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生产也可以吃二十年”的集体企业是如何被吃掉的？

一个“不生产也可以吃二十年”的集体企业是如何被吃掉的？

　　开封市纸箱二厂，创建于1964年。分为总厂和分厂两部分，总厂位于龙亭区大兴街北头，占地面积6.6亩；分厂位于龙亭区玉皇庙街24号，占地面积5.8亩。主要生产纸箱制品，拥有厂房80余间，大型成套机器设备15台，汽车一部。现有职工192人。

　　纸箱二厂最初是在六十年代初由几个居民自发组合发展起来的小型制碱厂。由于效益不错，1969年成立了“化工厂”。多数为女职工。工人们起早摸黑，每人每天担200多担水、出去拉货一个人就扛100斤重的原材料包，历尽千辛万苦建设起了厂子。

　　1976年，化工厂改产更名为“开封市第二纸箱厂”，厂长姚贵华。姚贵华原系开封市纸箱厂的一名技术职工，因与其厂闹矛盾后辞职不干，来到原化工厂。姚贵华懂技术、懂业务、有能力，再加上全厂职工兢兢业业的工作，纸箱生产销路极好。由于生产需要，职工由几十人增加到三百多人；为了扩大再生产，纸箱二厂又收并了玉皇庙街的“工艺美术厂”作为分厂；当时的**日用化工厂、**制药厂、**火柴厂等都想收并纸箱二厂作为其直属纸箱厂。就是这样红火的一个集体企业，如今何以落得职工们下岗待业、衣食无着落、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呢？

　　　　　　官商联手敲骨吸髓

　　纸箱二厂作为区属企业，主管单位是“龙亭区大兴办事处”。办事处领导将纸箱厂的辉煌经济效益看在眼里，高招频出，比如让厂里出资金给办事处建造一幢三层办公楼。龙亭区政府发现纸箱二厂前途无量之后，曾想将纸箱二厂收由区里管辖，但是遭到大兴办事处的拒绝，因而纸箱二厂也就一直由大兴办事处这个区属部门管辖。

　　纸箱二厂辛苦而繁荣稳定地经营了几十年，却在1998-2000年短短二年间，经济效益急速下滑、走马灯似地换了5任厂长，最终停产。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一任姚贵华：

　　纸箱二厂的繁荣确实有这个老厂长的功劳，但也正是这个姚贵华，一手缔造了纸箱二厂工人们遭受苦难的根源。

　　1994年，姚贵华挪用纸箱二厂的公款三十万元，给其徒弟在华北体育场院内开办了一个纸箱厂，由他的这个徒弟主持经营，三十万元就没有归还过纸箱二厂。同年，姚贵华还为自己买好了统筹，并为其子姚坤荣也买了一份。但是对于工人们，他没有买一分统筹！当时，市纸箱厂（姚原来工作单位）拒绝给他买统筹，姚贵华就挪用纸箱二厂的10万元资金来与市纸箱厂打官司，并成功获得了统筹。

　　1996年，姚贵华因年龄过大、身体不好的原因退居二线。临走前，不忘了把自己儿子姚坤荣送上厂长位置。而自己则在幕后仍然影响着纸箱二厂的情况。他退休后，拿取开封市纸箱厂、纸箱二厂的双份退休金，还让纸箱二厂再给自己买了一份统筹。一人使三份钱的姚贵华，面对前来向他提议按照《劳动法》给职工们买社会保险基金——即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金的工人们，说“从现在起，厂里一天不生产，咱厂的钱也足够全厂职工20年吃不完。”这确实是纸箱二厂当时生产的繁荣情况。然而，工人们得到了多少好处？工人们应有的权益完全被这个姚贵华抹杀了。
　　1998年，当纸箱二厂经营效益下滑时，姚贵华向当年借钱的徒弟讨要办厂时的三十万元，徒弟没钱还，就将他的厂给了姚贵华。纸箱二厂出资30万元办的纸箱厂，就这样成了姚贵华的私家财产！并且姚带走了纸箱二厂大量的客户，纸箱二厂经营遭受的困难，姚贵华负有多重责任。

　　姚贵华在职期间，还给第二搪瓷厂担保贷款40万元，没有征求过任何职工的意见。

　　如今的姚贵华自己在文昌小学后面有一套别墅，给其女也在边上买了一套别墅，给妻子在西郊一买了一套。

　　二任姚坤荣：

　　1996年姚贵华之子姚坤荣担任纸箱二厂厂长。因为工作能力有限管理水平差，他于1998年自动辞职不干。在职的两年间，姚坤荣曾向银行贷款180万元，工人们都不知道这钱的来去用途。而当银行要求还贷时，姚坤荣早已辞职。同时，分厂的机器设备物资，全部被姚坤荣卖给了“郑大化工集团”，卖款是足以还清这180万元的贷款的，可是钱到哪里去了？

　　三任周泰岳、张景增：

　　1998年姚坤荣自动离职后，由周泰岳担任厂长。周在职期间，厂内生产经济效益下滑；部分原因是当时几家大厂都有了自己的纸箱生产厂，部分原因是纸箱二厂遭受的欠账非常厉害。

　　98年3月12日，周泰岳向开封市洪河沿城市信用社合作社贷款110万元，定于6月16日还贷，但因为生产形势极差，周泰岳只得将分厂卖掉以还贷。98年8、9月间，开封市物价局出资140万元准备购买纸箱二厂分厂，10月大兴办事处的领导向周施加压力，不让其将分厂卖给市物价局，而必须卖给开封市兴利源毛绒织品厂。纸箱二厂分厂就在完全非法的程序下被卖给了毛绒织品厂。（详见下文叙述）之后的10月23日，毛绒织品厂又将分厂转租给开封市康泰实业有限公司（私人水厂），这些卖厂的钱款、出租的租金至今账目不明。更为荒唐可笑的是，10月23日才转的租，银行竟然在21日就发出了催款通知单。

　　周在职期间由于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办事处就委派张景增负责。张没干多久，就停发了退休职工的工资，一停就是22个月。

　　四任高维增：

　　2000年，周泰岳辞职，办事处任命高维增任厂长。仅仅几个月后，高就不干了。

　　五任李奇：

　　办事处又任命纸箱二厂的一名叫李奇的临时工任厂长。几个月后李奇辞职，

　　李奇于1996年到纸箱二厂当临时工，就任厂长后，侵吞集体财产、坑害职工利益、中饱私囊，无所不用其极。1、李奇在职期间，先后到中药厂、搪瓷厂、药厂、杞县磁性材料厂等单位讨回纸箱二厂债务，但是这些钱都落入了他的口袋；2、2001年，李奇为兴利源毛绒织品厂担保贷款280万元，在贷款到期之前他就不干了，而2004年贷款到期时续保手续上的签章和签字却都是李奇的名义，不是法人的他，何以有如此权力、又是谁给他的？！3、李奇在职期间，对厂的经营毫无作为，反是破坏、拆散、霸厂：厂里花13万元买来的机器，被李奇以3万元的贱价卖给了他亲戚，诸如此类的行径，举不胜举。

　　纸箱二厂面临破产的生产困难时期，为何还要再为开封市兴利源毛绒织品厂贷款280万元作担保？如果该厂贷款到期不能偿还、或者负责人携款外逃怎么办？李奇何以有这么大的信心和胆子？

　　六任彭二宝：

　　1997年李奇辞职后办事处又任命了彭二宝。

　　七任都相真：

　　2002年5月，都相真担任纸箱二厂法人。

　　2002年底，都相真伙同彭二宝到“东磁集团杞县磁性材料厂”要回纸箱厂债务5万3千元，而此款至今下落不明。而另外诸如中药厂、搪瓷厂、试剂总厂、毛纺厂、蓄电池厂等对纸箱二厂的欠款，都要回来后也是同样的下场。

　　都相真在职期间，纸箱二厂原有三辆汽车，经她之手被全部卖掉。其中两辆的卖价工人们不得而知，第三辆只卖了1万2千元，在工人们的强烈要求下，都声称只卖了6千元，把这6千元发给职工每人50元。

　　94年经姚贵华之手买的一台价值60余万元的烘干机、原办事处主任李某和蔡某曾经周泰岳之手以7万元的价格卖给纸箱二厂几台印书纸机器，都相真接任时，这些机器都在，而如今全部不翼而飞，究竟去了哪里？

　　都相真在职期间，纸箱厂的配件仓库的门不知被谁撬开，里面价值50余万元的机器配件全部不见踪影。另一仓库内存放的东郊毛纺厂抵账的价值10万余元的衣物、搪瓷厂抵账的价值5万余元的脸盆茶缸等物品、总价值30余万元的纸箱原料、半制成品、制成品，也全部被人盗走。

　　纸箱二厂的20余个新旧电机、以及车间内存放的胶滚、铁滚等物品，被厂里的退休职工看见都相真在晚上带人拖出厂卖掉。

　　2006年，大兴办事处要求都相真将纸箱二厂的公章拿来给《依纸箱二厂的名誉给毛绒织品厂担保贷款续保表》上盖章，都相真因惧怕工人而拒绝盖章，和办事处发生了矛盾。于2006年6月19日辞职不干，将厂的公章交到了办事处。

　　　　　　非法操作糊涂账

　　1998年10月10日，周泰岳、开封市毛绒织品厂厂长薛平、以及大兴办事处个别领导，在一不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二不召开车间中层干部会、三未经厂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四未经龙亭区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暗箱操作，签订所谓《协议书》，擅将纸箱二厂分厂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权以140万元的低价转让给开封市毛绒织品厂，程序违法、内容侵权、情节极其恶劣。

　　《协议书》玩弄文字游戏：

　　其一，《协议书》第一条没有写明占地面积和实际出售面积，称“地面建设所有权（不包括后院玻璃钢瓦棚）及土地使用权全部转让给开封市毛绒织品厂”。纸箱二厂分厂的占地面积是5.8亩，玻璃钢瓦棚不会建在天空中，其占地面积为1.6分地，那么这1.6分地的土地使用价格是多少？为何不写明占地面积多少亩？

　　其二，为何地面建筑所有权及房产权也没有载明厂房间数及占地平米数？这样怎么来算地价？

　　其三，《协议书》第二条称“此转让款140万元”，一是用于偿还银行贷款110万元、利息14万元，二是龙亭区集资款10万元、利息1.1万元，四项合计135.1万元。竟然不包括任何职工的安置费用，诸如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基本生活保证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金。职工的利益和合法权益在哪里？

　　其四，协议第二条中提到的上缴给龙亭区的集资款10万元，职工们从来不知道此事。

　　其五，《协议书》第三条称“140万元的地面建筑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用于扩大再生产使用”纯属自欺欺人。这140万元仅用于还贷和交给龙亭区就占了135.1万元，剩下的49000元，且不说安置职工、交纳养老金，就是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还谈什么“用于扩大再生产”？

　　大兴办事处开具证明，说“关于开封市纸箱二厂与开封市毛绒制品厂所欠的纸箱二厂土地转让协议我单位没有该协议的档案资料”； 而当时的厂长周泰岳，在工人们的斗争下，出具书面说明，称“1998年8、9月份，纸箱二厂卖给市物价局（局长李玉生），物价局出现金140万元，1998年10月，办事处当时领导施加压力，不叫卖给物价局，非得叫卖给毛绒织品厂。当时，我没有和毛绒织品厂签任何协议，没有加盖公章。（当时厂的公章由办公室主任都相真保管）” 这些都证明了纸箱二厂与毛绒制品厂之间就纸箱二厂分厂的转让协议是完全不具备法律效益的。

　　而狂妄的毛绒织品厂厂长薛平，面对工人们的责问，大言不惭地说：“你们去告吧，你们随便告！纸箱二厂的土地和房屋产权你们别想要走，已经快10年了。你们打官司花1千元，我花1万元摆平，你们花1万元，我就花10万元摆平！我有的是钱。”

　　2006年下半年，法人都相真说，“毛绒制品厂让纸箱二厂为其作担保贷款一千多万元，现在该厂一申请破产，咱厂什么都没有了”。职工们听后非常气愤，向大兴办事处责问情况，办事处一位杨姓主任称“纸箱二厂只有欠贷款，没有收入”、“分厂已经给毛绒制品厂顶账了”，对于工人们关于厂究竟欠款多少的问讯，他说“你们知道这些我就给你们说这些。你们不知道的办事处也不会给你们说。”

　　都相真称“我在职期间从来没有给别的厂担保贷过款，更谈不上给谁续保贷过款。我也从来没有签过字、盖过章来给别的厂做过贷款担保。”

　　为何当时在法人代表都相真拒绝签字盖章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可以让离职不干的李奇来签字盖章？据大兴办事处的杨劲松主任说盖的是假章。

　　但就是这样，纸箱二厂的资产流到了官僚、黑心资本家的手中。

　　　　　　职工们的情况

　　2000年，纸箱二厂停产。

　　2000年7月，吕树堂开始租赁纸箱二厂厂地，每月发给退休职工50元退休金。2007年7月租赁到期，退休职工就拿不到一分钱了。

　　2001年，纸箱二厂的职工全部下岗，实行“两不找”，生活陷入困境，9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的靠吃低保维持生计。按照“规定”，192名职工中，在职职工116人，“退休”职工76人，“候补退休”职工14人。所谓“退休”职工，是指未经市劳动局审批、社保局承认的工厂内部下岗失业工人，是“假退休”。“退休”工人每月按工龄不同年限分别领取50、60、70元不等的所谓退休金，发放盖有纸箱二产盖章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休证”。所谓“候补退休”职工，是指正式职工下岗失业，一到退休年龄，未领到第一批“退休证”的职工，待那些所谓“退休”职工死亡之后，才能顶替死亡人员的“退休指标”领取每月50、60、70元。俨然一个小型“中央政府”的自治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