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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涵及国外学者这方面的见解

火烧 2007-09-01 00:00:00 文艺新生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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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华: 略论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涵及国外学者这方面的见解
 


【出处】党的文献 199306

【作 者】利华

  在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生平及思想的著述中,对毛泽东诗词的引用,常常会成为点睛之笔,使他们的论述生动并具有新意。与国内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更侧重于对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涵的发掘,而较疏于对其艺术成就的评价。他们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展示了一些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做些进一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国内外学者。
    毛泽东诗词展现的伟大人格
  中国向有“诗言志”、“诗品出人品”的说法,毛泽东的诗词比起他的理论著作来,更直接地反映了他的人格特征。本杰明·施瓦茨指出:毛的精神世界的确有一个核心的话,这个核心从其诗词的一些形象中可能会比他的辩证法与认识论中更容易发现。这一“精神核心”在施瓦茨看来就是“睥睨一切的诗的幻想”。他论证说,我们从毛的诗词的描述中“反复看到的是:波澜壮阔的进军和接连不断同四面八方来的敌人进行战斗的情景,真是‘万水千山只等闲’。人们一定会感到这些不仅是跨过难以逾越的艰难险阻和以寡敌众的军队,而且是正朝向未来的胜利进军。这里的人民和民族可以征服一切人类和自然的敌人,与上述形象交织着的是领袖的英雄形象。英雄领袖就象那个头触不周山、使‘天柱折、地维绝’的得胜英雄共工。我们也有俯瞰高山、大海、平原所看到的那种广阔壮观的景象。人们会觉得观览这宏伟景象的眼睛又就是那位英雄领袖的眼睛,他像庄子的大鹏‘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可以说,正是这位英雄领袖从更广阔的历史远景俯瞰整个历史舞台,只有他能领导群众并总结群众的经验。”施瓦茨认为,作为毛泽东精神核心的这种“诗的幻想”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生涯,直至“死亡突然袭击了他。”(注:本杰明·施瓦茨《哲学家》,见迪克·威尔逊编《从历史衡量毛泽东》,英国剑桥1977年版。)施瓦茨的上述见解中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认为毛泽东诗词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鄙视一切艰难的英雄主义个性;二是这种个性贯穿毛泽东一生。但同时他又不适当地夸大了这种个性的地位和作用。他将毛泽东诗词中以浪漫主义手法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当作了毛泽东个性特征的全部,又将这种个性特征与毛泽东的理论思维混为一谈,将“诗的幻想”等同于毛泽东的“精神核心”。
  罗斯·特里尔则尝试着从毛泽东诗词中发现他的个性心理活动。他认为《黄鹤楼》一词表明毛泽东的“思绪飞向了大自然和过去”。《反第二次大围剿》一词“充满了胜利的喜悦”。《雪》一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毛的个人命运感。”(注: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96、132、166、82页。)《游泳》一词“暗示了1956年他心中的既要勇往直前,又颇感挫折的心情。”《送瘟神》“全诗充满了大跃进那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豪迈气概”。《到韶山》一诗,毛泽东的“胜利的喜悦第一次被时间的无情罩上了忧郁的阴影。我认为他诅咒的不仅是过去的悲惨日子,而且还有时光的飞逝。”《登庐山》一诗表明“毛泽东又一次想到永生”。《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表达了毛泽东当时的激愤”。“在《重上井冈山》这首词中,他还抒发了自己的壮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泽东仍然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英雄气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注: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9、74、84、86、121、125页。)不可否认,特里尔对毛泽东诗词的引用使他写的《毛泽东传》凭添了不少感人的魅力。但是他的理解却有值得商榷之处。有些分析不仅没有正确把握毛泽东的心理活动,而且曲解了毛泽东诗词的原意。
  毛泽东诗词的确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深刻揭示了毛泽东的伟大人格。首先是毛泽东具有一种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这挑战无论是来自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他都会一往无前。于是有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梅花欢喜漫天雪”,“万水千山只等闲”等脍炙人口、壮人志气的词句。
  其次是毛泽东具有一种志存高远的人品。他的许多情景交融的诗词向人们展示出他情之所钟、志之所向在壮烈、在豪迈、在无限风光的险峰,在人民的正义事业和美好的未来,决然没有那种花前月下、悲天悯人的情感。于是,从橘子洲头的绚丽秋景引发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吟“雪”之壮观而斩钉截铁地断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从古今一贯的萧瑟秋风联想到“换了人间”。
  应当指出,毛泽东诗词尽管鲜明地展示了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但却远未包容毛泽东个性的全部。毛泽东的个性并不是单一的,他既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的自信,又有清醒的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精神;既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原则,又有高超的策略和灵活的方法;既有对敌人的毫不留情,又有对同志对人民对亲人的深深挚爱。
  毛泽东的个性与毛泽东的思想之间有着既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前者主要反映了毛泽东的感情和意志,是与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主要形式的理性思维不同的。而其统一性则在于,由于毛泽东感情和意志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上,决定了毛泽东爱憎的指向,决定了他对人民事业怀有必胜的信念。而毛泽东人格的伟大反过来又对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感召力。当毛泽东在理论上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时,他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个性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毛泽东诗词反映的人际关系
  毛泽东诗词中反映的人际关系也为一些外国学者重视。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根据毛泽东1923年有“知误会前番书语”的词句,断言“毛杨的婚姻关系不再像1921年和1922年那样密切了。”(注: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96、132、166、82页。)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从长征路上毛泽东给彭德怀的六言诗说明,尽管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与彭发生了冲突,“在毛与彭过去的关系里也有过紧张与矛盾,但相互尊重肯定是他们之间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他们的推论有失肤浅,但是注意到毛泽东诗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人际关系无疑是应当引起重视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选》所收的五十首诗词中,赠诗、悼亡诗与唱和诗共有十二首,加上《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所收的毛泽东悼念同学易昌陶的挽诗和作于1919年的《祭母文》共十四首,十分鲜明地折射出毛泽东与亲友、同志和进步文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一、亲情深厚、真挚赤诚。在《祭母文》中毛泽东写道:“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将母亲的养育比作春天的阳光,早晨的雨露,而自己对慈母的报答有如精卫鸟衔石填海一般、终生不渝。这是何等深长的爱母之情,又是何等挚著的孝敬之心!《贺新郎》则展现了毛泽东儿女柔情与革命激情的统一。这首词写于1923年与杨开慧离别之际,“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这是多么难以割舍的柔情,多么深切的对爱侣相依相伴的眷恋。但为了革命事业,也只能“凭割断愁丝恨缕”。《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一首悼亡诗。称杨开慧为“骄杨”而不是“娇杨”,说明在毛泽东心目中杨开慧是值得骄傲的妻子。诗中通过用想象中的神话人物献酒、起舞,深情地祭奠、歌颂了牺牲的爱妻与战友。革命成功后“泪飞顿作倾盆雨”,更是天上人间,灵犀相通,悲喜交加。激动的热泪挥洒如雨,感情的闸门打开而奔泻不止。
  二、同志情长,鼓励信任。反映毛泽东与同志关系的诗有两类,一类是给生者的,一类是悼念死者的。《给彭德怀同志》、《给丁玲同志》属前者。这两首诗词一首写给在险山恶水、枪林弹雨中敢于横刀立马的将军,一首赠予纤笔一枝抵得过三千精兵的文人。两首诗词反映出毛泽东对于革命队伍中文武两支部队的重视和对两条战线上杰出同志的赞美与鼓励。《吊罗荣桓同志》从红军斗争时写起,从长征、解放战争,直写到建国以后,表明毛、罗长期共同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刻画出毛泽东对罗荣桓逝世的悲情、追念,也反映出他对这位元帅的信任与倚重。《蝶恋花·答李淑一》一方面表达了毛泽东对杨、柳两烈士的思念,同时也表明了他对李淑一的同志情谊,将一首悼亡诗写成充满神奇色彩的“游仙”词,也是对李淑一的安慰与鼓励。
  三、待友以诚、循循善诱。反映毛泽东与友人关系的诗词中有悼亡、赠予和唱和三种。最早一首反映毛泽东友情的诗是1915年悼易昌陶的诗,易昌陶“工书善文”,与毛泽东交情“甚厚”。“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这是作者以先秦时期俞伯牙因知音钟子期早逝摔琴为祭的故事喻与易昌陶的友谊,体现了毛泽东互知心音的交友原则。《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写道“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既是对朋友的激励,也是对自己鲲鹏之志的抒发,足见毛泽东交友重志的特点。《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的“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则是对朋友要放宽心胸,正确对待自己的规劝。针对郭沫若“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的说法,毛泽东和道:“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真诚地指出分清敌友是首要的。这既表明毛泽东对友人片面性的直率纠正,也揭示出毛泽东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分清敌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毛泽东诗词揭示的政治军事观点
  毛泽东诗词有许多篇章以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为题材,揭示了他的政治和军事观点。斯图尔特·施拉姆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颇有启发。他以《沁园春·雪》一词来印证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他认为:“1936年2月毛泽东所填的词《沁园春·雪》形象地流露出了他这时候的整个观点,这种观点比1935年12月会议讲话那种政治性文章所提出的看法更加引人瞩目,调子也更加和谐。”他指出,《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反映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正如我们所见,毛虽极钦佩孙子,但他现在却与写‘围师必阙,穷寇勿追’的军事战略大师反其道而行之。毛提出共产党不应重犯‘楚霸王’的错误……事实证明毛这个与孙子相反的方针是正确的。”施拉姆还指出,这首诗表明,在政治上,当时毛泽东反对国内外一些人(包括斯大林)主张的“南北分治。”施拉姆认为毛泽东50年代末以后的诗词创作与当时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紧密相关。他指出《到韶山》一诗说明,“赫鲁晓夫企图通过经济和政治压力迫使中国人改变政策”,而“一个意志坚强到要‘指挥日月’的人是不会屈服于这种策略的。”毛泽东在作《登庐山》一诗时,“很有可能把自己比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而将赫鲁晓夫看作村夫俗子。”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表明,“毛显然认为公社和‘大跃进’的中国是比世外桃源还要好的人间天堂。”《冬云》一诗说明,“毛面对的敌人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个事实并没有使他大惊小怪,似乎反倒使他精神振奋。……可以猜想他就是诗中的‘英雄’(或者英雄之一)。‘虎豹’明明白白是帝国主义(纸)老虎,而‘熊罴’指的是俄国熊。因而依毛看来,赫鲁晓夫比起纸老虎来更没有什么可怕的。”关于《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施拉姆指出:“1963年1月7日,《真理报》首次公开明确地攻击中国人,而不再仅仅泛指阿尔巴尼亚人,‘教条主义者’、‘左倾主义者’等等。两天以后,毛写了……最佳地表达了他为自己的国家极其自豪、对自己高度自信的一首诗词。”(注: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62、213、264、265、272-273、275页。)
  施拉姆以毛泽东诗词与毛泽东的政治、军事观点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是应当肯定的,但他的研究不够系统和深入。概括来说,毛泽东诗词中包涵的政治观点有:一、坚持武装斗争,彻底战胜敌人,以实现“天翻地覆慨而慷”、“换了人间”的历史巨变。武装斗争的题材在《秋收起义》、《井冈山》、《从汀州向长沙》、《六盘山》、《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诗词中均有反映。二、阶级的观点、爱国主义以及统一战线的主张。对革命根据地“分田分地真忙”的由衷喜悦;对“百万工农齐踊跃”力量的坚信;对“江山如此多娇”的赞美;对“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的告诫中包含了这些方面的丰富思想。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对“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向往,对“桃花园里可耕田”的畅想;对“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信念,都表明了毛泽东建立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的崇高理想。四、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这方面的内容上文已多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毛泽东诗词中包含的军事思想也是很丰富的。一、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在《八连颂》中,毛泽东强调了人民军队的宗旨是“为人民”。这就要求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拒腐蚀,永不沾”;要求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帝,不怕贼”;要求“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要求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二、人民战争思想。“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红旗卷起农奴戟”等诗句都展示了毛泽东对人民在革命战争中主导地位的肯定。三、军事战略思想。“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反映了毛泽东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思想。《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则如施拉姆所述的那样,反映了毛泽东在大决战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即除恶务尽。
    毛泽东诗词蕴涵的深刻哲理
  弗里德里克·韦克曼力图在毛泽东诗词中发现毛泽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他认为,毛泽东诗词反映了“毛关于人与自然的融合的思想”。而人与自然的融合是通过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实现的。因此他又指出,毛泽东与道家圣人的与自然相融不同,他“热衷于向自然挑战,赞美那些战胜逆境的人。”“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等诗句都表现了“人与自然的斗争”。(注:弗里德里克·韦克曼《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68、117、119页。)
  韦克曼对毛泽东诗词的哲理的概括仅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对中国诗词所特有的比兴艺术手法也不甚了解,误将形象思维等同于理性思维,这使他对毛泽东诗词的探究有很大的缺陷。毛泽东诗词的确蕴涵着深刻的哲理。
  一是对于历史人生乐观向上的追求。从“到中流击水”的奋进,到“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等等,无不使人感受到乐观向上的精神。
  二是对美与丑、善良与邪恶、困难与胜利等矛盾关系辩证思考。“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些诗句表现的是矛盾两个方面的对立与斗争及其转化,激励人们为正义事业而勇敢斗争。
  三是“人定胜天”的信念,从“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到“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从“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都蕴涵了“人定胜天”的哲理,这一点也是韦克曼论述的毛泽东诗词中人与自然关系之实质所在。
  四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展示。《读史》一词的上阕概括了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上的客观地位。下阕则进一步阐明要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除《读史》外,毛泽东诗词中作为歌颂对象反复出现的“工农”或“农奴”(共四次)、“红旗”(共六次)也充分表露了毛泽东“奴隶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毛泽东诗词标明的思想发展轨迹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以“冷眼向洋看世界”作为《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第三十章的题目,来反映毛泽东1959年以后的思想特征,将毛泽东的诗句作为毛泽东的思想阶段性标志引用。莫里斯·迈斯纳也做过类似的引用。毛泽东的诗词在时间上从1915年到1965年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它们确实以诗词的形式勾勒出毛泽东的思想历程。1915年悼易昌陶的五言古诗和同年在《明耻篇》上的四言题志,表明这一时期毛泽东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表明毛泽东对日寇和沙俄侵略者的仇恨和自己不辞出身卑微,为打击侵略者冲锋在前的决心。“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则是对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发出的切齿誓言。
  1918年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则鲜明地折射出“新文化运动”对毛泽东的影响。“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禾弟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的诗句与毛泽东这一时期《〈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主张的以反封建为内容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唯我论”是互相印证的。
  《沁园春·长沙》一词通过“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展示了毛泽东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状况。“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表明毛泽东已从“管却自家身与心”的天地走向改造社会的斗争。
  作于1927年和1928年的两首《西江月》,则展示了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率先组织革命军事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实行武装反抗和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举。“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既是对“激扬文字”的进步,又是对“谁主沉浮”的明断。
  《娄山关》一词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重大转折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标志。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就取得了娄山关一战的胜利。“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既具体地写出了红军战胜险关的英勇无敌,又反映了中国革命将获得新生。《沁园春·雪》一词作于1936年2月,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获得了较为安定的环境和充裕时间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这首词历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五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指出他们武功赫赫,但“文治”不行,没有留下什么诗文传世,更谈不上系统的理论创造了。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应该也能够是文治武功兼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风流人物”。
  作于1949年4月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柳亚子先生》两首七律,反映出毛泽东此时革命思想的彻底性和远见性。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沽名学霸王”;建设事业更是任重道远,“风物长宜放眼量”。
  1956年6月,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的目光开始转向对大自然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水调歌头》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词句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主题突出出来,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在写于“大跃进”时期的“送瘟神”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一方面表明毛泽东的雄心、豪迈和对人民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流露出毛泽东的急躁冒进和盲目乐观。
  从1961年开始,“与人奋斗”,反对“修正主义”的份量越来越重了。从对“不爱红妆爱武装”的肯定,到对“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揭示;从对“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歌颂,到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赞美,无不表现了毛泽东对于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估计和战而胜之的信念。在作于1963年1月的《满江红》一词中,这种斗争的急切和决心更加表露无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而写于1965年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井冈山》则显示了采取发动“文革”这一非常举措的思想基础和动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勇气和信心的流露;“试看天地翻覆”是目的的表白;而“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则是毛泽东博大胸怀的展示。曾为革命九死一生的人,心胸如天际明月一般光明磊落。在毛泽东描绘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的形势下,在他视为苏联执政者向帝国主义妥协标志的“三家条约”的压力下,这“独有豪情”是必不可少的。1965年这三首词,言明了毛泽东晚年的选择。
  由于毛泽东诗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又由于这些思想是以极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因此它们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毛泽东诗词将魅力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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