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一个伟大而又沉痛的教训！

“市场化改革”，一个伟大而又沉痛的教训！

——唯物主义思维方法下的“中国改革”

当时空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将近30年的今天，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也不管我们追求的是什么，都到了该冷静下来想想“明天怎么办”的时候了。

“应该”是因为“必须”。因为能源的紧张、劳动力热情的低迷、贫富差距造成的市场疲软、资本贪欲的膨胀，已经让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无论有钱没钱、有能力没能力、有关系没关系及有权利没权利，都已经要么不再有动力，要么不再有制胜跨国集团尤其是来自“帝国国家垄断资本家”阵营的所谓“跨国集团”构成的“新时期对手”的能力，要么不再有市场热情与劳动力意愿交集的发展空间了——而且，这是“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的必然结果，由不得我们不服从。

是以，特立此题，以示对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关切，以及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未来发展良性的关心。

（一）中国的“改革成就”认识

由于社会严重分化导致的事物认识与取向差异难以调和，中国的“改革成就”认识，目前流于政治化（即路线化和口号化）。所以，我主张用数据来填充，以免走入“四大皆空”的形式化，于事无补而且还可能被指为别有用心。下为我提供的一个范本，是否可取及合适，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9年。中国成立“经济特区”从而致使标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复活，分别是其外在与内在表征。过程中，则大致发生了这样一些“实际变化”，由这样几组数据来表示可能较为贴近客观吧：

（1）“中新网2004年7月17日电据《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昨天表示，去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扶贫开发历史上的第一次……八七”计划期间，平均每年解决6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的头两年平均每年不到200万人，去年甚至出现扶贫开发以来首次少量反弹。其中河南、安徽、陕西、黑龙江等省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情况最为突出。四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了200万人……2003年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622元。两者之比为1∶4.12，与1992年的1∶2.45比较，差距进一步扩大，表明贫困群众在发展中处相对弱势地位的问题更加突出。

（2）2004年7月7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说的：“近年来，我国在‘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难题日益显现。到200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到15亿亩以下，降到了建国以来最低水平；200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降到8600亿斤，降到了14年来最低水平；农民增收缓慢，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

（3）2006年1月《参考消息》（《人民日报》系子报）多篇报道显示：目前中国约2亿民工，6000万灾民，75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1.4亿退休职工，6000万残疾人。约2亿的失业大军。国企亏损严重，银行系统坏帐高达40%，而注册公司超过1000万家以上，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中国人则大约有23万，45%财富掌握在10%人手中，最富有的40名中国人拥有260亿美元财富。1997--2003年大约产生了2300万下岗大军。

（4）2005年12月29日《参考消息》显示：腐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公务用车消费超过15%，基础设施竞赛浪费20%以上。这些都是银行坏帐的主要因素。

（5）2005年12月《参考消息》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占52%（主体为中等复杂程度及低等复杂程度的低价品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制造由外资主导），生产着世界上75%的玩具，58%的服装，29%的手机。服务业占40.7%，农业占7.3%。外汇储备约为8000亿美元，每年有600亿—7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涌入，同时涌入中国的还有若干“高级大米”、“高级水果”等其他价格肯定昂贵的农作物。

  由以上“公信力”极高的经济参数可以看出，中国转轨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最主要的表现是财富由“多数人”到“少数人”的转移，目前支撑GDP的经济结构价值度极低。所以，以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总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这一发言为“镜子”，再把“猪肉从1元到6元”的普遍物价算起来——我们不能不说，当下某些人士拼命阻止“改革反思”的“中国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体制（即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没有选择的‘更优化’选择”类说辞，以及 “当前的国家建设及发展成就，肯定是30年时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模型’创造不了的”等“唯心式”武断是无比荒谬的，其等自然也不可取。

由上可见，如果要必然存在的事实性成就，只有一项：人的思想活跃了，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要，也什么都敢说，也什么都敢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民族凝聚力被削弱了，又或者说是大流“人格市侩化了”，思想“经济动物化了”。

（二）中国的改革过程认识

任何人的记忆都必然有残缺，任何人的人性都有期待隐藏的“空洞”，尤其在“经济动物化人格”横行世界的当今时代，难免有些人会有意或无意地去忘记一些有害或不利于自己的事情。

所以，任何理论化的表达，都必然会有遗漏。故而，我主张用公式说话，而且是纯加法的公式。因为只有纯加法才能普及一种因“人人都够得着”而不存“黑洞”的客观。而且，也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百姓的“加油”或“加力”，我们才会很容易看到我们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没做，哪些我们注意到了而没去做，还有哪些是我们无意忽略了的——并于最终实现一份最大化的完整。

我尽己所能列几组公式，算是抛砖引玉吧，不够的大家补就是了，不对的大家指正就是了。我不是“主流精英”，因而不需要话语霸权和政治影响来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

公式1：改革理念要素=法理建设（绩效牵引的公务员制度+鼓励为本的私营经济管理制度+“政企逐步分开”的官商结合化制度+工人农民权益边缘化后综合社会治理条例）+资本运作（外资引进+国有资产交易+金融衍生工具无序化运行的公共领域放开）

解释：中国的改革是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开始的，因为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中央集权是计划经济的必须构架，地方分权则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基础构架，其标志是国家财政由“利润上缴”改为“税收缴纳”，《国税法》和《地税法》的分制则是让新政府构架的物质基础。而利润主体的“义务”特征转为“纳税人”后的“上帝特征”，则让中国社会秩序走向了事实上的资本主义轨道，绩效牵引的公务员制度架设的政务模型则让代表“纳税人”的企事业单位及关联人员成了强势群体。很显然，在新的政府构架上，工人阶级、农民的政治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利益收到了严重的损害。资本运作“事业”的启动，正是在此一经济基础和社会秩序事实化后的衍生产物，资本主义制度的“超额利润”自觉性特征则牵引了这所有的一切人和事，工人和农民等群体弱势化后的民主监督缺位，则让这一切的“非法”都顺其自然切顺利展开了。至于其运作文化的反动与否，相关人员品行的卑鄙与否，相关事项的荒唐与否，则交由历史和将要赢会“主人翁”地位的人民去评判吧。

公式2：政治建设要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解释：政治建设，其先导工作是政党信仰文化的理论建设，其主体工作是政党宗旨实现的物质基础和服务对象权益保障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共产主义”，其理论基础和方向母体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初期宗旨是不断满足广大劳动人民日益提升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经济是一门以资本为基础的要素组合与实践学，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博弈”（即竞争）为原理的经济活动开展规则。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纲领的社会秩序发展过程中，资本处于绝对弱势的工人和农民个体自然就只能靠边站了——境外经济主体不断被引进后自然更是无立足之地，更别谈发展了。所以，“集体建设”和“为农民和工人服务思想”本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首选政治要素。于此，这样一组事实可以呈证：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政纲，循此先后有了如下内容指向一些政策调整或补充：一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二鼓励私企介入国有资产重组；三允许私有经济参与厂矿开发；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等，中共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非禁即入”等方针政策。

由上可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建设是没有取得足够“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国格对应的进步和成就的，甚至其应然的“共产主义”政治理论建设的根基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

公式3：经济建设要素=产业结构（低端制造业+寄生业+民族科技业+外资科技工业+风险资本科技服务业+能源业）+产业文化（血汗工厂+“和平演变”服务+“剥削、压迫、欺诈、侵略、流毒、抢劫、侮辱和草菅人命”放纵+公共资源交易+“贪污、腐败”纵容）

解释：地方分权后，绩效先导的“公务员制度”政务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了公共利益良性和中央约束，而执政党“应然政治要素”的缺位则造成了经济建设的混乱、无序、功利化、短视化和“漠视甚至压制劳动人民根本及长远利益发展良性”等特征，并因此而逐步削弱了自身的领导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公式4：文化建设要素=责任意识缺位（没有硬性准则和标准，没人需要对自身行为负责任）+诚实态度缺位（都想绕过去既存社会问题）+公心与公德缺失（都考虑自己的腰包，而且贪得无厌）

解释：“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文化，其没有硬性准则和标准却有“不争论”意识形态引动的起步特征促成了“责任意识缺位”，应然政治要素缺位促成的“发现或治理社会问题‘功过不清’”行为特质压制了“诚实态度”的良性发展，浑水摸鱼的“强权暴发”拉开了贫富差距也催生了“阶级压力”——最终导致了“公心与公德缺失”。

（三）中国新时期的改革方向论证

因社会严重分化的原因，不同阶级之间的意志已各不相同，故想在短时间内求得“改革方向共识”几乎没有可能。

所以，我建议用是非来选择，采取淘汰原则，留下相对最符合社会持续良性发展的进行实践深化。以下是我关于“未来发展方向”几点思考，不一定正确和全面，有心人士不妨在此基础上再议。

预备方向1：计划经济——可取

论证：

由于最近几年是“改革反思”热潮时期，贫富分化、信仰迷失、阶级对立、民生恶性、公共利益恶性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的当今中国社会环境处处弥漫着阶级斗争的气息。于是有些人出于既得利益的维护或扩大，弹起了“计划经济已经被证明是失败”论调。我以为，该论调是因存在毁谤和歪曲历史，对大流民意明显尊重得不够，对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及长远利益发展良性尊重得不够而无比荒唐的，其制造及持有者自然也存在卑劣无耻之嫌。

谈及新中国体制之争的历史本然和规律真实之究竟，我以为当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分水岭开始。因为此前是计划经济初步实践阶段，其后是市场经济导入和计划经济转轨阶段——“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践失败了”的定论，则是市场经济崛起乃至忘乎所以的全部依据和理由。

在这里，我想说的该定论可能真可以说是“历史事实”，但却不是人类发展的规律真实。理由：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里，由于要肃清封建残余、官僚主义余毒和阻击资本主义流毒，中国社会是处于事实上的“政治高压时期”的。这样的时期会有什么特点呢，我相信经历过或认真学习过的人一定清楚，那就是“能动性难免被束缚，秩序力难免被破坏”。

所以说，“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失败了”论断的实际背景是“物质基础差”、“发展起点低”、“建设及发展经验少”、“社会主义尚处于年轻阶段”和“生产力渴求摆脱政治束缚”等国情真实，取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主张的提出动机则是主要源于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政治需要两个层面，而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科学性没有任何关系。

也正因此，个人强烈地认为：“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失败了”论断依据的历史事实，是因明显表面化而不足以在体制科学性论断环节上采信的。中国涉及那段历史的环境真实是怎样的呢，我以为我们不妨从经济要素学——即各要素的发挥状况的角度来还原一下其应然本色：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践的时期里，相当长时期内政局是极不稳定的，无论是在体制完善、深化，还是贯彻和自我调整方面都因人心惶惶而未能拥有最为基本的环境良性，从而不仅让“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一经济规律发展良性所依存的“执政公心”和“劳动热情”等要项根本无法着陆，而且反倒把人性固有的私欲激越得一个个“活蹦乱跳”了——所以，待政局基本稳定后，市场经济主张者们顺势而为地借鼓动私欲发展社会生产和国际贸易，实际上是借显而易见的“起点优势”利刃痛切了“弱孩”般的计划经济几刀，是明显有失人道的，就更别谈光明正大了。

其外，从政治经济学的纯学术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些指向“计划管理是国家、民族和社会良性根基”的认识。比如，国民经济是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社会化生产构成，由“外贸出口”和消费调节尤其是境外人士消费拉动实现的。所以，由国民经济的持续良性发展规则来看，因更具成本、数量、进度、质量和效率调节空间而相对最利于社会化生产持续良性开展，并因此而相对最具价值创造力的“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经济制度无疑是人类的首选。又比如，中国历史上所有历史时期取得的“繁荣景象”、“文明成就”和“良好风气”，都是根植于“计划为先，统筹为上，调控为大”这一发展思路上的。这从“一年之计在于春”和“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一名谚数千年经久不衰，以及“机会主义”将中华霍乱至“物欲横流”地步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尊重该“名谚”的社会根基，尤其是从大唐、中宋、前明、前清时期的繁荣、安定和博大，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早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一空前景观等方面，均可得到验证——其中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只有国家依照自身发展计划需要储备足够多的公益事项投入能力，我们安居乐业赖以依存的公共利益才能得以确保，我们才能因无后顾之忧而尽情展示自身才学，我们的创造的价值和能享用的价值才可能达到我们的“期望状态”，社会也才会因“断裂局面”的逐步消除而稳步迈向“真繁荣”！

预备方向2：市场经济——不可取

市场经济制度，是跨国（或地区）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活动契约与法理产物，由于“国民经济是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社会化生产构成，由‘外贸出口’和消费调节尤其是境外人士消费拉动实现的”，其良性空间自然也就仅止于国际间调节信仰、利益分配和结构差异的“操作层工具或规则”了。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惟利是图”理念注定了剥削与欺诈的无可避免——或者说剥削与欺诈本就是其支撑要素，其固有的“反人类文明”特征，也是注定了“因茹毛饮血而本当边缘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根本不适合也没必要作为社会的“主体制度”的。

其外，任何一个时期，国际局势都有其主导者与跟随者的构成要素，就如"路径依赖"亦有不可取之处一样，同一性的制度选择也肯定不足以言及明智，因为作为主导者的强者与身为跟随者的弱者之间，不可能存在平等竞争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已步入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推行者，他们推行的原因是他们背离人类公共利益的国格文化决定了他们是该制度的受益者、支配者。所以，看待市场经济，我们有理由认定：其是资本主义政体的制度性产物。

与此同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由于制度跟随者不可能具备制度趋向的掌控力，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也就等于选择了资本主义。

所以，现在面对市场经济的争论，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先理清一个思路：资本主义究竟是否可取呢？

资本主义，简言之即"体现资本家及其产品意志的要求、主张和相应规章制度"。体现强者的利益要求，则是肯定不可取的：因为强者的逻辑是--弱者更弱，自己由其间获利然后更强。如此，存于世间的人类特性，就只有兽性了，人类也就必然陷入倒退了。其中更深层次的道理，则缘于市场经济等同于“兽性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是以追逐剩余价值和竞争利益为唯一目的的经济体制，因而其动力是各竞争主体所代表的“企业主”的不断膨胀的私欲，而私欲无止境地膨胀的结果则是使人性消失而兽性活跃……

依据上述逻辑推理，中国跟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成了"发展观欠科学"的表现，首先肯定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之合理性--然后再来审查其他政策的观点也就自然"肯定错误"了。

说市场经济制度不适合成为中国经济体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存在着事实上的两极性：主导者，跟随者待遇不一样，矛盾及冲突贯穿始终决定了其本身就不具备可持续性。

将上述观点系统化则是：

一、市场经济的理念本身即是病态的。市场经济倡导"以市场为导向，鼓励自由贸易"，而人类却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所以低级阶段人类需求构成的"市场导向"，是肯定不符合满足高级阶段人类需求的意味的整体和大局利益要求的。就比如当前，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时刻渴望的战争，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时刻谋求的鸦片、性服务、赌博、暴力表演等暴利却明显带有剧毒的经济输出，某些贪官谋求的更大权力……如此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因区域市场资源的必然有限性导出的恶性产物，是市场经济制度的衍生品，但它们却是从人类良性规则角度来讲不当允许的，就更别谈去鼓励了。

二、市场经济的规则根基是主导者与跟随者的巨大差距，"公正"精神也就自然缺失，所以是畸形和病态的。市场经济号称的精髓是"开放、自由，公正"，然而作为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缔造方和现时主导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主流和精英们却是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一前提条件的。其中的事实很明显，侵略性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心物质基础和竞争前提条件，他们自己借资源掠夺来突破"域内资源有限性"这一瓶颈，靠战后重建的巨大工程业务补给来调节军备费用贡献力，靠军工、信息科技或鸦片类毒品的巨大投入与输出来优化自身经济结构，靠军威彰显的国家安全程度敛具的“移民诱惑力”来补给战后经济复苏和产业升级的高级人才压力--而他们却要求其他非盟国在尊重人权、倡导民主自由、禁核裁军的前提下推行市场经济。

预备方向3：共产主义经济社区——优选

大量的事实表明，“仿西方”改革方针不对，选择的“市场经济法理建设”切入点（甚至可以说是已延伸至今的路线）也已证明是因“不符合国情”而不可取的。比如，他们接二连三地在“选举权”、“被选举权”、“财产所有权”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结果则导致国民因心神不定眼花缭乱而无所适从，最终逐步荒废了自身发展能力的建设和提高。于此，中国出现的荒田荒地目前到处都是，下岗工人及破产小业主多得足以用千万计，因权益被逐步边缘化的工人和农民成了各阶层都“尤其不受欢迎的人”，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权益越来越无法自主但却没人管，他们的收入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面临的管理费、罚款项目却越来越多，工人和农民群员承担的教育、医疗费用和住房费用越来越高而社会对他们的“切实关心”却越来越少……如此等等，这些就是最好的说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从务实的角度来讲，我们无疑当从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秩序文化中去找答案。

首先，21世纪的中国，已经处在消费品、轻工民用品和“低效高危害”类私营经济实体相当过剩的时期，大部分国民在吃穿问题解决后已经萌生了“尊严”和“实现”文化需求——而这些是“雇佣制”承启的所谓“现代化企业”的国家控股“股份制企业”满足不了的，以个体户或单干农民实现不了的，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标志的各类“私营经济”表现体更办不到……

其外，因为社会生产涉及的各类、各级合作的状态良性必须“足够信任”，一份与组织者极为相近的品质很重要，平等参与的前提则是必须——特征的相似性、内涵的融合性，尤其“互赖”意识牵引的亲切感等等，这些都是各尽所能的关键影响因素。

再者，因为价值是合作的基点和核心内容，成员对经济及社会规律、规则的尊重和认同，于经济活动的运行与发展态势十分重要——唯有利于文明推进，有助于人的健康保全，幸福、快乐和进步获得，将共同的价值最大化视为目标，将劳动组织方式视为纽带，并尊重每一个成员的责、权、利等要素文化，经济活动的良性才能因内部干扰与抵制解除而有望成为现实。

由上可见，唯有因“不管投不投钱，全部都是股东，没有老板与打工者之分”的文化界定，而使“‘资本家’与‘雇员’必然对立”这一破坏、冲突和对抗诱发基因得以消除的“‘非雇佣制’社会化大生产”模型（即“共产主义经济社区”），才是经济实体、人类个体活力激发的最佳价值文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因贫富分化、信仰迷失、阶级对立、民生恶性、公共利益恶性等“自由市场化”类病灶愈显“极端”的人文现状，有效调节“官商勾结、内外勾结、金融资本相狼狈、减低工人和农民福利、既得利益阶层政策性优待，以及借助税收、管理费、剥削与变相剥削、欺诈与变相欺诈、流毒和压迫等形式向工人和农民过度索取”这一“既得利益”和“存量资产”的主要运动逻辑，进而从根本上瓦解广大劳动人民日趋贫困悲情的不二选择。因为唯有在此方向指引下，循技术资产建设、人文强国和法理强化等优选思路，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支撑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等文明精粹的普及和深化机理，借助将“共产主义经济社区”法制化为“经济制度”和发展方向选择，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持续良性发展才可能拥有无法动摇的现实根基。

（四）中国新时期的矛盾处理

中国社会目前处于真共产党人与官僚、买办和垄断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殖民痛悟者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见剧烈的三重矛盾之中。关于矛盾的解决，谁都知道“改革方向”的统一是最可取的，因为那样稳定状态可以确保代价也就最小。但从尊重现实和社会规律的角度出发，我们又会认识到“文化调节”基本没有可能，因为这些矛盾不仅仅是价值取向上的对立，而是“既得利益”支撑的阶级对立。所以，鉴于改革只适合于“是非取舍”的改良意愿实践，超出“是非指导下的改良意愿”范畴的既有矛盾解决只能是实力又或者是影响力论输赢了。

真共产党人与官僚及垄断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一组新涌现出来的矛盾，而其又是当前社会最为主要的矛盾。于此，该矛盾尚未凸显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殖民痛悟者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直以来都较为激烈但却始终未酝酿成运动便是最好的说明。说其是一组新涌现出来的矛盾，主要是因为此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支持矛盾成立的情绪力量是分散和单薄的，矛盾主体身份特征也欠明晰，或者说没有支持矛盾事实化和公知化的成熟信念、行为目和情绪力量。那么，这组矛盾如何发展才算是利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呢？很明显，用政治或文化运动等文明手段促使官僚及垄断资本家断绝对“借助官商勾结、内外勾结、金融资本相狼狈、减低工人和农民福利、既得利益阶层政策性优待，以及税收、管理费、剥削与变相剥削、欺诈与变相欺诈、流毒和压迫等形式向工人和农民‘过度索取’这一中国社会 ‘既得利益’和‘存量资产’这一主要运动逻辑”的“想念”，并且积极地配合“社会资源清算”这一良性基点是上策。其他方式，则只能属于该“上策”的下策。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雇佣制”、“生产资料私有化”和社会化生产不断扩大之间的必然矛盾，同时其也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自然产物，以及经济危机的主要机理和核心要素。那么，在现今中国社会条件下，该组矛盾如何才能得以促良呢？我以为从制度和法律上解除剥削、压迫、欺诈、流毒、抢劫、侮辱和草菅人命等关系形式的成立条件是上策，其余则是不得已的下策。

殖民痛悟者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因承受若干殖民与侵略凌辱而尤其痛恨帝国主义的近代中华民族成员身上是自然存在的。“军工产业、能源支配权和异域战后重建收入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财政手段”这一特征则是该矛盾的现实依存，事关台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格尊严、朝鲜等近邻和中东各国的不幸则是该矛盾的催化剂。改革开放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机会主义”热潮曾使该矛盾的意识形态土壤遭致严重破坏，但帝国主义国家借“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热潮推出的跨国集团、政治化企业、政治化（NGO）非政府组织等新殖民产品，于侵略、资源抢劫、血汗工厂和贪污腐败的不断变本加厉，又让这组矛盾升级成了“水火不容”。 那么，在当今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时局条件下，该组矛盾如何才能得以促良呢？我以为帝国主义自主转型至高级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是上策，其余都是该“上策”的下策。

经济及人文分析员

“英雄在线”（www.cnhelper.com）总主持：彭忠义

2007年12月16日

友情及责任联络：

13651084355（北京手机）

[email protected]（email） 

22761792（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