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宾同志群众工作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马宾同志1946年群众工作经验文章

目录

1．宾县群众工作状况
马斌，原载《东北日报》1946年6月2日第2版

2．宾县领导群众工作的经验总结
马斌，原载《东北日报》1946年6月8、9日第2版上、下

3．地方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马斌，原载《东北日报》1946年7月2日第2版

4．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
马斌，原载《东北日报》1946年7月4日第2、3版

5．社论：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
原载《东北日报》1946年7月3日第1版

6．一个模范农村工作者
出处：《环行东北》，刘白羽著，方生出版社，中华民国卅六年（1947）二月再版，第121～124页

7．读后感：马宾同志做群众工作经验的现实意义
游战洪，2007年7月23日～11月15日

宾县群众工作状况

原载《东北日报》1946年6月2日第2版

编者：最近我们收到了宾县群众工作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包括了各种群众工作的经验。我们将连续发表宾县的群众工作，作为各地群众工作的参考。

甲 东北农村中阶级关系的特点

一、伪满时期地主阶级与敌伪关系

地主大多数与伪吏、警察、特务有联系，或者结合在一起。大多数汉奸、特务、警察就是地主，封建势力。

伪县村区牌长、警察、特务、协和会长、配给店掌柜的等，多系地主阶级层，一牌的牌长，如这个牌里没有巨富，亦必是一个手里头最好的。警察、特务有少数例外，即是不一定是地主富农，但穷棒子是没有资格当的。县村小职员有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当伪吏村长屯长的，多是地主富农，但地主富农也不一定全是汉奸。

日本人专门找这些人出头干，因为有产业能保证拿出钱和粮。日本人规定屯子名用大户的姓名，便于找他。这些有钱有地的，自己也肯干，干了一则可以不受别人勒脖子，二则自己可以落好处。

这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封建势力与日满政府相结合。伪村区长、配给所、协和会是这种结合的典型。

这一点说明：反封建必须与反汉奸联系，而反汉奸即是反封建；经济斗争（减租）必须与政治斗争（反奸）结合起来，农民佃户必须与农业工人结合起来，团结广大基本群众，依靠农业工人领导反奸清算斗争，深入减租工作。

在日本统治下，地主也受压迫、敲诈，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相对减弱，而集中在与日本和汉奸的矛盾。如交给地主的租粮，统统规定“出荷”了。农民一心恨日本人。如开拓地，地主的私有土地，被日本强迫收买了，农民对地主尚有同情心。其他如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地主均受压迫。阶级剥削关系（人剥削人）的不合理，一时不易了解，而勒脖子、贪赃的不合理，容易感觉到，容易掀起斗争，有理、有利、有力。
在斗争过程中，必须揭发阶级本质，加强阶级教育，如汉奸差不多都是有钱人当的。

二、富农经营与农业工人

土地集中，经营地主及佃富农多，农业工人多。

卖功夫的、抗日的、吃劳金的占户口50%，宾县城内出名的功夫市（即卖功夫的市场），卖零工的工人站在街头，谁要雇功夫，谁就把人领去，各集镇也都如此（市场在庙门口）。他们在铁路上为铁路工人，在江边为打渔工人，在码头上为苦力。

原因是：（1）无牛马、农具、种子，无钱雇功夫，种不起地；（2）关里来的移民很多，一时不能安家；（3）伪满统治时要劳工，不能保证常时在家种地；（4）伪满经济产业统制，不允许做小生意和做手工。

农业工人中又以卖功夫的为最多，原因是既种不起地，又因有家小不能长期在人家做长工，另方面农活时间短，雇主不愿多雇长工。这种农业工人，提供农业资本家有利的剥削条件。他们受苦最甚。一家人几口睡在一付炕上，一间房住两家，没吃没烧，衣不蔽体，流动性大，常搬家，宗法关系较少，因而斗争性强。

这些特点说明要发动与组织基本群众，首先就是这些农业工人，他们数目大，最受苦，最要翻身。发动与组织他们不能单纯的用减租，因为他们不种地（可以发动反对涨房银），也不能单纯用增资（增资算工账能得一部分好处），因为他们非扛活。他们的要求是救济、清算和土地。
与农业工人多的情形相适应，即是经营地主与佃富农多，这些地主和富农与伪村屯长和协和会长相结合，他们收下粮食交“出荷”，但可以得“出荷”配给布，将布用高价卖给工人，剥削工人。佃富农与地主矛盾不显著。过去地主租粮“出荷”，配给布归佃而与工人矛盾突出。经营地主及佃富农，除掉在雇佣工人克扣工资和卖配给布增加价钱剥削农业工人而外，因为有车马，在各方面占优势。

要发动与组织这些农业工人，要改善他们生活，要领导他们翻身，仅就经济方面说，必然会削弱经营地主与佃富农，从政治反奸方面，也会联系到他们这个阶级。

三、封建势力有武装

警察逃散在乡间与封建势力相结合有武装，压迫基本群众。

宾县旧警察枪枝没收缴，伪满倒台后，他们暂时四散潜伏乡间。过去伪满时期当胡子的，也出头带枪活动，他们与地主封建势力结合，国民党给以委任，号称中央、日本溃败，武器仓库为人民所抢，地主纷纷购枪，并强迫中农购枪，与警察胡匪相结合，编成大排，压迫基本群众。这些反动武装，压制着群众不敢抬头。显然，必须解除地主反动武装，武装群众，把经过向地主作经济斗争的积极份子武装起来（他们有武装斗争的要求和武装斗争的传统），由群众去解除地主武装，再依据这个条件，掩护干部下乡，保护已得利益，深入经济斗争，扩大群众武装。

乙 群众要求和发动群众的口号

群众要求：（1）反奸清算；（2）反对加房租；（3）减地租；（4）增加工资；（5）救济；（6）分开拓地；（7）生产。经济上要求改善生活，政治上要求说话算话，武装上要求枪杆在手。过去一般的了解，群众有这些要求，但是何者是当时主要的要求呢？由于农村中土匪大牌很多，军事局面没有打开，干部只能随着部队所到之处发动群众，而且是流动的，了解情况不周密，了解问题不深刻，不可能提出中心口号。后来估计到东北地主与农民阶级的存在，估计到今后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环境，提出以减租增资（特别是减租）为中心口号，由于各地在发动群众中或者是以减租为中心未能很快地发动广大群众，而碰了钉子，或者是以其他口号适合群众要求，掀起了群众，领导上随即提出：“群众要求什么，就以什么发动群众。”

一、从宾县经过的曲折过程上说，由分开拓地、救济、减租、反恶霸、反贪污，后来发现各种斗争都自然而然地与反奸清算联系着，而后来处处以反奸清算为主了。如全孝开始发动群众是以分开拓地、减租、反恶霸斗争而组织了农会。乌河是以减租、反恶霸领导农民打柴发动群众的。满井是以义仓积谷救济发动群众的，直至后来城厢、居仁以及各地，主要是以反奸清算来发动群众。

二、从全部斗争统计来说，全县在三个月来，大小有一九二次斗争，其中反奸清算要占百分之七十六。斗争参加的人数，要以反奸清算为多，有几个反奸清算斗争会是上千人以至千人以上（公审朱宪章到万人）。反奸清算斗争人民获益较大较普遍，每一次清算常常是几十万、几百万元，群众情绪提高了，也就自动抓汉奸等。

三、从宾安区发动群众的实例来看，群众的要求很多，要减房租，要救济，要减地租，要替他被警察害死的亲人报仇，要抓劳工队长，要算配给粮、布、盐、酒等账，要反对村屯长贪污勒索。群众要求很多，究竟何者为中心，从何着手呢？采用下列步骤进行，结果有成绩：即是先斗汉奸，后斗封建；先斗经济，后都政治；先斗总账，后斗零账；在经过千余人的清算配给账后，较容易地组织了反对涨房银的斗争；在武装了群众之后，抓了罪大恶极的汉奸。伪满的统治情形到处相同，因此在没有发动群众的地方，反奸清算应为发动群众的中心口号，但不是唯一的口号，同时，一经进行过反奸清算，应立刻转入其他斗争。

宾县领导群众工作的经验总结

原载《东北日报》1946年6月8、9日第2版上、下

一、关于领导和工作方法问题

开辟时期领导的困难是工作干部少，情况不了解，因此要求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亲自动手，从点滴做起，了解情况及工作规律；要求分清前后轻重缓急，大胆放松次要工作，集中全力完成中心任务；要求在地区上也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培养干部，扩展地区；要求更虚心更民主地倾听同志及各方面的意见，以便统一思想，统一步调，集思广益，发现问题，团结干部启发积极性。

关于这方面，我们曾有很多缺点，也曾不断地改正。在这三个月中，外来干部只留个把照顾机关，其他不论负什么职务，一律下屯工作，个别机关干部一边下屯工作，一边照顾机关，这种做法经过克服许多困难才实现。差不多外来干部都是负责上层领导工作，而不论到什么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百废待举，整天地忙，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忙，谈到下屯工作的时候，感到丢不开。经验证明，领导干部下决心深入群众时，可以把机关工作布置好，放手交给工作人员做。遇到有更大问题时，回机关或是用书信及电话解决。例如行政科长下屯工作时，有官司到他住的老百姓家打，同时那个屯子左近的官司，也不用到县政府就解决了。在屯子工作，才能接近广大基本群众，但也主要靠晚间农闲，白天里还是可以解决处理其他问题的。至于到屯子里没在城里和镇上安全，老百姓家大炕没有办公室沙发舒适，屯子里经常看不到报纸，机关里还不断有报告可听。这许多考虑，都是阻碍干部深入群众的思想，必须以高度为群众服务及对群众负责的精神来克服。

关于分清先后轻重缓急、放松次要，抓紧主要任务问题，也不是轻易办到的。我们常常不分主要次要的，被动地来了工作就做，各方面要求很多，样样工作重要，领导上要正确考虑，明确分清。比如在发动群众问题上，工、农、青、妇、教、学士都要要组织，而我们干部很少，究竟先作哪种工作呢？我们曾乱抓一把，而最后决定重心，应首先组织农工基本群众。我们以有限的人力不可能东顾西顾，“三八”节我们不举行纪念，“五一”节也未举行游行。既然力量放在反奸清算斗争上，也就只好把其他工作放弃一边了。

我们起初还有一种毛病，即是部分政府部门干部，只管粮草车马，各区里派去唯一的老干部放松了。发动群众工作，党委本身也机械地搬运根据地后期的经验（在根据地后期各部门有独立干部，实行严格的分工），各部门负责各部门工作，未能全力做群众工作。后经分局指示，确定党委即是民委，民委即是农委，这样更以确定中心政治任务，并使组织任务适合政治任务，克服了教条主义。

在这一指示下，我们放胆集中力量，开展群众工作。我们根据这一指示，确定今天政治工作中心是改造政权，而改造政权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改造。既然是这样，政权中党员干部，其任务也是发动群众。

关于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培养干部、扩展地区的方法，我们是从痛苦的教训中取得的。我们起初把若干老干部、老党员分配到各区，差不多是一区一个，分配下去五六个，这种钉钉子的办法，是很吃亏的。如全孝、三宾、宾安、舍利、居仁各区，各区派一个副区长去，整天忙着部队要车要粮，不能起领导与组织群众、培养提拔干部的作用。接受了这个教训，我们采取宁可使某些地区暂时丢开，不派干部去，集中干部搞一两个地方，突破后，培养干部，再扩大到别的地方。开辟城厢区即是如此，集中几个干部，选择两个最穷的屯子，在半个月内经过减房租、算贪污账、算配给账，组织了农会。这种工作既作出了成绩，领导上又取得了经验，又发现了积极份子及培养了干部。这个时候，附近的群众看到了邻近的斗争，脑中早有印象，乘热打铁，组织了一大批积极份子，分布开辟邻近地区，又锻炼新干部，五天工夫，即与附近区联合组织更大的斗争。运用同样的方法，三月中旬由西部各区抽调数十名地方基层干部及自卫队员到东部各区开辟。他们是地方人，了解情况，便于接近群众，又有斗争经验，工作效率很高。运用同样的方法，东边各区也先从突破一个屯着手。由一个屯里培养干部，扩大到全区工作，凡是经过斗争的积极份子，如果他愿意帮助邻近区农工翻身，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一次考验，工作一个时期后，经过领导别人斗争，又是一番锻炼。为了提高干部，各个斗争必须总结，一区工作到一个阶段时，开一个区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起一个训练班的性质，进行对新干部教育。

关于虚心民主倾听意见的问题，在这开辟时期，外来干部对情况不了解情形下，干部与干部之间，在无历史了解情况下，特别重要。情况越是复杂，越是要多交换意见，以取得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使敌人没空子可钻。事情越是频多，越须要民主讨论决定，这样才不致出乱子。我们干部担负各部门工作，在各个岗位上，要得到各方面的意见。反动份子、民族敌人用各种方法来诱惑我们，如果我们不是经常交换意见，对证材料，则非但不能打倒敌人，而且可能引起领导上的不一致与不团结。客观情况是复杂的，想用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一定会出乱子。同时，发动群众是个翻天覆地的事，要牵涉各部门，各部门也都关心此事。在干部少的情况，各方面的意见及材料都是十分珍贵的，虚心听取则可源源而来，拒绝不纳，反而造成误会。

此外，在干部缺乏条件下，和农村分散的条件下，居仁及三宾采取“越岛进攻”的方法，选举一个大部落，召集附近小部落群众参加斗争会，参观听讲学习，突破了大部落，小部落也就随之卷入斗争和组织起来。这样可以有计划的在一个村里选择几个主要部落为中心，团结其他小部落，分几个工作组去实行突破，然后连络起来。一个小岛一个小岛去工作，则力量花得很大，时间花得很久，见不到广大群众的运动，群众闹不起来，群众情绪不高，干部情绪亦不高，这个方法不宜采用。全孝区三宝村开始时有这种情形，影响工作的发展。

其次，在开辟时期，必须采取大规模开会号召与细心的酝酿相结合的方法。有这种情形，即是一家一家的访问，对各户什么都要了解，这样就必须很多时间来说明来意，打消误解，重复教育。同时在没有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情形下，也不一定能因个别教育，即培养出积极份子和敢于反映问题。相反地，必须大规模地公开号召反汉奸，减地租进行宣传与鼓动。在群众的会议上，大家争着说话，大家情绪很高，容易发现一般问题。在一半天间，就必然会出现某些积极份子，然后到他家加以细密的教育，了解功夫，这样就能更快地培养干部，了解问题。当然，只靠一般号召不进行细密的教育和打通思想，群众还会对我们有误解和疏远。在公开的大会上宜宣传，应注意只召集农工基本群众。如有地主及资产阶级，伪吏参加，会议会开得失败。而在个别酝酿教育中，应亲自住在穷苦人家，以便在睡前饭后与基本群众和积极份子深谈。住在地主家找穷人来谈，和白天像有公事似的“专门访问”穷人，都是缺乏效果的，因而是要不得的方法。

再其次，宾县农村中赤贫最多，而这些赤贫（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要求改善生活，反对压迫最迫切者，是斗争性最强的群众，必须依靠他们发动与领导斗争，这样才能很快地发动斗争，使斗争有力量。如此，必须首先了解他们的要求，首先发动与他们要求相关的经济斗争。有的同志死记进行减租来发动群众，这是对的。但有时到了一个屯子，只找租户佃户，而租户佃户恰巧是佃中农或个别富农占多数时，在这种情形下，斗争性不强，斗争力量不大。没有注意斗争的领导力量是赤贫，及至注意到赤贫，又因为他们没种地，无租可减，无法发动。因此，必须注意赤贫的要求，如反奸清算，减房租（赤贫不种地，可是住房子），算贪污账，算劳工账，这样来发动赤贫，一旦斗争胜利，掀起运动，就能协助佃户减租。救济及合理负担方面，也能发动群众，其道理即在此。

最后，在外来干部大多数都穿军衣的时候，应特别注意代替包办、强迫命令及恩赐观点。宾县有的村里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先是说明民主联军，共产党好，为穷人。穷人要减租，劝佃户去减，佃户有积极的，有不积极的，对不积极的用命令方式，强迫的办法，以至威胁的办法：“你不去减，我们减下来分给别人。”或者说：“你们这批家伙真不知好歹，有利益不要！”这样还未给群众谋一点好处，就得罪了群众，离开了群众一步。不注意或注意不够启发和教育群众，而只是为追求减租的数字，代替群众去减，不检讨自己，反而说群众没有斗争情绪。这种毛病，在急于追求数目字情形下最易发生。

二、干部作风和干部教育问题

在群众尚未发动地方，干部尚未生长时，开辟的地方要特别注意接近基本群众。曾经有些工作干部住房子找粮户家，理由是好办公。吃饭找粮户家，理由是粮户供饭不困难。结果是多接近粮户，少接近穷人，多听粮户的说话，少知穷人的痛苦，穷人不愿到粮户家找我们干部，即使去找，因为有粮户在场，什么话也不敢说。干部到穷人家访问时，粮户跟在后边监视。最好谈心的时候都在地主家里。等到穷人家里去的时候，穷人也出去打柴做工去了。穷人看见干部住在富户家，有话也不敢说。谁能担保干部不听粮户的话，谁能担保干部吃人家，主人家，不偏袒他家呢？

我们有一个规矩，不吃粮户饭，不住粮户房，专找穷人家住吃，给他家粮食菜金。

还在老根据地区，长期和基本群众接近，群众已经翻身，群众已经了解我们，还值得注意，新开辟的地方更应当注意。

在群众已经发动，地方干部已经产生，民主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形下，对于地方干部应特别加强教育，加强工作教育、政策教育、阶级教育、时事教育。

一切反动份子，最怕群众起来，最恨新起的地方干部。他们在群众未翻身时，也不关心某某穷人吃烟要钱的事，可是当翻身算账的时候，专找穷人这个吸过大烟，那个要过钱的毛病，打击群众，粮户耍钱是消遣，穷人耍钱是赌鬼赌穷了，有钱有势的可以讨小老婆，还要向他贺喜、送礼，穷人老婆讨不起，拉车凑也受责备，这已是不平等。如果穷人要翻身说话，有钱的士绅们就专从群众身上找这些岔子和毛病。因此，我们一方要揭破这些反动份子的恶心肠，同时警惕一切干部会员不能违犯一点，以免借口。农会决定（自卫队也如此）：

（一）不要下面这些人当会员：（1）汉奸、伪吏、警察、特务。（2）胡匪、兵痞、流氓、小偷。（3）吸大烟、抽白面、扎吗啡的。（4）不种地的、不做工的和种地多的。

（二）会员不能：（1）勒脖子。（2）兜洋捞。（3）贪赃。（4）耍大钱。（5）吸大烟。（6）嫖窑子。（7）拉帮套。（9）做尾巴。

反动份子一方面专找农工会干部的毛病，好象是爱护关心，实际上又设法制造这些毛病。他们把干部请到家，再三说：“你辛苦了，真能干！”一定要杀个鸡，弄两盏酒。但是吃过了之后，到处宣传。某某主任和队长酒量不错，还喜欢吃小鸡，这时候干部才知道上他的当了。宾安区粮户送钱给干部，一笔又一笔，还送大烟炮子，干部不收，送给干部的小伙子。在农工代表大会上，大家一致认清了粮户这一种做法，并不是粮户关心穷人辛苦，关心穷人肠子枯了才请吃饭，而是因为穷人翻了身要来拍马屁和收买我们。为什么以前不请，现在请呢？为什么要饭的走门口过他不给一点，而弄大鱼大肉请我们，难道我们的小孩子长得比以前漂亮些，他们又给他钱，又那么爱他们？这都是假的。他怎么也不会把姑娘嫁给我们穷小子，还赔几垧地。让干部讨论这些问题，做出结论和规矩，不受地主任何礼物，不住地主房子，不吃地主饭。这是实际的阶级教育。与此联系，教育干部会员了解，有地有钱的户，常以中央军来杀头恐吓我们，我们团结起来有力量，吓不倒我们。城厢区训练班会员讨论出的几个大字，为全县会员所欢迎并牢牢记着，即是：“骗不了！”“吓不倒！”“买不动！”这是今后巩固根据地的关键问题。

与此同时，还要进行策略教育，即是有必要与地主来往时，还应来往，但说什么话，为什么事，事先事后要取得其他干部的同意和解释清楚。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农会主任说：“说到翻身，我们农工翻身，其实粮户买卖家也翻身，满洲国亡了，买卖自由，吃粳米白面不会成经济犯，所以应该说人民翻身。”还有一个农民代表说：“人家说我们穷棒子造反分地，其实我们算的是汉奸的账像老侯家几千垧地，我们一点也没动他的。”这都是既有阶级立场，又照顾全民的话。这种政治策略教育，还应抓紧进行。

干部对群众的不耐心、自卫队对违犯群众纪律，抓人时用肉刑，这些毛病随时发生，一开始就注意教育，可以打下好基础。

在县里未派干部和工作薄弱的地方，地主封建势力，推出一些人出来成立假农会，把大排武装安上人民自卫队名字，进行了一些只斗肉头富农、不斗汉奸地主的斗争，也就是一些流氓、小偷假借名义偷偷地敲竹竿、勒脖子。这些事情曾引起社会的不满。但当县里派去干部，从基本群众着手，发动与组织基本群众，把假农会、假自卫队斗倒了。同时抓到一些假借名义的坏蛋，游行了两个，枪毙了两个，给农会自卫队会员干部一个很大的教育，时刻注意：“不要因一个坏人，损坏整个名誉；不要反对满洲国，自己再变成满洲国；不要自己有什么错，引起粮户笑话我们。”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在组织工作细密而规模又很大的斗争中，组织起来的农工会和自卫队，培养出的积极份子和干部，应特别注意教育改造。

伪满的一套压迫作风、欺骗习气，也可能给我们干部某些影响，造成强迫命令、跟着欺骗的作风，这也是今后值得注意而设法教育改造的。

三、改造政权、发展武装问题

改造政权的方法，一般说有下面几个：一是派人接替，除旧换新；一是教育调整改善；还有一个是发动群众，由群众中产生干部，改造和充实政权。这三种方法，根据经验，相应运用，一般是上层负责人派人接管，机关职员教育改造，至于区村长这类行政干部，派又派不出，调也调不好，只有发动群众彻底改造。

因此，在群众未起来时，政权的领导干部，在考虑政权工作时，应是如何改造政权。改造政权，既然发动群众，即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

这时候的外来老干部，最好不派出做行政干部，不担任什么行政职务，放手发动群众，由群众监督区村政府办事。这时候旧政府，主要是给部队要粮、要草、要车马，别的地方不能办。办这些事，在部队刚到、制度未建立的情况下，仍是旧政府人员向老百姓要东西，一定是遭老百姓不满和出毛病的。出了毛病，民众的观感还是由旧村长、旧职员，还是搞得不合理，结果这些责任落到区长身上，区长又被拖住，不能放手发动群众斗争，这是一个教训。其他区里，老干部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监督旧政府，要他执行上级（我们的县长）命令。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群众武装也有了的时候，农会和自卫队，事实上成为最有势力的机关。这个机关从人民中产生，为人民服务，受人民拥护，而又是势力机关。这时候对旧政府人员，能改造者改造，须斗争者斗争，或者是从斗争中改造，干部条件成熟时，即推而代之。干部条件不成熟，则再拖一个时期，等到民选的新政府成立时改变制度和作风。

四、群众武装问题：满井的经验

根据宾县各村群众工作报告，存在如下问题：即汉奸、特务与封建地主结合统治农村人民。反动势力掌握武装，我部队系流动驻防，农民手无寸铁，不敢大胆与反动势力斗争。个别村的屯子，在有部队掩护下发动了斗争，但因到处有大量散匪，干部行动不便，不能扩展运动。群众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分开拓地及反汉奸运动，不能畅快深入和广泛地开展。摆在群众运动的道路上，有一个障碍，这就是反动武装。

必须解除反动武装。两个月来，我们部队东征西剿，也即是为了这个工作。在发动群众工作中，则要进一步以群众为主，协助农民解除反动武装，武装农民。

只有农民武装起来，才敢进行反对有武装的反动势力的斗争，才能开展深入的经济的政治斗争。这叫做以武装农民反对武装反动势力。满井村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经验是：

靠部队外力的帮助，打散主要股匪，把反动势力仍掌握着很大数目的枪枝发给农民。部队掩护民运工作干部开展救济运动及分散敌产工作，这样在很短三五天之内，发动了部分群众，发现了积极份子，抓紧机会，不断教育农民了解武装的重要，说明要翻身就要能减租、增资、合理负担、吃饱肚子，这些办法只有穷人说话算话，拿起印把子办事才能办到，而要说话算话，拿得住印把子，就必须要靠枪杆子。要把反动势力的枪拿下来，我们穷人背着，这样才能保证地主不能欺侮我们，我们穷人才有力量。首先由干部背起来，不论形式，不问名义。很多赤贫的农民说：“以前拿一根棒子，地主见到就说：你想干什么，想抢吗？今天我们能背，哪里找的！”开始时有老地方干部害怕和犹豫，但因为穷人心里这样想：“至多也不过背起来跟八路走。”

起初三五人背起来，感觉孤单，就积极地再找别人，专找贫困的成份，专找赞成穷人反对封建势力的人，后来武装就多起来了。农会干部分开，成立人民自卫队。

部队与政府这时候出布告，限定地方枪主交枪验枪，人民自卫队执行。这时候，把什么都交给自卫队办，农民联合会帮助自卫队减租增资，自卫队掩护农会干部，农会干部自己也背上枪枝。农会和自卫队是地方最有权力的机关，什么事都要经过他们办，因为他们有权驻守地方。

自卫队员背着枪，脑子里一天到晚转念头，大多数这样说：“反正不是八路，人家也要说是八路了，一不做二不休，要把反动派枪起完了才放心。”“我一背长枪，反动派有短枪，这还不保险，还要起出来自卫队用。”于是，哪家有枪，有长的，有短的，开出单子来，自己去取，在起枪中不怕得罪了人，看出了自己力量，坚定自己斗争的决心。

满井村经过这样的斗争，附近十里二十里都可出去工作，有自卫队掩护，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反动势力没有了枪，农民也就敢深入减租。农民说：“连枪都要出来了，租还不敢要？”这里提供我们一个在东北现在农村环境下，发动群众的一个道路即是：

首先进行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及时武装积极份子，抓紧扩大武装，解除反动武装，发动群众，转入深入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没有经过经济斗争发动群众的、由部队加委或发枪的武装，一般说是靠不住的。因为这种情形，必然是基本群众还不是为保护已得利益，或为彻底翻身而武装起来。至多不过是为防匪，防匪的要求在贫农工人并不迫切，其领导必为地主富农，这种武装甚至能变成阻碍群众发动的武装，我们不应当走这条路。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反对等待广泛深入斗争后才武装群众，这样在先不易发动群众深入斗争，又不易开展运动，必须先造成深入的斗争条件，即是解除地主武装，武装已起来的积极份子和群众。

今天的环境下像抗战时期的敌后环境，地主有武装反敌伪的要求，今天地主的武装明确地说，就是为反对农民，反对革命，必须认真地解除，只有在农民翻身之后，才允许其个别的带枪自卫。在解除地主武装工作中，应是群众路线的，不是代替包办的，部队负责打下大股反动武装，然后以群众为主，由群众检举，由群众斗争，部队协助起出枪来。

今天的武装组织，只应有农民武装，可称人民自卫队名义，而实际受农会之领导。一切把枪支给未改造的村政权是危险的，把办理枪支的事交给未改造政权办，也是麻木的，必须引起严重注意。

地方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马斌
《东北日报》1946年7月2日第2版

一、干部问题

双城兰陵区县委派下去的民运工作队，一组十二个人，其中有六名在伪满省府县公署村公所服务过或在人民最仇恨的警察科劳工股干过事，另一组十九人，其中有九个人在伪满政府当过差。全县民运及粮食工作队中类似这样的人合起来有五百五十人。他们穿的多是制服皮鞋，还有穿西装的。在尚朴村屯子里住在最大的粮户家，农会招呼这个粮户，给他们做粳米饭吃，顿顿有猪肉。在另一个地方，则说这是地方要给工作队杀猪宰羊。当县委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工作队说：“现在猪肉比大豆腐还便宜，这里面不可抹煞的有很多贫苦知识青年，但是他们淹在里面不能起更多好的作用。”

什么干部做出什么工作，他们在尚朴村中一处屯组织的农会如下：
农会长：姜福明，当过老警察，现有一垧半瓜地。
农会副会长：李丰村，租种卅多垧地的富农。
组织：周复林有三垧地。
宣传：傅洪儒有八垧地。
经济：任均禄有十一垧地，五间房。
武装：孙国章，无地，国兵。
屯长：薛子富有三垧地，当过胡子。
农会里干部与三名自卫队（其中二名当过国兵，一名是年纪大的“九一八”前当过兵的老兵痞）合起大伙，还雇一个大师傅做饭。
他们在上浦村组织的村公所如下：
村长：关寿康，租地垧数不明。
文书：张文善，有十五垧地，当过国兵三年。
民政：王春西，有廿五垧地，中心小学校长。
调解：王子合，有廿五垧地，曾任伪满税捐局长。
公安：关庆余，有地十垧，伪满任区长。
教育：温兰生，小学校长。
财粮：刘成鲁，在城里大商人。
建设：傅成鲁，有地八垧。

这一处屯子里有一百廿户人家，其中据说相近有百户是无房无地的赤贫。卖工夫的、扛活的，工作队不去接近他们，不去了解他们，把农会领导权交给佃农及成份不好的人，把政权交给统治阶级。他们身上背着短枪，手上戴着手铐，晚间住在地主家，白天里出去工作。穷人要拾柴，要卖工夫，哪有空开会。不迁就群众，靠群众来找干部，结果来的不是十分贫穷、十分受苦的，而是能说会唠、有头有脸的“积极份子”。由于干部中很大成份是旧职员，群众知道了底细，根本就反对，不能公开起来反对，就表面出以应付恭顺，这种应付和恭顺是以在伪满时期对伪满职员的态度和心理来对待工作人员的。把这种完全当作群众的真心拥护，那是看到假象，而不见本质。可是这种假象常常欺骗了领导机关。由于干部中很大成份是伪满职员，在发动群众时，不会、不敢、不乐意说反汉奸的话，作过劳工工作的，怎样能鼓动群众反对劳工股呢？自己还未清算了自己，如何能有勇气发动群众清算别人呢？群众看到你们当伪吏，有苦也不愿说：“什么苦，你们还不清楚吗？”这种隔阂不能避免的。由于干部中很大部份是伪满职员，领导机关常常听到他们反映当伪吏的苦衷，这是很自然的。在伪满时期，地主要出荷粮也苦，可是受压迫和剥削的工农一面就轻描淡写过去了。我们了解伪吏地主在日本统治下是苦，但基本群众更苦，伪吏地主吃好的，也受打骂，但他们欺压基本群众，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群众观点、阶级意识就因多接近这些成份而受损害了。

这种现象在扶余县陶赖昭也有，原来当过五年警察的、当过村助理的汉奸，事变后不敢上屯，怕群众报仇，也居然被选为两个村合并的一个区的副区长，升了一级。如果稍微为群众设想一下，有了这个区长，敢抬头吗？敢说话吗？敢翻身吗？

正确的干部政策应是：在群众团体和政府机关中（除非还未经改造的政权还须用若干的旧职员外），一律不用警察、特务、汉奸、伪吏、胡子、小偷、兵痞、流氓、吃大烟的、扎吗啡的等，群众团体是完全新组织的，这些人一个不要。政权机关逐渐改造，留一些非重要的职员办事，人民还不会认为是民主政府的人，如果太坏，人民敢革掉他。个别改造了的旧职员，也不宜参加群众工作，除向一定机关及人民自新外，暂时担任机关技术工作为宜。

二、政权工作

在双城商朴村及扶余第八区，即都成立了民选政府，而政府的成份已如上述。选举了这种成份，据说是按三三制原则选的。干部到区里，首先召集各阶层会议（不首先召集卖工夫的、扛活的会议），还补开士绅座谈会，到士绅家拜访，经过很短时间的布置选举政府，群众未发动，未翻身，未有组织，上层势力者说了算，群众随声附和，这些即是群众同意的，群众是在这种情形下同意的，即是基本群众还未曾说话算话，还未曾有枪在手，还未发现过自己力量，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主人，还不知道共产党的态度，还很怕有钱有势者。群众选出或同意某些地主士绅富农等，不是说因他代表群众利益，而且可能他比较伪满好些。在这种情形下的三三制，还是封建阶级专制。

今天政权工作的实质，应是改造政权工作。而改造政权工作的内容，应是发动群众。外来干部首先是深入基本群众，发动与组织基本群众，在发动群众中，麻痹直至打碎旧政权，依靠基本群众选举民主政府。开始派下区的干部，一般以不担任行政名义为妥。如担任了区长等名义，也应先当农工区长（县长也如是），然后当全民区长。

在工作方法上，行政干部如果有官僚主义作风，则常以忙于日常事务来掩盖其不深入群众的毛病。既然认识到发动群众为中心任务，政权工作也以发动群众为中心，而不下决心深入村屯，深入群众，忙于日常事务，养成不分轻重缓急的事务主义。很多能力强的优秀干部，由于政权是人民的权利机关，而派了去，如不把发动群众当是自己的事，结果变成忙粮忙钱，应付人事的人物。忙粮忙钱是必要的，但是附属的，经发动群众中可解决的。

三、武装问题

双城南部各区及周围一带，一切不是经基本群众经济的、阶级的斗争而武装起来的自卫队，几乎全部靠不住。这些自卫队不是在保卫翻身口号下而是在防匪口号下组织起来的。在群众未发动前及群众已发动后，“防匪”两个字，是有本质区别的。群众未发动前，防匪是保卫地主利益，因而是反动的；群众发动后，是反对汉奸与反动地主和胡匪，而保卫基本群众及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才是革命的。

四、领导问题

总起来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从主观上检查：

1．领导上不调查不研究的主观主义作风。东北与关里是有些不同之点。目前阶级斗争与抗战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之点，阶级关系如何，普遍的对于卖工夫的、扛活的，不给以严重的注意，因而不依靠他们，同时常受阶级异己份子欺骗模糊，或者干部有不可靠处，自己不深入，还凭主观作盲目的希望。
2．由于领导上官僚主义的作风。领导干部不深入农村，因而对这种严重现象，不能及时发现和给以纠正。检查县区政府机关都是布置沙发桌椅，没有几个基本群众。上行下效，程度不等。要纠正这个毛病，就是号召眼睛朝下，深入群众，要接受一个老正派士绅的忠告。他说：“你们要是能保持关里八年抗战那样艰苦的作风就好了，否则很危险。”
3．下层群众工作的干部，不走下层群众路线，到一个屯子里，不注意首先接近和了解扛活的、卖工夫的这些数目最多、受苦最深、斗争性最强的基本群众，而忙着召集一揽子会议。口头上是要发动基本群众，实际上不住在基本群众家里，不接近基本群众。主观上是不乐意地主汉奸，行动上为了好办公好吃饭，住在粮户家里，粮户就藉此机会接近，投机份子也藉此机会来欢迎，弄得事与愿违。要纠正这个毛病，必须提高阶级警惕，加强群众观念。这几句话因为说娴熟了，也就不新鲜不刺激了。现在地主组织叛变，杀我们多少干部，残酷地镇压翻身的群众。宾县某区被捉去八个自卫队员全被杀掉。与抗战期间不同，现在是和法西斯爪牙与封建地主结合的反革命势力斗争，是残酷的阶级的斗争。只有依靠基本群众的起来，不要想得到地主的同情。我们自己是基本群众出身，我们依靠群众吃饭生活，我们为群众服务至死，为什么不能住在基本群众家里呢？住在穷人家里，穷人的尿也是香的，穷人的小孩子哭也是好听的。不因为是尿、不因为是哭，而因为他是穷人的，一定要培养出这种感情。
4．还有一种由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产生的形式主义。如只管搭架子，不注意群众基本问题的解决。而去空泛的组织农会、工会、妇女会、教职员会、学生会以至中苏友好协会。还有一种形式主义，机械地把关里的区乡制搬来改变伪满街村制，把几个村划成一个区，又在区下划几个乡，老百姓也不明白什么是乡，对群众的好处也未见宣布。这种划法也不合发动群众的要求。如清算配给所、斗争伪村街长，因划行政区而混淆了。还有一种空口号不行动的毛病，如街上写着有冤伸冤，有仇报仇，写着反奸清算运动。这些字基本群众不认得，只是刺激了汉奸地主，提高了他们的警惕，而实际并未清算。这对群众有什么好处呢？开了不知多少得罪地主的会，给了群众很多安慰，但是群众未得着粮食、土地，弄得会也不愿开了，或许在召开会时派个小孩子去听听。这些作风，都是妨碍群众运动。

今天尽可扩大农工联合会的职权，除动员粮、草等事情外，一切有利于群众的事，统由农工会去办，使农工会代替政权，建立威信，扩大群众基础，培养群众领袖，锻炼出群众团体中领导组织的工作的能力，成为一种政权的过渡阶段，然后把他们选进政权机关中去，这种改造后的政权，就是群众的、自己的最巩固的政权了。

各地都喊着缺乏干部，但又不大胆地放手提拔群众中积极份子，他们初担任工作，能力上当然要弱一点，但他们与群众有联系，他们热情地要把工作做好，就会通过群众路线去办。这种干部比外来干部作用要大。

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
马斌
《东北日报》1946年7月4日第2、3版

陶赖昭位于哈长线上，是松花江北岸车站。

民运工作队共有十四个人，到达陶赖昭，选择距车站五里地陶赖昭本屯工作。这里照本地干部说，是陶赖昭的封建堡垒，反动派活动最厉害。
下午即进入陶赖昭屯子，首先要找个地方放下行李。喝水、吃饭和休息，到什么地方呢？有人说到小学校里，但是里面没有房子，学生要上课。到老百姓家吧？开始还要集中吃饭，开会讨论布置工作，分散住不方便。于是找到乡公所，说我们有几个人要吃住休息。乡长派一个乡丁，很客气地因我们路，打算把我们带到姓吴的烧锅家——是一个粮户，他说这里吃住都很方便。工作队不同意，因为住在大粮户家：（1）不便开会。（2）脱离群众。后来决定住在乡公所一个古庙里，大家休息和了解研究本地情况。

据了解，本乡对外来干部的区长派来后，即召开各阶层人民会议，进行选举，选了一个过去未作汉奸的医生当了乡长。乡长说：“上面要组织农会，妇女会，曾帮助了民运工作同志，选举了农会长（租种卅十多垧的富农）和妇女会长。”乡长说：“我们这里很穷，没有什么大家，有二百垧以上的有两家，有一百垧以上的有三家，全屯有四百多人家。”他又说：“穷户很多，卖工夫、扛活的有三百多户，但有地的也不多，没什么大户，全屯三十多个牌。”

傍晚干部分组到群众家访问，打算从群众个别谈话中，再动员积极者找其他人聚拢谈，以便了解情况，发现积极份子。但是由于反动地主造谣威胁，有些基本群众随着粮户的车马跑了。街上见不着车马，见不着青年人。各门口站着三四个老头、老太婆和小孩子，最奇怪的事是十字路口，有老头子拿树棍子踱来踱去。后来知道是粮户放的流动哨，看看我们部队有什么动静。

干部们天黑回来汇报的时候，了解到本屯有五个二百垧以上的地主，有五个一百垧以上的地主，有五百多户人家，有四百多户赤贫即卖工夫扛活的人。原来乡长说房金一百元至二百元一间，官家来让涨，实际上赤贫房户说房银涨到五百元至七百元，群众反映：屯长要劳工。有一个组了解几个牌里出劳工死了六个青年壮丁；反映屯长多要劳工；反映屯长自己及协和会长（地主）不出劳工；反映过去伪村助理当过五年警察，现在又当副区长是什么意思；反映伪屯长、协和会长被县里抓去过，穷人一个不愿保，被富人保出来了；反映房银高；反映地租重；反映官吏普遍地贪污，反映义仓全为粮户拉回去。积极反映痛苦的人，并且答应第二天连络贫户，再行开会讨论解决。工作队干部情绪很高，对于发动斗争的信心也高。

晚上确定如下步骤：第二天第一个任务是确定基本群众不要跑及解释我们部队不抓夫，出勤务出工价；第二件事是各组联合卖工夫扛活的及租种地小户分组开会，研究群众要求，提出口号及确定斗争对象；第三天组织大会，布置斗争；第四天开斗争会，战争情况要求工作加速进行。
可是第二天工作队干部再去找基本群众时，青年更少了，原来谈话的也走了，原来敢说话的也不敢说了，工作队后边跟着地主派的老头子，监视和威胁基本群众，使他们不敢接近我们。中午汇报时，各组都是如此，干部情绪大受打击，研究出一定是反动地主所布置。于是决定通过乡政权，通知一切卖工夫扛活的、租种地的都一定来开会，而且要通知一定要到场。因为估计到工作干部个别去找，易使积极份子孤立，他们怕受打击，不敢个别地接近我们。估计到工作干部不能召集大会，而战争要求我们大刀阔斧地作，这才通过政权去作。

到会人数是多少呢？不足四十人。是些什么人呢？老太太、老头子、残废人、讨饭的。这样一来，工作队干部情绪更受打击，从来没有碰到这样局面，开这样的会很不起劲，但是这个会还是基本群众的会，在开始还是有意义的，于是开起来。既然他们是基本群众，既然他们有痛苦和要求，就要为他们服务，而且也可以通过他们回去传播我们的意见，开会的内容是：

“今天开会的人是什么人？有有钱的没有？”个别人说：“没有。”“那么今天的会是穷棒子会。”“穷棒子在满洲国的时候能不能开会？”个别人说：“不能！”也有个别人说：“以前都是有钱的开会，他们说了算，我们穷棒子算啥！”这个人在这种条件下，就是积极份子，他鼓励了说话干部的心和情绪。接着谈到过去有钱的人开会是讨论出荷、劳工、俸仕、献纳，今天穷人开会是说说穷人的痛苦和要求时，群众情绪就高涨了。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自己说开了。有的人高叫：“不要吵，听讲。”实际上讲话的干部，最乐意这样吵，因为群众的心打动了。讨论了伪满时期的一切痛苦，而最要紧的是解决眼前面的没饭吃、饿肚子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会议和团结在我们周围。很明显的，要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样的工作基础上，只有这些老太太、老头子，怎能提出大的清算、减租斗争呢？不能的。只有找有理和最易斗争的问题来解决。这种材料是有的。这就是跟积谷的斗争，事情是这样的：

伪满时代地主设有义仓积谷，由种地人出，年年累积，以防灾荒。陶赖昭屯共有廿七万多斤，伪满及事变期间，地方势力者规定家家打更，穷户人家没有男的去女人，没有大人去小孩，不分昼夜，不怕风雪，替义仓打更，为了想吃义仓粮。可是事变后，由警察暑长变为维持会长的势力者和粮户们讨论，除留成作会上办公外，百分之八十物归原主。为地主及中富农拉回去，穷人打更只防住了小偷，但未得防住这批大盗（说这话，群众的信心更提高了），穷人落得一场空。无疑问的，穷人口里食粮被大户抢去了，穷人想吃这个粮。

“这个粮食是谁的呢？”“是国家的。我们不吃，给国家也甘愿。不能给粮户。”“这个粮食是义仓粮，义仓粮是给什么人吃的呢？是给灾民、穷得没办法的人吃的。”

“现在给谁拉去了？”“大户拉去了！”

“该要不该要？”“看官家意思！”

“官家要看老百姓的意思，你们说啥算啥。”“那也不能不讲理呀！”

“大家合计合计看，看看这些粮食该是给穷人吃，给富人吃呢？粮食是国家的，为什么他们私人得？粮是义仓粮，为什么给饱人不给饥民？穷人为什么不分老少一定要打更？大家打更了没有？”“打了！”“打更是我们村，吃粮食是他们吃。”“他们才不吃这个粮食哩！都卖了换肉吃。”“那么该要不该要呢？”“该要！”“敢要不敢要呢？”“究竟敢不敢要？”“敢！”“什么时候要？”“就要！”“大家合计明天要，明天叫这些穷人来，带着口袋。”

大家带着一个希望回来了。

工作队傍晚开个检讨会，决定了几个事情：第一项，分散住在基本群众家里，用我们的艰苦生活、待人态度来感动群众，在睡前饭后与群众漫谈，了解群众要求，教育和组织他们多参加退积粮斗争。住在基本群众家里应注意两件事：一件是要在他们家吃饭，吃了给菜金粮食；一件是什么地方也能谁，不怕虱子，不怕孩子哭，不怕马桶气味。必须抱着这种精神和具备这种感情，即穷人的尿也是香的。第二是逮捕和镇压坏人。首先是在区政府里当副区长的，他是老警察、老村助理，事变后不敢到屯子上，怕老百姓打死他，当了副区长（是封建势力推选，别人附和的），老百姓对民主政府怀疑。逮捕了他，老百姓会知道我们真地办坏人。由于外来区长干部不同意，怕引起其他旧职员的恐慌，未能执行。但逮捕其他个把小汉奸恶霸未逮捕到。并决定各个工作人员在晚间与群众谈话时，注意积极份子，明天退积谷粮时，选他做头行，注意培养干部。

第三天是五月廿八号，庙会，早半天来了一百四五十人，依然是老太婆、老头子、小孩，青年壮丁约有廿来个。这回大家来看看是否真正地能拿到粮。我们即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群众的痛苦。在会上有二三个寡妇，诉说村屯长如何硬叫她丈夫出劳工，把人命送了，关于其他摊派不公的事也说了许多。群众情绪比头一天高。最后才提到退积谷粮，群众已经很着急了。群众说：“我们饿着肚子来开会，要取粮早些取吧！”这只是一个人说的。我们干部说慢慢来。那老头说：“慢慢的，这是日本人常说的，我们要快。”后来他变成了代表。他告诉我们说：区上开了三天会，都说有冤伸冤，有仇报仇，说怎样对穷人有好处，能吃饱肚子。可是开了会走了，我们还是饿着。他告诉我们说：“人家不愿来开会就是这个道理，开会虽不像满洲国那样，一开就是要这要那，开会必恭必敬的，可是老说也不当饭吃，所以我们约来一个小孩子或娘们应付应付。”他提醒我们要很快解决困难和问题。

干部说：“就去取吧！”于是大家一窝蜂站起来了，好像就准备拿。但是怎样取法呢？到何处取呢？这个问题一来，大家又坐下了，有一个组织问题和政策问题要在这里解决。这在头天晚上工作队已商量好了。

干部说：“我们要取粮，要组织起来。”群众不太明白。干部说：“要有人领着去。”群众说：“这离开你们民主联军干部不行。”“就是你们领着我们去。”把这干部难住了，又不能说不领着去，又不能领着去，只好说：“我们都去，但还由本屯子人推几个头领的，理要你们说，人家才心服。粮食你们才知道多少，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大家赞成了。

推举什么人呢？恰巧张福成老头子他说要快，最受人欢迎，大家推他，于是大家赞成了。再推一个也是老头子，这个老头的儿子出劳工死了，大家知道他敢出头说话，反正家里只剩得大大小小的了，什么不怕。再往下推，还是要推老头子。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不妙，推些老头子：一、斗争性不强；二不敢肩起武装，经不起风浪。干部说：“不要老头子不好，老头子懂事多，对不对？”大家说对！“完全要老头子，没力气跑，还得要青年人，对不对？”大家也说对！“那么选两个青年！”选哪个呢？这时掌握会场的干部宣布：“选举要选心在当中、不偏不倚，要选出端一碗水出来是平的，敢说敢办事的人。”有几个青年很热心地讨论，干部向他注意看了看，问：“选他好不好？”大家说：“他能成。”于是用这种方法选了几个青年，选了之后再问大家：“他们成不成，他们人品如何？”大家都说：“好！”

接着讨论到怎样要积谷粮。拉积谷粮的有一百六十户（包括龙家窝屯），这里有不少是中农。头天晚上干部会上决定是中农拉去的一粒不退，确定要退的廿户左右，占全户口百分之三（全户口有七百户），保证不伤害中农以及富裕中农利益，确定只斗争少数几家，而其他要他们自动送农会。干部群众提出有一百多户提粮，小户要不要退，大家说不要退。有的群众说：“我们穷人饿着肚子，瘦得能飞上天，富人越肥越上膘。”问大家：“怎样要法呢？”有人说：“由你们民主联军通知一下送来就成。”我们说：“通知不会送来，他会没车拉。”有人说：“叫拉粮食的人来就成啦，拿着麻口袋到人家去不像样。”我们说：“去了顺便就背回去，这才切实。”群众要粮但还不大敢斗争。结果是大家赞成由头行带着到一家去拉，一家拉了，其他人家才会给，这个道理是群众明白的。

群众排好队，到屯长又是粮户吴国顺家的时候，吴国顺不让进院门，群众一面交涉一面挤了进去，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情绪被地主的骄傲刺激起来了。“不要进院子，还要进房子里去。”可是还有一部分人不敢进去。群众说：“大粮户的房子就不能进吗？看看粮户的房子。”这说明即使集合群众到地主家去走一走，也是个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锻炼。汉奸地主的高房子，屋子里的布置，小孩、妇女的装饰都是阶级教育的材料。

在交涉中吴国顺说：“这粮食准给你们，过几天送去。”代表说：“我们肚子饿了，不能等。” 吴国顺说：“请你们原谅！”代表说：“以前你们要劳工时也不说原谅。”这些话由群众说出，给群众以很大的鼓励，群众很佩服他，吴国顺只好答应。当时代表宣布到会每人先背一斗回去不算账，以后全部起出，按人口分。在发粮中，地主、贫农都认识了代表，代表看到了个个人找他，他分发粮给人家，一呼百应，不由得积极起来了。

很多人未带麻袋，来希望取到粮。在路上群众说：“以前到他家买粮少五元也不成。”一个接上说：“少两块也不成。”又有人接上说：“不卖给你呀。”还有人学粮户的声音拉长说：“一百五十元一斗啦，能买起吗？”

晚上各排按小组，统计哪些人家要领粮，多少人口，确定每人二斗。这在第二天早上通过代表会讨论决定，并且确定哪一组向哪一家粮户自动地拉粮。上午开了半天干部会。群众到会要领粮，挤了很多人。有些地主把粮食送到会上，有些由群众直接去取。有些老百姓愿到会上领，他说：“家门口邻居，到他家拿粮不好意思。”但是会上决定他哪组到哪家粮户取，他还是不怕得罪人地去取。

由到吴国顺家要粮，到第二天分粮，这一夜里到处受影响，贫户要求登记领粮，开始接近我们，中农怀疑我们，后来稳定了。

地主积极破坏，干部受各方面威胁。

地主说：“想不到这些穷小子无赖，跟着这些下贱东西（指共产党）到人家背粮食，真是不要脸，就拿着口袋到人家背去，中央军来了再说。”地主吴德威对房户王明德妻子说：“中央军就要来了，不怕杀头你们就要。”（吴德威后来被农会叫去教训一顿）

积极农民份子在旁听到了，到外来干部面前说：“这些粮户骂我们，我才不怕呢！”说了一次又一次。积极份子说不怕，但不断地说：大概还是怕，脑子在斗争。尹再君说：“不要再说了，听到谁说简直把他抓来。”

分粮的时候，又有一个抽大烟的流氓去捣乱，一到会场就叫：“为什么没有我的份？”干部说慢慢地再说。那流氓说：“我不要，我还怕中央军来了杀头呢！”积极份子听了十分生气说：“你说什么话？”于是冲突起来，流氓把积极份子踢了一脚，积极份子跑回会里，借一根枪去抓坏蛋，这是启发农民背枪的好机会。

晚上张福顺老头跑来说：“我的儿子在松花江边种地回来，听说我做代表要粮，哭了，说中央军三天就到了，怎么办？”我说：“那怕什么！咱们拿的是积谷粮，先把肚子吃饱再说。不过这些坏蛋（指屯长粮户）不能不防。”向工作队要一根短枪，他说：“我这已得罪粮户，他们都有枪，背不住在哪里给我一枪。我有一根小枪，打死后，我五十，他三十，还廉他廿岁。”我们说短枪没有，给长的。他说能不能叫地主办。我们说可以向地主起。老头表示决心去干，他说：“八路得人心。”他说他从关里来，知道八路由一小块得到了大块地方，不会败。

国民党飞机不断侦察轰炸，部队不断来往作战，江边上的老百姓都搬空了，可是陶赖昭农会上变得更拥挤了，各牌组织农会，发现十九个积极青年，他们热心地算着户口，解答各户的问题，反映群众的、也是本身的痛苦要求。十九个积极青年加上原有的几个代表，在昨日分到各户拉粮。

有一家粮户不肯给。于是发动更多人到他家去，经过小小的斗争，给背了。群众情绪太高。有两个青年在头三天见我们干部就溜了，或者勉强地说有病。在这斗争胜利后回来说：“这是我带着去的，他粮户不给不成。”可见落后份子在运动中也会积极的，碰到困难，经过斗争，情绪是会更高的。

战争空气更浓厚，战争威胁更严重，但是街上人多起来了，特别是会上的多起来了，更特别是青年人多起来了，支持前线要的是群众，是人，特别是青年人。

但是群众还未经过严重的斗争，而且还有很多扛活的青年未参加行动，也未经过教育，于是决定分头召开一个租种地的会议。各到三四十人，扛活的会议上，工人提出五条痛苦。

1．一年忙到头，养活不了一个老婆。
2．忙病了，歇一天工，扣一天钱，吃药自己花钱。
3．东家和扛活两样伙食，工人是霉卤菜一根大葱。
4．过年过节才吃到肉，其他月月日日做回回。
5．米价涨，工价不涨。

关于工资及租地租问题，大致提到了一下，由于不明白扶余县委对这方面的规定如何，未作确定，而把斗的内容转到清算上去，因为这样斗争更广泛，参加人多，得东西快。

只要放手给群众好处，经事实和行动中证明：我们是为了群众，为了群众翻身，群众会用脑想，这样的军队人家为什么要打他呢？要打他的人必然不是好人，群众有良心。对于这样的军队，不论作什么事，应帮助解答。这是农民的、简单的、朴素的、但是正确的想法。

六月初一号，政府把当过警察署长的汉奸逮捕了，由陶赖昭屯农会通知各屯去分汉奸的粮。这样做法是由于战争情况紧张了，要更普遍地吸引群众参加和分得好处，各屯去了三四百，男女老少到车站去搬粮食。隔江反动派的炮打过来，群众乱了一下，但是还是要粮食。同时农会干部武装起来，他们能有廿多人背枪，但是缺枪。他们拿了几支枪各处去抓副区长这个老警察。

群众提出很多材料，提出清算。

整个经过告诉我们：战地群众因受战地威胁，是较困难发动的，但是只要深入群众，体贴群众，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群众就会接近我们。只要懂得：由最有理、最易斗的斗争开始，引导到群众行动起来，得到好处，多多少少得罪了地主，然后引导到深入斗争，武装斗争。起初认为要积谷粮，对伪满说得过去，是有理的。中央军来也说得过去，但在退粮中也发生了口角。由于言语冲突，积极行动，进一步得罪了地主。由于害怕又武装起来，再加上群众拥护，阶级的仇恨心增强，畏惧心减少，斗争扩大起来。开始时切忌口号提得过高，时间拉得太长，规模布置太大。小小行动，逐渐提高，这样免得碰钉子。

另外，战争地区向老百姓要人力物力，而发动群众主要给老百姓东西，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必须向在老百姓要东西方面尽量节省，要尽量合理，主要靠另方面要放手给老百姓东西，要粮给粮，要地给地，方法是由群众斗争取得。所谓放手，就是群众向地主汉奸算账，要多给些就多给些。所谓放手，就是政府部队不要贪图资财马车马料等，而要慷慨给予群众。陶赖昭区对于王某汉奸粮食，还想等一等清算配给，政府不放手给群众，开拓地水地也是不放手给群众，怕分给群众改成旱地。其实应该群众要分就分，给群众就是一年不种水田，来年劝其再种也可以。现在不分，反动派来，真的能保证种水田了。不是农民吃大米而是地主吃大米了。东北可以给群众的东西很多，领导干部应注意领导发现。

再次必须打破一种观念，认为打仗不能发动群众。只有老头老婆是自然现象，不必悲观，群众干部情绪波动是必然现象。要好好地掌握也不必悲观。因为群众要翻身、要吃饭、要诉苦、要报仇，不是个个如此，总有些如此，子弹打来还是要干。有人能背着枪炮抢东西，发洋财，难道正当的粮食能饿着肚子不背？

最后在反清算各项斗争中，必须指出中央军就是汉奸、土匪、粮户，斗了汉奸就是打了中央军，粮户想拿中央军杀我们的头，来吓我们，反对汉奸，中央军来了杀头，那么中央军不是汉奸是什么？据理清算，中央军来了也要杀头，专杀穷人的头，那么可知中央军是反对穷人的军队，不如先弄点粮食吃饱肚子，帮助民主联军打中央胡子。地主要恐吓我们，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社论：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
出处：《东北日报》1946年7月3日第1版

在五月底和六月初东北日报上连续的发表了宾县群众工作的介绍，宾县的群众工作，就是马斌所领导的，那些群众工作的报告，就是马斌所写的。现在我们把马斌式的群众工作在这里说一说。

马斌同志是知识分子干部，过去在华中任过县委书记。去年十一月到松江军区政治部任民运部长，随野战军在剿匪战斗过程中做地方群众工作。在宾县李家店、平山、玉泉、八家子一带除做宣传、组织、救济、清算等工作外还作了一些社会调查，向组织上提供了许多地方工作的意见，并要求做一个小地区内的工作。队伍转移到满井打了土匪之后，他即召集雇农分积谷仓的粮，不是我们给群众散粮而是组织了几个积极份子去领导分配。这些积极份子害怕土匪再来，地主报复，要求武装自卫，我们即给了几支枪。当队伍要离开满井时，群众要求马斌同志不要走，他就留在满井工作，群众替他放哨、站岗，组织了人民自卫队。他从这些积极份子中，了解了社会状况，知道地方枪械很多，即组织群众向地主汉奸家里起枪。地主的枪，十四年来未被敌伪搜去的都缴出来了。在很短几天内，自卫军即扩大了，并全部武装起来，深入了反奸清算斗争。在这个工作过程中，马斌同志发现了东北社会的特点是武装的农民反对武装了的地主、土匪、大排，斗争的规律是经济——武装——再经济。他调查了解了宾县的雇农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这个区域工作的发展，先由一屯一村做好，向外扩张，反奸斗争很快的发展到宾县西北广大地区中。领导斗争开始只有一两个老干部，很短时间内吸收培养了一批雇农积极份子干部。这些新干部去新地区发展工作的作用是很大的。后来马斌同志任宾县县委书记，只有少数几个外来干部，全县（除边沿少数地区）的农民斗争都开展起来了。

最近他带领工作队去陶赖昭战区工作，在种种困难条件下，说斗就斗，也发动了群众，兼分粮斗争（见他写的《陶赖昭工作经过》一文）。

马斌同志是宾县农民中的生龙活虎，他到哪里，哪里的农民斗争就斗开了。他的办公室内川流不息来往着各村农民的积极份子，农民当他为自己人，见了他不是九十度的鞠躬，而是随便拉话。农民的心向着马斌，当着冰天雪地过年时，农民抬来了野羊，不送别人，单送马斌。

马斌同志是我们东北群众工作的模范。在东北有各式各样的群众工作，我们提倡马斌式的群众工作。那末马斌式群众工作的特点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根据马斌同志半年来的工作经过，提出下面几点：

（一） 下乡工作，有两种路线，一种是住在地主富农家里，那里吃得好、睡得好，一切招待好，那里听到的是“村里一切都好”。但是农民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呢？四个大字，叫“侧目而视”。这种路线叫上层路线。马斌走的是另一种路线，叫下层路线。他出外工作，总是到最贫苦的群众家里去住，不怕赃，不怕烂，就在农民的炕上住起来。他要了解宾县城内贫民有什么困难，就到宾县找赤贫的房户家去住，随即就发现了房户要求减房租，很快就发动了城内减房租、退房租的斗争。

（二） 领导群众斗争，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不问群众要什么，就把上级决定的清算、减租、分配敌伪土地“传下去”，结果常常是我们的决定与群众的要求，“牛头不对马嘴”。马斌是另一种方法，他的方法是从群众的需要出发，群众要求清算即清算，群众要求减租即减租。去年宾县城内穷人没柴火烧，但是上级决定上没有“柴火”问题，施政纲领上也无“柴火”的一条，马斌却不管这些“决定”与“纲领”，就去组织砍柴队，亲自带领群众到南山里去砍柴，穷人去砍柴的各种困难（如没有斧头、靴鞋、大车）都协同群众一起解决了。山林地带又有胡子，他又把砍柴与打胡子联系起来，把森林区的采伐权交给了农工联合会。

（三） 发动群众斗争，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一切都由政府和军队赐给群众，所谓“恩赐”，群众自己则既不斗，也不争。马斌同志的办法是另一种，一切推动群众自己起来干，又斗又争。即使分配积谷粮这样的事，也叫群众自己议，自己分。宾县减户租的斗争，在斗争前与许多积极份子商量了对房主讲理辩论的内容，讨论谁人先讲话，谁人接着讲。用这个办法，一切都是群众自己起来干，又斗又争。所以马斌所到的地方，不仅那个地方的群众就斗开，而且那个地方就出了群众领袖。

（四） 马斌同志的第四个特点，有接近下层群众的习惯。对农民一见如故，有说有笑，善于向群众学习，学到本地群众的方言，摸到群众的心理，对群众说话不是格格不入，说起话来能打动群众的心。许多干部愿意随他一块去工作。他能调查，又能研究，能想问题。过去半年，他在宾县的群众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北满及全东北的群众工作，都有很大的意义。他在开会时，不是一般的讨论口号政策，而是从实际斗争的例子联到原则办法，一切好坏经验，都加以比较分析。因此干部觉得随他工作，能得经验，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能力。

马斌同志的这种作风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我们提出每个县委书记向马斌看齐，每个县要出一个马斌；每个工作队员向马斌看齐，每个工作队里要出一个马斌；我们要求到处有马斌，马斌到处有。

一个模范农村工作者

出处：《环行东北》，刘白羽著，方生出版社，中华民国卅六年（1947）二月再版，第121～124页
五月十九的夜晚，我访问了马斌。

在访问以前，我听到几个人把他当作一件典型事例介绍给我，他是共产党的宾县县委书记。他刚刚从宾县来哈尔滨，明天他也许就要离开这里。那座楼上一间小房间里，灯火辉煌，隔壁会议室里正在开会，他挤出开会的时间，坐在我对面。他是一个普通的年青人，椭圆形的脸，并不是什么满面风霜，一手裂纹，而且他脸上似乎有点红润，细长的眼睛，些微的近视，还没到戴眼镜的程度，就是这个人，他成为宾县人民所最亲爱的人。

在县里，他的办公室，经常为贫穷农民挤满，他们对他像朋友一样，马斌在乡下也是如此和他们睡在一条炕上面。

他说过：“我们有一个规矩，不吃粮户（富户）饭，不住粮户房，专找穷户人家住吃，给他家粮食菜金。”

比如，他领导过宾县救济站清算配给店的斗争，在没下屯之前，先在各屯走了走，然后选定两个最穷的屯子：一个是大仙堂，一个是河西屯，把工作组住进去。因为——曾经有过这样干部，他一下去就住在粮户家里，据说这里好办公，粮户供饭也不困难，可是这样一来，多接近了粮户，少接近了穷人，多听粮户的谈话，少知穷人的痛苦。穷人不愿到这种粮户家里来，就是来了，因为有粮户在场，什么话也不好说，干部到穷人家里去访问，粮户跟在后面监视。最好谈心的时候，是晚间睡觉前吃饭后，这些时间都在粮户家里，等到到穷人家里去，人家早出去打柴、做工去了。马斌不是这样做。他到处钻到穷人家里去。什么样的斗争、减租、反奸，大事情都跟穷人商议，因此他到那里去，穷人就欢迎他，保护他，在不安全的地方，农民就轮流去放哨保护他。

马斌是一个在上海住过的知识份子，而且他著过书，但是他有一颗为群众服务的决心。他开始是松江军区政治部的民运部长，他要求给他到下层去工作。

那个夜晚，他一坐下，先告诉我：

“满洲国时代农村就是警察和地主当权——这种封建势力跟帝国主义结合，是很典型的。”

随后，他转到农民痛苦的生活上来。我惊讶他从情感上那样熟悉农民的苦痛，他说：

“我讲几个故事给你听：那时农民要出荷，——老鼠，要山上跑的；还要山葡萄叶子，康德十一年（四四年）下大雨上山去采，采得不好，后面警察就打，大众恨极了，把山葡萄连根拔下说：‘明年看还要不要！’抓劳工，有一个朱宪章生了病，他女人去了，汉奸骂她：‘我这里也不开窑子，你干什么来？’特别是抓思想犯——（他下着注解：什么叫思想犯，就是还未见之行动，但有可能者。这到底叫做什么呢？）给你黑布一蒙就抓走，一个人低着头走，警察说：‘你低头想干什么？’抓走。那时人们都把寿衣准备好挂在大门后面，抓的时候就整起走。”
（这时，在我们旁边有一个“小鬼“，本地人，他插上来说：”“连榆钱也要出荷，怪不怪？！”）

我相信：这种了解愈深，对于一个好的农村工作者，愈是需要的。因为他懂得群众中的仇恨，这种仇恨将在什么场合上迸出火花。

果然，在今年一月间（东北严冬时节），他领导宾县群众燃烧起来了。他们斗争了一个无恶不作的人物，——城厢区西牛街的高阎王，减了房租。随移就转入对旧区排长进行反贪污积谷救济粮的斗争，乃大量发动和福顺兴、裕泰盛配给店的清算。这天有八百多人抗着大旗，先到永利东，一见女掌柜（她当家）就闹起来，女掌柜说要找福顺兴（粮存在福顺兴），立刻武装押她转向福顺兴。群众水一样涌到，刚到院，钱柜里发了一枪威胁群众，群众拥向钱柜，里面跑出一个安子清，开口就骂：“混蛋，滚出去！”群众立刻愤怒起来，大声喊打，农工会的人上去把安子清绑起，不准动弹，——这时石崐峰掌柜露面了，大家问他：“我们的配给粮应该还给我们！”“你不该留下发洋财！”“我们饿肚子，你发洋财，真没良心！”一个老太婆喊：“我们饿死了，我们要粮食！”......贪污苛扣的配给店低了头。群众就找麻袋，找仓房，一面派人去找大车，——一面算账，过秤，上账，退粮就从下午开始，当晚留一百人守仓房，补麻袋。第二天、第三天都继续运粮。这样一来，三天以后全城六个区都和配给店清算起来。有一处，掌柜把配给粮不肯补齐，一个老头子跳上桌子讲：“八一五后你自知汉奸难保，几百辆胶轮车，往哈尔滨拉，今天无论如何要给足，我们这十四年，满洲国变成警察国、特务国、压迫国，你们把我们逼得苦死了！”这一次，群众从配给店罪恶中，算回八十万斤粮食，度过严重的冬天。

这样群众斗争的风霜，使马斌更深刻懂得：武装力量——应该属于谁。因此群众要求武装的时候，他又发动向汉奸恶霸起枪。他告诉我：

“日本人十四年没起出的枪，老百姓知道哪个恶霸家里有，满井一处都起出五支枪。”

四月二十四日，宾县进行了一次农民武装自卫队的检阅，一千多农民带了新的武器走过去。

马斌又进一步组织了生产。他把很多冬季农闲无事做的卖工夫（零工）的人组织到“满拓”山林地带去打柴。这时由于他亲身参加，他又研究了山林地带问题。原来“满拓”山林，从前是强迫人民砍柴出荷，“八一五”后，山林地带开放了，什么人都能去采。可是对穷人依然没开放，因为他们没有车马，无法运输，砍下来堆在那里，过两天就给有车马的人捡走了。了解了这种情况之后，他就把这山林地带采伐权暂时交给工农会了，由他们组织大批工人解决山地居民生活及城内燃料问题，专门采伐、运输。一般人只能赶着马车到那里去购买。这样三个月，采了一八九车木柴，卖了四三一五零元钱，解决了四百九十五个贫苦工人的生活。

宾县人民在半年中间真正翻了身，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

在我和他谈话以后，就没再在哈尔滨见到马斌。别人告诉我，他回他的农村里去了。我觉得他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农村的，农民的温暖该是如何深啊！

我离开哈尔滨之后，在途中看见《东北日报》上有一篇社论上说：“我们要求到处有马斌这一类的工作者和工作作风出现。”他受到共产党东北中央局的奖励：他是一个模范的农村工作者。

读后感
马宾同志做群众工作经验的现实意义
游战洪
2007年7月23日～11月15日

一、查阅1946年《东北日报》的缘起

1946年7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两千字的社论，题为《社论：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原文详见附件）。社论说马斌同志是我们东北群众工作的模范，并总结出他做群众工作的四个特点：一是下乡工作，走下层路线；二是领导群众斗争，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三是发动群众斗争，一切推动群众自己起来干；四是有接近下层群众的习惯，善于向群众学习，能调查，能研究，又能想问题。社论最后号召每个县委书记向马斌看齐，每个县要出一个马斌；每个工作队员向马斌看齐，每个工作队里要出一个马斌；要求到处有马斌，马斌到处有！

实际上，这个马斌就是我交往了十几年的良师益友——马宾同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82岁，我28岁，我们的年龄正好是倒过来的。不过，这十几年来，我从未听他提起过，他曾经在黑龙江省宾县当过县委书记，在国民党中央军的炮火下轰轰烈烈地发动群众反奸清算，使宾县的劳苦大众半年之内彻底翻身解放，成为做东北群众工作的模范，是个模范县委书记！

前些日子，自称是他的老兵的几位老同志聚会，忽然想起六十一年前从《东北日报》上看到东北局对他们以前新四军的马政委的通令嘉奖和号召学习他做群众工作经验的社论，要我帮忙在图书馆找一找那个通令嘉奖和社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清楚地记得消息登在《东北日报》的头版头条上，时间大约是1946年6～12月，但具体哪月几号就不记得了。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他们的马政委悄悄地离开江南的新四军，被秘密派到东北做民运工作去了。打完四平保卫战后，部队在松花江北岸休整时，他们从《东北日报》上看到了马政委的消息，当时特别高兴！

我本来就在图书馆工作，查查资料，对我来说，简直太容易了，便一口应承下来。不过，搜索的结果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没有《东北日报》，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没有，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资料室有，但不对外服务。好在国家图书馆有，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复印。清华图书馆专门安排一个同事和一位司机，每周定期去国家图书馆为师生借书和复印资料。我填好申请单，请他们帮忙查一查。

我的同事把1946年6～12月的《东北日报》翻阅了一遍，找到了那篇社论，但没有找到东北局的通令嘉奖。我补办了一个国家图书馆的新读者卡，亲自去报刊阅览室，把1946年6～12月的《东北日报》翻阅了两遍，不仅看头版，而且2、3、4版也不错过，不过，结果还是没有找到！我给马老的老部下打电话，请他仔细回忆一下，究竟是什么时候。他说就是1946年6～12月，清楚地记得在《东北日报》头版的一个花边新闻上。我又去国家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继续翻阅《东北日报》，但是在头版看到的尽是我军歼灭国军多少的战报，眼睛都看花了，也没有找到那个通令嘉奖的花边新闻！我打电话请马老本人回忆一下是什么时候，他不仅不告诉我，反而有点生气！我了解他的脾气，他不愿意突出自己！

不过，我知道，中共中央东北局当年对马老的通令嘉奖肯定是存在的。在著名作家刘白羽写的《环行东北》（方生出版社，中华民国卅六年二月再版）一书中，有一篇题为《一个模范农村工作者》的文章，该文最后一段说：“我离开哈尔滨之后，在途中看见《东北日报》上有一篇社论上说：‘我们要求到处有马斌这一类的工作者和工作作风出现。’他受到共产党东北中央局的奖励：他是一个模范的农村工作者。”毫无疑问，刘白羽也在《东北日报》上亲眼看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对马斌的通令嘉奖（全文详见附件）。

没有找到这个通令嘉奖，我有些失望！我只找到了《东北日报》的社论和刘白羽写的文章，先由国家图书馆照相扫描刻盘，然后把图像下载到本机上，再以WORD格式逐字敲进电脑里，然后打印出来，转给那些老同志看。他们看了社论和文章，仍很高兴。有位老同志还在电话里说，他代表其他老兵对我表示非常感谢！

不过，我翻阅《东北日报》有意外的收获。在《东北日报》的第二、三版上，我看到了马老署名“马斌”发表的农村调查报告和工作经验总结（原文全文见附件），觉得这些文章比那个通令嘉奖更有价值。我请求复制这些文章。不过，国图报刊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建议我去缩微室查一查《东北日报》，因为报纸本身现在不能拆开扫描照相，有些地方肯定复制不下来，而缩微胶卷是把报纸拆开后拍摄的，更完整。我在缩微室找到了《东北日报》的缩微胶卷，通过缩微阅读机，一张一张地摇，找到了那几篇文章，便登记交钱，请工作人员帮我复制出来。一周后，我得到了全部复印件。

《东北日报》是在战火中编辑出版的，有的文章印刷并不清楚，加之是繁体字，经二次复制后，就更看不清楚了。正像社论所说的那样，马老善于向群众学习，学到本地群众的方言，这些方言在他的文章和报告中也都用到了，但有的字迹模糊，有的地方甚至没有印上字，连蒙带猜，也读不下去。我想，如果连我都看不清楚，估计别人就更难辨认了。因此，我决定把这些文章和报告重新全部输进电脑里，用WORD格式排版，然后打印出来，以便其他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能够分享马宾同志在六十一年前、三十一岁当县委书记时发明的这些宝贵经验。

我忙里偷闲打字，打得很慢，断断续续，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这些文章打完。全部敲完后，又跑到国图去校对了一遍，试图认出那些实在看不清、也猜不着的字。有些字段实在是辨认不清楚，没有印上的地方，实在猜不出来是什么字。不过，待文本全部打印出来后，这个小插曲到此就该画上句号了！

二、联想山西省洪洞县的“黑砖窑”事件

谁知，在我打字期间，媒体揭露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的“黑砖窑”虐待民工，把民工当奴隶，震惊中外：为谋取暴利，拐骗和强迫民工31名（其中智障人员9名）在砖厂干活，民工每天干活时间长达14至16个小时，晚上则都被锁在一个大工棚内，如出去上厕所，有专人跟随看守，回棚后将门继续锁上；为防止民工逃跑，雇人负责看守民工，并授意看守人员：如发现民工干活不积极或逃跑的，可使用暴力进行殴打；还饲养了4只狼狗在砖厂看场护院；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黑砖窑”事件使山西省和中国在国内外脸面无光！

事后，山西省长于幼军同志于2007年6月20日代表山西省政府就“黑砖窑”事件向国务院常务会议做检查；22日又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其家属表示道歉，向山西人民检讨。

6月26日，山西省政府召开“进一步在全省展开整治非法用工和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暨督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于幼军省长深刻分析了“黑砖窑”事件三大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教训：

一是这类事件暴露出山西对企业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的依法监管不到位，尤其是农村地区存在明显漏洞和薄弱环节。
二是这类事件暴露出山西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未能认真履行职责，个别村干部甚至包庇纵容黑窑主，致使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这些村级组织和干部却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没有及时向上级政府和当地公安机关举报，耽误了打击犯罪分子和解救受害民工的时机。
三是这类事件还暴露出山西一些党政企干部政治素质不高，政治敏锐性不强，没有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善于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健康和重大切身利益问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6月28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于幼军省长说：“如果看到工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生活，还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还配叫共产党吗？这种状况不但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我希望以我的道歉和检讨，能够教育、警醒山西各级干部今后要高度重视这类问题，不能漠视生命，不能怠慢人民！”

7月16日，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监察委员会在太原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黑砖窑”事件涉及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失职渎职的处理情况。省纪委副书记杨森林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地纪检委和监委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基本查清了“黑砖窑”事件中涉及的有关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监管不力、失职渎职，以及个别党员干部参与“黑砖窑”承包管理等严重问题。所查处的案件共涉及临汾和运城两市的8个县。杨森林介绍说，受处分的95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中，涉及县处级领导干部18人，乡科级干部40人，一般党员干部37人，其中，同时给予党政纪双重处分的有30人。95人中，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7人，撤销党内职务7人，党内严重警告28人，党内警告5人；行政开除公职2人，撤职（含撤销任职资格及罢免职务）24人，降级19人，记大过15人，记过14人，警告1人。

7月17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黑砖窑”事件相关案件审理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冀民通报了“黑砖窑”案件的审理情况。刘冀民在会上发布了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衡庭汉、赵延兵、王兵兵等5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案具体情况。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1）被告人赵延兵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被告人衡庭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被告人王兵兵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4）被告人衡明阳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5）被告人刘东升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看到省长检查、道歉、检讨和深思，看到这么多失职渎职的党员干部被查处，看到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时，“黑砖窑”事件也就暂时告一段落，大家都该忙别的了！

不过，我马上联想到，如果于幼军同志能够像马宾同志那样，既有阶级理论的武装和分析，又有接近和关心群众的阶级感情，能够深入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中间去，把基层干部发动起来，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跟贫困落后斗，跟违法犯罪斗，“黑砖窑”事件就绝对不会发生！
但是，于幼军同志平时在太原城里做省长，与洪洞县县长没有任何联系，与广胜寺镇和曹生村的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更是毫无联系，这次为村里发生的“黑砖窑”事件公开道歉和检讨，其实很勉强！

如果山西省的高层领导继续按照目前的思路搞下去，不去动员和发动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很多事情仍然无法落实，类似的鬼事情还会层出不穷地蹦出来！道歉和检讨又有什么用？

无独有偶，高中毕业后二十五年没有见过面的一位同学，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在广东省的地方组织部门工作，最近带着一批当地的党政干部，到国家行政学院进修，期间抽空来清华参观，然后与几位在京的老同学一起吃晚饭。酒酣之际，我忽然想起从网上看到的消息，说是张春贤同志到湖南省当省委书记后，不断推出新举措，加快湖南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其中举措之一就是把浙江、广东经济发达省份的干部请到湖南的县市当领导，把湖南县、市、镇的本地干部派到浙江、广东去挂职锻炼，还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当县处级领导干部。另一个在镇里当党委书记的同学，不久前在省里的组织下，集体去内蒙古和新疆考察。我觉得此举很高明！不过，这位在广东工作的老同学一听，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呢？谁能想到，去广东省挂职锻炼的湖南干部，有的居然把情妇带到广州去，一起住在宾馆里，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连请他们吃饭的私人老板老乡都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给家乡丢人死了！

我估计，张春贤同志的情形跟于幼军同志差不多，他也是坐在长沙省城的豪华办公室里开开会，在网上交流交流，下基层也是来去匆匆，作为省委书记，别说广泛联系三湘父老乡亲，就是联系一下全省县镇的党委书记，也没时间，没办法！因此，尽管把主要问题和发展思路都搞清楚了，对策也有了，但是落实起来却走了样，收效甚微！他绝对想不到，省委要派到外省去锻炼的基层干部，居然会带着小老婆去住大宾馆耍！
我记得马宾同志曾经说过：全国人民曾经寄予厚望的朱镕基总理最大的问题也是脱离群众！我也觉得，国企改革，抓大放小，MBO转制，等等，朱镕基同志太迷信那些标榜自己“科学客观、狼心狗肺”的经济学家的高见了，而忽视了直接来自国有企业广大工人群众的呼声和建议。

三、重新认识马宾同志的思想境界

由于《东北日报》当时用繁体字印刷，复制不清楚，我只好自己动手打字，这样等于把马宾同志早年做群众工作的老经验逐字逐句地学习了一遍，而且边打边想，明白了以前在与他交往过程中无法理解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曾与他一起去国家图书馆国际组织出版物阅览室查阅联合国的年度报告。当我从书架上取回书时，一眨眼的工夫，他人不见了。我纳闷：他上哪去了？难道上厕所去了？正当我观望时，听到从北图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里传出他的声音。我推门一看，北图的几位女工作人员围成一圈，正在听他讲话哩！我奇怪，他说了什么话，用了什么办法，这么快就把几位素不相识的北图馆员发动起来，聚集到一起，听他说开来了？
后来听说，中央财政专门拨款，每家补贴十万，在国庆节前统一给他们这些部级干部装修住房。但是，他心想这么多下岗工人生活这么困难，便拒绝花国家的钱装修房子，也拒绝购买他现在住的大房子，即使朱镕基总理一再降价要卖给他（怕他没钱，买不起），他也不买，说是要跟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他不让装修的施工队进屋动工，却把这些外地的装修工人请到家里来开座谈会。工人们告诉他：他们原来不知道什么叫腐败，这次来装修，看到有的房子新装修不久，非常好，都要拆了重装，花公家这么多钱，实在是太腐败了！不过，他不反对用这个装修的钱来做研究经费，去研究如何反腐败！我注意到，整个翠微西里小区，就他家三个阳台没封，特别醒目。我估计，在个人住房问题上，像他这么做的部级老干部，当今绝无仅有！

再往后，马宾同志要我帮他查找有关文化大革命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资料，以总结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他主张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每隔七、八年就来一次。他认为要想救中国，舍此无它！在他看来，其他改革建议和措施都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不痛不痒，不解决问题！可是，按照常情，我理解，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认为，文革十年是一场民族的浩劫，不堪回首！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即使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像诸葛亮七擒孟获那样，允许干部犯错误，让他们反思改过，也不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当今广大青年学生不会理解，那些在文革中挨过整的大批还健在的人不会答应，更别指望当权派会自己革自己的命，也别指望海外的广大华侨会拥护！因此，我建议借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内容，发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民主运动，但不要借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他一听，马上表示：唯物主义者是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立场的！不过，我仍不赞成他的提法，他就在电话里生气地说：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那语气听起来跟我父亲暑假里跟我摊牌时说的一模一样：若不同意他找个伴，我们今后各走各的路！

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文革期间，他曾经用科学根据反对全民大炼钢铁，结果被关进沈阳的监狱里，从夏天关到冬天，冬天零下15度，他仍穿着夏天刚进监狱时穿的短裤和短袖衫，监狱也不给被子盖，差点没被冻死，而且这一关就是八年，从个人遭遇和感情来说，难道他就不恨文化大革命，反而主张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对他这段坐牢的经历特别感兴趣，总喜欢刨根问底地问他，仔细了解他当时在监狱里的生活（他坐牢也与众不同，变消极为积极，正好有时间读马列著作全集，而且真正读懂读通了，理论水平比谁都高，看问题比谁都透彻；不过，我若坐牢，倒想借机好好读读唐诗和宋词，仔细体会古人被贬出京师、流放边陲、忧国忧民的孤寂和无奈），因为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跟着他研究反这个、反那个，总有一天也会被抓进监狱的！

现在认真读了他在1946年发表的宾县农村调查报告和群众工作经验总结之后，我等于重新认识了他！原来他早就是跟群众心贴心、愿为群众服务至死、特别擅长做群众工作的专家，怪不得不论何时何地何人，他都能跟群众说上话，能把社会问题调查清楚，并总结出正确的工作方法来，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从1946年到现在，尽管单位、工作、地位和年龄都变了，但是他的群众观点一直没有变，他一到群众中，就像鱼儿掉进了水里一样开心自如！他把北图的馆员们召集起来，把装修的工人们请进家里开座谈会，还经常联系我这个群众，看看有什么新材料和新观点，跟他1946年深入最贫苦的农户家跟农民谈心，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如果了解了他当年在宾县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反汉奸、反恶霸、反贪污的斗争的经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今天能够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和恩怨情仇，与众不同，主张继续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大革命，以不断改造我们的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马宾同志确实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真正觉悟了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估计，像他这样在文革期间挨过整后大觉大悟的高级干部，在党内也是独一无二，凤毛麟角！

此外，读了马宾同志1946年写的调查报告后，我明白了他以前为什么要求我寒假回乡探亲时要留心写湖南农村调查报告，叮嘱我去德国留学时要坚持写德国社会调查报告，把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都写下来，逐渐形成完整系统的思想。如果推算时间，马宾同志写那些报告时刚三十出头，很年轻，按照刘白羽的描写，“他是一个普通的年青人，椭圆形的脸，并不是什么满面风霜，一手裂纹，而且他脸上似乎有点红润，细长的眼睛，些微的近视，还没到戴眼镜的程度”，但是今天看来，这些报告所反映的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的年青人所能达到的水平：不仅准确地反映了普遍的实情，抓住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且有正确的阶级分析，在实际斗争当中发明了许多行之有效而且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工作方法。而我写调查报告，就是写游记，平铺直叙，记流水账，繁琐得让他和小保姆都读不下去了！因为我没有像他那样系统地读那么多经典理论和哲学著作，理论水平不高，看问题也看不透，却试图在轻描淡写中讲出某个大问题和大道理来，并没有理论升华。

四、马宾同志做群众工作的独到之处

我仔细读了马宾同志在1946年发表的宾县农村调查报告和群众工作经验总结之后，结合自己关注的兴奋点以及平时跟他交流的印象，觉得他当年在宾县做群众工作除了《东北日报》社论总结的四个特点之外，还有其他独到之处，值得挖掘，现列举如下：

（1）带着阶级感情，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

当时，在战争威胁的条件下，发动群众是很困难的。国民党飞机不断侦察轰炸，中央军隔江炮击，部队不断来往作战，战争空气浓厚，战争威胁严重。有的地方，地主反动武装组织叛变，杀害了很多干部，残酷地镇压翻身的群众。地主还扬言，中央军很快就到，要来杀他们的头！但是，马宾同志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打开新局面（详见《宾县群众工作状况》原文附件）。
他认为，反封建必须与反汉奸联系，而反汉奸即是反封建；经济斗争（减租）必须与政治斗争（反汉奸）结合起来，农民佃户必须与农业工人结合起来，团结广大基本群众，依靠农业工人领导反奸清算斗争，深入减租工作。他主张，发动群众就是要放手给老百姓东西，要粮给粮，要地给地，方法是由群众斗争取得。群众向地主汉奸算账，要多给些就多给些。政府和部队向老百姓要人力物力，必须尽量节省，尽量合理，不要贪图资财、马车、马料等，而要慷慨给予群众。

基于对东北农村阶级社会的正确分析和阶级感情，他带领其他干部住在基本群众的家里，在穷人家吃饭，吃了饭给菜金粮食，而且什么地方都能住，不怕虱子，不怕孩子哭，不怕马桶气味，深入基本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他说：“我们自己是基本群众出身，我们依靠群众吃饭生活，我们为群众服务至死，为什么不能住在基本群众家里呢？住在穷人家里，穷人的尿也是香的，穷人的小孩子哭也是好听的。不因为是尿、不因为是哭，而因为他是穷人的，一定要培养出这种感情，觉得穷人的尿都是香的。”

他彻底改变了机关干部的作风，用实际行动证明领导干部下基层，深入群众，总是有时间、有办法的。他说：“在这三个月中，外来干部只留个把照顾机关，其他不论负什么职务，一律下屯工作，个别机关干部一边下屯工作，一边照顾机关，这种做法经过克服许多困难才实现。差不多外来干部都是负责上层领导工作，而不论到什么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百废待举，整天地忙，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忙，谈到下屯工作的时候，感到丢不开。经验证明，领导干部下决心深入群众时，可以把机关工作布置好，放手交给工作人员做。遇到有更大问题时，回机关或是用书信及电话解决。例如行政科长下屯工作时，有官司到他住的老百姓家打，同时那个屯子左近的官司，也不用到县政府就解决了。在屯子工作，才能接近广大基本群众，但也主要靠晚间农闲，白天里还是可以解决处理其他问题的。”（见《宾县领导群众工作的经验总结》）

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法，搞清楚东北农村的地主、富农、警察、特务、汉奸、伪吏和卖功夫的、扛活的、吃劳金的农业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太难，难的是不怕赃，不怕臭，不怕烦，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心甘情愿，深入到基本群众中去，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把群众争取过来，把群众发动起来。

马宾同志曾猛地劝我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他说，睡在最穷的农民的炕上，放屁，臭脚，臭汗，马桶味，还有蒜味和咸菜味，其实很难闻。他近乎自言自语，说得我一时摸不着头脑：马老何出此言？我不知道他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特殊的经历，忙接茬道：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寒假带着儿子回家，没有被褥，就找来干稻草铺床和做枕头，在稻草上面照样睡得香！我也不怕吃苦！

我觉得，马宾同志和他的同志们，正是由于有了高度的阶级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感情，因此能主动离开舒适安全的城镇机关，并经得住地主富户家好吃、好住、好办公的诱惑，心甘情愿地与基本群众同吃同住同睡一个炕，促膝谈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群众，进而把战地的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开展反奸清算斗争！

（2）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民主讨论决定各种事情

解决好干部班子的团结问题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但这往往是一个令许多人头痛的难题。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党中央实施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从关内抽调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工作，按照马宾同志在报告中的说法，这些外来干部不了解当地情况，彼此也不了解对方的过去。为此，马宾同志采取两个有效的措施，即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许多事情都经过民主讨论决定，解决了干部本身的团结问题和大家的积极性的调动问题。

他提倡更虚心、更民主地倾听同志及各方面的意见，搜集和对证各方面的材料，以便统一思想，统一步调，集思广益，发现问题，团结干部，启发积极性。他说：“关于虚心民主倾听意见的问题，在这开辟时期，外来干部对情况不了解情形下，干部与干部之间，在无历史了解情况下，特别重要。情况越是复杂，越是要多交换意见，以取得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使敌人没空子可钻。事情越是频多，越须要民主讨论决定，这样才不致出乱子。我们干部担负各部门工作，在各个岗位上，要得到各方面的意见。反动份子、民族敌人用各种方法来诱惑我们，如果我们不是经常交换意见，对证材料，则非但不能打倒敌人，而且可能引起领导上的不一致与不团结。客观情况是复杂的，想用简单的方式来解决，一定会出乱子。同时，发动群众是个翻天覆地的事，要牵涉各部门，各部门也都关心此事。在干部少的情况，各方面的意见及材料都是十分珍贵的，虚心听取则可源源而来，拒绝不纳，反而造成误会。”（见《宾县领导群众工作的经验总结》）

我知道，马宾同志是一个很善于学习、调查和思考新问题的人，九十多岁了，仍老当益壮，手不释卷，甚至挑灯夜战，孜孜不倦。从平时的谈话中得知，他17岁时曾利用一个暑假在图书馆里一天看完一本书，一个假期就读了好几十本书；参加新四军后，行军打仗，书一直不丢，一有闲暇就读书，有些战士不理解；在去东北之前，就已经事先搜集了不少有关东北情形的资料，一到东北，穿着装束跟东北老农并无二致，很快就把工作开展起来了。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每次要我帮忙找资料时，总是说越多越好，越全越好！我跟他开玩笑说：看这么多资料，把眼睛看瞎了，可别怪我！

很显然，马宾同志早就善于学习，善于调查，善于思考，总有办法，是一个善于在困难条件下开创工作新局面的人。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像马宾这样工作能力很强的同志，而且是担任一把手的同志，很容易变得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独断专行，因而会挫伤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领导班子成员彼此不团结，互相怨恨，或者阳奉阴违，大家面和心不和，战争时期还容易给敌人空子可钻。难能可贵的是，马宾同志年纪轻轻，就明白了搞好领导干部之间互相团结的重要性，作为县委书记，以身作则，胸怀宽广，广开言路，民主协商，把发动干部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

怪不得《东北日报》的社论说：“许多干部愿意随他一块去工作。干部觉得随他工作，能得经验，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能力。”

我完全相信，当年大家跟他在一起工作，肯定是精神振奋，心情舒畅，人尽其才，工作效率特别高。我的感觉也是，即使他批评我，我也很高兴；我有时发表不同的观点，他也能接受！

（3）从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从群众中培养新干部

马宾同志不仅善于用民主团结的办法把其他干部和党员发动起来，都下到屯子里去发动基本群众，而且善于从斗争中、从群众中发现积极份子，特别注意培养年轻的新干部，并给他们配备武器，让他们充实农会和农民自卫队，去改造和充实地方政权。

他主张放手大胆地提拔群众中的积极份子，因为他相信“他们与群众有联系，他们热情地要把工作做好，就会通过群众路线去办。这种干部比外来干部作用要大”。 他采取大规模开会号召与个别细心教育酝酿相结合的方法，以发现积极分子，从群众中产生干部。他写道：“在群众的会议上，大家争着说话，情绪很高，容易发现一般问题。在一半天间，就必然会出现某些积极份子，然后到他家加以细密的教育，了解功夫，这样就能更快地培养干部，了解问题。当然，只靠一般号召不进行细密的教育和打通思想，群众还会对我们有误解和疏远。”

例如，他带着工作队，在陶赖昭领导退义仓积谷粮的斗争时，在动员会上把群众都拥护的积极分子直接选为领头人。他对此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推举什么人呢？恰巧张福成老头子他说要快，最受人欢迎，大家推他，于是大家赞成了。再推一个也是老头子，这个老头的儿子出劳工死了，大家知道他敢出头说话，反正家里只剩得大大小小的了，什么不怕。再往下推，还是要推老头子。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不妙，推些老头子：一、斗争性不强；二不敢肩起武装，经不起风浪。干部说：‘不要老头子不好，老头子懂事多，对不对？’大家说对！‘完全要老头子，没力气跑，还得要青年人，对不对？’大家也说对！‘那么选两个青年！’选哪个呢？这时掌握会场的干部宣布：‘选举要选心在当中、不偏不倚，要选出端一碗水出来是平的，敢说敢办事的人。’有几个青年很热心地讨论，干部向他注意看了看，问：‘选他好不好？’大家说：‘他能成。’于是用这种方法选了几个青年，选了之后再问大家：‘他们成不成，他们人品如何？’大家都说：‘好！’”（见《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

他们把这些积极分子和新干部当作革命火种传播到其他地方，使他们得到多番锻炼和提高。他在《宾县领导群众工作的经验总结》的报告中写道：“开辟城厢区即是如此，集中几个干部，选择两个最穷的屯子，在半个月内经过减房租、算贪污账、算配给账，组织了农会。这种工作既作出了成绩，领导上又取得了经验，又发现了积极份子及培养了干部。这个时候，附近的群众看到了邻近的斗争，脑中早有印象，乘热打铁，组织了一大批积极份子，分布开辟邻近地区，又锻炼新干部，五天工夫，即与附近区联合组织更大的斗争。运用同样的方法，三月中旬由西部各区抽调数十名地方基层干部及自卫队员到东部各区开辟。他们是地方人，了解情况，便于接近群众，又有斗争经验，工作效率很高。运用同样的方法，东边各区也先从突破一个屯着手。由一个屯里培养干部，扩大到全区工作，凡是经过斗争的积极份子，如果他愿意帮助邻近区农工翻身，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一次考验，工作一个时期后，经过领导别人斗争，又是一番锻炼。为了提高干部，各个斗争必须总结，一区工作到一个阶段时，开一个区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起一个训练班的性质，进行对新干部教育。”

一方面，他们放手大胆地提拔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特别注意对农工会和自卫队新成长起来的干部进行教育改造，防止他们沾染伪满时期的强迫命令、跟着欺骗的作风，消除对群众不耐心、抓人时用肉刑的毛病。从县里派去干部，发动与组织基本群众，把假农会、假自卫队斗倒，同时抓到一些假借名义的坏蛋，游行了两个，枪毙了两个，给农会和自卫队会员干部一个很大的教育，时刻注意：“不要因一个坏人，损坏整个名誉；不要反对满洲国，自己再变成满洲国；不要自己有什么错，引起粮户笑话我们。”（详见《宾县领导群众工作的经验总结》）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火热的斗争中，在缺乏老党员、老干部的条件下，马宾和他的同志们摸索出了一套发现、选举、培养、锻炼和教育基层干部的科学方法，把党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传授给更多的积极青年和新干部，使反奸清算斗争在黑土地上以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4）发动群众算贪污账，迫使汉奸、地主和掌柜退钱粮

这个时期东北农村的贪污行为主要是汉奸、地主和伪吏贪污义仓的积谷粮，配给店掌柜贪污救济站的救济粮。此外，地主和富农与伪村屯长和协和会长相结合，他们收下粮食交“出荷”，但可以得“出荷”配给布，将布用高价卖给工人，剥削工人。

马宾同志带着工作队，如何发动群众起来反奸清算，在他自己写的《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和刘白羽写的《一个模范农村工作者》中有精彩的描绘，此处转述刘白羽的描述如下：

“随移就转入对旧区排长进行反贪污积谷救济粮的斗争，乃大量发动和福顺兴、裕泰盛配给店的清算。这天有八百多人抗着大旗，先到永利东，一见女掌柜（她当家）就闹起来，女掌柜说要找福顺兴（粮存在福顺兴），立刻武装押她转向福顺兴。群众水一样涌到，刚到院，钱柜里发了一枪威胁群众，群众拥向钱柜，里面跑出一个安子清，开口就骂：’混蛋，滚出去！’群众立刻愤怒起来，大声喊打，农工会的人上去把安子清绑起，不准动弹，——这时石崐峰掌柜露面了，大家问他：’我们的配给粮应该还给我们！’‘你不该留下发洋财！’‘我们饿肚子，你发洋财，真没良心！’一个老太婆喊：’我们饿死了，我们要粮食！’......贪污苛扣的配给店低了头。群众就找麻袋，找仓房，一面派人去找大车，——一面算账，过秤，上账，退粮就从下午开始，当晚留一百人守仓房，补麻袋。第二天、第三天都继续运粮。这样一来，三天以后全城六个区都和配给店清算起来。有一处，掌柜把配给粮不肯补齐，一个老头子跳上桌子讲：’八一五后你自知汉奸难保，几百辆胶轮车，往哈尔滨拉，今天无论如何要给足，我们这十四年，满洲国变成警察国、特务国、压迫国，你们把我们逼得苦死了！’这一次，群众从配给店罪恶中，算回八十万斤粮食，度过严重的冬天。”（见《一个模范农村工作者》）

他在《宾县群众工作状况》的报告中做了统计：全县在三个月来，大小有一九二次斗争，其中反奸清算要占百分之七十六。斗争参加的人数，要以反奸清算为多，有几个反奸清算斗争会是上千人以至千人以上（公审朱宪章到万人）。反奸清算斗争人民获益较大较普遍，每一次清算常常是几十万、几百万元，群众情绪提高了，也就自动抓汉奸等。

这个时期，年轻的马宾同志领导反贪污的群众斗争确有几个高明之处：
一是带着工作队，先钻到穷人家里去，大事情都跟穷人商议，首先了解穷人经济斗争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算贪污账；
二是给农工会撑腰，由群众自己选出的代表和农工会干部带着他们，一起去向地主要求退积谷粮，向配给店掌柜要求退救济粮；
三是在发动群众退粮的过程中，虽然有肢体冲突，但是贪污粮食的地主和掌柜没有被抓的，更没有没杀的；
四是工作队不在地主家吃住和办公，防止被地主收买和抓把柄，有必要与地主来往时，还来往，但说什么话，为什么事，事先事后要取得其他干部的同意和解释清楚；

详情1：反动份子一方面专找农工会干部的毛病，好象是爱护关心，实际上又设法制造这些毛病。他们把干部请到家，再三说：“你辛苦了，真能干！”一定要杀个鸡，弄两盏酒。但是吃过了之后，到处宣传。某某主任和队长酒量不错，还喜欢吃小鸡，这时候干部才知道上他的当了。宾安区粮户送钱给干部，一笔又一笔，还送大烟炮子，干部不收，送给干部的小伙子。在农工代表大会上，大家一致认清了粮户这一种做法，并不是粮户关心穷人辛苦，关心穷人肠子枯了才请吃饭，而是因为穷人翻了身要来拍马屁和收买我们。”

详情2：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农会主任说：“说到翻身，我们农工翻身，其实粮户买卖家也翻身，满洲国亡了，买卖自由，吃粳米白面不会成经济犯，所以应该说人民翻身。”还有一个农民代表说：“人家说我们穷棒子造反分地，其实我们算的是汉奸的账像老侯家几千垧地，我们一点也没动他的。”这都是既有阶级立场，又照顾全民的话。（见《宾县领导群众工作的经验总结》）

五是解除地主反动武装，把经过向地主作经济斗争的积极份子武装起来，掩护干部下乡，保护已得利益，深入经济斗争，扩大群众武装。
 
原来马宾同志早就是反贪污腐败的专家，他的秘诀就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去清算腐败，让普通群众和敌对分子一起监督，防止自己变腐败，把今天令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都感到绝望的腐败问题轻易就给解决了！

也怪不得他现在主张再次发动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七擒孟获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他领导群众反贪污，就一个没杀，一个没抓，还很成功嘛！

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年轻的马宾同志此时还得出一个相当精辟的结论：“一切反动份子，最怕群众起来！”

（5）当领导的最高境界是成为人民最亲爱的人

一般人以为，当官往上比别人爬得快，最好连升三级，越当越大，比别人都大，那才叫爽！这是一种境界，一种快乐，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我们的马宾同志年轻时却与众不同，偏偏放着大官不当，而要去做小官，到基层去为群众服务，无意中达到了另一种境界，体会到了另一种快乐！

据李森同志说，马老从江南新四军调到东北工作，当时有三个职务让他选择，即松江地委书记、松江军区民运部长和宾县县委书记。马老与众不同，选择了其中最小的一个职务，去宾县当县委书记。按刘白羽的描述，“他要求给他到下层去工作”。实际结果是，恰恰在这个最小的职位上（相对于地委书记和民运部长而言），马宾同志取得了做战地群众工作的最大成功，并体会到了当“县官”的最大快乐：当队伍要离开满井时，群众要求他不要走；在不安全的地方，农民就轮流去站岗、放哨保护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各村的农民积极份子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农民都把他当作自己人；当着冰天雪地过年时，农民抬来了野羊，不送别人，单送给他！按刘白羽的说法，他成为宾县人民所最亲爱的人！他这种感人的经历真令人羡慕！

当官当到这种地步，古人称之为“不朽之业”。例如，清代裴景福著《睫暗诗钞》序称：“每移任去，父老攀辕截镫，途为之塞，有出涕者，是立德立功，不朽之业！”这种感人的情景正是中国历代有良知的清官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我估计，马宾同志没有读过类似的古书，并没有刻意去追求这种境界：为民造福，立德立功，立不朽之业，老百姓不让调走！但是，他有着更高层次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愿为群众服务至死，因而无意之中达到并超过了中国古代清官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我推测，尽管当时做群众工作条件艰难而危险，但是群众如此喜爱他，他当时应该充满信心，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马宾同志这么受宾县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甚至还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农民武装自卫队，会不会导致传统的功高震主，引起同僚嫉妒和上司压制呢？实际上，他并不完全落实上级布置的日常任务，有时却超出上级的规定采取行动。例如，为了集中力量组织农工基本群众反奸清算，“三八”节不纪念，“五一”节不游行，把其他工作都弃置一边；按刘白羽的描述，宾县城内穷人没柴火烧，但是上级决定上没有“柴火”问题，施政纲领上也无“柴火”的一条，马斌却不管这些“决定”与“纲领”，就去组织砍柴队，亲自带领群众到南山里去砍柴；在开会时，他不是一般地讨论上级定的口号政策，而是从实际斗争的例子总结原则办法，比较分析一切好坏经验。显然，他并不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和政策，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区分主次，集中干部和力量做群众最需要的工作。

当然，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遭到嫉妒和压制，而是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通令嘉奖。1946年7月3日，《东北日报》发表社论，公开号召东北所有县委书记和工作队员都向他看齐。我在翻阅《东北日报》时，发现该社论发表之后，连松江军区司令员和总部机关干部，还有青年学生，都纷纷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马宾同志当时似乎在东北掀起了一股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的旋风！

马宾同志带领工作队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最直接的成果是让劳苦大众翻了身，得了粮，得了地，得了枪，得了民主政权；而最深远的意义则是使广大群众从此心系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支援前线作战，反对给汉奸、地主和土匪撑腰的中央军。他曾跟我说过，宾县后来有几千名青年农民加入东北民主联军，这些经过反奸清算斗争洗礼和教育的青年阶级觉悟高，很少有当逃兵的。这正是当时东北前线最需要的！可以说，马宾和其他许多同志当时所做的群众工作极大地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而且从群众基础和人心向背的角度早已决定了那场战争的结局！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马宾同志是知识分子干部，有理论，有实践，善于总结和提高工作经验。他在1946年的《东北日报》上接连发表宾县群众工作调查报告和领导群众工作经验的总结报告，让更多的同志分享他们做群众工作的好经验。从古人读书做官的传统追求来看，“古今不朽之业，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但“有言立而德功即以并见者”，并不多见（见《重刊宋陈忠肃公言行录》序）。显然，他善于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31岁时就达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所追求的完美境界！

此外，我觉得，作为领导干部，要做到既为群众所拥护，又为其他同志所支持，并为上级所赞赏，是不太容易的。马宾同志始终倾向群众一边，竟然达到了这种完美的地步，实属罕见！

五、马宾群众工作经验六十年后的现实意义

弹指一挥间，六十一年过去了，92岁高龄的马老仍健在，嘴巴说得清，耳朵听得清，眼睛看得清，脑子也记得清，还属于“四清”老干部，但是事过境迁，他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仅存在他和少数几位仍健在的老兵的脑海中，他当年撰写的不朽之作也早已被尘封在国家图书馆和黑龙江省图书馆的故纸堆中，一切已化做往事云烟，不再为世人所道也！今天，有的同志甚至认为，马老的思想太左了，太理想化了，根本不现实，早就过时了！

如今，主宰中国命运的精英们也早已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优良传统抛到九霄云外，他们精明得既不需要动员广大基层干部，也不需要去发动广大群众，只要大权在握，依靠秘书、少数亲信、大专家和大老板，抓几件大事，就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有甚者，只要把上级领导巴结好，有上级领导给自己撑腰，就敢倒行逆施，即使把群众都得罪光了也不怕，如果群众实在不服，就马上调公安和武警来，看谁敢不服！

今天的群众也不是六十一年前的群众了！如今，群众更自由了，求职谋生，四海为家，四处打工，四处旅行，广交四方朋友，活动范围扩大了。他们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上网聊天，相互交流，眼界大开，知道的信息比有些干部还要多。如今，如果哪个干部想再用愚民政策糊弄眼睛雪亮的群众，那只能是自欺欺人，贻笑大方！无论是广大农村的农民，还是全国城镇的个体劳动者，都是自主经营，若去发动和组织他们参与活动，无异于给他们添乱，妨碍他们生产经营，几乎就是“扰民”！群众似乎更需要自由自在，安居乐业，不希望被打扰，被发动起来参加斗争。他们甚至宁愿做个自由自在的“无业游民”和“啃老族”，也不愿意受任何组织的约束。可以说，马老当年在中央军的炮火下发动群众很艰难，如今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极为丰富的条件下发动群众似乎更困难！

然而，事实上，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和未来，不管物质技术条件如何发展变化，都需要马宾式的领导干部，需要马宾式的群众工作，才能激化众多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智慧和力量，才能解决在前进的道路上碰到的各种难题，推动正义事业的发展，才能建成真正和谐美好的社会，进而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一个可借鉴的范式。

尽管当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秀才不出门，确实能知天下事，但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如果真想把问题调查清楚，就只有像马宾同志那样，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入到群众中去，否则各种调研、检查、调查、评估和鉴定，脱产干部专听基层汇报，都是一阵风，走过场，自欺欺人，扰民而已！

如今要想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加强党政配合，大家心情都舒畅，工作有干劲，也只有像马宾同志那样，善于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民主讨论决定各种事情，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否则彼此面和心不和，互相拆台较劲，造成严重的内耗，害得其他同志都心情郁闷，自己同样伤神！

如今惩治贪污腐败，专门机关叠床架屋，总部禁令四出，一直保持高压态势，但是收效甚微，百姓早已绝望，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反腐败在中国似乎已经到了江郎才尽、黔驴技穷的地步，现在只有像马宾同志那样，为群众撑腰，发动群众去清算，组织群众去监督，才能解决腐败这个千古难题，避免重蹈覆辙！

虽说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但是那些街谈巷议的坏事就是传不到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的耳朵里，那些“五毒俱全”的干部反而被认为有能耐，一再受表彰，一再被重用，步步高升，如日中天，眼睛雪亮的群众只能认为，从上到下都是一丘之貉，没一个好东西，以后不管那些干部再说什么，再做什么，他们再也不信了，现在只有像马宾同志那样，善于从群众中发现群众公认的积极分子，从积极分子中培养和提拔群众拥护的领导干部，干部才会有号召力，才能推动事业的发展，否则都是皇帝的新衣再版！

纵使江苏省委书记决心用铁碗治污，在2008年年底前依法淘汰2150家小化工企业，彻底解决太湖水的污染问题，或者夸张地说，即使为环保局的每位执法者配备一挺机枪，瞄准通向太湖的排污口，谁胆敢排放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就用机枪扫射，格杀勿论，但是，只要机枪手一打盹，他们马上就排污，或者只要机枪手一下班，他们马上就泄污，因为他们要减少成本，追求利润，根本不在乎污染公共的江河湖海，现在只有像马宾同志那样，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让群众变成守护自己家园的“机枪手”，才能不论何时何地，制止肆意污染江河湖海，制止任意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天空，才能防止祖国的大好河山盐碱化、干旱化、沙漠化和石漠化进一步恶化！

虽然中央政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投入了巨额资金，2006年支持“三农”的资金达到3397亿元，2007年又增加了520亿元，达到3917亿元，但是中国农业大学五位教授调研发现，9亿农民成了这场盛宴的被动接受者，本是建设新农村的主角，却缺少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集体失语了”，而积极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世界银行等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政府却似乎并不知道农民兄弟究竟需要什么，新农村建设没有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作用，现在同样只有像马宾同志那样，一切从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一切推动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干，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等等......

我深信，要想解决中国今天面临的所有难题，首先需要有千千万万个马宾式的党员干部（有同志曾开玩笑说，中国要有一亿个马老，而且不要像他那么老，就能治好了），带着真挚的阶级感情，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把基层干部和群众发动起来，共同面对，群策群力，共同解决！因此，特别建议井冈山、延安和浦东三所干部学院把马宾式的群众工作经验列为所有学员必须认真研讨的专题，争取把全国5000多名县（市）级主要领导都训练成为像马宾同志那样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模范县委书记和县长、市委书记和市长，开创我党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新局面！

我坚信，当今中国的农民仍需要马宾式的县委书记，市民需要马宾式的市委书记，工人需要马宾式的厂长和经理，士兵需要马宾式的好政委，青年学生需要马宾式的好校长，科研工作者需要马宾式的首席科学家和后勤部长，机关工作人员需要马宾式的好班长和好首长，个体劳动者需要马宾式的工商局长、税务局长和城管局长，困难户需要马宾式的民政局长，医务工作者和病人需要马宾式的好院长，犯人需要马宾式的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和监狱长！

等等......

总之，当今中国，人民群众特别需要到处有马宾，马宾到处有，因为马宾愿意为群众服务至死，阶级感情永不变！

六十一年前在东北需要有马宾，六十一年后在全国更需要马宾到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