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前进，绕不开文革

中国要前进，绕不开文革

郭传志

（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民主，从来就不是超阶级的。

在今天，不是掠夺者、压迫者的民主，就是工农大众的民主。历史上看，人类自从进入奴隶社会，就开始了少数掠夺派的民主。巴黎公社，是劳苦大众多数派民主的第一次失败的尝试。十月革命，把这样一种民主的尝试上升到一个国家范围内武装夺取政权的高度，从此，社会主义民主，为民主制度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最广大群众的民主制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从此，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摆脱了地主老财的压榨；

从此，工人在自己的工厂里上班，摆脱了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

从此，工农子弟在自己的学校里读书，第一次享受到平等的教育；

从此，病人在自己的医院里看病，第一次享受到福利化的医疗……

显然，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只有属于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自己掌握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和学校、医院等社会公共资源的条件下，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达成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是阶级社会以来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它是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上下同欲，齐心合力的民主，是政治家最能发挥才华，民众最能发挥能量的民主，是干部远离堕落，群众心情畅快的民主，是人人平等的天上人间，桃源幸福的大众社会。

这样一个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民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可允许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允许一定规模的民族资本的存在，但是，不可能象现在这样不负责任地将全民所有制企业胡乱地私有化了（为了不让这句话刺耳，就用管理层收购或MBO取代之，以掩人耳目），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允许外国资产阶级来收购我们的企业，垄断我们的产业，甚至插手我们的金融，还允许他们占有我们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因为这些行为，无疑是出卖民主的基石，如果大面积出卖，无疑等于出卖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这句话我是反复思考、掂量后认为必须说出来的。对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外国老牌的资产阶级和国内的复辟派应该心知肚明。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不仅在生产资料领域，而且是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最彻底的决裂，使世界资产阶级一下子缩小了资本生存的空间，这对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是一个最严峻的挑战。正是由于这样，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出现资本主义世界群起攻之的局面。后来，美国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是这场战争的延续。从理论上，如果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否认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是一个迄今为止民主程度最广泛的社会，那么，外国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不是正好说明帝国主义是反民主、扼杀民主制度的真正敌人。

与权贵资本的少数派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存在着重大的人性障碍。

权贵资本民主，精英民主，或剥削阶级掠夺派民主，是建立在人性自私自利基础之上的。它不讲“为人民服务”，只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它不讲走群众路线，只走上层路线，精英路线；它不讲保障工农的基本权利，但热衷于改善小资家庭的生活，它不讲实实在在的建设，却好于搞些形象工程浪费人民财产；它不讲发展民族产业，只要自己发财，哪怕出卖民族产业也情愿；如果遇到战争，他们就看得见几个将军的能量，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因为它害怕武装人民。这样一种精英、剥削者、掠夺者的治国模式，实质上是社会各界强者的掠夺同盟。它不仅掠夺民众的财富，还尽可能地掠夺公有的财富或国家的财富。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这些落后国家的剥削阶级或掠夺者，由于经不起帝国主义的收买常常要干些卖国贼的勾当。他们尽管黑着良心卖国，导致社会矛盾百出，却依然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安然地统治着民众，这不是由于他们手腕好，能力强，而是由于剥削阶级政权的巩固是以民众不造反为底线的。少数派民主在＊＊国将表现为对内掠夺对外卖国的反动统治，表现为官僚集团总是和剥削阶级沆瀣一气，融为一体，表现为对全部社会问题的解决总是缺少根本性的措施，总是隔靴搔痒、南辕北辙，表现为劳苦大众的民主权利和各种实际利益在漂亮的改革口号下逐渐丧失，工农终于沦落为弱势群体，并借助已经由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共同对付人民造反。掠夺者的少数派民主在落后的国家往往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堕落，并与资本勾结，尤其是与外国资本的勾结而成为民族工业的主要祸害。由于它的本质如此，不存在领导干部因缺少公心所产生的人性自私问题，或由此引发的政府危机问题。如果真有什么危机，那只能是民众愤怒的浪潮所产生的冲击力。

然而，社会主义劳动大众的多数派民主则根本不同。对于大众民主来说，掌握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并不等于掌握了民主，而只是为民主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民主制度的真正落实还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必须确保干部队伍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民主真正持久不辍的实行，必须让法律与制度保证领导干部队伍始终不懈地把“为人民报务”作为自己做事的最起码准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众民主。如果说少数派民主是以民众不造反为底线的，那么，人民大众的多数派民主则是以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与不腐败为底线的，突破这一底线就意味着大众民主的危险或丧失。

但是，自私自利是人性的固有缺点，执政为公，为人民服务很容易成为口号。在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小生产，而且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语）尤其当今世界，资产阶级还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历史的低潮，资产阶级思想对干部队伍的冲击直接带来的是堕落与腐化，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及其民主所不相容的。这就是人性缺点给社会主义民主带来的最大的障碍——人性的障碍又最主要地集中在领导干部素质障碍，如果不跨过这个障碍，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永远无法树立——如此看来，“公”与“公心”，政府廉洁，领导干部拒绝堕落腐化——一句话：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始终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

劳动大众民主、多数派民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一个“公”字。离开这个“公”字，社会主义寸步难行，离开这个“公”字，大众民主无法实现。为这“公”字，马克思、恩格斯等先哲们忘我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地苦苦探索；为这“公”字，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与生命书写出一篇篇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乐章；为这“公字”，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震撼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为的是让劳苦大众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民众没有“公心”，就象小岗村的农民具备了吃饱饭的现实条件，却缺乏吃饱饭应有的人的精神，还毫无羞愧地抱怨集体所有制。

领导干部缺乏“公心”，就会产生官僚主义，产生特权阶层，就会侵犯公众利益，把属于人民群众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据为少数人升官发财的工具，将劳动大众的民主演变成少数特权阶层的民主。

事实上，民众的决心来自于领导干部的决心。小岗村村民的状态，实质上是一部分领导干部状态的反映。归根到底，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无私奉献的领导干部，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这正是毛泽东晚年苦苦思索的艰难命题。

难道说，社会主义“公心”的门槛就这样的高不可攀难以建立？

难道说，大众民主由于领导干部本身素质的问题就永远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难道说，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之政党竟然不能够产生引领大众民主的领导干部？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一路的高歌猛进，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不能建立起一支高效廉洁的领导干部队伍。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领导干部队伍中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以为从此功成名就，安享幸福生活；另一些人则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想继续革命了，开始违背自己的入党诺言，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再也不想继续前进了；这样，就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路线分歧。这种路线的分歧是根本对立的，不管你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实质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歧，是实行官僚少数派民主还是实现人民大众民主的根本分歧。在中共党内则表现为毛泽东与刘、邓等人的政治路线的分歧。

在这里，一些问题应该澄清：

第一，刘、邓等人是不是共产党员？答案肯定，都是老牌共产党员，都是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当你看了刘少奇的名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难道对此还有半点的怀疑？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是不是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共产党人的理想。答案同样肯定，不这样做还算共产党吗？搞私有经济我们资产阶级也能干！要你共产党做什么？

且慢！我们的共产党人刘少奇同志有不同意见。

他早在51年就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确切地说是“观点”，中国从此要搞资本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因此也不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也不搞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1951年7月，刘少奇背着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指责山西省委发展农业互助组的合作报告，明确表示反对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指斥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

那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危险吗，空想吗？

大量的事实证明这非但不是空想和危险的，而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改革中国落后农业现状的需要，是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建水库、筑堤坝、防洪涝、抗灾旱、的实际需要，是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办大事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是抗美援朝、工业期待农业支持的迫切要求，更是工业、农业领域里社会主义改造的迫切需要。从民主政治上讲，走集体化道路，是农民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组结保证，是避免散砂状态实现大众民主的前提，是避免两极分化使农业走上现代化的有力保证。正如毛主席所说：“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着富农中农。不依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五卷著作里有详细的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阅读原著）现在的“三农”问题不是从反面说明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正确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强调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积极性，居然将小岗村当作一面旗帜打出来。小岗村在没有增加土地和其他关键要素投入的情况下，仅仅因分地到户就可以吃饱饭的经验理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惜复辟派又忽视了这一发明专利。然而，它所有的理由无非就是强调那种小农经济的鸡蛋壳里的积极性；它所有的哲学无非是：只有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这种积极性与当初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愿望格格不入，与国家的工业化政策格格不入，与集中起来办大事的实际需要格格不入，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格格不入，与组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实现大众民主的要求格格不入。所以今天，当极右势力恶毒攻击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还是寻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攻击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实不是这样吗？但中国的走资派无视事实，自始至终都把阻挠社会主义事业当作他们终生的事业，以至于毛泽东在前面搞互助组、合作社，刘少奇则依靠他的一班官僚体系“砍”合作社，与党中央对着干。为了对着干，刘常常违犯党的组织原则，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播文件，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在53年10月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今天，我们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社的104个文章批语中，同样能够感受到当初两条路线斗争之激烈。毛泽东为了避开刘邓的阻力，通过对文章作评论的方式，直接领导全国人民发展农业合作社，十分成功地领导了诺大一个国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战略上的农村包围城市，这又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当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城市资产阶级完全孤立了，资本家的命运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中，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走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全世界只有中国的资产阶级这样轻松地成了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

1957年，中国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第一次自己掌握社会生产资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人。当地主、富农以及城市的资产阶级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逐渐醒悟过来的时候，发觉他们赖以统治劳动者的那把“刀”已经无可挽回地丢失了。对旧世界和统治地位的留恋使他们日益地感到忿恨不平。欧洲匈牙利事件诱发了他们这根不平“筋”；1957年右派的进攻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发生。这是落野的少数派对多数派政权的第一次发难。对于这样一次来势汹涌的反击，即使复辟派十分推崇的“设计师”也是认为极有必要的。（请参看《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而在毛泽东的身后，复辟派大肆攻击“57”年的反右，这实在不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了，却是“非毛”运动的必要组成部分。与斯大林的砍杀政策不同，毛泽东为了把“反右”运动掌控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吸取苏联的教训“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充分体现了一个人民领袖的宽广胸怀。可是，关于反右扩大化的无休无止的叫唤以及对右派全面的“平反”，却为复辟派的复辟事业从反面所证明：反右是必要、及时、正确的；平反后昔日右派分子重新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又从另一面告诉人们：原来这些人真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们呀！今天，人民已经明白，当年的为右派平反，正是他们从多数派劳动者手中夺回民主权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反右过程中的一些扩大化现象。这一部分是群众运动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而更主要的是一些明显有资产阶级倾向的领导人借机排斥异己的行为，甚至是一些官僚对人民民主的报复行为。近期，我看到许多篇文章，揭露反右时期一些与社会主义改造对着干的官僚出于报复目的，谁反映他们的官僚作风问题就将谁定为“右派分子”。而今天，一些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这些原来属于走资历派恶行劣迹的东西都毫无例外地扣到毛泽东的身上，真是好极了。

走资派或者反大众民主派，打击毛泽东的第二张牌是“大跃进”。但是，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

一，大跃进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前六、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劳动热忱。

二，从大跃进中人们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是务实进取、讲求实际的，没有半点的虚浮作风。浮夸风真正的始作蛹者和推波助澜者正是刘邓及其路线的铁杆帮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就是典型代表。

表面上看，这时的刘少奇由于受到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全面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的大好形势的鼓舞而左得可爱，其实不然。在这种形左的面纱下，掩饰着的却是恼恨，羞愧，不服气，是期待毛泽东的失误，是有意把不良苗头无限扩大，进而获取幸灾乐祸，最终实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因此从本质上看，刘与邓的“左”，实是右的辩证表现，否则，你就完全无法解释凭刘邓这样的聪明怎么会连如此明显的浮夸风都洞悉不了，还持之以恒，一味火上浇油，这不是大失水准？在当时，浮夸风呈现出些许苗头时，毛泽东就敏感地觉察到它必然会给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他反复地告诫刘邓等人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后来，眼看浮夸风刹不住，只得派自己的两位秘书——田家英和吴冷西下到农村全面了解实际情况。通过两位秘书艰苦认真的长达七个多月的实地考察，给毛主席带去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而针对具体问题作出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将浮夸风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浮夸风自然带来一定的损失，群众运动本身就难以完全避免掺杂一些砂子，刘邓的作为使这把砂子大大地增加了。正如战场上的胜利难以避免一些牺牲一样，人民革命建设过程中的每一个胜利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代价既有来自敌方攻击的损伤，也有来己方的误伤。但由于少数派政权对人民运动的巨大担忧，总是千百倍地将它的失误放大，为将人民运动妖魔化制造社会气氛，并且郑重告示民众：从此不搞群众运动。当然了，少数派政权、掠夺者政权从来就与人民运动格格不入。他们是惧怕群众运动的，只要有群众运动，就有可能对少数派政权造成冲击，这是可怕的啊，复辟派怎么能不知道呢！况且少数派政权无需群众参与，他们有事只要拍拍资产者的肩膀就可以了。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无产阶级革命和大众民主前行的每一步，都必须有革命的理论先行。苏联革命这样，中国革命同样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的天赋，写下两篇光辉的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

社会主义作为开创性的事业，还要对它的方方面面进行理论上详尽的设计，才能做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兼顾，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建设多么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啊！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基于这样的考虑还有其他战略上的要求，他想退居二线搞理论研究，让刘邓主持实际工作。然而，两条不同路线的交锋，在他稍作退却后立即遭到有力的反扑。如果人们了解庐山会议，了解1962年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右倾（现在一些人往往把刘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倾说成是务实，以他们的逻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务虚的），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情况，以及了解“七千人大会”这一时期党内存在着的激烈的路线斗争，和毛泽东当时的少数派处境（自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毛泽东在中央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权力之解，什么叫做路线之争，你就不会把人民革命运动中的瑕疵这样简单地归咎于某个人，或归咎于毛泽东。

当然喽，右派害怕还毛泽东于清白。如果说“反右”，毛泽东没有做错，大跃进，毛泽东还是代表正确的方向，而是执行者偏离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样一来，会使他们联想接下去的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会被他们重新反过来评论？真实如此，他们哪里受得了啊！因此，他们要集中人力把“非毛”化的成果巩固下来，这可不能出半点差错啊！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借此攻击毛泽东。看到没有，你们还为毛泽东辩护，他自己都承认错误！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姿态，叫高风亮节，是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胸怀——从总责上的表态以维护党内的团结。为了这样一个团结他在原则问题上何曾退让过！但在组织问题上他已经忍让很久很久了，到“七千人大会”，这种策略上的退却已经十多年了，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看一看斯大林的砍杀政策就知道了，在尖锐的两条路线面前，别人是这样挥舞大刀毫不留情地向自己过去的战友砍去的。有了这样的对比，人们才会知道毛泽东同志为了党内的团结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了。

然而，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少奇唱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调子，且在内外各种场合故意夸张大跃进带来的损失，并把矛头有意引向毛泽东。表面上看，刘少奇的这一行为只是对自然灾害的一种说法，一种评价，或一点推卸责任的意思，骨子里却是隐藏着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对毛泽东的否定，同是也隐含着对群众路线和劳动大众民主的否定，用心之深不是一般人可测的。当然，刘少奇的七分人祸说也并非一无是处。说到人祸，还能有谁比他们自己更加清楚。如果真的有七分人祸，恐怕首先是刘及那些浮夸风有力的推行者（如邓少奇）都难辞其咎。要知道，他们在推行浮夸风时竟然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还常常以违反党的原则和中央组织纪律为代价的。在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节骨眼上，林彪说了一句有份量的话，其意思是：从历史上看，凡认真遵照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的时候，革命事业就顺利前进；凡违背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的时候，革命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如果说大跃进确有人祸成份的话，这完全是刘少奇等实际执行者故意偏离毛泽东思想，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是憎恨社会主义建设，敌视人民大众政权而故意捣乱的结果。

1962年，毛泽东通过对刘少奇等人长期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更加认定了党内的走资派，于是重提阶级斗争。1962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然而，新的交锋又开始了。毛泽东认为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领导干部，清除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资本主义倾向。刘少奇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查一般干部，查会计、出纳，查经济账，还要查反革命、右派，事实上是回避问题实质。毛泽东把矛头向上，刘少奇将矛头向下，毛泽东搞前十条，刘少奇就搞后十条，处处对抗，有意误导，把事情引向反面。由于运动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刘的手里，结果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一大批不应该清查的群众受到了无情打击，而官僚主义、特权腐化、资本主义倾向等问题依然如旧，还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上不应有的阴影。此时，毛、刘的关系也相当紧张，以至于到后来，毛泽东实际上已经被架空了。架空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会议，小平同志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毛泽东坚持要参加，刘少奇便说，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毛泽东不跟刘少奇正面交锋了，以退为进，他表面是等于游山玩水了，当徐霞客，实际哪能游山玩水！他在想什么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显然，原想通过上层官僚内部斗争解决领导干部问题的努力已经失败。从1957年算起，这样的失败已经反复多次了，再也不能对它寄存任何希望了。他现在想来个政治思想领域革命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从来就是毛泽东的强项，通过发动群众，上下结合，全面揭露党的阴暗面在此风云际会之时已经是毛泽东的不二选择。

那么，这里有个前提需要讲清：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存在着阴暗的一面？党中央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答是肯定的。虽然那时的所谓阴暗面不能同今天的全面腐败并论，但对于决心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率的毛泽东来说，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对于建立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民主来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领导干部队伍的日益官僚化，特权化，日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不关心人民生活，生活上追求个人享受，开始糜烂堕落。

国内社会：

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下中农，同时，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机关中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还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回潮。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还相当猖狂。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国际社会：

美、苏等国围堵中国，大兵压境，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军事威胁。

印度，在美、英、苏等国的支持下，于1962年贸然武装入侵西藏。

美国，于1964年已经制定出全面颠覆中国的军事计划，并积极付诸实施，进一步强化越南战争。

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更严重，存在毁灭性核打击的实际危险（苏联为了取得美国的支持居然将其核打击的计划暴露给美国）。

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明显地走向堕落与反动，并直接影响东欧和中国。

印度尼西亚，由美国支持策划下的主要针对共产党人和华人的大屠杀使数十万共产党人倒在血泪中，震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可能遭到世界范围的失败。

在这样一种国际形势下，国内强大的亲苏势力在政治上日趋苏联化，对抗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势力更加猖獗，他们以报刊为阵地，向党中央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发起全面进攻，且这种进攻到1965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日益公开化。党内斗争逐渐升级并明朗化，同时伴随着多种势力的政变危险，政变前的征兆明显呈现。当时世界范围内发生了64起政变，有50多起政变成功。频繁的世界性政变，使中国的政局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其实，早在1962－1964年中共党内已经演变成资本主义势力的夺权行动。

“60年代，由于毛泽东出来承担大跃进责任，让权刘邓，自己退居二线。毛泽东知道党内对苏联意见不统一，自己在一线容易招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干涉和颠覆，因此宁可退一步，确保党内统一，以减轻苏联对中国的压力。可毛泽东的退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党内亲苏势力不想抗衡苏联压力，反而认为毛泽东已经不堪一击，他们非但没有因为得到权力而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共同抗衡苏联，而是走的更远了，想要更改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和国内路线，并且扬言毛泽东思想过时了，要想取消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毛泽东在1965年，连找个杂志发展自己文章的权力都被控制了。苏联这时赫鲁晓夫倒台，苏联人直接鼓惑中国内部清算毛，恢复中苏友好：甚至露骨地说，我们干倒了赫鲁晓夫，你们干嘛不干倒老毛？”

“苏联人不是瞎说，他们的颠覆能量相当大。50年代，苏联派特务颠覆美国，把美国许多人士拉拢到苏联一方，美国感到威胁才搞了麦卡锡主义进行大清洗，连卓别林都赶出美国了，制造不少冤案。60年代，苏联把颠覆的重点移向中国，他们的作法是收买中共内部反毛势力，扶持亲苏势力，孤立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彻底退出，他们在中共内部寻找杀手，进行暗杀。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这是杀手之一，林立果后来叛逃苏联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在刘少奇那里完全变样，变成争夺权利的事实，这进一步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种状态下，党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本不可能通过原有的干部体系加以落实，更别说对领导干部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毛泽东认为，这种现象如果不改变，一旦走资派全面掌握实际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十分容易，社会主义很快就会落空，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根本无从谈起，千百万先烈的血就会白流，劳动大众必将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跳出周期率的愿望必将毁灭。

现在，近乎下野的毛泽东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应对中外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进攻，并予有效的战略反击。

长于谋略的毛泽东，是到了你再展身手的时候了。

（三）高手过招

既然是战略问题，那么看准敌方的薄弱环节进行快速战略迂回，集中四倍、五倍，至少三倍的兵力予以围歼，这是毛泽东常用的战略战术。朝鲜战场上的五大战役就主要地采用了这一战法。但这一战术被那些反共人士污蔑为“共党的人海战术”。可是，蒋委员长的兵力也相当不错啊，为什么不也来个“人海战术。与军事战场不同，政治战场上，首先敌我双方不那么明确；即使领袖人物清楚敌我态势，下面更多的人往往分不清敌我，或者根本上就不认同政治斗争中的敌我之分，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为很多人不理解的原因。其次，基本明确政治路线和敌我界限之后，那么怎么样展开斗争，从何处入手，才能为大多数人认同及拥护呢？只有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拥护，才能调动优势“兵力”予以围歼，才能打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仗。万事开头难。文化大革命的开头是相当艰难的，它的酝酿与启动经过了许多年的时间，不是象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毛泽东的一时意气冲动。

据当时中国社会状况，资产阶级阵地的薄弱环节在哪里？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毛泽东得出一个符合实际的判断：在文化领域。尽管当时的文化领域里缺乏无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占领了大部分阵地，但是，资产阶级文化在社会主义国度中的生存是隐蔽的，暗藏的，披着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外衣，这就给进步力量的反击提供了便利，因为外衣无能怎么样华丽，终究不可能掩饰其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内核。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文化领域一直没有受到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文化领域的现象一直存在。显然，社会主义不去占领文化市场，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且事实是，只要社会主义不主动去占领，这些领域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一统天下。由于这样的关系，当冒头的右派分子被打压下去之后，暗藏着的尤其占领了文化阵地的右派分子还依然存在。他们的阶级意识十分明确，为本阶级服务的愿望随时表露。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在共和国的首都出现了一个“三家村”。“三家村”的主要领军人物是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前二是北京市的主要党政要员）。他们以《燕山夜话》《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等为阵地，写了大量的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不到左派势力的阻击。

早在1961年1月，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上演时就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这部历史剧存在明显的错误甚至反动，其中反毛、反社会主义的意图相当明显。作者吴晗唯恐人们不解其意，反复强调这部历史剧的现实意义。由于它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攻击党中央，受到右派势力的广泛赞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可惜的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他的行为既违背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历史态度，同时也背离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众所周知，写历史题材作品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违背历史事实去塑造出一个虚假的青天大老爷出来。充其量为腐朽的封建大厦拍了几只苍蝇的海瑞，在吴晗笔下未免太完美、太伟大，以至于在败坏了的存在着激烈阶级斗争的嘉庆年间，只要小民百姓跪地一喊冤，海大人一出面，什么地主豪强都不在话下，都能在清官的庭堂上摆平，黎头百姓就能求来“好光景”。在吴晗的笔下，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法庭、法律都很不错的，只要配上清官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因此，依这部历史剧意思看来，不需要革封建专制的命，也不需要资产阶级的革命，共产党人存在的必要性很值得怀疑！一句话，吴晗先生为了他们的现实需要，歪曲了历史事实，塑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历史人物，宣扬了封建主义，攻击了党中央毛泽东，攻击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行为与一个共产党人的要求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针对这样的作品，如果大众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任凭其长期存在而不予反击倒是很不正常的。毛泽东在1961年初就发现了问题，到1965个才展开反击，似乎贻误了战机，但不要紧，时机未到强扭瓜果是不行的，全面来看，现在进击还算恰逢其时。

毛泽东看准后当即部署反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评论文章，就是当时大众民主派部署的一次有力的反击。这篇文章，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对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当时，北京已经成了一些官僚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文章只能在上海发表，却还受到来自中宣部和彭真的责难。最后，毛泽东以小册子的形式散发全国，直到1965年11月，各大报刊顶不住强大的社会压力才全面报道。针对这篇批判文章的封杀与反封杀，毛泽东在文革开始的第一个回合取得全面的胜利。说毛泽东独裁的人要注意了，在当时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中，毛主席的威信比天高，然而，老人家要发一篇文章竟在共和国首都众多的报刊中找不到登发的地方，难道世间有这样的独裁吗？

其间，彭、罗、陆、杨各自暴露出许多问题，受到党内外干部的猛烈抨击。当然，有许多问题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局面已经打破。到1966年5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权威性的报刊加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队伍，开始向资产阶级阶级文化发起全面攻击。5月1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经过一系列的揭露，长期猖獗的“三家村”终被打垮。

到1966年，新中国已有17个年头了，社会主义直到此时才算占领了文化阵地，不能不说资本主义势力的顽强和无处不在。大众民主，在获得政治、经济的民主基础之后，文化领域的全面占领是必然的，否则，大众民主不但存在严重缺陷，也是难以保障的。

到1965年5月，文化领域里批判性的铺垫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就象中国革命从农村开始，然后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攻势一样，60年代的政治斗争是从政治的外围开始，并逐步形成对官僚体系的批判。此时，对官僚体系的批判氛围已经形成，战略上可以由原来的被动反击转向积极的进攻，并大踏步拓展阵地，把矛头转向党内的官僚，不过，这时还限于文化界教育界的官僚。

1966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从此，广大师生起来揭露文化领域里的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揭批阶段——从文化宣传领域，转入学校教育领域，从对文化现象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批判，文革进入了初步实质性阶段。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就是，各校都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官僚主义和走资派领导人；各大专院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并形成社会潮流。与此并行不悖的是，1966年5月下旬中央对彭、罗、陆、杨的处理。5月26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就“二月提纲”及彭真等人的问题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的问题，尤其彭、陆、杨的问题与刘有直接联系，这个责任表态是非做不可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先易后难，先文化领域后政治领域，从政治的外围开始，顺序渐进，各个击破；在条件不成熟时隐而不发，让对手尽量表演，充分暴露，一旦时机成熟一举拿下；尽可能团结教育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决不四面出击；强调群众路线，听取群众意见，凡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面合力，围歼冒尖之敌。

与毛泽东的战略不同，刘少奇的工作策略总是依靠少数精英，走干部路线，拒绝走群众路线。

前面说过，大众民主能不能实现，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能不能廉洁奉公，是不是真心为人民服务。但要领导干部从整体上做到这一点是非常艰难的，故毛泽东每次搞运动的出发点，总是希望领导干部能够真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为达此目的，总是把斗争矛头对准一些脱离人民的官僚和腐化堕落的干部，矛头总是向上的。相反，由于刘少奇走精英资产阶级少数派民主的道路，他的领导模式主要依靠官僚、知识精英、及有产阶级，工作方法相对简单；且精英路线不要求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只要精英之间的同盟不破裂，民众的反抗就都能顺利地打压下去，政权的巩固比较容易，但这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所以，刘做事总是首先与少数领导搞好关系，容易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政治上与官僚主义、官场习气妥协，也不管干部是否腐败堕落，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完全与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群众路线相冲突；有了这样的政治企图，所以，刘总是要把斗争矛头对准下层干部，缺少实权的干部，而且主要是广大群众，62年的“社教”和64年的“四清”刘都是这样做的。一句话，社会主义大众民主，要先管好干部，斗争矛头必须对上；干部管好了群众问题就容易解决，无须矛头对下；而资产阶级少数派精英民主，怕的就是学生闹事，工农造反，他们自然要将矛头对准下面群众。

高手过招，志背法离。政治路线的背离，决定了他们实际操作时政治手法的迥异。毛泽东坚持的社会主义路线，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而刘少奇奉行的资产阶级路线，依靠对象是体系内思想路线一致的官僚，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了解这样一个原理，就容易理解毛、刘之争。毛、刘之争的实质，就是工农大众民主与少数派精英民主之争；若论主义，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

文化大革命进入实质性阶段后，对运动领导权的争夺随之展开。刘少奇还同过去的“社教”运动、“四清”运动一样，一如既往地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唱对台戏。派工作组对运动进行全面控制，是掌握运动主动权的最有效办法。于是，刘少奇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大量工作组。工作组完全执行了少数派精英路线，将矛头由上转下，把对主要领导干部的揭批变成对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打击，回避群众运动的斗争锋芒；结果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不应该打击的打击了，不应该保护的保护了，与广大群众形成明显的对立，引起广大师生和市民对工作组的极大不满。在工作组进驻短短的56天的时间里，在刘抓30万反革命的授意下，实行少数派官僚专政，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如：西安交大6.6事件、清华大学6.7事件、广西6.8事件、北京地院6.20事件、北师大6.20事件、北京金融学院6.10事件、北京林学院6.20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北京有15000名师生和市民被打成反革命，仅清华院就有800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兰州大学5000人中，竟有三分之一受到打击。这些事件中，西安交大6.6事件与清华大学6.7事件的性质非常恶劣，发生多起学生被逼自杀、绝食现象。这些被打击的教师和学生，绝大部分都是真正对当权派敢于提意见，和对工作组压制群众表示不满的有正义感的教师、学生。

工作组限制和镇压人民群众或挑拨群众斗群众，使运动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其性质和后果都非常严重，且后来演变成抢权政变。

“而走资派和官僚们之所以要如此迫不及待实施法西斯暴行的意图非常明显：能镇压就镇压、能搞垮就搞垮、能捣乱就捣乱、能搅浑就搅浑，就算一时仍破坏不了文化大革命那也为来日抢权政变——此处的政变特指变掉了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并为之后的栽赃嫁祸埋下伏笔。”

50多天的校院白色恐怖，一方面暴露了刘少奇政治上的资产阶级倾向，使人们看清其真实面目，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缺少政治斗争的谋略，使其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同时也说明了党内、政府内的反大众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相当强大，与当时国际上的反共产主义力量遥相呼应。

大家知道，刘、邓是毛泽东一贯重用之才。考虑到人才难得，毛主席有意培养扶持。为了提高刘的威信，毛主席曾说，“三日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建国后，中国的革命事业必须进一步向前发展，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1951开始，毛主席与刘少奇在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就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毛主席仍然长时间地，耐心地对刘做思想政治工作，希望他回到社会主义思想观念上来，政治上、组织上一再忍让退步以求同存异，维护党内团结。结果怎么样？

早年，由毛主席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四清”运动的失败，使刘少奇对形势产生误判，认为已经被架空了的毛泽东即使发动学生搞“四大”也难成气候。1966年6月4日，刘、邓去杭州会见毛泽东。为了进一步观察刘、邓对运动的态度，毛泽东建议他们相机行事。刘或浑然不觉，或一意孤行，或自以为稳操胜券，却不知毛泽东正运筹帷幄，寻找新的突破口。待毛主席返回北京，实际上人民群众自发群起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夭折的境地了。为此，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因而能体会、感受到人民群众受迫害之悲痛的毛泽东，激愤之下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主席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至此，中央高层领导干部中的大多数迅速端正态度，纷纷表态拥护毛主席，支持党中央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后就告知刘少奇不要公开露面，不要接见外宾。尽管刘并没有丧失全部权力，但已经没有还手之力。

毛泽东权力旁落的假象迷惑了不少人。但了解毛泽东四渡赤水军事奇谋的刘少奇，完全应该知道他的政治谋略同样是超然的。从3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韬略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最高境界，一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甚至到1974年的西沙战事，都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最高的境界。毛主席一直到逝世头脑都很清醒。这样看来，刘建立在与毛泽东对立基础上的政治策略和思想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党内无论何人，一旦成为毛泽东的对手，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从1951年开始，毛泽东一直避免刘、邓成为他的直接对手，这显然是爱护他们，培养他们。然而，到了1966年，毛泽东的忍耐与退让反而强化了他们走向反面的力量，终于成为对手。这期间的恩怨一般人如何知道，但王光美是知道的，这就是她去毛泽东的故乡韶山的部分原因。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发动文革，而且运动初期只信任红卫兵小将，对其他人一律不信任，全部挂起来？这是因为他不知道党内被苏联收买到什么程度，党内糊涂的人有多少？而且毛泽东已经知道有人通风报信了，有人在搞他的暗杀。因此，突然发动文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颠覆反渗透举措，因为文革冻结了一切权力，瘫痪了国家机器，并将一切有可能响应苏联颠覆势力的可疑人群全部进行紧急看管，只有年轻忠诚的红卫兵在行动，使苏联的颠覆势力和党内的响应者无法联动，这实际上是直接动员人民群众保卫这个国家，这是对苏联颠覆能力和暗杀势力进行的十分有效的反震慑、反渗透。”

毛泽东许多无比英明的战略决策，往往在当时难以为人们所理解，成为现实意义上的“曲高和寡”。真正理解毛泽东在“文革”时期那种雄才大略的，在“文革”和今天又有几何！

（四）工农民主＝上下同欲

劳苦大众民主，本质上是对五、六千年来富人专政的否定，属穷人翻天，泥腿子得意（按理比泥腿子有本事的人更得意）。这招来大大小小胡汉山和那些戴金丝眼镜的资产阶级的痛恨，直恨得咬牙切齿。如果落野了的资产阶级分子抱着这样的政治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值得害怕，而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这样一种敌视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力量在共产党的内部出现，并且有相当可怕的市场，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到60年代，刘等所以能架空毛主席，就是因为党内外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太过强大。

事情真的不简单！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尚未真正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事业就存在着随时失败的危险。

前面说过，剥削阶级专政，少数派富人民主，不要求官老爷们廉洁奉公，贪污腐败只要还在底线之上，没有压不住的造反就不错。而今天，穷人在获得了土地、工厂、学校、医院等以后，必须要求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否则，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们泥腿子的还很难说呢。资产阶级表面上消灭了，其实它的势力还大得很，他们想方设法腐蚀政府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分子，让这些领导干部在私自利益的作用下转向为资产阶级服务，把民众手上的那把“刀”夺回去，窃取政权。这些把戏在过去和今天都是明摆着的事。毛泽东天纵英明，看得透彻，所以他要在党内整风，还苦口婆心劝民主党派人士帮助整党，把民主人士都说感动了。共产党欢迎他们提意见，却引起一些人想入非非，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甚至说共产党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应该下台，让资产阶级来领导人民，这就是1957年右派进攻的最初风潮。整党失败，大跃进受到重大干扰产生了副作用，62年“社教”走上歧途，64年“四清”被引相反面，所有这些针对领导干部的措施都起不了作用，解决领导干部与人民大众这两个积极性的愿望一再落空，上下同欲的问题始终困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了毛泽东的心头的“结”和挥之不去的烦恼。

对不起，关于这个“上下同欲”，我们有些陌生。请问，去掉一个“欲”行不行？自有阶级社会以来，从来都是“精英”的天下，都按统治阶级的意愿行事，只有上“欲”，哪有下“欲”，只有我们富人的“欲”（请注意，富人的“欲”是享乐之欲，并非工作积极性之欲），哪有穷人的什么“欲”？穷光蛋们只有被我们“牧”的份，不配有“欲”；而你所谓的“上下同欲”要消除阶级对立，要上下一致，两者并驱齐驾，即使我们愿意，也要问问你们的官僚答应不答应！正说反说，事情有点明了。剥削阶级统治，少数派专政，在上，只有官僚和有产阶级穷奢极欲之“欲”，在下，只有工人和农民卖力苦干的那份罪，如果把这份罪也如算作“欲”，那也与统治阶级的“欲”截然相反。然而，大众政权，多数派民主，就必须上、下两“欲”同一个性质，齐头并进，上面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与下面民众的积极性必须保持高度的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民的政权——这也正是大众民主的力量所在与困难所在。对于这样的困难，自古以来，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才有可能向它发起挑战。

不妨让我们谈谈反腐败，便于理解。针对领导干部的反腐败，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配合，反腐败就找不到方向，看不清目标，上级部门会成为聋子、瞎子，反腐败的拳头将打在官官相护的关系网上失去作用，因此，上面领导反腐败，必须依靠下面广大群众积极揭发，相互配合才行。一样道理，如果只有下面群众反腐败，缺乏上级相关部门的配合，群众告官，将陷于民冤高如天，官门深似海的举告无门之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或者离开人民群众，或者离开上级领导，都是无所作为的。

然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比反腐败更加艰难，它不仅要求领导干部廉洁，更加强调领导干部有高昂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尽可能以这样的工作热情感染广大群众，使之成为激励民众进取的力量，进一步形成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造成上下同欲的政治氛围。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象打碎资本主义官僚行政体系一样，打碎现在已经趋向堕落而难以利用的官僚体系，这是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

面对这一艰巨的政治任务，显然今天的毛泽东成了少数派，刘邓路线几乎统治了整个行政系统。凭这样的形势，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想发动一次有力的整风运动都困难，更何况要从根本上改变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行政体系。由此，上下同欲的“上”基本失去依靠党内民主和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条件。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当这个决定因素发生了或正在发生质的转变时，如何把这样一种趋势扼止住并向好的方面转变，这多么困难啊！当然，如果真的象右派攻击毛泽东那样所谓的搞独裁专政，情况可完全不同。朱元璋有东厂、锦衣卫，蒋介石有中统、军统，就是今天的普京还有近卫军，更何况毛泽东，用政治高压手段对付这班官员犹如秋风扫落叶。但独裁是把双刃剑，英明的独裁者固然可以取得雷厉风行的政治效果，而人亡政息的后果也是可以预料的，况且共产主义事业就应该用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实践，这是不容讨论的问题，因为政治高压不可能产生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这是与大众民主根本不相容的恶劣手段，是违反共产党人基本原则的。

当时中央与地方领导干部的状态，决定了所有较有力度的措施都不可能通过从上向下单方面的方式来推动，那么，从下面发动群众向上揭发领导干部怎么样？现在看“下”，老百姓的素质。

中国的老百姓有没有跳出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树立起当家作主的民主观念？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清楚。中国的老百姓与其说让他们选择民主，他们更乐于选择“明主”；与其让他们拿选票参政，他们更乐于选择“仁政”，旧中国这样，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的新中国同样这样。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相比，中国人民封建腐朽思想之严重和民主意识之薄弱令毛泽东对他的人民爱恨交加。这是恨铁不成钢啊！社会主义民主运动，面对国际国内形势，面对上与下，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现实状态，毛泽东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把这道难题作为一场战争来看待，它的难度超过以往的任何战争。

中间突破的可能性有没有？——没有可能。

从下面发动，结合上层力量，造成一种领袖与大众的紧密结合，来一场民主运动的人民战争——这才是大胆而正确的设想！

毛泽东的谋略，使他的每一个进攻，让他的敌人到了陷入绝望的重围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无不如此。60年代前后毛泽东权力的故意旁落使人产生许多错觉，而刘邓竟然也迷雾般不觉，只能说明你们的水平只停留在战术而不在战略上，同小学生的水平不相上下。

毛泽东通过一场文化领域的革命，目的是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并非真正将谁置于死地。为了减少官僚集团的反抗，毛泽东反复声明，他并不想把当权派打倒，思想改造才是真正的目的，如果真心改造，他不想与任何人为敌。

毛泽东说“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谁会打倒你们！”，“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最厉害的冲击多来自联动成员），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真正要打击的对象仅仅是那些特务、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可是，山不转水转。

刘少奇对学生运动完全抱敌对态度，对工作组说：“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要作七个人的工作。把讨论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他把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教师都看作敌人，要引蛇出洞，布置要首先进行打击。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

刘邓50多天的反向操作，基本上熄灭了毛泽东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而且对革命师生无情的镇压让人难以容忍，使他们受到孤立。刘邓的行为，不但使人民看清资反路线的面目，更加坚定了造反群众的斗志（文革期间那些受走资派打击最严重的群众，一般都是素质最好，意志最坚定的），增强了毛泽东把文革进行下去的决心，同时也为毛泽东的反击带来便利。原来对文革不理解抱怀疑态度的人现在态度开始有了转变，原来支持文革不坚定的人现在坚定了（当然还是有很多人对文革是不理解的），文革统一战线的力量大大加强，毛泽东获得了更多胜算的筹码。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1966年8月1日——12日的中央会议，定下了文化大革命的基调，制定了文革“十六条”，作为纲领性文件，从政治上规定了它的方向和相应的防范措施。1966年8.18—11.26日间，毛泽东八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又重新点燃。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对这样的战争很不理解，就象当年毛泽东四渡赤水让很多将领无法理解一样——你总是绕着赤水走过去、回转来，究竟什么意思？

“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十六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们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语）

列宁说，“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这句话在当时的中国是最恰当不过了。的确，尽管表面上好象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红卫兵一发动，很快，刘邓苦心经营的官僚权威扫地以尽。到10月间，他们只剩下检讨的份了。这一点我们从刘邓的检讨发言上感受得到。但刘少奇名为检讨，更多的是辩护，邓小平倒象是在作检讨。

邓小平说：“……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这里，我们不必怀疑邓的真诚，但刘邓的检讨都回避了他们下令镇压群众的事实。当时，刘少奇下达抓30万反革命的指标，他们在对待学生运动上可一点不含糊。从社会主义和实现劳动大众民主的角度看问题，结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文化大革命何错之有？邓小平的检讨也应该。复辟派总是有意淡化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自然会说当时邓小平迫于压力，没办法，只好言不由衷。不对啊！作为共产党人，认为你们派出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是天经地义的话，可以坚持真理，至少应该把道理讲明白，使毛泽东停止“文革”，可谁也没有见你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抗争，有失党性原则吧！问题就在这里，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毛泽东没有错，邓小平的检讨也应该，防修、反颠覆、反复辟的文化大革命很及时，很有必要！

到了1966年11月以后，工人阶级开始加入运动，全国文革的形势进入高潮，走资派成了运动主要的揭批对象。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移风易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官僚、反特权、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狠批“私”字一闪念，要文斗，不要武斗，满怀激情地迎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抓革命、促生产，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把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等等，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内容。我们看看当时红卫兵的革命热忱，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横眉怒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勇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又有多少因积劳成疾而不幸与我们长辞。想起这些，你们中间曾经有多少人暗暗落泪。“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自己也不感到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你们起来造反的时候了！你们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把我们养大的！千万不要忘记这点。千万要记得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淘汰了。

想当年，你们跟着毛主席转战南北，打出了人民的江山。看今朝，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又带着我们冲向文化大革命的战场。我们跟上了。你们呢？难道你们要掉队吗？亲爱的父母们，敬爱的老革命，你们千万要永葆革命的青春呵！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和人民群众在一道解决它，老革命就年轻了；一条是脱离人民群众，在新问题上跌跤子，这样老革命就真要老了，就要完蛋了。你们用你们的鲜血和汗水写出了鲜红的前半生，我们更衷心地希望在今天，还能紧紧地跟上毛主席，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失无产阶级的革命晚节。

（五）革命与对抗

社会主义劳动大众民主，多数派民主，必须同时是反官僚、反特权民主，因而，仅仅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还是远远不够的。

领导干部队伍只要存在官僚主义和特权利益，就不可能有劳动大众真正的民主。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落实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这样的革命不仅要造走资派的反，同时也要反官僚主义和官员特权化。可是这样一来，运动中对官员的打击面就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这显然超出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政治、军事思想。打击对象广泛，这在战略上是不明智的，一贯为毛泽东所顾忌。前面说过，依靠官僚整官僚，依靠特权反特权，要他们革自己的命，属与虎谋皮，不切实际。显然，在这样一种政治博弈态势下，发动民众，依靠民众参与，打政治领域里的人民战争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民众起来了，这在胡汉山看来，是穷人要反天；同样，在这些官僚化、特权化的官员看来也是不得了——泥腿子要造反！从这几年的“革命”实践看，“社教”和“四清”都被顺利搅“黄”，老毛固然本事大，也有强弩之末之时；再说，他偌大年纪还去发动群众闹自己人的革命？一碗水看得见底，清清楚楚，能折腾多久？想来就没什么可怕！再说，难道我们不能组织革命群众以针锋相对？经过这样一番算计，“联动”出笼了。不过，“联动”的对抗，只是文革期间众多对抗中先行的一个小小部分，算是走资派的败笔；在以后出现的规模庞大，形式多样的对抗中，真正体现了中国走资派政治策略上的成熟老到，真不愧为毛泽东培养出来的干部。

“联动”这个组织当时戴着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10月1日。它的前身是东纠、西纠、海纠等。

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己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看看他们的口号：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不要为这些口号迷惑，不论最初他们的动机如何，到后来这些口号就是他们胡作非为的护身符。

他们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在理智与冲动，权利与利益的驱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贴引人注目的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这是一付“鬼见愁”对联，是为官僚特权正名，再把文革矛头引向“黑五类”及广大群众，并成了这批红卫兵进行打砸抢的理论依据。围绕着这付对联，曾经引起学生、干部激烈的通宵达旦的大辩论，甚至中央领导人也参与了讨论。但他们不为所动，我行我素，要把对联推向社会，扩大影响。他们自据功臣之后，要享受革命成功的果实，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使其世袭罔替的殊荣脱手而去；他们现在要抓住机会，要共和国对他们封妻荫子，并努力要让这样的呼声引起社会的共鸣，让全国上下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这种呼喊的行列中来，并形成强大的反文革潮流。

后来，他们又喊出这些口号：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对联黑风泛滥成灾，许多红卫兵将这些对联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把父母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依其服饰彰显红色贵族血统，一时间，成为青年们竞相模仿的偶像。他们以父母官职大小安排职务，等级森严，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连一般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

文革审查干部规定不能打骂，严禁搞逼审供，关押者并非判刑，有上诉的权利，还要给生活费，有的交代完了几天就可以回家了。可这些“八旗”子弟不管这一套，自恃与众不同，更把老爸老妈受整和对社会不满的怨气撒出来发泄到别人身上，形成一种法西斯的暴力。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残忍，骇人听闻！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他们打着革命派的旗帜对抗革命，把“文革”的斗争矛头故意转向黑五类，对五类分子进行疯狂的所谓“专政”，并把“专政”对象无限扩大，有意造成社会混乱及人们对“文革”的敌视。

“联动”成员凭借优势地位成了佩戴毛主席像章优先者和发放者，还要剥夺对立面，看那人不舒服就把对方的语录本及毛主席像章抢夺过来以示惩罚。而“黑五类”子女腆着脸为他们当打手就有资格佩戴主席像。

“血统论”的理论代表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谭力夫，他要把这一理论“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形成纲领。北京各学校纷纷传播，兴起新一轮大辩论。谭力夫的大字报传阅极广，引起上下官僚的广泛共鸣，走资派视其为救世主。

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前一天，其成员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准备武装占领清华园。他们在清华附中集结队伍，发布动员令，同时占领校广播台，控制宣传机构。下午，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包围大字报区，宣读最后通牒，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事后，刘涛向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8·24’没什么问题。”

老舍，是新中国最有成就的作者之一，归国后各方面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以积极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进步作家，却遭到无端的批斗与折磨，最后投湖自杀。

据批斗老舍的北京女八中部分学生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8.18”前后，已被贵族红卫兵控制。

东、西、海纠的成立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专政对象逐渐扩大到一切不同意“对联”观点的人。他们轻辄打骂同学老师，强索钱财，重则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东西海纠一下子臭遍了街。

“孩子们未满十八岁，就是枪毙都不够格”，中国的走资派们就是看中了毛泽东这一软肋，所以毫无顾虑地推出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无耻精神，让今天借孩子扮乞丐骗钱者望尘莫及。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到了“联动”这里原来好的规矩统统废除，他们不但把抄家当成赤裸裸的抢劫，还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己需要的东西，甚至勒索钱财。

随着“联动”重要据点北京六中劳教所等陆续被曝光，他们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来，老百姓都拿他们当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红卫兵也渐渐不买他们的帐。

上帝叫它灭亡，必先让它疯狂。

12月28日到29日，“联动”成员为了抢回被公安部扣留的两名偷车小流氓，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

“联动”成员纠集人员一共发动了对公安部的六次冲击，其行为极其恶劣，最终在公安民警、平民红卫年和首都十万群众的配合下，在全市范围内对“联动”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联动”组织终于彻底瓦解。

中国的走资派并没有因为“联动”的覆灭而有所收敛，相反，他们表现得更加激烈了。尽管他们的“司令部”“大本营”被端，而隐蔽的，更多更广泛的对抗随之在全国各地展开，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以及后来当权派组织起武装镇压力量而引发的全国性武斗，就是走资派破坏文革，对抗人民民主运动的恶劣手段。正是这些阴谋对抗，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走资派的疯狂对抗在某些时候，某些局部而显得腥风血雨。走资派反人民革命运动的坚定意志的确超乎毛泽东的意料。

附：本节有关“联动”的内容源于永远战士的《联动覆灭记》。

（六）是“武斗”还是镇压？

三十一年前的今天（9月9日），从上海到湖北荆州的平静的长江客轮上忽然响起一片哭声，上下大家都哭，哭得很伤心，有的甚至抱头痛哭。客轮上一班来自南方的民工感到诧异（他们大多听不懂普通话），问原由，才知道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与世长辞……民工们到了荆州，在拥挤的百货商店里又看到动人的景象，很多市民来店里买乌布，哀悼毛主席；许多市民和营业员都情不自禁地哭，真是泪水横飞，顿作倾盆雨！尤其那些营业员，一边哭，一边还给大家扯布，情景感人。这些农民工感叹道，我们死了爹妈还没有这样哭过，毛主席真是为人民啊，人民对毛主席才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如今毛主席逝世了，民众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怎能不伤心落泪？！！

人民对领袖的崇敬是真诚的。但是，在毛泽东的身后，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谰言，一些人把人民对领袖的感情和崇敬斥之为“迷信”，“搞个人崇拜”。毛泽东英明，伟大，一心为人民，自然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这种人民与领袖的感情，是中国上下五千年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因为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政权，当家作了主，而这与毛泽东的名字密不可分，人民对自己的领袖当然敬仰，这怎么能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呢？无耻的是，一些人还把它当作领袖的一条罪名加以鞭挞。既然是搞了个人崇拜，无疑，广大人民群众就成了不开化的愚民，因此，三十年来，当年人民群众的革命热忱便被斥为愚昧、无知、疯狂、可笑，那个年代就被斥之为疯狂的年代。只有今天的复辟派天姿聪慧，才有本事把清官变成贪官，把纯洁的妇女变成妓女，把快乐的儿童变成黑窑里的奴隶，把人变成鬼，还振振有词要与世界接轨，不知道他们接的是哪门子轨？

工农群众就是工农群众，他们大多感情纯朴，为人厚实；他们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与各种革命运动，贴领导的大字报，揭干部的短；他们打着大旗游行，举起手臂呼号，有时也吵吵嚷嚷，偶尔也打打架，撒撒野，这是什么？这是人民群众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才有这样一番光景。当然有教养的人斜睨窗外嗤之以鼻是可以理解的，或许你们本来就属于另类。

还是让时光回到那个火热的时代——

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25日报道，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广大工农群众最坚决支持红卫兵灭资兴无的革命行动。

“据来自各地的消息，连日来，许多城市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高举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毛主席语录和‘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建设者’的大幅标语，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集会演讲，贴革命大字报，散发革命传单，向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总攻击。‘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革命群众扬眉吐气，中华大地到处是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到处是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同历史上任何革命一样，文化大革命像大海的怒涛，它在冲走一切妖魔鬼怪的同时，也冲击了某些本不该冲击的事物，伤害了某些本不该伤害的人。其实，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无论怎样英明的统帅，也难以保证自己的火力在摧毁敌军的同时，丝毫不给自己一方造成某些损失。正像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因此，“文革”中的一些错误难免存在。比如在全面的揭批斗争中错批错斗了一些人，扩大了打击面；在武斗中，确实是死伤了一些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喊出：“否定一切，全面内战”，故意造成思想混乱。但是，和当今社会的凶杀、犯罪、矿难、车祸、黑社会、吸毒、奴工、艾滋病等死亡人数相比，恐怕一年的数量足以比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总和还要多一倍。

群众运动的掺砂子，错批错斗，反“四旧”的过激行动，伤害了一些人；青少年中的少数极端分子，他们自恃出身高贵，又害怕斗争的矛头转向自己的父母亲属，就把矛头对准党外人士乱打乱杀；党内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蓄谋破坏故意捣乱，挑动群众斗群众，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所有这些都使运动的打击面扩大，不但造成一些不应有混乱，还使革命群众的力量对比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当运动红火广大群众都行动起来的时候，民众的力量是强大的，但运动稍有退潮即会遭到走资派的反击。走资派超乎异常的反击意志出人意料。

1966年9月25日，银川市自这一天起连续发生了以自治区机关干部为主围攻革命学生的事件，并且越来越严重。

1966年10月25日，沈阳农学院红卫兵向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遭到了干部的殴打，有24位红卫兵被从一、二楼窗口扔出去，有的摔成重伤，有3位共产党员教师（第一个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在东北局，市委的参与下，被非法绑架，押送北京。

1966年9月24日，前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在湖南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又陷入低潮。

湖北的张体学开完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一回来就组织机关干部为力量，布置“三道防线”，用“小官”去阻挡造反派的“冲击”，以保护“大官”，实际上领导了官僚队伍的总罢工。

罢工是官僚体系的优势所在：他们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使得造反成本上升到毛泽东认为无法承担的地步，迫使文化革命停下前进的脚步。

10月，上海走资派“以退为进”，组织保守派工人赤卫队，公开以停水、停电、停交通相要挟。毛泽东拒绝后退并支持造反群众夺权。

有走资派的罢工、交权，才有67年的“一月夺权”。当权派的罢工使局势复杂化。它要求造反派对社会秩序负起责任，这对后者的能力是一种挑战。为了避免社会动荡，让部队参与也就成为必然，结合前党政官员组成火线指挥部，贯彻中央一再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以应付各种局面显得十分必要，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委员会”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夺权使造反派产生内耗甚至分裂，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这为走资派拉拢、分化、瓦解造反派群众提供便利；1967年1月底的军委8条及解放军“支左”，又为他们的反革命镇压创造“条件”。如今，处心积虑对抗“文革”就成了走资派的奋斗目标。他们将军委8条的第一条加以歪曲，将革命群众说成是反革命分子，将部队支左变成支右。于是，“二月逆流”黑风浊浪般袭来，四川一夜之间抓了10万多人，青海2.23事件赵永夫指挥军队一下子打死造反派204人，打伤数百人，死的很多是学生。当时有一个女同学背后中枪，因她不肯说谎（当时当权派威胁她说“你说是造反派开枪打的，不是解放军打的”），结果被关进监狱。一时全国各地都是军队出马搞“二月镇反”捕杀造反派。

“二月逆流”，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学生群众造当权派的反，仅是思想路线上的斗争，并非你死我活的敌我搏斗，而资反路线的执行者则表现出势不两立的态势，欲致学生群众于死地而后快，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从反面证明人民政权的危险性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由于当时造反派缺乏“哀兵奋起”的客观条件，加上当权派具有明显的组织优势和权力优势，在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的围剿下本身难以扭转局势。这期间，“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歌声被造反派唱响神州大地，反映了人民群众与领袖之间的现实联系和真切情感。

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尚且受到普遍的压制打击甚至镇压，可想而知，一旦失去上层的支持，真正有意义的革命斗争除了武装夺取政权，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象文革当初设想的以和平造反的愿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但是，当时的造反派似乎还有思想路线方面的优势，当权派主导下的群众组织为了争夺这一文化优势居然跳起了“忠字舞”，这样一来造反派仅有的优势也被当权派搞得模糊不清了——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走资派的政治智慧。

1967年4月6日的“军委十条”，堵塞了当权派调用国家机器的“政策缺口”。“军委十条”不仅禁止当权派继续利用军队压制造反派，还硬性要求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出去。

可当权派时刻没有忘记对人民运动的镇压，尤其武汉的资反路线的执行者。他们对抗中央，组织了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的“百万雄师”。在67年6、7月间，百万雄师对武汉的造反群众进行了地毯式的扫荡，造反群众四处逃散，留下的也不敢在家里躲藏，就到民众乐园、工造总司等地方以避不测。不料，6.17日，百万雄师攻击民众乐园，造成革命群众17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6.24日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当场打死28人，重伤和后来死去的不计其数。

“工造总司”是武汉市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全国每天都有人来访，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地军事部门院校、北大等天天有人访问，认为自己担当起代表武汉群众运动组织之首，不可能受到侵害，所以“工造总司”不设防，认为自己若设防就是准备武斗，影响不好，至于铁军，那是作保卫工作的工作人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工造就在这样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遭到百万雄师的血洗。下面一段是6.24事件亲历者的描述：

6.24日……12时，百万雄师仍未攻下“工造”。突然事件发生变化，“工造”后面无线电厂“军代表”突然将工厂大门打开，20辆汽车全副武装的支援“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工造”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一看大势已去寡不敌众，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可怜广播员朱庆芳，小姑娘哪见过这个场面，连忙下跪求饶，举手投降，按战场法则，不杀俘虏，可才16岁小女孩被几个优秀“共产党员”杀死。她的姐姐也腹部被刺，肠管断绝。

在6.24血案后，百万雄师又制造了7.15在血案和惊动全国的7.20事件。7.24围攻体育学院，许多老教授都跳进荷塘躲避百万雄师的打杀。

走资派主导的武装人员追杀造反派事件在各地都有发生。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组织基层民兵屠杀当地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造反派”成员和“黑五类”：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

几十年来，人们都把武汉当时的屠杀事件称为武斗，而实际上这是有预谋的镇压。为了实施镇压，当地政府与军方配合默契，以致群众受到血洗后电话打不通，电报发不出。7.20事件后，凶手都已经查明，但由于政府和军方的保护没有一个受到惩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绑架并活埋工造二号人物戴鹏的百万雄师头目汤忠云，在逃跑时被执行公务的警察击毙，不料这位警察因此获狱9年。在武汉，很长一段时间军政头目沆瀣一气，名义上军队支左，当左派稍占上风，军方就出面阻止，说防止事态扩大，当百万雄师占上风时，军方退去不见人影，连大规模的屠杀他们都视而不见。如进攻工造受阻时，竟是军方代表开门揖盗直接导致血腥惨案。

谈文革回避不了“武斗”这一事实。人们如有心探求事实真相，不难发现，所有的所谓“武斗”，其实都与走资派的武装镇压密不可分。准确地说，没有走资派的武装镇压，就没有文革的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泽东文革初期提出的口号，若没有走资派镇压，造反派群众哪里会去想拿起武器！然而，当走资派凶狠举起屠刀的时候，造反群众没有了退路，为了生存，只好一搏。四川重庆市的“反到底”造反派群众，受到军方支持的保王派的围剿四处逃生，仅逃至成都的就有十几万人；没有逃离重庆的造反派及其家属就拥挤在重庆市体育馆避难，仍受到8.15派武装的严重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重庆市造反派才不得已武装起来以求自保。“文攻武卫”的口号本来就是在造反派遭受镇压的情况下提出来为以防范，因此是自卫口号，决不象一些人歪曲的那样是武斗的口号。

走资派总是说造反派是自己打自己啊，他们要看热闹高兴得很啊。事实果真如此？显然，表面上的造反派自斗，实质上是当权派的镇压，其中有一派根本就是保王派，所以在他们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官僚与军方代表的影子；而有的“武斗”就是直接由政府与军方操纵的镇压行为，或由武装人员直接进行镇压，或由他们主导武装的群众来进行。武汉的百万雄师，重庆的8·15（最初属于造反组织），广西的“联指”，云南的“炮派”等等都是为走资派所掌控的群众组织，如果把这些为走资派利用的群众组织称作造反派，根本就不对。了解到这一些，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重庆市其他地区的红卫兵墓都被铲除，而市内8·15派的红卫兵墓依然存在的原因。重庆沙坝地区如今仍埋着数百名战死的红卫兵，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至死都没有明白，他们已经为当权者所利用，成了走资派的炮灰。

保王派除了参与镇压活动，还要对五类分子进行所谓的革命专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显示他们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也为他们镇压造反派群众作掩护，否则，他们专事与造反派对抗，人们一眼就会看穿他们的本来面目。

从全国来看，成都和重庆的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极为残酷，但它只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那就是：这里的官僚利用民众斗民众，利用民众镇压群众运动的策略是高明的，走资派武装镇压群众造反的决心是很大的，走资派是真实存在且极为反动的。而走资派近乎疯狂的报复和镇压最为极端的事件却发生在广西。

广西的保王派“联指”和重庆的815一样，不但受到政府组织而且受到军方的支持，这使造反派群众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当“联指”拿到军方的武器并造成对方很大的杀伤之后，广西造反派422情急之下打起援越武器的注意并付诸实施，这一行动为其后来的灭顶之灾埋下了伏笔。走资派与军方个别人制造了一连串的栽赃，造谣污蔑，特别是“反共救国团”的陷害，让422走到灭亡的边缘，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幻，使这些人的阴谋得逞。广西军、政和“联指”成员联合起来对422造反群众的全面大屠杀是惨无人道的。这一屠杀行为是对人民政权的背叛，是对新中国的背叛，同时又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历史上看，从来人民的革命运动无不遭到当政者的镇压，而本求和平的文化大革命，在某些局部不得不付诸武装斗争的事实，则表明实现劳苦大众民主之艰难。

武斗的最高境界也许发生在河南，1984年郑州某基建工地挖出一份“出土文物”（一份前保守派参与武斗核心决策人物的会议记录，被此人埋在地下），保守派“十大总部”进行武斗的谋划和目标全部暴露，文革时河南省军区何运鸿等人支持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计划通过武斗在短时间内把造反派“二七公社”彻底消灭，以便在建立“三结合革委会”时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这大概是全国文革期间最具雄心和“明确政治远见”的武斗计划。

毛泽东常常对人们说，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但他没有想到社会主义的官僚和某些堕落的军人同样会干这些勾当！他低估了权势者的反动性。

为什么在这里着重讲武汉、重庆、广西等地的事件，是因为，这几起事件是全国影响最大性质最恶劣的例子，是因为大众为民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因为数十来这些血腥事件的真相被掩盖，或作了相反的解说，误导了不少人，应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身后的31年，文革中的“武斗”成了是造反派的罪证。而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应该知道，“武斗”为造反派所顾忌，武力对抗一直是他们的劣势，数十年之后仍一直是他们的“痛”。“武斗”，意味着造反派受到了围剿。当权派或借军队的力量，或在他们的授意下组织起自己的武装，或组织干部队伍直接对抗，或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工农反工农。由于当权派长期手握实权，且利用共产党的威望，能够影响不少干部群众，具有明显的组织优势，因此绝大多数所谓的“武斗”实际上是一方的镇压和另一方的被迫奋起反击，至少当初是这样的。造反派群众在这场持久的武力较量中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劣势，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运动稍有退潮，一旦失去了上层的遮蔽就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当权派所施加的沉重打击。例如武汉的“北决扬”、湖南的“省无联”等。

由于忠字舞的发明且为当权派所利用，使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正确代表”地位丧失。这样一来，造反派如果缺乏来自上层的保护，就意味着“秋后算帐”的到来，当权派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的快点到来。下面这一段摘自老田《平民与权贵的博弈》略有改动。老田是中国文革研究第一人。

从1968年末开始，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就开始把大批造反派作为专案审查对象，这些学习班还往往被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由于处于“抗美援越”的第一线，因此中央对广西造反派的支持力度始终不足，以至于当权派敢于放手镇压，成为文革期间全国镇压造反派最严重的省区，镇压手法也极其恶劣。在1969年秋天，出于国际形势的严重判断，对造反派的支持程度更是下降，最终导致全面清算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权派借这个运动在全国揪出了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其中湖北省的造反派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揪出了60余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更是成就卓著，有一个顺口溜说“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1971年，当权派的清算活动进入了一个高潮，在湖北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仅仅在武汉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小范围里，把那些历史上有些小问题的人（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小生意的人），一次就枪毙了13人；他们对造反派的清算不再满足于象此前那样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份子了，已经着眼于进行“肉体上的消灭”了。当权派自己不拿国事当回事，还要借批“极左”去继续追究那些已经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长期关在“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造反派。说生产没有搞好是造反派的责任，不仅是文革期间作为当权派整治造反派的主要借口，也是今天主流文革叙述的一大支撑点。万里1975年出掌铁道部，就是拿“火车准点不准点”为由头来整治造反派的。一个徐州的张姓造反派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万里嫌少，结果在一天之内被加刑三次，最后被万里本人亲自加到20年。

林彪集团粉碎后，在军队中镇压造反派最卖力的将领大部分因上了贼船而受到清算，部队开始退出，当权派内部因争权夺利受到削弱。与之相反，残酷的革命运动早已把一些运动初期的投机分子大浪淘沙般淘汰，造反派由于长期遭受打击而得到磨炼，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与当权派相比，政治、经济上都显得格外清白，成为中国社会大舞台上一支可观的政治势力。1973年，造反派发动的攻势使对手难以招架，政治上完全可以获得进一步的主动，但毛泽东似乎看到他身后的景象，老人家准备收兵了。从政治力量的对比看，再对抗终究会由于失去上层的遮蔽将陷革命群众于不利的境地，这几乎是可以预料的。

（七）毛主席，您可曾想到？

文化大革命中，他老人家或许有几个没想到。

刘等干扰文革，这在意料之中，故毛泽东有意走开从异地观察他们的动向——怎样行动？用什么手段？但刘等对文革采取了极端的方法加以阻挠，派驻工作组与毛主席的“文革”思想针锋相对，更甚的是对提意见的教师、学生进行残酷打击，如遇寇仇，刘等这样一种恶劣表现显然出乎毛泽东意料。毛泽东为了撤回工作组，反复向中央提了五次意见，直到1966年7月24中央常委会才作出撤销工作组决定，28日北京市作又出撤销工作组决定以后才撤回。说毛泽东帝王思想的同志要知道，主席在中央不是他一人说了算的。

毛主席第二个可能没有足够估计的是，走资派整体对运动抱有疯狂的仇视心理及坚定的反击意志。官僚们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令毛泽东不得不以夺权还以颜色。并非罢官的思想政治斗争，居然使他们以罢工相威胁，还组织自己的力量对抗群众造反。或挑动群众斗群众，或拉一派压一派分化瓦解造反组织，或故意推行极左政策，扩大打击面……后来，官僚集团借助地方军队力量，或通过间接武装，从而达到打压、镇压造反派群众的目的，手段之恶劣令人震惊，他们竟敢武装镇压革命群众！所有这些对抗行为，迫使运动复杂化和相当程度的敌对化，使运动增加了不少变数。官僚集团如此顽强的鱼死网破的对抗意志着实出乎意料。

毛泽东总是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给犯错误的人改正的机会。但是，这些走资派官僚即使表面上检讨犯了错误，心底里从来就不承认，也就谈不上改正了。毛泽东对手下官僚思想的顽固性和反动性估计不足。

这些当初未曾预料的事件接连发生，尽管使文革的副作用急剧放大，但并没有让毛泽东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这是因为当初他对局势本身就有一个较为严重的估量，所以，尽管后来官僚集团严重地对抗文革，林彪集团借机清除异己，打击革命群众，暗地里破坏文革，都没能撼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改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体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因为“文革”出现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就草率地否定它，就象伟大的三大战役，不能因为牺牲了很多将士而否定它是一个道理。

对于军队稳定的顾虑，使毛泽东在许多时候不能从容地惩治反动官僚以保护造反群众。另一方面，毛泽东从来没有对犯错误的党政军官员狠下杀手，使这些政治对手感受不到生命威胁，导致对抗升级，使运动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也是走资派往往肆意妄为，常常放手镇压群众运动的一大原因。抛开官僚体系不说，假如林彪真心拥护文革，把他的消极作用转化为积极作用，文革中很多恶劣的事件就有可能避免发生。

看看林彪的作为。林彪为了实现夺权政变的需要，指使吴法宪打击排斥异己，仅被吴法宪陷害的军队干部就达174人，很多人就这样平白无故的被迫害致死。一般来说，被林彪集团陷害的都是些正直无私，难为他们所利用的干部，是真正的革命军人。

一些人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就把林彪反党集团的自取灭亡作为文革失败的明证。事实恰好相反，林彪集团就是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林彪集团与刘邓等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这个集团的爪牙，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打压造反派群众的急先锋。迫于形势，毛泽东动用林彪的确走了一着险棋；但主席时刻没有忘记对他的防范，以至于为了麻痹对手甚至把接班人地位明白无误地写在宪法上；一些不知情的人却借此攻击毛泽东，却不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这就是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

毛泽东曾经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随时准备坐牢甚至砍头，准备粉身碎骨的。毛泽东为人民打江山，同时，也依靠人民才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三座大山。为人民服务和走群众路线，始终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信念，如果不加以阻止，顺着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对劳苦大众的背叛，也背离毛泽东一贯的政治抱负；现在，眼看人民的江山就要变色，中外反动势力随时准备夺取工农政权，毛泽东不顾73岁高龄毅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红色政权，捍卫广大劳苦大众民主制度，准备粉身碎骨，这是何等的勇气！中外反动势力和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大肆污蔑、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足可见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势力直到今日依然十分强大，才会如此影响我国民众从而影响国内政治。

在网上，我看到一些反共、反毛、反新中国，甚至于反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极其卑劣的家伙，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最厉害。比如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所谓经济学家茅于轼、张维迎，就极端仇视文化大革命，提起造反派、红卫兵，他们的手都要颤抖，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为什么这些人反对的事情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反对？——对这样重大的群众运动，难道我们不应该作一番认真的思考？

多年来，我一直对毛泽东没有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建立起完善的民主法制制度而耿耿于怀。多年的思量，反复的推敲才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任何民主法制制度的建立，都是以一定的阶级基础为前提的；当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劳苦大众民主时，任何意义上的法律与制度的规定都是靠不住的。法律与制度，是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力量对比、交锋后的产物。劳苦大众民主的艰巨性，决定了它的实现只能是阶级力量对比、交锋后的结果；如果工农的经济权利被剥夺了，原有属于工农的法律制度、民主制度就会随之剥夺，对此不要抱任何的侥幸心理。因此，对大众民主来说，任何时候，忽视经济基础，忽视阶级力量关系而奢谈民主法制都属自欺欺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实际表明了大众民主力量还没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来得强大，中国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在那时已经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是由于一代伟人的非凡才干和崇高理想才送中国的大众民主多走了一程；没有毛泽东的努力，中国的大众民众早在50年代恐怕就为走资派断送了；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早已分崩离析，中国人民又重新陷于动荡不安的悲惨境地。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在夺得经济基础后，政治上一旦占领，封建地主阶级是不容易复辟的，即使一时得逞也会在短时间内为资产阶级夺回。但是，对劳动大众的民主政权来说就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劳动大众在夺得经济基础之后往往在政治上不那么牢固，政治管理人员容易官僚化、特权化和资产阶级化，使大众政权不但失去政治上的保护，反而会因为政治上官员的反动而使人民已有的经济基础也随之丧失。也就是，在当今资本主义势力还十分强大的今天，一旦社会主义政权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手里，人民已经获得的经济权利就会重新被资产阶级窃取，这就是当今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广大劳动大众在夺得了经济权利之后进一步在政治上进行巩固的伟大革命，就是为了避免上述这样一个结果而进行的政治上的积极努力；无能她在今天有什么样的结果，而在当时都是必须的，是成功的；即使今天失败了（昨天没有失败），也虽败尤荣，是战士的光荣，哲人的伟大！

（八）毛主席，您难道没有错？

——同千年网的问与答

问：近来，你有关毛主席和文革方面的帖子支持率明显不足，你是否注意到？

答：意料之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大家清楚。这个网站的反“文革”势力强大，但到现在为止，他们对于我的文革话题提不出半点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民主的对立面是专政，或许在这个网上我是属于专政的对象。如果只有民主而看不到专政，实际上就等于说这既不是民主，也并非专政，什么都不是，版主对民主的理解有歧义。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

我的总题是：大众民主的光荣与艰难。“文革”是大众民主运动，我的“文革”话题都在这个大题目下展开。既然大众民主运动是艰难的，在今天，在这个网上的支持率就不会高，否则就不算艰难了。

问：极端的不必说。大家知道，反毛派对毛泽东的否定是从57年反右派开始的，依你的意思反右毛没有错误，大跃进的主要责任也不在他，我觉得还是有些缺乏说服力。

答：57年反右的大方向没有错这必须肯定。如果不加以肯定，除非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既然反右方向没有错，那么就只有扩大化的问题。近期，我看了大量的资料得出一个结论：反右扩大化是存在的，但原因复杂，主要根源在于党内路线分歧和官员的官僚化。

有一句成语叫矫枉过正。很多事情我们想做好而不至于矫枉过正，那么就到达这么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方纠错戛然而止。这样当然是好，但谁能做到？

逐渐发生而非激烈的事，矫枉无需要过正；对来势凶猛的坏势力矫枉由不得你不过正，不过正往往又会造成不足。

新中国自51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中央高层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到57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但此时，中共内部官员对社会主义的抵触情绪反而加强，政府内官僚主义现象愈发明显，各部门的资本主义右倾势力由于不满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拉山头并寻找机会搞破坏活动，反右运动正好为他们排斥异己、打击别人提供了便利。于是，一部分官僚借反右的名义，就有可能将敢于向他们提意见的部分干部打成右派分子。所以，反右扩大化表现出来的问题相当复杂，借此来否定毛泽东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看看苏联人，他们反右是大开杀戒，连政治局委员都杀了一半。再看看蒋委员长是怎么“反左”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口号是：仍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你说说蒋介石这样做算不算反左扩大化？依我看这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犯罪的问题。那年日本人打过来，老蒋为了逃跑决黄河堤淹死人数十万，一千二百万人无家可归。可我们的一些民主人士对蒋先生的反人类政策极力叫好，而对毛泽东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反右政策却百般诋毁，这难道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为什么反毛派打击毛泽东是从57年开始，就是因为此前这些人想借祸毛泽东都寻找不到任何理由；从反右开始，他们认为有借口了，也就不管这个借口是不是站得住脚，反正能搅混就乱搅一下，毛泽东也不在了，又抓紧了权，不乱搅一下于心不甘。

问：其实对毛泽东攻击最大的不是反右，而是大跃进的浮夸风。网上一些人几乎都把责任扣在毛的头上，甚至饿死了人也都算在毛的头上，我想毛总有责任吧，你说呢？

答：其实，天灾饿死人在旧中国根本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仅河南某一年就饿死千万人，但偏偏到了毛泽东时代就有人反复地把问题加以放大，这其实是非毛化的需要。如果客观分析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时新中国各方面工作成就显著，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忱高涨，劲头正足，对自然灾害缺乏思想准备。灾害初来时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当初知道有连续多年的灾害，可能不会急于还苏联的债，还债赖一赖不是不可以的。

二，领导干部的官僚化明显恶化了形势。一部分干部为了升迁枉顾人命，乱报产量，还搞反瞒产，结果把老百姓的粮食刮光，饿死人还不知收敛，一味搞浮夸。

为什么死了很多人这些官员还能照样搞浮夸风呢？这里面有阴谋。在激烈的路线斗争的后面，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故意把事情搞糟，而又不能用“右”的办法，那就用极“左”办法，表面上好象这些官僚搞社会主义干劲十足，实际上是用极“左”的面目掩盖其极右的用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上层领导对下面官员的浮夸风不加以压制，反而一味火上浇油，把粮食产量谎称到天文数字，他们还都装做不知道以诱导他们继续表演下去。当时，浮夸风初起时，毛主席就表示异议。毛主席认为长江以南地区产量定到800斤就已经高估了，他怎么能够相信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的产量呢？但那时国际风云正紧，主席全心身关注国际风云变幻，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浮夸风很不正常，感觉不对头，觉得有人故意这样搞，也不听劝告，我行我素。主席没办法，只得派人去调查，故派身边两位秘书下去农村搞调查研究。只有通过广泛的调查，在得到了详尽的社会情况后再作出具体的应对措施，此时就容不得你们官僚对抗了，从而抵制了浮夸风。

大家想想，大跃进时期党内斗争就已经达到了这等地步，也就是说，当时毛泽东想刹住浮夸风但领导层不听他的话。如果说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这样对中国有好处，这是思想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浮夸风问题上一味火上浇油，严重地加大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这就不是单纯的路线问题，性质极为严重。所以，我一直认为浮夸风不是空穴来风，是特殊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而反毛派把浮夸风带来的灾难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就免不了有一个缺陷：他们往往提不出真实的依据，只能笼统地一扣，没有说服力。如果追根问底，这可对刘不利呵。可很多人缺乏分析能力，也就先入为主了。

认为毛泽东搞浮夸风其实是小看他了；凭他的智慧，什么问题他洞悉不了。

问：我认为毛泽东喜欢搞运动。譬如反右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难道共产党领导就非得搞运动不可？

答：搞运动不是什么人的喜好，而是事物发展的要求。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然用不着这运动那运动的，只要民众不造反，官员不十分腐败就行。而社会主义则不行。社会主义的干部必须廉洁奉公，否则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建成了也会很快失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了，就是说“物质”公有了，而与物质对应的是什么？是“意识”。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物质”的“公”，必须要求有领导干部“意识”的“公”才能保障。如果物质“公”了，而意识仍是“私”心重重，那么，物质的“公”早晚会由于意识中的“私”而变成私有的东西。只有领导干部长期保持意识中的“公”字观念，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存在。这个问题的确需要认真思考。真是因为“公”心对社会主义十分重要，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所有，毛主席提倡人们要在思想灵魂里面闹革命，从思想上抽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并且狠斗“私”字一闪念。咋一听不可思议，一分析就会知道，毛泽东的每一句话寓意深刻。但狠批“私”字一闪念不是件容易事。毛泽东从57年开始整党，反右，以后又反党内右倾倾向，可一路下来都按刘少奇的步调走了，整党变成了他的夺权运动。刘走到1966年6、7月间已经登峰造极了，完全不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原则了，直到56天的白色恐怖，刘才走完他的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了解刘少奇的所作所为，人们才会知道，文革决不是什么人一时头脑发热的行为，这是真正的两条路线斗争。而在毛泽东的身后，一些人对刘的错误只字不提，给人造成一种刘少奇一贯正确的印象。这从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倒并未大错，但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显然，错误完全在刘少奇一方，这才实事求是。

问：照你这样说是不是过头了，难道毛主席就没有错？这可能吗？

答：你这话问得好！我是一个挑剔的人，但几十年来就是挑不出毛泽东一点毛病出来。几十年来我也随着主流一起反思文革，认为毛泽东是太左了，四人帮更是左得不得了。但是，十几年来，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来，当我对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归纳之后，我不得不认为毛泽东是正确的。但一个前提是，必须站在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立场上。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我真的寻找不到毛泽东的失误。当然，并不是说我就掌握了全部的资料，可至少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寻找到毛泽东的什么错误。

你们会说，这不可能吧，一个人怎么会没有错误呢？

我举一个例子，在蒋介石重点进攻解放区的时候，陈赓部队寻找到一个战机，打了一个歼灭战，应该说是打了胜仗的。但是，由于一个团长指挥失利，没有注意到敌方侧翼火力的扫射，结果，总攻的时候造成一个连的兵力全部丧失。当然对于全歼敌人来说损失的比例不是很大，但从某个意义上说这个胜仗里有失败的一面。文革也一样，在总体胜利的前提下不是没有失利的地方。在整个国内战争中，每一场战斗下来，自己的一方很少不死人的。区别仅在于，战略战术正确些，自己一方损失少一些，反之则大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因为运动的一些损失就否定运动。人民的革命事业从来就遭到反动派的有力反击，因此，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对于人民革命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战争看待，它的损失就不算很大。想方设法通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来贬低毛泽东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一时蒙骗了一些人，终究大家人们会明白过来的。历史将证明：正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才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超级巨人，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达到了人类一个光辉的顶峰。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是所有巨人中最难寻找到缺点的巨人。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世界的奇迹。

陈毅说：你不相信润之，只能说明你水平低。

这句话表面上看属于偏激，实是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反复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的哲学辩证思想、抓关键问题的矛盾观、走群众路线的实践观、统一战线的对敌观、为最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大众民主观、趋利避害的灵活的斗争策略等等，这些都构成毛泽东不犯错误或避免犯大错误的法宝。

由此看来，无论是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都不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的。而在毛泽东的身后，后继者突然变得比谁都高明，这是不是欺毛泽东不会开口辩论的缘故？

问：按你的说法，毛主席已经有了避错的法宝，故很难犯错误了。果真如此，今天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反对呢？连引先生都说：人家反对总是有原因的吧，总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吧？况且毛主席在文革期间迫害知识分子，破坏高等教育，搞上山下乡运动，做了许多荒唐事！

答：这个问题问得也好。说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轻视科学知识，这是不成立的，你只要看看文革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就知道了。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问题上，的确中国不少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缺乏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批一下整一整不是什么坏事，不要动不动就“迫害”两字当头。况且群众运动难免有过激行为，应该理解。

至于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反对毛泽东，简单的说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你若从大众民主的视角出发，了解到建立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艰难，很多事就不会想得那么坏了。

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实际情况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劳动大众民主派在领导干部层次方面力量明显不足，社会主义大众民主随时存在失败危险。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如果高等院校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几年后，这些从大学里出来的学生大多是官僚和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大多数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势力。这样一来，在毛泽东的身后，工农大众政权根本上就失去了代言人，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工农，社会主义事业就有失败危险。事情十分明显，要想社会主义事业有接班人，必须赶紧培养社会主义人才。那么，让高等教育有更多的工农子弟参与，最好形成工农子弟占多数的局面，才最有利于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巩固。因此，将高等教育停顿几年，把资本主义势力打压一下，好使工农子弟快快成长起来，这是毛泽东的紧迫任务，迫切需要做的事，这就是短时期停顿高等院校招生，并以推荐形式让工农子弟上大学的真实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方面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得到锻炼，另一方面就有这样的原因，还有城市青年就业和社会综合治理上的考虑。

当然，从政治力量的对比来考虑高等教育的进退，恐怕全世界也只有毛泽东才有这样的阶级情怀。高干子弟和资产阶级子弟好象在这样的政治博弈中吃了亏，也就只有认了吧。如果你们有怨恨，那就怨资产阶级自己吧。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才不得不由无产阶级来掌握政权。关于这一点你们只要看看今天我国资产阶级的作为就够了。

中国的官僚及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反毛的急先锋，这不是毛泽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实是社会主义需要这些官僚和知识分子认真地改造自己，这是保持社会主义政权的必要努力；而官僚和知识分子不但不自觉地加以改造，反而百般地破坏这样一种改造，致使矛盾升级，冲突激化，更加重了他们的这层怨恨。说到底，毛泽东为了社会主义还不得不这样做，他没有做错了什么。如果说有什么错，那就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劳苦大众为了生存，奋起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手中夺取了政权，这就是他们的错！那你们现在就加倍地偿还于他们吧，让农民工领不到工钱，让黑窑里的奴隶再受折磨，让工农子弟读不起书，还让劳苦民众看不起病，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复——资产阶级！

告诉反毛派，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反毛？恐怕你们自己都不知道。

告诉你们吧——

是因为毛泽东对于一切反动派来说，他太有力量了。

毛泽东活着时战胜了所有的敌人；毛泽东去世后，如果人们武装了他的思想就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这就是你们起劲地反对毛泽东的真实原因。

（九）评价“文革”，我们够资格吗？

对文革的评价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一，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立场上，才有可能进行客观的评价。评价者如果站在官僚资产阶级立场，或知识“精英”少数派民主立场上，就必然会得出符合他们利益的结论，文革当然就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因此，如果《决议》背离了无产阶级立场，就不足以说明什么，历史还将有下一个决议。

第二，要对国内外历史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对当时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尤其应该知道当时美、苏等国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当毛泽东通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功地化解了这一威胁，后继者却大谈世界和平，并以此抨击当初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这更是一种无知与狂妄；同时应了解中国自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如果忽视严峻的国际形势，无视党内两条路线激烈的斗争，就不可能正确评价文革。

第三，要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或劳动大众民主的本质是什么？劳动大众在获得了生产资料之后，应该如何在政治上巩固现有成果及怎样尽可能扩大成果？大众民主政治对领导干部素质的最基本要求是什么？全民一致，上下同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民主管理，对保持社会主义和大众民主有什么重大意义？对大众民主构成最大的威胁来自何处？等等。如果不弄清楚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就不能正确地评价文化大革命。

第四，要了解当时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清楚什么是群众运动的弊端（一些是可以化解的，而另一些则是难以避免的）？哪些是当权派抵抗运动引发的事端？如果把“文革”看成革命运动，那么由当权派对抗运动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所带来的损失，都可以看成一种“特殊战争”的损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什么错误。所谓的错误，只是在运动不应该发动却错误地发动了才成为错误，否则不是错误。

第五，三十年来的非毛化和对“文革”的妖化，已经使相当多的人产生了思维定向，而人一旦形成了这样一种定向思维往往难以改变。当今，一些人唯恐非毛化、妖魔化的成果难以维持，总是极力地多方巩固，尽可能加强人们的思维定向，因此，如果不跳出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就不可能对文革加以客观地评价。

第六，无能什么样的革命，对它的评价一般都是从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形和真实效果来评说的。譬如评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你总不能老是强调死了多少人，如何苦、乱、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可是一些人评价文革就是这样的诉说，还故意放大它的副作用，甚至把革命的成果都作为诉苦的材料；另一方面又绝口不谈文革时期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医疗卫生事业、科学技术的成就。这样一种评价，本身就没有实事求是。

在此，我顺便向“争权夺利”派、“兔死狗烹”派、“年老糊涂”派的发明者表示遗憾，因为这些都是20世纪最蹩脚的“发明”与“创造”，既没有诗人的灵感，也没有哲人的思辨，只有政客的无聊与污蔑。

总之，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码应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劳动大众民主的历史进步性，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讨论才是正确的态度，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否则，不足以评价文革。而象徐友渔之类所谓的“文革”研究者，完全站在精英民主派的立场上说话，他的所谓评论，除了污辱“文革”，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和危害人民利益之外，难道还能有什么积极作用？

（十）我为工农评“文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说，总体上只有两种——肯定与否定？肯定派必须首先把理论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并由此得出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结论。否定派总是不敢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但实质上他们无疑地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为了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他们必须否定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事实。但是，走资派客观存在，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实。中国的走资派，既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要立贞节牌坊，真正难为他们了。

资产阶级民主，“精英”路线民主，生产资料与公共资源私有制民主，少数派民主，剥削者民主，掠夺者民主，强者民主，官僚民主，特权民主，反穷人民主，传统政治民主，社会不平等民主，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民主，愚民政策民主——从这样一种民主的阶级立场出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切中国实际，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不符合市场规律，应该取消（吐痰理论，冰棍理论应有用武之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缺乏现实根据，完全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动，无比荒唐？中国的“精英”们正是这样否定的。

从本质上讲，否定文革，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开绿灯；否定文革，就是否定工农民主，为实行资产阶级官僚买办民主张目；否定文革，就是否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为扭曲、无耻、伪劣的GDP摇旗呐喊；否定文革，就是否定群众路线，为实行少数派精英路线服务；否定文革，就是否定民主管理，为实行厂长、经理独裁，并为进一步私有化打通道路；否定文革，就是否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媚美依美出卖民族产业、国内市场埋下伏笔；否定文革，就是否定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文化，为暴力色情文化让路；否定文革，就是否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引进害国害民的教育产业化；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医疗卫生原则，搞掠夺式医疗，把医生变成白狼，把病人变成羔羊，等等等等，一句话，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人民利益，否定中华民族利益，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及帝国主义利益服务！文革被否定，就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情正气被否定，就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被否定；文革一日被否定，中国就一日难以前进！

可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们，三十年如一日，无时无刻不在诅咒文革，并把这种诅咒、诋毁、污蔑，有意识误导误传给下一代，以便形成反“文革”接力。他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谁越反动，越卖国，谁就越害怕文革，越诅咒文革，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与规律。

令人可憎的是，一些人身为共产党员，也和反动派一唱一和，大肆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到今天，已经拥有近7100万共产党员，面对当今中国的现实，这究竟是荣耀还是耻辱？既为共产党人，就应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那么，社会主义民主，生产资料与公共资源公有制民主，多数派民主，无产者民主，反官僚民主，反特权民主，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就是非常光荣和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正义事业，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展开的阶级斗争，这正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念和应该积极参与的民主运动！

四十多年来，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这一崇高的奋斗目标，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已经在我们的前头流血牺牲了；而在革命成功后，一些名义上的共产党人却抛弃了自己从前的信仰，忘记了在我们前头倒下的革命先烈，背叛了和我们一起共同奋斗的工农兄弟，开始向资产阶级投降了，并且以实际行动取悦资产阶级，这是何等的可耻呵！

毛泽东以他无比远大的战略眼光，超凡绝伦的政治家胆略，气吞山河的革命精神，惊天地、泣鬼神的平民情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无畏勇气，毅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吹响无产者工农大众进军的号角，保卫新生的红色江山，努力实现工农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愿望，这又是何等的英明、崇高与伟大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群众路线与“精英”路线，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大众多数派民主与“精英”少数派民主，工农民主与剥削者民主，平民民主与贵族民主的一次全面的政治较量，同时也是官僚与反官僚，特权与反特权的政治较量。

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根据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以革命者主动进击的姿态，反复辟？反颠覆，反渗透，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是非常光荣而神圣的伟大事业，那么，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与人员物质的损失，同样是合理的和在特殊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工农群众在这场阶级的大搏斗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可笑的是，资产者、官僚、知识“精英”们，有意抹杀阶级斗争，混淆敌我关系，居然把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损失或牺牲都看成革命运动的罪证，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过失？因此，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必然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这是很自然的，关键就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之上？站在劳动大众多数派民主的立场上，无疑应该肯定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评判它；相反，站在资产阶级少数派民主的立场上，就必然否定它，丑化它，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基调下诋毁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革的理论基础）。

刚才，我看见一姓邱的先生在凤凰台大放厥词，把蒋介石抬高到吓人的地步，同时寻机贬低毛泽东，并说什么，“文革”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大的一次“浩劫”！

显然，对精英阶层来说，民众造反就不是好事，极不情愿看到——红卫兵上街了，工农又起来了，红潮漫来了，穷人们要造权势者的反了，狂暴的声响从户外传来，我们就要被押上批判的看台，多么可怕的图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一点前途，前景一片的黑暗，阶级的高墙似乎已经向我们倒来，心里的承受已经到了极限，到了“崩溃的边缘”，跳楼开始了，悲剧时有所闻，真是溃不成军啊。这难道不是暴民专政下的“恐怖”？二千四百年前，苏格拉底不就遭此荼毒！还有什么比平民专政更让我们“精英”和有产阶级心惊肉跳！当年，日本鬼子固然可恶，也不是这等“杀富济贫”，哪里会有灵魂里面闹革命？况且那年月，我们体面的有产阶级，早就随伟大的蒋委员长来到峨眉山下寻求国际庇护去了，何曾真正吃过苦头？如今高帽扣上了头，说不定还要进“牛棚”，其感觉真的比淞沪抗战惨烈，比南京大屠杀狠毒，比713部队的毒气室？细菌战厉害——贵族派的大小爷们，被穷光蛋们挂牌？批斗，委屈你们了！对于你们来说，这样的事，自打盘古开天地至今何曾发生过，却在今天的中国发生了，真是斯文扫地，莫大耻辱啊！这难道还不是“动乱”？不是古往今来最深重的“浩劫”？亘古未有的“空前”？

但是，资产阶级及所谓的精英们，你们的控诉差不多了！数十年来，你们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对这么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作了太多的符合你们愿望的抹黑，现在，该是到了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而如果我们不拿出实际的事例，所有的争论都将成为无聊。我们相信事实总是胜于雄辩，任何污蔑不实之词，都将在铁的事实面前变成谎言？

现在就从你们啼哭的“动乱”与“迫害”开始拨乱反正。为了不浪费时间，一切从简——

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人应该知道，文革最乱的时间也就只有一二年，极少数地方的“武斗”持续到68年8月，哪里来的十年“动乱”？而且比较激烈的争斗多集中在一些城市，主要是大城市，所谓的“武斗”，在乡村很少发生，广大乡村照常平静，农民田照种，工人班照上，田间，阳光依然灿烂，农村，到处和平安祥——哪里来的什么“浩劫”？

“精英”们故作不解：为什么农民不大反对文革？

文革的揭批对象主要是党内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及叛徒、特务。即使当权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故意把矛头对准“五类分子”和其他群众，扩大了打击面，但从总体上讲，打击对象还是极少数，尤其广大乡村更少，根本不是今天某些人故意夸大的那样，今天斗他，明天斗你，后天又说不定又要斗谁，这口气好象人人都会受到批斗，这是有意误导？事后，“精英”们也抓住了机会，写了那么多的“伤痕文学”，以偏概全，歪曲事实，但对资本主义复辟来说，劳苦功高，该赏的赏了，该奖的奖了，皆大欢喜。

文革的确使一些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受到迫害？但是，文革如果是巩固工农政权所必须进行的革命运动，那么，对很多人的揭批就是必要的，大多数所谓的迫害就不能成立。而且所谓的迫害，很多是由于当权派转移斗争方向所致，使许多犯了小错的人受到打击。而受打击最严重的，恰恰不是文革要批斗的对象，而是各地的造反群众？整个文革，对走资派多以批斗、下放、思想改造为主，既不判刑，更不是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大部分官在原职，且在毛泽东身后一切都复原了。相反，官僚们对造反群众的打击却是无情的，一打就是一大片，徒刑动不动就是17——20年，甚至死刑，杀戮以万来计算？

大家熟知的《红岩》作者罗广斌，是重庆著名的造反派领袖，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时期，为当权派主使下的一些打手迫害惨死。而30年来，罗广斌的死一直来被指证为造反派的罪恶，真是颠倒黑白！稍微作一番思考就知道，象罗广斌这样激进的有名望的造反派领袖人物，深受重庆革命群众的爱戴，这些群众怎么会去迫害自己的造反领袖呢？

——走资派所谓迫害的呓语可休唉！

现在，我们不必纠缠于迫害、动乱、浩劫等词眼，而是用正面的事例告诉世人，文革是怎样的一场的“动乱”、什么样的一场“浩劫”——

一，文革的政治：

到了1969年，文革已经从前两年的“乱”进入到“治”的境界，中国进入有史以来政治最清明稳定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成了世界上组织得最严密的和政治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得到印证：

1，政府官员勤政廉洁。从这时开始，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进入最廉洁的时期，贪污腐败现象极少，官僚习气已经被打下来，官员特权也大为减少，政府的一切政策确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服务成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根本宗旨。

2，干群关系进入最融洽时期。由于经过文革的风暴及部分造反派骨干加入到领导层而形成的政治制衡，各级政府官员认真工作不敢松懈，群众提干部意见多会被接受；政府为民众办实事，心系群众的生产、生活及文化、娱乐；政府官员与民众没有利害冲突，很少出现官员侵害民众利益的事情。

3，强大的组织力量。由于全社会都很好地组织起来了，加上中央的号召力，那时的中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卫生、文教、科技合作等任务，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全民发动，万众一心，各项工作雷厉风行地展开，做得既快又好。譬如1958年这一年就上了90多个铁路建设项目；仅成昆铁路一项，我想今天的“精英”都会喊头晕。

4，大众民主空前实现。工、农、兵、科技人员及各界群众畅所欲言，随时随地可以提领导干部意见。最主要的是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正确意见不敢怠慢，否则就有可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压力，甚至失职，基层民众拥有真正的有效的监督权利。在房屋分配，工资评级，组织生产，科技合作，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基层群众享有很高的民主权利。《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落实工人民主管理的根本大法。当然，现在的“改革”与它是背道而驰的。

5，社会治安空前稳定。这时期的刑事犯罪稀少，黄、赌、毒等几乎绝迹。犯罪行为一经发现马上遭到群众揭发，或加以批判，或扭送派出所。犯罪或犯错误的人在社会上往往抬不起头来，按现在精英们的说法就是犯法的成本很高。正是因为形成了这样的社会氛围，才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境界。在这样的环境里，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祖国大地到处欢歌笑语，社会风气十分良好。这段历史值得经历过的人们永久地回味。

当然，任何民主政治的另一面就是专政，故一些人回忆起来就要骂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二，文革中的经济：

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按设计师的说法这是：硬道理！

文革十年，农业生产逐年稳定增长，工业成就更加突出。尽管这一时期援越付出了近200亿美元的代价，还有对其他国家的支援，而且67、68两年是负数，但这十年间的工、农业总增长79％，社会总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工资总额增长65％，每年工农业平均增长7.1％。同时三线建设如火如荼，投资额惊人；而大量的人工投入是不计入GDP的，譬如铁道兵的投入就不计入；三线新增交通铁路里程达8246公里。在世界建设史上有着崇高地位的成昆铁路最艰难的施工主要是在文革完成的。

被多国专家断言为“修路禁区”的成昆铁路的修筑，为人类在险峻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建设高标准的铁路创造了成功的范例。成昆铁路以其神话般的诞生，奠定了自己在人类筑路史上无可争议的王者地位。

这期间，全国各地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继大跃进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地展开。修水库、筑引流渠、作围塘及大江大河改造，举世闻名的红旗渠就是在这个时候凿成的。很多工程是不计入GDP的。不可否定，文革影响了生产，但从本质上看实属走资派对抗文革所致；没有官僚阶级对文革的激烈对抗，经济上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可什么样的革命不影响生产？所谓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一，文革时期的科学技术。

这期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氢弹，洲际导弹众所周知；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却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其意义与影响是巨大的；航天技术形势喜人，人造卫星顺利上天，计算机电子技术开发一日千里，运十研制紧锣密鼓，1974年杂交水稻发明震惊世界，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领先世界，复方蒿甲醚又为世界人民战胜疟疾作出重大贡献（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中国的四大发明：人造胰岛素、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复方蒿甲醚都是在文革时期的成就。另外，军工技术突飞猛进（可惜被后继者砍掉了56多项可以成功的尖端项目）。

那么，文革十年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果？

1，得益于科技开发民主化。其民主化到了这样一种境界：

“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2，“利益于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3，利益于上下各部门各单位密切合作，那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经费，指定用于某个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由国家指定某领导机构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摘自老田的《文革期间科学技术还能快速进步的奥秘》）。

本人认为，文革时期的科技发展模式是所有模式中最好的，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众民主的优越性！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

二，卫生事业：

毛泽东在1965年6月26日向全国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由原来的只为百分之十五的城市人口服务，大规模地转向为广大的农村人群服务。这期间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特别在70年前后，医疗工作的重心真正转到农村去，赤脚医生一夜之间红遍全中国的广大乡村，农村的卫生事业起到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缺医少药的历史得到彻底的改观。

由于医疗事业的迅速发展，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段里，将居民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6岁提升到1978年的68岁，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新中国医疗事业的伟大成就为世人瞩目，被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评为第三世界卫生事业的典范样板模式，号召世界人民向中国学习，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看看现在的掠夺式医疗。

三，教育事业：

我国在1949年，初中入学人数是34.1万人，高中7.1万人；

1952年初中是124.2人，高中14.1万人；

1966年初中是272.7万人，高中20.7万人；

到了1977年——初中是2367.7人，高中生993万人，这恐怕是历史最高纪录。

在印度文盲普遍，主要是它的基础教育没有做好，近来有所重视。而我国早在50年代就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到70年代基本普及初中教育。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就在文革。那时期，我国大地上到处建中、小学，尤其小学发展最突出。

我家附近的小学建于1967年。这里地处沿海，台风大次数多，多少年来，特大台风刮倒无数民房，但这小学校历久弥坚，岿然不动。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水泥缺，砌砖用蜊灰，为省砖墙体还采用砖斗，但就是牢固，好象砖瓦里都凝聚进了毛泽东的精神！

问问现在的“精英”，近二十年来，你们从农民身上刮去的“教育经费”都用到哪里去了？

再看看今天希望小学里的豆腐渣工程……

掠夺式的愚民教育可休唉！

四，文化艺术：

现在的“精英”，提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把上山下乡也看作判刑劳改了。照你们的说法，农民世世代代都在服刑？说那时节的中国一点文化气息都没有，衣着一个样，单调，只看八部样板戏，乏味，真的这样？实事求是说，新中国的文艺成就都出在前27年。就样板戏来说，现在的文艺也难比！那时的电影篇篇是精品！《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狼牙山五壮士》、《红日》、《英雄儿女》、《奇袭》、《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一大批影片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成就很高。现在的电影重形式轻内容是很难望其背项的。歌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东方红》都是堪称里程碑的上乘之作。样板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作品有声有色，正气凛然，激动人心，腔调也不知比原京剧好听多少倍！还有大量的社会主义小说真正能够陶冶人，使人积极向上。象以前这么多，这样好的电影、歌剧，小说戏曲，现在的市场化条件下很难创作出来的。那时的童年伴随着歌声，充满着欢乐，不象今天的孩子每天围着作业转。

现在的文艺好了，围着金钱转圈，除几部革命题材的影片外，其它所谓的文艺，除了培养白痴、粉丝，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用处。通过二十年的观察，我发现小孩看电视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以为看电视害人。后来仔细想，这不是电视节目不好造成的。现在的文艺庸俗化，铜臭化，把一个个小孩子看得少了骨气，没了爱国心，进取性，正义心，却多了粉丝性，盲目性，懒惰性，结果信仰丧失，理想模糊，鼠目寸光，好多学生只晓得围着“歌星”转，又唱又跳，这不是害下一代。

五，外交成就：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交成就“精英”们为什么不一道否定？想来也没这个能耐。

象文革好象是家里事，人家不一定清楚，否定了它其实又是帮了帝国主义大忙，它们当然会推你一把。现在看来差不多了，再加把油，“去毛泽东化”就大功告成！美国人不怕中国人现代化，就怕中国人毛泽东化！好不容易五千年才出了一个毛泽东，又要否定他，好象后辈都得了仙道，站在巨人肩头了，却不知道人家在那里讥笑。作为对手，美国人当然知道毛泽东的份量，不然，堂堂美国大总统肯来中国书房拜望毛泽东，还顺便给总理递递衣！国务卿基辛格连毛泽东的颤音都捕捉到了，偏偏自己中国人对他不看好，还狠下杀手，好象只有这样做才显得正确、光荣。“精英”们表面上还提毛泽东思想（现在干脆不提了），骨子里早就把她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文革时期中国人的外交成就，开创了世界外交史上的新纪元。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最伟大的外交胜利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因此这是毛泽东的胜利，又是文革的胜利。毛泽东让西方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霸主伏首，让全世界敬畏的大国领袖在毛泽东面前无地自容，不知所措。全世界的政治强人们这期间争相晋见毛泽东，还发生个别元首因见不到老人家而哭鼻子的事！之后，第三世界出于对中国的感激与信赖又争相把中国抬进联合国。同时，这时期也是周恩来总理在世界上威望最好的时期，全世界的政治精英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代表禁不住齐刷刷站起来长时间鼓掌，其热烈程度可想而知！

文革时期外交上的伟大胜利，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面胜利推动的结果。假如毛泽东象右派说的“打仗内行，建设外行”，在国内没有多少建树，谁还买你的账！即使成天往外跑，飞来飞去，还是被人家瞧不起！都说弱国无外交，按“精英”们的说法，中国那时节是“浩劫”，还在“崩溃边缘”，只差一点就掉下去了，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早就不成样子了，不知道贫弱到何等地步，跟叫花子没多大区别，外国佬看一眼都要可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毛泽东再有谋略，又于事何补！

看今日之中国，人家争先恐后到中国干什么来了？是掠夺来了，是争相让中国人民为他们买单来了，这才是实事求是！

总之，从1969年起，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极大地提高，大众民主基本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安居乐业，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国际地位如日中天，原来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到这时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强国，第三军事强国，人均寿命从原来的35岁上升到1978年68岁，八亿人民普及了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缺医少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刚建国时，毛泽东面对一个烂摊子，同时要应对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还打了几场大恶仗，经历了罕世的大灾荒，经历了残酷的党内斗争和右倾势力浮夸风的破坏，制止了旧势力的反抗，抚平了文革带来的创伤，仅仅用27多年的时间，就交出了这样一张有声有色的宏伟试卷——

毛泽东真神人也！

然而，这一切成就的获得，最后与一个被“精英”们百般诅咒的名字相联系，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正是这场革命和它的胜利，把毛泽东送上了光辉的珠峰。

何炳棣，是美籍华人。他站在纵深的历史高度，从所有制、赋役制度、基层单位民主程度、新中国的组织能力、社会平等尺度、公民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民众心情舒畅度、思想教育、理想信念、民族关系、环境保护、工农业的发展模式，甚至细化到化肥、钢铁生产等方面进行了全方的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籍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资、新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的二十四年之内（本文作于1974年），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称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

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

最后，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我并相信我的论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

的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们几千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运动，因此，实质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历史上空前彻底的大众民主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举思想解放大旗，同几千年来腐朽、反动的封建文化作最彻底决裂，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颠覆封建等级制度，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彻底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把一切束缚人的封建思想道德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筒，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从而实现干部与群众的平等，首长与士兵的平等，教师与学生的平等，科技领军人物与后起之秀的平等；而在另一方面，则实现男女平等，长辈与下一代的平等。以上这些平等关系是人类迄今为止第一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大众所拥有，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如果说，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妇女空前大解放的时期，仅凭这一点，她将永远地铭记史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举造反大旗，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特权主义者发起强大冲击；强调官民一致，军民一致，上下一致，工人参加企业管理，领导干部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广大劳动大众打成一片，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人民步调一致；大家有事推诚布公，相互切磋，共同商量，公平辩论，民主协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上下同欲的工作热忱中，体现出人民群众强大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使人们懂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样一个道理；而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的八亿人民将是无敌于天下的；美、苏帝国说义分子，在八亿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举国一致的气氛中看到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颠覆与扼杀的阴谋也随之化为泡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封建等级，建立起平等的社会关系；打破了官僚特权，体现了真实的人民政府与人民公仆，这正是大众民主的本质要求；结合69年后的社会实践与民众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基层民主的情况，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一次空前的彻底的劳动大众民主运动。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广大的劳动大众民主派与旧时代的反动保守势力，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官僚特权主义者和旧时代的知识“精英”们，进行了全面而广泛的政治较量甚至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大众民主运动阶段性的胜利。尽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和保守势力仍顽强存在，大众民主派并没有获得政治上的全面胜利，但革命风暴的冲击不得不使官僚集团向大众民主派作出妥协的姿态。如果这样的运动每七、八年再次展开，它对社会的冲击将越来越小，造反群众与政府官员对待运动的态度将更为理性，对官僚集团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将越来越有效，运动的方式将更容易被领导干部和广大民众所认同与接受，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就将在这样反复的政治磨炼中逐渐发展并巩固，人民的革命事业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主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正如列宁所说，虽然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是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得多。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运动因毛泽东的推动而胜利，同样以毛泽东的离去而失败，这就是历史的无情，这就是大众民主的艰难。

大众民主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和其人格的伟大；大众民主在其身后的失败，暴露了人性，尤其官僚人性的丑恶。在一定的范围内，只要人类还不能战胜其丑陋的人性进而树立起为大众民主所必需的社会主义公德，那么，劳苦大众民主是很难建立的。而中国人民在缺乏大众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想取得为世界瞩目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卖国性所决定的。今天的中国，没有强大的大众民主政治，国内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无法抵御帝国主义的入侵，具体地说是无法抵御美欧与日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渗透，工农大众，必将在漫长的黑暗中承受无边的痛楚——而有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还将在迷乱般的享乐中继续堕落！

附评：

“……毛泽东在美国很快就要发动对华核战争之前的关键时刻，果断及时地发动了实施国家战略大退却的文革运动，所以才得以挫败党内亲苏派“联苏战美”路线和除毛夺权政变，阻止住了中国会沦为苏联的附庸和炮灰或会被苏美瓜分的厄运，也防止住了中美发生大战和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危险。不仅救了会被战争和核战争摧毁的中国和越南，而且也救了在与苏联的争霸争斗中必会失败的美国和欧洲；更重要的是使美国在得救后不仅停止了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而且还调动它反过来断然阻止住了苏联进攻在即的大规模侵华常规战争和核战争，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化敌为友地救了中国。于是先美后苏对中国的两次核战争甚至世界核大战得以避免，中美关系就此开始逐步解冻、接近、改善和友好，中国终于冲破封闭走向世界，并将苏联拖向失败之路。中国也由此脱离了苏联体系独立出来，成为世界一极而与美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历史证明，毛泽东通过发动和领导十年文化大革命完全实现了他的这三大战略目标，并且为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地在他逝世后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平崛起和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打好了坚实的内外基础。

当笔者从战争角度去探究文革之因而终于获得了以上答案后，感到难以置信，极为震惊，绝对没有想到已被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得一无是处、绝对是坏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竟然还会深藏有如此惊人却无人觉察的战略秘密和如此辉煌但无人知晓的丰功伟绩！近十亿中国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官兵在毛泽东的亲自统帅指挥下，以“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革战法，以弱克强地同美苏两大超强核霸打了这样一场如此旷日持久、宏大壮观的防止核战争的世界特大之仗，并以最小的损失赢得了避免核灾难的最大胜利，而中、越、美、欧、苏等所有参战国和世界上所有旁观者竟然不仅在十年文革期间毫不知道毛泽东这是在指挥打防核战争，而且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仍然浑然不知文革是怎么回事，毛泽东的文革胆略、战略、谋略、战法和军事政治的指挥调度艺术以及保密手段，实在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很显然，文革的批判否定者们一定是把浴盆里的洗澡脏水连同洗澡的孩子一起给泼掉了！”（作者：吕加平，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其妻受累获无期徒刑）

附评：

我们再从另一视觉出发来看文革——

退一步，没有57年的反右斗争，毛泽东在各方面都顺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走，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会坚持到60年代（甚至52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在全国泛滥，再结合刘的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的理论，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将在很短的时间内会成为事实。看看今天中国的民族产业，科技发展，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教育和医疗，人民的工作状态等等不良的现状，难道还不足以让人们警醒吗。

再退一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国内强大的压力下可能会有以下几种结局：

一、毛泽东被完全架空，处于软禁状态，政治上全面推行资产阶级精英路线，忽视工农地位，劳动大众重新沦为奴隶，军事上、政治上卖身投靠，导致军事、政治、经济全面被人控制。

二、或釜底抽薪对主席下手谋害，此时，迫于国内军队压力，上层在政治、军事上投靠苏联，寻求苏联的庇护，勉强维持国内局势。

三、主席不幸激起军队不满引起兵变，导致国内战争，亲苏派卖身投靠妄想依靠国外势力平息争端，美国不愿中国落到苏联之手也支持另一方，于是造成国内战争旷日持久，国内政治败坏，经济倒退，民不聊生。

以上估计无论出现哪一种状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都要葬送，劳动大众民主成为泡影。

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我们会更加清楚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