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回忆录1》节选

  星火共运校对组

                    一一回忆从右江根据地北上以后

                                 吴    西

一九三零年九月，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分田后的第一个丰收季节。红七军的指战员正在和群众一同收割稻谷的时候，军部突然接到北上的命令。虽然前委内部对北上有不同的看法，但这是当时党中央的命令只好执行。部队要出发的消息传开了，红军战士们估计要有仗打，心情大为振奋，群众却对红军难舍难分。我当时在军部特务连(即警卫连)任党代表，李天佑同志任连长，我们两人针对战士和群众的具体情况，分别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

九月二十日，是个秋高气爽的晴朗日子，太阳刚刚升起，红七军指战员就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率领下，从平马出发。地方干部和群众，举着红旗，敲着锣鼓，早簇拥到部队集合的草坪周固和道路两旁，有的是父母送儿于．有的是妻子送丈夫。群众拿着布鞋。草鞋和刚摘下的新鲜水果住战士口袋里塞，千嘱咐，万叮咛，要红军打胜仗早回来。还有一批青年男士坚决要和红军走．“打倒国民党军阀！”“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和热烈欢送子弟兵的鼓掌声，震撼着山川，战士们含着眼泪离別了亲人．

部队走了几天，到达河池。分散在根据地其他地方的红军，都到这里来集合。袁也烈同志率领红八军转战几千里后的一部分，也到这里来集合。在刚割完稻谷的田野里，军部召开了一万多人的军民誓师大会。会上宣布改编红七军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军部率十九、二十师出征，二十一师由韦拨群同志率领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会上，群情激昂，决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争取革命的胜利。就在会后的第二天。红七军主力部队离开了河池，离开了根据地，向白区挺进，踏上了转战桂湘粤贛的征途。

按照当时“立三路线”的中央决定，是要红七军打大城市，去打柳州，桂林，夺取广州。部队从河池出发后，迅速占领了怀远、天河。到了四把村和长安镇，与桂系军阀白崇禧的部队打了两次硬仗，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激战数昼夜，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我军也受到很大损失。由于敌众我寡，加之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我军没有攻下长安镇，未能突破敌封锁线。党的前委根据当时形势决定，放弃执行攻打柳州、桂林的任务．决定部队北上，去江西根据地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军汇合。

部队翻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峻岭，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居住区，走了将近两个月，进入湖南境内，部队冒着风雪，急速行军．敌人不断地对我军夹击，围攻。我们刚占领了道州城，住下不到一天，敌人就分三路向我军包围。军首长决定连夜出发，离开道州，向江华开拔。之后，我们又插入广东连县，而后到了乳源县的梅花街。这是一个小村镇，四周都是高山，竹木茂密，地势险要。我们刚住下两天，第三天广东军阀陈济棠就调兵来向我们进攻。起初侦察人员报告，敌人来了一个团。军首长决心要吃掉这个团，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当天中午．敌人向我发起全面进攻，枪声炮声顿时响成一片。原来敌人来了四个团，分三路向我攻击，敌人火力强，攻势猛，一次又一次向我发起攻击，我军顽强地坚守着阵地，战斗打得很艰苦。眼看敌人越來越多地向五十五团一营的阵地猛扑时，军首长命令我迅速支援。我们不顾敌人的火力封锁，全连分两路抢占山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阵地．战斗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杀伤敌人一千多人，我们也伤亡七百多人，二十师师长李汗同志．五十八团团长章健同志，都在率部抢占敌军阵地时，先后中弹牺牲I

在紧张的战斗时，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一直在阵地上指挥，士气非常旺盛，但终因敌众我寡，军部诀定立即撤出战斗，部队冒着风雨向韶关、乐昌之间的杨溪口前进。军部率领的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即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经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到达杨溪口的一个渡口。乐昌河水深流急，不能涉水面过，只能靠两只小船来回摆渡。军首长研究决定，邓小平、李明瑞同志率领五十五团先渡，张云逸军长率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殿后。下午三点多钟，邓小平、李明瑞同志率领的五十五团全部顺利地渡过了乐昌河，控制了岸边制高点，五十八团的大部分部队也过去了。

张军长带着我们特务连和两个步兵连以及军直属队的一些非战斗人员，正准备渡河吋，对岸忽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接者一阵“隆！”隆！”的炮声，几颗炮弹飞落到河中心和岸边，激起了几股水柱和浓烟。我当时正在岸边和李天佑同志部署我们连的警戒任务准备渡河，敌炮弹落在我连跟前，我突然感觉到腿部麻木，疼痛，仔细一看，原来是敌人的弹片穿进我的右大腿，鲜血透过裤子直往下流，我咬着牙坚持，但是怎么也站立不住．张军长知道我负伤后，立即前来问我伤在那里，并叫医务人员赶快替我包扎。太阳将要落山时，敌人占领了河对岸，用密集的机抱向我渡船扫射，河面被封锁，剩下的部队已无法过去。同志们焦急万分，乐昌河把我红七军北上部队分成了两下。这时，传来军长的命令，部队撤离河边，后退到山里。我的腿负伤后不能走动，同志们那样疲乏劳累，但却硬要用担架把我抬着，一气走了三，四十里地，在一座高山腰。找到了几户人家，部队宿营休息，有的同志刚一坐下就睡着了。我们的张军长也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但他丝毫也没有想到休息，他一面到各处走动，关心着战士们的休息，一面捻着他那撮小胡子思考我军的前程，决定行动方向。后来，张云逸军长率领军直属队和未过河的五十八团两个连，迂回转战粤、湘等地。战胜重重困难，终于和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所率部队在湘贛根据地胜利会合。

当时，在那紧张劳累的情况下，张军长和经理处负责人叶季壮同志，还特意来看我。张军长详细地询问了我的伤势，安慰我说：“不要耽心，你会好的，用担架把你抬着走。”亲切的话语暖心窝，使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张军长走后，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想到，在南宁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后坐过牢，在龙州参加红色暴动，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红七军，在革命征途上，每一步都是党的指引和教育，我从一个普通学生成长为光荣的红军基层指挥员。完全是党哺育的结果，今天为革命受一点伤，首长就这样关心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我抬着走。想到这种崇高的革命深情，我的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主力部队都已过河，剩下的五、六百人，除了我们特务连和步兵连是战斗部队外，其余是经理处、卫生队、机关小分队和勤杂人员。为了加强战斗力，黎明前部队进行了整編，张军长亲自动员，炊事员饲养员、通信员以及机关的其他人员都纷纷报名，要求下连、下班，一切可以抽出的人员统统补充到连队去，共编了六个连，部队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士气很高。整编后的部队，继续向江西前进。蜿蜒曲折的山路非常难走，天气很冷，抬我的老乡却汗流满面，我躺在担架上确实不安，可同志们又不让我下担架走。正当我踌躇满怀无法解脱之时，张军长派人送来了一匹又高又壮的白马。

第二天出发以前，卫生员给我洗了伤口，换上药．然后扶我上马。这匹白马非常温顺，走得很稳，我心里踏实多了。走着走着，不知什么时候．张军长又出现在我身旁，他亲切地问道：“伤口好些吗?”

“感谢首长的关怀，我的伤好多了。”我激功地赶忙回答。

“不要紧，慢慢会好的。”张军长爽朗地笑着说，话音刚落，就扬鞭向前奔去．

我们在湘粤边界的山区转来转去，走了十几天，突破了粤敌的封锁，又来到湘南，住在一个小村庄一一彭公庙。春节快到了，群众热情慰劳红军，送来了粮食和腊肉。部队在这段行军中生活非常艰苦，身体都比较虚弱，想趁过节让大家吃一顿好饭，大块大块的腊肉煮在锅里，喷出一阵阵香味。大家正等着开饭，突然传来敌情，湖南军阀和地主武装向我袭来。部队顾不上吃饭，立即准备投入战斗。后来军长决定，迅速转移摆脱敌人。雪后狭窄的山路特別滑，一不小心就摔一跤，马也很难走．只好下马步行，我找了一根树枝当拐棍，一跛一跛地慢慢走，很下容易地爬上了半山腰。忽然“哗啦”一声，把我惊呆了。原来饲养员牵着的白马，双啼踏在路边的松土上，一打滑，顺着山坡的树梢翻滚到山崖下去了。我万分难过，人象麻木了一样，同志们也和我一样难受。马没有了，我坚决要求步行跟着部队走．领导知道我的伤腿没有完全好，长途行军有困难，又动员群众扎了担架，把我抬着走。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这支队伍来到了湖南和江西交界的桂东地区。我的伤口仍在发炎，部队要穿越罗宵山脉南段到湘赣根据地去。怎么办呢?我正在发愁，就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张军长亲自同我谈话。他和蔼亲切地说：“敌人咬得很紧，部队要连续急行军，你随部队走，掉了队就不好办。为了你的安全，组织上决定你暂时留在桂东地区的老百姓家里养伤。”并且告诉我，已经找好一家基本群众，今晚就到他家去。

我一听说要离开部队，离开亲爱的军长和战友们，我的脑子都懵了，一时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军长了解我的心情，捻着他那小胡子，微笑着嘱咐我说：“你要好好养伤，身体好了，再去部队嘛!革命要坚持到底！”并当场吩咐莫文骅同志，给我一百毛钱(相当于十块银元)。军长还向已找好的一位地方群众交待，要注意我的安全。

张军长的每一句话，都充满着阶级深情。从我一负伤起，他就处处关怀我，现在作出这样的安排，我心里明白，是组织上在这艰难的条件下不得已的诀定，是对我的爱护。虽然我一刻也不愿意离开首长和同志们，但我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当晚就到一位老百姓家。

我住的这一家主人，是曾经参加过湘南暴动的老貧农，五十多岁了，对人和蔼可亲，一谈起当年红色暴动，他就兴高采烈。他有两间破旧的房子座落在小山脚下。我去后，他的老伴和儿子急忙为我腾床铺，烧洗脚水，问我负伤情况，他的儿子二十来岁，特别愿意打听红军打仗的情形，我们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清早，老人家就上山为我去寻找医治伤口的草药，中午、晚上都特意为我做了好菜。要我多吃饭．

在老贫农家里，安安稳稳地住了两天，突然传来消息，地主武装挨户团在沿路搜查，大路上又貼出告示，不许窝藏红军伤病员。我住的这一家，离人路不远，敌人很可能来搜查，全家人都为我的安全担忧。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办法；送我到山沟里的一位寡妇老太婆家去。那里山高偏僻，不引人注意，敌人不会去搜，安全比较有保证，我也认为这个办法好。

吃过早饭后，老贫农送我到了老太太家。她也是个贫苦人家．年青时丈夫就在地主家干活累死了，她靠自己开荒种地，孤苦伶仃的生活了三十年。当她知道我是负伤的红军，要在她家隐蔽养伤时，她对我就象对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无限深情。她家里存粮不多，每天却要为我煮三餐干饭，而她却一口不吃，自己偷偷地吃白薯，喝野、南瓜汤。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原打算拿到集上换点油盐的，也拿出来煮给我吃．

每天剛发白，老人家就起床，顶着刺骨的冷风，上山为我釆草药。回来时，脸和手都冻得通红。地毫不在意，她那饱经风霜、皱纹很深的脸上总是露着慈祥的笑容。她从早到晓忙个不停，她细心地为洗伤口敷草药，眼看我的伤口一天天地愈合，老人家从心里更高兴。

十多大后，伤口不疼了，能丢掉拐棍行走丁，我高兴极了，恨不得马上能飞回红军队伍里。老人家也为我高兴，但是她不舍得让我离开，希望我再多住些日于。我非常感激她的盛情，我耐心地向她解释，终于说服了地，同意我回部队。我先到了起初住的那户老贫农家，他们见到我伤好了，也十分高兴，要留我住几天。我说要赶紧去找红军，他们没有强留。我把外衣脱下，同他们换了一套湖南老百姓穿的粗布旧衣，装着是个讨饭的，边走边打听红军的下落．

大路上敌人封锁、盘查很严，我就翻山越岭走小路。有一天，一直走了几十里路。正要坐下来休息。一个不象一般农民的中年人主动地来问我：“你到那里去？为什么讨饭吃?”

我编造说：“我是从张发奎军队里逃出来的，我不愿在他那里干，想回家乡。”

他仔细地看了看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对!你不像。”

他脸露出笑容，要我坐下來好好谈谈，他先说他是省港罢工工人，失败后，逃回家乡来种出，然后问我：“你是不是红军?”

我看他态度诚恳，举止正派，不象是坏人，就据实将养伤的情况同他谈了，并且希望他替我想办法找到红军。

他说：“红军离这里已经很远，要慢慢想办法找。”他建议我先去做工。那时正在修粤汉铁路，他有个朋友在那里，问我愿不愿去。我心想这也是个办法，表示同意。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吃了一顿饱饭，晚上让我住一个无人的破庙里。第二天领我去见他的朋友。那人是一个小包工头，看我很年轻，就把我收下，先叫我当伙夫，后来又要我修筑铁路路基，来回拾泥土，搬石头，常挨打，挨骂，我只好忍气吞声，装老实人。不久，又让我去做伙夫。当伙夫，每天要到乐昌河去挑水，看到滔滔的河水，就想起军首长和战友们，可是四处都有敌人封锁，一点消息也听不到，到那里去找部队呢?只有等待时机吧!

有一次。我去赶集买菜，可巧碰到一个熟人，是龙州起义失败后，我去香港参加党的训练班时的同学，此人姓宋(名字忘记了)，看到我后始而惊奇后则热情地问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找了一个僻静地方，畅谈了离别后的斗争生活。分别时，他告诉我，他在当地区委工作，并说：“明天你就到我们这里来吧。”

第二天我就辞去了伙夫工作，来到了指定的碰头地点。宋同志介绍我到附近的大庚岭煤矿工人支部，恢复了党的关系。我们支部有十几个党员，成立一个通信站，专门写标语，散传单，我分工负责刻钢板。

一九三一年“八一”那天，为了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我们散发了很多传单，敌人判断煤矿里有共产党。有一天，反动民团包围了煤矿，进行大搜查，我们通信站有两位同志被捕。为了减少损失，组织上决定让我暂时隐蔽，派人带我到乳源苗山去烧木炭。

到乳源苗山后，我住在一位同志家里，这家老二是共产党员。有一次我们一同到乳源街上，他打听到仁化一带有红军，急忙告诉了我，我高兴极了，坚决要求去找红军，请他替我想办法。他带我去韶关找县委，县委的同志，熱情的支持我去找红军，并且告诉我具体的路线。写了一封介绍信，还让我带三个同志一块去参加红发。我激动万分，深深地感到组织的温暖。当天晚上，我思绪万千一夜没有睡着。次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四个人就扮成工人奔向仁化。

走了两天，顺利地到达仁化。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三军团三师正在那里活动．军团政委是滕代远同志。我找到了三师政治部，拿出了县委介绍信，说明我是红七军的负伤干部。三师的同志们热情接待，跑来同我握手，问寒问暖，非常亲切。想起这一年多的曲折艰难的日子，如今又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当天，滕代远同志还亲切地同我谈了话．详细询问了我们红七军北上的经过，对我重回红军表示热烈欢迎，并决定分配我到师政治部当组织干事，其他三个同志也都分配了工作。

部队在仁化活动了一个时期，上级命令返回江西。我盼望已久的中央苏区就要见到了，激动的心情推动着我，加快了步伐，跟随着队伍向前进．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我们部队到达陕北。一九三六年秋天，中央红军又同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我被调到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工作，军部驻在保安附近。当时，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委总部机关都在保安。有一次我去保安开会，路过军委参谋处时，忽然见到了分别五年多的老首长张云逸同志，他还是那样神情爽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回来了，好！好！”

“感谢首长的关怀，我养好伤后，很快又找到了红军。”我向他简短地作了汇报。张云逸同志高兴地勉励我说：“革命的道路长着哩，你好好干吧！”勉励的话虽不长，但使我深感革命任重道远。

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艰难的征途，阶级的深情．首长和同志们的音容，劳苦农民的精心照顾，一一历历在日，使我永远难忘。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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