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在英国（上）

西马在英国（上）

□赵一凡
　　　　　　　　　　　　　　　　　　　　　　
　　　　　　　
 

　　1852年4月，一个密探向普鲁士当局写报告，描述他在伦敦看到的第恩街42号：“马克思在这个租金最低廉的街区租住了两间房，前一间是客房，后一间是卧室。家中一切破旧不堪。客房中有张餐桌，上面堆满手稿、书籍和报纸。当你走进他的家，烟和烟草味能呛出你的眼泪。这里只有一把三条腿的椅子。在另一把碰巧有四条腿的椅子上，孩子们正在吃饭。”（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初到伦敦

　　1848年8月，三十而立的马克思渡过海峡，移居伦敦。这时的伦敦，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都市、最先进的制造中心，已有250万居民。马克思初到伦敦，便同大多数流亡的德国革命者一道，栖身在索荷广场（Soho Square）附近。这一带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五光十色。第恩街（Dean Street）作为主街，满目皆是餐馆、商店、剧院，还有四处游弋的妓女。

　　此时欧洲大陆硝烟刚刚散去，各国政府大肆搜捕革命者。后者纷纷逃来伦敦，使之成为避难中心。随着马克思的到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骨干分子陆续抵达。他们的首要任务，便是发动募捐、资助战友。于是马克思设立小旅馆、开办图书室，还给流亡工人讲课。听众中有个名叫李卜克内西的大学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马克思语言简练，“尽量不说工人听不懂的话。他提问的技巧十分高明。任何一处不懂的地方，他都能发现。讲课时他也借助黑板，在上面写出各种公式，包括我们熟悉的《资本论》前几页的公式”。 [1]
　　革命退潮后　为总结经验，马克思写下《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在欧洲大陆，此时已无人敢为他出书。1850年春，马恩发表《告同盟书》，称当下任务是“创建独立工人政党”。1851年5月，同盟机关在科伦被查抄，普鲁士政府指控马恩“图谋叛国”。马克思愤而写下《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但此书被扣押。1852年，战友魏德曼从美国来信，称一个德国流亡工人捐助40美元，遂令《雾月》在纽约出版。[2]
　　至此，马克思得出一项战略判断：欧洲革命堕入低谷，一时不能返回祖国了。多年的颠沛流离，已让他习惯了四海为家。寄人篱下的悲惨生存，更磨砺他的革命意志。请看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写下的铿锵誓言：假如人在某种环境下，不幸成为“受屈辱、被奴役、遭遗弃、被蔑视的东西”，那么这种非人的环境，即须予以推翻之。
     雾都流亡者　与李卜克内西不同，马克思此时已有四个孩子，自然备感艰辛。据英国教授麦克莱伦调查：“在第恩街居住的六年，是马克思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无力缴付房租，他家多次被房东驱逐。在一封信中，燕妮这样向流亡美国的魏德曼诉苦：
　　由于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胸背痛得厉害，还是决定给孩子喂奶。这可怜孩子从我身上吸取了太多悲伤，所以一直体弱多病。有一天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们付她五英镑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菲薄的家当，连同孩子的摇篮、女孩们的玩具都查封了。当晚，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在裸露的地板上。
　　1852年，马克思破家创办《新莱茵报》，因此陷入赤贫。他给恩格斯写信称：“由于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也不能再吃肉。”不但他自己买不起稿纸，就连孩子们也缺吃少穿。五年间，竟有三个子女病饿致死。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此令人痛苦，以至于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
　　恩格斯重操旧业　为了接济马克思，恩格斯返回曼彻斯特，重操旧业。此后20年他一面经商，一面钻研自然科学与军事科学，不时为马克思撰写英文稿，帮他挣些稿费。马克思每年都去曼城看望战友，一次住上几星期。二人与曼城的不解之缘，竟于暗中催生了《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
　　我们知道，恩格斯本是普鲁士莱茵省一个工厂主的儿子。1842年他受父亲之命，去英国打理家族生意。当时曼城不仅是欧洲纺织重镇，也是英国宪章派中心。所谓宪章派，乃一自发性工人组织：1838年它公布《人民宪章》，争取六项基本权利。[3]恩格斯早已熟悉普鲁士工人，如今目睹一个“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未免大受震撼。他结识一个名叫玛丽·白恩士的爱尔兰女工。在其陪伴下，他四出走访贫民窟，并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4]
　　工人社区调查　该书序言称：“工人阶级状况是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与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社会一切灾难最尖锐的表现。但只有在大不列颠，无产阶级才具有完备而典型的形式。” 又说，此一阶级诞生，伴随蒸汽机发明、纺织业崛起。产业革命将几百万穷人变作机器：“他们用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为了体验劳工处境，恩格斯来到伦敦的圣詹尔士：它毗邻牛津街，却是污水遍地、臭气熏天，住满衣衫褴褛的爱尔兰工人。在整个伦敦，每晚有4万妓女充斥街头。在爱丁堡，那里的穷人与鸡狗同宿一屋。在利物浦，工人平均寿命只有15岁，因为多半孩子不到5岁已死去。在伯明翰，血汗工厂里的孩子不会算术、不知女王是谁。在英国北部工业区，自然河流多遭污染，黑色河水散发着硫化氢气。1843年格拉斯哥有32000人患上瘟病，死掉三分之一。
　　再看曼彻斯特：垃圾堆、死水洼、大杂院。35万工人衣不遮体，每天吃掺假或变质的食物。纺织厂纤维飞舞，女工普遍患上矽肺病。机械厂的男工，则脸色苍白、身形瘦削。工人区流行肺结核、伤寒、佝偻病。由于居所拥挤，夫妻与小姨子同睡一床。恩格斯说：这是强迫工人道德沦丧。再加上酗酒斗殴，大批工人非自然死亡。结论：必须揭露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阶级分化日趋尖锐，终将在英国引发一场革命。

　　共产党宣言　1845年夏，马恩俩结伴去英国考察，以便：(1)了解曼城工运，(2)借助大英博物馆藏书，研究资本主义发展，(3)写出重大理论著作，“教育各国革命者，给他们一个支点”。 1847年底，马恩在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上，向各国支部提出党纲草案。1848年2月，该草案在伦敦利物浦大街一个小作坊里印制了500本：它就是震撼世界的《共产党宣言》。
　　马恩在卷首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话音未落，法国爆发了革命。一时间，巴黎响彻《马赛曲》。[5]法国革命失败，令马克思愈发关注英国工人。自1850年起，他结识宪章派领袖哈尼与琼斯，与之长期交往。[6]1852年，他在《人民报》发文赞扬英国工人，又指六条宪章中，最重要的是普选权：其“必然结果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资本论》：文化批判

　　1851年，伦敦博览会喧闹开场、气象万千。马克思冷笑：这座“现代罗马的万神殿”，象征资本主义繁荣。这年春天，他拿到一张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开始有计划地读书：每天早九晚七，重点是政治经济学。“那里资料充盈。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可谓方便之极。随着美国加州金矿发现，资本主义似乎进入一个新阶段。以上原因，促使我从头开始，全力以赴地批判研读新材料”。 1858年底，他告诉恩格斯：燕妮开始誊清《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但我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
　　赶写《资本论》　此时伦敦人口已达350万：它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工商业、最丰富的艺术珍藏、最强大的海上殖民力量。然而巨大财富积累，却导致贫富悬殊。1856年马克思举家迁往郊区。至1864年，《资本论》第三卷终于杀青。请留意：这是马翁一生最重要的时期：他日夜赶写《资本论》，目的是敲响资本主义丧钟。李卜克内西按：此书只能在伦敦写成，因为“老爹在此发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即那些构筑《资本论》的砖瓦与砂浆”。
　　所谓“砖瓦与砂浆”，不仅指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它也超出了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三大源头：英国政治经济学、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提醒大家：1865年7月，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宣称“要把《资本论》各卷写成一个艺术整体”。他还明确表示：“《资本论》将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打击，使它永世不得翻身。” 据此，我谨介绍《资本论》的文化构成因素如下：
　　马克思与文学　写作过程中，马翁学会了英、法、意、西、俄5门外语。这些“人生斗争武器”，既便于他查阅政经资料，亦助他成为文学巨匠。英国教授柏拉威尔在《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中称：马克思以文学（Literarisch）泛称一切书写材料。在他看来，想象文学与其他著作一样，都涉及人们表达思想的方式、及其创造的社会关系。故而，文学与科学一体，当称人类科学。
　　1854年马翁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撰文称：“现代英国有一批杰出小说家，他们在作品中揭示的政治与社会真理，要比一切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还要多。他们剖析了资产阶级各阶层。” 专家发现，马翁推崇莎士比亚、菲尔丁、狄更斯，并赞许英国文学讽刺传统：他一度模仿约翰逊博士文笔，还套用斯威夫特的口气，讥讽大英帝国是个疯人院。说到底，英国小说中描述的社会关系，恰是他欲以科学方法阐明的。
　　伟大的悲剧　英国专家塔克称：《资本论》是一部“最戏剧化的著作”。理由是：马克思将资本与土地人格化，写成了一部伟大的悲剧：在那“着魔的世界中，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一起兴风作浪”。于是工业机器成了《奥德赛》中的独眼巨人。英国劳工的悲惨现状，对应但丁《神曲》地狱篇。英国政客厚颜无耻，活像《亨利四世》中的小丑福斯塔夫。《泰晤士报》满口仁义道德，具有狄更斯笔下“匹克威克式的意义”。

　　柏拉威尔指《资本论》中有象征、隐喻，也有颠倒反衬、滑稽模仿。它卷首引用《浮士德》：“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荒岛上的鲁宾逊天天记账，为的是“支配他与财产的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像唐吉珂德，“自以为游侠生活可同任何社会并存，却遭到惩罚”。工人被钉牢在资本上，“就像普罗米修斯被钉在岩石上”。莎士比亚说“金钱是娼妓”，英国资产者因此操起“夏洛克的语言”。
　　卡莱尔：一个潜在对手　对于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这一路西马理论家，《资本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文化批判（Kulturkritik）。换言之，此书并非单纯政治经济学：作者的战略意图，是要在文化思想领域发起攻势，对资产阶级施以“理论打击”。在此冲突背景下，英国保守文人卡莱尔，遂被马恩锁定为批判对象。[7]专家提示：马克思写作《1844年手稿》时，卡莱尔便是“其中出场人物”。原来，恩格斯1844年介绍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引起马克思关注：老卡在书中抱怨说：百万工人日夜劳作，社会财富堆积如山。这一切竟导致宗教破产、道德沦丧！
　　恩格斯评论：老卡不明白产生罪恶原因。他对社会主义一字不提，却崇拜贵族英雄、鼓吹强权统治。此人大发幽古之情，反映英国哲学琐碎混乱：其中有洛克经验论、休谟怀疑论，也有边沁功利主义。说到底，老卡对欧陆哲学知之甚少，“倒把经验看成是唯一救星”。
　　英国人何以这般怪异？恩格斯分析道：德国人唯心，故能在宗教哲学方面，弘扬普世理想。法国人唯物，所以强调普遍性国家利益。相反，英国人崇拜私有财产、注重个人利益，视“现金交易为人际关系的唯一纽带。这导致冷酷处事准则、虚伪政治文化。而为完成这一异化过程，他们更将人际关系抽象化。英国因此成了世界的统治者”。
　　马克思论卡莱尔　马克思初到伦敦，便以卡莱尔为靶子，批判英国保守势力。1850年马恩联名发表《评卡莱尔》，指老卡厚古薄今，逆历史潮流而动。这说明资产阶级天才已趋没落。“高贵者是怎样变为蠢人的？卡莱尔便是明证。他那凌空飞翔的高贵气质，一旦从词藻天国堕入尘世，立即变成露骨的卑劣行径。他在拯救世界的义愤下，维护资产者的一切丑恶”。
　　1856年4月，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总结时代特征如下：“机器的神奇伟力，竟引起饥饿与劳累。新发现的财富源泉，反变成贫困的根源。” 如何摆脱现代冲突？“有些党派痛哭流涕，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以为：工业上的巨大进步，要以政治上的退步来补充”。马克思笑称：希望在于工人阶级。“就在资本家和贵族的倒退预言中，我们认出了这些罗宾汉，这些迎接革命的光荣工兵”。

该死的不列颠人

　　1875年，马克思移居梅特兰公园路。年近六十的他，已是头发花白，疾病缠身。他仍每日伏案写作，周末同家人一道散步。麦克莱伦叹息：“马翁在英国生活了35年。这一事实却对在英国左派中传播他的思想无所助益。1880年之前，他的学说对那些不懂德语、法语的人几无影响。”
　　说来也怪：宪章运动退潮后，英国再未出现马恩期望的工人政党。1881年成立的社会民主联盟，不但鼓吹“和平社会主义”，而且接受保守党资助。它的领导人海德门，自称是马翁信徒。可他在自家书里大段照抄《资本论》，只字不提马克思。此事令马翁生气。海德门辩解：英国人轻易不向外国人学习。如果他们知道书中思想出自一个外国人，就会拂袖而去。[8]
　　1883年3月14日，马翁在家中躺椅上悄然辞世，享年65岁。家人将他葬在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并在《泰晤士报》刊登讣告，不料其中竟也出现荒唐错误。1894年《资本论》英文版面世，可它在英美销量一直很低。麦克莱伦说：马克思自称世界公民。对于大英帝国，他留下的最后判词是：Drat the British!  即“该死的不列颠人！”[9]
　　马克思：痛斥道德批评　马翁临终赌咒，首先针对英国上层社会的虚伪道德。我们知道，恩格斯自与爱尔兰女工玛丽相爱，一直备受舆论指责：由于英国人的势利刻板，及其经商时不可缺少的社交应酬，他被迫与玛丽分居。直到她1863年去世，也未成婚。此后恩格斯同玛丽的妹妹莉希一道生活。1878年莉希临终前，恩格斯悲痛万分，与之举行了结婚仪式。[10]
　　马克思发表《道德化批评》，为恩格斯打抱不平：有人攻击恩格斯不道德，只因他宣扬革命。这帮人“废话连篇、大言不惭。他们以高尚道德自鸣得意，把自己的发育不全，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又说此类道德家出现在18世纪，他们“擅长以一种道德化批评，颂扬停滞的田园生活”。《评卡莱尔》中，马克思引用狄更斯小说中的派克史涅夫，指“英国资产阶级有一种伪君子风格，特征是高傲浮夸、冗长累赘。这种风格已从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播到了整个英国文学界”。柏拉威尔按：马克思能从狄更斯小说中，准确把握英国人的社会语言类型。[11]
　　恩格斯：贵族画像　马恩对于大英帝国的憎恶，更多针对其文化贵族。恩格斯说：“全世界都知道，因循守旧的思想统治了英国大学。英国是政治经济学的故乡，教授们却在满口胡说。社会主义著作被轻蔑地扔掉。卢梭、伏尔泰也遭受同样命运。”《英国状况》称，“土地贵族终年打猎，金钱贵族日日记账。他们完美无缺，都在学校里钻研过希腊罗马。作为体面人，又都拥有几千镑资产。除了讨老婆，简直就无需劳神了。”
　　在此背景下，大英帝国养育出一批“对任何进步都置若罔闻”的传统卫道士：“对于一切社会问题，他们只有两种答案：辉格党或托利党。只要听一听尊贵的罗素勋爵、威灵顿大公说了什么，就一切万事大吉。对他们说你不信基督教，那他们第二天就会装作不认识你。”

　　阿诺德其人　不出马恩所料：英国地面邪，盛产假贵族。1869年，有个名叫阿诺德的英国文人，发表《文化与无政府》。此书酸腐冗长，满纸尽是卡莱尔式的道德说教。此时马恩俱已年迈，无力料理琐事。不料进入20世纪，《文化》一书竟对英美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国大凡有名的保守派人士，无不奉阿诺德为道德楷模、护法大师。[12] 这是从哪儿飞出来的夭蛾子？
　　经查：马修·阿诺德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是拉各比公学校长。马修18岁入牛津，炫耀诗才、出入沙龙，俨然一个花花公子（Dandy）。步入中年后，他日趋刻板，终于变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Square）。何以如此？原来马修在牛津读书时，赶上一场宗教运动。运动由纽曼神父发起：此人预感宗教衰亡、动乱将起，为此他不惜放弃国教、投靠罗马教廷。[13]
　　学监的烦恼　马修同神父一样，确信英国人罪孽深重，可他不急于改宗。私下里，他打算将那残破国教信仰，偷换成对于贵族文化的顶礼膜拜。此一新信仰的核心不是上帝，而是诗与艺术的“甜美与光明”。牛津运动还教会马修一套看家本领：诸如厚古薄今、上智下愚。此外，纽曼善于借助文学经典、发起神学辩论。这也让马修领悟到牛津教授的教化本领、批评功能。
　　牛津是马修礼拜的教堂：“她的花园在月光下缓缓展开，她的钟楼呜咽着中世纪最后的余音。”如此美好传统，却被现实无情击破。毕业后，马修当上公立学校学监。他担任此职35年，其间做过一段兼职诗歌教授。然而俗务缠身、才思枯竭，迫使他放弃诗人情怀。1862年英国政府颁发《教改法案》：教改前，马修定期巡视公立学堂，身份是导师与哲学家。教改后，他变成了监考官、财务审计。对此马修怨恨多多。他在报告里揭露教改荒谬，又在杂文中攻击“文明的敌人”。说穿了，《文化》就是因不满而发的一套改良方案。[14]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

　　《文化》背景是19世纪中叶。众所周知，维多利亚女王中年丧夫：她那漫长而压抑的守寡期，恰好与英国资本主义大发展同步。这便形成一种经济繁荣、精神抑郁的时代特征。当马修走出校门，英国经济已呈现一派辉煌，其标志是1851年伦敦博览会。它象征资本主义高奏凯歌，传统文明全面溃败。然而资产阶级不可遏止地崛起，又导致秩序紊乱、民心叵测。
　　马修的焦虑　如此背景下，英国非国教人口占据选民大多数。面对“群氓喧嚣”，马修明白：未来不属于他这样的精英，而要落入市侩（Philistine）之手。短短十年间，成群市侩呼啸而来：其中有暴发的商人、经纪人，也有与之结盟的律师、政客、医生。这些人从下层迅速攀升，占据中心位置。马修确信：这些“非利士人”一旦得势,英国文化将会变得“阴暗粗鄙”。[15]
　　除了市侩，还有群氓（Populace）。群氓一贫如洗。他们目睹变革、备受刺激，却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他们企盼革命、倾向暴力。身为学监，马修在各地目睹穷孩子蓬头垢面、营养不良。他承认这些孩子“既无健康，也没有家庭和希望”。面对这个“被富足微笑掩压的肮脏世界”，他手足无措，心中惶恐：只因如此贫富差别，等于一个嘶嘶冒烟的火药桶。
　　文化乎？无政府乎？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分辨《文化》主旨了。马恩针对卡莱尔口中的无政府（Anarchy），早已说明如下：“无政府席卷了意大利、法国、普鲁士。整个欧洲连一个国王也没剩下。” 所以卡莱尔惊呼：“我们亟需认真对付民主，否则就一定要倒霉。”马恩按：老卡将民主浪潮看成了无政府，而“美国是他心中的无政府典型”。
　　老卡惊恐，变作马修焦虑：“我看见一波大浪，它在道德、精神和社会方面，都将远远超过美国人的俗鄙。这个浪头很快就会淹没我们。” 继以诗句抒发恐怖：“我们身处黑暗降临的平原，耳边回响着打斗与奔逃的呐喊，而那无知愚昧的大军，正在夜色中殊死混战。”[16]如何应对无政府？显然他比老卡精明：《文化》抱怨统治阶级缺乏应变准备，呼吁建立一套文化等级制：其中土地贵族与金钱贵族携手，共同监护新宗教，即文化（Culture）。
　　争夺文化霸权　针对马修文化事业，英国左派学者伊格尔顿说：“阿诺德急于教化中产阶级，因其无力创造精致意识形态，也不能巩固政治权力。他敏感意识到：贵族还保留一些意识形态库存，可以帮助他们的中产阶级主人。” 又说“阿诺德要把鼠目寸光的资产阶级，转变为一个真正独霸权力的阶级。他发现贵族正在迅速地失去霸权。糟糕的是，它的历史继承者资产阶级，尚未做好接过霸权的准备”。
　　我国学者程巍指出：阿诺德断定贵族大势已去，而资产阶级“只是一股物质力量，也难承担重任”。所以“当务之急是使资产阶级在文化上贵族化，即接受贵族文化领导。《文化》副标题是政治与社会批评，这表明此人兴趣不是文化，而是文化领导权”。（《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三联书店，2006年）
　　牛桥保卫战　我们已知，阿诺德的文化（Culture）不加定冠词，却是“贵族文化”特指。根据他的定义：唯有古希腊、希伯来文化符合标准，具备甜美与光明品格，“反之，就是非利士人”。他干吗要使用“非利士人”这样的生僻字眼？又为何鼓吹希腊精神（Hellenism）？程巍按：(1)利用Philistine这一贬义词，反复挫辱中产阶级：“你们是一不伦不类、没文化的阶级”。(2)重申文化是奢侈品、是贵族象征。如此文化具有鲜明排他性（Exclusiveness）：即全由外文经典组成：这岂是小市民、群氓可以轻易获得的？(3)在英国，这种文化的贵重遗产，集中储存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唯有牛桥（Oxbridge）拥有这种文化的知识资源、道德权威、垄断权力。

　　19世纪的牛桥，堪称全欧洲最反动的贵族堡垒。一批批贵族子弟，在这里远离现实、饱读古籍，以便培养高贵举止、浪漫气质，长期对抗世俗文化。而当时的中产阶级子弟，只能去普通学院学习实用技能。纽曼直言不讳道：“在牛津，讨论与平民有关的问题，不但有失身份，甚至让人不齿。大学意味着什么？当然是古典文学。”[17] 阿诺德认定：贵族在政治与经济战场接连失利，可它仍保有一个文化领地。因此，必须抢占牛桥，图谋长期据守。
　　请看他的战略考量：“牛津一度依靠美与雅的情操取胜，今后它会继续以此取胜。” 又说：“牛津与世界脱节了，但牛津人并未因此放弃真理。我们尚未打赢这场政治战争，但我们一直在暗中对这个国家的心灵施加影响。”讲到这里，大家不难猜测：20世纪英国左派将面对何种对手、打一场什么样的文化争夺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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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1849年参加巴登起义，失败后逃往英国，成为马克思的学生。1862年返回德国组织工运，1869年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党。他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共创始人，1919年在柏林起义中牺牲。参阅拉法格与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73年，38页。
[2] 魏德曼（Joseph Weydemeyer，1818－1866），炮兵军官，指挥1848年法兰克福工人起义。1851年流亡美国，创办《革命报》，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美国第一个工联团体。1860年美国内战爆发，他领上校军衔，在密苏里和圣路易斯一带作战。1866年病逝于巴尔的摩。
[3] 宪章要求秘密投票、限制议员薪水、每年大选等。1842年运动扩散至中北部工业区，1848年有40万工人罢工，并推举代表参加大选。参阅英国学者John Saville《1848年：英国与宪章运动》，184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4] 白恩士（Mary Barnes, 1821—1863），恩格斯被她“野蔷薇般的美丽与勇敢”所吸引，1843年与之同居。但迫于上层社会礼仪，一直未能成婚。参阅格姆科夫《恩格斯传》，68页。
[5] 1848年2月巴黎民众起义，成立第二共和国。3月，马克思应临时政府邀请，前往巴黎，却发现那里没有革命政党，资产阶级迅速篡权。于是他返回科伦，创办《新莱茵报》，指导柏林、巴登等地起义。6月巴黎工人再度起义，与反动军队血战5天，终归失败。马恩双双遭到普鲁士政府驱逐，先后流亡英国。详见格姆科夫《马克思传》，第三章。
[6] 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1817－1897），伦敦东区工人领袖，因号召总罢工入狱，1850年创办《红色共和》（Red Republican），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本，1852年移居美国。琼斯（Ernest Jones，1819－1869），律师和诗人，1846年参加宪章派，坐牢两年，后创办《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琼斯在1857年大选中落败，1861年重新当起了律师。
[7]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爱丁堡大学肄业的贫寒文人，写小说失败，转而研究席勒、歌德。后因娶妻致富，成为精神贵族，发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1841），《过去与现在》（1843）。参阅英国学者Simon Heffer《道德狂人》，Moral Desperado: A Life of Thomas Carlyle，伦敦，1995年。《马恩全集》1、2、7、20、23等卷中，涉及卡莱尔不下50处。
[8] 海德门（H. M. Hyndman, 1842－1921），伦敦记者，创立社会民主同盟（SDF）。1900年他与独立工党、费边社结盟，筹建工党。1893年工党成立，但它只追求福利，不谈阶级斗争。参阅Andrew Thorpe《英国工党史》，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r Party，伦敦，2001年。
[9] 见马克思1881年1月9日给女儿爱琳娜的信，载《马恩全集》中译本，35卷422页。
[10] 有专家称玛丽42岁早逝，是因心情抑郁所至。参阅Evgeniia Stepanova《恩格斯小传》，Frederick Engels: A Short Biography，纽约，1988年。恩格斯1884年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人类婚姻受制于生产关系，而妇女真正平等，有待于废除资本主义。
[11] Pecksniff在现代英文中喻指伪君子。参阅狄更斯Life and Adventures of Martin Chuzzlewit，引文见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梅绍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年，233页。
[12] 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牛津毕业，1847年担任辉格党领袖兰斯顿公爵的私人秘书，因此谋得学监职务。1849年同大法官的女儿结婚，发表过三本诗集、两本批评集。参阅其《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韩敏中中译本，三联书店，2002年。
[13] 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牛津教授、圣玛丽教堂执事，1833年发起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捍卫国教。1847年皈依天主教，1879年被梵蒂冈封为红衣主教。
[14] 阿诺德多次奉派去欧陆考察，并在报告中慷慨陈词。因无人理睬，他才操起“文学讽刺武器”。参阅Park Honan《阿诺德传》，Matthew Arnold: A Life，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
[15] 阿诺德经常偷换概念。例如卡莱尔模仿德国诗人海涅，频繁使用《圣经》中的Philistine。但海涅本意是讽刺反对变革的小市民。阿诺德因蔑视政治经济学，故将贵族、中产与劳工阶级，分别改称野蛮人、市侩与群氓。又如他鼓吹的“甜美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原本出自斯威夫特《书之战》（The Battle of Books），该书主旨却是辛辣嘲笑教派争斗。
[16] 分见G. W. Russell编《阿诺德书信集》，伦敦，1895年，1卷4页；及阿诺德诗作《多佛海岸》，载Kenneth Allott主编《阿诺德诗集》，Poems by Matthew Arnold，伦敦，1965年。
[17] 见纽曼《大学的理想》，Idea of a University，伦敦，1852年；徐辉中译本，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80－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