夕，《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　 　　　　　《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等一大批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相继问世，那些栩栩如生献身革命的人物，那些革命年代悲壮豪迈的苦难历程，影响、培育了我们几代人的革命人生观。后来，还有《山乡巨变》、《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反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长篇小说和反映工业战线成就、热情歌颂新时代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　　　　

在苏修、美帝施压，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家面临经济困难、连年灾荒的情势下，我们被贺敬之充满革命乐观主义、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抒情长诗《雷锋之歌》所激励，我们被穆青真挚感人的报告文学《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所震撼！　　　　

当然，在舞台和银幕上，那些亲切感人、热情奔放，底蕴深厚，反映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和创造性劳动时代风貌的戏剧和电影，也花繁叶茂、层出不穷。　　　　

看看新中国戏剧电影史上的一朵朵奇葩，回顾一下那时革命文艺家的热情创造吧。我敢说，在那时远比现在差得多的经济条件下，革命的文艺家们完全是用一颗颗火热的心，向全国人民奉献出了至今仍余香不散的戏剧电影精品！　　　　

话剧《屈原》、《蔡文姬》、《关汉卿》、《日出》、《雷雨》、《春华秋实》、《带枪的人》、《以革命的名义》、《青年一代》、《槐树庄》；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等；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电影《赵一曼》、《白毛女》、《南征北战》、《董存瑞》、《渡江侦察记》、《红旗谱》、《青春之歌》、《聂　 　　　　　耳》、《风暴》、《红色娘子军》、《上甘岭》、《英雄儿女》、《女篮五号》、《五朵金花》、《老兵新传》、《达吉和她的父亲》、《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锦上添花》、《李双双》、《雷锋》、《青年的一代》、《小花》、《闪闪红星》等等，真是硕果累累。每一部戏的开场和片子的上映，都如同节日一样令人喜悦，都能给观众尤其青年以美好的精神享受。　　　　

还有那无以计数、至今仍经久不衰，随着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一起咏唱在民间，优美、亲切、意气风发的民族歌曲、革命歌曲，爱情歌曲、儿童歌曲，宛如和熏的春风，吹拂在人们的心间和九州大地！　　　　

那时候，国家是朝气蓬勃的，人民是意气风发的，文学艺术也是蒸蒸日上的。即便那时物质远没有眼下丰富，现代化程度也远没有现在这样高，但人民却有着当今绝无法可以媲美的丰饶健康的精神食粮。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座文艺谈会上的讲话》）　　　　

那时候，各阶层各民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都有一个统一的精神支柱，那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过去的敌人，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地建设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国家。所以，那时候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就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就更能“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引文同上）　　　　

如今在中国乃至世界流通的人民币上，作为国家的象征，都印有统一的慈祥、完美的毛泽东肖像。但是，可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知道，这幅毛泽东肖像是哪位画家画的。这位画风纯正、集中外绘画风格之大成的画家，就是“黄土画派”领军人物刘文西。　　　　

刘文西曾坚定不移地宣称：“艺术工作者必须坚持“二为”的文艺方向，这是为谁创作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艺工作者的崇高理想，也是文艺工作者的根本目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在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把人民永远放在心中。”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作为曾经的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任陕西省美协副主席和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的刘文西，竟然几十年奔走在风沙弥漫的黄土高原，“十几次在陕北度过春节，结交了数百个农民朋友。可以说，我的血液里有一半曾来自陕北，我的艺术细胞中绝大部分的营养都是陕北那块土地为我供养的。”（刘文西自诉）　　　　

为黄土地泼墨，为领袖、劳动人民用画立碑，赞颂陕北人民和他们的历史乃至现实生活，成为他不断推陈出新的美术作品中不朽的灵魂。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社会转型以后，仍然痴心不改，仍然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所确定的文艺方向，仍然保持着与劳动群众的紧密关系，牢记自　 　　　　　己神圣的历史使命。　　　　

他说：改革开放后，“我国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新与旧、健康与腐朽、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矛盾、撞击、磨擦。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是什么？迷茫的、徘徊的、困惑的问题不少。所以作家、艺术家要以思想家的高度去把握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用自己的作品去影响人，以优秀的作品去鼓舞人，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责任。“　　　　

然而，道路是曲折的。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三十年市场经济商业大潮冲击下，公有制大片大片崩塌，私有制进程不断推进，“不仅法律、制度上推行一套偏向资本的程序，而且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洗脑’，从而剥夺劳动人民‘思想反抗’的最后权力”，致使各种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发生了惊人的质变和蜕化。　　　　

先是以批判极左路线、控诉”文革灾难“为契机，通过”伤痕文学“，否定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大力提倡超阶级的人性；随后在所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开始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和毛主席所领导的二十七年建设成就；进而连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作用，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抹煞和歪曲。　　　　

被称为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采、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北京第一版《内容说明》）“是大西北农村史、中国农民史、乃至中国命运史”（上海教育出版社《新时期文学二十年》，王铁仙等箸）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洋洋洒洒近五十万字，大大小小近百个人物，如火如荼的生死搏杀，书中的共产党人却或隐或现，几近乌合之众。最后共产党虽然胜利了，但这种胜利并没有给本书中的人民群众带来明显的好处，社会似乎也没有什么根本性变化，不仅钻进新生政权的有人动机不纯，就是有好的纯洁的党员也遭到了不幸的命运。　　　　

还有一部几乎与《白鹿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长篇小说《活着》（特别是由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从解放前的旧中国到建国后，凡是共产党取得胜利和辉煌的时候，它便惜金如墨地一笔带过，凡是共产党犯了错误遭受挫折，它便大书特书由于共产党的错误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苦难。　　

更有甚者，2003年浙江大型文学双月刊《江南》刊登中篇小说《沙家浜》，不仅以“戏说”方式歪曲红色经典，极力丑化全国人民喜爱的阿庆嫂、郭建光等英雄形象，而且“完全置历史和大众情感与不顾，是非不分，好坏颠倒，”把阿庆嫂写成胡传魁的姘头，把新四军指导员写成遇事束手无策的窝囊废。“整篇小说看不到人民对子弟兵的支持，看不到人民军队与人民的血肉情深，连阿庆嫂都帮着胡传魁，人民军队代表郭建光被丑化成一个既无胆量连个胡传魁也斗不过的人。按照小说的叙述，最后是胡传魁的部队炸了鬼子的炮楼，换句话说，是国民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萧何：《小说〈沙家浜〉在宣扬什么？》）　　　　

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反动小说《沙家浜》在引起文学界、史学界、当年的新四军官兵和沙家浜人民同仇敌忾的指责、声讨乃至诉诸法律后，国家版权局相关人士竟然称：“是不是侵权不好说，但小说《沙家浜》无论改编还是重新创作与原作有着不可避免的关系。”小说作者竟声称与原作没有关系，而《江南》杂志主编张晓明则更理直气壮地认为，“小说探讨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人应该怎样存在的问题，是为颠覆‘高大全”而走’人性化‘写作之路“，并表示他们不后悔发表这篇小说。　　　　

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毛主席当年曾指出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论断来。因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由此，我们也不能不想到毛主席当年曾指出的：“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唯一的人性。”（毛泽东：《在延安座文艺谈会上的讲话》）　　　　

《江南》杂志主编张晓明刊登如此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小说《沙家浜》，不但不知改悔，反而以“人性化”来为自己辩护，难道不是已经站到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吗？　　　　

而后，又有《亮剑》刻意消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否定“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电视剧和抹煞战争正义非正义性质、污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电影《集结号》的出现，则便是完全顺理成章、毫不奇怪的事情了。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专家学者和艺术权威，逐渐把持了主流媒体和文艺领域的话语权，大肆兜售西方的价值观和艺术标准，终于使文学艺术难抵商业化的侵蚀，纷纷以市场为导向，以消费为目的，几乎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轨道，逐渐演变为了鼓吹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宣扬西方糜烂生活方式、颠倒重大历史史实、淡化社会本质矛盾、抹黑红色革命历史、歪曲人生价值，消解理想信念、娱乐民众、麻醉青年的精神鸦片！　　　　

请看，被媒体吹捧和热播的《西圣地》和《戈壁母亲》，几乎完全不表现广大石油工人和屯垦兵团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靠政治思想工作凝聚人心，战胜千难万险，为祖国和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而是一味陷入亲情、爱情的巢臼，极力淡化当时的时代政治背景；　　　　

请看，同样被吹捧和热播的《闯关东》和《乡村爱情2》，一个伪造历史，抹煞当年严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编造个人奋斗，成为上百垧土地的大地主和既有饭店、货栈，又能开矿的大资本家的朱开山的发家史，一个以歪曲东北新农村建设，丑化东北农民自私、愚昧、弱智，只靠插科打诨来麻醉和迎合民众低俗的欣赏情趣；　　　　

请看，依然受到吹捧和热播的《奋斗》，编造传奇神话，靠亿万富翁的亲爹做后盾，在职场、商场“奋斗”打拼，把纨绔子弟中玩世不恭、放荡不羁、游戏人生的堕落现象搬上荧屏，以示效尤，等等，等等……　　　　

当下的诸多文艺作品为什么避讳政治、避讳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讳莫如深？因为，时下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官僚、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已经被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所遮蔽，已经出现了触目惊心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所以，就要用文学艺术的精神鸦片来麻醉民众，欺骗青年。　　　　

由此可见，在今天，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多么如饥似渴地需要获得认知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启迪和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精神力量！时代呼唤能够抵御腐朽、没落精神鸦片的文学艺术作品，同时也呼唤能够启民智、振国威的精神食粮。　　　　

这时，我们欣喜地看到，那些良知尚存，忧国忧民的文学艺术家，并没有随波逐流，并没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们抱着“子归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宋•王令的诗）决心，用一系列精心打造的作品，对当下文艺的堕落发起了有力的抗争。　　　　

“我们的工人下了岗，媒体和一些理论家还指责这些人，说他们没有自立呀，说他们应该自强呀，应该转换观念要他们不要抱着铁饭碗不放呀，要他们赶紧学习新知识呀……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社会对他们的指责太多，对他们的关注太少。我经常下去采访，私营企业里那种恶劣的劳动环境，简直让人触目惊心。”　　　　

请听，这就是一个家庭曾在“文大”中受过冲击的平民作家，面对改革开放后所造成的严酷现实的呼声和诘问。他，就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倾心体恤下层民情、透析当下社会政治的长篇小说《凶犯》、《天网》、《抉择》、《国家干部》的作者张平。　　　　

当张平的《抉择》被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在观众和整个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他欣慰地说：“这说明，社会良心还在，这个作品在全社会产生了一种共鸣。我觉得，有些问题，不是仅靠社会学家、政治家的理论就能够完成的，必须靠形象，靠文艺作品来表现。”　　　　

他在另一部小说《凶犯》改编成电影《天狗》也获得很大成功的时候表示：“一个作家，一旦面对现实，一旦要艺术地再现生活，同时不回避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并且固守一个作家的良知，那他的作品就必然会介入这方面的内容，比如法制问题、腐败问题…… 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焦点问题、难点问题。”　　　　

开始，他的文学作品被一些遭到揭露的人对号入座，依仗权势对他施压。但他却受到人民大众的拥戴和支持，萍水相逢，素不相识，竟然摆上八个菜给他压惊。因此，他深有感触地指出：“你关注老百姓的事情，老百姓就会关注你；你面对的是老百姓、老百姓自然就会面对你。反过来，如果你把眼睛盯在国外，国内的读者又怎么会一心盯着你？你只把眼睛盯在专家身上，老百姓又怎么会把眼光盯在你身上？”　　　　

看来，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主宰的社会，只要文艺家良知未泯，只要他们的心倾向于人民，那他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毛主席的《讲话》精神，深入社会生活，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为民众的地位鼓与呼，并担负起应有的责任，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呼唤着人民朝着正义和光明前进。　　　　

“在那个黄河岸边历史悠久的村庄，我看到与城市不同的图景。看到与拥有资本与自由的中产阶级不同的另一阶层，那是中国社会更辽阔的另一阶层。……记录它们的意义可能只是在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提供一个荒凉的心灵标本，为一个全球化的自由时代提供一份不自由的证据。”（夏榆：《杨家营纪事》“引言”）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去政治化”、“去社会化”的潮流涌动之时，相当多的作家都把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底层民众的精神与生存的“见证”与“记录”作为自己的追求。他们用文学“见证“这个特殊时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罪恶，同时也”记录“了他们未泯的良知和自己神圣的使命！　　　　

不容忽视的“新左翼文学”出现了，很多作品都揭示和批判了资本强权的肆虐与罪恶所造成的底层苦难，控诉了资本强权的凶蛮、残暴与虚伪，这在陈应松的《太平狗》、刘庆邦的《卧底》、曹征路的《那儿》、北村的《愤怒》，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和田禾的《乡长》等作品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　　　　

我记得他们的脸，浑浊的目光，细微的颤栗 　　　　

他们起茧的手指，简单而粗陋的生活  　　　　

我低声说：他们是我，我是他们 　　　　

我们的忧伤，疼痛，希望都是缄默而隐忍的 　　　　

我们的倾诉，内心，爱情都流泪 　　　　

都有着铁一样的沉默与孤苦，或者疼痛 　　　　

我说着，在广阔的人群中，我们都是一致的 　　　　

有着爱，恨，有着呼吸，有着高贵的心灵 　　　　

有着坚硬的孤独与怜悯！　　　　

（郑小琼：《他们》）　　　　

就是这个“打工诗人”郑小琼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们：　　　　

“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四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速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手指。但是，我仍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这正如毛主席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毛泽东：《在延安座文艺谈会上的讲话》）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一批气势恢宏、热情激荡的，以辉煌的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影视剧。比如电影《张思德》、《太行山上》、《云水谣》，电视剧《长征》、《延安颂》、《八路军》、《历史的天空》、《星火》和《恰同学少年》等等，还有一个影视圈里身单力薄的女人，所奉献给大家的《记忆的证明》和《诺尔曼•白求恩》。　　　　

我们知道，这位女导演的作品并不多，但却像一杆在风雨飘摇的天空中迎风招展的旗帜，让人们的眼前总是闪耀着对理想、信念的希望和信心。　　　　

那一年，因电视连续剧《牵手》荣获“飞天奖”和金鹰最佳导演奖的杨阳，已经红极一时。“很多人鼓励我趁胜追击，力争成为中国言情片金牌导演，更有不少投资人，从经济效益和市场分析的角度，以最大的信任邀请我大拍言情剧，当时的状况让我觉得盛情难却。”但是，她却用三年的时间让自己冷却。她扪心自问：“杨阳，这真是你期待的吗？社会上已经这么多雷同的东西了，还缺你这一个吗？”（见肖扬：《杨阳 做导演不能没有良心》）经过冷静地思考，她固守艺术家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坚定地走自己既定的创作道路，终于驾驭起《记忆的证明》这一严酷的历史题材，带领人们去正视日本侵华那一段不堪回首又无可回避的苦难岁月。　　　　

因为，她看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在参拜靖国神社，在教科书上隐匿侵华的历史，在否定像南京大屠杀那样证据确凿的罪恶；尤其看到了，在我们这个受害国的民众中正在淡忘，甚至一些媒体也正在麻痹着民族的记忆。　　　　

“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除了在某个纪念日才提到我们所经历的战争苦难，平时好像很少去反思历史。……我觉得我如果不去探讨这个话题就很对不起那些成千上万在战争中死去的中国人。” 她惊呼：“不能以忘记历史为代价拥抱和平！” “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她在导演阐述中说：“我们认为到处莺歌燕舞固然为好，和平盛世值得珍惜，但‘居安思危’也切莫忘记，这是我们伟大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兴衰沉浮，总结出来的警世箴言。简单一句话：正视历史以警示现实。”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首先必然是一个极具民族感情的爱国者。所以，杨阳完成《牵手》之后，等了整整四年，选择了《记忆的证明》这样一个作品，因为她“宁缺勿滥”的创作态度，使得观众在那几年的近2万部电视剧集当中，没有看到她的作品。“她言说的冲动和勇气，她的一个简单而执著的信念，使得她在充满了诱惑和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中一路走来，画出了一名优秀导演的成长轨迹，也对于因浮躁而著称的娱乐圈注入了一份冷静的理想。”（见肖扬：《杨阳做导演不能没有良心》）　　　　

不仅如此，这位卓尔不群的女导演，由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后来又排除千难万险，为我们拍摄了另一部跨国题材的《诺尔曼•白求恩》。　　　　

白求恩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尤其是毛泽东的那篇脍炙人口的《纪念白求恩》，以及多年来围绕这个加拿大医生国际主义精神的宣传，更使他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况且，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有著名的《白求恩》彩色影片问世。很显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在一个多元价值观的语境中，来揭示这样一个完全大正面的人物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在艺术的完成和突破上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那么，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挥动如椽巨笔，为一个外国人写下那么一篇能让亿万中国人熟读、背诵至今的文字？为什么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会把一个外国人当作自己人生的榜样？为什么在他牺牲六十六年之后，眼下中国已沧桑巨变，还要不远万里到异域他乡去拍摄他一生的经历和故事？也许，这不仅是远在地球另一面的加拿大人无法理解一种情结，恐怕也是当今一些国人和艺术同行没有想到和难以理解的问题。　　　　

但是在杨阳看来，“今天的社会，随着物质文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精神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仁爱之心和平等互助的精神，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急功近利、缺乏善心，使社会弥漫着一股浮躁和庸俗的气息。更多的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其实就是对人类精神灾难发出的警告。这样下去，物质越丰富，人类的灾难越多。娱乐界普遍应和着人们追求享乐和物质之上的本能，其动机就是赚取钱财。这与那些生产假药、假奶粉坑人、害人的奸商几乎是一丘之貉，甚至更坏。因为，他们利用人的本能不断弱化人的思想能力，将人的精神世界简单化、统一化，类似于动物的本能。拿什么拯救人类的灵魂？诺尔曼的灵魂说：‘ 这是危险的，你们应该与之抗争。你们应该用自己的武器剔除人们心灵上的污垢，就想我用手术刀一样。’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拍《诺尔曼•白求恩》的意义。不仅仅是怀念，更是一种精神的呼唤。”（杨阳：《电视连续剧〈诺尔曼•白求恩〉导演阐述》）　　　　

毛主席说：“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　　　　

杨阳开宗明义，她拍《诺尔曼•白求恩》就是“一种精神的呼唤”，就是要与被市场经济所瓦解、所俘虏的文艺现状对抗，就是要用白求恩这个具有巨大感召力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来启迪被大量影视作品所毒害、所污染、所催眠的民众，让大家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毛泽东：《纪念白求恩》、《在延安座文艺谈会上的讲话》）　　　　

杨阳坚持拍摄《诺尔曼•白求恩》，是她关照历史、思考现今社会，绝不随波逐流的高度责任感使然。她从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出发，深知我们当今社会最需要什么，她便敢于超脱一般同行的投机趋利思维，去撷取其他人不敢、不愿或很少涉猎的题材。所以，她能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地急人民之所需。　　　　

不管现实是多么复杂，斗争是多么尖锐，任务是多么艰巨，无产阶级文艺家都应该遵从毛主席指引的文艺方向，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广大民众所至身的现实生活之中去，真实地反映他们的诉求，引导他们去战斗。　　　　

我们要以鲁迅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无产阶级文艺家为榜样，“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光明的未来”（周恩来《为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题词》）；要向他们那样具有“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向他们那样把自己的精神劳动与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青年身心，与世界的未来血肉地联系在一起，最好能像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写的那样——　　　　

    ……为你们　　　　

    我预备挖出心来，　　　　

    践踏它，　　　　

    使它变得更大！——　　　　

    我要把血淋淋的心献出，　　　　

    作为一面旗帜！　　　　

（　　200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