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除“肠梗阻” 砸碎“铁三角”

切除“肠梗阻” 砸碎“铁三角”

jianchuqiao
 

如今，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各种社会弊病和社会矛盾，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措施。亿万人民翘首以待，热切盼望看到宏观调控所取得的成效。但是，中央的调控却屡屡受阻，有的收效甚微，有的不仅未见成效，反而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现象。

究竟原因何在？！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方针、政策错了吗？是中央的措施不得力吗？是人民群众不支持吗？都不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届中央政府面对社会阶级分化，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蔓延，百姓承受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沉重压力，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凸现，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片面追求GDP造成生产与消费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公正公平亟待重塑等多重社会问题。在目前这种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大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得力举措，解决“三农”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对房价、医疗以及其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进行整治，是完全必要的，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得不到贯彻，是因为出现了“肠梗阻”，受到了地方贪官、“主流精英”和奸商们组成的“铁三角”的竭力阻挠与反抗。

（一）

人们只要稍稍留意，就不难看到一种现象：每当中央出台一项利国利民的新政策，新举措，立即就有“主流经济学家”、“学者”、“精英”们出来“诠释”，而这种“诠释”往往带有四个特点：

第一、“诱导”，唯恐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举措偏离了他们所设定的方向。1986年赴美国留学，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的陈志武“精英”，就发表了许多这样的“诱导”文章，如《进一步私有化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私人财产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等，竭力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纳入到私有制的框架之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号称中国著名“三农”研究专家的党国英，对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策也开出了“耕地农民私有”的药方，他说：“中国可以实行多元化的土地制度，土地可以是国家所有，也可以是集体所有，而宅基地和耕地则可以让农户自己所有。不用害怕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就会产生一个破败的农村。”虽然如今的农村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但是“精英”们对那个“名”依然耿耿于怀，非得要取掉那个名分，不彻底的化公为私“精英”们是不会甘心的。

第二、“恫吓”，摆出一副“理论家”、“专家”、“学者”的面孔，开口“必然规律”，闭口“在所难免”，制造危言耸听，以胁迫中央就范。那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特聘教授陈志武“精英”，在最近的一次《慎言中国经济奇迹》的专访中说：“如果我们不抓住现在的机会，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当前的模式走下去出问题是一定的。”“大刀阔斧的从自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历史的选择。”

众所周知，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基，是社会主义全部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执政的基础，也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对此，“精英”们当然比谁都再清楚不过了。他们瞅准了设计师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歪曲论断，先是制造“崩溃论”，进行恫吓，然后在“搞活”的名义下，对公有制进行多次手术肢解，化公为私，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一夜暴富的人的手中。现在，所剩无几的公有制“主导”安在？很显然，“精英”们发出“出问题是一定的”这种恐吓，是为了让公有制“寿终正寝”，彻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对于本文前面提到的改革开放所导致的多重社会问题，“精英”们归咎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缘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认为，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最大课题是政治体制改革，20年过去，这一重任更是迫在眉睫。部分官员腐败，市场局部失序，贫富差距扩大，创新能力缺失，四大难题如何破解，决定中国未来的面貌。笔者认为此话不假。但是，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1978年改革开放的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就是在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进行的。“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政府职能的转变，人民公社的瓦解，依法治国，执政党依法治政，完善中国式的政党制度，完善公民舆论监督，等等，无一不是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为什么精英们一再惊呼“政府职能不转改革难有希望，”提出要“大刀阔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他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又是什么呢？人们只需看一看“精英”们经济体制（准确地说是“经济制度”）改革目标，就不难明白他们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那就是夺权！把政权彻底变为贪官、资本家以及为之服务的无良学者手中的工具。他们提出“宪政民主体制”、“精英政治”、“精英治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还主张，在农村实行“民主自治”，“民主自治不一定就是选举自治，可以是协商自治，也可以是协商自治和选举自治结合而成的自治。协商自治也是乡村的精英政治，但这种精英政治需要大民主政治环境。”这就是说，中国必须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民主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硬说，西欧国家实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显而易见，“精英”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逼着执政的共产党交出政权！

第三、“粉饰”，为了掩盖他们的真实面目，掩盖改革导致的种种恶果，“精英”们颠倒黑白，强词夺理，偷梁换柱，编造理论，大搞诡辩，愚弄人民。“国企改革”，分明使工人阶级一夜之间由企业主人沦为雇佣工人，使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精英们却说这是“改革的阵痛”和“代价”，“必须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分明是资本家在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精英”们却要说成是合理合法的“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国私有制的发展，导致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精英”们却硬要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必然现象”，胡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就连最近曝光的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精英”们也出来竭力粉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号称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权威的张维迎，不仅不批判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反而对民众的愤怒横加指责，胡说“ ‘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也许这种代价并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毕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要看到毕竟山西为这些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吃、有住、还有工资，这对社会的稳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黑窑’事件究其根源，都是计划经济留下的祸根。”“有人说‘黑窑’事件是改革所造成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别有用心。事实上‘黑窑’事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留下的后患。”“我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改革。因此只有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黑窑’事件的发生。”对于张维迎的无耻谰言已有忠言、刘先明等许多网友作了严厉批驳，这里不再分析，笔者只想指出的是：“精英”张维迎之流，是一伙没有人性、没有道德、没有良知的无良学者，他们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炮制者，又是左右高层决策的进言献策者，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掌控着改革的方向，设计改革的每一步骤和细节，也正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在方向、方法上出了问题和漏洞，才出现了21世界令世人震惊的“黑窑奴工”现象。

第四、“唱对台戏”， 同中央为革除社会弊病、缓解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唱反调。“精英”“唱对台戏”的手法主要有：

一是打出“市场经济规律”、“市场调节”的招牌，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今年“两会”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对春运火车票价没有上浮提出批评，“吴市场”认为春运高峰不涨价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竞争性的价格应该由供求决定，而不是由某种道德原则决定；票价不上浮就会导致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低效。据4月22《新京报》一篇消息：北大副校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教授表示，在医改领域，政府要尊重市场，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药价。“适当提高医生工资，一个医生一年10万，使其不为生活操心，从而遏制医疗创收现象”。他同时指责，“此前国家出台‘国六条’调控房地产市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倒退。”

二是在政府职能上做文章，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说，“政府只能去监管而不能以权力去干预正当的经营活动；在市场经济的准入、许可领域，政府应当最小限度地干预；政府的行为应当从单纯的管理走向监管。”

三是制造歪理邪说，大唱反调。在这方面，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和核心组教授茅于轼的表演不能不提。中央坚持“以民为本”，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弱势群体”的措施。茅于轼假借“问题富豪”落马事件，大声疾呼“要保护富人”，理由是“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2007年元月，这位“精英”又炮轰房产政策，说“住房不公平很难改变”，“经济适用房这条路走错了”。反对政府免费提供经济适用房土地，他为此算了一笔账：假定这块地值一个亿，政府卖了两千万，或者白送了，政府就损失了八千万或一个亿，这笔钱可以解决多少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提出了“投机也是创造财富的”的谬论。保护耕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精英”茅于轼却嚷嚷说：“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保护耕地的政策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这些年来，人们之所以对“主流经济学家”、“学者”、“精英”们的真实面目，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一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从近30年改革的结果，而不是从改革的初衷和宣言来思考这场改革，人们又一次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改革的理论提出质疑。所以，改革理论的制造者——“主流经济学家”、“学者”、“精英”们及其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才读了一些“精英”们的论著，多少明白了他们是怎样篡改、修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怎样为瓦解公有制、化公为私制造理论依据的，是怎样一步步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二是“主流经济学家”、“学者”、“精英”们以为经济体制（实为“制度”）改革大功告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被瓦解，急不可耐地要解决上层建筑问题，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公开主张搞资本主义（谢韬就是代表之一），公开站在广大劳动人民对立面，公开同中央唱对台戏。“司马昭之心”便“路人皆知”了。

这支被称为“精英”的队伍中，老中青都有。如果说那些具有博士、博士后高学历学位或者留洋“海归”的中青年学者，本来就是以搞西方政治学、西方经济学为其专长，主张在中国搞资本主义。那么，那些像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谢韬等老学者、老共产党员，原本是搞马克思主义的，为什么也会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答案只能是：他们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假，信仰资本主义是真；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是假，为资产阶级效劳是真。所以，当遇到适当的气候和条件时，必然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要么，他们就是一伙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共产主义、背叛信仰、背叛无产阶级和人民，出卖灵魂的叛徒。当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工人阶级在为改革忍受“阵痛”和“长痛”，做出“牺牲”的时候，这些“精英”们却在享受着市场经济为他们带来巨大收益。他们有人表白：自己是学者，无权，不可能实现权钱交易，无钱，也不可能有资本与商业勾结，经济学家所拥有的仅仅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被社会认可，才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听起来好清白，好可怜啊！果真如此吗？

从表面看，“精英”们不担任领导职务，无配置资源的权力，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学界异常活跃，“主流经济学家”却往往是地方乃至中央领导决策的高参，企业集团领导的参谋，什么“顾问”、“独立董事”，什么“咨询”、“征询”、“起草”，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这种“通天”能力一直左右着改革的方向和步伐。他们虽然无行政权力，但其制约权力、社会影响力却往往超出掌权者。至于说他们没钱，谁也不会相信。“精英”没有不是“净赢”的。他们深谙市场经济体制以个人利益为基础，是一部促进人们创造财富的发动机，他们最懂得如何把自己的知识和专长变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他们除了年薪几十万的薪酬固定收入之外，还有的其他收入。2005年，在有关“经济学家的良心”的争论中，有媒体报道：“北京一流经济学家年收入过百万元，二流也挣60万元，这些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在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在那个名单中就有张维迎。“精英”们的科研项目经费、学术报告出场费、参加学术研讨酬劳费、各种兼职、咨询等灰色收入，远远超出常人想象。实际上，他们同贪官、资本家和奸商是共生共荣、利益攸关、生死相依的同一既得利益集团。

回顾“主流经济学家”、“精英”们的一路走来，人们会理出一条基本轨迹：在当年只有“猫论”、“摸论”指导改革的情况下，是他们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对计划经济进行贬低和妖魔化，从理论上确立了市场经济导向；在“不争论”智慧的鼓舞下，他们解放思想，论证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非公”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体性，提出了“社会财富创造要素论”、“按要素分配论”，“风险收入论”等，巧妙地消除资本家的“剥削”，从而使私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国企改革攻坚战”号角吹响以来，他们始终扭住“产权制度”，从“减员增效”、“结构调整”理论到“重组并购”、“拍卖破产”的实施，从“产权清晰”“产权交易”理论到“国有股减持”和“资产收益法”的推出，再到“产权结构多元化”理论等，层层深入，步步诱导，都是为着削弱乃至最终瓦解公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很显然，“精英”们的理论不是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主流经济学家”和“精英”披着学者、理论家的画皮，打着科学的旗号，其言论充满经济学、社会学的名词术语，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误导决策，控制舆论，愚弄百姓，误国害民。然而，党心、民心不可违。他们的真实面目一旦被识破，必将为国家和人民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