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在英国

西马在英国

赵一凡

1852年4月，一个密探向普鲁士当局写报告，描述他在伦敦看到的第恩街42号：“马克思在这个租金最低廉的街区租住了两间房，前一间是客房，后一间是卧室。家中一切破旧不堪。客房中有张餐桌，上面堆满手稿、书籍和报纸。当你走进他的家，烟和烟草味能呛出你的眼泪。这里只有一把三条腿的椅子。在另一把碰巧有四条腿的椅子上，孩子们正在吃饭。”（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初到伦敦

　　1848年8月，三十而立的马克思渡过海峡，移居伦敦。这时的伦敦，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都市、最先进的制造中心，已有250万居民。马克思初到伦敦，便同大多数流亡的德国革命者一道，栖身在索荷广场（Soho Square）附近。这一带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五光十色。第恩街（Dean Street）作为主街，满目皆是餐馆、商店、剧院，还有四处游弋的妓女。
　　此时欧洲大陆硝烟刚刚散去，各国政府大肆搜捕革命者。后者纷纷逃来伦敦，使之成为避难中心。随着马克思的到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骨干分子陆续抵达。他们的首要任务，便是发动募捐、资助战友。于是马克思设立小旅馆、开办图书室，还给流亡工人讲课。听众中有个名叫李卜克内西的大学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马克思语言简练，“尽量不说工人听不懂的话。他提问的技巧十分高明。任何一处不懂的地方，他都能发现。讲课时他也借助黑板，在上面写出各种公式，包括我们熟悉的《资本论》前几页的公式”。 [1]
　　革命退潮后　为总结经验，马克思写下《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在欧洲大陆，此时已无人敢为他出书。1850年春，马恩发表《告同盟书》，称当下任务是“创建独立工人政党”。1851年5月，同盟机关在科伦被查抄，普鲁士政府指控马恩“图谋叛国”。马克思愤而写下《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但此书被扣押。1852年，战友魏德曼从美国来信，称一个德国流亡工人捐助40美元，遂令《雾月》在纽约出版。[2]
　　至此，马克思得出一项战略判断：欧洲革命堕入低谷，一时不能返回祖国了。多年的颠沛流离，已让他习惯了四海为家。寄人篱下的悲惨生存，更磨砺他的革命意志。请看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写下的铿锵誓言：假如人在某种环境下，不幸成为“受屈辱、被奴役、遭遗弃、被蔑视的东西”，那么这种非人的环境，即须予以推翻之。
    雾都流亡者　与李卜克内西不同，马克思此时已有四个孩子，自然备感艰辛。据英国教授麦克莱伦调查：“在第恩街居住的六年，是马克思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 由于无力缴付房租，他家多次被房东驱逐。在一封信中，燕妮这样向流亡美国的魏德曼诉苦：
　　由于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胸背痛得厉害，还是决定给孩子喂奶。这可怜孩子从我身上吸取了太多悲伤，所以一直体弱多病。有一天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们付她五英镑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菲薄的家当，连同孩子的摇篮、女孩们的玩具都查封了。当晚，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在裸露的地板上。
　　1852年，马克思破家创办《新莱茵报》，因此陷入赤贫。他给恩格斯写信称：“由于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也不能再吃肉。”不但他自己买不起稿纸，就连孩子们也缺吃少穿。五年间，竟有三个子女病饿致死。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此令人痛苦，以至于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
　　恩格斯重操旧业　为了接济马克思，恩格斯返回曼彻斯特，重操旧业。此后20年他一面经商，一面钻研自然科学与军事科学，不时为马克思撰写英文稿，帮他挣些稿费。马克思每年都去曼城看望战友，一次住上几星期。二人与曼城的不解之缘，竟于暗中催生了《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
　　我们知道，恩格斯本是普鲁士莱茵省一个工厂主的儿子。1842年他受父亲之命，去英国打理家族生意。当时曼城不仅是欧洲纺织重镇，也是英国宪章派中心。所谓宪章派，乃一自发性工人组织：1838年它公布《人民宪章》，争取六项基本权利。[3]恩格斯早已熟悉普鲁士工人，如今目睹一个“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未免大受震撼。他结识一个名叫玛丽·白恩士的爱尔兰女工。在其陪伴下，他四出走访贫民窟，并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4]
　　工人社区调查　该书序言称：“工人阶级状况是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与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社会一切灾难最尖锐的表现。但只有在大不列颠，无产阶级才具有完备而典型的形式。” 又说，此一阶级诞生，伴随蒸汽机发明、纺织业崛起。产业革命将几百万穷人变作机器：“他们用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为了体验劳工处境，恩格斯来到伦敦的圣詹尔士：它毗邻牛津街，却是污水遍地、臭气熏天，住满衣衫褴褛的爱尔兰工人。在整个伦敦，每晚有4万妓女充斥街头。在爱丁堡，那里的穷人与鸡狗同宿一屋。在利物浦，工人平均寿命只有15岁，因为多半孩子不到5岁已死去。在伯明翰，血汗工厂里的孩子不会算术、不知女王是谁。在英国北部工业区，自然河流多遭污染，黑色河水散发着硫化氢气。1843年格拉斯哥有32000人患上瘟病，死掉三分之一。
　　再看曼彻斯特：垃圾堆、死水洼、大杂院。35万工人衣不遮体，每天吃掺假或变质的食物。纺织厂纤维飞舞，女工普遍患上矽肺病。机械厂的男工，则脸色苍白、身形瘦削。工人区流行肺结核、伤寒、佝偻病。由于居所拥挤，夫妻与小姨子同睡一床。恩格斯说：这是强迫工人道德沦丧。再加上酗酒斗殴，大批工人非自然死亡。结论：必须揭露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阶级分化日趋尖锐，终将在英国引发一场革命。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及相关图示

　　共产党宣言　1845年夏，马恩俩结伴去英国考察，以便：(1)了解曼城工运，(2)借助大英博物馆藏书，研究资本主义发展，(3)写出重大理论著作，“教育各国革命者，给他们一个支点”。 1847年底，马恩在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上，向各国支部提出党纲草案。1848年2月，该草案在伦敦利物浦大街一个小作坊里印制了500本：它就是震撼世界的《共产党宣言》。
　　马恩在卷首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话音未落，法国爆发了革命。一时间，巴黎响彻《马赛曲》。[5]法国革命失败，令马克思愈发关注英国工人。自1850年起，他结识宪章派领袖哈尼与琼斯，与之长期交往。[6]1852年，他在《人民报》发文赞扬英国工人，又指六条宪章中，最重要的是普选权：其“必然结果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资本论》：文化批判
   
　　1851年，伦敦博览会喧闹开场、气象万千。马克思冷笑：这座“现代罗马的万神殿”，象征资本主义繁荣。这年春天，他拿到一张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开始有计划地读书：每天早九晚七，重点是政治经济学。“那里资料充盈。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可谓方便之极。随着美国加州金矿发现，资本主义似乎进入一个新阶段。以上原因，促使我从头开始，全力以赴地批判研读新材料”。 1858年底，他告诉恩格斯：燕妮开始誊清《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但我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
　　赶写《资本论》　此时伦敦人口已达350万：它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工商业、最丰富的艺术珍藏、最强大的海上殖民力量。然而巨大财富积累，却导致贫富悬殊。1856年马克思举家迁往郊区。至1864年，《资本论》第三卷终于杀青。请留意：这是马翁一生最重要的时期：他日夜赶写《资本论》，目的是敲响资本主义丧钟。李卜克内西按：此书只能在伦敦写成，因为“老爹在此发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即那些构筑《资本论》的砖瓦与砂浆”。
　　所谓“砖瓦与砂浆”，不仅指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它也超出了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三大源头：英国政治经济学、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提醒大家：1865年7月，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宣称“要把《资本论》各卷写成一个艺术整体”。 他还明确表示：“《资本论》将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打击，使它永世不得翻身。” 据此，我谨介绍《资本论》的文化构成因素如下：
　　马克思与文学　写作过程中，马翁学会了英、法、意、西、俄5门外语。这些“人生斗争武器”，既便于他查阅政经资料，亦助他成为文学巨匠。英国教授柏拉威尔在《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中称：马克思以文学（Literarisch）泛称一切书写材料。在他看来，想象文学与其他著作一样，都涉及人们表达思想的方式、及其创造的社会关系。故而，文学与科学一体，当称人类科学。
　　1854年马翁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撰文称：“现代英国有一批杰出小说家，他们在作品中揭示的政治与社会真理，要比一切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还要多。他们剖析了资产阶级各阶层。” 专家发现，马翁推崇莎士比亚、菲尔丁、狄更斯，并赞许英国文学讽刺传统：他一度模仿约翰逊博士文笔，还套用斯威夫特的口气，讥讽大英帝国是个疯人院。说到底，英国小说中描述的社会关系，恰是他欲以科学方法阐明的。
　　伟大的悲剧　英国专家塔克称：《资本论》是一部“最戏剧化的著作”。 理由是：马克思将资本与土地人格化，写成了一部伟大的悲剧：在那“着魔的世界中，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一起兴风作浪”。于是工业机器成了《奥德赛》中的独眼巨人。英国劳工的悲惨现状，对应但丁《神曲》地狱篇。英国政客厚颜无耻，活像《亨利四世》中的小丑福斯塔夫。《泰晤士报》满口仁义道德，具有狄更斯笔下“匹克威克式的意义”。








　          
                  　　　　　　大英博物馆            　　   《资本论》1867年汉堡德文版

　　柏拉威尔指《资本论》中有象征、隐喻，也有颠倒反衬、滑稽模仿。它卷首引用《浮士德》：“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荒岛上的鲁宾逊天天记账，为的是“支配他与财产的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像唐吉珂德，“自以为游侠生活可同任何社会并存，却遭到惩罚”。 工人被钉牢在资本上，“就像普罗米修斯被钉在岩石上”。 莎士比亚说“金钱是娼妓”，英国资产者因此操起“夏洛克的语言”。
　　卡莱尔：一个潜在对手　对于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这一路西马理论家，《资本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文化批判（Kulturkritik）。换言之，此书并非单纯政治经济学：作者的战略意图，是要在文化思想领域发起攻势，对资产阶级施以“理论打击”。在此冲突背景下，英国保守文人卡莱尔，遂被马恩锁定为批判对象。[7]专家提示：马克思写作《1844年手稿》时，卡莱尔便是“其中出场人物”。原来，恩格斯1844年介绍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引起马克思关注：老卡在书中抱怨说：百万工人日夜劳作，社会财富堆积如山。这一切竟导致宗教破产、道德沦丧！
　　恩格斯评论：老卡不明白产生罪恶原因。他对社会主义一字不提，却崇拜贵族英雄、鼓吹强权统治。此人大发幽古之情，反映英国哲学琐碎混乱：其中有洛克经验论、休谟怀疑论，也有边沁功利主义。说到底，老卡对欧陆哲学知之甚少，“倒把经验看成是唯一救星”。
　　英国人何以这般怪异？恩格斯分析道：德国人唯心，故能在宗教哲学方面，弘扬普世理想。法国人唯物，所以强调普遍性国家利益。相反，英国人崇拜私有财产、注重个人利益，视“现金交易为人际关系的唯一纽带。这导致冷酷处事准则、虚伪政治文化。而为完成这一异化过程，他们更将人际关系抽象化。英国因此成了世界的统治者”。
　　马克思论卡莱尔　马克思初到伦敦，便以卡莱尔为靶子，批判英国保守势力。1850年马恩联名发表 《评卡莱尔》，指老卡厚古薄今，逆历史潮流而动。这说明资产阶级天才已趋没落。“高贵者是怎样变为蠢人的？卡莱尔便是明证。他那凌空飞翔的高贵气质，一旦从词藻天国堕入尘世，立即变成露骨的卑劣行径。他在拯救世界的义愤下，维护资产者的一切丑恶”。
     1856年4月，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总结时代特征如下：“机器的神奇伟力，竟引起饥饿与劳累。新发现的财富源泉，反变成贫困的根源。” 如何摆脱现代冲突？“有些党派痛哭流涕，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以为：工业上的巨大进步，要以政治上的退步来补充”。马克思笑称：希望在于工人阶级。“就在资本家和贵族的倒退预言中，我们认出了这些罗宾汉，这些迎接革命的光荣工兵”。

该死的不列颠人

　　1875年，马克思移居梅特兰公园路。年近六十的他，已是头发花白，疾病缠身。他仍每日伏案写作，周末同家人一道散步。麦克莱伦叹息：“马翁在英国生活了35年。这一事实却对在英国左派中传播他的思想无所助益。1880年之前，他的学说对那些不懂德语、法语的人几无影响。”
　　说来也怪：宪章运动退潮后，英国再未出现马恩期望的工人政党。1881年成立的社会民主联盟，不但鼓吹“和平社会主义”，而且接受保守党资助。它的领导人海德门，自称是马翁信徒。可他在自家书里大段照抄 《资本论》，只字不提马克思。此事令马翁生气。海德门辩解：英国人轻易不向外国人学习。如果他们知道书中思想出自一个外国人，就会拂袖而去。[8]
　　1883年3月14日，马翁在家中躺椅上悄然辞世，享年65岁。家人将他葬在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并在《泰晤士报》刊登讣告，不料其中竟也出现荒唐错误。1894年《资本论》英文版面世，可它在英美销量一直很低。麦克莱伦说：马克思自称世界公民。对于大英帝国，他留下的最后判词是：Drat the British!  即“该死的不列颠人！”[9]
　　马克思：痛斥道德批评　马翁临终赌咒，首先针对英国上层社会的虚伪道德。我们知道，恩格斯自与爱尔兰女工玛丽相爱，一直备受舆论指责：由于英国人的势利刻板，及其经商时不可缺少的社交应酬，他被迫与玛丽分居。直到她1863年去世，也未成婚。此后恩格斯同玛丽的妹妹莉希一道生活。1878年莉希临终前，恩格斯悲痛万分，与之举行了结婚仪式。[10]
　　马克思发表《道德化批评》，为恩格斯打抱不平：有人攻击恩格斯不道德，只因他宣扬革命。这帮人“废话连篇、大言不惭。他们以高尚道德自鸣得意，把自己的发育不全，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又说此类道德家出现在18世纪，他们“擅长以一种道德化批评，颂扬停滞的田园生活”。《评卡莱尔》中，马克思引用狄更斯小说中的派克史涅夫，指“英国资产阶级有一种伪君子风格，特征是高傲浮夸、冗长累赘。这种风格已从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播到了整个英国文学界”。柏拉威尔按：马克思能从狄更斯小说中，准确把握英国人的社会语言类型。[11]
    恩格斯：贵族画像　马恩对于大英帝国的憎恶，更多针对其文化贵族。恩格斯说：“全世界都知道，因循守旧的思想统治了英国大学。英国是政治经济学的故乡，教授们却在满口胡说。社会主义著作被轻蔑地扔掉。卢梭、伏尔泰也遭受同样命运。”《英国状况》称，“土地贵族终年打猎，金钱贵族日日记账。他们完美无缺，都在学校里钻研过希腊罗马。作为体面人，又都拥有几千镑资产。除了讨老婆，简直就无需劳神了。”
　　在此背景下，大英帝国养育出一批“对任何进步都置若罔闻”的传统卫道士：“对于一切社会问题，他们只有两种答案：辉格党或托利党。只要听一听尊贵的罗素勋爵、威灵顿大公说了什么，就一切万事大吉。对他们说你不信基督教，那他们第二天就会装作不认识你。”






           
         　　   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                   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塑像

　　阿诺德其人　不出马恩所料：英国地面邪，盛产假贵族。1869年，有个名叫阿诺德的英国文人，发表《文化与无政府》。此书酸腐冗长，满纸尽是卡莱尔式的道德说教。此时马恩俱已年迈，无力料理琐事。不料进入20世纪，《文化》一书竟对英美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国大凡有名的保守派人士，无不奉阿诺德为道德楷模、护法大师。[12] 这是从哪儿飞出来的夭蛾子？
    经查：马修·阿诺德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是拉各比公学校长。马修18岁入牛津，炫耀诗才、出入沙龙，俨然一个花花公子（Dandy）。步入中年后，他日趋刻板，终于变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Square）。何以如此？原来马修在牛津读书时，赶上一场宗教运动。运动由纽曼神父发起：此人预感宗教衰亡、动乱将起，为此他不惜放弃国教、投靠罗马教廷。[13]
    学监的烦恼　马修同神父一样，确信英国人罪孽深重，可他不急于改宗。私下里，他打算将那残破国教信仰，偷换成对于贵族文化的顶礼膜拜。此一新信仰的核心不是上帝，而是诗与艺术的“甜美与光明”。牛津运动还教会马修一套看家本领：诸如厚古薄今、上智下愚。此外，纽曼善于借助文学经典、发起神学辩论。这也让马修领悟到牛津教授的教化本领、批评功能。
　　牛津是马修礼拜的教堂：“她的花园在月光下缓缓展开，她的钟楼呜咽着中世纪最后的余音。”如此美好传统，却被现实无情击破。毕业后，马修当上公立学校学监。他担任此职35年，其间做过一段兼职诗歌教授。然而俗务缠身、才思枯竭，迫使他放弃诗人情怀。1862年英国政府颁发《教改法案》：教改前，马修定期巡视公立学堂，身份是导师与哲学家。教改后，他变成了监考官、财务审计。对此马修怨恨多多。他在报告里揭露教改荒谬，又在杂文中攻击“文明的敌人”。说穿了，《文化》就是因不满而发的一套改良方案。[14]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

　　《文化》背景是19世纪中叶。众所周知，维多利亚女王中年丧夫：她那漫长而压抑的守寡期，恰好与英国资本主义大发展同步。这便形成一种经济繁荣、精神抑郁的时代特征。当马修走出校门，英国经济已呈现一派辉煌，其标志是1851年伦敦博览会。它象征资本主义高奏凯歌，传统文明全面溃败。然而资产阶级不可遏止地崛起，又导致秩序紊乱、民心叵测。
　　马修的焦虑　如此背景下，英国非国教人口占据选民大多数。面对“群氓喧嚣”，马修明白：未来不属于他这样的精英，而要落入市侩（Philistine）之手。短短十年间，成群市侩呼啸而来：其中有暴发的商人、经纪人，也有与之结盟的律师、政客、医生。这些人从下层迅速攀升，占据中心位置。马修确信：这些“非利士人”一旦得势,英国文化将会变得“阴暗粗鄙”。[15]
　　除了市侩，还有群氓（Populace）。群氓一贫如洗。他们目睹变革、备受刺激，却得不到任何好处。所以他们企盼革命、倾向暴力。身为学监，马修在各地目睹穷孩子蓬头垢面、营养不良。他承认这些孩子“既无健康，也没有家庭和希望”。面对这个“被富足微笑掩压的肮脏世界”，他手足无措，心中惶恐：只因如此贫富差别，等于一个嘶嘶冒烟的火药桶。
　　文化乎？无政府乎？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分辨《文化》主旨了。马恩针对卡莱尔口中的无政府（Anarchy），早已说明如下：“无政府席卷了意大利、法国、普鲁士。整个欧洲连一个国王也没剩下。” 所以卡莱尔惊呼：“我们亟需认真对付民主，否则就一定要倒霉。”马恩按：老卡将民主浪潮看成了无政府，而“美国是他心中的无政府典型”。
　　老卡惊恐，变作马修焦虑：“我看见一波大浪，它在道德、精神和社会方面，都将远远超过美国人的俗鄙。这个浪头很快就会淹没我们。” 继以诗句抒发恐怖：“我们身处黑暗降临的平原，耳边回响着打斗与奔逃的呐喊，而那无知愚昧的大军，正在夜色中殊死混战。”[16]如何应对无政府？显然他比老卡精明：《文化》抱怨统治阶级缺乏应变准备，呼吁建立一套文化等级制：其中土地贵族与金钱贵族携手，共同监护新宗教，即文化（Culture）。
　　争夺文化霸权　针对马修文化事业，英国左派学者伊格尔顿说：“阿诺德急于教化中产阶级，因其无力创造精致意识形态，也不能巩固政治权力。他敏感意识到：贵族还保留一些意识形态库存，可以帮助他们的中产阶级主人。” 又说“阿诺德要把鼠目寸光的资产阶级，转变为一个真正独霸权力的阶级。他发现贵族正在迅速地失去霸权。糟糕的是，它的历史继承者资产阶级，尚未做好接过霸权的准备”。
　　我国学者程巍指出：阿诺德断定贵族大势已去，而资产阶级“只是一股物质力量，也难承担重任”。所以“当务之急是使资产阶级在文化上贵族化，即接受贵族文化领导。《文化》副标题是政治与社会批评，这表明此人兴趣不是文化，而是文化领导权”。（《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三联书店，2006年）
　　牛桥保卫战　我们已知，阿诺德的文化（Culture）不加定冠词，却是“贵族文化”特指。根据他的定义：唯有古希腊、希伯来文化符合标准，具备甜美与光明品格，“反之，就是非利士人”。 他干吗要使用“非利士人”这样的生僻字眼？又为何鼓吹希腊精神（Hellenism）？程巍按：(1)利用Philistine这一贬义词，反复挫辱中产阶级：“你们是一不伦不类、没文化的阶级”。(2)重申文化是奢侈品、是贵族象征。如此文化具有鲜明排他性（Exclusiveness）：即全由外文经典组成：这岂是小市民、群氓可以轻易获得的？(3)在英国，这种文化的贵重遗产，集中储存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唯有牛桥（Oxbridge）拥有这种文化的知识资源、道德权威、垄断权力。
         







   　　  维多利亚朝贵族女装         　阿诺德画像              　     伦敦贫儿学校

　　19世纪的牛桥，堪称全欧洲最反动的贵族堡垒。一批批贵族子弟，在这里远离现实、饱读古籍，以便培养高贵举止、浪漫气质，长期对抗世俗文化。而当时的中产阶级子弟，只能去普通学院学习实用技能。纽曼直言不讳道：“在牛津，讨论与平民有关的问题，不但有失身份，甚至让人不齿。大学意味着什么？当然是古典文学。”[17] 阿诺德认定：贵族在政治与经济战场接连失利，可它仍保有一个文化领地。因此，必须抢占牛桥，图谋长期据守。
　　请看他的战略考量：“牛津一度依靠美与雅的情操取胜，今后它会继续以此取胜。” 又说：“牛津与世界脱节了，但牛津人并未因此放弃真理。我们尚未打赢这场政治战争，但我们一直在暗中对这个国家的心灵施加影响。”讲到这里，大家不难猜测：20世纪英国左派将面对何种对手、打一场什么样的文化争夺战了。■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

　　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运动高涨，大批文化人加入英共，其中有诗人奥登、刘易斯，也有文学批评家考德威尔。1936年，左派书局（Left Books）在伦敦诞生，它标志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广泛传播。[18] 专家称，“英国并无基础坚实的革命运动，但它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良多，尤其是在英国文人感兴趣的三大领域：文学、历史、经济学。”（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譬如在史学领域，汤普森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霍布斯鲍姆推出英国史三部曲：《革命时代》、《资本时代》、《帝国时代》，安德森代表西马思想史的杰出成就。与史学相比，英国左翼在文学方面的觉醒，就显得备受掣肘。原因是：1. 美国自由派首领屈瑞林1939年发表《阿诺德评传》，奉其为英美批评宗师。2. 英国反动文人利维斯，1948年发表《伟大的传统》，大肆张扬文化保守主义。

　　利维斯与《细察》　1932年，伦敦冒出一家《细察》（Scrutiny）杂志。主编是一名叫利维斯的剑桥博士。此人在剑桥当了一辈子讲师，总也当不上教授。郁郁寡欢中，他学会了卡莱尔的愤世嫉俗、阿诺德的自命清高。专家称：正是他这种小资出身、性情乖戾的右翼文人，奠定了牛桥英文制度。[19]

　　利维斯宣布《细察》宗旨为独立批评。请注意：当时主导英文研究的新批评派，在剑桥有瑞恰兹、在牛津有的燕卜荪。[20] 因这两位教授提倡细读（Close Reading），利维斯也鼓吹细察。从学术上看，他附庸新批评派。但在政治上，其“独立批评”实为一种反共立场。英国学者强森指出：“利维斯不仅顽固反对马克思主义，且在知识界集体向左转的大势下，公然做出政治表态”。

　　1932年利维斯在《细察》攻讦马克思，指其学说偏重经济、不懂文化，威胁人类传统。1943年他在《教育与大学》中诬称：“马克思扬言人类将从毁灭性灾难中获得重生。只有市侩式的愚钝，才会从其乌托邦中预见一种人类胜利。而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国家）机器崩溃、人类精神毁灭。” 一句话，利维斯认为马克思向英国人提出了“错误问题、错误答案”。强森按：此人“学识浅薄、胡乱指责马克思，缺少学者应有的严谨自重。”[21]

　　精英文化、等级制度　1930年利维斯发表《大众文明和少数人的文化》，将阿诺德贵族文化改称Minority Culture。《教育与大学》称：“任何时代都仰仗一小群人评估文艺价值”。 此处又有两点修改：其一是鉴赏力，它代表高级文化素养，而非单纯的“完美”；其二是文化中的文学压倒一切：“没有哪一学科能像文学这样同时训练智力与敏感。”

　　与阿诺德一样，利维斯交替使用文化等级制（Oligarchies）与道德批评，以便“击退混乱民主观念”。 但他维持文化等级，靠的是精英主义（litism）：其中又分掌权精英、文化精英。他妻子嚷嚷说：如今“掌权者已不能代表知识与教养”。这对夫妻自拉自唱，引起左翼嬉笑怒骂。利维斯大动肝火道：“在进步政治字典上，精英是句蠢话，这不妨碍它传达嫉妒心理。我说它蠢，是因我们离不开精英，只能靠它来消除无知。”

　　语言神话、细读大法　阿诺德利用古文、打压市侩。如今老百姓识字了，利维斯急忙吹嘘高雅英语：“只有对文字具有敏锐鉴赏力的人，方可指导文化。所有在英文（English）名下的活动，都拥有绝对重要性”。[22] 又说约翰逊博士倡导的公众读者（Common Reader）早已死去，亟须在大学培养熟练读者，以便纠正时弊，确立高下（Highbrow/Lowbrow）标准。一句话，唯有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才能保留传统的精华。

　　上述神秘兮兮的“文学宗教论”，让一代批评大师韦勒克陷入尴尬：韦勒克与奥尔巴赫齐名，同为德国文字学（Philology）传人。1937年他给利维斯写信，揭露其理论缺陷：“你对具体事实的执著（即经验主义），让你忽略一大思想源流，即柏拉图以降的唯心主义哲学”。利维斯大言不惭道：“我们拒绝形而上学，也无须请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此人废黜百家，令韦勒克摸不着头脑：既然他拒绝哲学对文学的一切解释，为何又独尊细读与道德鉴赏？[23]

　　伟大的传统？　　韦勒克对牛弹琴：这牛紧跟阿诺德、坚信天下一切批评，皆为生活批评（Criticism of Life）。请留意：这其中一无哲学、二无文字学，只有唯我独尊的贵族精神生活。阿诺德称：在这传统崩溃的时代，“唯有诗能拯救一切”[24]。遵照遗嘱，利维斯便以文学为宗教，复以酸臭封建道德，作为文学批评清规戒律。二战后他发表《伟大的传统》，目的是要树立他在英文界说一不二的道德权威。如此行径，恰好印证马克思1847年痛斥的“道德化批评家”。

　　请看马翁妙笔生花、漫画其人：1. 他反对文学语言，却爱在字里行间摩拳擦掌、摆出勇士架势。2. 他为狭隘僵化概念所束缚，迷恋鸡零狗碎的细微批评，以此对抗一切理论。3. 如同唐·吉诃德，他不满于反动、又反对进步。鲁莽与愤怒之余，他对自家的道德高尚深信无疑。

　　提醒大家：道德权威并无学术性，倒让人想起英国19世纪小说中的家庭女教师（Governess）。这些女人思嫁成疾，常在大户人家吹毛求疵，充当二主子。中国同时期文学经典《红楼梦》中，也有一个“王善宝家的”。可别小看这个蝎蝎蜇蜇的管事嬷嬷：她只用三言两语，就挑唆得王夫人雷霆大怒，不仅下令抄捡大观园，还生生害死了晴雯姑娘。循此思路想去，便不难理解阿诺德的身份焦虑。为了抵制济慈与雪莱的浮华诗风，他曾悍然下令：“那些不懂希腊文的人，只可阅读弥尔顿和部分华尔华兹。政府应对此事严加监督。” 这岂非一个“妾身未分明”的家庭女教师？与之相比，利维斯可算是扬眉吐气了：他一手主编《细察》，一手独揽文学史，这岂非当上了有头有脸的管事嬷嬷？

　　《传统》中，利维斯严加抄捡、判决如下：菲尔丁笨拙无趣，斯特恩爱开下流玩笑。狄更斯是娱乐高手，哈代是乡巴佬。乔伊斯目无传统，亨利·米勒只会给生活泼脏水。经他亲手定谳的英国文学传统，仅仅同奥斯丁、艾略特、詹姆斯几人相关。而他们之所以伟大，不过是在小说中循规蹈矩罢了。例如奥斯丁的《爱玛》，体现一种“伟大道德关怀”。詹姆斯《贵妇人画像》展示“道德睿智”：伊莎贝尔拒绝沃顿勋爵求婚，此事看似平常，却隐含重大道德抉择！

　　针对《传统》，英美学界抗议不断。有人说他“以道德遮盖政治”；有人说他将个人意识凌驾于社会之上，先入为主、窒息交流；还有人嘲笑细读“是权威主义理论”：此法全凭直觉、一如贵族老爷品酒。他还拒不考察语境，造成文本封闭，可他笃信自己目光如电，一语既出便可达至透彻理解！[25]

　　程巍小结：1.《传统》作为贵族册封证书，体现大英帝国文化霸权。2. 通过它，利维斯得以建立权威集团、垄断评判标准。从此，那些老百姓喜爱的文学读物，都变成令人生畏的禁脔。牛桥专家说了：你们虽懂英语，却读不懂英国文学，只因你们不晓得什么是感受谬误、心理谬误。3. 针对“伟大传统”，新左派揭竿而起，也就成了英国文化史上的应有之义（《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

　　　　　　　　　　　　　　　　　　　　　　左派文化史萌芽

　　1993年，英国教授米尔纳发表《文化唯物主义》，赞扬威廉斯的方法创新。1997年，美国学者德沃金推出《战后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指其“从下层民众入手、改写英国文化史”。 两书不约而同，指向一个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早已为英国左派接受，为何迟至1958年威廉斯发表《文化与社会》，左派文化研究才风生水起？

　　威廉斯解释：30年代左翼强大，不料利维斯瞒天过海，“在左右派论战中窃据上风”。安德森却在一旁拆烂污道：英国左派少读马列，思想幼稚、觉悟低下。总因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养成保守派尾大不掉。[26] 依我之见，英国左派无论新老，俱可比作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他们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争吵不休。其中的悲欢离合，不妨套以《史记》笔法简写如下。

　　左派文化史：两位先驱　先看霍加特[27]。他是利兹大学左派学生领袖。[27]战后他脱下军装，返回利大教英文。上世纪50年代他在工人夜校上课，熟知工人生活。1957年他推出《识字的用途》，一夜成名。原因是：1. 作者挑战利维斯偏见，为工人文化正名。2. 此书史料翔实，文风质朴，巧妙糅合政治理论与社会学分析。作为首部工人文化史，《识字》却也流露出利维斯的怀旧感：作者美化工人社区，又将它当年的纯朴自然，对比乱糟糟的都市文化。

　　再看汤普森。他是剑桥史学博士，1939年加入英共，战时领少校军衔，赴欧洲作战。战后他与霍布斯鲍姆等人组成英共史学家集团，并于1961年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8] 对于左派文化批评，此书启发如下：1. 作为宏大社会史，它将目光转向下层。2. 它强调工人阶级文化成因：即新教改革教义、民间自由精神以及法国大革命刺激下的本土反抗传统。

　　威廉斯：文化与社会　再看左派文化史领军人物雷蒙·威廉斯[29]。此人来自威尔士乡村，因成绩优异，率先作为群氓子弟，考入剑桥英文系。他19岁加入英共，20岁驾上一辆坦克，远征法国。战后他与霍加特去工人夜校，打工14年。此际他因脱党，精神孤独，一度躲入“少数人文化”避难所。

　　1958年威廉斯发表《文化与社会》，讲述自工业革命起至二战后的英国文化变迁。与霍、汤一样，他有意颠倒阿诺德的“文化”，使之成为草根文化、民众记忆、抵抗传统。但他更大的目标，是从头考察“文化”概念，梳理文学批评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核心，就是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威廉斯发现：1. 英国文化批评从埃德蒙·伯克开始，一路扩散演变：其中有卡莱尔、罗斯金、艾略特一类保守文人，也有潘恩、欧文、莫里斯、奥威尔等进步人士。２. 在早期文化批评家（Cultural Critics）那里，文化与社会发生裂变。就是说，他们相信“文化”蕴藏知识、道德与精神生活，“社会”却指向工业文明负面影响，诸如礼崩乐坏、物欲横流、阶级冲突。

　　文化和谐完美，对应社会危机。据此阿诺德与利维斯扬言：文化拯救社会、安抚人心。换言之，他们把文化当成一套批评社会的价值观：它不仅涉及个人情感、日常经验，还蕴含一整套生活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威廉斯指出其中悖论：他们“不能想象社会是中间领域，反而坚称个人价值植根于社会，而人人都须以同一种方式思想并表达自己”。

　　威廉斯小试牛刀　《文化》尝试批判利维斯：1. 出于“愚蠢又危险”的历史观，此人鼓吹传统和谐，却无视“赤贫、疾病与压迫”。2. 他粗暴切割大众与精英，这是他尾随阿诺德的逻辑使然。3. 他称文化精粹保留在文学中，结果夸大文学重要性，并忽略其他文艺形式、知识传统。 针对精英论，威廉斯针锋相对，发表《文化是平凡的》（“Culture is Ordinary”）。

　　《平凡》挖苦说：“《细察》从未告诉我：我爹、我爷爷都是无知工人，我咋办？乡下娃的全部经验，都让我接受一个道理，即文艺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后者深受经济影响。”[30] 也就是说：对于文化与社会的理解，马克思要比利维斯深刻一百倍！为此他专辟一章《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扬言要“将文化研究与其潜在生产系统挂钩”。批判之余，他对利维斯刀下留情：即肯定有机社会（Organic Society），同时“不断扩展传统文化概念”。

　　漫长的革命　1961年威廉斯推出《漫长的革命》，开创英国历史三波革命说：即工业革命、民主革命、文化革命。老威所说的文化革命，即思想更新、观念变化，其长远目标是民主参与、文化共享。所以他不疾不徐、不温不火地说：英国文化革命长达２００年，它“逐步改造英国民族及其社会机构，也以不同方式遭遇反动，并承受传统的压迫”。

　　《漫长》引起论战。1961年秋，汤普森著文挑剔如下：1. 老威奢谈革命、宣传改良。2. 由于厌恶苏联教条，他向“反动思想家脱帽致敬”，结果陷入传统泥沼。3. 老威犯错，还在于他面对牛桥压力，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宛如哈代小说里的悲剧人物：无名的裘德。[31] 总之，英国文化从来就不是什么“一整套生活方式”，而是一整套斗争方式（A  Whole  Way  of  Struggle）！

　　话音未落，老汤自己也遭人奚落。1966年，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发文，指老汤无力应对社会总体问题。这说明他依附英国本土传统，特征是“经验主义与文学批评相混合”。与之不同，年轻一代向往欧陆、推崇西马。结论：英国左派亟须理论启蒙。[32] 此言一出，老汤和小安拉开架势，往返过招。激烈争辩与对话中，不知不觉发生一大变化，即英国文化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更将本土批评实践与国际潮流相融合，形成颇具英国特色的西马文化批评体系。这便是欧美学界称道不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了。

　　　　　　　　　　　　　　　　　　　　　　文化马克思主义

　　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实为英国新左派一大学术功德。起源如下：1956年苏军入侵匈牙利、英法强占苏伊士运河。这两件事令欧洲左派严重幻灭：一方面，战后西欧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排除大规模革命可能。另一方面，西欧共产党盲从苏联，压制歧见，致使大批党员退党，转而求助西马理论、信奉欧洲共产主义。


　　关于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中共领袖邓小平1980年指示：“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人民觉悟有高有低。不能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俄国模式或中国模式。欧洲共产主义是对是错，要由那里的党和人民，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探索，用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这不能指责。”[33]

　　老左派、新左派　自1957年起，英国左派相继发起核裁军运动、组建新左派社团、掀起1968年学潮。狂飙突进十余年，它深刻改造了英国文化意识，但有局限如下：1. 作为松散联盟，它纠集大批左翼人士，却未能形成政党，这是它失败的关键。2. 它坚持反抗资本主义，却无力发动社会革命，只能以大学师生为主体，从文化、学术、意识形态领域寻求突破。

　　新左派舆论阵地，集中于《新左派评论》（NLR）。此前，汤普森曾于1957年发起《新明理者》杂志，形成马列学术集团。其成员多为威廉斯、霍加特这种二战老兵、前英共党员。同年，安德森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它的追捧者尽是大学生：他们没有二战与工运经历，但有更多文化革命诉求。1960年，两刊因经费紧张，合并为《新左派评论》，由牛津博士霍尔出任主编。[34]

　　安德森接管NLR　一如当年的左派书局，NLR迅速发展上万会员。但其中两拨人马纠纷不断。两年后，销量锐减、债台高筑，霍尔被迫请辞。1962年底，安德森出资九千英镑，控制NLR。在他主持下，这份杂志改头换面、大放异彩。其封面主题从古巴革命、越南战争、非洲独立，一直到中苏论战、西马秘籍、工党改革。真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了。

　　安德森何来国际眼光？原来他爹在中国海关任职，自幼携他去过昆明、香港。战时他在美国上学，战后才回爱尔兰。1956年小安从伊顿考入牛津。谁想这小子因为见多识广，反感牛津制度，遂不停改换专业、学习俄语法语。学法文让他敬佩萨特，也方便他常去巴黎溜达。又因一心寻找发达国家革命战略，他刻苦钻研葛兰西、阿尔都塞，终于在70年代成为新一代西马旗手。[35]

　　效法葛兰西　葛兰西的意大利史研究，启迪小安改写英国史：1. 马克思以法国1848年革命为典型案例，确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联手夺权、消灭贵族。2. 英国近代史偏离上述经典模式：由于农业资本早熟，导致光荣革命政治妥协，即：改造经济基础、保留上层建筑。结果是资本与贵族携手，形成维多利亚朝的反动历史联盟（Reactionary Historical Bloc）。

　　如此保守格局，对英国革命大不利：工人阶级需要借鉴资产阶级价值观，逐步明确阶级意识。但英国企业家未曾留下任何普世性解放话语、革命纲领。“在英国，一个庸懒的资产阶级，造就了一个温顺的无产阶级”。悲剧是：那个最早诞生的无产阶级，早在社会主义思想开花之前，已在血战中遭受重创。19世纪后期，它又未能及时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挑战统治意识形态。[36]

　　英国病：左派诊断书　1968年小安发表《国民文化之构成》[37]。此文针对英国文化积弊，作宏观批判如下：1. 二战后，欧陆除了法兰克福学派，还有东欧、法国、意大利等西马学派。它们争奇斗艳，反衬英国人抱残守缺、理论水准停滞于上世纪30年代。纵观近代史，英国从未产生过卢卡奇、葛兰西这样的马列主义思想家，也没出过狄尔凯姆、韦伯一类经典社会学家。是何原因？2. 援引马恩经典，小安指英国文化先天不足、中心空缺（An Absent Centre），即缺乏针对资本社会的总体批判。此一英国病根源，在于革命不彻底：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联姻，生下一窝“毫无整体观”的羸弱文人。譬如19世纪末，欧陆工运催生经典社会学：它以马列为对手，抗衡革命。而此时英国一无工运压力、二无整体论需求：统治阶级逢凶化吉，沾沾自喜，进而精心培植一套改良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崇尚传统、膜拜经验、修修补补”。

　　二战中，大英帝国吸纳一批流亡学者，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社会学家波普尔、美学家贡布利希。换血并未打破保守格局。例如在经济学、文学领域，凯恩斯与利维斯称王称霸、守旧如故。由此推定英国思想痼疾是：1. 迷信经验、反对辩证、偏爱琐碎。2. 仇视理论、拒绝系统、从不反思。英国左派深受其害，因而少有学术创新，更无力发动社会革命。

　　划时代出版工程　针对上述英国病人（English Patient），小安挥舞西马手术刀，对其开膛破肚、刮骨疗毒。短短十余年，新左派书店（New Left Books）出版欧陆经典上百部，内含《资本论》四卷、《马克思1844年手稿》首个英译本，从德法文成批迻译的西马名著，以及一部精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读本》。[38] 在给《西马读本》写序时，安德森一气呵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此书作为该领域第一部精深思想史，享誉欧美，至今不衰。

　　此一划时代工程，“激活人们对于理论的持久兴趣。看看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术杂志吧，其中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与哲学，也有各式文化研究。”上世纪 60年代末，新左派文化研究三足鼎立：1.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2. 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历史工作室3. 沃威克大学社会历史中心。

　　至上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在英国人文学界占据中心地位。它横跨学科界限，将文化领域一切活动都当成研究对象”。 马翁学说何以适应文化研究？只因它“令每一学科都成为新的阐释活动场所：不但对文化实践加以政治阐释，对文化生产实行经济考察，还大大丰富了围绕符号表征的历史认识”。[39]

　　少年犯的自述　历史巨变，牛桥何堪? 1961年威廉斯回到剑桥，担任英文讲师。可他痛感“那是世上最粗野的地方，到处都听到冷酷、卑鄙而残忍的语言”。 他的学生伊格尔顿，此时也苦不堪言：那些贵族学生“人高马大，说话像驴叫。随便一句玩笑话，都能让他们大跺其脚”。

　　就像裘德去牛津，这对师生战战兢兢，从偏远乡下来到贵族堡垒。“在英文系同行眼中，老威像是走错了门”。让小伊奇怪的是：威老师“怎能在这种地方为群氓说话，而且说得精当又肯定。我只听懂他讲的三分之一，决心把其余的弄明白”。忽有一天，小伊发现“自己是个拘留所的少年犯，而所长大人正向他暗示：他也是罪犯，是混进所里的一个内奸。我从老威身上获得了表达力量，并希望通过它，去表达父老乡亲的心声”。

　　牛桥英文系，从此成为颠覆伟大传统的主战场。老威“单枪匹马地改变了英国思想地图，令文化研究成为资源丰富的研究领域”。 小伊也在批评老威之余，将左派批评推向成熟与精湛。师徒二人携手，调查制度沿革，改造学科基础。其中老威《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1970）、《关键词：文化与社会术语》（1975），加上小伊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77）、《文学理论入门》（1983），共同组成一套英文研究革新教材。

　　笑谈牛桥制度　三十年河东又河西。1992年小伊升任牛津英文教授。就职仪式上，他掷地有声道：“长期以来，牛津不仅是前理论的，也是前批评的。”英文系门禁森严，不在其官僚体制、死板课程，而在它抵制新思想、强求师生都说同一种语言，即忘却历史、专注细节。英文系招收高才生，却又严密检查其“单词拼写和内心思想，以便挫败他们的才华”。

　　针对英文系百年制度，老伊接连举三个妙譬：1. 它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幻象。2. 它是尼采诋毁的道德谱系。3. 它是俄底浦斯不幸发现父母真相的可怕过程。总之，它是一串历史恶作剧，其中充满阴谋与爱情、规训与惩罚、压迫与抗争。牛津英文系诞生于20世纪初。小伊说它从一开始就闹笑话：即贵族老爷盗用下层妇女爱好，设立一个“非驴非马的专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如同一次变性手术，令英文系道德成熟、阳刚如铁、充满生殖冲动。一时间，“英国诗歌化为朗朗上口的爱国精神，英国小说组成文化传统巨石阵”。

　　总结文化危机　面对国际共运、现代主义，大英帝国奋起反击。上世纪30年代，牛桥英文系作为反击主力，开始以全球为疆场、以本土为中心。文学研究从此成为政治竞技场。 不料二战后，大众文化泛滥，文化等级瓦解。新左派狠狠羞辱了利维斯，也让牛桥人第一次意识到：文化这玩意儿，竟是如此丰富、多元而深刻：其中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本雅明的艺术生产、阿多诺的文化工业、阿尔都塞的教育意萨斯。不消说，它还包括拉康的欲望主体、德里达的浮动能指、巴赫金的杂语狂欢，乃至威廉斯最新发现的情感结构、社会性格。

　　大英帝国文化堡垒，在非利士人、群氓子弟的起义烽火中缓缓坍塌。自1989年起，英文系开设批评理论课。接着又为黑人、女性、贱民、各色边缘人等，启动了后殖民、后现代研究。老伊追问：是谁颠覆了伟大传统？不是左派，而是阿诺德与威廉斯。他俩埋下了解构的种子，却死也不明白：资本主义嘲弄文化、摧毁生活，更将他们珍爱的文学遗产，全都化作了肥皂剧。英文研究散乱、通俗、全球化，这绝非阿诺德的梦想，可它符合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奥立弗，你想添点啥？

　　老威和小伊故事，活脱一部《雾都孤儿》现代版。此书写于1838年，即马克思到伦敦前十年，也是《济贫法》（Poor Law）颁发两年后。当时伦敦各教区遍设济贫院，又胡乱开办贫儿学校（Ragged School）。狄更斯目睹惨状、忍无可忍，遂放出大腕手段，写下一部足称伟大的贫儿血泪史、群氓文化史。

　　《雾都孤儿》历史感强、社会学寓意丰厚。在我看来，它一方面呼应马克思，预示其英国弟子的坎坷命运，一方面可作为福柯《规训与惩罚》的文学注解，尖锐指向资本主义文化机构及其话语权力技术的原始形式。在美学层面，它也生动再现马克思看重的“社会真理”：小说原名Oliver Twist，是指一个名叫奥立弗的穷孩子，他姓Twist，意即中国小说常见的冲波逆折、悲喜转圜。下面，我请大家重温书中最感人的一节，“Oliver Wants More”（奥立弗要添粥）：

　　　　　三个月来，奥立弗和小伙伴们一直忍饥挨饿，以至快要发疯。大家开会抽签，决定由奥立弗在晚饭时到胖厨子那里再要一点粥。当晚分粥、祷告后，孩子们把粥一扫而光。众人怂恿下，奥立弗走上前说：“对不起先生，我还要一点。” 厨子的脸刷地变白，他愕然瞪着这个捣蛋鬼，不知所措。其余人由于惊愕害怕，全体动弹不得。“对不起先生，我还要。” 奥立弗又说一遍。胖厨操起饭勺，照他头上就是一下，接着把这孩子紧紧抱住，尖声呼救。

　　　　　理事们正在开会，邦布尔先生一头冲进来，对高椅子上的绅士说：“利姆金斯先生，请原谅，奥立弗还要。” 全场震惊。“还要！”利姆金斯先生说，“镇静，邦布尔。我该没听错，你是说他吃了标准配给之后还要？” 一个绅士说，“这小子早晚会被绞死。”理事会决定，当晚将奥立弗关进黑屋。次日凌晨，大门外贴出告示，说但凡收留奥立弗者，酬金五镑。奥立弗从此当上了学徒。[40]

　　老威和小伊，也是奥立弗式的少年犯。他们大闹济贫院，不但自己要，还招呼英文系学生：嗨，奥立弗！不想添点啥？这让我想起中国。如今国内英文博士班有二十多个，学生超过两百人。以我在各地所见，这些同学英文说得朗朗上口，文本读得细致入微。但不少人在答辩时，仍带有英国病的一些症侯，诸如历史健忘、理论贫血、批判乏力。讲讲英国新左派，算是给读者们添加一点儿营养。同时推荐三本博士论文，以便大家了解中国英文向前走了多远。它们是：1.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三联书店，2006年）2. 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 中国留英女博士林春《英国新左派》（Ｔhe British New Lefe，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3年）。

[1] 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1849年参加巴登起义，失败后逃往英国，成为马克思的学生。1862年返回德国组织工运，1869年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党。他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共创始人，1919年在柏林起义中牺牲。参阅拉法格与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73年，38页。
[2] 魏德曼（Joseph Weydemeyer，1818－1866），炮兵军官，指挥1848年法兰克福工人起义。1851年流亡美国，创办《革命报》，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美国第一个工联团体。1860年美国内战爆发，他领上校军衔，在密苏里和圣路易斯一带作战。1866年病逝于巴尔的摩。
[3] 宪章要求秘密投票、限制议员薪水、每年大选等。1842年运动扩散至中北部工业区，1848年有40万工人罢工，并推举代表参加大选。参阅英国学者John Saville《1848年：英国与宪章运动》，184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4] 白恩士（Mary Barnes, 1821—1863），恩格斯被她“野蔷薇般的美丽与勇敢”所吸引，1843年与之同居。但迫于上层社会礼仪，一直未能成婚。参阅格姆科夫《恩格斯传》，68页。
[5] 1848年2月巴黎民众起义，成立第二共和国。3月，马克思应临时政府邀请，前往巴黎，却发现那里没有革命政党，资产阶级迅速篡权。于是他返回科伦，创办《新莱茵报》，指导柏林、巴登等地起义。6月巴黎工人再度起义，与反动军队血战5天，终归失败。马恩双双遭到普鲁士政府驱逐，先后流亡英国。详见格姆科夫《马克思传》，第三章。
[6] 哈尼（George Julian Harney，1817－1897），伦敦东区工人领袖，因号召总罢工入狱，1850年创办《红色共和》（Red Republican），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本，1852年移居美国。琼斯（Ernest Jones，1819－1869），律师和诗人，1846年参加宪章派，坐牢两年，后创办《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琼斯在1857年大选中落败，1861年重新当起了律师。
[7]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爱丁堡大学肄业的贫寒文人，写小说失败，转而研究席勒、歌德。后因娶妻致富，成为精神贵族，发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1841），《过去与现在》 （1843）。参阅英国学者Simon Heffer《道德狂人》，Moral Desperado: A Life of Thomas Carlyle，伦敦，1995年。《马恩全集》1、2、7、20、23等卷中，涉及卡莱尔不下50处。
[8] 海德门（H. M. Hyndman, 1842－1921），伦敦记者，创立社会民主同盟（SDF）。1900年他与独立工党、费边社结盟，筹建工党。1893年工党成立，但它只追求福利，不谈阶级斗争。参阅Andrew Thorpe《英国工党史》，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r Party，伦敦，2001年。
[9] 见马克思1881年1月9日给女儿爱琳娜的信，载《马恩全集》中译本，35卷422页。
[10] 有专家称玛丽42岁早逝，是因心情抑郁所至。参阅Evgeniia Stepanova《恩格斯小传》，Frederick Engels: A Short Biography，纽约，1988年。恩格斯1884年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人类婚姻受制于生产关系，而妇女真正平等，有待于废除资本主义。
[11] Pecksniff在现代英文中喻指伪君子。参阅狄更斯Life and Adventures of Martin Chuzzlewit，引文见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梅绍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年，233页。
[12] 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牛津毕业，1847年担任辉格党领袖兰斯顿公爵的私人秘书，因此谋得学监职务。1849年同大法官的女儿结婚，发表过三本诗集、两本批评集。参阅其《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韩敏中中译本，三联书店，2002年。
[13] 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牛津教授、圣玛丽教堂执事，1833年发起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捍卫国教。1847年皈依天主教，1879年被梵蒂冈封为红衣主教。
[14] 阿诺德多次奉派去欧陆考察，并在报告中慷慨陈词。因无人理睬，他才操起“文学讽刺武器”。参阅Park Honan《阿诺德传》，Matthew Arnold: A Life，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
[15] 阿诺德经常偷换概念。例如卡莱尔模仿德国诗人海涅，频繁使用《圣经》中的Philistine。但海涅本意是讽刺反对变革的小市民。阿诺德因蔑视政治经济学，故将贵族、中产与劳工阶级，分别改称野蛮人、市侩与群氓。又如他鼓吹的“甜美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原本出自斯威夫特《书之战》（The Battle of Books），该书主旨却是辛辣嘲笑教派争斗。
[16] 分见G. W. Russell编《阿诺德书信集》，伦敦，1895年，1卷4页；及阿诺德诗作《多佛海岸》，载Kenneth Allott主编《阿诺德诗集》，Poems by Matthew Arnold，伦敦，1965年。
[17] 见纽曼《大学的理想》，Idea of a University，伦敦，1852年；徐辉中译本，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80－81页。

[18] 英共成立于1920年。与欧陆共产党不同：它没有社会党前身，只能算是工党左翼。参阅Nina Fishman《英国共产党与工会》，British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伦敦，1995年。左派书局由戈兰兹（Victor Gollancz）创办，它拥有730个读书支部，58000名会员。参阅Paul Laity编《左派书局俱乐部文集》，Left Book Club Anthology，伦敦，2001年。
[19] 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剑桥博士，1937年升讲师，1932年至1953年任《细察》编辑。著有《教育与大学》、《伟大的传统》等。其妻Q· D·利维斯也是《细察》主笔。参见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入门》，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30页，伦敦，1983年。
[20] 瑞恰兹（I. A. Richards，1893—1979），剑桥教授，著有《文学批评原理》；燕卜逊（William Empson，1906—1984），牛津教授，瑞恰兹的学生，著有《复义七型》。两人曾来华讲学。
[21] 分见利维斯《服从那个国王》，载《细察》1932年1卷207—210页；《教育与大学》，24页，伦敦，1961年；强森《文化批评家：从阿诺德到威廉斯》，101页，伦敦，1979年。
[22] 为了抬举精英，利维斯夫人竟指“大众读者懒惰肤浅，读不懂高级小说”，见《小说与阅读大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0、264页，伦敦：1965年。利维斯评论分见《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Mass Society and Minority Culture，15页，伦敦，1930年；《文学精神》，“The Literary Mind”，载《细察》1932年1卷32页。
[23] 韦勒克（Rene Wellek, 1903—1995），捷克出生的德国学者，后执教耶鲁，著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德国犹太学者，战后执教耶鲁，著有《论模仿》。韦勒克的信《文学批评与哲学》，载《细察》1937年5卷376页。
[24] 见阿诺德1880年论文《论诗》，载R. H. Super 编《阿诺德全集》 (第九卷)，The Complet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62年。
[25] 分见英国学者Francis Mulhern《细察时刻》，The Moment of Scrunity，伦敦，1973年；美国女学者Pamela McCallum《文学与方法：瑞恰兹、艾略特、利维斯批判》，Literature and Methods：Towards a Critique of I. A. Richards，T. S. Eliot and F. R. Leavis，187页，纽约，1983年；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入门》，57、45—46页，1983年。
[26] 剑桥是上世纪30年代左翼重镇。1945年，美国左翼文豪爱德蒙·威尔逊专程前来组稿，不料剑桥一片肃杀。分见威廉斯《纪念戈德曼》，载《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18页，伦敦：左翼书店，1980年；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议》，同上，伦敦：左翼书店，1980年，7页。
[27] 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伯明翰大学教授，著有《奥登传》、《大众社会中的大众传媒》等。参阅《识字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伦敦，1998年。
[28] 汤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英共史学家，1956年退党，出任新左派理事会主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参阅Harvey Kaye《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伦敦，1984年。
[29]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1961年任剑桥讲师，1974年升教授，著有《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他承认上世纪50年代“极度消沉，有一段时间不读报、不听新闻”。详见其《回顾苏联文学论争》，载《政治与文学》，1947年1卷25页。
[30] 见同名论文，载《希望的源泉》，Resources of Hope，7—9页，伦敦：左翼书店，1989年。
[31] 裘德是乡村青年。他聪颖好学，向往牛桥。但小镇封闭、礼教吃人：他与表妹相爱同居，遭人非议，因此求职不成，生活潦倒。表妹向教会屈服，裘德无力抗争，遂以慢性自杀抗议黑暗。参阅《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张若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32] 分见汤普森论文《漫长的革命》，连载《新左派评论》1961年9—10期，24—33、34—39页；安德森《社会主义与假经验主义》，载《新左派评论》1966年35期33页。
[33] 见《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9页，北京，1994年。1977 年意、西、法三党在马德里通过《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纲领，即欧洲共产主义宣言。后有英、荷、瑞、比等十四党、280万党员宣布认同此纲领。参阅曼德尔（Ernest Mandel）《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巴黎，1978年。
[34] 霍尔（Stuart Hall，1932— ），牙买加出生的英国教授，1968年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流行艺术》、《视觉文化》等。见其《第一代新左派》，“The First New Left”，载Robin Archer编《新左派三十年文集》，Out of Apathy: Voices of the New Left Thirties Years，左翼书店，1989年。同类中文研究见赵国新《新左派》、《文化批评》、《文化唯物主义》，载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35] 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西马史学家，NLR多任主编，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史学教授，著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之路》、《后现代性起源》等，参阅美国学者Gregory Elliot《安德森传》，Perry Anderson，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
[36] 1931年葛兰西在狱中写下著名史论《意大利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霸权》，见19讲《葛兰西：西马之战略》，连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1-2期，30—39、46—54页。安德森系列论文《当前危机的根源》，“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载其主编《走向社会主义》，Towards Socialism，11—52页，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5年。
[37] 该文名为“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载NLR 1968年7月50期3—57页。
[38] 新左派书店1978年改名Verso，即左翼书店，其商标是一个大写V字。参阅Gareth Stedman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读本》，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伦敦，1978年。
[39] 分见Ronald Frase编《一代造反大学生》，1968：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伦敦，1988年，325页；以及Lawrence Grossberg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e,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3年，1页。
[40] 狄更斯在小说第一章明确斥责《济贫法》，引起马恩关注。此书社会学意义，还在于福柯《疯狂与文明》将英国济贫院、法国总医院、德国感化院一并纳入愚人船研究，并在《规训与惩罚》中深入考察现代机构的话语权力技术。另外，贫儿学校也是阿诺德深感焦虑的原因之一。见《雾都孤儿》，薛鸿时编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文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