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民主，治病救人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民主，治病救人

    中国共产党经常地从各方面进行反腐败斗争，最集中地专门进行的是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这场运动的效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整整30年的廉洁。当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了腐败现象，但不是普遍情况；也不是说完全是“三反”“五反”运动的效果，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健全。只是“三反”“五反”运动对人们心灵的震撼和普遍教育，至今天还让人们不能忘记。
    “三反”斗争不只是从违法犯罪角度，而首先是作为阶级斗争，“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藉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1－22页）从“党就会变质”（1952年2月25日《罗瑞卿同志在华南分局第七十二次常委会上的传达报告》）来进行的一场群众运动。一开始不是依靠司法机关，而是由党政“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要人人过关，“由省委委员带头，推动各级党政负责干部向所属机关干部群众脱裤子，一次通不过，二次再来”；并派出得力干部，到落后的和问题严重的单位坐镇指挥，给群众撑腰，“必要时可采取非常手段，把那些障碍运动的‘石头’搬下来。”（1952年1月12日《山西省委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采取经费站队（用了多少钱？用在那些方面？），经手人站队，关系人站队及有关私营厂商站队（跟那些厂商有过多少交易？），再联系其他因素（去查本人出身、社会关系、生活收支情况、平素表现、是否兼营工商业等），加以对照分析”，查“虎迹”，找“虎窝”。（1952年2月12日《华东局关于直属机关“打虎”初步经验的通报》）分配任务，并在运动中不断加码。“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发展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订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毛泽东：《关于集中力量搜寻“大老虎”的指示》，1952年1月23日）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及其打“虎”战役1952年3－4月间先后结束，这期间《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才出台，结果是“火烧”一大片，打击一小撮。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一百二十万三千多人，总计判刑38402人，绝大多数人都放下了包袱，获得解放。实践证明“三反”运动依靠群众，实行民主，治病救人。
    从今天的法治观点来看，很难肯定“三反”运动。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从人民民主的角度了看，它是很正常的合理的，治病救人，效果长久。再说，阶级斗争能依哪个阶级的法？那是无法可依，“成为王，败为寇”，这就是法理。对于“三反”运动，从人民民主的角度来看，要求每个公职人员向主人交代自己是否廉洁奉公，没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是合理合法的事情。不可否认，那时的法制很不健全，才建国两年，人大都还没有，但是，人民民主却比现在好。现在的法治，是官治民，民只能告官；民告官告得准告不准，仍然决定于能不能遇到一个好官清官。可见今天的制度还是官僚制度，民主制度仍然在争取之中。
    由于邓小平反对搞运动，“运动”现在还是忌讳的词。但是，运动是自然现象，是世界是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和根本属性，绝不会因为人们的反对而停止。人们可能说不是反对运动，而是反对群众运动。这也不对。群众运动也是群众的存在形式。群众的力量在于群众运动。过去，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湖南农民运动，反资产阶级剥削的工人运动，等等，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群众运动，能反对吗？我们搞社会主义，
不依靠群众运动，凭少数共产党员能够改变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靠的就是群众运动。反对运动，反对群众运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是共产党革命的观点。
    精英们在喊“民主”、“反腐败”，而人民群众在切实地践行，许多地方贱卖国有企业都遇到人民群众的抵制，但是党和国家反对群众运动，群众保护他们劳动积累起来的公共财产的自发运动被认为是“群体闹事”，遭到政府的压制。群众中有的还为此而失去自由，甚至生命！但是人民群众并没有因此而被压倒，仍然在捍卫民主、保护劳动成果、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而此起彼伏地斗争。
    能够阻止群众运动吗？历来人们把人民比作水，我把人民群众比作流水，流水是运动的，是阻止不住的，谁要阻止流水不让它流动，只会制造灾难，还象禹的父亲那样招来杀身之祸。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要做工人运动的开路先锋，在前面带领工人运动向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要做禹。
    共产党内历来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比如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当时党中央就有一些人说是“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毛泽东则认为“好得很”，是“革命先锋”。哪个正确已经由历史作了结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色，就在于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运动。解放后搞了许多运动，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政策告诉群众，发动群众自己来办，不包办代替。好些事情办成了，一些事情没有办成，现在一些人还在抓住批判不放，比如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现在不好说，也不是这篇文章要说的事情，只提个问题：如果我们真心实意要实行民主，“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也不只是唱着好听的，那么共产党要不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许多事情让群众自己去办？
    邓小平领导改革有个主要东西可以肯定，就是改革是由上面来搞，反对群众运动。邓小平说他有个“发明”叫“不争论”。就是不要闹哄哄的，一切按中央的指示办，错了重来。对此我想提出个肤浅看法，不对可以批判。我认为，邓小平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反对群众运动，结果是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他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打、反腐败等斗争，人处理了不少，但资产阶级自由化、社会治安、腐败问题都越来越严重。如果今天党中央仍然不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仅仅立几个法，由纪检、司法机关来反腐败，我看也就不过是2005年1月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讲的“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而已。而这前后，国有财产仍然不断地流失，腐败分子将象韭菜一样，一茬又一茬地割，治不了病，救不了人。
    中央纪委《八项禁令》出了，“两高”惩治十种新型受贿犯罪行为的《意见》有了，党和国家反腐决心再显了，下面就要看如何运作，如何发力。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反腐败，当然会抓些腐败分子，但是归根到底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要达到治病救人的根本，应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