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持社会主义不怕“被打得粉碎”的毛泽东方向下的理论思索

在坚持社会主义不怕“被打得粉碎”的毛泽东方向下的理论思索（文章综合）

 
[ 春天的惊雷 ] 于2008-04-23 强国论坛
 

为了坚持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毛泽东是准备着“被人打得粉碎”的。可见，毛泽东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决心之巨伟和坚强。而今，在毛泽东过世三十多年的时候，我们已有必要和可能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了。

这是在历史接力赛中交下来的一棒，——马列，尤其是毛泽东，已为我们跑过了“精彩”、“优秀”和“伟大”。

人类社会的进步动力在于自身的矛盾运动，其动力之根是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承认人的思想动机、社会政治及组织的力量。因为承认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动力，就理所当然地承认社会必然进步的总趋势，──历史证明：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总是发展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承认社会生产力的必然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的必然进步，却又不是说这种进步是纯自然的，绝对顺直的，处处时时是等速同一的。恰恰相反,人类社会在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里发展是极不一致，极不同一、统一的。今天，发达国家的航天器如夏日蜓群在空中遨游，非洲原始老林中的人们却仍沾沾自喜于他们能以威猛之姿弯弓射杀虫蛇；当托夫勒的大作勾勒未来社会的蓝图而一时风靡世界时，极少数落后民族甚至还未产生出历史社会、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的概念，更不谈什么认识社会发展中的规律；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信仰激励亿万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饱尝社会主义的初步胜利的喜悦和暂时失败的痛苦时，一些相对封闭的地域、民族的人们却仍踌躇满志于头戴斗笠、身骑毛驴、吟诗于花前月下，耕织于田园草舍的恬淡生活……

另以我们中国自身为例，它的全部历史发展，可以说既辉煌壮丽，又怪谲百出。它有永载史册的空前绝后的封建社会的昌盛繁荣，确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式的黑暗，但却有使人更为悲叹的近十个世纪的停滞落后。人们大都知道，自宋代之后,中华大地,夜气如磐。到了近代，自鸦片战争起，国人一次又一次呼喊,一次又一次战斗,可是夜漫漫,路遥遥,长夜难明赤县天。当代, 我们则又有使几代人欣悦不已的“后来居上”式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和建设新中国，但其中也有──也许让后人说起来似乎无法想像（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是如何发生的荒唐，比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跃进；大多数人都进行过“我是大公无私的”表白；还未等历史将“我是大公无私的”表白掩藏起来，其中有些人又突然转向“金钱就是一切”的逐利狂热……

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千差万别，如此曲折反复，如此扑朔迷离。这里说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但不是唯一且均衡起作用的力量。否则，人们便无法解释社会发展的参差不齐，反复迂回的状况。故此，就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和主流来说，是必然如此前进的，也是应该如此前进的。也因此，自古到今，世界各地、各民族和国家，无论是繁荣发展年代，无论是沉沦黑暗时期，都曾有过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为社会进步作出了辛勤的观念性劳动, 为认识和说明社会进步做了艰难的探索。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就中国而论，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有过无数壮丽的发展。今天，我们尤其应自豪地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历史画卷中是十分辉煌的一页。她的一切成功和缺失，都是宝贵的财富，都将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

一、 中国当代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之父。他在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将“盖棺”而给自己定论说：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新中国，二是搞文化大革命。今天的人们，对毛泽东的自我定论的理解和评价，当然不可能是绝对一致的，但把它简要表达为：──毛泽东一生为社会主义奋斗，并为此不怕“被打得粉碎”，恐怕人们不会持多少疑义。建立新中国，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己认为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人们发现，少数人对毛泽东的疑义之根、之实质在于中国该不该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是不是过早了，过“左”了？等等问题上。

显然，毛泽东在世时, 人们异口同声的“社会主义好”掩盖了这少数人的疑问。由此也影响了毛泽东本人及其他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对中国为什么能在本世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作进一步的、十分充分和十分深刻的理论说明。

从已显示的资料看,毛泽东个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以及他对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确认，有如下的过程和理论表现：

一是五四运动前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 毛泽东在《谈政治》的文章中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场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2)。那时, 毛泽东还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中，宣扬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坚信它将“普及于世界”，希望中国人也应该仿效十月革命。毛泽东自己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使本来落后的苏联产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当代无产阶级的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看到了人类光明的前途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共识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形成了。毛泽东对此的理论说明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3)。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指的什么呢？毛泽东在另一个地方指出，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失去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可能，我们历史的新选择是：不是倒向资本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而中国百年来到处找出路，曾向西方学习，然而先生老是欺侮学生的现实，使中国人警醒并认识到，世界上那些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以，中国只能走向社会主义。

三是在本世纪的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前半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和建设提出的一系列的探索性观点，其中突出之点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理论的系统化。

四是毛泽东的晚年，在他号召学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提出了要“社会主义的高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也可以“高速度”，所以要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帮助我们搞清这些，他还号召人们认识列宁所提的时代的问题。列宁说：我们面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由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必然出现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民族的解放运动，都不可能不打上社会主义的烙印。

由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以深刻的历史见解和现实运动为依托的：

首先，封建专制在中国已穷途末路，它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腐败，由此招致了帝国主义的入侵。

其次，在封帝官三座大山压迫下，中国曾进行若干次反抗斗争，从太平天国到戊戌维新，然而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虽取得局部的胜利，终因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窠臼，后来又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基地上。这一历史结局，符合私有制条件下的世界性竞争逻辑。因为以竞争利己为本质特征之一的发达资本主义，它的战略谋图是绝对排斥别的大国也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即不培植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正象人类出现之后，地球上其它高级动物进化为人的道路被人破坏一样（起码是其它动物不可能再沿着猿进化为人道路前进）。只不过前者是人为自觉的，后者是自然自发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本来落后的俄国通过十月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并促进了苏联社会的深刻变化。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历史和现实发出强劲的呼喊，中国人民不能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人们：时代需要的人物，它自己即能产生出来；时代需要的思想和理论，也会应运而生。就这样，时代也给中国先进分子铸就了社会主义灵魂。无疑，受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先进分子及其社会主义灵魂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完全科学的。

从唯物主义反映论上说，感觉是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但感觉到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理解和认识。不过，感觉达于理解和认识，不是坐而待之，它是通过实践的桥梁过渡的。就是说，感觉到的东西，人们可以也可能通过实践──开始是模仿──继而深入实践，去理解和认识它。无疑，模仿、摸索的过程，可能是充满缺失和错误的过程（人类的历史主动性实际是允许这种缺失的）。不过，只有通过这一过程，人类的认识才能由感觉达于理解和认识。而一旦正确理解和认识形成, 人们则能进一步感觉它，从而进入新的认识领地。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实践和认识正是循此规律进行的。

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以及50年代后的探索实践，因其主体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的，它虽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但对其带有自身特点的必然性的论证，以及一般理论和自身实践完全结合的科学理论，仍是略显得缺乏，即缺乏“具体的抽象”理论。应当指出，毛泽东的多次社会主义教育和普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是基于这一缺乏。这种缺乏，不但为50年代后社会主义建设困难的实践所证明，也为迄今还有人对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会主义，持否定态度，以及一些人在改革中“明修社会主义栈道、暗渡资本主义”所证明。毛泽东是不隐瞒这一事实的。建国后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先知先觉，没有天生的圣人，对社会主义，说我们什么都懂了，没有的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严肃地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还不巩固，还有极少数人总想颠覆它，并且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

毛泽东的这一态度是科学的，他所承认的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仍有认识不够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

随着历史运动的深入和理论的深入，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大多已发现，对中国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理论论证的不足，是当今诸多认识不够的问题中的最为一般的问题。并且作为一般的理论问题的展开：为什么当代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而一些典型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却跚跚来迟？这一切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以及某一社会形态在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观点有没有矛盾？如此等等的问题，则经常盘旋在人们的脑际。很显然，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缺憾。不过，──如前所说，这些不足和缺憾，在社会主义仍在探索的初始阶段，却是十分正常的。

应当严肃地分析，毛泽东当年告诫全党说：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看来，不仅是从经济基础差这一方面提出，而且也极可能“涵”有我们理论不足方面的问题。

二、相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必然性论证的缺乏

通过寱毛泽东的社会䨻义理论的追溯，人们应该承认︚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急，勪有社会主䩉才能救中国，我们迄今运沠有发现毛泽东有系统的著作、专论去说明，尤其没有涉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同马克思所表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的观点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正因为如此，一些对中国社会主义持否定观点的人，才再三再四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是一个乌托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人对这种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认识不足，而常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正像古希腊神话中大英雄阿基里斯一样，他神威无敌，却也有脚跟后的弱点，导致有时受到伤害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确也经常遇到困难。也同于上理，对于这些困难，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它，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些正是社会主义探索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这一缺憾，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一些忠诚的社会主义拥护者并没有涉及。其原因：一是认为马列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有缺憾，二是一些人在对毛泽东无限忠诚、在“社会主义好”和“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根据地”的狂热中，缺乏冷静的研究和理性思考。令人欣喜的是：到上世纪70年末，当人们发现现实中矛盾、困难同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人们在历史展开的矛盾面前，在由毛泽东推动的巨大的历史碰撞面前，开始跳出因往日的迷信和对毛泽东挚热情感而放弃个人思想的怪圈，努力从毛泽东的原则性观点出发，谨慎地解释和论证毛泽东论说的中国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合理性。这里，得用上马克思的比喻：这实际可以看作是人类在涤罪所的历程中，历史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的一部分，一个必经过程。

这个论证大体有三方面的观点。一是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从一个落后国家首先突破的观点上所进行的探索。二是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弹性规律所进行的解释，即，决定某一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高度，不是一个绝对刚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同──确定数，而是呈现出一个幅度、范围，即认为社会生产力大体发展到某一幅度内都可以引起某一相应层次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三是根据世界历史发展中，在那些依次出现的各个社会形态上，那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民族、国家, 普遍存在着“后来居上”的现象，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社会形态的发展中，不是前一社会形态层次中相对先进发达国家“捷足先登”，相反，倒是本来落后者，迎头赶上，或跳跃超前，后来居上，最先跨进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由此推理，去说明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直接发展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应该说，以上这三方面的观点，作为理论工作者的严谨探索，对当代社会进步的必然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论证，已实际地接下了马列和毛泽东的理论接力棒，并超越了他们，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是认识的必然性中介。

然而，这些述说，没有完成相应的系统的理论概括，更没有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预言的，在现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首先获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观点，同马恩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间存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更没有涉及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后来居上”，尤其是现实中的一些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甚至是“半资本主义”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远远未发挥出来之前，就进入社会主义的现象，同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这里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是指生产关系。下同。笔者注），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观点之间的某种矛盾。故而，也没有从解决这一矛盾入手，分析社会形态“后来居上”发展的普遍性所体现的必然性，及其日后向前的具体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因而，这些论述不但不能较为彻底的说明当代经济落后国家──尤其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特殊性，不但不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我党为当时阶段制定的，体现以上必然性和特殊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探索性、合理性和历史过渡性，反而形成了一些思想疑窦。

随着历史辩证法的展开，随着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的接力性发展，今天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在自己此前已取得的认识的基础上，对当代相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而今，一些人的认识已达于这样的程度：马恩以往的理论缺憾在于，没有直接说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发展，其影响半径逐步扩大，世界各国历史发展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互相间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没有进一步说明社会活动中实践主体能动作用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故而没有把辩证法在自己的社会历史观中贯彻到底。

纵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拓展，各民族、国家之间联系和发展的日益扩大，闭关自守的状况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也因此，每一民族、国家所造就的先进生产力，以及同时萌发的一一突破已经陈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要求，其作用也决不会蜷缩在它的祖国。历史给我们展示这样的情况：在社会实践主体的作用下, 一种能动的上进求善、就高争先的意识“合力”, 使相对落后的国家──贫脊的经济、文化“空地”──更容易吸收最新革命思想，并使之产生作用。从而造成世界历史发展不同层次的“繁荣点”，在跳跃中变迁。大河流域的科学文化，不是直接使自身，反而推动了古希腊的奴隶制文明;本来落后的日耳曼,借鉴于古罗马而消灭古罗马，先创立封建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繁荣的科学技术，则直接成为推动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杠杆，而自己却发生了千年停滞──在封建社会的窘困中。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影响则更具有广泛的世界性。而世界各国互相影响是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的，比如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技术传输；另外还有经济侵略、兼并掠夺和政治性战争等。

在社会形态的革命方面，这种互相影响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都是由有能动性的人参与的。正是这种能动性，使矛盾斗争在其向前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表现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在两个相反方向上发生反作用，终而产生出不同的结果，从而展现出历史辩证发展的道路。

一方面，在先进生产力的具有国，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而产生的相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和其它不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应成熟和完备的。当它陈旧落后时，其一方面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免于自身的灭亡，也表现出超乎一般的保守力量。即其尽管过时、陈旧了，却有超强的生存能力。这一点，同整个自然界事物的一般特性相一致。在整个自然界里，每一层次、等级、种类上的每一个体，凡相对成熟、发达者，则有更大的保守性和延续生存的能力。以上所论及的奴隶、封建社会形态成熟、完备发展的典型，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国，都表现为难于实现新的社会变革的情形。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现代一些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顽强生存，一次又一次地抵抗着国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冲击，尤其是在本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同社会主义的“僵持”“战争”后，于今还出现某种“繁荣”，正是这一道理的体现。今天，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持、生存能力表现在：一是转嫁贫困，剥削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用一部分的剥削得来的财富，软化或瓦解本国工人阶级的斗志，缓和本国的阶级对立；二是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调整，甚至仿效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无产阶级的品德作风──把它变成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手段，来统治劳动群众（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有些人，被这种现象遮住了眼睛，以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正在消失）；三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和挫折，强化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优越性和永恒性的教育。所以，过去我们那种以为，只要落后、腐朽和更加反动了，就会立即灭亡的看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而在另一方面, 随着这些先进生产力具有国新的发展要求的产生, 随着力图突破和变革已经陈旧（曾经十分先进）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必然倾向的出现，会产生出新时代的革命理论。这些理论，最初当然肯定不会产生在落后国家。但这些理论一经产生，就伴随着生产力的外传，必然也传输到一些本来落后──但正在四处寻找出路的国家，从而产生“越位”式影响，（这些国家往往内外交困、革命愿望十分强烈）。而这些落后国家旧的社会形态往往发展得不太成熟，不太完备。于是，容易被代表新生产力要求的革命所冲破。以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例，当代一些经济落后国家，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一般地说，无产阶级都较于本国资产阶级更早地出现，更快地成熟壮大。虽然它们在全国人口中不占较大的比例，但他们身受多重压迫，得到更多的“训练”，故对历史发展有较清醒的认识，不存在幻想。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憎恨，看待资本主义，──并且实际地看到本国的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重压下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这些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容易产生革命要求，也容易接受革命理论。这样，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起码在现阶段上，比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更大的革命爆发力和坚韧精神。这样，在首先产生革命理论并发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倡导召示下，他们接过革命旗帜，坚持革命，夺取政权，建立崭新的社会形态，这就理所当然了。当然，对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建立这样新的社会形态，确有点象大鞋套小足，会有些不便。但这似16世纪后印第安人面临“跨时代变迁”般的不便，也如本世纪60年代我国苦聪人被引出原始境地式的不便。有痛苦，但是暂时的，也是只得如此的。

人们可以看出，以上作为一种理论概括，并不是仅仅对当代社会主义在相对落后国家首先出现的必然性的说明，倒确是对人类文明所经历的几个大的阶段作出的普遍归纳。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建立，都不是首先由本来相对先进的国家来实现的，相反，无一例外的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的。

由这样一条“阿莉阿德尼线”(5)，我们便可以走出对经济落后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必然性认识不清的迷宫。19世纪以来，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确实发展得十分成熟和完备，以至近百年来，在一次次危机的冲击下，还一次次露出顽固生存的嘴脸。而经济落后国家，以我们中国为例，多年来一直在黑暗中探索，封建式的桎梏在19世纪资本主义廉价商品重炮几度轰击下，才打开一些缺口，但先天不足的资本主义又在忧前虑后中难于大力发展。于艰辛中，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之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所以，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其客观必然性。
重复地说，对这种必然性的论证，正是马列和毛泽东所缺乏的。

当然，上边已说过，马恩原理和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面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对人类历史发展作总体性解释，也是正确的。他们的辩证法未彻底贯彻的地方，我们也不可苛求。因为，在马恩时代，资本主义虽然已暴露一些不可自拔的矛盾，但上升的势头仍未结束，资本主义成熟的社会形态具有巨大的保守性，也刚开始暴露；一些不发达国家“后来居上”──较早地进入社会主义的趋势，其客观必然性的展示，亦不明显。这一切，都使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全面据有事实，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他们的时代，发现了他们的应该发现的东西，他们无愧于人类。至于毛泽东，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界观，严肃理论家的严谨和勇敢气魄，努力实践，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支配下，大胆实践，勇敢开创，其方向也是无可非议的。如果说，革命战争，由于前人若干次开拓，毛泽东科学总结正反经验，使他成了凯旋英雄。那么，社会主义巩固和建设，他自己则处于先军前哨的位置上，其中困难、风险，可以想知。这也使他不是总有时间，将正在展开，但远未完成展开的历史，总结上升为理论。真理接力的这一棒，理所当然应交给后人的。

三、由理论缺乏所导致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辩证法认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在实践中由感性认识达于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提高认识。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如此这般，使人类由一个个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这里，马列和毛泽东的认识论揭示了：实践同认识、理论互不分离的关系：即一方面理论离不开实践，没有实践的基础，理论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实践又离不开理论指导。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而在认识活动的逻辑起点上，实践是第一的，首要的，基础性的。实践是人之成为人（恩格斯认为劳动创造了人），产生人的思维、人的理论的起点。对此，经典著作家们大都有过这样的比喻性示说：人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想学会游泳，得首先跳下水去。一个人如果坐在岸上把游泳理论、把水的浮力公式倒背如流，就以为自己会游泳了，而不跳下水去试试，日后，一旦进入水中，还是要吃亏，甚至要丧命的。

因此，历史总是鼓励探索，并最终总是给开创性实践以巨大荣誉的。对当代的一些较为典型又相对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的革命和建设，因其是在历史大时代的规定下，在人类发展进步的──但仍以异己规律而存在的规律的──作用下，以人类自身的积极主动性而摸索前进的，大方向和它的根本的方面是正确的。这是人类进步的壮举，历史的荣誉室将永远以显著的位置标示其功绩。一切所谓的当代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议论以及将它批评为“左倾冒进”的观点，──这种并不是建立在首先肯定其方向和积极弘扬其总体思想的前提下而针对局部的具体问题进行批评，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种批评也可能得势于一时（注意：在历史的大时代下,时间的计算单位, 根本用不上秒、分、时、日、月，而是世、代和世纪），但终就经不住历史的推敲。这种批评也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发生曲折，但这种曲折至多不过是一个历史插曲。
我们正是在这一大认识的前提下，去研究论说马恩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方面的最为基础的理论（即当代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上的缺憾，以及社会主义在开创性实践中的困难和困惑的，并且这种研究性论说，是从世界──主要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各种经验教训反思过去，是认识对实践起点的回溯，进而对实践全程的总结归纳。

综上所述，由于毛泽东和我党对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前边已指明：也包括马恩）还未完成，当然也就不可能涉及人类历史在进步的过程中，大的历史性突破都有后来居上的普遍性，及由此回顾和研究历史上“后来居上”运动在其后来发展中的特殊情形；也更不可能以此去启发今天。故而，在我们中国近5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在历史的突破性进步和伟大胜利面前，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困难、困惑和迷误。

第一、我们始终没有说服和击败无恶意和有恶意人的“中国的生产力太落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中国根本没有资格进入社会主义”的批评，以及“二次革命论是科学的，在这样落后基地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乌托邦，是典型的左倾，也必然是革命后建设的左倾之源”的指责。事实上，这种批评，在第二国际以来,就未曾停息过。本世纪初,考茨基就是以“俄国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水平”为由，起劲地攻击十月革命；后来的普列汉诺夫经常摇摆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间，最后也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持否定态度，也是因为他认为俄国的生产力还不先进，搞社会主义还不够格。
应当说，这种“中国社会主义不够格”的疑虑、议论和批评，虽然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然而，由以上论及的社会主义理论缺憾可知，却有“祖宗之言”的理论根据（当然是教条主义的）。诚然，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战斗的年代已考虑到这些，但他们只是一般地说明了“社会运动是一个合力”；指出社会生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力量是生产力，是经济，但不能只归结为经济。恩格斯还自我批评说：在历史发展动力的阐述中，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后来，列宁在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孟什维克分子苏汉诺夫的争论中，也只是一般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规律的实现，有时以特殊性为前提；落后国家可以有“跳越卡夫丁峡谷式的发展”。仅此而己。可见，问题到这里决不可能结束，疑问、疑虑和批评要在理论上彻底之后，──对大多数人来说，才能雾散云消。可惜，──以上已多次讲过，理论上的彻底，其条件在马列时代始终未成熟。因此，这一缺憾又成了毛泽东的缺憾。

马克思说：理论愈是彻底,愈能说服群众。因为理论上不甚彻底,在中国近5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即使在社会主义的高潮年代，人们实际信心，即由完全的理论通晓而建立起来的自觉行动，一直显得不足。有时候，人们似乎高歌猛进，好象坚信不疑，但实际若明若暗，不少人是一种盲目的人云亦云。这种理论上未彻底和由此没有使相当多的人在理论上通晓，致使有些人一方面在实践态度上稚嫩、行动上情绪化和左右摇摆，另一方面又对困难、曲折缺乏必要的心理承受力，于是导致了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信仰危机。巨龙摆尾了，人们在跃进的热望后徘徊。

第二，由于没有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后来居上”普遍性中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导致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把握这种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很显然，同那种按自然顺序向前发展的社会进步相比，这种“后来居上”式的社会进步，具有更多的特殊性，也具有更多的困难、艰险和曲折。

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本来秦是一个弱小的国家, 奴隶制并不完备和成熟，在战国七雄中，秦排号最后, 通常称为“齐、楚、燕、韩、赵、魏、秦”。根据史学家郭沫若的观点，他甚至认为在秦早期还保留较多原始社会的遗迹。但正因为如此,它的封建主义的变革，没有太大太多的历史包袱，变革较早,较强烈,也较成功。秦自商鞅变法起逐步建立了封建主义，直至秦始皇，终于由一个最弱最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国，并由秦完成封建主义大统一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后来居上”的情形。这是一个辉煌胜利的过程。不过，这仅是问题的正面，问题的反面则是：它经历了几代人的阵痛，始俑变法者商鞅还遭了车裂之祸。秦统一中国后，它的时代成果──封建主义──虽然勉强保留下来，然而不久却江山易姓，另属刘氏了。现在的一些史学家较多从秦始皇的专制暴戾去解释秦的迅速毁灭，殊不知秦的专制暴戾，出现在历史的“后来居上”的变革期，又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一个历史证明。另外，我们从资本主义的产生来说，前文已论及：它的最早成功不是在封建主义十分成熟的中国、印度等国，而在封建主义起步较晚的欧洲，在英、法等国。这又是一种“后来居上”的典型。而它的资本主义的巩固，也不像后期产生的资本主义那样相对和平，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反反复复。英国资本主义革命曾遭到以封建国王查理一世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两次反抗；法国的资本主义革命也有过百年反复，有过若干曲折的斗争，中间曾有过两次封建王朝的复辟、两个帝国时期和三次革命高潮。以史为镜，使人明智，知兴衰，通变迁。当代社会主义，尤其中国的社会主义，其真正巩固和发展，也毫无例外要经历各种斗争的，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和我们共产党人豪迈地说：“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它是历史之必然”并不矛盾。这对从理论上充分认识这种“后来居上”的特殊性的人们来说，也是十分自然的。但由于以往理论未臻于彻底，决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一点，人们很长一段时间沉静在“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明灯”、“中国社会主义将永远高歌猛进”的兴奋之中。后来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发现问题后，反复提醒、教育人们，不少人对此才有所理解。然而，仍有一些人缺乏理性认识。当社会性斗争来临时,他们便一改常态，变得心灰意冷，消极沮丧，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发起“悔不该当初”的牢骚来。

第三，这种“后来居上”式革命的特殊性，还体现在较为强烈的用先进意识导向的特征。在某些局部时间、地方──尤其是开始阶段，这种导向甚至带有半强制性和强制性。这一点，由毛泽东和我们党对历史的一般规律的通晓，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倒是始终坚持思想政治领先的（下边有专章论述）。但因以往“基础理论上的不彻底”，广大人民并不完全理解( 思想工作规律仍以异己规律存在)它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真正的理解它，当然也就不能很好地把握它。在实践中，表现出极大的盲目性和幼稚性。回顾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教育, 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斗争，笑话翩出，个别人甚至常走极端。具体地说，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是国家政权──无产阶级政权──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政治改造问题。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问题。如何保持这斗争的韧性、科学性,不要搞“斗争扩大化”也不要搞“斗争熄灭论”，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而这一把握的前提就是“后来居上”变革中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其次，是对广大群众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引导问题，这是一个面广量大，极需耐心和科学方法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曾有过很多论述，应该说，是极有远见和邃思的，然因全社会缺乏对“后来居上”的特殊性的较为广泛的认识，广大群众实际操作起来一度很难。由此招致有人总想以出现的困难去否定它，或在实践中抛弃它。可以预言：这种否定，肯定会在历史的背向运动中重新走向正面，历史一旦完成正面走向反面、再走向正面的运动，真正的社会进步就会在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词典中落下光辉之笔。再次就是摆正政治同经济、业务，政治思想同物资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后来居上”式社会运动的特殊性在这方面的表现又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社会一刻也离不开无产阶级政治的反作用，以这种反作用来解决上述诸方面关系，而另一方面这种反作用又常常不能在十分落后的经济基础找到合适的作用点，着力点，致其反作用不但常常无法得心应手，不易奏效，反而出现巧困拙中，雅被俗污的情况。这是一个矛盾。时至今日，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矛盾的解决方法是：在总体的根本目标下，分阶段实施引导，即在每一小阶段（不能笼统地光用总体的政治目标去执行每阶段的具体引导），为新生产力的发展而完成政治开辟任务之后，注意的工作重点应是经济。过去我们党也曾这样做，但还不是完全的自觉化和理性化的行动，而表现得忽东忽西。故而，就我们党的大多数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们来说，当时仍有不少人，还未建立以下认识：要通过多种方法和多种渠道，把世界先进生产力改造和接收过来,并以此为跳板,向新的高度发展；要尽快地在每个阶段的任务下，造育出丰沃的经济土壤，把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政治之花──本是西方土地上生长出的马列主义，不再插在花瓶里，栽在盆缸里；即不要仅存在在一些先进分子的头脑里、书本里、书架上，而要真正扎根在东方的土地上，并使之枝壮叶茂，开出自己的花。

第四，中国式的“后来居上”，又是在特定国情下进行的。以往，由于缺乏理性认识，我们对人的心理习惯、思想观念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存有认识偏向。在宏观上，虽然看到新文化思想实现社会性教育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对旧文化思想的多元性，以及这些问题的根源的认识却失准、失全。人们在很长时间里，从马列的著作中，看到了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改造的任务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因此，当我党看到思想领域内改造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后，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把眼睛仅仅盯在资本主义文化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意识上。殊不知，这种“后来居上”式的社会进步，通常不是从一元化的旧意识层面上革命过来的，特别是中国，它的实际情况更为特殊。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文化思想上，既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又有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若单从旧文化思想方面说，这实际是一个二元并存的状况。在这二元并存文化思想中，应该说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思想更为浓重些。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斗争表明，当人们把思想斗争的着重点放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思想便溜之大吉了。加之，在历史发展中，人类文化思想的“外在”特征上，也有一个不断发生正反、左右摇动的问题。这样，在历史晃动的钟摆下，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似乎在同一方向重合。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仅是形式、仅是相似而已，实质内容决不一致）。具体地说：封建主义强调统一、同一和专制，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级，它面临将人类引出涤罪所的任务，也要强调统一和专政(尤其是开始阶段)；封建主义在其文化体系下有禁欲主义的特征，而社会主义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虽决不提倡禁欲主义，但总是要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限制某些个人主义欲望；封建主义要求宗正化一，社会主义的社会进步也要求逐步对社会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化改造。由于这一原因，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有时稍加修饰装扮，即可以“暗渡陈仓”，逃脱批评、斗争和改造。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文化思想，正好同封建主义官本位（常以社会本位的面目出现）以及社会主义的民本位──真正的社会本位，尖锐对立。所以，在历次社会主义教育中，资本主义每次都遭到批判。这种批判本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存在，及其乔扮冒充成社会主义思想，使我们对资本主义批评、批判和斗争，往往越离健康的轨道，个别人甚至经常在蛮横的专断的残酷斗争下露出封建主义的横秋老态，即用封建主义斗争资本主义，导致了前门打狼、后门虎逛的结果。在微观上，我们没有分清人们思想的多层次、多层面，思想政治工作，在有些地方呈现出一刀切、一锅煮、一个药方、一风吹、一棍打……的一片混沌。故而，使效果甚微。

总而言之，这一带有根本性的理论缺憾，是我们几十年来发生若干困惑和某些失误的思想认识性根源。不过, ──重复地说，这一缺憾，又不是那一个人的失误。公正地说，因为它是历史进步中必然性疑难。是历史留待人们在实践后进行反思的。这正象自然科学的好多发现，前辈在某一特定的知识层面上作出大体正确的预言展望──但仍存在不足和实践上的失误，后人则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反复实验证实了它的正确方面，并弥补了前辈的不足，使之严整化、系统化、科学化。随之而来，他又会遇到新的知识层面上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连同他的探索及新的失误，又将作为遗产传下去。当我们今天以实践为根据，回首马恩列毛的理论，作出自己的评说时，应有这样的科学态度。以此去防止一些本来就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人政客利用我们工作，把我们拉进他们文化体系中去。此外，人们也应看到，毛泽东的晚年，在好多方面，尤其是民族文化思想方面，认识已开始出现重大突破。尽管当今的人们对此异议甚多，而实际上这些突破具有极其巨大的历史开创作用。甚至可以说，今天西方一些人的异议蜂起,正是这一历史作用的最初结果。

四、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终极形态的呓语

综上可见，当社会主义在今天的进军，有其必然性，正是这一必然性铸就了当代先进分子的灵魂。然而，在现实中，社会主义的进军，并没有按人们开始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出现，而由相对落后国家“后来居上”时，这一方面成了一些怀疑、甚至反对社会主义人们的口实，另一方面也使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情况。此外，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本世纪70年代前，在宣传舆论上，普遍存在着某些片面性，如讲社会发展必然性多，讲必然性在实现过程中的复杂性少；讲胜利多，讲客观存在困难、曲折和失误少；讲资本主义反动、腐朽和行将灭亡多，而讲它凭借自身发展惯性、在挣扎中也有一定的调整适应能力，故而还能较为长期地存在下去的少等等。这就注定了社会主义后来的窘困（也必然是暂时的），尤其是资本主义在同社会主义抗争中采取了一定的权宜的应变措施，从而出现新的“繁荣期”时，就使一些共产党人显得格外尴尬了。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优谁劣、谁胜谁败的议论，是令真正共产党人深思和研究的(因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经济方面，不少人议论确是事实)。什么东德不如西德，北越不如南越，北朝鲜不如南韩等，沸沸扬扬；在中国国内，大陆不如台湾，更不如香港的议论，也不胫而走。时至八、九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终因“高天滚滚寒流急”而“万花纷谢一时稀”，一个个国家改名换旗，出现了自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第一个实质性曲折和巨变。随后，一直鼓噪在前，却久作傍徨的苏联，也终于解体，并干脆改姓“社”为姓“资”。此时，整个西方欢呼起来，他们弹冠相庆，欣喜若狂。一些西方政客居然断言，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些人对社会文明大道的偏离，是一种入迷走失。
……随着资本主义“二度春”的出现，社会主义确实出现了傍徨性徘徊。即使在中国，有些人，包括一些苦苦探求中国发展进步之路的好心人，也心存疑惑：社会主义如不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否真能万岁？极少数人，实际上已开始十分认真地否定毛泽东社会主义灵魂的工作。应当说，这一点不幸为毛泽东所言中。

但人类的理性是不可消灭的，它可以有曲折，作为时代灵魂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以我们中国为例，我们党和广大人民今天的答案依旧坚定明确,依旧信奉马恩列斯的观点,只不过得利用今天的人们提供新的材料和情况，来进一步论证自己信仰的科学性，并从新的视角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及前途。

１、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有“二度春”？

这在理论上已无需说明了，因为前边已作概略论述，并且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较量大半个世纪的今天，尤其是近几年东西方各自真实情况的披露, 人们已能一般地从理论上理解资本主义在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在成熟、完善，走向胜利过程中的非顺直性和长期性。

从实际上说，原因大体可归结为资本主义在同社会主义斗争曾发生的几个重要的战略变化，正是这些战略变化，从而一时稳住了资本主义阵脚，并获得某种“繁荣”。

首先是“以守为攻”。早在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垄断、腐朽，而遭到无产阶级反抗的最初时期，资本主义某些代表人物即考虑到把剥削和贫困引到国外，并使一部分工人适当分享剥削之果，甚至让其参与剥削，以安抚本国工人，进而保证自己有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后院（本书四章将对此有较详细论述）的发展战略。这种腐蚀本国工人、瓦解无产阶级斗志，把革命的无产阶级拖进机会主义泥坑的战略，最近几十年已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共识，故在西方和日本得到普遍实施，并收到了明显效果。其表现为：进入50年代,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资斗争相对冷寂，资本主义确实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环境相对安定的条件下，他们又正确地实施科技战略，使生产力要素发生根本质变，从而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迅速发展，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快速增长。除此，资本主义迫于社会主义和本国无产阶级的压力, 近几十年统治手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模仿社会主义的管理方法,比如发挥工人在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改善劳资关系，增加社会福利，甚至向社会主义中国那样，开展学习“雷锋”等活动。有一则故事十分耐人寻味。90年代初，当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到日本考察企业管理，并谦虚向人家请教时，一位日本企业家坦率地说：我们好多管理方略，学自于中国的《鞍钢宪法》。资本主义的这些战略改变，显然都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故可称为“对内和平演变”战略，但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一时稳定的效果，从而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资本主义的内部相对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又一时提高了他们同社会主义的竞争力，从而加强了“对外和平演变”，即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于是，带来下一个问题。

其次是“以攻为守”。鉴于上世纪50年代前，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直接对抗，而连续失败的教训，他们变过去的经济封锁、政治压迫和武力干涉为加强联系、经济渗透、文化和政治诱导和炫耀实力等手段。近二、三十年，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调整步伐，协调行动，不断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摧魂夺魄，也收到了明显效果。正如现在一些人总结的那样：他们连连得手，瓦解了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

反过来，资本主义又利用这些胜利，利用社会主义发生的困难、挫折，利用那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互责、互骂和自悲自叹，强化资本主义的教育。资产阶级政客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的观点，正是强化资本主义教育的典型观点。如果说，当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给资本主义注射了“强心剂”，那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和前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责骂，等于给资本主义服用了“益寿延年膏”。如此这般，加上资本主义的其它权宜措施的使用，使资本主义又出现了“二度春”。资产阶级政客的关于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的呓语，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大势下说出的。

２、资本主义的矛盾依旧存在

尽管资本主义近几十年对自己有改良、改革，尽管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相对稳定和繁荣，但这一切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本来性质，也根本不可能改变其未来将被社会主义代替的趋势。
现代资本主义表明，尤其是相对繁荣的资本主义，其繁荣性发展,不管它如何改变方式，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不但没有变，而且剥削程度加深了。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对外剥削，不能象有些人说的那样：“这不是剥削”。另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这些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各国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当今，日本与美国，美国与西欧，西欧和日本，都存在着以“贸易战”为核心的“经济战”。它们有时公开对垒，有时则同床异梦。一方面各方都千方百计地想打入对方市场，另一方面又尽力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这种斗争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随时都可能转化为政治、军事争斗，以及转化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再者，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福利，不要说它们金钱的来路（剥削世界）不正，并且，这种福利因为不是建立在社会公有制和“利他主义”道德文化基点上，虽有时能缓和社会的某些矛盾，但说到底又会带来诸多的懒散、自私，经济增长缓慢，社会矛盾增多等问题。以“福利国家”的楷模瑞典而论，其福利政策已陷入困境。记得，由1996年至今，针对种种社会问题，美国国会也一直有动议，要改变福利政策，准备甩掉贫民……可以想知，如果真这样，其结果，又会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危机周期推置到福利政策实施前的状况上去。因此，资本主义以上的各种计宜，说到底因为未改变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不过是把矛盾暂时延缓、爆发周期变大而已。向他国转嫁贫穷和不公正、向地球转嫁危机，也是如此。一旦这些矛盾重新以激烈形式爆发起来，一旦他们通过对剥削而聚财的黑道，被不断独立自强的民族，国家堵死，资本主义的春容花貌还能存在吗？而且,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改革并不是自觉情愿的，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现代社会主义的进逼促助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兵临城下”而造成的。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成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优越性。

今天，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又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出现，它使世界范围的个人利己主义，民族、国家利己主义日甚一日。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经济、不顾环境等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已成了不少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观念的基核。世界范围的无资矛盾、社资矛盾在新的层面上又渐趋明朗化。人们有目共睹，当前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有文化思想造成的人类的生存环境危机,政治危机,道德危机，造成人类各种致命性疾病，如道德颓落、性混乱所产生的艾滋病等，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旧病滋生出来的更为严重的新病。就连资产阶级的一些未来学家们都为此忧心忡忡。他们怕小小的地球被人弄坏了；怕人类都会变得狂躁不安；甚至担心人体的奇异变化：重新长出尾巴或多生出一只脚，或头上长出角来……

不难想像，资本主义造成的这些危机，在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利他主义，以及在公有制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宏观运筹中，——尤其是环境危机，一定能得到解决。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实现，是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共同富裕和克己互让中……我们有把握地说：要不了多久，现实将在新的高度上呼唤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灵魂不灭。尽管它今天有一些不足。但不可倒退回去。对中国来说，也不可因未经历过完整稳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提出重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问题。历史充分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世界历史的主潮流面前退缩，去亵渎时代铸就的精华、灵魂，都是没有出息的。那怕这种倒退能造成一点的繁荣，也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经历无数的“开创成功不久便出现历史倒退”的人类——尤其是中国人面前，人们不会无动于衷。况且，毛泽东在世时，曾带领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极具针对性地演练这些。

应当指出，对此，我们中国共产党已有清醒的认识，并一如既往地向世界宣示自己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并且，经过“大浪淘沙”，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因素已更多地渗入社会现实，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法律化，愈来愈广泛的“利人济世”的价值取向，困难中的互相助援的群众性，以及经济组织中的自觉合作……都是时代灵魂绽开的绚丽花朵。

注：

(1)《毛泽东诗词》第22-23页
(2)《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16页
(3)《毛泽东选集》第16页
(4)同上,第1362页
(5)参见《古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条
(6)同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