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堂里建个乡村图书室——悼好友许可

在天堂里建个乡村图书室

——悼好友许可

　　许可走了，永远地走了。
　　他出生于1974年10月18日，今天距离他今年的33岁生日，还差93天。
　　现在的时间是公元2007年7月17日晚上20点38分。
　　在一分钟以前，我刚刚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许可不幸于一小时前因心脏手术后肺动脉高压不幸去世。开始我感觉是谁在给我开玩笑，可是这不是玩笑，我知道这个电话决不是玩笑，它告诉我，这个朋友已经永久离开了。
　　就在接到许可死讯的一分钟以前，我还在想我是不是要写一篇文章，让更多的朋友们来帮助许可，因为就他的朋友对他的了解程度，我来写这篇文章责无旁贷。
　　因为我是他在北京认识时间最长也是交往最深的人。
　　其实在一天以前，我还在告诉刘园月，让她在今天去医院看望妈妈的时候，顺便帮我去看一看许可，问一问他想吃什么，我这个星期去医院看他的时候给他带过去。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得知许可的死讯后我给园月打电话，园月说，她今天上午还在医院看到了许可，当时正在吸氧，她怎么也不相信许可会这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她还告诉我，在7月5日她妈妈进手术室的时候，许可还说话宽慰她，当天，她妈妈和许可同时进的手术室，也在同一天出了手术室，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她妈妈被观察了几天就出来了，可许可一直都没有出来。
　　其实这几天，我的心情一直不宁静，但不知道不宁静的原因是什么，让我一致在写的一篇文章拖了又拖，得知许可离开的消息之后，我的心一下子静了下来，我就开始了写这么一篇文章。
　　我还需要检讨，在半年前朋友们开始策划帮助许可的时候找到我，要我帮助许可写一篇文章，让我们共同的朋友们一起行动，帮助许可。我说：“文章我会写，但不是现在。先在朋友们内部电话告知一下吧。”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为许可写一篇悼文，但是现在又不得不在写，不得不用心地写，我要把我所知的许可的故事告诉大家。
　　许可是我的好朋友，他开创的乡村图书室的事业，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民间组织进行的新试验，2005年还获得了贵州西西弗书店的“贵州推动阅读贡献奖”。
　　最初听到许可的名字的时候是在1995年10月份，当时我刚刚进贵州大学，我在一次图书馆读书会的郊游活动中听说了许可的名字，当时听到朋友们说许可和几个朋友一起到一个村庄创办了乡村图书室。
　　我心里就开始留意这个乡村图书室的信息，后来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向我们读书会的会长打听乡村图书室的事情，他告诉我说，只要喜欢参加，在开会的时候就带我过去。
　　1996年1月7日晚上，我跟我们的会长一起到了贵州大学数学系94级的教室，当时几个年轻人正在讨论如何发挥图书室作用的问题，主讲人身体瘦削单薄，他就是许可。
　　这次见面我和许可只是礼仪性地招呼一下，不过感觉非常亲切。我在这次会议上了解到，在2005年10月1日，许可和几位贵州大学的同学一起在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硐口村创办了一个乡村图书室，他们正在讨论如何管理图书室，如何让图书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时确定的原则是，每两个星期派一支小队到图书室去蹲点，一是搞调查，了解村民的需要，另一个就是开展一些促进阅读的活动，例如指导当地老师开设阅读课等等。
　　这一次会议让我感到很好奇，就要求有机会的时候到村里去看一下。
　　1996年3月回到学校以后，一天许可到我的宿舍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到村里去蹲点，我愉快地答应了。周五下午是班会课，我第一次逃课，跟许可上了去高坡的车。
　　我们的学校在贵阳市的花溪区，这里曾经是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巴金结婚度蜜月的地方，风景优美。我们去高坡，从学校出发要走很远的路才到车站。
　　我们坐车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叫甲定的村子前停下来，下了车我们就继续走，大概也同样走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才到硐口村。这个村大概有300多户，分为汉族寨、水族寨和苗寨，其中苗寨最大。学校建在苗寨里，而我们的图书室就在学校里，学校专门辟出一间屋来做我们的图书室。
　　我看了看图书室的书，发现大部分是理论书，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耻笑我们当初的作法，但实际上当时我们也已经努力了。当时社会上其实就流行两三种书，除了色情、武打之类的书之外，就是理论书和科技书了。当时我们的这个图书室一共有大约一千多册图书，各种各样五花八门都有，我不知道使用情况怎样，也不知道究竟一个图书室能对农村起多大作用。
　　从硐口回来以后，我也参加了建设乡村图书室的活动。我们最早的图书许多都是许可从家里翻出来送到农村去的，我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图书室究竟起不起作用，起多大作用，可是每一次讨论都是无果而终。不过我们的蹲点活动却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后来有一次，我知道了许可的身世，他爸爸是三线建设的工人，六十年代从南京搬到贵阳，在许可2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他从此跟爸爸生活。
　　1996年9月，我第一次带队去蹲点，当时我所带领的队伍很独特，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师兄，一个是西西弗书店的老板萧然，我们三个人还拿了两捆书，大概一捆有40斤重。我们周五下午出发的时候已经没有直接到甲定的汽车了，我们就只有在高坡乡休息，顺便拜访一下乡政府。
　　我们在高坡乡政府休息的时候，晚上发现隔壁有人，我们起来看是一个女孩，就和她搭话，知道她是来旅游的，我们就告诉她我们送书去建图书室，她很感兴趣，表示第二天跟我们一起出发。
　　从高坡乡政府出发到硐口一共有70华里，我们从早上六点钟就开始走路，到达硐口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了，中间我还因为过度疲累而受了伤，一瘸一拐地走到学校。这一天的目标其实还不是硐口，而是距离硐口有一个小时路程的龙云村。老师们看我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战斗力，就找了几个年轻小伙陪我们到龙云去，一方面是帮我们挑书，另一方面是扶着我。
　　这一次考察的路上，我们谈起建立图书室在村里的作用，我认为作用不大，萧然认为有一个图书室至少比没有图书室要强，至少给村里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的条件，即使只有一个人看了读书出来，也算是我们建设图书室的功劳。
　　我们在学校争论的问题还有许多，就比如图书室究竟建设在离城近的地方好还是偏远的地方好，我们觉得，建立在离城近的地方固然好，人们的文化素质也高，但许多单位都会给这些地方不少支持，我们还是到边远的地方去吧。
　　我们讨论的还有建设一个样本图书室然后让别的图书室来学习，或者让别的单位或者团体来学习，跟我们同样建设图书室。可是我们提不出好的图书室是什么样，甚至我们去蹲点的时候看到学校给图书室建立的管理制度，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姑妄看之，一点建议也提不出来，或者我们也不知道提出来了是否有用。我们就只能决定应当在尽量多的地方建立尽量多的图书室，让更多更大范围的群众能够使用上图书室。
　　我们还发现，光是建立图书室，效果非常有限，我们就开展义务支教活动。1997年1月份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支教活动，贵州大学中文系和旅游系的许多同学参加了我们的这次活动，今天跟随许知远创办《生活》杂志的晏礼中就是当时我们支教队的成员之一。
　　我想直到现在我们当初参加活动的人还会怀念我们在冰天雪地里开展的那为期一周的活动，我们的歌声和孩子们的歌声常常在一块想起，村里的女孩银铃般的笑声直到现在都似乎还响在耳畔。我们每到一个学生家，他们的家长总是热情地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最真挚的感情招待我们。这次活动，让我们找回了自己，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情感和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自己。
　　许可作为我们这所有活动的总策划，他并不高调，总是默默地做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我们大家上完课，总会有更多的活动需要我们参加。
　　后来我们发现光是支教解决不了问题，准备放电影，1997年4月份，贵阳的一个工厂给我们捐赠了一台1956年的电影机，这个让我们如获至宝的东西耗费了我们非常大的精力，我们自己放过两次，每次要配8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伺候它。用不了多久我们也就不用了。当时我们为了找到好的电影片，给贵州省文化厅厅长钱荫榆写信，她后来让贵州省电影公司帮我们想办法，我们找到了不经过市场渠道拿到好东西的门道。
　　再后来我们觉得光是支教和放电影不够，我们就建立了文艺队，在当时的贵州大学，我们的文艺队至少应当仅次于校文艺队。我们每个周末或者隔一两个周末就回到我们建立了图书室的农村去进行表演。
　　我们创办乡村希望图书室的队伍不断壮大，在1996年春天的时候才有10个人，而到了1997年春天我们的队伍就达到60个人，我们在贵州能够称得上高校的地方都建立了我们的小组，部分工厂也建立了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合作伙伴则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我们在贵州省的边远贫困地区建立了25个乡村希望图书室，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的报道。
　　不过，由于我们的人员扩张迅速，导致我们无法让我们的组织在任何一个高效的框架内注册，我们积极寻求共青团的领导和指导，但我们没有成功。
　　我们的费用绝大部分来自个人，我们每个人每个月要缴纳我们参加活动的费用5元，以此支持到农村的路费。我们制定了到农村的纪律，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了我们参照的蓝本，我们吃了老百姓的饭，一定要给钱，最开始是每天每人3元，后来提高到5元，再后来提高到10元。
　　1997年夏天的支教活动很成功，在我们的队员离开的时候许多学生来送我们，不过他们的热情让我们的一个没有应急训练过的支教小组违反了我们的纪律，收了学生送来的许多鸡蛋、大米和土豆，这让我和许可都感到非常难受。我们决定处理这个小队，让他们把所有收到的物资折算成钱，再购买相应的学习用品和体育用品，赠送了给他们送东西的孩子们。
　　我们没有办公室，许可就搬到贵州大学附近的朝阳新村，租了房子做我们的办公用房。房租许可出一半我们几个骨干出一半。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每个月增加10元钱的事情。有了办公室我们工作就更加方便，许多人逃课来整理图书，虽然我们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但同学们的热情让我们没有办法抵挡。
　　1998年我们想到我们应当创办实业，增加我们的经费，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单凭我们每个人每个月缴纳的费用，已经不能满足我们活动的需要。最严重的一次，是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同学们发挥了非常强的劝募能力，给我们捐来了一个火车皮的衣物和图书，我们光是请加长东风车就请了五辆，结果花光了我们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6000元钱。
　　创办实业的资金是许可通过自己的关系借来，我们投资了900元，专门制作小卡片出售，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挣回了大约4000元。但这个帐被许可控制，借支等等都比较混乱，再加上其他一些涉及到隐私的原因，我们觉得最初带领我们前进的许可已经变了，这导致了1998年冬天我们骨干的造反。
　　造反时许可不在，他离开我们到了北京。我们所有能够请到的骨干成员都到齐了，会上群情激昂，总结了十条他的错误，在美国国会投票弹劾克林顿的时候，我们罢免了许可的最高领导人职务。
　　今天回想过去的事情，一定给许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我依然认为当时的决定没有错误，唯一的错误在于我们在建立我们组织的时候，没有从制度上防止许可错误的发生，进而导致了我们更大的伤害。
　　那一次行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隔阂，我们很久都没有联系。不过从那以后，许可找了工作，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而一位老师一直在劝我要敞开心胸，不要抱着成规难以释怀，要我放高姿态。我觉得那位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在不涉及各自历史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也渐渐恢复了来往。
　　我在离开贵州大学后回到了家乡，利用工作之余的机会，创办了我们的分队，让我们的乡村图书室的活动在我的身边得以延伸，我们到过文化部命名的五个少数民族绘画画乡的一个村庄去开展活动，我们还跟贵州大学的队友们一起开展了多次活动，让我们的活动能够继续下来。
　　我们的骨干，也在我的劝说下渐渐和许可恢复了交往。2000年许可的父亲去世，我们都去陪伴许可。而我们举行大型活动的时候，也依然邀请许可来做我们的顾问参加我们的活动。
　　2001年我因工作调整离开了家乡，在离开之前我们所有骨干又聚到一起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要对我们的组织进行改革，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整个组织的整改。而我暂时离开。
　　2003年，许可离开贵阳来到北京，先是参与创办乌有之乡书店，后来到了滋根基金会工作。我们曾在一起商讨恢复我们乡村图书室的活动，但因为意见不统一，我和他都很固执，浪费了许多时机。
　　2005年我们获得了西西弗书店颁发的“贵州推动阅读贡献奖”，我们再一次想到我们共同的活动，可是许可情绪不稳定，又继续拖延。2006年我开始找人对我们的图书室进行调查，可是由于其他原因干扰，调查结果我一直没有公布出来。
　　许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消息我是在给他造成伤害之后才知道，是否需要手术则是在最近两三年才知道。到北京来的主要原因是朋友多可以有个照应，他从2005年以来一直都在准备手术，准备了两年，2007年终于有了条件。
　　今年3月6日，我刚刚从家乡回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是许可差一点不在了，3月8日我去医院看他。那一次看他的时间很短，大概就是三个小时，因为要准备出差，就急冲冲地离开了。不想却成了永别。
　　3月份住院身体恢复以后，许可的心情大有改观，给我们没一个人都发了邮件表示要珍惜时间好好工作，把过去浪费的时间都补回来。他的工作效率非常的高，只用几个小时就可以处理过去几个月才能处理的一件事，而我们2005年到贵州雷山出差的报销他也很快帮我们办下来。
　　许可所在的滋根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因为观念上认为非营利机构不能够给员工支付高工资的原因，给许可的工资除了可以勉强糊口以外，永远也不能让许可买得起房，也难以通过积蓄来治病。
　　但许可的改变让我们都希望一个全新的许可出现，朋友们给他组织了捐款，让他能够住得上医院。一个朋友让我给许可写一篇文章以扩大影响增加募捐，我没有立即写。不过后来我在想，不管有任何事情，我在出差回来以后一定会写。我只是在出差前到医院看他的时候给他捐了一点钱。
　　5月底回北京以后一直都在想给许可写文章的事，我知道，在他的朋友当中，如果我不写这个文章，别人对他不了解，即使想写些东西，也没有能力准确地把许可的事情写出来，所以我一直在想应当找一个时间来好好写一写。我想，把文章写了能够给他筹一笔钱，把他治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开展乡村图书室的工作。
　　可是我折磨人的文稿却总迟迟没有完稿，给许可写的文章也还是没有写出来。在这期间我顺手为中国农业大学刘园月同学的母亲出了一点力，使得她能够住进这家医院，前几天我去看她在离开的时候刘园月才告诉我许可也跟她母亲住在一起，只是7月5日从手术台上下来后一直呆在重症监护室，两个星期了还没有出来。我越来越感觉奇怪，我在想他会不会有意外，钱究竟够不够。我在16号给园月打电话的时候，让她去看看许可，问问他想吃什么我去带给他。
　　可是晚上八点三十七分的时候我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许可已经不在了，我感觉心中的事全部落了下来，便放下手中所有的事，专门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回顾许可，来写这一篇本来不该我写的文章。
　　我给园月打电话的时候先问了问她见到的许可的情况，她只说了许可的姨妈和表弟哭得死去活来，然后就是安慰我没有事情。我告诉她许可已经不在了，她一点都不相信，连说不会的不会的，他只是睡着了。
　　我其实为这篇文章花了六个小时，我都不相信许可会死，我只愿意接受他睡觉了的事实，但事实是，他静静地睡了，并且永远不再醒来。
　　我给朋友们打电话说了许可的事情，朋友们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只知道我们所作的乡村图书室的工作是中国最早的有组织的创办乡村图书室的工作由许可开创，他一定是非常喜爱这项工作，现在他不在人间了，人间的工作还可以继续由我们来做，而他，我们希望他能够在天庭里每一个贫困的村落，创建一个属于天庭穷人的乡村图书馆。

黎光寿

2007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