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资本与权力的结盟

警惕资本与权力的结盟

杨迁 刘毅华

在《红旗》上读到周瑞金的一段怪论：“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全都是“新”矛盾、“新”问题；但是他又说全都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

请问周瑞金，新矛盾、新问题是当前的矛盾和问题，自然应当是新体制的矛盾和问题，怎么能够超越时空，把已不存在的“旧体制”硬扯上来，作为新体制的替罪羊呢？

目前新的经济体制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第三，以土地买卖、使用权转化为资金，以吸引外资作为龙头政策措施；第四，以“国退民进”为私企开辟收购、兼并国企，扩大生产，积累资金，进一步发展私企为平坦大道。这四个“以”，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现实。这四个“以”，哪有一点“旧体制”的痕迹呢？周瑞金那个荒唐的逻辑，又怎能把不存在的“旧体制”与弊端挂起钩来呢？请你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用放大镜看一看，在这四个“以”中，有哪一方面是属“旧体制”的。真正属于旧体制的东西是有的，不过不是你们所说的带有引号的社会主义“旧体制”，而是没有引号的资本主义的旧体制——雇佣劳动制在中国的国企和私企中复活了，而且复活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旧中国上海十里洋场中产生的《包身工》所描述的惨状。老板和包身工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堂”与“地狱”之别。“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这才是周瑞金所说的旧体制复活产生的弊端。

贫富差距拉大能否缩小呢？若是按照邓小平的理论，“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可以的。但是，你见过先富起来的成为强势群体的老板们采取过什么措施去帮助弱势群体的工人、农民富裕起来呢？君不见弱势群体的工人、农民，因工资福利低、工资被拖欠、土地被强占要求老板遵守法律求公道，双方无法解决时，老板们就唤来了警察、特种警察帮他们“疏导”、驱散以至逮捕“闹事”的头头，成为解决群体事件的唯一手段。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信号：资本与权力已经结盟！资本与权力的结盟，直接挖断了“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的通道。

资本与权力结盟，大体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资本主动与权力结盟，要求权力维护老板们的既得利益；另一种是权力主动与资本结盟，以权力谋取私利，换取老板们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资本与权力双方的互动，取得双羸的皆大欢喜的成果；资本与权力的互动、双嬴，建立了共同的既得利益关系；资本的雇佣劳动制度是经济基础，权力是这一经济基础的上层政治建筑，是专为雇佣劳动制度这一经济基础服务的；体现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这条政治经济学原理。

资本与权力的结盟，是掩盖不了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可以通过成千上万的贪污腐化案件给以说明。无不是露骨地表现为彼此彼此的皆大欢喜。

为什么资本与权力那么大胆妄为呢？这是有其理论根据的。因为私有化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曾经抛出了发展市场经济需要“润滑剂”的理论。这个“润滑剂”理论经过经济学家们热烈的讨论，终于取得“合法”的地位，在论坛上大肆宣扬，在报刊上大登特登，已经成为经济建设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潜在的指导方针。于是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代表“主流”经济学家公开地宣传并将“润滑剂”理论应用到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运作之中。1992年12月1日《报刊文摘》第二版一条醒目标题：《应鼓励更多的人去做“倒爷”》，这是有“山大王”之称的成克杰发表在北京《中华工商时报》的重头文章。成克杰宣称：“从事转手买卖的‘倒爷’沟通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渠道，为产品找到市场，为消费者找到需要的商品，从中得到收入，也推动了经济发展，这样的好事为什么要限制呢？现在我们的‘倒爷’还太少太小，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做‘倒爷’，把生意做大一点，而且做到国际市场上去，成为‘国际倒爷”。成克杰不愧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行家里手，他自己山面当了广西两大最有权势的“倒爷”，直接插手自治区属下的银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业务，染指民族宫工程、停车场土地买卖……等，获得巨额的中介回扣数千万元以上。成案披露后，在北京法庭的审判中，还认为他依恃权力寻租所得中介回扣款是应得的。可见这名声显赫的高官，已经被私有化市场经济学弄得头脑发晕了，达到利令智昏、胡说八道的程度了。类似成案的千万件贪腐案例，都有大小不同权力的书记、董事长、经理、厂长去充当“倒爷”捞取“好处费”、“中介费”。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倒爷”不断被绳之以法裁倒了，但是中介回扣的“好处费”太诱人了，他们“前仆后继”，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这是旧体制在私有化市场经济中复活的恶果。人们不禁要追问产生这些恶果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产生的原因两点：一是权力失去有效监督，封建的官本位制度，家长制不除，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不争的事实和真理。二是正如马克思揭示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挺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当前，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表现在各方面各行业之中，它的焦点和典刑，就是房地产行业这个重灾区。请看《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8月28日的报道。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听取了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报告后，贺铿委员说，房地产主要存在官商（也即权力与资本）勾结和投机行为（也即“倒爷”买卖）这两个问题……他指出“官商勾结越来越明显，而且每次房地产要进行合理调控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讲话……价格高是因为有人炒作（按：就是有大小的“倒爷”兴风作浪），有人（即有权力有资本的）支持”。只要“把官商勾结和投机炒作问题解决了，房价就会自然回归正常。银行放贷与宫商勾结有关（按：银行放贷的权力，实际上是不同级别的党政机关官员伸向各个商业银行的权力），房地产贷款中将来（按：已经造成了）可能出现为数不少的坏帐，这个问题不管，而去管价格，那就本末倒置了。”柳斌委员则指出：“老百姓都看得很消楚（按：因为权力与资本结盟已经很露骨，达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程度了），很多房地产公司后面都站着几个，甚至是一批官僚（确实惊人），这样的问题如何治理？反商业贿赂也难以反到这些人头上（按：因为这些人手上握有生杀予夺的官僚制权力——这是不受监督的，任何人难奈其何），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贺铿委员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官本位权力是无法监督约束的。下面就是他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他又说：“现在的卖地款，都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这已经是多年来就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黑洞，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这笔钱不受预算的约束，地方政府可以随便使用。为了多一点收入，在卖地问题上，五花八门，什么政策都有，一方面把农民的土地价格压得很低（按：这是房地产老板、政府官员与农民发生土地纠纷而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一方面又从土地买卖当中渔利。非常黑暗，要加大治理的力度。

贺铿、柳斌两委员所揭露的问题，可以在绝大部分的贪污腐败案中反映出来。成克杰案，主要是公路工程和房地产问题，公路工程首先涉及农民的土地占用补偿问题。湖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案曝光，主要案情也在房地产方面。据《南国早报》2006年9月7日报道：雷渊利与其嘉禾同乡周吉合作项目分得价值226万元的房屋一套；兴建郴州“人民会堂”向20多个乡镇摊派工程款，每个镇出资上百万元，雷从中捞取了上千万元；雷还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1000多万元借给东进公司，牟取非法暴利。雷某用受贿赂所得为7个情妇各买一套豪华房屋。成克杰、雷渊利之类的案件，说明赃款的来源和去向，几乎全与房地产有关。各种报刊揭露房地产以外的其他行业的贪污腐败案和许多大案，如赖昌星的走私案，涉案的官员和老板的赃款，有很大份额是属于房地产的权钱交易，又有很大份额是用于购置房地产的。许多的大中型企业、公司、工厂都有自己的房地产或兼营房地产。因而，土地房屋是市场经济中最普遍，又有最大价值，最有增值价值，可以长期待价而沽的特大商品。据估计，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房地产业开发的土地、房屋、公路、铁路的总价值，即使是倾尽全国各大银行的货币储备量，也难与其相匹敌。

说到这里，请问周瑞金之类的“主流”经济学家，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个时期内的“旧体制”中，并不存在房地产业的市场经济、房价高这个弊端。明明是私有化市场经济失控产生的弊端，怎能生拉硬扯成是“旧体制”的弊端呢？这叫什么逻辑呢？这是胡言乱语的狗屁逻辑！

在私有化的房地产市场经济中，已经爆发了数不清的土地纠纷、房产纠纷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发生后，通常是派警察或特警去处理。一般被处理的对象，不是老板和官员，而是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从而，在事实上宣布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性已经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资本与权力的紧密结盟，形成了强势群体。可以说，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制造了强势群体、弱势群众这两大群体分化，任何人不是属于强势群体，便是属于弱势群体。两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通过金钱与权力的结合，可以“颐指气使”、“灯红酒绿”、“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使鬼推磨”；后者“苦无可诉”、“冤情难伸”、“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末路自尽”。

这就是周瑞金们所说的旧体制（按：非是有引号的“旧体制”）产生出来的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主流”经济学家们，你们有什么良方，可以使不和谐的社会和谐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