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奴工事件里山西政府的言和行

黑砖窑奴工事件里山西政府的言和行

 钟 远

据新华网太原６月２７日电，２６日下午，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全省进一步整治非法用工、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及督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为什么这个由省政府和公安机关主动发现打击且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的行动，却在国内外造成如此之大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说，本来是大功一件，结果遭受这么多的批评，省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冤屈真是堪比窦娥。但是不知这个“主动发现打击且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是什么时候的事，于省长没有明示。在同一篇报道里，

据山西省政府介绍，在洪洞县曹生村等“黑砖窑”事件经网络和媒体披露之前，今年四、五月以来，山西省运城、晋城、临汾等市政府和公安部门在接到省内外群众举报和开展民爆物品排查专项行动中，就发现并立即查处了一批“黑砖窑”拐骗民工、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农民工劳动和非法招用童工等刑事犯罪案件，拘留审查涉嫌犯罪人员，解救并安置了一批被拐骗农民工。

但是，今年6月12日《山西法制报》关于“洪洞‘飞虹亮剑’打响治爆攻坚战”的报道只讲民爆物品管理，丝毫没有提及黑砖窑问题，不知“运城、晋城、临汾等”是否也是如此。但洪洞县不是曹生村的所在地吗？曹生村5.27案件的发现恰恰不是“主动发现打击”，而是在排爆行动中“被动”发现的。

从5月9日到6月17，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三赴山西，编发报道21期；6月5日，《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出现在大河论坛上；6月8日，付振中和一位被救孩子的妈妈，一起做客大河论坛；6月7日，山西晚报发表文章《黑砖场里，他们过着“奴隶”生活》。而在此之前，400位父亲已经为救孩子已经奔走了两个多月，“足迹踏遍了山西方面的乡、县、市的公安、劳动等部门，但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时坐视不管”。而前面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还说，黑砖窑非法用工上个世纪90年代即已存在。400位父亲救孩子的两个多月期间，大致也正好是“今年四、五月以来”，如果说，在“市政府和公安部门”“接到省内外群众举报和开展民爆物品排查专项行动中”，乡派出所对尚且对400位父亲“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县公安局领导在接到上级公安机关的敦促后，给我们说，孩子是在河南丢失的，强制用工的窑主也是河南人，你们应该回河南报案”，那不恰恰说明所谓的专项行动是“一阵风”和“走过场”吗？我们甚至可以相信，这类专项行动在山西搞过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了，但是情况不是愈演愈烈吗？

因此，黑砖窑在山西“源远流长”，不是最近才有；有关政府部门不是不知道，而是置之不理加百般阻挠；最后在家长们的千辛万苦和有良记者锲而不舍的努力下，“事件”逐渐捅出来了，山西感到再也捂不住了，才忙不迭去赶媒体曝光的末班车。这大概是于省长所说的教训，“一个重要原因和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未及时作出正确的回应”，这里着眼的不是如何解决黑砖窑问题，而是怎样“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怎样对舆论作出回应，就是说，着眼于怎样洗刷自己。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如今，黑砖窑不仅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反倒不是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山西有关政府人员的具体行动，虽然媒体曝光的只是基层人员。

黑窑场为什么屡打不绝？ 包工头陈豫一语道破玄机，问题在于黑窑场上面有保护伞，他们有钱，也舍得花钱打点，政府部门有关人员也就自觉地为黑窑场看家护院，

如果上面有检查了，就有人打电话说，“要检查了，你们准备一下”，这些包工头就把童工、喜欢说直话的人藏起来或者转移走。检查的人一走，这些工人又被接回来，继续干。

也正因为政府有关人员的高度自觉的精神，

”这些黑包工头势力很大，之间都是互通的。前几年我听说有工人跑到派出所都被打手抓回去。”

寻亲家长在寻亲过程中，遇到砖窑打手的极大阻拦。而更令人寒心的是，当地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和不配合。“当地派出所很少管我们，他们很多人都和窑场主有联系。我的孩子原来在一个窑厂里，本来只要公安部门查一下那个包工头，肯定知道是被卖到哪里了。但不给我查，我只能在山西这么大的地方一家一家自己找。”

这种高度自觉的精神在下面这位派出所副所长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位河南的失踪孩子母亲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说：“我找到当地派出所，一个副所长说，把你们河南那些傻傻的人弄到这儿干活，还给你们政府减轻负担了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副所长说的话！”

副所长要为河南减轻负担如此主动自觉，以至于不让他们减轻负担都不行，

一个到黑窑场寻找孩子的家长发现一个小孩是自己的同乡，想把他带走，结果当地派出所的人说，这小孩是窑场花了几百块钱买来的，你只要找自己的孩子就行了，不要管闲事。

警察自己不“管闲事”，也不让别人“管闲事”，但没想到劳动监察部门的人“管起闲事”来，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讲述了在山西永济市解救平顶山少年朱广辉的个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朱广辉是从一个窑厂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的，并且一个姓冯的劳动监察队员还把朱广辉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于省长所说的“互联网和省内外以及海外一些媒体上陆续出现对该事件的某些不实报道”，如果是，最好予以澄清，以免有污山西令名。

在中国劳动保障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工作组２２日于太原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道歉，向山西人民检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不指出于省长的几个用词不当：

“近期发生的这些“黑砖窑事件”暴露出山西省在农村地区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管理方面存在着明显漏洞、薄弱环节以及政府监管不到位等严重问题”，显然不是近期发生的，而是长期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的。

“长期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的小作坊、小煤矿、小矿山、小工厂等的劳动用工问题疏于管理，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状态”，不是失察和失控，而是帮凶和伙同，至少对部分官员来说是这样，而对其他多数官员来说，则是不闻不问，明哲保身，高高挂起。

       “于幼军说，公安机关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存在漏洞，工商部门对存在的无证砖窑没有及时发现并依法取缔”，这段话令人哑然失笑，“没有及时发现”！就在眼皮子底下，只要在打牌之余稍微“视察”一下也就一目了然。实际上是心知肚明，不过利益所在，睁一眼闭一眼或充当保护伞罢了。

“个别村干部甚至包庇纵容黑窑主，充当“黑后台”和“保护伞”，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村干部，至少还有劳动监察部门，派出所等，单让“个别村干部”背黑锅是不地道的，虽然各有各的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