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神话还是现实

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神话还是现实

韩志 斌

如何“体面、尽量不留后遗症地”从伊拉克撤军，一直是美国白宫和参众两院争论的焦点。2005年11月22日的《华盛顿邮报》文章透露，五角大楼已制定出“比较乐观”的撤军计划，即在2006年初撤出超过1/3的军队，驻伊美军从目前的16万人缩减到10万。随着2006年的到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似乎有所行动。但据笔者看来，美国所谓撤军的言辞只不过是政府的一种外交姿态。五角大楼早在2004年就计划撤军，曾预计到2005年年中将驻伊军队总量减少到5万。但随着伊拉克武装冲突的升级，驻伊美军数量有增无减。美国在伊拉克的民主化改造战略表面上有序进行，洋溢着蜂蜜的痴想，但是其实际味道却如同“洋葱”的涩辣。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简直成了一种神话，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伊拉克陷入了几重困境。
　　　 国家整合困境
　　　 一般来说，具有相当的文化同质性的国家，即文化冲突程度较低或者不存在，极有可能发展和延续民主的政治制度；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存在亚文化的严重分化与冲突，这种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伊拉克是一种亚国家形态，即民族（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和部族的归属情结超越于统一的伊拉克国家集体认同。伊拉克著名学者萨利姆·马塔尔曾经写道：“研究伊拉克历史的任何学者都会发现，伊拉克局势的持续紧张和暴力不断，其根源是国家政治认同的脆弱。”
　　　 这一脆弱与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密切相关。伊拉克民族国家来源于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份，即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这三个省是英国利用殖民主义手段强行粘附在一起的，南部是阿拉伯什叶派，主张泛伊斯兰主义；中部是阿拉伯逊尼派，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北部是非阿拉伯人口，主要是库尔德人和部分土库曼人，以国家主义为理念。另外，还有50％的居住在乡村的伊拉克人口认同部族主义。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第一任国王费萨尔一世失望地说：“我很遗憾，在伊拉克仍然没有伊拉克人民的概念，而是难以想象的各类民众。他们缺乏任何爱国的情怀，脑子里只是浸透宗教传统、荒诞绝伦的各种谬论。他们没有共同的联系，只是一味屈服于邪恶和专制统治，并随时准备推翻一切现存政权。”
　　　 哈希姆王朝时期，伊拉克国家教育突出强调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试图通过建立军队，完善国家机器，加强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认同，但是收效甚微。其最终结果是军人干政、政变频繁，成为中东政治中的又一乱局。复兴党上台以后，这种促进国家认同的宣传越来越强。但是，效果仍不明显。到1982年，伊拉克复兴党的统治精英仍然痛斥“分离主义、种族主义和部族主义将统一的社会撕成碎片”。
　　　 除了民族、教派和部族忠诚外，跨国家的认同如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也是国家政治认同的主要制约因素。作为宗教范畴的伊斯兰教与作为世俗特质的民主体系，二者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认同。在伊斯兰社会内部，对妇女的歧视，宗教少数派的不利地位等理念和客观事实都是民主的天敌。正由于伊拉克存在如此相互重叠的多重政治认同才使得伊拉克国家整合文化力量涣散。这种异质宗教文化和观念的历史资源导致美国在伊拉克政治重建战略步履维艰。美国研究民主问题大师李普塞特曾经说过，如果政治“博弈”的结果不是将实权定期授予某一集团，那么出现的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一种不稳定、不负责任的政体。其实践表现是难以建立一个达成共识、代表全民的民主政府，其主要特点是常常在互相有主要利益和价值冲突的政党间结成软弱的联合政府，其客观后果是在民主的政治生态中，很难找到一个众望所归的民主精英。

重建不力之累
　　　 亨廷顿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说，独裁政权的灭亡并不能保证民主政权的产生。目前，伊拉克政治生态并未好转，“黎巴嫩化”政治结构异常脆弱；经济重建虽有进展，但前景变幻莫测，民众生活水准下滑。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国在伊拉克已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迷茫状态，白宫在2005年11月底――距伊拉克正式议会大选还差两个星期，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差一整年之际发表的《伊拉克制胜战略》，也很可能是纸上谈兵。
　　　　 首先，尽管伊拉克的选举制度在按部就班进行，但这并不标志着美国“民主化战略”样板工程竣工。选举与民主并不存在正相关的精确关系。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实行选举，还包括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保护个人权利的表达、结社等内容，选举只不过是民主化的表象和手段。如同拉里·戴蒙德所指出的，实行选举国家的数量在最近若干年有很大的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却相对原封未动。甚至有美国学者提出“选举主义的谬论”和“自由选举的陷阱”等观点。因为一方面选举可能会导致那些严重威胁到民主的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的获胜，其结果可能是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宗教和民族主义的色彩。
　　　 其次，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战略将处于“战略进攻”与“战略撤退”的两难。美国在伊拉克的进攻战略一直在进行，从攻占巴格达，到清剿“迈赫迪”军，打击渗透到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尽管美军为“进攻战略”付出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的牺牲，但其效果却很不理想。伊拉克爆炸事件接连不断，美军和伊拉克军民伤亡屡见不鲜，恐怖主义似乎愈反愈烈，伊拉克成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和反美的基地。从本质上说，恐怖主义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与其他国家在情报分享、警察工作、金融流通、边界控制等领域开展合作。然而美国对伊拉克邻国叙利亚和伊朗的遏制和施压，势必难以达成反恐的战略合作精神和理念。如果美军实施撤退战略，就等于输掉了伊拉克战争，等于将伊拉克拱手让给恐怖主义，伊拉克将成为恐怖主义的天堂。这一点布什总统也心知肚明，他在2005年6月28日发表演说：“如果我们抛弃伊拉克民众给扎卡维，我们就等于将中东交给本拉丹之流的人物。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不会这样做。”
　　　 最后，伊拉克的经济重建乏善可陈，前景难测，也不利于民主的体制运行。国际政治大师亨廷顿指出：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当前在国家控制经济、石油资源分配的经济模式下，伊拉克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生态很难催生民主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的产生和现代政治力量的孕育。另外，经过十几年的制裁和国际社会的挤压，伊拉克经济已经被国际经济系统边缘化，经济发展水平极为落后。美国学者罗伯特·罗尼说过，如果说伊拉克人都是企业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坏消息是在伊拉克国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经济体系和投资环境。尽管，伊拉克经济重建，特别是石油领域的投资潜力巨大，但是，目前伊拉克恶化的安全环境，使许多外国投资商望而却步。这种落后的经济水平很难为民主化提供基本精神推动和物质保障，反倒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了社会基础。
战略设置矛盾
　　 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一味进行反恐和防扩散，并试图将“民主和平论”的理论付诸实践。但是，当美国军队凯歌驰入伊拉克地缘政治版图之际，却发现军事行动处于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据美国国务院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拉里·约翰逊透露，自伊战以来，全世界的恐怖袭击案件增加了两倍多。伊战还造成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中东国家与美国的合作变得日益敏感。美国对叙利亚之类国家军事威胁的可信度则大为降低。
　　　 目前主导伊拉克政治结构的是什叶派为主导的宗教力量，这也是美国战略目标所始料不及的。2005年上半年产生的伊拉克临时政府，独立自主倾向日益明显，与美国政府的期望渐行渐远。临时政府总理易卜拉欣·贾法里上任不久即访问伊朗，伊拉克总统也在11月与伊朗总统内贾德握手。两伊“安全合作”加强的趋势是伊拉克未来正式政府对美国“遏制伊朗”战略目标的挑战。正如《华盛顿邮报》日前预测的“2006年美十大政治讽刺新闻”中有这么一条说道：“政府将看到伊拉克取得稳步的‘进展’，即使伊拉克新政府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与伊朗签订友好条约。这些‘进展’将使一些美军士兵今年夏天或者秋天就可以回家。不幸的是，11月中旬的中期选举过后，他们就要再被派到伊拉克。”
　　　 很大程度上，伊拉克的局部战略目标已经牵制和削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全球战略在于遏制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棋手，实现“新帝国”的繁荣。美国学者爱德华·吉尔平指出帝国要长期生存下去，其统治者必须注意不要过度扩张其边界。因为如果帝国扩张能力超过能力范围，将会因霸权统治成本超过收益而导致霸权的衰落，历史上任何帝国的扩张都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美国在伊拉克局部战场的过度投入，等于变相纵容朝鲜的核生产、刺激伊朗的核开发、鼓励拉美的左翼领袖上台、恶化与欧洲盟友的关系，最终制约美国的反恐与自由推进事业。因此，连美国人也难以辨别“美国到底在赢得还是在失去伊拉克战争”。
　　　 政治文化缺失

按照布什主义的逻辑推理，民主衍生和平，专制滋生暴力，这是所有社会都要经历的发展阶段，而不管其固有的政治文化土壤。伊拉克原则上有可能成为布什总统希望他成为的国家：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国内局势稳定，与邻国和睦相处，为该地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可供仿效的榜样。但是这是一种忽视当地政治传统和原有秩序的线形思维。事实上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几乎丧失功能的伊拉克正在出现：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各地区高度自治；北部相对世俗、由库耳德人控制；南部宗教气氛浓厚、由什叶派控制；西部同样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由逊尼派控制；以首都巴格达为核心的中部是各族人混居的地区，局势动荡不安。伊拉克确实缺乏一种民主得以正常运行的合法程序和政治文化，而这种传统文化是不能够用高压和干涉的方式来置换和消除。英国学者柏克曾经说过：“传统作为人类悠久的智慧结晶，是不应该彻底砸烂，而且也是不可能彻底砸烂的。”

一方面，美国“民主化改造战略模式”在伊拉克缺乏生存的“文化沃土”。中东被西方称为“民主的沙漠”，其政治文化是以伊斯兰教为载体的。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阿拉伯或伊斯兰教的传统政治观与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不相容的，例如它强调神圣而非世俗的政权。有一句阿拉伯谚语生动的说明了伊斯兰教的这一特点，“宁可忍受一年的暴君，也不可一夜没有君王”。沙特国王法赫德曾经表示，民主对伊斯兰来说是舶来品，伊斯兰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参与和治理传统，不需要借助西方的民主理念。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认为文化结构优先于物质结构，国家体系的文化结构建构了国家。在西方历史传统上，专制状态具有临时性质，是特殊情势使然，而伊拉克集权的历史传统建构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弗里德曼指出，中东政治是部族政治、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不同政治传统的结合。它使统治者权威至高无上、绝对顺从成为伊拉克政治结构的常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历史上一直以专制而延续下来，没有民主制度的先例和遗风。因此，美国推行的西方经济模式和社会理念在传统观念浓厚的伊拉克效果很难预料。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文化的生成需要长期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一朝一夕瞬间完成。当代西方民主化浪潮的源头在西方，西方的民主是原生型的，因此与民主行影相形的政治文化主要以西方文化为主要标识。因此，从理论逻辑的演绎趋向来分析，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西方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不断冲突、融合，并向各民族文化的中心和深处不断推进的过程。一般来说，非西方国家首先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而后才是政治文化。在接受是有形的和外在的组织、制度以及政治理论得到认同，而后才会是内在的无形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变革。当然这些只是建构在理论的合法推理基点之上，但是在事实中，各种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一套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体系，它没有高低优略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气质性格的自我表现，都是自我圆满的。因此，以西方文化为标识的民主化在推行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当地积累厚重文化的强大反推力，造成地方传统文化的伸张和反弹。目前，伊拉克反美主义的强大声威就是这种理论的现实例证，其惯性逻辑的持续发展可能导致集权政体、神权政体和君主政体在伊拉克的复活。

总之，美国在伊拉克推行民主的深层次结构性难题正在逐渐显露，反恐任务的持续延伸和扩展也会使美国有“蛇吞象”的不舒适感。正如美国国内批评者指出的，撤军这一提法言词空洞，缺乏硬性指标，是布什在国内关于撤军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之时做出的“减压”之举。因此，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将处于遥遥无期的政治博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