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新：关于过去的体制是封闭半封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质疑

对十七大报告关于过去的体制是封闭半封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质疑

刘日新

对过去体制的这种评价，以前许多主流学者在报刊文章和公开讲话中都说过，不足为奇。我也同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说法，打过笔墨官司。但现在这种评论竟然出现在严肃的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令人难以理解了。报告起草人可能忘了他们是替中央起草文件，而当作是自己在写个人的文章。十七大开过了，报告现在公布了，他们就一个劲儿地喊统一思想，要全党全国人民都服从他们的个人的并不正确的思想，这似乎有一点拿鸡毛当令箭，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应当知道，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只能以理服人。你讲的是真理，符合实际，大家就会口服心服。否则，人家就要提出质疑，摆点事实，讲点道理，难道这样不行吗？

一、

首先，分析一下过去的体制，是所谓封闭半封闭的体制的问题。

这里先要讲一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理，同时既要回顾一下前三十年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也要提一提许多令人难忘的对外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毛主席也说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连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1页）

关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建国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的商人正在互相竟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1949年6月，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的讲话》，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任何外国政府只要他愿意断绝对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前三十年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作为当时的副总理，新时期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没有说过那时是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他明确的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对苏联和东欧开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当时为什么对外开放“一边倒”呢？那是国际局势迫使我们这样做的。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他扶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失败，不甘心丧失在华的特权和殖民利益，对新中国实行遏制政策，派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对我进行封锁和禁运。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组织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轰炸我东北，企图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掐死在摇篮里。在这种情况下，试问能对他开放吗？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再次提出全面开放的思想，既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提出向他们各方面的长处学习。“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学。”“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1、43页）

前三十年我国对外开放取得很大成就：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们先后同一百几十个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经贸往来。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主持正义的国家支援的结果，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妄想孤立我国的企图。1972年，在毛主席的乒乓外交的战略布局下，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总统访华，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他。经过周总理和尼克松谈判，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方面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接着，田中访华，中日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1974年，毛主席为了反对两霸，独立自主地开展我国的外交活动，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改组，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41-442页《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这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为新时期确定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当年4月，毛主席和周总理派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在联合国大会讲述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使全世界都明了中国对开放的意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以上关于前三十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执行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和策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举世为之震惊和赞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如此扬眉吐气，广大群众深深体会到做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可是我们的主流学者报告起草人，却大笔一挥，说过去是封闭半封闭的体制，这样违背事实，是多么不得人心啊！试问用你们这样错误的观点，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吗？

二、

其次，分析一下过去的体制，是所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

稍为接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就会看清这是我们的主流学者贩卖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语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极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是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学说。二十多年前，新自由主义流入我国，许多主流学者奉为金科玉律，用来同马列主义进行较量。他们中有的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说什么“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是谬论”，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要给“马克思的棺材再打上几个钉子。”还狂妄的说什么“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产制的体制”。 新自由主义不但毒害了年轻人的心灵，还误导了我国改革。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外向化，小政府化，迄今仍然在影响我们的改革。哈耶克曾著书立说，污蔑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参见吴易风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丁冰著《现代西方经济学说》，有关章节，均中国经济出版社）我国的主流学者也鹦鹉学舌，大反公有制，污蔑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

2006年在体改研究会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主流学者根据新自由主义关于私有化等要求已基本实现，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已经完成。他们还提出共产党“违法”，与世界银行提出中国共产党还在领导政府搞经济建设，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彻底“转型”，因之西方发达国家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鼻孔出气。

以上指出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荒谬的，下面还要指出我国的主流学者盲目照搬哈耶克的教条，在实践上的错误。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看法，除了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外，在实践上是对苏联计划经济的偏见。事实上，中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学习过苏联的计划经济，但也有许多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点。我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照搬他们的祖宗哈耶克半个多世纪以前说的苏联计划经济的话，硬套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头上，显然是不恰当的。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国初期的经济，比苏联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帝国的经济，还要分散落后，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现代工业很少，主要是一些轻纺工业。到1952年，国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只有41.5%，农业更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你主观上想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也没有可能。“一五”计划时期，我国的计划形式多种多样，有直接计划（对中央国营企业），间接计划（对地方国营企业），还有估算性计划（对私营企业），只是少数中央国营企业才实行指令性计划。至于农业，正如毛主席曾经说过的：“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76页）用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方法指导农业，包括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我国农业也一直是增产的，与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农业长期没有恢复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完全不同。试问能说中国这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吗？

应当承认，中国在前三十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的确曾经一度实行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实行权力上收，加强集中统一，实行全国一盘棋，企业管理权上收，计划权上收。中央直接管理经济活动的大部分，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60%，物资分配权上收，基建审批权上收，劳动工资权上收。（具体参见《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刘日新著，中央文献出版社，第四编第四节“调整时期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第211-219页）这种体制很快收到成效，生产恢复，比例协调，人民生活改善。不久，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就很快改变了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放权力，扩大了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因此，不能把几年内实行的体制，夸大为前三十年一贯实行的体制，那就不实事求是了。

有一个重要指标：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综合观察经济体制集中程度的标志。下面让我们观察一下中国和苏联财政集中的程度。中国在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物质生产体系MPS的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般较低，如“一五”计划时期大体在33.6%（按现在使用的国民核算体系SNA，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8%左右）。个别时期比重 较高，如1978年为37.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1%），这是当时要大搞基本建设，搞洋跃进造成的。还有大跃进的1960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46.9%，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集中过了头，调整时期不得不退下来，实际上是大跃退，花了五年时间进行调整，比重才恢复正常。因此，集中程度的高低，是由我们的国情决定的。我国人口多，底子穷，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两者只能兼顾。

苏联情况和我国不同，他们的底子比我们稍许厚一些。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人均占有粮食产量1000多斤，而中国解放前人均占有粮食只有400多斤。特别是当年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单独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迫切需要尽快实现工业化。在二战后，美苏两国搞军备竞赛，需要提高财政集中的程度。所以，总的来说，苏联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贯比我国高一些。例如，按物质生产体系（MPS），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财政比重大体占50%左右；七八十年代，占60%以上。如果按国民核算体系（SNA），苏联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去较长时期大体在40%以上，到1985年为48%，1989年苏联解体前夕仍占43.5%。

我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是教条主义者，照搬哈耶克几十年以前从苏联得出的概念，断定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的体制，于是就不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这个帽子扣在我们的头上，一个劲儿地批判我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是高度集中的，反复要求放权让利，致使我国的财政集中程度十多年间连年降低，每况愈下，误导了我国的改革，使我国的建设走了很大的弯路。1978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在历史上较高，也只有31.1%，大体相当美国、日本目前的水平。以后在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下，比重一年一年地下降，到1994年财政比重只剩下10.3%，连世界银行的专家也惊叹：“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比中国更分散的了。”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造成的恶果，阻滞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笔账还没有清算，现在主流学者起草人又在十七大报告中，重弹这些错误的老调，试问这样怎么行呢？



（2007/11/16，写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55周年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