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和贪婪的官员应对煤矿事故负责

私有化和贪婪的官员应对煤矿事故负责

官方报告说：缺乏责任和滥用权力导致了灾难

Vincent Kolo 北京

在中国煤矿行业中发生的屠杀对任何人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每周都有令人心碎的报告描述在新的瓦斯爆炸和地下透水中死去的好几十矿工，而同时他们被吓坏了的妻子和亲戚们在地面上干等着关于施救进行的如何的消息，在今年的头三个月，在中国已有661名矿工死于矿难。比去年的死亡总数下降了15%，部分原因是国有煤矿的升级改善，也是作为媒体对该行业深入广泛报道的结果。

这是否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措施正在产生效果？可惜答案是否定的。需要指出两点。首先，独立的研究表明矿难的实际伤亡程度要远远高于-可能是两倍于-官方的数字。在宣布矿难急剧减少的同时，国家煤矿安全监督行政部门也报道了三月份一连串的对严重事故的掩盖行为。

根据中国的法律，矿主只需就死亡人数超过三人的事故向上报告，这就使得广泛地偷运尸体的现象上升，尸体被扔在江河里或者在跨省被处理掉。
第二，即使死亡代价已有些许减少，但是还是远比上世纪50和60年代在毛泽东的斯大林政权下，当时该行业完全是国营的时候要糟糕，虽然斯大林主义下的制度因为管理不善、巨大的浪费和普通工人没有控制权（在现在的市场规则下该问题更加严重），相对于现在的毫无管制而利润丰厚的矿业相比那时还是比较安全的。关于煤炭工业的生产效率， 在中国煤炭回采率只有30%， 根据社会科学出版社的2007年蓝皮书显然远低于国际平均的回采率的一半， 该报告指出在中国今天存在大量的“煤炭浪费”[中国日报， 2007年5月3日]

私有制和违反规定

估计在中国的煤矿行业大约有300万矿工。大多数是农民工或者以前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他们工作时间长，报酬极低，并且经常性地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安全保护设备和缺乏安全保护的培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矿工-大略有200万矿工-在私人经营的煤矿厂或者由当地政府开的煤矿厂工作，这些地方是主要的煤矿事故发生处。私有化和违反行业规定已经催生了大约17，000所非法经营的小煤矿，这些小煤矿提供了中国三分之一的煤炭产量。这些煤矿普遍地由地方政府转包给私有承包商，政府官员的监管事实上不存在。为利润的最大化，矿主扩大生产远远超过许可的水平，他们让超过法律允许人数的矿工下井并且忽视安全设施的提供和安全措施。中央政府试图使这个过程得到控制并且命令关闭不安全的煤矿的做法遭到了地方政府的顽固的抵制。我们应该看到即使是在最大的和最现代化的国有矿厂，其生产也没有与国家的计划甚或在行业范围整合在一起。在各省的国有煤矿处在省级政府的监管之下。比起在欧盟成员国波兰和德国的煤矿业之间的协调来说，这里可能更少协调。

仅在五月份单独的一个月里就有好几次的致命的重大事故发生，在五月六号，在山西省临汾县的一个煤矿里发生的一次瓦斯爆炸中就有30名矿工遇难。抢救运动因为煤矿坑道里面的浓烈的气体而放慢速度。不久考虑到安全的原因命令矿厂停止生产，但是煤矿主对此置若罔闻。在临汾煤矿发生的事反映了该行业的疯狂的违规行为和野蛮的私有化进程。在发生该事故的当天工作的125名矿工被5个不同的煤矿公司雇佣。
山西省劳动安全监察人员注意到：这些煤矿厂处在混乱的和低水平的管理之下。不幸的是直到30人的生命消失后他们才作出这样的判断。

“巨额”利润和“重大”矿难

中国具有巨大的煤炭储量，其煤炭产量大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煤矿行业死亡人数占世界的五分之四。其死亡率是世界第二大煤产国美国的50倍，其每吨死亡率比印度也要高出十倍。尽管技术上比西方国家都要落后，但是印度煤矿行业在严重性方面不同于中国，大部分印度矿业是有工会的。在中国，只有官方的工会联合会（ACFTU）允许代表劳动者。假定ACFTU是国家的武器和一向站在管理方一边反对工人，那么这是个使人恶心的笑话。中国劳工论坛（China Worker）一直呼吁煤矿和能源工业在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下的完全国有化包括在该行业中和整个经济中建立做为必要条件的真正的独立的和民主化运行的工会。选举出健康和安全代表在劳动安全和劳动者福利方面相关权利方面有权停生产和反对管理层的决定的以确保工人当时的安全和福利。这是可以实施那现在看来却象只“纸老虎”的安全规章的唯一的方法，这也是关系到如煤矿这样的危险行业性命悠关的事情。

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和进口石油价格的急剧飙升（现在中国是继美国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的煤矿生产已是过去五年的近三倍。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在国内生产的煤炭的价格尾随着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这只是意味着资源富省如山西产生一批“煤炭大王” 赚大钱而已。

煤炭的价格在今年三月份涨了6.2%而从事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的矿工的工资保持不变-大约一个月1，000元（每月在中国遇难的矿工比在伊拉克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士兵死亡的人数更多），山西的矿主们因为摆阔而声名狼籍。正如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2007年3月2日）所报道的：“中国的报纸固定地记下了在这些贫穷的省份的旱马、法拉利和劳斯莱斯车的数目。”

实际上近来该省作为“新富”的煤矿业主在消费各种品牌奢侈品-从劳力士表到阿马尼西服-上已超越北京地区的众多的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的大军。

拷问官僚作风

上周最高人民检察院(SPP）宣布了针对2005年导致270人死亡的九个煤矿爆炸的调查发现。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发现了与煤矿事故有牵连的地方党政官员的渎职和腐败行为。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违反安全规章-煤矿主“无视生产限制规定而过度开采”。SPP说：地方政府官员一直协助和帮助煤矿主。

SPP报道发现“一些官员在他们监督的煤矿里有投资或者确保特定的煤矿由他们的亲戚或朋友经营。”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已不是什么秘密。在广东省，有报道说：在2005年导致121人死亡的煤矿透水事件后，负责劳动安全的前省安检副局长受贿530，000元人民币（70，000美元）。在山西的佳佳堡（音译）煤矿，两个高级共产党官员在同年的一次瓦斯爆炸后帮助矿主隐藏17名矿工的尸体。

SPP的这个报告是对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的一个控诉。正如中国日报（2007年5月24日）早一篇社论中的评论那样：SPP明确地宣称在矿难和缺乏责任以及官员滥用权利之间有紧密的关系。

该报注意到受调查的案例中有95%是没有对官员进行刑事指控的。在增长的公众要求采取行动的鼓动下，同时也有这样的报告揭开了负责监控该行业的国家官员和煤矿奸商广泛的勾结的现象，们无法解释正是因为私有化进程和这样的市场原则的运作（甚至包括在国有部门里面这样的行为）是引起问题的根本原因。尽管腐败和裙带关系在斯大林主义者运行的国有行业中存在过，但国有垄断毕竟将这一过程进行了限制，可现在所有限制已被破除。

中央政府的让步

煤矿安全问题已成为中央政府改变趋向恶化的社会问题的试金石。中央政府出台的针对一系列问题-如非法征地、环境污染、拖欠工资-的政策经常性地遭到地方上的抵制。公众针对煤矿行业安全的大声疾呼已经迫使中央当局试图在这些问题上从新获得声誉。在2003年，温家宝总理通过前往2，300英尺深的井下和矿工一起用餐的形式来庆祝中国新年，他访问了矿工的家，还曾一度落泪恳求党政官员要吸取“血的教训”。

该问题令北京非常为难是因为煤矿是中国少数几个战略上的行业之一，当整个经济逐渐向巨大的渗透过来的国外资本和中国私有资本开放时，该行业是被指定要继续加强中央监管和控制的行业。其他的战略性行业还有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电讯行业、军工行业、电力行业、化学药品行业、航空航天行业、海洋运输行业。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扑灭在煤矿行业里已泛滥的腐败、非法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更何况去防止其他非战略性的行业的这些问题了！

但是事实上，中央政府已经被市场制度的逻辑所控制，煤炭提供了中国发电所需的70%的能源。换句话说，煤炭是中国整个经济的马达。可是，到底有多少高层官员会真正地为在煤矿中发生的可怕的死亡代价感到悲痛呢？他们依赖于持续的煤炭的高产出率。由实施现行的安全法规导致的产量下降会导致几个不受欢迎的结果：物价飞涨、供应不足以及由于尚未完成的中国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失而导致各省从地方保护主义的角度出发争夺他们的煤炭供应。

去年的早些时候，温家宝出台了强硬的措施命令关闭全国范围内的4，000所不安全的煤矿并且已经被列在中央政府的打击名单中。但是到10月份，北京宣布推迟执行这个计划到2010年。根据官方的新华社的报道，该计划遭到了地方政府的反对，他们将煤矿业视为他们主要的资本来源，这些资金会以税收收入，地方雇佣人口， 以及-我们必须加入的-来自煤矿业主的贿赂。新华社报道说：“这导致了地方当局为了财政原因而保护不安全的煤矿！”

一来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发现全国范围内4，878名党政官员承认在煤矿厂里拥有股份注册总额达737，000，000元（91，000，000美元）[中国日报，2006年2月14日]，这意味着在该报告中提到的每个党政官员在地方煤炭行业平均投资18，600美元。无怪乎这些省的和地方的官员经常性地在他们的权限内竭尽全力地去做这些违法煤矿的保护伞。

中国经济学季刊编辑Kroeber说： “矿业是研究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最好的案例”，“其实质是中央政府的愿望和地方政府的紧迫的经济需求之间的冲突，而100个具体案例中有99个是地方政府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