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反“小腐败”是历史的必然

反“小腐败”是历史的必然

邵道生

　　（一） 反“小腐败”是历史的必然  

　　反“小腐败”是历史的必然。

　　为什么？很简单。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定的，中国腐败发展的态势必须将反“小腐败”作为它的主要内容。

　　对此，中纪委三中全会公报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根据自己多年在这个问题上的“学习心得”，我将它凝缩为“一”、“二”、“三”。

　　所谓“一”，指的是反腐败的指导思想。那么，什么是“反什么”和“怎么反”指导思想？它，当然是指“三个代表”理论，离了它，中国的反腐败不可能成功。

　　所谓“二”，指的是“反什么”，就反腐败的具体内容，借用“二手抓、抓二手”中的一个“二”字，即用“一只手”来反位高权重的“真正的大人物腐败”、“地方性高级干部腐败” （即“大腐败”），用“另一只手”来“发生在群众身边利益的腐败”，反“小腐败”）。“大腐败”和“小腐败”一起抓，一起反，两手一起硬。

　　所谓“三”，用我的话说，就是“三位一体”，哪“三位”？就是指“教育、制度、监督”这“三位”。哪“一体”？就是指“并重”这两个字。“教育、制度、监督并重”，这是解决反腐败的方法和途径问题，就是“怎么反”的问题。

　　总之，只有“大、小腐败”一起反，中国的“反腐败”才能彻底，才能完胜。

　　（二）坚持十六大以来对反腐败战略的调整

　　十六大以来对反腐败战略作了如下的调整：在反腐败斗争中强调了对群众利益的切实保护问题，将其作为反腐倡廉的重点，因而广大人民对执政者反腐败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

　　社会转型期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腐败在其中兴风作浪，即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领域内的“有权人”与“有钱人”结成了“利益联盟”，打着改革和发展的旗号，联合起来侵占广大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利益，譬如，如火如荼的“农村圈地运动”使四千万农民成为“失地农民”，而在无序的“国企转制运动”中使数千万“40、50代”成为生活毫无保障的“下岗工人”，而在一些城市实施的“城市野蛮拆迁运动”中则使众多的城市居民成为“无房户”……就这样，这些缺失公平、公正的所谓“发展”让不该穷的穷了，让不该富的富了，贫富差距怎么能不扩大？两极分化怎么能不严重？对广大老百姓来说，为什么对腐败那样“咬牙切齿”，那样“切肤之恨”？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十六大新政”的反腐败狠抓了两手：即抓了像湛江、厦门、沈阳等属“高、精、尖”的“大腐败”，又抓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腐败”，“以人为本”，“以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为本”，坚决纠正征用土地中侵害农民利益、城镇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职工利益，与此同时温家宝总理还亲自“发动”了一场制止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热潮，不仅让腐败分子“获利回吐”、让他们“倾家荡产”，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利于民”，将老百姓过去受到腐败分子损害的利益重新还给他们。还应该指出的是，在2005年执政党加强了“亲民”的力度，即，将社会的注意力“扭向”与广大老百姓更加关系密切的“民生”问题，“扭向”发生在广大老百姓身上最为实际的“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问题，即“扭向”孙中山先生所说“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问题。所以，在2005年过去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穷人经济学”得到了最大的重视，中央五中全会发出的要“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三个最”字，成为社会最为热门的“热门话题”。此外十六大以来，政府各部门都在认真落实胡锦涛的“群众利益无小事”指示，中央各个部委都结合反腐败斗争纷纷出台了保护群众利益的各种文件，构成了这几年来反腐倡廉中一道特有的“风景线”。公平和公正又逐渐回到了“弱势群体”的身上……正是由于执政党立足于这个基本点，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和谐”了许多，而且向越来越和谐的方向发展。

　　（三）怎样解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有人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比喻为“新的‘三座大山’”。这当然有点“过分”。为什么？因为“旧的‘三座大山’”是一个有它有特定的政治涵义，是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其它不能替代的，“旧的‘三座大山’”是通过政权的更叠来解决，搬掉它的方式是用暴力，用阶级斗争，用发动亿万工农群众属阶级对抗的“敌我矛盾”性质的。而“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三座山”与“旧的‘三座大山’”在矛盾性质、解决方式上完全不同，它是阶层与阶层、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它与领导层的失误有关，因而可以通过政权的“自我完善”、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为民”的具体落实、政策的调整来解决，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所以，决不能将“此三座大山”与“彼三座大山’”等量齐观。其实质是：它是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凸显”的一种主要表现，是人民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受到严重损害的一种严重程度表现，是社会用它来向执政者表达自己问题、诉求的一种强烈表达方式。

　　所以，比喻是形象的，不一定很确切，但是，无论如何“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是个大问题，关键是怎样解决？

　　第一，必须要从“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对“和谐社会”巨大危害的高度来认识。

　　“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表面上看是一个“软问题”，似乎是一个“只是说说一下、呼吁一下”的问题；而实质上恰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硬问题”，是一个为亿万民众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硬问题”，是一个民心需要得到提升、社会凝聚力需要得到提升、执政党的威心需要得到提升的“硬问题”，是一个妨碍社会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硬问题”……

　　而且，“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个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其后果真还有点不堪设想的，它涉及到当今的社会能不能得到真正的稳定、社会两极分化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国民素质能不能得到全阶层的提高等等这样的“大问题”。

　　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从上述的高度来认识这个“硬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将它提高到必须迅速解决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所幸的是，中国的高层已经对这一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开始付之于行动之中。

　　第二，治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必须用“铁腕”。

　　房价的飞涨、药价的飞涨、学费的飞涨这类问题存在了多少年？应该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存在了，每年的两会代表不知为此发了多少呼吁，提了多少提案，我们的媒体几乎是年年、月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而我们的“有关部门”的领导亦不知为这几个问题说过多少“发狠的话”，然而实际效果如何呢？房价照涨不误、药价照涨不误、学费照涨不误，而且是没有“涨停版”，“没有句号，只有逗号”，而且是你叫得越凶，它涨得就越厉害，什么用处都不管。纯粹是粘性极大的“牛皮糖”啊，粘住了，越拉越长，什么刀子都不管用，是一块“软硬都不吃的‘牛皮糖’”。

　　所以，治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必须高层出面，必须用“铁腕”来解决，必须痛下决心，必须快刀斩乱麻，必须立竿见影，迅速将房价、药价、学费价压下去（决不是不准再涨了就达到目的的了），否则它将像“牛皮糖”那样永远粘附在老百姓的身上。

　　第三，治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必须触动有权有势的、利益诱惑巨大的“部门利益”。

　　“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之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权有势的“有关部门”将自己的“部门利益”看得比天还要大，所以，他们的治不是真治而是“做样子的治”，是“挠痒痒做的治”，因而“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有时干脆是“光打雷、不下雨”，对这些“有关部门”来说“部门利益”永远是高于“国民利益”的啊！

　　就以飞涨的大学学费来说，谁得到了这个学费飞涨的好涨？就是属于教育部门领导的大学啊！大学的日子好过了，教师的日子好过了，亦用不着为大学中巨大的冗员问题犯愁了，亦不用到教育部去要钱了……对教育部门来说，这些是多么“好”的“好事”啊，所以，大学学费就拼命地飞涨，就不顾一切地飞涨，就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地飞涨，就不管几亿国民能不能承受地飞涨，甚至亦不顾国际发达国家大学学费行情地飞涨。

　　再以飞涨不停的药价来说，更是涨得没有谱了。而得到药价飞涨好处的又是谁呢？是药厂、药厂的老板、中间商、批发商、药房、医院，当然还有与医药产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有关部门”（“大型医院收入构成中，药品现在占到45%。而一些中小医院，这个比例更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一针见血地说：“在我国，很多药品从出厂到卖给患者，中间价格增加了十倍”……尽管高达2/3的人群因为惧怕昂贵的医药费，生了病也不敢进医院，然而对卫生部门来说，这因为这是“稳定本部门”的“大好事”，所以，对药价飞涨的事，他们从来就“很重视”，亦发了许多抑制药价飞涨的“红头文件”，然而骨子里就不想动真格的，于是，药价学费就拼命地飞涨，就不顾一切地飞涨，就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地飞涨，就不管几亿国民能不能承受地飞涨。

　　所以，治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必须比这些“有关部门”还要高的高层来出面，督促、监督这些“有关部门”来治，要组织非利益部门的人士进行调查研究，找出症结，制订科学的“降价指标”，要雷厉风行，要用“铁腕”，我想，若高层不出面，仅要教育部门、卫生部门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恐怕又会大失所望的。

　　第四，社会要形成解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舆论优势，要尽快改变过去“话语优势权”只向“部门利益倾斜”的不正常现象。

　　中国的社会往往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话语优势权”往往只向“部门利益倾斜”，而不向“国民利益倾斜。

　　譬如，当有的部门要涨价时，就马上贴上一张“改革”的标签，谁如果不同意或反对涨价，就等于是在不同意或反对改革，在现阶段此罪名实在是利害得很哪！而且这种“改革”除了股市是“只跌不升”外，其余的都是“只升不跌”；

　　总有一批主流经济学家为这种物价飞涨制造舆论准备，如，在大学学费上涨前前后后，以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为代表的、具有“话语优势权”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就拼命鼓吹“教育产业化”、“大学直接商业化、产业化”等，此谬论甚嚣尘上，大学学费就势而上。

　　中国房价的飞涨是首屈一指的，3年狂涨300%，可是就我们看到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几个为这个问题向房价发难、揭黑、开刀了呢？有几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起来敢与房地产大鳄们叫板的？没有啊，所看到的就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只唱房价飞涨的赞歌，大力鼓吹房价将继续上涨的合理性，这些楼市的“黑嘴”们一个个都在极力地“论证”房价疯狂上涨的必要性。

　　在媒体上能反映“弱势群体”的“话语”的力量很是薄弱，揭露药价、房价、学费价格飞涨的声音，我们的一些地方父母官似乎亦不让它“强大”，因为那样做，就意味着往改革头上抹黑、制造社会阴暗面，“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真是形而上学到了极点。

　　所以，如果高层不出面，是很难改变我们社会这种只向“部门利益倾斜”的“话语优势权”的“毛病”，如今的确是到了解决某些学者的“独霸天下”的时候了。

　　第五，社会要迅速解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就必须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

　　从现有的反腐败“成果”来说，房地产领域中的腐败、教育领域中的腐败和医学卫生领域中的腐败都是触目惊心的。

　　但是，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这三个领域里的反腐败斗争还是任重而道远啊！

　　为什么？很简单，“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地方（部门）腐败保护主义”严重得很哪，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因巨大的腐败利益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了，它们很是有能量、有能力、有势力去“保护”这三个领域的腐败盖子揭开，尤其是这个房地产领域更是黑幕惊人，有的房地产大鳄玩的就是“空手道”：制定圈地计划→买通地方父母官→依仗权力摆平土地批租方在城镇、农村实施低价“圈地运动”→买通银行官员用纸上圈来的地作抵押获取银行贷款→用承建单位资金做到正负零→还没开工就雇用一批“黑嘴”或“托”大炒楼市，制造“紧张气氛”将楼价涨上去……这就是说，收购者本人可以一分不出，亦不承担任何风险，成功地一夜之间就成为千万亿万富豪……当然，不是谁都可以玩这个“空手道”的，一般都有“强大的权势”、有“厉害的背景”、有“过硬的关系”，当然最最离不开的就是腐败。

　　房地产领域是这样，医学卫生领域、教育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是其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要解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离开反腐败是无论如何不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用“铁腕”才是。

　　当然，能不能、快不快解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工程，它绝对不是不依法理的长官意志和随心所欲的蛮干，它需要的是遵循民意后执政者的一种无畏勇气，需要的是解决这类复杂社会问题的一种高超智慧，需要的是执政者对当今社会情势判断的一种胆识，当然在其中亦是显示执政者对自己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一种自我信心……

　　（四）“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关于“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非常符合实际，非常深刻，非常重要，因而非常得人心的。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效率”，而“社会建设”、“社会和谐”则需要“公平”。

　　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平”是“大锅饭式的公平”，它决不允许“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否则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就会受到指责、受到批判，因而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在这种背景下讲“效率”、讲发展亦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潜量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具有“激活功能”，当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能处于“黄金发展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应该说，这条原则“功不可没”。

　　但是，讲“效率优先”，决不是不要“公平”，更不是将“公平”弃之一边。然而，我们的社会是容易出偏差、走极端的，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就变成了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了，哪儿还有什么“兼顾”两字，完全被抛到了一边了，而且打的都是“改革开放”的旗号。想一想从上世纪对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几种“发展类型”，如农村发生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工业领域发生的一卖了之的所谓改制运动、城市发生的大规模拆迁改造运动等等，“效率”被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能看到“公平”被“兼顾”吗？连个影子都看不到，所看到的只是群众的利益被无情地侵吞了，前几年在北京发生的“信访洪峰”基本上都是因“公平”没有被“兼顾”而发生的，其实，若是再仔细分析一下，有的地方的“高效率的发展”，真还有一种“原始的掠夺”的味道。

　　正因为“效率”和“公平”关系严重失调、失控的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了：据一些专家的研究，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这些都显示出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统计局的报告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刚刚结束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还指出：我国农民收入增加了6.8%，但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还在增大！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

　　这个结果说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里。

　　这个结果说明中国社会当今之所以处于“矛盾凸显期” 决不是偶然的，当今社会的显性矛盾、隐性矛盾之所以那样突出亦决不是偶然的，。

　　这个结果还说明，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是多么的必要。

　　关键是怎样做才能“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

　　统一认识是关键。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清楚认识到“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必要性的，而一些前卫的理论家亦是用“代价论”来轻描淡写地将严峻的“两极分化”态势视作为“社会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在这个问题上不统一思想，我同意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以下这段话：“有人认为现在的公平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有人认为已经非常严重，中央这么强调公平问题，应该是基于对目前公平问题的估计做出的，中央认为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所以，不扭转错误思想，“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则是一种空想。

　　正视矛盾是基础。我们必须正视因“社会不公平”而积累的许多社会矛盾，必须正视它的严重性、危害性，不能“大而化小，小而化无”，更不能熟视无睹，必须看到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的领导为了所谓的政绩，为了官帽，将本地方、本部门、本领域存在的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掩藏起来，有的甚至不是采取解决矛盾的方式，而是采用高压手段激化矛盾，所以，不解决一些地方、部门、领域领导的错误态度，“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

　　屁股坐正是根本。应该说，中央的政策本是公正的，然而都被“歪嘴的和尚”将“经”念歪了，搞偏了。什么原因？主要是有些领导的屁股坐歪了，不是坐在广大人民一边，而是坐到少数人有钱人一边，不是坐到穷人一边，而是坐到富人一边，更为“厉害”的是有的领导与少数心术不正的有钱人结成了“利益同盟”，一齐起来对付无权无势的人民群众，打碎他们的饭碗，夺他们的地，拆他们的屋，还不让他们“讲话”……所以，不解决领导干部的屁股是不是坐歪的问题，“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则是一种乌托帮。

　　“获利回吐”是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公平”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的了，有的“历史问题”还很严重，影响到一大片人。怎么解决这个“历史问题”？怎样将过去的不公正变成现在的公正？我想，对这个“历史问题”不能一笔勾销，让“非法获利者”来一个“获利回吐”，当然，“非法获利者”是决不会自动地“获利回吐”的，就得靠法律，就得靠党的政策，就得靠反腐败。所以，若是离开了法律、党的政策、反腐败来解决这个“历史上的不公正”，“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则是一个虚话的了。

　　过去，我们社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定位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这三位一体，在胡锦涛总书记的2月19日讲话中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四位一体。我们应该注意、重视这一重要的理论突破，而“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则是当今“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高举“公正”这面大旗。

　　总之，怎样治理“小腐败”是个复杂的、系統的社会工程，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当今的最高当局将反“小腐败”作为重点来抓，是完全符合国情的、深得民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