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加平：《风云突变的一九六二年》之第二章

第二章    1962年黑色春夏之交与

毛泽东注意力的方向性转变

目　录

一、1962年黑色春夏之交与毛泽东情绪和思想的深刻变化

1、毛泽东密切关注肯尼迪政府战略新变化和越南战争新动向

2、毛泽东的盛怒

3、毛泽东仍还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并对克服困难经济好转充满自信

4、毛泽东的思想情绪在起变化

5、1962年黑色春夏之交与毛泽东思想和注意力的急剧转变

二、毛泽东思想和注意力的方向性转变与战略对策

1、毛泽东开始把重视的重点从经济建设转向国家安全和准备战争

2、毛泽东注意力战略性转变的外部国际原因

3、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判断

4、毛泽东的战略对策

三、平息三大事件与要对付这个姓蒋的

1、平息外逃和暴乱事件

(1)、平息伊塔外逃事件

(2)、平息逃港事件

(3)、平息伊塔暴乱事件

2、毛泽东要大家准备打仗对付这个姓蒋的

3、要摸清楚美国的底

4、焦急紧张的肯尼迪政府

5、肯尼迪说美国决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6、周恩来说毛泽东抓住美国这个中心环节全局就活了

四、毛泽东痛打蒋介石 解放军反击尼赫鲁

1、按下“葫芦”浮起“瓢”

2、美国重又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3、蒋介石正式窜犯大陆  尼赫鲁悍然进攻中国

4、毛泽东痛打老蒋再探美国意图

5、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打这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第二章    1962年黑色春夏之交与

毛泽东注意力的方向性转变

一、1962年黑色的春夏之交与毛泽东情绪和思想的深刻变化

1、毛泽东密切关注肯尼迪政府战略新变化和越南战争新动向

对于中国来说，能够影响自己内外政策的外部国际因素，除了亚非拉各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进展情况外，最主要是两个国家的作用，一个是表面上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盟友实际上却已关系恶化的苏联，另一个是仍然实行敌视中国的反华政策并仍还占领台湾支持蒋介石集团的美国。因此对于苏联会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动作，美国在国际事务和对华政策有什么新的动静，这是毛泽东最为关心和重视的。

当肯尼迪在1961年1月上台执政后，尤其要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而使已经处于对抗状态的美中关系增加了新的战争性敌对内容以后，毛泽东就始终在密切注视这个美国民主党新政府在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上的新变化、新动向，以及将要被肯尼迪扩大起来的越南战争对世界局势与中国建设和安危的影响。

1961年9月，毛泽东和中央及地方的主要领导们正在庐山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在讨论中发现，自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提出以来，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对八字方针贯彻不力，没有按实际情况降低指标，继续在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就在这时，突然传来美国9月6日在亚太地区举行代号为“高根1”的第一次对华核战争演习的消息，毛泽东得知后顿时感到内部经济困难和外部战争威胁同时压了过来。而毛泽东对困难和危险一向是决不退缩勇于斗争的，正好这时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与会者托董必武请毛泽东写一首诗，毛泽东便于9月8日在他的住所“美庐”别墅将在当年长征快结束到宁夏时写过的一首《六盘山》词重写一遍，以表达他“不到长城非好汉”、“长缨在手”“缚住苍龙”的坚定信心：

清平乐  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抄好又给董必武写了一封信：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以为可用，请转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注1)

毛泽东在提笔写词、写信时，他的夫人、摄影笔名“李进”的江青在一旁说：“谁让你写你都写。顺便也给我写一首吧。”毛泽东当时没有诗意诗境，原不打算给她写的，但江青的一句“你不是也给那个李淑一写过吗？”猛然勾起了他对过去革命岁月浴血奋战、先烈牺牲的深深回忆，而当今又身临国内外困难危机的滚滚乱云和重重险境之中，这使他思绪澎湃，诗兴大发，于是答应给江青题诗一首。乐不可支的江青立刻转身走进“美庐”二楼的卧室，去拿她这次在庐山拍的一些照片。毛泽东一边过目欣赏，一边构思诗句。第二天，他坐在办公桌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呼了出来，然后从容提笔，一挥而就，为江青拍的一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题了诗：

七绝  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注2)。

这首诗的诗意诗境，正是他当时面对国内外乱云飞渡而“在险峰”“仍从容”心情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毛泽东在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前就已经在关注这位可能会成为美国新总统的年轻人了，他在1960年10月22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电视辩论的内容。他通过斯诺明确地告诉美国：中国会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会主动向美国开战，并且“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以此向美国表示好意。而周恩来在会见斯诺的谈话中，表现出对可能会就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在对华政策的立场上了如指掌(注3)，这也可见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和可能成为新总统的肯尼迪对华新政策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在以后还对斯诺提到”灵活反应”战略的提出者泰勒将军，他说：“美国驻南越大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写了一本书，叫《不定音的号角》。看他那本书的意思，他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没有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没有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够用这种东西制胜。他要争陆军的人数和费用，但是同时说也要制造核武器，二者平行发展，他说陆军是需要的，要保持八十至九十万人。陆军要坚持陆军的人数，空军要多搞飞机，多搞核武器。海军有海军的主张，他代表陆军，要争取陆军的优先权。现在他又得到了在南越实验的机会”(注4)。对于肯尼迪向越南增兵搞反游击战的“特种战争”，并且平时阅读研究毛泽东著作关于军事部分的论述，人民游击战争理论的创造者和杰出实践者毛泽东更是关注，他曾对斯诺说：肯尼迪“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注5)。“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注6)。

随着肯尼迪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前共和党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并以入侵古巴的猪湾失败换取了避免美苏发生核战争，获得了调整战略、革新除旧、重整旗鼓的时间，促使了一系列旨在振兴美国、赶超苏联、同苏较量的内外政策措施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所以在他掌权后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就使美国面貌一新，实力大增，落后于苏联的“导弹差距”已经赶上，并在美苏冷战交锋中使美国逐渐摆脱了因前任共和党政府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所带来的衰退被动困境。比如美苏首脑舌战维也纳，肯尼迪逼得赫鲁晓夫恼羞成怒、黔驴技穷、无可奈何；比如在柏林危机中逼退苏联的战争威胁，又一次地避免了美苏之间常规大战和核战争的发生，保住了西柏林这块西方阵地，赫鲁晓夫只得进行一系列大当量大气层核试验，甚至爆炸了5000万吨当量级以上的特大核弹，向美国作吓唬人的示威和撒气，但却也无济于事等。因此到1961年快结束时，也就是肯尼迪在柏林危机的对抗中迫使赫鲁晓夫退让而使危机和平解决后，美国在欧洲大西洋与苏联激烈的攻防竞争中已经出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肯尼迪的权威和他所推行的“灵活反应”新战略已经在美国站稳脚跟。

与此同时，肯尼迪在亚太方面则是开始了战略攻势，而且逐步升级、越来越猛。比如，他上台才一个月，就决定更深地干涉越南事务，卷入越南战争，要把南越变成进行“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实验室”，并于5月开始，把美国的军事装备和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南越，自此后美国飞机在南方狂轰滥炸，军舰昼夜不停地在越南沿海执行作战任务；比如他利用中苏矛盾，企图联合苏联破坏中国研制原子弹，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比如他在上台当年的9月8日至13日，举行了代号为“高根1”的对华核战争演习，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和支持印度发动侵占中国领土的边界战争；比如，柏林危机刚一结束，他就向南越大量增兵，支持和援助吴庭艳政权进行反游击战争的“灌木林火式”“特种战争”等。肯尼迪日益明显的亚太攻势和更加敌视中国的反华政策，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惕，他开始隐约地预感到有战争来临的危险。

2、毛泽东的盛怒

1961年9月28日，也就是美国对华核战争演习后半个月，天蒙蒙亮，毛泽东开完庐山会议回到北京，一到中南海丰泽园的住处菊香书屋，他发现自己的房间改了样，原来有人趁他这次离京之际擅自修缮了他的房间，并重新布局了房间里物品的摆放位置。

他见后顿时大发雷霆，对工作人员严厉批评说：“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谁叫你们这么干的？老百姓还在挨饿，你们却在这里给我修房子，这还像是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吗？”

盛怒之下，毛泽东命令将他所有的东西统统搬出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他不再住在这里了。他顾不得吃一口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的早餐，只是匆匆换了一件中山装，便带着满脸怒气，又乘汽车出去了。从此，毛泽东搬进了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菊香书屋(注7)。

毛泽东之所以会对这件未经他同意的“修缮”之事如此的愤怒，并立刻搬走，不再来住，很可能是，因为自肯尼迪上台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战略变化，美国的亚太攻势使中国已经开始面临战争的威胁。对于最高统帅来说，最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最安全的条件，能够密切观察、思考和分析研究局势的发展变化情况，尤其要紧的是严守战略机密、不露战略意图、防范内部可疑者窃取情报。他的房间是党、国家和军队最核心的机要重地，里面有着许多特级绝密的文件、情报、档案和信息，不经他的允许，是谁也不能动、不能看、甚至不能问的。这次可是有人趁他外出之时，在不让他知道、更谈不上经他同意的情况下，竟敢擅自“修缮”他的房间，搬动他的东西，这不仅表明这些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在他不在时可以随意进他房间任意“修缮”和搬动他的东西，而且更意味着很可能有人是在借“修缮”为名，在翻查、偷看他的绝密文件和战略信息，甚至很可能还在他不知道的哪个隐密之处偷偷地安装了窃听器，想窃知他的战略意图和行踪动向。这些人竟然如此胆大妄为，这不能不引起已经预感国家已经面临战争威胁的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和极端愤怒，赶紧把东西搬走不再居住，就是为了避开这个可能会被窃听盗密的可疑之地，防备以后有人再在他房间里做特务手脚。

(英美等西方外交和情报部门一直在密切观察、侦探毛泽东的意图、性格、爱好和行踪。据笔者所知，当时一位在英国驻华大使馆里工作的中方雇员在一次与英使馆的一位官员闲聊时，这位英官员无意中说起：西方情报机关对许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性格、工作特点和兴趣爱好等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唯独对中国的毛泽东摸不透，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下面会怎么干，很不好对付，这也影响了制定对付中国的决策，常常被毛搞得很被动。不久，外交系统有关部门知道了这件事，并汇报了上去，立即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多次派人向这位中方雇员再三询问和核实那位英使馆官员所说的每一句有关的话。后来他们透露，毛主席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就是要让西方对他摸不清，这样才能调度他们，牵着他们鼻子走。)

毛泽东搬到游泳池休息室里住以后，不受干扰地静静思考和分析国际形势的种种发展变化，而国际形势发展的重大变化，甚至世界格局的根本性改变，莫过于起主导作用的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国际战略的变化，因此他越来越觉得肯尼迪的新战略新动作必然会引起天下大变，而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中先左后右的表现，也助长了这位美国年轻新总统在亚太地区参与越南战争和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攻势气焰，这对中国很为不利。这使他不安起来。正好前不久中科院院长、诗人郭沫若写了一首揭露批判苏修面目的七律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万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注8)。

毛泽东读了以后颇有感触，来了诗兴，于是他在中共中央发出召开“七千人大会”通知的第二天，即1961年11月17日，写了一首《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诗，以表达他这种预感和不安的心情：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注9)。

3、毛泽东仍还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并对经济好转充满自信

但这个时候，毛泽东仍还是把国内经济建设放在他工作的第一位。11月30日，他离开北京到杭州、上海、无锡视察，在无锡同江苏、安徽的党政军领导谈话时，主要话题都是发展经济的事。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他汇报说，农村形势在好起来，粮食超额完成，猪、家禽、外贸、财政等情况也都比较好。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的。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注10)。毛泽东甚至还想实现三个月前即8月份在庐山所表达的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作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作官僚主义者；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还请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地质学家，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人民去评论(注11)。

正是因为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和心绪仍还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所以才决定在1962年初召开纠错鼓劲、总结经验、调整经济的“七千人大会”的，因此他又对江渭清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1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曾希圣和江谓清都看得出来，毛泽东的高兴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注12)。而毛泽东这样说，为的就是尽快克服困难，把国民经济调整好，搞上去，只有这样，才能应对“妖雾又重来”、“鬼蜮必成灾”的“大地起风雷”巨变。

12月16日，毛泽东结束了这次到无锡的视察，乘专列北上。听说山东的粮食生产搞得好，就在17日专门到济南去看看，然后在19日到天津。在同山东省委、河北省委和华北局的领导的谈话中，再次对经济情况的好转兴奋不已，充满信心。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向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70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100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我们每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义务。要眼睛向下，真心实意地向群众请教；要晓得，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一旦迸发出来，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将会迅速得到发展。”他又说：“我总是说：生我者父母，育我者人民；如果不为人民办事情，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干什么？”(注13)

毛泽东在天津稍作停留，于19日当天返回北京。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比较放松，是因为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国内爆发的困难形势使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一直处在纠“左”的前线，身心倍感疲倦。到了1961年，在他看来，其困难形势进入谷底后，已经在逐渐好转，中央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都开始见效，只要在各行各业把具体政策一一制定出来，落实下去，再有两三年，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恢复了。中央召开了小型工作会议，再召开一个七千人大会，把过去的工作总结一下，承担一下责任，告诫大家要听中央指挥，实现今后10年的奋斗目标是不成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的经济工作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他着急的事情了，交给刘、邓等一线领导去办就可以了，他在那里集中考虑反修抗美等国际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在12月21日谈到毛泽东时说：他现在心情很好（注14）。

12月22日，北京下了一场冬雪，爱雪的毛泽东诗兴大发，借南宋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词调，填词一首：“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然后，他又在刚刚写好的这首词后面续写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一词，以与他写的《咏梅》意境相比较：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怨，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注15)。

12月27日，刚刚度过68岁生日的毛泽东向参加小型工作会议的人推荐了他的这首咏梅词。从词中可以看到，他一反陆游的孤零自怨之无奈，表达了他对反帝反修、对当时国内工作都充满了不怕困难、前途光明的乐观和信心，并让与会者同他一道分享。当时郭沫若说：“主席写出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是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擎得住，首先成为毫不动摇、毫不害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国人民做出好榜样”（注16）。

4、毛泽东的思想情绪在起变化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如期召开。2月7日，大会结束。会后，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召开讨论财政、金融、市场和农村工作等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然后于第二天即2月8日离开北京，到外地去视察和调查去了。

毛泽东先到了上海，在锦江饭店对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作了修改，写了批语。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2月13日发文决定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小队，实行30年不变的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的“一大二公”体制终于得到了纠正。

2月2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西楼会议”。2月23日，毛泽东从上海到杭州，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工作报告表示赞同。2月2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稿作了批语。2月25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杭州，带来一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录音带。毛泽东很高兴，嘱咐田家英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省农村去作一次实地调查(注17)。

也许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或许却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共“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同一天，即1962年1月11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向美国国会提出国情咨文，在对于为了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进美国全球扩张的军备问题时他说：“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政府建造‘北极星’导弹核潜艇的速度和‘民兵’导弹的生产能力都增加了一倍，把随时准备好在接到警报后15分钟内起飞的有人驾驶轰炸机数目增加了50%，把作好战斗准备的师的数目增加了一倍，更新了武器和弹药，增加了现役舰只，增加了战术空军。这还不够，在新的的一年中，通过进一步的扩军备战，继续保持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同时，“我们打算在任何时候都拥有抵抗非核或有限进攻的能力—用来补充而不是代替我们的核能力”；而在中共“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毛泽东离京去沪的当天，即2月8日，肯尼迪政府在越南成立了“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以此为标志，美国正式发动了针对中国的侵越“特种战争”，美国派往南越的美军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几百人，猛增至此时的4000人。

然而也就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到上海和杭州期间，美国又加强了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支持，美蒋不断举行准备登陆大陆东南沿海的联合军事演习。而苏共中央则在2月22日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信中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特殊立场”；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的“独特路线”。苏共虽然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但却要求中共接受以苏共为主导的“共同路线”。

肯尼迪真的在越南大张旗鼓地操戈大干起来了，并还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而赫鲁晓夫也仍还企图迫华就范，继续恶化中苏关系，这两个来自美苏超级大国加剧反华的形势变化使毛泽东特别重视和警觉。他在杭州立刻通过专线电话和电报在了解“西楼会议”情况的同时，还特别要了解和掌握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军事行动和苏共中央来信的基本情况(注18)。他马上预感到，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军事行动对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认为美国加强军事干涉“直接针对着越南民主共和国，而间接则针对着中国。”他更加相信，只有通过对北越的援助，才能打败美国的军事干涉。但是，对于美国在越南和印支继续扩大战争，是否会越过17度线而可能像抗美援朝一样迫使中国直接参战而同美国发生第二次中美战争？如果中国拒绝向苏联屈服就范，苏联会不会对中国进一步采取报复行动？等等，毛泽东对这些问题开始沉思起来，深感担心，并在这种不安的心情中于2月28日离开杭州到达南昌。

3月3日，中央派专机到南昌把苏共中央的来信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对苏信的估计与对策意见送给毛泽东(注19)。3月9日，毛泽东前往武汉，在东湖宾馆用了几天时间批阅经反复修改的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这时的武汉正是南方初春季节，大自然中的春天气息是那么美好，毛泽东却没有心思走出宾馆的房间去踏青赏春。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全国农村的春耕生产还不放心，另一方面也是对国际形势新变化的不祥预兆使他更加不安和忧虑起来，所以他于3月13日和15日两次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武汉来商讨当前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国际问题(注20)。3月16日和17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情况，毛泽东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美国发动侵越战争等国际问题。3月23日，毛泽东到郑州，然后到邯郸，于3月26日回到北京，出席二届人大三次会议。3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4月7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断然拒绝苏共强加在中共头上的三个罪名和迫使中共屈从苏共的就范强求，但表示赞同苏共中央关于消除分歧的建议，同时建议中苏两党“结束公开攻击，开始党与党之间的双边会谈和多边会谈；苏联应带头恢复与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劳动党之间的正常关系。”中共中央建议把这些作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初步措施。4月9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指示把这封复信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注21)。

但是这并没有减弱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和国家安全处境严重性的担忧，这时他的情绪和口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困难谈得多些了。这正如他在4月9日当天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时所说的：“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国内有困难，国际上也有困难”(注22)。

5、1962年黑色春夏之交与毛泽东思想和注意力的急剧转变

果然，一进入1962年4、5月份的春夏之交，各种国际和国内事件接二连三、接踵而至地突然发生，巨大的困难甚至危险正迎面向中国和毛泽东扑来。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1962年的4月阳春一到，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正式成立反攻指挥中心，调集大军，广作军事部署和战争准备，着手对大陆的反攻行动；也在这个月，与苏共中央收到中共中央复信的几乎同时，西北新疆的伊塔地区突然爆发了苏联策动的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并在4月下旬达到高潮，外逃者近7万人；就在伊塔边民外逃高潮之时，在港英当局和造谣者的煽动挑拨下，南面也爆发了来自广东省和全国各地群众的大规模逃港事件，与北面的伊塔边民外逃浪潮形成南北呼应的局面；到5月份的初夏时分，逃港事件达到高潮，外逃者达10万人之多。也就在这个月，肯尼迪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并下令派遣美国陆空军进入泰国，支持富米—文翁叛军进行内战，进攻老挝爱国军队和起义部队，并派出第七舰队特遣部队到东南亚海面，随时准备入侵老挝。蒋介石军队在东南亚的残部也参加了对老挝的作战，集结在老挝境内和泰国北部边境的蒋军残部有2000多人，战火直逼中国；而这个月底，新疆伊宁又爆发了苏联制造的伊塔流血暴乱事件，中苏边境转入全线激烈冲突；这个事件余波未平，从年初开始就加紧推行“前进政策”而不断入侵中国边境的印度，在美英支持下又于6月派军悍然越过麦克马洪线，更加有恃无恐地侵占和蚕食中国领土，而美蒋也在这个月举行对大陆的陆海空联合登陆作战演习……。1962年的整个春天和初夏，对中国来说，真是个黑色的季节。

对于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国内外形势会发生如此突然的巨变，毛泽东在美国正式发动侵越“特种战争”和苏共中央要中共就范的来信时就已有所预感和警觉，并因此对国家安全处境感到不安和担心，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变化会来得如此的迅速、突然、集中和剧烈，形势的发展会有这么的严重和危急，这给他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对经济将会好转的高兴心情投下了阴影。他因为这几年一直注重国内经济建设而对现在突然集中发生危及国家安全甚至可能会发生战争的突变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对付。为此他心情忧郁沉重，甚至在送别跟随他15年的贴身警卫员李银桥时竟然触情生悲，流泪哽咽。他伤感地对李银桥说：“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进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不要交，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我一次我就满意了……”(注23)。

4月20日，他应李银桥的要求，在他历来所写的众多诗词中专门挑选了一首七律《长征》的诗抄录在荣宝斋精制的折子上，送给李银桥珍藏留念：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

诗幅字迹深厚，用笔浓重，气势磅礴。当天晚上，李银桥一家人在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家中争抢着看毛泽东写的这首《长征》诗，但见笔走龙蛇、浓墨飘逸；忽然，李银桥发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中少了一个“索”字，便说：“明天我去请主席再写上。”

第二天，李银桥拿着诗折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笑了笑，拿起毛笔在“铁”字下面加写了一个小小的“索”字。李银桥拿过来看了看，顺手用桌子上的宣纸吸吸干。毛泽东见了说：“你很认真么!”

李银桥也笑了：“我这都是跟主席学的!”

离开毛泽东，李银桥拿着毛泽东给他写的《长征》诗，又去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颖超在毛泽东写诗的折子后面题了词。郭沫若知道后，特意来找李银桥，看了毛泽东写的《长征》诗，赞不绝口，并说“索”字加写得恰到好处，犹如神来之笔，实可谓巧夺天工，随即乘兴在折子后面题写了一首律诗。

这时候，毛泽东为李银桥写诗的事被中南海里的许多人知道了，经郭沫若推荐，好几位著名画家依约了李银桥欣赏毛泽东的手迹，并以极大的兴趣一一在折子的后面画了画；《光明日报》的记者得到消息，即刻找上门来为毛泽东的手书《长征》诗拍了照，不久刊出在《光明日报》上，顿时传遍全国(注24)。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专门挑选这首《长征》诗抄录后赠送给李银桥，并通过他和党政领导人、名家媒体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宣传出去，实际上也是在通过这首《长征》诗告诉全党全国，现在又要开始新的艰难长征了，这首《长征》诗正是在表达他对危难即将来临的愤然和奋斗之意。

 “五一”节过后，毛泽东离京南下，5月3日到达无锡。5月4日傍晚，毛泽东在太湖看到无锡人民欢庆五一的游园活动时，不由说道：“国家现在虽然困难，但人民也有欢乐的时候；一个民族只要精神不死，有朝一日总会强大起来的……”。毛泽东的话似是乐观，也显悲壮。

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由于发生伊塔外逃事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他便在5月15日果断作出了中国不参加苏联东欧7国领导人会议的决定。第二天，他在上海得到通报，得知赫鲁晓夫要“全力以赴地与南斯拉夫合作，并以此帮助南斯拉夫加强其社会主义地位”的消息，立刻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注意，新老修正主义的互相勾结，很可能会给当今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造成新的麻烦，我们要有所警惕”(注25)。与此同时，根据美蒋加紧准备进犯大陆的动向，毛泽东命令人民解放军加强战备，调整部署。对于美军在这个月进驻泰国，毛泽东也命令作出强硬反应，中国政府和媒体公开号召将美军“赶出东南亚”。

5月29日，正当毛泽东紧急召见总参谋长罗瑞卿就东南沿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作加强全军战备的指示时，新疆伊宁市和伊塔地区又发生了苏联制造的流血暴乱颠覆事件。事实证明，这个原以为是“愚氓”实际上却是“必成灾”的“鬼蜮”“妖僧”已不“可训”。毛泽东便于第二天，即5月30日，命令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强烈提议，又于5月31日作出搁置、实际上是取消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同苏联及集团进一步分道决裂。对台海方面，他当天在同罗瑞卿谈话时又作出要“大家准备打仗”的指示。6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约见了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等军队领导人，听取了关于蒋介石最近有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汇报和中央军委对蒋作战的军事部署，随后离开杭州赴南昌。

为了了解部队备战情况，在专列到达浙江金华时，毛泽东想去附近的驻军看看，并强调不要预先通知，来个“突然袭击”，好知道真实情况。于是专列停在了支线上，毛泽东和他的机要秘书谢静宜、警卫科长孙勇等一行人乘汽车开进驻军院内。部队的两位师长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忙从办公室出来，一看是毛主席，立刻呆住了，又惊又喜，十分激动。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后马上要他们带他到连队去看望战士。到达营房后毛泽东随即进了一个班的宿舍，战士们都没想到能见到自己的统帅，个个惊讶，激动异常。毛泽东和全班战士一一握手，问长问短，战士们一一回答。这时毛泽东环顾一下整洁的宿舍，视线落在一排枪上，他向前走了两步问道：“擦枪布发不发？”战士们回答说：“发，发。”毛泽东放心地笑了笑，然后离开驻军营区，回到专列上，继续朝南昌方向驶行(注26)。

在专列上，毛泽东指示应抓紧时间对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他对罗瑞卿等人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常规武器固然重要，但尖端武器我们也要有那么几件……。”并饶有风趣地说：“你们都看过《封神演义》么？书上的各路仙家手上都有那么一两件‘法宝’，很可以克敌制胜呢!将古比今，所以说，敌人手上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手上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听了毛泽东的话，罗瑞卿等人都会意地笑了(注27)。

这是毛泽东一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谈经济建设以来明确而又着重地提到了战争，提到了要准备打仗，甚至提到了加速造出原子弹，要准备打核战争。而此后不久，毛泽东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大规模援越抗美正式开始了。

二、毛泽东思想和注意力的方向性转变与战略对策

1、毛泽东开始把重视的重点从经济建设转向国家安全和准备战争

从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一直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始终把抓国内经济建设放在他的一切工作的首位。尽管在这7、8年间也曾发生过一些危及国家安全的事件或战争危机，比如1955年因解放一江山岛引起美国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阻止大陆解放台湾的第一次台海危机；1958年8月因炮击金门引发美国亚太大调军、并又准备要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第二次台海危机；1959年的西藏武装叛乱和解放军平叛之战；1960年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要反攻大陆；1961年9月美国举行第一次反华核战争演习和印度发动侵占中国领土的第一次中印边境战争等。但这一系列的国内外事件和战争危机，并没有使毛泽东改变把经济建设放在工作首位的大方向，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能够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和在大会以后到沪杭视察期间仍然还特别关注经济工作，并对能够克服困难使经济好转起来充满乐观和自信。

但是，自从他得知美国发动了以反华为目标的侵越“特种战争”和苏共再次企图迫使中共就范的来信以后，尤其在4、5月份的春夏之交又突然集中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动乱事件和战争危险以后，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突变，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刺激，这也就使他的情绪、心思和注意力在突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首先是对这种突发巨变的严重性超出了他的预料感到震惊，接着是因为事先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感到担心，然后是由于还没有深思熟虑的全局性战略决策和具体应对措施深感沉重。

然而更深刻的变化是，经过这次62黑色春夏之交的冲击和刺激后，毛泽东对国家安全处境的严重性和日后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发展趋势真正的重视了起来，并开始把工作重点和注意力从国家经济建设逐渐向国家安全和准备日后反侵略战争方向转变。5月29日发生伊塔流血暴乱事件和美蒋要进犯大陆的紧急情况后，他立即于第二天指示中国政府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和要苏联封锁边境，并指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研究东南沿海的作战问题，在5月31日指示“要准备打仗”。然后又在6月8日赴南昌的专列上明确提到要准备战争，要加快研制原子弹要准备打核战争，而且心情变得轻松起来，甚至还说说风趣话。这些表现正是他的思想和注意力已经初步完成了这种方向性深刻大转变的标志。可以说，也就是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从黑色春夏之交发生一系列的事件起至6月8日期间，毛泽东已经开始改变以前提出的东风已经压倒西风、战争可能打不起来的看法，转而强调世界战争早晚要爆发、不可避免，并且基本形成和初步确定了新的战略方向，开始把国家安全和准备战争放在了他注意、思考和决策的首要位置，而把发展经济放在服从于安全和战争需要的第二位的地位上，中国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从这时开始的。

那么在1962年黑色春夏以前，中国也发生过各种突发事件和战争危机，毛泽东却始终没有改变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的战略大方向而去特别关注国家安全和战争问题；可是这次发生了美国侵越和黑色春夏的一系列事件之后，毛泽东却很快把重视经济建设的战略方向转变为把国家安全和准备战争放在了他注意和决策的首位，这是为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美国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和敌人，它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支持蒋介石集团打回大陆复辟三座大山，坚持实行仇华反华政策而全面封锁和包围中国，甚至随时准备颠覆和侵略中国，多次要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当时中国还十分贫穷落后，并且还没有原子弹，仅靠自己还不发达的经济和单薄的常规军力量要想独立防御和抗击美国的现代化侵华战争和核战争，肯定难以抵挡、无法胜任。但是中国却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重要成员，又与苏联结成了军事同盟关系，而苏联拥有能与美国相对抗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军备实力，在与美国的冷战较量中处于反美斗争第一线。尽管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已经产生巨大分歧并不断恶化，1960年苏联撤援后两国关系已走向破裂，但在1962年初的中共“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前，两国在反美大方向上仍然基本一致。中苏之间还残存的这种共同反美的战略关系，以及美苏之间争斗重点在欧洲大西洋而不在亚太地区，使美国不可能越过苏联、放松欧洲而在亚太单独对中国动武侵略。加上这时苏联也还需要中国在远东吸引和牵制美国，既保卫它的东方战线的安全，又有利于它在欧大方向同美国的争斗，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不会允许美国侵略和打垮中国。因此，依靠苏联在反美方向上的第一线相抗和保护，这多年来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美国真会发动侵华战争的问题，中国国家是安全的；

(2)、美国在1953至1960年艾森豪威尔8年执政期间所实行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个战略的主要特征正如前面所介绍过的：依赖核武器，依靠核优势，强调核武器的“剑”的作用，而把常规军事力量作为防御对方进攻的“盾”，要么不打，要打就打一场核大战。一旦发生战争，就立即用战略核武器向对方实施先发制人的突袭，一举将其摧毁。

但实际情况却是，苏联也有强大的“快而远”第一次先发制人的核反击能力，这使美国不敢对苏联主动打一场也会使自己毁灭的核战争。作为在名义上仍还是苏联盟友的中国虽然没有核武器，美国也不可能避开苏联首先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再者，根据“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常规军事力量主要用于防御的原则，美国也不会主动进行常规战争，这使它既不敢打核大战，又不敢打常规战，陷于无所作为、不得动弹的无奈困境。因此只要美国继续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并仍然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大西洋同苏联作冷战较量，苏联仍处于反美一线，美国最多搞点吓唬人的战争边缘政策而并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常规军事侵略和核武进攻，也不可能真敢指使蒋介石大规模反攻大陆，对印度反华的支持也很有限。中国托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之“福”，国家是安全的；

(3)、在中苏仍还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盟友关系并仍保持着共同反美的战略方向时，中苏边境长期处于有边无界、有边无防的不设防状态。即使在1960年8月因中苏分歧加深、关系恶化而发生了第一次边境流血事件以后，苏联加强了对中国的边防戒备，但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前，甚至4、5月的伊塔事件前，中苏双方都还没有把对方当作敌对国，在边境地区也都还没有集结大量军队，两国还不可能发生边境战争，更不可能发生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即使美国这时在南线通过越南战争和台海战争进攻中国，中国仍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抗击，这种无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条件，也保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因此，在1962年黑色春夏以前，由于中国并不存在国家安全危机和要准备战争的问题，也就使毛泽东没有把国家安全和战争问题放在他关注和决策的首位，而仍是把思想和注意力集中于国内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2、毛泽东注意力战略性转变的外部国际原因

但是在这次62年黑色春夏以后情况则就大不相同了，可以说，以上所列的所有有利于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国际条件将要全部丧失，取而代之的将是会有害于中国安全甚至会导致发生侵华战争的不利因素，这是因为：

(1)、新上台的美国民主党肯尼迪政府所实行的是一条与前任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大规模报复”战略完全相反的“灵活反应”新战略，这条战略的主要特征前面也已有介绍，即以核武器当作进行防御和威慑对方的“盾”，而把常规军事力量作为主动进攻反美弱国的“剑”，彻底改变了“大规模报复”战略除打核战争以外不能打任何其他战争的单一战争方式，对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灵活反应，并以不同的方式准备打各种战争，特别是打专门对付游击战、山地丛林战、反叛和暴乱等局部的、有限的和特种的常规战争。具体地说就是，核武器主要用于对付苏联，保卫欧美，在对苏防御和对其威慑前提下准备在苏联主动发起核进攻时同它打一场核大战；常规军事力量主要用于对付中国和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进行反美战争并得到中国支持援助的亚非拉国家。

也就是“灵活反应”军事战略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中国和得到中国支援的反美国家，用常规战争的“剑”来对它们发动主动进攻。肯尼迪在越南正式发动“灌木林火式”的“特种战争”，正是按照“灵活反应”战略的这个原则在亚太所作的一次大规模试验和实施。肯尼迪上台后实行这种以核威慑稳住苏联而用常规武器专打中国和受华援助国的“灵活反应”战略，是美国军事战略和主要战争方向的一个根本性大转折，也是冷战较量方式的一个大转折，如此一来，也就必然会出现以下的发展趋势和严重后果：

其一、美国以强凌弱地在越南和印度支那进行“灵活反应”战略的常规“特种战争”，并迅速升级扩大，被侵略的南北越南和印支国家难以取胜，必会求助于中国。中国为了支持它们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同时也是为了保卫自身的国家安全，必会全力相援，反美侵略。如果美国的侵越战争越打越大，中国的抗美援越也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出兵相助。这个时候，中美的军事力量很可能会在越南和印支战场以及中国海空领域直接相撞，从而很可能会导致发生朝鲜战争以后的第二次中美战争。因此，只要美国坚持实施“灵活反应”军事战略，用常规军事力量在越南印支和东南亚去打针对中国的甚至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特种战争或局部战争等有限战争，并随着战争的扩大而逐渐把战略重心东移于亚太地区，那么中国在这个地区同美国发生战争冲突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灵活反应”战略主要的打击目标是世界反美力量的后盾中国，为达此目的，美国除了发动侵越战争外，还支持、援助和指使蒋介石进犯大陆，以诱使大陆反击而制造可以进攻中国的借口，而这一点尤其得到肯尼迪政府和美国军队中仍然主张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并占据绝对多数的强硬主战派的赞同。因此这次美蒋要反攻大陆，迫使解放军很有可能真的要同蒋军打一仗；如果战事扩大，美国参与，中国也很有可能会在台湾海峡和东南沿海同美国打一仗；

其三、同样的道理，印度在美英的支持和怂恿下如此嚣张地入侵中国，也是美国“灵活反应”战略用以牵制和削弱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第二次中印边境之战看来也是很难避免的。而只要中国被拖入以上这三场战争，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就难以保障了。

(2)、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1962年黑色春夏之前，中苏关系虽已恶化，但名义上还是社会主义盟友，在反美问题上还残存有一些共同点，苏联也还需要中国在东线帮它牵制美国，中苏之间的分歧、矛盾和争吵，都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内部的纷争，苏联仍处于反美一线的地位，对中国的安全仍还在起着保护作用。而中苏关系也还存在着弥合矛盾、重新和好的可能，因此此时美国还不敢越过苏联把战争矛头对准中国而要对中国动武，中国也因无后顾之忧而可以倾力于南线抗击美国。

但是1962年4、5月间苏联在中国新疆伊塔地区接连制造边民外逃事件和流血暴乱事件的大规模反华颠覆活动，又开始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境内大量增兵布防，这表明中苏关系已从恶化开始走向了敌对，苏共的2月来信不过是对中共是否接受苏共的领导和路线而同意就范的一次最后的试探，在遭到拒绝后便立即在伊塔制造反华事件。苏联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在告诉美国：苏中同盟共同反美已经走到尽头，苏联已和中国完全分道扬镳，苏联与中国的反美斗争毫无关系，也对中国的安全不承担任何盟友的义务和责任，中苏两国已处对立状态，不仅可能发生边境军事冲突，而且以后也可能会发生两个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

这样一来，也就使美国敢于对越南等进行反美战争的国家实施“灵活反应”战略而发动常规战进攻，中国既要自卫保国，又要援助越南等国抗美，必然会加大同美国发生战争的风险。而苏联的背叛和反华，不仅使中国失去了在北线的安全保障，而且这种北方强敌压境的后顾之忧，又必然会大大牵制和削弱中国在南线对美国的抗击和对越南等的支援，这对苏联来说也等于是在帮助美国侵越；

(3)、然而更为严重的可能性是，由于美国在去年的柏林危机中迫使苏联后退而取得了主动，又加上苏联在柏林危机后对美国发动侵越战争的侧面推动，使肯尼迪不仅要在越南和亚太实施“灵活反应”军事战略，而且还敢于在实施这个军事战略的同时又去实施战略东移，即把美国的全球战略的重点从欧洲大西洋方向东移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对中国形成全面的战略攻势，并且同苏联勾结联手，共同反华，对中国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美苏是两个超级核大国，更是世界冷战的主角。身处北美的美国，左右濒临两洋，与东西欧亚两洲隔洋相望；地跨欧亚大陆的苏联，隔西欧大西洋和东部太平洋，前后对望美国。这种地理位置和它们之间世界级庞大的竞争范围，使它们在作冷战较量时都面临着两大战略选择，一个是军事战略的选择，一个是全球战略重点的选择。也就是究竟实行什么样能把对手斗败的军事战略，和究竟把同冷战对手的竞争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欧洲大西洋方向，还是放在亚洲太平洋地区？

苏联在同美国的冷战较量中，在军事战略上所实行的是“火箭(导弹)空间”战略，在全球战略上实行的始终是把重点放在欧洲。这是因为它的远东地区地广人稀，条件艰难，经济单薄，军力驻防和调度比较困难，难以与美日相比相抗，但却有盟友中国帮它在亚太顶住美日，这就大大减轻了美日对它的压力。而苏联领土的欧洲部分，是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和人口的重心，其华约集团又接壤西欧、面对英美，所以它的全球战略重点只需要放在欧洲而不必要放在远东和亚太。

美国的军事战略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实行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肯尼迪上台后实行的是战法相反的“灵活反应”战略，而在全球战略上他们都把重点放在欧洲，然而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却取得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艾森豪威尔由于实行既不敢打核大战又不敢打常规战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苏联更具超前优势的“火箭空间”战略的主动攻势下，使美国陷于被动，不断退缩，不仅在1957年第二次柏林危机后只得屈尊签约，表面承认苏联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平等地位，而且又在1960年的U-2间谍飞机事件中被赫鲁晓夫揪住把柄，百般羞辱，使艾森豪威尔总统颜面丢尽，美国形象一落千丈，也使欧洲重点战略大失其威。与此同时，在亚非拉方面美国更是无法应付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反帝反殖运动。尤其在人民武装斗争广泛开展的亚洲地区，由于不是战略重点，又因为实行表面很是吓人、实际上却是什么都不敢动弹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所以除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反共反华理论以作自我安慰外，其他方面则难以招架，毫无建树，甚至被中国在台海的一顿炮击下吓得手足无措，慌乱调兵，尽现纸老虎原形。

然而肯尼迪上台头一年在实行“灵活反应”战略和欧洲重点战略方面的效果却是卓有成效、战果赫赫：在欧洲方面通过美苏首脑维也纳会谈和第三次柏林危机同苏联的战略较量，以决不让步的强硬立场逼退了赫鲁晓夫的战略攻势和核战威胁，迫其妥协退让，放弃对西柏林和西德的强求，使美国的欧洲重点战略旗开得胜，大显威风；在亚太地区则是，虽然不是战略重点，却因为在欧洲方面取得了对苏联冷战较量的主动权，使他能够腾出手来到亚太、尤其到越南去实施可以大打把矛头对准中国的“灵活反应”战略常规战争。

更重要的是，苏联方面由于在欧洲同美国的冷战相争中失利后退，又还同盟友中国决裂为敌，这就给肯尼迪一个可以放松对付苏联而把战略重点从欧洲大西洋东移于亚洲太平洋以集中对付和打垮中国的良好机会，苏联也会趁此良机故意推动美国战略东移，把战争祸水引向中国。而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做，也就加大了同中国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性，而苏联不仅因为把美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推向亚太而有利于自己在欧洲大西洋的争夺，而且也可以趁中国军事重心集中于南线对抗美国而使北线空虚之时调转头来出击中国。于是美苏就会暗中勾结联起手来夹击中国，将其瓜分。如果真是到了那个时候，力量薄弱又陷于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中国也就真的危险了。

1962年黑色春夏以后，国际形势因美国军事战略和战争方向的大转变所出现的这种重大突变而对中国产生严重不利的这个外部国际原因，也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他的思想和注意力从重视经济建设调整转移到关注国家安全和准备反侵略战争上来了。

3、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判断

对于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所发生的美国发动侵越战争、苏联仍想迫华就范、以及在春夏之交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毛泽东随着事态的发展，经过不断深入的激烈思考和分析研究，到发生伊塔暴乱事件时，终于弄明白了它的发生原因、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和所会出现的后果，于是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形成了基本的全局认识和初步的战略判断：

(1)、肯尼迪这次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而所做的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大调整，导致了整个美国军事结构和战争方向的大改变。他通过把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的“盾”、“剑”倒置使用的战略大转换，要把始终处于反美二线的中国硬性地逼出来同美国作战争较量。所以从肯尼迪按照“灵活反应”战略的“盾”“剑”功能互换原则在1962年2月8日正式发动侵越“特种战争”日起，随着战争的日益扩大，甚至准备将它升级成为波及到整个东南亚的“局部战争”，使原来一直不在反美一线的中国，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援助越南等国的反美侵略，已经无法回避要同美国的仆从、甚至要同美国发生战争的发展趋势。而且一旦美国在无法阻止中国援越和不能取得越战胜利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对越南和中国使用核武器。同时，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时为了登陆沿海和打败共军，也可能会对中国进行核攻击；

(2)、由于苏联的背叛和反华，不仅撤去了对中国的安全保护，并且还与中国反目为敌，因此中国也很可能难以避免同苏联在北线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战争。

具体地说就是，苏联是一个由封建农奴专制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变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权力并站稳脚跟以后，便逐渐显露出了它的在社会主义外衣掩护下的侵略、殖民和专制垄断的专制帝国主义旧有本性，也就是以后所说的社会帝国主义特征。它利用中国在东方顶住美日，保它安全，却又对中国撤援逼债、破坏经济建设，制造种种困难，其根本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高压、报复和刁难手段压垮甚至推倒毛泽东，迫使中国服从于它同美国作冷战竞争而获得同美国平等霸主地位甚至独家霸主的战略需要，把中共变成被它控制听它号令的儿子党，把中国变成保障它后勤供给和兵员补充、充当打手炮灰的卫星国附庸。当这些阴谋手段全部失败后，它又会露出了一切靠武力解决的帝国主义暴力和战争本性，先是搞颠覆暴乱活动，接下来除了仍还企图通过中共党内亲苏势力搞倒毛政变外，还会对中国施行军事高压和战争威胁，甚至核战争威胁，企图用战争手段打败和征服中国；

 (3)、肯尼迪是在柏林危机中迫使赫鲁晓夫软而退让后才在常规军力上转兵亚太，并在中共“七千人大会”结束的第二天正式发动越战的。没过多久，苏联便在中国新疆连续制造两起反华颠覆事件，并开始在苏中边境和蒙古国境内增加兵力。苏联这样做很明显地是在默许和支持美国侵越，并以这种方式减弱美国在欧洲方向对苏联的压力和提防，以推动美国将战略重点的战争祸水东移于亚太，进行对付中国的侵越战争、台海战争和中印战争，加速对华的战争步伐，自己也可以加紧做好在北线发动对华战争的准备。这也表明，美苏在共同反华甚至联合战华的战略方向上，已有共同语言，并已在日趋一致，并且已有暗中勾结私下交易的迹象，以后很可能会联起手来对中国发动南北夹击的大规模常规战争和核战争。

4、毛泽东的战略对策

如以上所述，自从进入1962年以后，尤其在黑色春夏之交以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已经失去国际条件的保障而面临危险，帝修反的对华战争也在步步临近，这对于身负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最高责任的毛泽东来说，这个时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根据美苏对华军事战略和国家关系的调整与转换，也要对中国的对外战略做出相应的方向性调整和转变，这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把原先重视经济建设的思想和注意力，迅速而果断地转向重视国家安全和准备战争的方向上来。与此同时，他还必须要使中国从现在起就要开始去进行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其中包括：因反击蒋军进犯大陆而会同其大打并可能引发同美国发生台海之战的准备；因援越抗美而可能会在越南同美国相撞而战的战争准备；要加强边防、清除内奸、做好反苏侵略的战争；尤其要做好抵抗美苏同时出兵南北夹击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为此，中国必须加速研制出导弹核武器，这也就是6月8日毛泽东在去南昌的专列上对罗瑞卿总长说的：“战争一旦打起来，常规武器固然重要，但尖端武器我们也要有那么几件。”“敌人手上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手上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但是应该看到，美国要想扩大越战并要阻止中国援越和要打败中国，除了实施“灵活反应”的军事战略外，还必须把战略重点东移于亚太地区，把它的全球战略主战场放在越南和印支，否则因为它的战略重心仍在欧大对付苏联，它是抽不出更多的兵力装备和财力物力到越南来打大仗的。而如果它在越南的兵力不多，战争的规模和范围不大，中国可以采取两种办法加以应对：一种是就像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一样，只要向越南提供些军火和物资援助就行了，并不需要出兵相助，于是中美两军也就不会在越南交手而发生战争；另一种是中国干脆大规模援越，甚至很快出兵抗美，迫使美国因兵力不足而无力相抗，只得败退。

对于台湾来说也是这样，美国如果不进行战略东移，虽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援助其大规模登陆进犯，更不可能自己直接出兵进攻中国，反倒因为战略重心仍在欧洲却被蒋介石拖入台海之战而在中国大举反击时不能胜任而败阵，所以中美之间是否会在越南印支和台海发生战争，甚至发生两国的全面战争，其关键在于要看美国是否战略东移。

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在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各种准备时，要想知道美国会不会通过越南战争和台海之战来打中国，首先是要摸清肯尼迪在实施“灵活反应”战略时是否也实行把战略重点从欧大东移于亚太的战略意图。如果是，那么美国就会在台湾加大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支持，甚至直接相助，而不会对蒋采取“拴紧”政策，同时也会在越南迅速增兵扩战，甚至会很快把战火烧到北越、老挝等，并直指中国；苏联方面也会在北线扩军备战，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和战争威胁。这样形势也就很严峻了，中国就危险了；如果不是，那么情况就要缓和得多，就有时间可以从容调整和准备，也有办法阻止美国的战略东移，使这场美国、或苏联、或美苏联手的对华战争打不起来。

以上就是毛泽东在1962年黑色春夏之交的国际风云突变过程中思想和注意力的方向性转变，以及所形成初定的战略对策，而他按照这个战略预计和反战对策所要反击处理的第一批事情，就是平息伊塔事件、逃港事件和要“对付这个姓蒋的”。

三、平息三大事件与要对付这个姓蒋的

1、平息外逃和暴乱事件

(1)、平息伊塔外逃事件

当4月9日邓小平把中共中央的复信交给苏共中央而希望苏联领导人言而有信地做到消除分歧、保持团结的时候，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官员和新疆军区苏籍将领在苏方主子的指令下，已在4月4日煽动伊塔地区的大批边民非法越境外逃苏联了。而事实上这次由苏联策动的边民外逃在3月份就已开始了，到4月下旬竟有6、7万人蜂涌逃向苏联，而这也正是毛泽东给李银桥赠送《长征》诗并通过名家和媒体传向全国的时候，于是平息和处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也就成为这次新长征开始起步的第一仗。

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党委根据中央和自治区领导的指示，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深入边境地区，进行大量艰苦的教育和劝阻工作。在反外逃工作的初期，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积极劝阻，制止外逃。以后由于不少劝阻干部被打伤，各地的此项工作均以民兵作后盾，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继续对外逃边民进行教育和劝阻(注28)。

4月2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这次外逃事件，他打开一份电报说：“这是刚收到的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说：“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周恩来回答说：“这件事，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

毛泽东说：“迹象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

周恩来汇报说：“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果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望着窗外一棵千年古柏忿忿地说：“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周恩来又请示说：“还有一些人也要走。”

毛泽东说：“愿意走，可以欢送嘛。(注29)。

当天，毛泽东作出关于赛福鼎是否回新疆工作问题的批语(注30)：“赛福鼎是否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注31)。

4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语的意见，同赛福鼎进行谈话，赛福鼎随后紧急赶赴新疆，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新疆军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要求到苏联去的祖龙泰耶夫、马尔果夫少将和40多名校、尉级军官在军区礼堂开了欢送会。在欢送会上，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讲话，不少人对送他们走想不通，但是因为中央有指示，所以必须坚决执行。欢送会一结束，军区马上就用汽车把他们及家属送到苏境。作苏联内应的祖龙泰耶夫、马尔果夫等在圆满完成对边民“上苏联去”的外逃煽动后，就这样不无得意地离开了中国，向他们克格勃主子邀功领赏去了(注32)。

这以后中国方面大大加强了边境的防务和对边民的管理，5月中旬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和《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两份文件（注33），同时强烈指责苏联特务的挑唆。

 (2)、平息逃港事件

正如前面介绍过的，就在4月下旬新疆伊塔边民外逃高潮的同一时间，南方的广东省也发生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群众涌向深圳逃往香港的外逃事件，到5月中旬时形成外逃高潮。这表明英美也正在利用中国国内经济困难和苏联进一步恶化同中国关系的机会，制造煽动南方群众外逃的动乱，企图搞乱中国，为美蒋反攻大陆和美国侵越战争创造有利条件。

这次逃港事件很快惊动了中央，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并迅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东省和有关省市迅速制止群众外逃。广东省领导接到命令后亲自到宝安县现场指挥截流，并从5月22日开始抽调万余名官兵，对被香港遣返回来的和还准备冲关外逃而滞留边境的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而港英当局原先想煽动外流搞乱中国，但不料想外流来港者竟会这么多，不仅使香港不堪重负，引起社会秩序混乱，而且如果外逃来港的越来越多，不论香港、英国和美国都不具备像苏联中亚和西伯利亚广阔地域可以大量收留非法移民的条件，都无力接纳安排。加上他们看到，中共政权非常稳固，处理突发事件极为迅速有效，大陆没有发生动乱甚至欢迎蒋介石回来的反共暴乱的可能。于是在无奈之下，只得开始禁止大陆群众越关逃港，派出大批军警在全港进行截查和甄别，核实属于偷渡者后立即遣返。

与此同时，时任东莞县委第一书记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领导，开始向辖区的师生、群众作报告，分析当前国际形势，驳斥谣言，表明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重新安排群众生活。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何况香港当局已派出大批军警，对逃港人员见一个抓一个，根本过不去，过去的也会被送回来，只是徒劳往返，影响生活和耽误生产。

接着，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对于起哄闹事、甚至发生骚乱的，则组织警力强制收审闹事人员，迅速平息事态。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说服教育和严厉惩处相结合的措施，群众逃港之势到6月下旬终于基本上得到了制止。

(3)、平息伊塔暴乱事件

伊塔边民和南方群众的逃苏逃港事件还未得到平息，伊宁市和伊塔地区又在5月29日发生了流血暴乱事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得到紧急报告后，于5月30日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苏联边防军被迫之下只得停止接运伊塔外逃居民，封锁了苏方边界。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即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增设大量边防站，至8月，共增加边防站58个(注34)。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很快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武装巡逻值班部队和承担“三代”任务(代耕种、代管理、代放牧)，并特别由财政部拨付武装经费500万元(注35)。同时又还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增强对边境的控制力量(注36)，此后生产建设兵团一直保持有一定水平的武装力量。

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一命令的宣传要点。中国有关方面又奉命查封了参与外逃和暴乱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同时，中国外交部明确要求苏联方面关闭他们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苏联方面在被迫之下只得关闭了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至此，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伊塔事件得到平息(注37)。

这次事件使毛泽东认为，由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所以他在6月21日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时就公开断言：苏联的“修正主义是不会改了”(注38)。8月3日，他在北戴河会议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又提出：新疆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注39)。8月8日他又说：“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注40)。

1963年初，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向各地通报中苏边境情况时，指示伊犁区党委和边境地区地、州委加强军事和边防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是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禁区管理规定》，伊犁州又根据自治区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完全封锁切断同苏联的边界，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终于结束(注41)。毛泽东和中共通过严厉平息和处理伊塔外逃和暴乱事件，终于铲除了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清除了内奸和苏联特务，镇压了“东突”余党，严密封锁了边境，增加了兵力，加强了边防，为以后可能发生的反击苏联侵华战争的全面准备打好了基础。

2、毛泽东要大家准备打仗对付这个姓蒋的

毛泽东一边关注和处理逃苏逃港和暴乱事件，一边更是重视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企图反攻大陆的动向。4月间，当时到上海住在郊区但经常到锦江饭店办公的毛泽东得知情报后，立即要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紧急飞到上海，要他抓总，由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指导，组织一些懂军事的文职官员，起草一个能领会和吃透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意图的文件，以便对付美蒋对大陆的进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台湾准备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和闽粤、闽浙结合部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从5月中旬就开始做军事上的应急准备。

5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紧急召见罗瑞卿，布置修订两年前中央军委拟制的《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5月下旬，东南沿海的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和聂荣臻两位元帅又同军委战略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研究分析美蒋关系和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人民解放军立即加紧战备，调整部署。同时贺龙还召开了有国防工业办和国防工业部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部署保证战备需要的军工生产(注42)。

5月29日，也就是在发生伊塔流血暴乱事件的当天，毛泽东再次紧急召见罗瑞卿，命令全军针对东南沿海地区、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加强战备。罗瑞卿让作战部和二部的两位副部长立即回北京向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和周恩来汇报。5月30日，以刘伯承、徐向前为正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战略领导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究了东南沿海的作战问题，林彪、陈毅两位元帅都在会上讲了话。在上海的罗瑞卿没有出席这个会议，是作战部用电话向他作了5个小时的传达，由邓汀和郭树元两位秘书交替记录，为此用坏了两部保密电话。

5月31日，罗瑞卿奉毛泽东命令直奔杭州向他汇报对美蒋的战备情况，毛泽东说：这事比较大，用什么办法对付蒋介石可能的进攻，要很好研究。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在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不要为西面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敌人一突上来对我们很不利。今年他要来不让他上来。从连云港到香港，统统不让他上来。还要准备第二手，防止敌人突破，防止敌人空降，在我们中心地区占领一个城市。毛泽东说，之所以决定这一年不采取放国民党军进大陆来打的战略，是感到国内情况还没有准备好，准备好了，国民党军来了也没有坏处。如今年国民党来进攻就不让他上来，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明年让不让他上来，看情况再说。毛泽东设想最好是不战而令敌知难而退。对于美国舰队在东南方向的公海上活动，苏联也蠢蠢欲动的情况，毛泽东说，美国也非常可能登陆，我们准备美国和苏联一起行动。毛泽东说到这里，又拿出他西柏坡时的空城计老办法，把右手往空中用力一挥，说要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警告蒋介石反攻大陆是幻想。南下入闽的部队到达沿海地区后可以公开行动，就是要蒋介石知道，目的是破坏他的进攻，推迟他的行动(注43)。

所谓西柏坡空城计，指的是在解放战争中，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在河北石家庄的西柏坡村，附近没有主力部队。国民党傅作义出动主力偷袭石家庄，企图一举攻占西柏坡，端掉中共首脑机关。这时毛泽东一边急调主力部队过来，一边亲拟了新闻稿公开揭露，吓得傅作义的军队走到半路又缩了回去。这一次毛泽东还是老法新用，吓住蒋介石不敢动。

毛泽东叫罗瑞卿马上到上海去向正在开会的华东局地委以上书记们作一次战备报告，要大家准备打仗，并让他们讨论一下，是把敌人放上岸来消灭好，还是不让他们上岸好。

6月1日，罗瑞卿回到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华东地区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作备战动员，他说：“主席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向大家报告一个情况，就是要我们大家准备打仗。仗有大战、中战、小战，我们都要有所准备。我们去年讲过，我们不扩军，但备战，今年春天又提出整军备战。但那时候都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迫切，就是说马上要进行一些具体的准备。我们要准备打的，是我们的老对头蒋介石。他要搞所谓反攻大陆，西面也要认真对付，但更要认真对付的当前是这个姓蒋的。”罗瑞卿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对敢于进犯的敌人一定要给予严历打击，要保证东南沿海的安宁(注44)。接着又召集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嵊泗要塞区东海舰队和江苏省军区的负责人，传达和落实毛泽东关于东南沿海备战问题的指示。6月4日，罗瑞卿赶回北京。5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备战指示，决定调几个军开赴福建前线，并做好后勤保障，同时在舆论上进行公开揭露，对于台湾来的武装，一上岸就予以消灭。

3、要摸清楚美国的底

毛泽东对于这次要反击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战争动员、军事调动和作战部署，动作和声势都搞得很大，拿出了要在东南沿海同蒋军大打一场的架势。他之所以要这样的动作和布置，除了真的准备打这个返回大陆复辟之心不死的姓蒋的外，更重要的是用这种强大军事威慑的反战攻势，试探美国的战略意图，看看肯尼迪政府是不是真的要支持和指使蒋介石出大军进攻大陆。如果是，表明美国在实施“灵活反应”军事战略的同时，又已决定战略东移于亚太，是想要通过国共台海之战促使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和发动侵华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不仅要同蒋介石打一仗，而且还要同美国在台湾海峡和东南沿海大打一仗，甚至战争还会波及到朝鲜和越南，于是国内的一切都要转入战争轨道，整个情况和决策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不是，表明美国虽有战略东移的可能，但因为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具体实行，所以还不敢对中国动武，肯尼迪怕拖入对华战争，不敢让蒋介石真打，中国也就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作增强国力、加强军备的战争准备。所以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这场反蒋战争的战略目标对准了台湾当局的后台美国。

为了更准确地探知美国是否真要通过蒋介石反攻大陆而来进攻中国的真正意图，也就是肯尼迪是否在越南实施“灵活反应”军事战略的同时也在将战略重点东移，毛泽东在用强大军事压力对台湾当局进行“火力侦察”的试探外，又用外交手段单刀直入地向美国直接逼去，进行摸底，一场中美外交战也就同时打响。

根据毛泽东的以上战略部署，周恩来总理于5月底紧急召见了正在国内休假的中国驻波兰大使、中美华沙谈判中方首席代表王炳南。当天深夜，王炳南奉命来到西花厅，周总理对他说，中央得到了有关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情报，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在外中共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真是千载难逢，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干一场了(注45)。中央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虽大，但困难也不小，关键得看美国当局是否支持。周恩来决定让他立即中断休假，赶回华沙，尽快通过中美会谈的接触，寻找机会，摸清楚美国的底。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罗瑞卿6月初在总参办公室进一步向王炳南介绍军事情况，并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王炳南知道这个任务至关重大，立即动身赶往华沙。

中美会谈的美方首席代表是美国驻波兰大使卡伯特，他是美国波士顿的首富，50多岁，言谈举止很随便，不拘谨，也不在乎外交上的礼节。他和王炳南大使的个人关系较为融洽，经常开开玩笑，使谈判桌上不时充满笑声。王炳南赶回华沙后立即同卡伯特联系，双方约定会见时间(注46)。

王炳南到华沙去后，刘少奇在6月6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6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了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活动的动向。毛泽东对汇报很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15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的进攻计划公布。”毛泽东赞成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抓紧研制尖端武器(注47)。在当天去南昌的专列上，他又向罗瑞卿布置加紧原子弹研制的任务。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按照周恩来提出的“整军备战”建议，整个解放军都进入了紧张的战备教育和训练，报纸电台揭露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妄图窜犯大陆的阴谋。毛泽东在第二天审阅修改的电讯稿中还加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毛泽东又指示军委认真做好思想动员、舆论准备和必要的防范工作，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注48)。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各军区入闽部队根据部署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开进集结。各部队都是夜间从驻地出发，乘坐闷罐车箱，无论进站还是临时停车都严禁开门或下车，吃喝拉撒睡都在车上。出发后驻地电台仍然工作，而运动中的部队则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

在华沙，王炳南已约好卡伯特见面。不料在要见面的前一天，国内又来了指示，要他称病推迟正式见面的时间，原因是国内正在紧张地向福建前线调动部队，集结兵力，但因南方大雨，一些重要桥梁被大水冲断，火车停运，部队受阻。所以王炳南只好连续几天呆在使馆里不出大门，耐心等待。等到铁路修复、前线兵力部署完毕以后，王炳南又根据国内指示，重约卡伯特会见，时间定在6月23日。为便于交谈，更好摸清美方的情况，他采用了非正式会谈的方式，请卡伯特到他官邸来品茗聊天(注49)。

也就在王炳南、卡伯特会见的前一天，即6月22日，解放军仅有的部署在北京周围担负要地防空的导弹部队全部换上老百姓衣服，利用夜间开始秘密南下，海空军也分别紧急行动了起来(注50)。

（作者按：1962年笔者在北京军区服役，正遇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极为紧张。当时笔者正在陆军总医院住院治病，也被命令归队待命。战士们有数月和衣傍枪而睡，并向福建前线发运去了大量弹药。）

4、焦急紧张的肯尼迪政府

如前所述，进入1962年以后，蒋介石利用美国实施主要针对中国的“灵活反应”军事战略而发动越南“特种战争”的有利时机，企图采取抢先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迫使美国支持台湾进攻大陆，并最终把美国拖进这场同大陆作战的战争中去，逼迫美国用同中国大战的方式帮助国民党集团实现“光复”的目的。

对于肯尼迪来说，他的“灵活反应”新战略在常规战争方面的主要打击目标，就是支持和援助反帝反殖国家进行反美斗争和抗美战争的的中国，不遏制和打垮中国，美国就无法用这个新战略而去侵占和控制亚非拉反美国家。因此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推翻中共，符合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要求，肯尼迪当然是欢迎和支持的，而且美国也正在这样做。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美国刚刚在越南实施这个军事新战略，其战略重心和主要力量都还放在欧洲对付苏联，在亚太地区既没有多少可以进行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地面部队，也没有进行这种“灌木丛林”式“特种战争”的经验。而且肯尼迪的一些谋士们担心：“针对红色中国的重大侵袭行动的成功前景很成问题，特别是苏联握有他们选好的任何时机反将我一军的选择，他们可能让北平苦撑一时，使其得到教训。但如果形势变坏到一定程度，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插手进来。果若如此，我们算是成功地把北平和莫斯科又推到一起了，实际上等于延长了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互相卡脖子的时间。”(注51)很显然，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苏联因为美国减缓了在欧洲对它的压力，就可以趁中国在台海战争危机中吃不消时插手进来，既可以以援华抗美为名控制中国，又可以同已听它指挥的中国一道对抗美国，这对肯尼迪来说是难以对付的。所以他不敢支持和指令蒋介石去主动挑衅大陆引发两岸危机而把美国也拖入这场战争，而是对蒋介石采取“栓紧缰绳”的政策，不让他轻举妄动，真去进犯大陆。

但是蒋介石并不体谅肯尼迪政府的苦衷，他已是急不可耐了。他总以只要反攻登陆、大陆人民就会掀起大规模“反抗运动”为由，给肯尼迪政府施加强大压力，不断催促美国对他的反攻行动给予实质性的军事帮助。这使美国很是为难：如果支持的话，蒋介石一定会名正言顺、有恃无恐地打着美国的牌子大干起来，还没有战略东移的美国肯定会被拖卷进去同中国发生一场它所不能胜任的大战；如果不愿看到这场失败，那就只得接受去年入侵古巴的“猪湾惨败”局面；如果不支持蒋反攻，将会伤害蒋，并激起他对肯尼迪新班子的潜在敌意，这会给美台关系造成严重后果，更可怕的是会刺激台湾向大陆发动孤注一掷的冒险进攻，硬把美国牵进去。这正如美国情报机构根据哈里曼和希尔斯曼的台北印象和同蒋氏父子的谈话，在3月28日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后果所作出的特别情报评估的结论那样：即使台湾当局派出特种部队能在大陆立足，也很快会被打垮，没有美国大规模的支援，就不会有明显的军事胜利；而没有明显的军事胜利，就没什么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单位会投向台湾部队；特种部队登陆计划，将使美台关系紧张，在美国不批准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仍可以采取某种袭击大陆的行动；万一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受到威胁，苏联几乎肯定会在必要的程度上支持中共政权对反叛的镇压，同时趁机努力将北京的政策和离心倾向拉回苏联的轨道(注52)。

而在这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军方情报部门于6月中旬发现中国当局从全国各地向福建沿海大量调运集结军队，还说前线地区有几天停止了客运。他们对这次中共军队的大调动，初步判断台湾对面已调集了相当于美国标准的7个师，还可能再增加5个师，这是中共“自韩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动”。这使美国大为震惊，肯尼迪政府担心中共这样调兵遣将集中兵力，不仅是在威慑国民党不敢进攻大陆，而且很可能是想趁蒋介石挑衅之机袭取金、马等沿海岛屿，甚至很可能还会同苏联重归于好，并在苏的相助之下趁胜攻击台湾。蒋介石这点军队根本不是中共对手，但是如果美国助蒋协防抵抗，肯定会卷入战争而引发同中国甚至同中苏的大战，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希望发生的，他的优先目标就是要不择手段把美国拖入对大陆的战争中去。这种情况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实在太危险，因此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栓紧蒋介石，预防和干预局势向战争方向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要设法同中国沟通，避免中国对美国引起误解而动手打蒋引发战争(注53)。

就在这时，中国方面派出正在休假的王炳南返回华沙找卡伯特会谈，这正是美国求之不得而可以摸清中国底细的大好机会，看看中国是否会以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为由趁美国不可能战略东移助蒋之机首先对蒋动武。不料王炳南在6月初约好卡伯特会见日期后却又突然称病不出，惹得美国生怕中国方面有重大变故而坐立不安，尤其在探知中国大军已在东南沿海集结完毕并已处于临战状态后，更是害怕中国主动出击而焦急紧张。

肯尼迪急忙于6月19日召集军事代表泰勒、国安助理邦迪、副助理国防部长邦迪、中情局局长麦科恩等商讨台海情势，国务院和中情局根据总统指示也立即向台湾当局发出警告：在此形势下不要以任何官方言论或行动给共产党提供进攻的口实。而台湾当局在中共重兵云集的态势面前自知不自量力，也收敛起“反攻”的气焰，陈诚6月22日向美国代表保证，台湾当局将谨慎行事，不给中共以任何进攻借口。他也因为弄不清中共的意图是守还是攻，反而促请美国来和台湾一道共同提高警惕，准备对付中共主动进攻的“侵略行为”。

6月20日，白宫再次召开高层会议，对中共大军欲攻欲守琢磨不透，争执不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纳批评中情局的工作一直很糟糕，提议第四航母编队留在靠近台湾的海域随时抵挡中共的主动攻击，并扩大空中侦察，掌握中共战争动向。肯尼迪担心中共发动进攻，所以除不增派U-2飞机到台湾外，批准了麦克纳马拉的全部建议。泰勒将军则认为外岛防御要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应作出相应准备。但这个要求遭到麦克纳马拉的强烈反对，认为有美国支持，不使用核武器就能有效防御这些海岛。

为了缓解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肯尼迪决定通过苏、英和中美大使会谈这三条渠道告知中共：美国要实际制止蒋进犯，中共也不得进攻。肯尼迪又下令通过选定的新闻机构，透露美国已知中共集中兵力的情报，向中共示警，并探测中方反应。

6月22日上午，副国务卿鲍尔(Ball•George•W)召见英国大使，希望尽快转告北京：美国在现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进攻大陆，但如果中共进攻沿海岛屿，也有把美国军队卷入敌对行动的严重风险。由于英国代办当时没在北京，美国请英国外交部向中国驻伦敦代办转达此意，可是英方当时似乎未同中国联系上，此信息未能及时传给中方。当日下午，哈里曼又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请去，借机探询中国在福建前线集结重兵的意图，并解释美国在目前形势下无意鼓励和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但如果中共攻打金门等岛屿，就有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他希望苏方设法约束中共可能发动的进攻。但苏联方面表示对台湾情况并不知情，劝告中共似乎也无能为力。

英苏两个渠道都不通畅，苏联的态度又十分可疑，而最重要的中美会谈这条渠道其主角王炳南又偏偏有“病”不出，美国无法通过他向中国传递美国方面的这些重要信息，急得美国政府很想公开表明自己对中国沿海岛屿的上述立场，以摆脱困境。但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却认为，这时不宜作出决定，因为如果决定不防御这些沿海岛屿，就会鼓励中共将其攻占，于是也就减少了苏联影响和牵制中共的可能性，也会恶化美台关系；如果决定防御这些岛屿，可能会使台湾进一步试图把美国更深地卷入战争，并可能促使中苏关系好转。因此美国目前应该既摆出足以让中共理解美国准备协防的军事姿态，同时又不给台湾当局任何保证，使美国处于灵活机动的地位(注54)。

正当美国政府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之时，王炳南大使“及时”地“病愈”而出，重约卡伯特在6月23日会谈，已经十分焦急的肯尼迪和他的阁僚智囊们得知后喜出望外，只等华沙的卡伯特传来消息了。

5、肯尼迪说美国决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6月23日，中美非正式会谈开始，卡伯特应约前来，仍是不拘礼节，毫不在乎地在客厅入座，品着龙井名茶，尝着中国小点心。两人神态轻松地聊起天来，王炳南开始摸美国人的底，而卡伯特也急切地想从王炳南口中探知中国方面的底。

王炳南一开始采用迂回办法，先从东南亚局势的发展谈起。他说，今年以来，美国增兵越南，出兵泰国，加紧干涉老挝，东南亚局势已经发展到随时可能引起大规模国际冲突的边缘。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局势的发展感到担心，但中国的态度一向是克制的。尽管蒋介石残部也参加了老挝内战，中国的安全正遭受到严重威胁，中国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努力，也没有放弃争取在不干涉有关国家内政的基础上使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局势缓和下来。但是，局势缓和下来的关键并不掌握在中国手中。

接着，王炳南缓缓地将话题一转，提出：中国政府还要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卡伯特先是悠然品茶，平静而听，但一听到这个话，神情立刻严肃起来，连刚刚端起的茶杯都放下了，目不转睛地望着王炳南。

王炳南大使接着郑重地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种准备工作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美国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支持和鼓励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不管冒险的情况如何，美国都可以收到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正跃跃欲试。

在王炳南反复强调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支持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了。

王炳南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么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集团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集团的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的责任。他警告说：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注55)。王炳南最后说：鉴于形势的严重性，请卡伯特立即把上述情况报告美国政府。

卡伯特听完这段话，稍作思考后说：很欣赏大使先生的坦率精神，他将尽快地把中方所说的情况电告美国政府。他还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大陆发动进攻(注56)。

卡伯特终于摸清了中国不会向蒋主动进攻的底牌，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一回到自己的使馆，立即给华盛顿发去了有关王炳南谈话的紧急报告。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很快收到了电报，他本来对蒋介石就没有好感，而且担心窜犯大陆将会重蹈去年入侵古巴猪湾登陆失败的覆辙。由于近年来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两国交恶，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和整个军方都认为，如果蒋介石进攻大陆，苏联将坐视不救，所以应该支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有所行动。中情局驻台湾负责人不久前甚至赶回华盛顿，提出掩护蒋军大规模“隐秘”登陆的方案。腊斯克得悉后极力反对，认为这将是一次规模更大的“猪湾事件”。当他从卡伯特的电报中看到中国的态度后不禁大喜过望，马上拿着这份刚从华沙发来的紧急报告急匆匆地去见总统肯尼迪。

肯尼迪经历过“猪湾”惨败的教训，更不会轻易听从中情局的主张，当中情局和军方主张支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发动进犯攻势时，他就表示反对。所以，当他看到腊斯克送来的卡伯特紧急报告后也非常兴奋，王炳南的谈话真是救了他的急。经反复地慎重考虑，他于6月26日批准腊斯克复电华沙，指示卡伯特大使通报中共王炳南大使：美国决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同时他又指示军方，加强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以避免中共误以为美国要放弃台湾。美方还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反对任何一方在台湾海峡动武，对沿海岛屿保持1955年以来的政策不变。

卡伯特接到了华盛顿的明确指示后，马上去会见王炳南。在会谈中，他宣称自己奉命声明，美国政府在目前的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任何进攻。根据美台条约，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台湾不得对大陆发动进攻。大陆在福建集结重兵，如系防御之意，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有进攻意图，将存在美军卷入的危险。他申明：美方无意允诺或支持在任何地方侵犯中国。

王炳南毫不客气地历数美国多年来向台湾当局提供军事援助的事实，并当面质问：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蒋介石怎敢进犯？如果发生进犯，美国当然要负责任。卡伯特保证美国会从言行两方面澄清自己与蒋的进犯没有干系。他要求中方也保证不进攻台湾。王炳南经慎重考虑后回答说：不存在中共进攻的问题，问题是台湾正在组织进犯大陆。卡伯特则对王炳南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在会谈结束分手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王炳南后来回忆道：“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表态，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这正是我们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我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卡伯特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我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了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注57)。

6、周恩来说毛泽东抓住美国这个中心环节全局就活了

美国的底细终于被王炳南摸到了，周恩来得到他的紧急报告后立即报告正在急等消息的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也和肯尼迪一样，顿时大松了一口气。他知道了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真实态度，于是大陆与台湾以及中国与美国的这场战争也就一时难以打起来了。毛泽东不愿意打这一仗，是因为中国整体国力太弱，且又没有做好同美国大打甚至打核战争的准备；肯尼迪不愿意在现在打这一仗，毛泽东判断是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用于大规模常规作战的军事力量太少，又还没有反游击战“特种战争”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还没有作好战略东移于此的准备，中美各自的这个弱点使双方都不想打。而中方派王炳南主动向美方卡伯特摸底，终于互相沟通，都摸清了对方的底牌而消除了误判出错的可能。

然而更重要的是，肯尼迪的这个战略意图和美国的战争动向，主要是毛泽东用对蒋作出强大军事反击威慑的“火力侦察”迫使美蒋陷于被动的情况下试探出来的。“两军相逢勇者胜”，毛泽东表现出的是，中国不愿打，但中国比美国不怕打。因此在王炳南的成功摸底而证实了美国不愿打而且更怕打的底细后，下面的行动应该是：一方面向美国公开表明中国不愿发生台海之战和中美战争的愿望和立场，好让肯尼迪和他政府中的温和派吃颗定心丸；另一方面，继续利用美国还没有战略东移的弱点，公开表明如果蒋介石和美国主战派还想进犯大陆，中国就“我必犯人”的决心，好让蒋介石和主张进攻中国的美国国会、中情局和军方不敢轻举妄动；再有也由此表明，中国不会同苏联合作对付美蒋，好让肯尼迪放心。与此同时，最广泛地在中国和世界大做揭露和谴责美蒋战争挑衅的宣传，争取世界舆论支持，逼迫蒋介石住手，也警告美国主战派考虑战争的后果。

于是，《人民日报》在6月25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军民警惕美蒋窜犯，并且申明中国的自卫立场。

美国方面立即注意到中国所表达的是积极防御而不是主动进攻的立场，它的高空侦察没有发现中国军队调集渡海攻击的船只，也证明中国兵力部署不像要采取进攻行动。而且美国情报部门在5月份就对中国大陆的形势作出评估，认为尽管中国陷入经济困难并存在广泛的理想幻灭和不满，但不可能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反抗。大陆政权拥有的军队、组织和交通网络足以粉碎任何初期的反叛。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调查后，也承认涌入香港的难民的态度“反映出大陆人民不想把不满转变为政治行动或返回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蒋介石想利用“反攻大陆”挑起内乱的“反抗运动”推翻中共之说不能服人等等，这些都使不想现在就与中共发生战争的肯尼迪感到非常欣慰。6月26日，美国媒体披露了6月23日中美大使在华沙私下会谈的内容，舆论对能够避免台湾战争危机为之欢欣。

6月27日，肯尼迪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明：“我们的立场一贯是反对在那一地区使用武力”。“很清楚，对沿海岛屿的任何威胁都要与其对台湾的安全和该地区和平的广泛意义联系起来考虑。”“万一发生武力行动，究竟需要采取什么确切的行动，将取决于形势的发展。”肯尼迪还希望驻台使馆向蒋介石本人转达他本人的“强烈感觉”：“最为重要的是双方都要避免显得此时正在酝酿侵犯大陆的任何行动”，“此时入侵显然不会成功，而重要的是要让人民认为共产党是侵略者。”

7月2日，赫鲁晓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将在台湾地区支持中共行动。尽管这是马后炮式地做做样子，但由此也可证明，如果台湾地区真的发生战争，苏联是很可能会插手进来的，这对美国政府来说，就更要栓紧蒋介石，不许他乱动了。于是美驻台大使柯克奉命于7月4日赴台见蒋，向蒋转达了肯尼迪的“强烈感觉”。蒋介石在此高压之下，被迫保证不在金、马向中共发动任何进攻而搁置反攻计划。7月5日，蒋介石再次承诺，他不会采取单方面行动，一定要与美国充分协调政策。不久，活动于台湾海峡的第四航母编队在7月上旬返航美国(注58)。而这个时候中国的海空军已分别紧急动员起来作好了战斗的准备，到7月上旬，步兵炮兵等特种兵也都到位，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部公开亮相，好让美蒋和全世界知道，中国是做好了在台海大打准备的。

后来，周恩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回顾毛泽东这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时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下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6月23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样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6月27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23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对东亚不利。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7月3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注59)。

四、毛泽东痛打蒋介石 解放军反击尼赫鲁

1、按下“葫芦”浮起“瓢”

毛泽东平息了三大事件，在“对付这个姓蒋的”出击声势中又取得了极大的战略主动，在军事外交双管齐下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军事势头终于在7月上旬得到了遏制。同时毛泽东也试探出了美国目前还没有作好战略东移的准备，在台海方面还不可能对中国有什么战争大动作，中国也就有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时间，毛泽东这才算放下心来。

但是不料想刚刚按下东南沿海的“葫芦”，却又浮起了西南边境的“瓢”。就在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表示对“反攻大陆”行动要有所收敛时，肯尼迪政府却转而加大了对印度反华侵华的支持和援助。

7月5日，也就是蒋介石向美国保证不在金、马向中共作任何进攻而搁置反攻大陆计划的当天，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加勒万河谷地区深入中国境内6公里，切断中国哨所退路，并向中国巡逻队进行武装挑衅，企图在该处建立新的据点。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印军入侵该河谷，不是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5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注60)。中国外交部在7月8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而也在7月8日这一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如果肯尼迪总统被剥夺援助印度的权力，那将是灾难性的。”

就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的努力。7月23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印度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要求陈毅外长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之机，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边界问题的诚意和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但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全被印方所拒绝(注61)。

8月22日，肯尼迪表示：“支持印度符合我们美国的利益”。腊斯克8月29日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印度处于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而印度财政部长德赛在9月份又一次去美国求援，他毫不掩饰地表示，由于要对付“中国的边界入侵”，印度需要花钱，需要得到美国援助。在德赛访美求援期间，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多次公然支持和煽动印度反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露骨地把美援同印度反华侵华联系起来。印度在美国如此大力支持下更加猖狂起来，印军竟然在中印边界东段地区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多人(注62)。

2、美国重又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蒋介石前不久已被美国的掣肘而被迫推迟进犯日期，又因中共大军云集沿海严阵以待而有所收敛，但这时看到美国加大援印反华，肯尼迪仍有如此的对华好战表现，不由得又一次激起了他要反攻大陆的劲头和热情。尽管他不再敢孤注一掷贸然对大陆发动全面进攻，但总想进行小规模侦袭骚扰，以便引发他所希望看到的大陆民间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的大内乱，推翻中共，实现他“光复大陆”之愿，于是他趁机继续要求美国给他解缰松绑。

8月初，蒋介石再次通过美国驻台大使柯克，要求美国给他提供登陆艇和用于轰炸、空降的飞机，一次空投20人到大陆搜集情报。而这次白宫竟然一反以往一再阻挠拖延的紧栓常规，满口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决定先把两架C-123运输机运往台湾。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指示柯克，只要美国不参与台湾反攻大陆的直接军事行动，就可以参与研究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民变烽起时实行水陆进攻的能力。8月22日，肯尼迪批准了国民党实行不超过20人的空降行动，接着，美国国务院也改变了“努力防止(国民党人)从沿海岛屿发难”的政策，同意给台湾当局采购的橡皮登陆艇发放许可证。

蒋介石见美国让步放行，可以窜犯，也就得寸进尺起来，希望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9月6日，他在阳明山官邸会见柯克，表示只有对大陆采取行动，才能获得过硬情报，台湾手中有不少这样的情报。对于美国要求台湾的行动只限于侦察的限制，蒋提出只要一旦探测到中共大陆的弱点就可以进行攻击，果断派遣大批空降部队，立即夺占一两个守备薄弱的城市，以唤起大陆大量民众的反叛。为了消除美国害怕直接卷入军事冲突，蒋又献计说，美国可以宣布反攻大陆完全是中国人的事，这样也就可以逃避美国负有阻止台湾进攻的责任。柯克虽然传达说肯尼迪总统目前还不能同意台湾大规模反攻，但同意美台应加强具体合作，由代号为“兰狮”的美台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大陆一旦发生起义台湾对大陆沿海实施两栖作战的能力。

两天后，即9月8日，肯尼迪总统的军事代表、“灵活反应”战略的提出者、即将升任参联会主席的泰勒将军专程访问台湾，并且到金门前线视察。他同蒋介石会谈了一小时，蒋向他提出，只要把反攻限定在黄河以北，中苏间的尖锐矛盾将使赫鲁晓夫不会援助毛泽东。即使对大陆发动大规模反攻行动，赫鲁晓夫也不会帮助中共而同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事后，泰勒向肯尼迪报告说，要使蒋介石保持反攻的希望，美国应该允许台湾保持一个适应反攻大陆所需军力结构，帮助蒋介石弥补预算中的亏空。他建议修订美国对台的军援目标，精简台湾陆军，以地对空、地对地导弹和预警飞机加强台湾的空防海防，并应向蒋介石说明美国如何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注63)。

3、蒋介石正式窜犯大陆  尼赫鲁悍然进攻中国

3天以后，即9月11日，美国举行了代号为“高根2”的第二次对华核战争演习，而这场演习的重点是在对大陆进行了3天核攻击后美蒋军队在中国沿海登陆。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官员又一次频频访台，并带去了数量不小的军事援助。美国的侵越战争也进一步扩大起来，派往南越的美军兵力从年初的4000人增至9月份的近万人。这大大鼓舞了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的反攻劲头和反共士气。虽然目前美国还不允许台湾作大规模反攻登陆的军事冒险，但在实际小规模进犯上已有松绑之许，于是蒋介石决定从10月1日开始对东南沿海发动小股侵袭进犯行动，企图以此为突破，激起大陆民变，再伺机扩大进犯规模。因此他在此时一边派小股武装侵袭大陆，一边建造机械化登陆器材，训练伞兵，组建空降师等，准备小规模窜犯一旦得手就马上实施大举反攻。而据美国估计，当时台湾的装备可以海运3.2万人的部队登陆，空运达5000至1万人进行一次迅速空降。如果小股先头窜犯大获成功，蒋介石可能会以此本钱先斩后奏地抢先空降和登陆，到那时美方不仅难以事先察觉和制止，而且必会被拖入对华战争中去(注64)。

1962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循例发表国庆《告全国同胞书》的同时，又特意发了一个《告中共陆海空各级干部官兵书》，鼓动解放军各级官兵“倒戈起义”，并具体提出了“四项原则”：“第一，反正归来的给予重奖；第二，起义立功者立加重用；第三，参加反共的绝对保障；第四，被迫胁从的不咎既往。”“约法十章”又分“关于大陆全体人民”（六条）和“关于共军将士与共党的党团员及其干部者”（四条）两部分，明确对“光复大陆”成功后的各种承诺。蒋介石还保证说，他已令各种电台与大陆保持密切联系，任何地区、任何组织，一旦有具体“反共”行动表现，他将立即“派空军适时应援，并赋予其光复地区军政长官职务，绝不使反共起义的革命战士作孤立无援之奋斗。”

(关于19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但被美国既支持又限制的详情，请阅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在“冷战中国网”上发表公布的《“紧栓疆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批评之争》一文。)

美国举行对华核战争演习、支持蒋介石窜犯大陆，以及扩大侵越战争，更是大大鼓舞了印度的侵华气焰。在美国对华核战演习后一个星期，印军就在中印边境西段的择绕桥向中国边防哨所射击，制造流血事件。10月1日，正当中国人民举国欢庆13周年国庆之时，也就是台湾蒋介石派武装特工正式窜犯大陆之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防部作战厅里却正在开着印度准备再次点燃战火向中国边境发动大规模侵犯的作战会议。会议由尼赫鲁的亲信、国防部长梅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陆军总参谋长塔帕尔上将，前陆军总长蒂迈雅上将，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东部战区司令莱普森中将，第32军军长辛格中将，第4师师长普拉沙德少将，参谋部助理迪隆少将，参谋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等一批高级将领，还有一些文职高级官员和情报局局长马立克。梅农首先说：“尼赫鲁总理授权我制定一个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下面就请帕利特准将宣读作战计划文本。”

帕利特作战处长摊开文件夹解释说：“该作战计划取名‘里窝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这是一个地名，是意大利的一个港口，二次大战时，总参谋长塔帕尔将军曾在那里作过战，仅此而已”。接着他照本宣讲了作战的任务和要点：在东部，要占领塔格拉山脊，把中国军队赶出塔格拉山；在西部，要拔除中国军队21个据点，占领全部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为了加强东部的军事力量，拟在最快时间内组建特种部队第4军，考尔中将亲赴东北边境指挥，并兼任第4军军长。进攻准备要在10月10日前完成(注65)。

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的集会上说：印度政府将“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

10月12日，他公然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度军队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消除掉”。

10月14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紧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后，印度政府就在东段大量增兵。

10月17日，印度调集2.2万人，在中印边境的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境内进行猛烈炮击，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

4、毛泽东痛打老蒋再探美国意图

肯尼迪政府刚刚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并对蒋的反攻计划严加限制，尽量予以拖延和阻止，迫使被栓紧手脚的老蒋只得忍气收敛。可是还没有两个月，肯尼迪却突然有变，他扩大了越战，又转而加大支持印度反华侵华，然后又举行对华战争威胁的核战演习，并允许蒋介石对大陆实施具体窜犯行动。而肯尼迪明明知道，蒋介石虽然是小股登陆骚扰，却完全可以转为大股军事进犯，甚至大规模战争行动，会把美国也拖进这场台海之战中去。肯尼迪为什么会突然变卦要这样做呢？又为什么要转而支持和鼓动印度反华侵华呢？对于8、9月份以后美国在战争方向和军事手段上的这种突然变化，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和警惕，并且不能不使他作出如下的判断和估计：

(1)、也许肯尼迪政府前面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保证和姿态都是假的，美国通过蒋介石叫嚷和准备反攻大陆的军事侦察和中美谈判的外交试探，以及各种其他侦探手段，已经摸清了中国没有作好战争准备、还不敢同美蒋大打、更不敢对蒋主动出击的底细，毛泽东所作的调兵遣将、广作战争动员和舆论揭露宣传等，都是在虚张声势。因此这时即使允许蒋介石作小股窜犯，中共也不会因此向沿海岛屿作主动攻击而会引发中美台海战争危机。也就是这个时候要蒋介石去作点小股窜犯并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影响中美两国不战的大局，这样也就可以掩护美国进行扩大越战的战略东移行动，并为日后在台海发生美中战争作好准备；

(2)、加大对印度反华侵华的支持和鼓动，以吸引中国的注意力和作战方向于西南的亚印地区，于是就会给中国造成东南和西南两线作战的牵制。而且，如果印度打得好，能打败中共在西藏、新疆的边防部队而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使这场中印战争长期化，这将有助于更大更久地牵制和削弱中国，影响甚至破坏中国的声誉，从而有利于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东移攻势。

也就是说，毛泽东对肯尼迪的这种出尔反尔的变化，最担心的是美国想通过蒋介石小股窜犯和尼赫鲁大举进攻，以及扩大越南战争，掩护进行把战争和核战争矛头指向中国的战略东移行动。

那么美国的这种变化是不是在进行战略东移呢？如果不是，当然是好；但如果是，中国就要为日后的大规模反侵略战争大作准备了。因此现在对于毛泽东来说，最最重要的是要真正试探出美国是否战略东移的意图。为此，毛泽东决定，一定要对蒋介石小股窜犯予以重击，来者必歼，但并不主动去进攻沿海岛屿。这一则是叫蒋介石不可能因小窜犯得手而有理由扩大成为大进犯，甚至大规模空降和登陆的军事反攻行动，于是中国也就不会同美国在台海发生战争碰撞；另则是在反窜犯战斗中加速作好大规模战争的各方面准备，争取抢在美国战略东移之前完成这种准备；再则，如果美国仅仅同意蒋介石只能作小股窜犯而不允许他扩大进犯，这也表明美国仍还没有战略东移的计划和行动，或者说还没有作好东移的准备，中国也就有时间去作战争准备。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和决定，对于蒋介石派遣小股武装特务窜犯东南沿海之事，周恩来指示在福建召开反美蒋特务窜犯大陆的作战会议，要求动员民兵，力争做到一上来就发现，上来一股消灭一股(注66)。9月9日一架国民党空军的美制U-2飞机在南昌上空被击落，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种间谍活动完全是由美国情报部门操纵，是美国煽动蒋介石集团进犯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两天后，美国果然举行了“高根2”对华核战争演习，从而也加深了毛泽东认为肯尼迪政府比其前两届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更富于冒险性，更不负责任(注67)。

由于大陆军民洞悉先机，早有准备，密切配合，从蒋介石在10月1日派遣第一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以后就给予痛歼，同时，中国媒体突出报道了美国对蒋支持的重要作用，重申陈毅外长在7月间指出的：“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时间是早是晚，不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要由美国负责。众目睽睽，美国政府想逃避这个责任，是绝对办不到的。”

中国的报道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国家谴责美国支持的侵略行为。肯尼迪政府深感狼狈，柯克直奔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家中，向卧病在床的 位“外长”提出责难，转告他：“肯尼迪总统强烈地认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必须没有丝毫可被指责为侵略的行动。”沈昌焕承认已获悉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小规模窜犯的结果令人失望(注68)。这使毛泽东探知，美国并不是在以允许蒋窜犯而准备引发中美台湾战争，这也表明美国并不在战略东移。

对于这次美蒋进犯大陆之举，由美籍华人江南所著的《蒋经国传》一书评论说：“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诚然，有利于国军采取行动的，单靠台湾一岛的力量，想旋转乾坤，蒋先生尽可舌灿莲花，毕竟曲高和寡。

“解放军可以放手让国军在闽粤沿海登陆，受地形限制，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在这一边的山区施展。遇到优势兵力的围歼，国军顿成瓮中之鳖，东山之役的故事，即会重演。

“国军总兵力，号称60万，如倾巢而出，台湾空虚，分兵出击，寡不敌众。退一步说送一个野战兵团，约10至15万人，强行抢滩登陆，暂且不提海军支持，哪来如许规模的渡海工具？登上去，后勤补给又怎么办？后继部队，如何补充？

“蒋先生寄希望于‘大陆同胞揭竿而起’，这是一厢情愿。……想‘揭竿而起’的那一批，早在‘肃反’运动中，荡然无存”(注69)。

5、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打这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毛泽东在打击美蒋窜犯的同时，又着重应对西南边境局势。对于印度在美英支持鼓动下加剧侵华蚕食的问题，毛泽东当时觉得这是美国企图把中国的注意力和作战方向被印度吸引和牵制于西南方向，为的是有助于它在亚太的台海、越南的进展。毛泽东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仍是美国而不是印度，战争重心仍在亚太方向，不应被美国所挑动的印度侵华行径吸引了过去而削弱在亚太方向对美蒋和越战的防备。因此他认为对印度侵华要做好打的准备，但主张尽量忍让不打，尤其在没有搞清楚美国是否战略东移之前不能大打，因为一旦美国把战争重心转移于亚太而要同中国交手时，中国就要在亚印和亚太两个方向大打，必会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之中，所以对反击印度入侵的问题他迟迟未下决心。

7月14日，也就是在印军入侵加勒万河并切断中国哨所退路后一个星期，罗瑞卿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派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视察中印边界情况，指示要做好打的准备，但在毛主席下决心前，一律不许开枪。如果中央决定反击了而我们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就要变成民族罪人。军委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他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存”的反蚕食斗争总方针（注7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仍未下决心同印度打，而在“力争避免流血”、“长期武装共存”。

7月底，贺龙两次召开军委常委会议，研究东南沿海和中印边境形势，与会者一致认为，由于我们在东南沿海提前加强了准备，使美蒋之间、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搞大、中规模的进犯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至少因其矛盾而推迟了。所以会议决定调整东南方向的军事部署，加强中印边境地区的战备，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注71)。

而在这个月，苏联在原来向印度提供安-12型和伊柳-14型运输机及米式直升机的基础上，又同意向印度提供米格-21型战斗机，以用于中印边界对中国的作战。

9月14日，陈毅元帅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10月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界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他们一旦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印度使用苏制米式直升飞机和苏制运输机，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运送军需，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注72)。

10月9日，印度军队又一次在西藏的扯东地区强行增设侵略据点，并再次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战士多人，毛泽东在中南海得到消息后大怒。这时他已从美国只限蒋介石作小股窜犯而不允许大举进犯的表现中再次确认美国仍然还没有实施战略东移的计划和行动，而不论解放军官兵，还是所有中央一线领导和军委领导都已忍无可忍，非打不可，毛泽东已无法说服和压住他们不打，所以可以腾出手来狠狠地教训一下尼赫鲁了。于是他在游泳池的房间里拿起电话对周恩来说：“告诉陈毅和林彪、罗瑞卿，先礼后兵，我们的战士不能就这样牺牲了!我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中央军委紧急会议。两天后，中国政府对印度提出强烈抗议(注73)。

10月12日，印度政府宣布，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度准备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毛泽东终于下了打一仗的决心。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元帅挂帅，指挥西藏和新疆的边防部队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0月14日，军委召开办公会议，讨论处理印军俘虏及有关作战问题。

10月15日，印度拒绝两国在北京会谈的建议。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明确表示：目前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印度方面的挑衅引起的，印度军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进攻中国境内的边界哨所。中国方面不仅反对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而且将在边界问题上采取相应的果断行动。

10月16日晚9点，总参作战部收到西藏前线指挥部报来的作战方案(注74)。

10月17日，印度在美国的支持和唆使下发动大举入侵行动，毛泽东决定反击印军入侵，中央军委据此下达了在10月20日举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作战命令。

恰恰也就在这几乎同一时间，在西半球的大西洋加勒比海，因美国U－2飞机发现古巴有苏联核导弹而使美苏之间一场几乎引发两国核战争的古巴导弹危机突然爆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中情局是在10月15日根据U－2飞机对古巴拍摄的高空侦察照片分析发现了古巴有苏联导弹的，16日上午报告给了肯尼迪总统，于是这场危机的序幕被猛然拉开。但这个时候肯尼迪政府除了秘不外宣地继续派飞机对古巴进行高低空侦察以便完全证实此事外，所采取的第一个具体行动却并不是如何立刻对付苏联的核挑战，而是迫不及待地支持和怂恿印度在第二天即10月17日正式发起侵占中国领土的中印边界大规模军事进攻，并且急切地盼望着中国举行反击战，而且在等中国同印度大打了三天以后，到10月22日才敢于公布古巴导弹之事而使危机公开爆发，这是为什么呢？。

注释：

[注1] 邸延生著：《“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143-144页。新华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注2] 同上，第144-145页

[注3] 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1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注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注5] 同上，第340页。

[注6] 同上，第397页。

[注7] 同[注1]，第152页。

[注8] 《毛主席诗词》,第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9月出版。

[注9]  同[注1]，第157页。

[注10] 同[注1]，第158页。

[注11] 陈明显著：《晚年毛泽东：1953-1976》，第30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0次印刷。

[注12] 同[注1]，第158页。

[注13] 同[注1]，第159页。

[注14] 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5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注15] 同[注1]，第162页。

[注16] 同[注14]。

[注17] 同[注1]，第181页。

[注18] 同[注1]，第182页。

[注19] 同[注1]，第189页。

[注20] 同[注1]，第186页。

[注21] 同[注19]。

[注22] 同[注14]，第273页。

[注23] 同[注1]，第192页。

[注24] 同[注1]，第194-195页。

[注25] 同[注1]，197页。

[注26] 杨复沛 吴一虹编：《机要人回忆》。

[注27] 同[注1]，第198-199页。

[注28] 沈志华 李丹慧著：《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第512页。

[注29] 张小平编：《共和国之战》，第16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注30] 王作鑫编：《毛泽东著作编年索引》,第59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注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22页。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3年12月出版。

[注32] 同[注29]，第160-161页。

[注33] 同[注1]，第198页。

[注34] 同[注28]，第513页。

[注35] 史卫民 何岚著：《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第1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6年2月出版。

[注36] 同[注28]，第513页。

[注37] 同[注1]，第202页。

[注38]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54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注39] 同[注31]，第1222页。

[注40] 同[注1]，第217页

[注41] 同[注28]，第513-514页。

[注42] 王福生 王  番著：《毛泽东与贺龙》,第371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注43] 舒云著：《罗瑞卿大将》，第328-32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注44] 同上，第330-331页。

[注45] 章百家 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第45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注46] 陈敦德著：《解冻在1972年—美中建交实录》,第10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注47] 同[注31]，第1226页，

[注48] 同上。

[注49] 同[注46]，第105页。

[注50] 同[注43]，第331页。

[注51]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栓紧缰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

一文。原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摘自冷战史中国网。

[注52] 同上。

[注53] 同上。

[注54] 同上。

[注55] 同[注45]，第454页。

[注56] 同[注46]，第106-108页。

[注57] 同[注46]，第108-109页。

[注58] 同[注51]。

[注59] 同[注31]，第1227-1228页。

[注60] 同[注31]，第1224页。

[注61] 同[注31]，第1224-1225页。

[注62] 同[注1]，第222页。

[注63] 同[注51]。

[注64] 同[注51]。

[注65] 同[注29]，第125-126页。

[注66] 同[注43]，第331-332页。

[注67] 同[注45]，第455页。

[注68] 同[注51]。

[注69](美国)江南著：《蒋经国传》,第394-395页。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注70] 同[注31]，第1224-1225页。

[注71] 同[注42]，第371-372页。

[注72]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戴超武：《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一文。摘自冷战中国网。

[注73] 同[注1]，第230页。

[注74] 同[注43]，第332-335页。

(45100字)    2006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