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导言：转折点

对全球化的一个积极的替代方案

Alternatives to Economic Globalizalion

　　国际知名的一群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一个能够代表世界范围的替代全球化运动主张的纲领。

    ——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的沃尔夫冈·萨奇

　　正当你认为让迪克·切尼从他的地堡中出来很安全时，全球化国际论坛以雄辩的证据表明：死也改不了偷盗习惯的大公司全球化者已经从攫取这个星球发展到正拼命对它敲骨吸髓。如果你去关塔那摩的牢房时可以带一本书，那么就是这本书。

    ——《金钱能够收买的最好的民主》的作者格雷格·帕拉斯特

　　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存在替代方案，展示这些替代方案正是本书的成就。阅读这本书，你将被激励：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美国国会议员丹尼斯·库钦奇

　　本书21位作者来自多个国家，其中有6位是有另类诺贝尔奖之称的“优秀民生奖”获奖者。他们对于由跨国大公司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批评以及改革建议，对于我们建设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书中提出了对现存能源、农业、制造业应该如何改造使之更公平、更加可持续；第11章更是具体建议每一个人作为劳动者。消费者以及公民能够做什么。尽管原书的对象是西方读者，相信对于我们中国读者们也是开卷有益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读书》执行主编黄平

　　古人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多年来不乏对发达国家的主流亦步亦趋；最为缺乏的其实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缺乏对于国际上不同于主流的另类发展经验和理论的理解。而本书则提供了国外在可持续发展上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些城市和农村的宝贵经验，也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能源、交通、农业等体系另一条发展道路的探讨和设想，这对于理解中国为什么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难得的参考读本。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2003年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温铁军

《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导言：转折点

　　2003年，对经济全球化来说有三个里程碑事件，它们标志着一个“黄金时代”的结束，即一个跨国大公司驱动经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居主导地位、美国有能力单边独断全球政治经济事务进程的时代的结束。

　　第一个关键事件发生在墨西哥风景胜地坎昆市的阳光沙滩上。2003年9月在这儿聚集了全世界各地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数万抗议者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全部成员国的贸易部长们，他们关注着1999年在西雅图破裂的全球贸易谈判能否恢复，9月14日，他们等到的答案是：谈判再度破裂。

　　三个月之后，在迈阿密，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破裂，这是主流经济设计的支持者的又一次重大失败。

　　促成这两个事件的重要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贫困国家对其国内民愤的关注，以及这些国家的空前团结。例如在坎昆，出现过一个有力量的国家联合：21国集团(Group of 21)。这个集团由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埃及和其他16个国家组成，代表了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本国街头游行支持它们，在坎昆，也有几千人游行支持2l国集团。21国集团也不再默许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力量的国家的利己主义计划和地位。随后，在迈阿密，包括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在内的南美新一代国家领导，团结在一起要求美国改变农业补贴，同时要求美国放松对南美产品进入美国的限制。他们拒绝被北半球的强力随意操纵。

　　大约十年之后，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国家清楚地意识到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从来没有对它们负责，尽管富裕国家对于公共关系的修辞恰恰与此相反。

　　这些联盟如果坚持它们的立场，世界将会永久性地被改变。

　　第三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动。在2003年2月15日，几百万不同国籍、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上百个城市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和平游行。除了极少的一些对美国有经济依赖的小国，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对美国的军事行动给予经济、军事乃至言语上的支持。事实上，所有参加美国军事行动的其他国家，包括英国、西班牙、波兰和意大利，也是在本国公民的抗议声中，支持了美国的行动。在通常对美国友好的国家中，对美国单边主义和野心的抗议也非常坚决。

　　这一次，德国、俄国、法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坚决地站到了一起，以对抗布什政府力图通过军事和经济压力建立一个全球帝国的野心。

　　这三个标志性事件表明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行全球经济体系和其统治制度的失败，人们越来越希望看到在新的原则和制度上建立全球经济体系，这种体系内应该包括正义、民主和可持续性等价值。

　　全球性的和平和正义运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值此转折点，我们不仅要继续对主导的经济范本做出批评，同时也要明确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个曾经以批判为特征的运动已经越来越具有建设性和远景设计。这本书的第二版就是希望放大这种新出现的远景，以及发展现实的战略和观念，以促进一个更好的、更加民主的、生态可持续的世界的实现。

坎昆：民主的爆发

　　WTO谈判坎昆回合的破裂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作为对WTO西雅图谈判破裂的回应，2001年在卡塔尔的多哈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有人大声疾呼将来WTO的主要任务将是适应贫穷国家的经济需求。一般看来，最富裕的国家将会为了促成共识做出一些妥协。可是，在坎昆会议最后几天要求与会国签署的草案，依旧是最富裕国家在幕后操控，然后要求其余的国家签署，这种无礼做法和前些年并没有什么不同。劳里·瓦莱希(Lori Wallach)在《外交政策》(Forein Policy)中提到：“发展中国家总被要求对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的特权。其国家的政策总是屈服于WTO的原则，把增加进口置于本国的政策目标之上，并采取千篇一律的‘竞争’政策，使得大公司集团能够进一步巩固市场。”

　　不过这一次，贫穷的国家在非政府专门代表协助之下，协同一致，不再接受将其排除在草案起草过程之外的任何协议，不再接受仅仅服务于富裕国家大公司利益的交易。这样一来，大部分的政府是对其国内公民的长时间的，而且越来越有力量的斗争做出了回应。

　　譬如说，在菲律宾，小农、工人和反贫穷活动分子坚持了几年，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兑现在坎昆会议上承诺的各种利益。他们的活动传达给菲律宾政府的信息其实非常简单，这些信息也恰恰把目标对准了WTO议程的中心：

　　不要让嘉吉(Cargill)以及其他富裕国家的大农业公司利用其政府充足的津贴，将它们的玉米、大米和小麦低价倾销到我们的市场上，来打击成千上万的农民。

　　在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丑闻的时代，不要屈从于美国政府和其大公司，不要把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譬如医疗、教育和供水系统交给那些大公司用以盈利。

　　不要同意束缚政府手脚的新的协议，束缚手脚的政府将无法防止外国公司对本国小企业的觊觎。

　　这些菲律宾的活动分子中的许多人去了坎昆，并且加入了大约一万到一万五千人的抗议活动，参加这次抗议活动的人们来自墨西哥以及全世界其他地方。虽然墨西哥派出了上千警力，使得抗议者们没有接近那些可能支持他们的政府官员，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还是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警戒圈外，一个特别令人震撼的事件发生在南韩的农民和那些已经对WTO深深失望的学生之中。一位名叫李耿海(Lee Kyung Hae)的农民在会议召开当天将一把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胸膛，而他曾经是南韩农民联合会的领袖。他用生命表明他自己的态度，那就是：“跨国公司和少数一些WTO的大的成员国正领导世界走向全球化，这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全球化，这样的全球化残忍、破坏环境、残害农民，而且极不民主。”他的自杀提醒我们，富裕国家的大公司正在贫穷国家进行农产品倾销。他要求一个新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个体系应该能够允许贫穷国家给本国的农民争取到充分的保护。

　　这次WTO的亮点很显然是农业。不过，民主抗议和新的联合的出现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除了2l国集团，一个更大的由接近10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合出现了。它们要求，最贫困的国家应该在全球贸易以及投资规则中享受到“特别的不同待遇”。这代表着一种积极的行动计划，它将促成殖民主义的瓦解，改变严重扭曲的贸易体系。

　　同时，有上述两个联合体的成员参加的另一个团体坚持，那些由富裕国家提出的试图从对外投资中获利的计划，不应该包括在WTO的商谈议程中。该搁浅的计划阻止政府要求各类公司应该雇用本地工人，控制外国资本在本国公司中的股份，或者要求外国投资者们在农村留下部分利益。这些新的规则将会剥夺目前仍残存在各个小国手中的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把它们的命运完全交到外国所有者的手中。(这种规则正是临时联合政府为伊拉克设计的，见讨论专栏框A)。

　　无论如何，总体上说，发展中国家谈判代表以及街头抗议的人士联合在一起抵制了WTO“一刀切”  (one size fits a11)的发展模式。这是197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之间的首次新的团结，以争取共同的利益的集体协调行动，对此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

　　通过改变WTO坎昆会议的全球化议程，这些贫穷国家的政府，连同越来越充满怀疑精神的全球公众，并没有否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贸易和投资规范的必要性。相反，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其他的替代性方案和新的框架，允许政府合法规制贸易和投资活动，以实现它们对其人民的责任。例如墨西哥、南韩和日本保护它们认为对其文化极其重要的传统农耕活动，巴西生产便宜的基因药物治疗艾滋病，玻利维亚以对本国公民有利的方式开采天然气资源等。这样的新规则将把优先项从不计一切代价提高贸易和投资转到创建能建立健康社区，体面工作和清洁环境的框架上来。

迈阿密：拉丁美洲的政权更迭

　　迈阿密谈判对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负面影响是可以预见的。南美诸国经历了政治上的剧变，这些变化大部分是为了回应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以及WTO具有毁灭性的新自由主义的规定。那种经济全球化将会带来繁荣的论调，用在拉美和非洲显然是最为错误的。不过，在拉美，人们已经能够对此做一些事情。

　　最近，南美洲的五个政府相继倒台，包括该地区经济最强的国家巴西。透过这些案例，我们发现改变选民意愿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失败，除此之外，所谓的结构调整，通过世界银行、IMF和WTO强加的扶贫项目的失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以及巴西的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反对经济全球化。我们可以把南美洲看做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以积极的政治方式脱离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地区。

　　因此，2003年12月，当迈阿密的谈判开始的时候，导致坎昆会议失败的类似议题又浮现了出来，这次人们更加不可能去接受将毁灭他们生活的议案。很快，情况就清楚了：如果美国继续拒绝就农业补贴和其他事情上做出妥协——譬如巴西柑桔进入佛罗里达，那将使布什失去该州的选票，如果允许巴西的钢铁进入美国中西部，其他的一切协议都是不可能达成的。

　　南美的一些国家加上加勒比海国家，结合成一个政治联盟一起抵抗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被这些国家的集体力量所阻挡，美国不再试图通过多边会谈达成协议，而是利用其对单个国家的优势，通过一系列双边协议达到像FTAA一样的目的。美国也施加强大的压力，试图建立新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区(CAFTA)，可是这并没有被美国国会通过，反倒成了一个烫手的热山芋。

　　在巴西发生的政治巨变特别值得注意。巴西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第五大人口大国(排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之后)，第八大经济大国，虽然巴西还没有被列入八国集团。

　　巴西经济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没有像其邻国那样拥抱大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它并没有像其他很多国家那样彻底私有化。它真正开始对外国利益集团开放是在1990年代，因为认识到了邻国阿根廷极端的自由市场模型带来的问题，在2002年的10月份，巴西人民坚决抵制了大公司主导的全球化的道路，选择了一个先前的钢铁工人、工会成员作他们的总统：路易斯·伊格纳修·德·希尔瓦，别名卢拉。

　　卢拉政府在坎昆会议抗议既有秩序的活动中处于中心位置。巴西政府也领导了2l国集团，并且参与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同时，巴西坚决抵制是导致谈判破裂的重要因素。美国谈判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rllick)指责巴西是那些“说不”的国家的领导。

　　坎昆会议两周之后，卢拉利用联合国大会机会，在与印度和南非领导人会谈中约定：非正式的“三国集团”将继续会谈。这样，卢拉将三个“南方”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聚集在一起(中国对此表示同情但放弃了亚洲的领导地位)，因而潜在地改变了全球的权力关系。在后来的几周内，卢拉政府对正在谈判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表达了不满，而“美洲自由贸易区”正是美国按照“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模型来设计的，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对大公司友好的。巴西在迈阿密和坎昆对这个模型的两次拒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致使人们感到：美国将其意志强加在小国头上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提供了更生动的图解，展示了美国霸权出入意外的衰落。

伊拉克：帝国的失败

　　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人们这样做是基于一个共识，那就是这场战争是美国试图成为世界帝国的重要步骤。不过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经济帝国，其状况正在急转直下。像古罗马帝国以来大多数的帝国一样，失败的系统往往是绝望的，它力图挽救过度扩张的供给路线和控制路线，可能变得非常危险。如果经济控制开始失败，战争就成为一个选择。

　　在2003年柏林召开的亨利希·伯尔(Heinrich Boell)基金会的会议上，瓦尔登·贝罗(Walden Bello)这样概括了美国的问题：“单边主义的最大的问题是过度扩张，或者说是美国的目标和其要达到目标所需要的资源之间的不相称。过度扩张是相对而言的……它也是随着抵抗而变化的。如果抵抗的力量足够强大，即使军事上的力量不断增加，一个过度扩张的力量也可能处于糟糕的境地。”抵抗的力量很显然是在增长着的，看看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其国内街头抗议的人群，看看大部分国家对美国发动的战争以及美国的经济支配地位发出的反对的声音，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不过，在伊拉克战争以前，甚至在坎昆会议和迈阿密会议之前，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其失败的征兆已经显现出来。亚洲、俄罗斯以及阿根廷的经济危机都是早期信号，表明现行的这种给贫穷国家带来灾难的经济模式已经不再奏效。此外，多边投资协议(MAI)的失败也是正在高涨的反对声浪的预示，因为现行体制的受害者已经不再有耐心继续玩这种游戏了。(在第二章，我们对现行体制提供了更加详尽的批评。)

　　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整体性失败是根植于其经济模式内部的，因为该经济模式要继续支撑下去，就需要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条件。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要求如下：(1)提供不断增加的并且用之不竭的便宜的资源；(2)持续增加的新的市场需求；以及(3)稳定的廉价劳动力供给。除此之外，它还要求有很多顺从的政府在此方面与其合作。短期内这些条件还是可能达到的，就像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该经济模式所实现的那样，可是，这些条件在我们这个有限的星球上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

　　地球上的很多资源已经被严重消耗，而且开始变得很贵，石油就是其中的一种。入侵伊拉克也许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这种危机，伊拉克提供的廉价石油，尽管可以使美国现行经济体系运转起来。可是，其他许多资源也正被消耗殆尽：水、森林、鱼类、耕地，以及一些重要矿产。全球气候如果像我们预测的那样发生变化，将使所有这些资源的短缺会更加严重。

　　如果像石油供给那样，资源的供应线要延伸到极远的陆地和海洋上，那么，美国营建的帝国的力量就开始变得不稳定，就会非常容易受到诸如战争、恐怖主义等政治变化的影响。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样：为了保证资源的长距离供给，美国正通过军事力量进行各种绝望的努力。更为糟糕的是，和石油联姻的领导者拒绝选择那些地方性的、可再生的能源供给方式。

　　市场也是有限的。在美国，即使有钱的富人可以购买很多私人飞机、奢侈的游艇和豪华的房屋，但其国内市场已经出现大范围的停滞。中产阶级的工作时间在延长，而工资却在减少、消费负债，他们也只能购买那么多的汽车、电冰箱、电视和DVD播放机。那些希求快速发展的各种公司也发现他们找错了地方。因此，探求和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成为必需一一不管通过贸易协议的压力还是军事力量的强制。

　　至于廉价的劳动力方面，劳动者已经不甘处于廉价剥削的地位，也不再愿意接受善变的跨国公司的可怜的保障。在美国，那些已经获得相当好的条件的劳工组织，发现它们正在和那些世界上最穷困和受压迫的工人们竞争。这些工人当然有理由愤慨，因为事实是：公司里的首席执行官们正在赚着上百万的美元，而他们自己只能得到下跌的或者是停滞不前的薪水。

　　很少有政府像前些年那样顺从。

　　上述的各种条件．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是必需的，然而．没有一种条件是可以持续的。当美国这一强大的力量意识到了这一点时，它也只能通过一些更加极端的方法来维持现状以使其持续更为长久一些。

　　正如瓦尔登·贝罗(Walden Bello)所写的那样，美国“对于非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是非常警惕的，它不希望分散其自身的经济力量”。布什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采取双重立场，那些贸易保护论者从农业转向医药，随后转向钢铁业，这些都是布什采取双重立场的证据。正如瓦尔登·贝罗所说的那样，美国奉行的座右铭是：“在美国国内实行贸易保护，其他地方实施贸易自由。”

　　伊拉克战争的主要企图是保持美国巨大的能源需求的供给，使美国这个经济巨人活的时间更长一些。这就像给一个已经呼吸困难的系统进行人工呼吸。

　　不过与此同时，这场战争也是用铁拳的一次警告，它告诉其他的国家：究竟谁管事，谁是老大，我们怎样继续生活下去。不过这一次，这种警告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奏效和令人信服了。

不再顺从的联盟

　　时至今日，整个世界都已经了解到伊拉克战争的诉求从基础上就是错误的。我们也了解到，新保守主义者(很多目前是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的热情就在于保持各种资源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十年前入侵伊拉克，把中东地区纳入自由市场的框架中，也都是为此。

　　布什政府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保护“自由”的花言巧语之中，公开声明，表示其将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来保护美国总统所认定的任何美国利益。明显地，他们把“自由”等同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甚至提出“降低边际税率”和“促进增长的法律和规制政策”也是自由概念的题中之义。这其中暗示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对美国大公司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的威胁，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对其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就是正义的。

　　伊拉克战争是这种理念的第一次实施，该战争的前提假设是伊拉克保留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串通其他恐怖主义组织对抗美国。至于  1证据，现在已经证明，伊拉克不仅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萨达姆·侯赛因也并没有和基地组织之间有什么联系，对其邻国，伊拉克也并没有威胁性行动，伊拉克对美国也没有足以促成一场战争的迫切威胁。可是，这些事实都被美国简单地忽略掉了。

　　美国在上述事件中表现极差，带来了国内的信任危机和道德权威的丧失。群众们被激发了起来，很多国家也联合在一起，反对美国这些不光彩的目标。只有少数的国家支持美国的政策，而联合国安理会也没有支持它们，同时，公众意见表明大部分人民都持反对意见，其比例常高达百分之九十。

　　无论如何，除了美国入侵伊拉克并消灭了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逮捕了萨达姆·侯赛因，占领了伊拉克以外，现在看来，那些其他事前声称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了。这场战争并不会给中东地区带来民主和和平，不仅如此，中东民众对西方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愤懑情绪，这使得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威胁有增无减。

　　甚至，这种结果对于美国来说也是损失惨重的。因为美国发现自己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也越来越难以赢得信任，军事上已经过度扩张，因而联邦政府预算和国家贸易赤字过大，把美国带到了财政危机的边缘。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曾任里根政府海军秘书处处长的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在他的著作《美国的今天》中这样评价伊拉克战争：

　　布什犯下了现代史上重大的战略错误，因为他攻击错了目标。他声称要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可是他做的远比这个目标要多。他彻底推翻了一个对美国并没有构成直接威胁的政府，使我们大量的军力滞留在中东地区，而这个地区看上去从来就没有和平过。

　　“以人为中心发展论坛”发表的报告《全球公民社会：前方的路》(这份报告的作者是大卫·科顿[David Korten]、尼卡诺·帕拉斯[Nicanor Perlas]和万达那·谢娃[Vandana Shiva])中指出，帝国政府当前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政策都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该报告指出：“帝国所有那些努力，如果依赖远距离控制和远距离供给，如果高压替代性的发展途径，那么，这些努力都必然是自我削弱。”他们主张其他替代性的发展途径，这些途径应该根植于本土的，而不是为成为全球强势国家设计的，这些另类途径在这本书中也有所展示。

　　复杂体系的活力依赖于本地化的决策，并把互相依赖的程度限制在一个可以管理的范围内。精英全球化导致了一个不稳定的系统，而且这一不稳定将最终自我摧毁，因为它忽略了这个基本原则。社会和环境系统失败的危机只能以权力和控制的非中心化的办法来解决，只能遵从合作与社区的原则……聪明的和理智的领导人现在应该放弃“帝国的努力”而采纳更加建设性的替代方案。

专栏框A

伊拉克的“自由”：大公司特色

安东尼娅·朱哈斯(Antonia．Juhasz)，全球化国际论坛

　　美国入侵伊拉克不仅是为了掠夺廉价、稳定的石油供给，而且它和美国国家安全准则相一致，是一个用来试验未来行动新模式的探测气球，即这种新模式将给其他国家带来“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是市场自由。武力征服带来了自由贸易的好处，而伊拉克正是从中受益的榜样。对此，如果还有何疑问的话，那么，只需看盟军临时总管保罗。布雷默2003年9月15日发布的第39号令，该法令对在“自由”伊拉克的外国投资制定了新的规则，这些规则是极端新自由主义的，对总部在美国的全球公司大有好处，但这种“自由”对伊拉克却没有什么好处。在本书付印时，布雷默所制定的法令已经加入到了阿拉维总理领导的过渡政府的操作规则中。我们可以预计：在美国权威影子下的未来伊拉克政府，将持续这些规则。

　　以下是布雷默第39号令的几例：

　　·私有化；  法令允许伊拉克全部国有企业(有两百多个)私有化。第一批出卖给私人公司的国企名单中，包括水泥和化肥工厂，磷酸盐和硫磺矿，制药厂和国家航空公司。

　　·百分之百外资；  法令规定在除了石油、采矿、银行和保险业之外的全部行业中，允许百分之百的外资所有权(下一段将有所讨论)。

　　·国民待遇；  法令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伊拉克将得到不低于伊拉克本国投资者所得到的待遇条件。”这一条与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贸易协定中的“国民待遇”条款一致。因此，伊拉克政府不得给予本土的投资者、产业和供应商以优惠待遇。伊拉克政府无权要求持有上十亿美元重建合同的美国公司雇用本地承包商。伊拉克政府也不准为了发展本国经济，而规定本国公司在承接合同方面比外国公司有优先权。

　　·无限制的利润汇出；  法令允许外国投资者“随时将投资相关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包括股本、利润和红利”  (不止于此)。外国投资者可以将他们的钱随意放到任何地方，并随时撤走，“不遭耽搁”。

　　·40年约期；  伊拉克政府和产业被锁定在上述法令中，维持40年不变，并可以不断延续约期。

　　这样，在39号法令有效期内，将允许：在伊拉克的美国大公司可以拥有任何产业、做任何工作，并将它们任何的钱送回家。这些大公司无须拿出一分钱来在伊拉克本地再投资，对于发展伊拉克本国经济，或者帮助被战火摧毁的地区、社区和服务业恢复，这些大公司无须承担任何义务。全部的利润都可以返回母国的投资者，而且外资随时可以撤资。无须雇用伊拉克人，无须提供公共服务，无须保证工人的权利，无须保证伊拉克本国资源不外流。伊拉克及其人民被降格为一堆原材料，可以被美国大公司和全球经济来随时利用和剥削。

　　和39号法令类似的，还有布雷默的第40号和第37号法令：

　　·布雷默40号法令在一夜之间，将伊拉克国家所有的银行转变成市场驱动的体系，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伊拉克市场，并可以购买伊拉克银行的百分之五十的股份。JP摩根-通银行(j．P．Morgan-Chase)是美国第二大银行，在安然公司丑闻中有染，该银行争取到了一份合同，合同准许它开设一个来自13个国家的13家银行的联盟，以建设伊拉克贸易银行。伊拉克贸易银行可能只是JP摩根的切入点，仅仅尝一下今后大规模私有化的一点甜头。

　　·布雷默第37号法令规定在伊拉克实行15％的平税，对个人收入和公司收入同等征收。历史上看，平税能为最贫困阶层减轻税务负担，但极大地增加中产阶级的税负，  同时极大地减轻富人的税负。

　　美国在伊拉克占领当局在贸易自由化方面也有宏大的计划。伊拉克已经取得了世贸组织的“观察员”身份，伊拉克的法律也百分之百地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制定。总部在弗吉尼亚州的白波因特公司(Bearing Point，inc)为盟军临时政府准备了一份计划，开列了最重要出口物的清单：石油、其他自然资源、奢侈性农作物出口，如高价水果、蔬菜、花卉、种子。石油投资和出口的具体方式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至今仍是一个秘密。我们只是知道：  雪佛龙．德士古(Chevron．Texaco)争取到了销售伊拉克石油的第一个合同，并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旧金山编年报》2004年3月21日报道，大批重建合同已经由一些美国公司瓜分，包括：哈里伯顿／KBR(126亿美元)、Bechtel(28亿美元)、华盛顿集团(21亿美元)、Fluor(11亿美元)，Perini(10亿美元)、Parsares(9．74亿美元)。这些重建工程基本上都是美国在入侵战争中毁掉的基础设施的重建。

　　最后，布什总统宣布：出台一项新的“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计划，伊拉克是这个计划宪章起草成员国。

新的觉醒

　　在目前情势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确定新的发展方向。一个好现象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不再等待政府或者国际官僚机构去做出决策了，尽管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努力督促他们去做出好的决策。读者在下面的章节，特别是第七章和第八章“替代性的运作体系”中会发现，世界各地的社区正在挑战有关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说法，而且正在抵制个别国家强加于我们的全球化。同时它们也抓住这个机会将新的想法付诸实验，争取夺回它们长期以来被剥夺的权利：由自己决定其前途、掌控自己的经济权利，．拥有水、土地、尊严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以及过和谐、和平与尊严的生活的权利。

　　因此，我们在本书开始，就带着一种审慎的乐观，认为世界各国的公民及其政府有希望构建一条取代目前的经济全球化的另外选择。即使在几年以前，在本书中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会被认为是极其不现实的，而今天，这些建议则不会被认为是那样不现实的了。

　　从很多方面看，今天这个时代，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类似，那时有关发展的争论还很激烈。地方的、国家的以及全球性的另类选择模式不断涌现。在那个时期，公民社会和南方政府联手，策划出另类选择模式，并且在许多国家实地实施。

　　历史很可能会证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公司驱动的全球化，是一个反常阶段，在这期间，一种单一的模式被推广，尽管这种模式本质上不切合现实、不符合人们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模式不可避免遭到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导致了政治上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以2003年的转折性事件为标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各方面的严厉批评，批评不仅来自公民社会、政府，甚至来自美国国会的一个两党合作的委员会(即发表了2001年报告的麦尔泽委员会[Mehzer Commission])。在发生了安然和世通公司造假丑闻后，全球大公司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全球公民联合起来，在世界各地举行示威游行，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成功，力量越来越强。公民社会的上万名代表现在每年聚集在一起参加“世界社会论坛”，以此来加强他们之间的联合，并分享一种世界未来远景，在这个远景中，世界能够摆脱大公司全球化的控制而繁荣发展。“世界社会论坛”的精神和原则得到了传播，表现为全球各地越来越多的地区的和国家的社会论坛，这些论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一起进行富有智慧的、焦点集中的对话，以讨论更好的世界的可能性。

　　公民社会组织和全球南方国家政府之间的联合，现在也在开始发展，使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民间组织和“77国集团”之间的联合，那时这个联合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名义提倡并促进其共同经济利益。1999年西雅图抗议活动导致世贸组织会议失败，这个事件使一些南方国家的政府变得勇敢起来，更直接地对世贸组织程序和新议中有害于其国家利益的那些内容提出挑战。2000年4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活动，提出了减免穷国债务以及取消结构调整政策等口号。这次抗议活动与“77国集团”在古巴召开的首脑会议在时间上重合，会上几个国家的首脑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华盛顿的抗议者表示支持，并主张将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三大组织(WTO、WB、IMF)的责任转移到联合国。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回合中，巴西和委内瑞拉的政府谈判小组定期地离开谈判会议，以便对国际公民社会的代表汇报重大的进展。

　　南方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会继续其利益受损的状况，而在新的程序下将大大受益，本书下面就会提出这些新的程序，包括债务减免、取消结构调整条件、控制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等。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拥有大多数的表决权，这种对抗北方工业国家的权力，它们从前一直都不愿使用。但是，近来南方国家在世贸组织中的经历以及它们和公民社会组织的联合，使得在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南方国家采取独立的立场，采取倾向于民主、环境和穷人福利的立场。

　　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这样的先例，即：穷国进步领导人、全球公民社会和富国中有同情心的政治家建立起大联合，从而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全面的制度改革。许多年前，曾经有过这样的进步联合，即富国的进步力量和前殖民地的群众领袖之间的联合，最终导致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废止以及后来欧洲殖民地的瓦解。近来的事态发展能够让我们相信：一个新的变化周期已经到来，这种变化既表现在制度层面上，也表现在草根层面上，一个新的大联合很可能出现，这个大联合将有能力祛除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公正。

　　《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美]约翰·卡瓦纳（John Cavanagh） 杰瑞·曼德尔（Jerry Mander）编，童小溪 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定价：58.00元，乌有之乡书社有售。

内容提要
　　在多年的反大公司全球的抗议后，国际全球化论坛提出了对大公司统治世界经济的替代方案，该方案比此前人们提出的方案都要更完整和彻底。作者批判经济全球化，考察其意识形态基础，并列出了其负面的经济和环境后果。他们接着：
　　提出新的社会模式的十个主导性原则：该模式将导致真正民主的和可持续的社会，这种社会将造福于社会的大多数而不是极少数；
　　提出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将推进民主、基本权利和生态可持续；
　　显示关键的商品和服务如何管理以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被私有化以为利润服务；
　　提出替代当前能源、农业、仪器、交通和制造业体系的动作体系；
　　提供今天在世界上一些社区正在使用的成功的替代性政策和体系。
作者简介
　　约翰·卡瓦纳（JOHN CAVANAGH）是位于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全球化国际论坛副主席，包括《全球梦：帝国主义公司和新世界秩序》等11本关于全球经济的著作的两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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