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加平：《风云突变的一九六二年》之第一章

第一章  风云突变的1962年

目 录

一、“七千人大会”
1、 毛泽东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就像1927年秋收起义那样第一仗就打了败仗
2、 七千人大会召开  毛泽东再作检讨并强调发扬民主
3、 毛泽东说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二、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新战略与发动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
1、肯尼迪的美国式侵越“特种战争”
2、走入死胡同的艾森豪威尔“大规模报复”战略
3、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新战略
4、肯尼迪发动侵越战争是为了对付中国
5、肯尼迪竭力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并企图发动对华核战争

三、苏联恶化中苏关系并制造反华颠覆事件
1、 苏联策动新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
2、 苏联制造伊塔流血暴乱事件
3、 苏联蓄意恶化两国关系和进行反华颠覆活动
4、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根源

四、蒋介石蠢蠢欲动  10万人逃港事件和尼赫鲁打上门来
1、 美国支持蒋介石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2、 港英煽动大陆人大批逃港
3、 美英支持尼赫鲁侵华
(1)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
(2)印度在中印边界发动侵占中国领土的军事进攻

附录一、“大规模报复”战略简介
附录二、笔者所知的“伊塔事件”

第一章   风云突变的1962年

一、“七千人大会”

1、毛泽东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就像1927年秋收起义那样第一仗就打了败仗
刚刚进入1962年，中共就于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各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共计7118人。这是中共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以后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是在国民经济调整进入关键时刻召开的。
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和批准，又因为以刘少奇为首的所有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一致支持拥护和贯彻实行，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1958年蓬勃地开展起来，成为全国全党全民的热潮。但这场群众运动一开始就犯有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失误，所以进行不到一年，就已经显露出它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而这时苏共赫鲁晓夫集团为了报复和压服中共和毛泽东，趁此机会背信弃义，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撕毁合同，撤援逼债，勒索刁难，制造种种事端，破坏中国经济建设，损害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科学发展。因为新中国经济科技的现代化发展严重依赖于苏联的援助和指导，毛泽东等所有中国领导人又都缺乏大工业生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而中共对于赫鲁晓夫苏共领导集团在社会主义旗号掩护下的大国沙文主义殖民手段又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防范，在这内外重压的交错作用之下，也就给中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失调和巨大的困难。这正如毛泽东在1959年“十一”国庆节送走第三次来访的赫鲁晓夫后在南下视察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的：“唉，天灾人祸啊!”“公元17年，荆州大饥，饥民们到野地掘草根……我们现在也到了这种地步。有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想逼我们屈服。没有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注1)。
其实毛泽东在1958年8月和第二次访华的赫鲁晓夫谈话以后不久，就开始觉察到“大跃进”出了问题，认识到它混淆了两个界限，刮了“共产风”(注2)。而这个时候的刘少奇却依然头脑发热，他在9月到江苏常熟农村视察时，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时，竟还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也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还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推荐过，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注3)。然而毛泽东主动地承担了全部的主要责任，他从1958年10月以后就先后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以及庐山会议上，一再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以及急于求成等错误，多次主动检讨。
毛泽东是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中首先认错检讨的，也是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错误的(注4)。他在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承认自己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个小孩子，从1958年8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进主义错误，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1959年6月12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1959年7月，他在庐山会议上又对杨尚昆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注5)。在7月23日的讲话时又检讨说：“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别人在别人，过去说陈云、恩来，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600万吨，我找大家谈话，有的人也觉得可行。我6月讲1070万吨。后来去作，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一个是1070万吨钢，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几千万人上阵，补贴80亿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像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如讲责任，富春、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 ╳ ╳有点责任。(但)第一责任是我”(注6)。
1961年5月31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犯错误的原因时，刘少奇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毛泽东谈到犯错误原因时则说：“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到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的，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钉子是他们碰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可以看出，和刘少奇的讲话相比，毛泽东更愿意强调是因为缺乏经验，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待认识，而刘少奇则注重“人祸”及其责任(注7)。
毛泽东不断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和中央犯了错误，并带头纠“左”(注8)。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及早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并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采取了许多纠“左”措施，才使陡起的“共产风”迅速得到了止息(注9)。在纠“左”历程中，他告戒各级干部要划清两个界限，要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注10)。
根据毛泽东纠“左”的指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开展调整工作。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以后，中共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对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克服困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经过一年半的经济调整，到1961年底，国家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形势，已显露出了好转的苗头。但是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在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方面很不得力，成效不大。全国城乡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重，工业生产继续大幅度滑坡，党内各级领导对调整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仍不统一，不少地区和部门还在采取观望和徘徊的态度，许多政策落实不下去，极大地影响了调整工作的深入开展。不改变党内的这种思想状况，国民经济的调整将难以维继。
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所以在会上向中国发难。
周恩来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
赫鲁晓夫自己也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毛泽东)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愤而提前回国。
赫鲁晓夫的挑衅更激怒了毛泽东，他率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的，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压力决不屈服。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迅速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注11)。也就如毛泽东在1959年10月时说的：“他越压，我们越要顶!”

2、七千人大会召开  毛泽东再作检讨并强调发扬民主
正是在这种严峻局面下，毛泽东在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后不久，就下决心召开一个大会，以克服内部困难，一心一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因此，他在听取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汇报时，根据陶铸和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会议，一县来两个人，地委来3个人，省市来4个人，中央局也来4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来开。他说：“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中央的账要讲清楚。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注12)。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中央所有领导的同意，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这样一次大会，以纠正前几年“左”的错误，充分调动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克服经济困难形势。也就是如大会通知所指出的：“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注13）。
为此，中共中央在1961年11月16日，也就是在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半个月后，发出了《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负责起草代表中央向大会的工作报告。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先行召开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主要领导100多人参加的高层小型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内经济工作，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做准备。
在这次小型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12月20日说：“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这十二年，恐怕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注14)。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大会没有举行开幕式，从11日到27日上午，七千多名大会代表主要是分组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大会上报告的报告稿。27日下午大会正式开幕，刘少奇讲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
1月29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在大会上又一次地作了自我批评。他检讨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注15)。“横竖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注16)。“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刘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注17)。他又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注18)。
毛泽东诚恳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注19)。他又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注20)。
毛泽东在会上还特别强调发扬民主。他说：“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 “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作为一位领导如果不发扬民主，迟早是会要垮台的。人民不拥护你。”“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注21)。他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 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毛泽东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在同刘邦争夺天下时，最后垮台了(注22)。他强调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注23)。他针对有人不能批评的情况说：“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注24)。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的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大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讲话”(注25)。他强调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注26)。
为了使与会者打消顾虑，敢于讲话，各自承担应负的责任，毛泽东鼓励大家“出气”：“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注27)。他要求会议做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注28)。“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注29)，并要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

3、毛泽东说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毛泽东不仅在“七千人大会”上要求在中共党内充分发扬民主，而且在很多场合主张在党外实行广泛的人民民主。他曾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而且还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注30)。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放在不分高低、同是“万岁”的平等地位上的。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31)。
2月7日，大年初三，“七千人大会”在通过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后，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这次大会是建国以来中共的一次重要会议，尽管在会上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前段工作的功过问题，究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成绩大于错误缺点”？成绩与错误缺点是9个指头与1个指头之比，还是1个指头与9个指头之比等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已露分歧而初显不祥之兆，但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四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在毛泽东的主持和倡导下，与会者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毛泽东也在全体会议上再次作了自我检讨，这种情况建国后的中共党内是不曾有过的。
所以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士得知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由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没有责任或责任很少时，反应十分强烈，对中共和毛泽东提倡和发扬党内外民主，敢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精神深受感动。张治中更有深切感受，他说：“我这个人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二十五年之久，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没听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好发脾气，好骂人”(注32)。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又在2月21日召开了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专门讨论关于经济恢复和调整问题，以及具体解决办法。
这两个完全是关于经济建设的会议。按常理说，这两个会议结束后国民经济也就进入了全面调整阶段，中共中央将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完成这个调整任务，可以专心专意搞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了。然而也就在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突变，这种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突然巨变，其第一个大事件，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式发动了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

二、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新战略与发动针对中国的侵越“特种战争”

1、肯尼迪的美国式侵越“特种战争”
约翰•肯尼迪(Josehn•F•Kennedy)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以0.1%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Nixon M•Richard)，当选为第35任美国总统，时年43岁。1961年1月20日他宣誓就职，取代前任共和党政府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D•Esehower)，入主白宫。
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也最有作为的总统，是二战结束后在美苏争斗的冷战较量中扭转美国衰退、挫败苏联攻势、使美国振作兴盛起来走向成功的关键人物。他在就职演说时所说的“不要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问你们自己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这句名言，掷地铿锵，激励和振奋了无数美国人，使人永志不忘。他正如美国前任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所评价的：“肯尼迪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同时具有唤醒大众思想的天赋，曾沉着冷静地带领美国人民共渡难关”(注33)。然而也是他，却在越南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了越战泥潭而陷入困境。
美国插手越南事务始于二战结束后的杜鲁门民主党政府，由于新中国和苏联承认了胡志明政权，美国认为印度支那由于其“在东南亚最具战略重要性的地位”而“面临最紧迫的危险”，因此决定全力支持法国战后为恢复战前殖民统治和宗主国地位而发动的侵越战。1950年2月，杜鲁门政府把印度支那视为又一个冷战战场，开始扩大对法援助，给予1.5亿美元，并承认了由法国扶植起来的、在日军占领期间曾为日本人效劳的保大政权，派出一个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帮助法国人统治印度支那。在1945年到1954年法国侵越战争期间，美国提供了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明确表示：美国“不能再有一个朝鲜，绝不能允许东南亚像一个‘熟透的李子’一样，落入共产党手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决定，一旦中国介入战争，美国将派出海空军力量保卫印度支那，并考虑对中国本土采取海空军行动。到1954年，继任的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负担了法国全部军费的88%，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人员达300多人(注34)。1956年法国按照《日内瓦协定》从越南撤军，美国却在南方扶植吴庭艳成为南越总统，派出军事顾问到南越取代法国训练和资助吴军，又成立了《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组织，组成对付北越、老挝和中国的“遏制墙”，以便分裂越南，阻止南北统一，把南越当成美国反共反华的前哨基地。到1960年年底艾森豪威尔即将下台时，美国对南越吴庭艳政权的军援已达70多亿美元，但此时南越人民武装的游击战争已成燎原之势，打得美国扶植的南越吴军难以招架。
肯尼迪在就任总统之前就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支持杜勒斯的对越政策。他在1956年的一次公演讲时就曾说：“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基石”，“我们绝不能抛弃它，我们不能无视它的需要”(注35)。法国总统戴高乐曾劝告他说：“不论你花多少人力和财力，你将一步一步陷入无底的军事和政治泥潭里”(注36)。但他却予以拒绝，并在当上总统后不久决意要在南越发动一场美国式的越南“特种战争”。
肯尼迪上台才一个月，即1961年2月20日，被他请来当国防部长的福特汽车公司总裁、共和党人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对他说：美国“对付游击队、叛乱和颠覆活动的能力微乎其微”，应该把南越“变成一个实验室，一个研究局部战争的实验室”(注37)。麦克纳马拉的建议正合肯尼迪之意，他便敦促政府制订在南越进行反游击战的新战略，并立即付诸实施(注38)。3月，美国战斗机被命令摧毁越南上空的“敌对飞机”，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南中国海，驻日本冲绳和泰国的美军宣布进入战斗状态。5月5日，即在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结束后不到一个月，肯尼迪政府宣布将动用美国军队“帮助南越抵抗共产党的压力”(注39)。5月11日，肯尼迪向南越派遣100名军事顾问和400名特种部队官兵，以帮助和指导南越军队进行反游击战，美国开始涉足越南战争。8月初，肯尼迪给吴庭艳写信，答应将南越军队从17万扩大到20万人（注40）。
但是肯尼迪由于入侵古巴的“猪湾”惨败，使他威信扫地，焦头烂额。接着又忙于美苏首脑会谈和对付赫鲁晓夫挑起的柏林危机，所以虽然一直想在越南增兵扩战，却始终被拖住在欧洲腾不出手来，没有敢真正动手。直到11月7日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态度变软，作了退让，使柏林危机得以和平结束，他才抽出身来，很快把视线转向亚太的东南亚，开始实施干涉越南、针对中国的侵越“特种战争”计划。一个星期后，即11月15日，也就是中共中央下达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前一天，他向吴庭艳表示，他打算提供额外的军事装备，并将协助越南训练，增加美国在越军事人员。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的部队所承担的任务……更适合外国白人军队，而不是驻防任务，或者涉及挖出隐蔽在越南大众之中的越共分子的任务。”“我们期望参与到影响军事形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决策过程。”“为南越的政府机构提供行政官员和顾问”，以及“与南越政府联合调查每一个省的形势的人员，以便评测对执行反暴方案有影响的社会、政治、情报和军事因素”。肯尼迪坚持要求吴庭艳将他的“国家置于战争机制，以动员其所有力量”，并“彻底改组”军事系统，“以创建一个有效的军事机构投入战争”（注41）。
很明显，肯尼迪是要按照他的战争意愿把南越政府、军队和国家变成全由美国牢牢控制的附属体和战争机器，并由美国军队直接参与决策和作战，以实施他的美国白人式的“特种战争”。根据肯尼迪的这一计划，他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D•Taylor)将军则建议派8000人的美国军队到南越参战（注42）。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已被越共游击队打得难以招架的吴庭艳政权接受了肯尼迪的变南越为美国附属体的计划，美国即就在11月28日决定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美国飞行员也被安排驾驶飞机参与打击越共的空中袭击。
进入1962年1月，也就是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时，肯尼迪派往南越的军事顾问已接近3500人。这以后，肯尼迪进一步决定在南越加强美国兵力，参与和指挥吴庭艳军与南越人民武装作战。
1962年2月8日，即中共“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美国在西贡成立了以保罗•哈金斯将军为司令的“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南越吴军和先后抵达南越的美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并将作战物资大规模地运往南越。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肯尼迪正式发动了由美国军队直接参战的美国式侵越“特种战争”。
自此后美国派往南越的兵力不断增加，战争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从1962年1月底的4000人，到7月增加到8500人，11月时达到1.1万人，到当年年底时美国派往南越的军事顾问和作战部队已达1.2万人。这其中包括13名将领，4500人的特种部队和突击队，1500人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6000人的空军。同时又帮助南越建立起了正规军20.5万人，民卫队10万人，保安队8.5万人，“共和青年组织”10万人。空军扩大一倍，仅作战飞机就有370多架。摩托化部队、工兵部队和别动队正在组建，村保安部队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统一组织和标准化的职业军事力量(注43)，还提供大量军用装备武器等。12月，肯尼迪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人员比一年前多了大约10－11倍，我们有些伤亡，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装备。我们正在实施战略村计划”。
肯尼迪在1962年2月8日以在南越成立“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为标志，正式发动了这场美国式侵越“特种战争”，准备在18个月内消灭南越人民武装部力量，美吴军加强了恐怖军事行动，对南越自卫武装和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为了切断人民同游击队的鱼水关系，肯尼迪又下令大搞饥饿封锁的“战略村”，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大量使用凝固汽油弹和进行灭绝人性的化学毒剂战，并镇压南越佛教徒的反抗。在1962年的一年中，吴庭艳在美国的指使下建立起了计划1.1万个“战略村”中的4000个，把全国39%的人民集中囚禁在这里。这正如吴庭艳所说的：战略村“使共产党得不到便利条件，失去传统的前线，不能发动他们不久之前还能够非常容易地用分散突袭的战术发动的突袭”(注44)。

2、走入死胡同的艾森豪威尔“大规模报复”战略
肯尼迪之所以要发动侵越“特种战争”，这与他反对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所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而要实行他的“灵活反应”新战略有关，而他也正是“怀着要改变艾森豪威尔的许多外交政策的方向和目的”、“不想被艾森豪威尔政府炮制的各种政策声明所束缚”(注45)，才去争当总统和走马上任的。
美国在1953至1960年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的八年执政期间，推行优先发展核力量的政策，大大加强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当时主要是战略空军)在美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削减常规部队，特别是急剧削减陆军，在军事战略上所实行的是以核武力量的“多而近”(核武器的数量多，可投掷核弹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多，但导弹射程较近)为特征的和要么不打、要么打先发制人全面核大战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附录一)，为了使核武器拥有超过苏联的绝对优势，其核武器的数量由1953年的1350枚增至1960年的2.3万枚，为杜鲁门时期的16倍(注46)。它的冷战对手苏联在1949年8月爆炸成功了第一枚原子弹，5年后即1953年9月，又首次爆炸成功了氢弹，彻底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ehev)1955年主政时起，实行由斯大林开创的、具有“快而远” (核弹和导弹数量不如美国多，但速度快，射程远，TNT爆炸当量大)核反击能力的“火箭(导弹)空间”战略，集中主要防务资源，大力研制洲际导弹，建立和扩充独立于陆海空三军之外的战略火箭军，大大收缩陆军、战略空军、水面舰只和潜艇的发展规模。苏联不仅正在以出乎美国预料的速度扩充和发展导弹核武器，而且其核战略与美国相比更占有明显的超前优势。
美苏之间在导弹技术方面和核战略方向上的竞争始于战后的冷战开始之时，五十年代双方加快了研发速度，但美国把发展短程导弹和可以投掷核弹的远程轰炸机作为重点，苏联则把发展“快而远”的中远程导弹和空间技术作为重点。1955年苏联试射成功射程为1600公里的中程导弹，并于第二年开始部署。1957年8月26日，苏联宣布试制成功射程在8000公里的“多级超射程洲际弹道导弹。10月4日，又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重184磅的人造地球卫星。仅过了一个月，即11月4日，苏联又发射了重508公斤的第二颗人造卫星。接着，又发射成功了载狗人造卫星。而此时美国的洲际导弹屡试屡败，卫星更是上不了天，直到1958年1月依靠在二战时俘获的纳粹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的努力，才把一颗仅重8 .22公斤用毛泽东的挖苦话来说“只有鸡蛋大的”探险者1号小卫星送入了地球轨道，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但却是无法同苏联的人造卫星和火箭技术相比。
苏联按照“快而远”的“火箭空间”战略，在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方面的遥遥领先，强烈震动了美国。这也突出表明美国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时，不仅在远程核导弹和空间技术上已明显落后于苏联，导致美苏之间出现了“导弹差距”和“空间差距”，而且在经济上也发生了严重的衰退和危机，于是造成恶性循环，使“大规模报复”战略走入了行不通的死胡同。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既不敢打全面核大战，又不敢打常规局部小战，却又要保持庞大的核武器和常规军备的生产能力，还要大量采购和储存常规武器装备。弄得入不敷出，难以维持，陷于内外交困、进退两难的境地，并终于在1960年的“U-2”间谍飞机事件中大败受辱，从此对核武力量日增、核战略攻势日盛的苏联，产生畏惧心理而被迫退让，使美国威信大降，步步被动。

3、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新战略
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肯尼迪和以他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以及共和党中的有识之士如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等，尖锐抨击和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这条使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和军事被动的保守过时战略，并掀起了为时近一年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全国性公开大辩论。陆军参谋长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提出了与“大规模报复”战略相对抗的“灵活反应”战略，得到肯尼迪的肯定和接受。他力争改变美国衰退危机，并以此为竞选旗号争取民心，终于在1960年的大选中获胜。肯尼迪在就任总统以后，以“新边疆”开拓者的勇敢姿态，立即采用“灵活反应”新战略，全面取代落后僵化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着手改变共和党政府这条误国误军的错误战略路线和治国方针，排除万难地振兴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力挽衰退局面。1961年3月，即在他上台后不到两个月，他在致全国的首次国情咨文中就防务问题宣布了这种“灵活反应”战略的目标。他说：“遏阻一切战争，全面战争或有限战争；核战争或常规战争；大战争或小战争；使所有潜在的侵略者确信任何进攻都无济于事，为争端的外交解决提供后盾，确保我们拥有足够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以结束军备竞赛”（注47）。
肯尼迪所要实行的“灵活反应”战略，其理论核心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付不同的威胁，准备打各种战争，特别是打常规战的“有限战争”、“局部战争”或“特种战争”，改变”大规模报复”战略过份依赖核武器作用而把核武力量作为“剑”、以常规军事力量作为“盾”的单一做法，而是针对不同情况灵活地作出不同反应，反过来把常规军事力量当作进攻的“剑”，而把核力量作为防御的“盾”。也就如”灵活反应”战略的提出者泰勒将军所说的：将核威慑力量作为“击退敌人原子攻击的防御盾牌”，而把常规部队则当成“用来进行刺杀和攻击的灵活的宝剑”(注48)。
肯尼迪实行”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用它作为遏制苏联的主要手段，同时在增强军事实力的基础上注重用和平的方式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并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渗透和扩张。肯尼迪认为，当时世界上到处兴起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运动，其主要趋势是亲共产主义。他在1961年晚些时候曾告戒说：“斗争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转移到了非正规战、叛乱和颠覆，然而并未由此变得那么真实。”“人们在家中被剌刀剌死，而不是在战场上被枪击毙”(注49)。
对于在落后地区和落后国家这种非核非正规战的反帝反殖局面，他认为只能打核大战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已失去作用，无法对付。因此他的政府一上台就基本放弃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只打核战争一种战争方式的方针，提出要根据不同情况准备打四种战争。这四种战争包括：用常规武器打常规战争和特种战争；使用战术核武器打有限战争；使用战略核武器打核大战。肯尼迪政府强调增强常规军事力量，是为了准备同时打在50年代制定的“两个半战争”，即同时在欧洲和亚洲打两场包括核战争在内的全面大战，也就是“一个是保卫欧洲，抵抗苏联的进攻”，另一个“是抵抗中国对东南亚的进攻或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还有半个战争是对付别的不测事件，例如中东的军事冲突(注50)。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摒弃除了打核战争就没有其他道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转而采取可以在非核常规战争中大显身手的”灵活反应”战略。
“灵活反应”军事战略对于核威慑赋予了新的定义，它认为首先是以优势的核力量使敌方感到没有胜利和生存的希望，从而对发动核战争望而却步，不敢动手；其次是即使敌方使用核武器，美国却能从第一次核打击中生存下来，用保留下来的核武器给对手在第二次打击中予以摧毁，结果也就使对手丧失毁灭美国和打赢战争的信心。因此对于肯尼迪来说，核武器主要不是用来作为战争的武器，而是作为威慑对方迫其退缩罢手的手段。
但是肯尼迪更突出地强调美国军队必须有打赢有限战争的能力，他认为，美国军队既要能打核战争，又要能打常规战争；既能打正规的常规战争，又能打非正规的常规战争，如“特种战争”、“反游击战”、“反暴乱”等等，而且要以打局部战争（有限战争）和对付游击战争为主(注51)。
也就是说，”灵活反应”战略强调增强常备军事力量，但不放弃、甚至更要大力发展核力量，这也正如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所指出的：“核力量与非核力量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就像与非军事手段互为补充一样。”肯尼迪总统也是这么去做的，在他的任期内，核武器比艾森豪威尔时期增加了15%，核爆炸力的吨位增加了200%，核潜艇增加10艘，民兵式导弹增加400枚(注52)。所以肯尼迪政府根据”灵活反应”战略所采取的方针是：在保持适当平衡的前提下，既要进一步发展战略核力量，又要加快增强常规力量(注53)。于是肯尼迪在当政以后，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陆军增加100万人，海空军得到大力扩充，征兵额增加1－3倍，同时在保持“多而近”核武优势的基础上，又全面追赶苏联的“快而远”核威慑能力和空间技术，并以超前的胆识制定和实施“阿波罗”人类登月计划，以确保美国在核武军备、空间领域和常规军力等各方面对苏联的全面优势。与此同时，肯尼迪又在重视人才、减少失业、加速发展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改善人民生活和健康、压制通货膨胀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大刀阔斧地革新除旧，使美国经济迅速回升。他又反对种族隔离，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建立国际和平队，广获人心，终于鼓舞起了美国人的自信心和奋发精神，重树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威信，在他上台一年后使美国摆脱了衰退的困境，并在同苏联争夺的冷战较量中逐渐占了上风。而他发动侵越的“特种战争”，则是把越南当作他实施“灵活反应”战略的试验场。

4、肯尼迪发动侵越战争是为了对付中国
然而，肯尼迪根据“灵活反应”战略而要更深地卷入越南战争的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中国。在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比苏联更为“激进”和“好战”，是更危险更富于“侵略性”的敌人。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曾在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越南问题听证会上说：“侵略的工具”是河内，而“侵略的主义”来自北京(注54)。肯尼迪政府担心在越南的失败会像杜鲁门时期丢失中国一样，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从而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而只有使中国“软弱”孤立，才符合美国利益。他在成为总统前就说过：“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不仅会为他们在马来西亚展开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位置，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东南亚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手中”(注55)。他声称美国必须认真对付这种在不发达国家进行、并得到中国支持的所谓“共产党侵略”的地下战争和丛林山地游击战。
因此在肯尼迪政府看来，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并利用中苏分岐对中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政策加大威胁，甚至准备同中国打“两个半战争”中的“一个战争”。正是这个原因，肯尼迪在刚上台时就把应付老挝局势作为重要议程，并从所谓“遏制中国”的战略层面上决定军事干预（注56）。与此同时，他又开始插手和干预越南事务，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在5月向总统提议向南越派遣美国军队，以便“提供一个对北越人或中国共产党可能行动的可见威慑”，并且“向所有亚洲国家显示我们意图的坚定性”(注57)。于是肯尼迪在5月11日批准了由麦克纳马拉的副手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领导的并由副国务卿、参联会和中央情报局代表参加的越南特别工作小组所提出的目标：“阻止共产党对南越的统治”(注58)，
肯尼迪政府根据”灵活反应”战略，特别重视得到中国支持和援助的反游击战和所谓反叛乱作战，正如肯尼迪在1962年美国军校毕业典礼上所称的：“如何对付游击战是未来10年里美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美国军校的毕业生有必要具有进行特种战争的能力”(注59)。为此，他下令在巴拿马、冲绳、越南和西德等地建立新的特种作战中心。而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积极在越南部署特种部队，进行被他称为“灌木林火式”战争的“特种战争”，则是”灵活反应”战略在亚洲的一次大规模实施。在此期间，肯尼迪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专门阅读了一些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以求找出能够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注60)。

5、肯尼迪竭力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并企图发动对华核战争
肯尼迪为了遏制中国而发动侵越战争，然而他更企图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成为核国家，为此他甚至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攻击。
在肯尼迪已被选上总统但还未上任就职的1960年12月份，美国情报部门已初步判定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他们估计由于铀的提炼非常困难，中国制造原子弹所使用的核裂变物质很可能是钚，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将在1961年进入关键阶段，第一颗钚弹可能在1962年制造出来。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入主白宫，这时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根据所获情报告诉华盛顿，中国可能在1962年底爆炸核装置，到1965年可能会拥有一小批原子弹(注61)。
肯尼迪竭力主张发展核军备，猛烈抨击艾森豪威共和党政府由于推行保守僵化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而使美国出现落后于苏联的“导弹差距”。为了扭转美国在核武方面的被动局面，肯尼迪要求在继续保持“多而近”核优势的基础上尽快赶超苏联的“快而远”核能力。但是现在美国在导弹和空间的战略能力方面还没有超过苏联的情况下，中国却又很快就要拥有核武器了，所以情报界和军界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估计使刚刚当上总统的肯尼迪十分紧张，他认为“中国爆炸核武器可能会是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注62)。
但是，由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打败过美国，起码说打了个平手，中国又实行坚决的反美政策，并且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和反美战争，这使肯尼迪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战之国，一旦有了核武器就会将它用于战争和扩张，这对美国和世界人类会构成严重的威胁。肯尼迪甚至说，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和苏联“还可以谈一谈”，和中国则“不能与之言”。因此他认为必须在中国还没有研制成功原子弹之前要设法摧毁它的研制设施和试验基地，把中国的核幼芽“掐死在摇篮里”，阻止它成为核国家。而因为中苏之间已经发生裂痕，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抨击已愈加猛烈，这使肯尼迪首先想到可以利用中苏矛盾，争取同苏联合作，共同对付中国研制核武器一事。
1961年2月11日，也就是肯尼迪上台以后才22天，他和副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oson）、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等主要外交政策助手们在白宫讨论有关美苏首脑会谈问题时一致认为，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也担心中国掌握原子弹技术，肯尼迪的智囊们建议：把争取美苏合作制止中国的核发展，作为向赫鲁晓夫探询的话题之一。他们估计赫鲁晓夫担心核扩散，也许会利用私下的机会表示担心中国成为核大国，总统应主动问赫鲁晓夫：苏联对中国的核发展持什么态度？“苏联真的认为在中共成为核大国之后，避免核战争的机会就会减少吗？苏联有把握确定好战的、扩张主义的中共政策会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吗？”以便引导苏联领导人进一步商谈怎样联合限制中国的核发展。他们还建议肯尼迪总统为了获得苏联同意，抑制中共的“侵略性”，实行美苏共同支配的“稳定共存的世界秩序”，应该向赫鲁晓夫强调：中国是美苏面对的共同威胁，如果苏联真心希望世界和平，“即应力劝中共在处理外交关系上要放弃使用武力”，以争取赫鲁晓夫在共同阻止中国掌握核技术成为核国家问题上达成一些谅解。6月份，肯尼迪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谈时谈及到了这个问题(注63)。
然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议上却发现，由于赫鲁晓夫担心如果同美国搞得太近就会应验中国对苏联“与帝国主义妥协、同流合污”的指控，而且赫鲁晓夫在以后对美国的战略攻势中，如不久以后发生的柏林危机，也还需要借助中国在亚太对美国造成压力和牵制，所以尽管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核崛起抱有警觉和反对的态度，却并不打算在这个时候与美国联手制止中共搞核武，因此肯尼迪这次希望与苏联合作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没有成功。
但是尽管这使肯尼迪感到失望，他却并没有放松对中国核发展的关注和重视。他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分析中国拥有核武器将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并提出对策。维也纳会议以后，有关部门陆续地提交了报告。参联会认为：“虽然无法具体地勾画出中国获得核武器的政治和军事后果，但中国具有核打击能力肯定会对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的安全形势、特别是在亚洲，产生明显的影响”；国务院认为：中国核武器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非军事方。它将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中，产生一种“共产主义是未来潮流”的印象，会使它们重新评估中国的军事能力对它们本国的影响，重新评估美国在该地区的能力。它们将更愿意接近中国或疏远美国，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无疑将因此遭到削弱；中情局则更关注中国获得核武器对全球核扩散的影响，其他国家也会效仿中国而相继发展核武器，“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多，又势必会使一些国家丧失理智、增大铤而走险的可能性”(注64)。
肯尼迪对于中国在拥有原子弹以后对外政策的变化上更相信情报部门和军界一些官员所认为的：“中国人会因此觉得很强大，而这无疑会反映到他们对周边冲突的态度上：也许他们会觉得美国将更不情愿介入亚洲大陆，中国政策的调门可能会更加强硬，更加好战。”这使肯尼迪恐惧地认为：“装备核武器的中国将会如此的扰乱世界政治面貌，以至到了我们不能容忍的地步。”“除非他们同意在这个领域里停止努力，否则我们将采取行动”(注65)。于是他命令中情局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于当年9月6日举行代号为“高根1”的对华核战争演习，以便为提前防范中国拥有核武器以后可能会对美国和亚洲各国发动核战争的危险做好准备，并在以后可能发生的美中核战争中可以先发制人地打败和制服中国。
“高根1”核演习的全过程是：全球美军进入三级戒备状态，两天后即9月8日，美国第七舰队进入戒备状态。12小时后，驻太平洋地区美军接到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命令，台湾的美军基地发射6枚“斗牛士”核导弹，飞向中国大陆预定目标。10小时后驻韩美军队紧急动员，地面部队集结38线，第七舰队舰载攻击机和“大狮星”导弹核潜艇发射的导弹直扑中国的机场、基地、桥梁、通讯设施等。轰炸持续4天，随后美军地面部队攻入朝鲜北部和中国大陆(注66)。
“高根1”核演习一个月后，即1961年10月，肯尼迪在接受《纽约时报》一名专栏记者采访时说：“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过时了，中国就要有原子弹了，而一旦中国有了原子弹，东南亚都会落入中共之手”(注67)。1962年1月，他指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研究中国发展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和在东南亚地位的影响作出分析，并确信必须对中国的核威胁加以制止。
一年后，即1962年9月11日至12日，也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前一个多月，肯尼迪又举行了代号为“高根2”的第二次对华核战争演习，其演习过程是：美军设想由朝鲜战争引发亚洲战争，并扩大到了欧洲。美军地面部队对中、朝部队使用战术核武器，全球美军进入一级戒备。然后在北约军队对华约军队发起突袭的同时，驻台美军对中国大陆战略目标实施核打击，攻击3天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注68)。

三、苏联蓄意恶化中苏关系并制造反华颠覆事件

1、苏联策动新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
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国的南线方向已经出现了美国为了针对中国而发动侵越的战争威胁信号，几乎同时，在中国北线方向的西部新疆伊犁塔城边境地区也出了大事，接连发生了苏联制造的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和流血暴乱事件的反华颠覆活动。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位于新疆的北疆，它由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和奎屯直属市组成，并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州的首府伊宁市是13个民族的聚居地。伊犁全州面积35万平方公里，其西部、西北和东北三面分别与原苏联和蒙古国为界，仅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就长达1500公里。
1960年，由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苏联领事馆直接给职员布置任务，开始指使一些苏侨和中国公民中的不法分子，在中国的哈萨克、乌兹别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进行秘密串连，鼓动他们向领事馆要求加入苏联国籍。苏联领事对他们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你们走，我们就批准。”因此伊犁苏侨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的苏侨协会在领事馆的授意下，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进行串连登记，与苏联人没有关系但愿意去苏联的人也都进行登记。当年在伊塔地区非法登记的达13186人，苏方都给他们发放了苏侨证或其他苏联证件。1960年间，伊犁各直属县市持有苏方各种证件的人占各县市居民总数的25%-40%，其他如乌鲁木齐、喀什等持苏方各种证件的人也不少。1961年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后，苏领馆通过各地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和发放苏侨证的活动更加积极，伊宁市苏侨协会秘书扬言：“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者时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裕。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对个别要求退出苏籍的侨民则进行威胁。
与此同时，苏方大量向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杂志等宣传品，加大广播宣传，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裂情绪，引诱和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而对于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的苏籍干部，因为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所以苏方尽量不让他们退籍和回苏，要求回苏者不发给入境签证，企图迫使中方允许他们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而其中的一些人也充当起内奸角色，经常与苏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注69)。
1962年2月7日中共“七千人大会”结束，一个月后，即3月份，伊宁、霍尔果斯、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不少边民非法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而在1961年冬和1962年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名迪道夫)、秘书切莫合尼克等人先后6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4743次。特别是1962年4月4日，季托夫到塔城后一反以往先到当地政府拜会的常规，直接到苏联侨民协会接见居民。他鼓动说：“哈族人总是要回去的，你们国家不阻挡的话，你就跑。”季托夫在5天时间里接见与苏侨有亲戚关系的中国公民1573次，并有意将4月7日约见的人推迟到8日下午接见，待人员集合至500余人时，即不经当地政府许可就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他又授权苏侨代表要他们在他走后散布“你们跑我不干涉，你们自己负责”等话。此间，季托夫曾经巴克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和请示。季托夫走后不久，塔城地区就有数百人联名上书，申请去苏。很多自称是苏侨的人也到政府请愿，要求去苏，甚至扬言要大批逃跑。由于外逃情绪得到苏方和苏侨的鼓动与挑唆，形成了一种舆论气候，边民即就开始了非法越境的去苏行动(注70)。
与此同时，新疆军区副参谋长、俄罗斯族人祖龙泰耶夫少将和伊宁军分区司令员、也是俄罗斯族人马尔果夫少将，也在4月初以深入边疆牧区调查边防情况为名，亲自到裕民县牧民中间。他们在躲过了当地的党政干部以后，对牧民们说：“大家不是想吃饱吗？我倒有个办法。”“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牧民们担心地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他们煽动说：“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呢。”祖龙泰耶夫又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
祖龙泰耶夫和马尔果夫是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尔泰少数民族武装部暴动、史称“三区革命”的早期参加者，全国解放后，暴动的民族军在1949年12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他们两个苏籍干部也就成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但此时他们已被苏联“克格勃”策反成了间谍内奸。
他们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煽动工作，边区的牧民们一哄而起，奔走相告，迅速传播可以到苏联去的消息，人们涌到苏侨协会和苏联领事馆急切办理登记(注71)。而苏侨协会和领事馆这时也大规模地增加发放苏侨证的数量，扩大其发放范围，并千方百计地鼓动苏联侨民和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另有一大批来自苏联的“克格勃”分子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名大肆活动，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伊宁领事馆等机构更是频繁活动。4月22日，在霍尔果斯，前往苏联的中国边境居民成群结队、拖家拉口、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非法涌入苏境。不少人开始围攻守关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撕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通向苏境的桥头。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一长串汽车队，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去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人群顿时疯狂地朝桥头挤拥而去。解放军边防战士鸣枪警告，但他们的枪很快被夺走，战士被挤倒，人群从倒地的边防战士身上踏了过去，直奔苏境。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宁的四个地区、二十个县，在3000多公里长的西部中苏边境上，外逃人流如滚滚潮水，汹涌地向苏境奔腾了几天几夜(注72)。
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联边防军一改过去与中国边防站举行会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员的做法，在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大量接运和安置外逃群众。苏方一侧的库则温边防站设有临时登记点，科克巴斯塔乌设有四顶帐蓬、一间毡房作临时接待站，内装电话，外停数十辆大小汽车和摩托车，用于接待和运送非法越境外逃的中国边民。各接待站还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苏方的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的克格勃人员坐镇接待站中，热情相迎。当大批群众逃跑越境时，苏方在塔城、裕民、霍尔果斯和查布察尔的中苏边境地区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子，让外逃人群顺利通过。到晚上时，苏方则打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用汽车灯照明，指示向苏境逃跑的方向，有的探照灯直射中国境内达几公里远。苏联边防军还派出大卡车到边界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进行登记、发钱、发粮，并很快将他们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为了鼓动更多的边民外逃，苏方又在边界口子上散布“22日关口子”、“25日关口子”等谣言，传令要求以后过去的人要多带牲畜财产，在口子上要等到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放他们过去等，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注73)。而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被苏方派遣或怂恿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全是共产主义!”“房子和帐蓬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很多没有走的人听后兴高采烈，一片欢呼，急不可耐地纷纷抢着外逃.。
有一位叫哈依尔的村干部躺在路中央哭着要他们不要外逃，他痛心地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走啊，咱们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但没有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跨过去，直奔苏境。有一辆外逃汽车见他挡道，在他身前停下来后车上的人一边骂他是狗，一边下来两个年轻人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准备把他强行一起带到苏联。汽车开动了，哈依尔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上(注74)。
这次由苏联策动的伊塔边民外逃事件，从4月上旬起至5月末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参加外逃的总人数达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有两个县跑得只剩下几百人了。据伊塔事件后被苏军捕获的人回来反映，苏方对他们说：“你们中国哈族从伊犁、塔城、阿勒泰过来不少人，原因是我们从多处开了边界口子。现在我们上级通知我们，边界暂时关闭，可能是你们中国政府提出了不满的意见”(注75)。

2、苏联制造伊塔流血暴乱事件
但是这次伊塔事件并没有因此而结束。5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自治州首府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却仍在继续发展。
5月14日和15日，有100多人到伊宁苏联领事馆说，中国政府允许他们走了，要求苏领馆签证放行。但领馆的人则要他们找中国政府开具证明才同意签证。这些人没有苏方的允许，又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好在中苏边界线离伊宁市只有几十百把公里，并不很远，路也好走，于是人们就开始步行外逃。
5月中下旬，伊宁市步行外逃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人搭乘客运班车取道不远的霍尔果斯关口逃苏，伊宁发往霍城的班车票仅27、28两天就售出800余张。5月29日，伊宁市客运站聚集了数百名群众，等候买票去霍城。当苏联领事馆的汽车经过时，副领事季托夫等人探头向群众示意，人群中即有人高喊“我们掌柜的来了。”下午，由于车辆不足，车站暂停售票，人们大为不满，未购到车票的人聚集达1000余人。这时，人声鼎沸，秩序混乱，并发生了殴打客运站干部的情况。前来处理问题的自治州州长也被愤怒的人群围住，强迫他给他们开具去苏联的证明。随后，聚集在车站的人群在有人指挥下，分成三路直奔州政府、州党委和苏联领事馆。苏联领事塔查尔金对要求去苏联的中国边民别有用心地说：“我们不管卖票，卖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我们只办理回苏联的手续。”这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到苏领馆的人调转方向直奔州政府和州党委(注76)。
在这批向州政府和州党委进发的人群中，有一批年青人手持棍棒什物，一边走一边高喊“打死汉人，打死汉人!”的口号，并对在马路上行走的汉族群众不问青红皂白地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大打出手。他们边打边朝州政府大院冲去，站岗的门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后面的人群一窝锋地涌进了州政府大院里。他们用棍棒、砖头、石块砸烂了岗楼，砸毁了传达室的门窗。一辆吉普车被团团围住，有人喊“砸!”，人群顿时把车棚车窗全部砸烂，受伤的州干部在车里还没有来得及爬出来，小车已被掀翻。又有人高喊：“烧车!烧!”汽车即被暴徒点燃，火光熊熊，浓烟滚滚，警卫战士和州政府其他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救出了车里受伤的同志。
这时，冲到州政府大院里的至少有两三千人，而在州政府外面的斯大林大街、街心广场和延伸出去的各条街道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看热闹和起哄助威的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州政府办公大楼“砰、砰”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
州政府办公大楼是一幢黄色哥德式建筑，共有4层，楼内100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不远的州党委大院内，另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闹事人群中的首要分子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在他们的煽动和指挥下，冲进州政府办公大楼的闹事群众，抢劫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所有被他占领的办公室中的东西。他们继续往上攻，州委干部坚守在办公大楼的楼顶平台上，暴徒们强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双方僵持不下。
几个小时后，围攻人群又转而包围了州党委，他们高呼反动口号，挑动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正带领工作组在检查工作，听到暴乱消息后立即从军分区赶到州党委。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道：“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的可以逐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
“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
人群在一阵阵狂热叫喊声中向大门冲击，曹达诺夫和州党委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院里。这时伊犁军分区警卫连战士赶到了，战士们挎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向里冲击的人群。但仅仅过了几分钟，黑压压的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战士被迫步步后退。
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和伊犁各地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的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暴徒们的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
在州政府办公大楼楼顶上，坚守人员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他们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还击，下面有些人被打伤。围攻者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州政府干部趁机冲了出来。
在州党委大院里，围攻人群还没有要撤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大楼前。警卫连长在门前路上划了一道横线，郑重宣布：“谁超过这条线，我就下令开枪!”
但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喊“冲!冲!……他小子不敢开枪，他不敢!”人们马上前呼后拥地冲过了警戒线。连长一咬牙，挥手下令开枪，战士们一齐朝天鸣枪。
人群愣了一下，停住了脚步，但接着又冲了上来。战士们开始朝地上开枪，可是人群仍是不管不顾地往前冲，战士们只得用枪向前面一排人的腿部射击，顿时十几人被击倒，更多人被挤倒或卧倒。人群发出惊呼：“开枪了!开枪了!”……惊慌失措的人们纷纷后退，鼠窜奔逃而去(注77)。很多人则是逃向苏联领事馆，以求得苏联的嘉奖和庇护。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塔边民外逃和暴乱事件，这是二战以后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冲关越境集体外逃和流血暴乱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注78)。对于这次暴乱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境内的新疆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注79)。据事后调查，直接参与这次行动的苏侨有45人，而且闹事的组织指挥者在事件中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联领事、副领事和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事馆前的闹事群众。苏方一再重申说：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这就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伊犁州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此外，冲击州政府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次日，即5月30日，苏领事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竟带了一些邮袋回国，里面装的可能都是被抢来的中方秘密文件和档案(注80)。

（作者按：1959年至1960年，笔者在新疆伊宁农四师工作锻练，1960下半年回京。几年后从一位来自伊宁的熟人处得知了1962年5月伊塔事件时他亲眼所见所闻的实际情况。因为此事的始发地就在笔者原先工作单位不远的客运汽车站，而且笔者对伊宁的市容市貌风土人情等也非常熟悉，所以听后印象极深，有身临其境、历历在目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他讲述的情况比现在所有见诸文字的报道叙述要严重得多，而且他说确有苏联领事馆的克格勃特工在后策划、煽动和组织指挥，我方侦察人员也有所准备，苏联特工和内奸的活动都有拍摄记录，只是至今没有公布罢了—见附录二介绍。）

3、苏联蓄意恶化两国关系和进行反华颠覆活动
苏联制造新疆伊塔外逃和暴乱事件，进行反华颠覆活动，是赫鲁晓夫这几年先利用中国巩固自己所篡夺来的权力和地位，然后蓄意恶化中苏关系的必然结果。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用政变手段于1953年11月取代马林科夫担任苏共第一书记。由于在党内地位不稳，在国外也不受尊崇，而当时新中国刚刚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国际上有很高威望，同时苏联这时也需要中国在远东、亚太地区帮助苏联在东方战线顶住美国的军事压力，赫鲁晓夫为了取得中国的支持，便在对华援助上，特别在军援上一度有了一些质的提升。
斯大林去世仅两个月，苏方对前来莫斯科谈判海军装备的代表就大为热情，由过去只肯卖旧货变成愿意帮助中国造新舰，从而在1953年6月签订了对中国海军发展有重大作用的《六•四协定》。1954年秋天，赫鲁晓夫不顾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伏罗希洛夫等人反对，决定全面提升援华军备质量，并扩大军援范围，说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中国人真正感受到苏联的友谊并做出回报。
1954年新中国国庆五周年前夕，赫鲁晓夫率领庞大代表团首次访华，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主动提出交还旅顺基地并废除斯大林时代一些不平等协定，承诺增加对华援助项目和提供先进设备。这时，毛泽东利用赫鲁晓夫急需得到中国支持的机会，不失时机地向他提出苏联对中国能否在核武器方面提供帮助的要求。赫鲁晓夫大吃一惊，推脱说中国的全部电力都投进去搞核武器都不够，企图婉言拒绝，但毛泽东坚持要搞，被迫之下只得勉强答应代培一些核技术人员。
同年10月下旬，西德加入北约，引起苏联和东欧的极度紧张，一些居民开始抢购面包，存储备战物品。随后，赫鲁晓夫成立华约组织同北约对抗，并希望中国加入。毛泽东本着独立自主的原则拒绝入伙，不过仍于1955年派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前往出席华约成立会议。在会议期间，当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朱可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军队应统一装备，以利作战，彭德怀趁机进言说我军武器已落后于苏军现役装备十年，苏方听后表示可以提供苏军现役的新装备，并且输出技术由中国自行生产。
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回国后便开始履行承诺，于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96架米格－17战斗机，并提供全套资料，中国仿制成功，并被命名为“歼－5”。从1955年1月起，苏联又陆续转交了自动步枪、半自动步枪、轻机枪、T－54A坦克、85毫米加农炮、大口径火炮、高炮等样品和图纸等技术资料，中国均仿制成功，这使中国军队的常规装备到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大飞跃，达到和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时开始的。二十大后，国际上掀起反苏反共浪潮，东欧也出现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第二年夏天，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并在主席团会议的表决中以多胜少地将他罢免。但赫鲁晓夫在国防部长朱可夫的鼎力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夺取了苏联党政军最高权力。但由于国内外反对他的力量极其强大，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他急切希望得到毛泽东和中共的支持。而毛泽东和中共虽然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不满，但考虑到这是苏共内部事务，所以没有加以干预，并且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中共表态后，处境困难的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和中共相当感激，在核技术上有所松动，他不顾军方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作为政治交换条件，毛泽东必须访苏对他表示支持。于是，中苏在1957年10月15日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方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随后毛泽东同意访苏，并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表态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
然而进入1958年以后，由于赫鲁晓夫已经稳固了他的个人地位，苏联又研制成功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具备了对美国本土实施战略核反击的手段，不再急需“中国牌”了。而中国此时掀起了口号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隐含着也把“老大哥”包括在内，这使赫鲁晓夫感到受到威胁，便对中国由以帮助为主转为加强限制。对帮助建设起来的原子反应堆和核工厂，其一些关键技术不予提供，对来华专家也有很大保留，研制工作主要靠中方人员自己进行。后来在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时又因提出所有权归苏联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之事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发生激烈争执，并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拒绝，毛泽东严厉指出，在军事上不能办“合作社”。再加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苏共便开始恶化两国关系，并不断制造影响两国关系的事件，怀恨在心的赫鲁晓夫决定不再履行援华协议。当时原子弹样品已经装车准备启程运往中国，但赫鲁晓夫在最后一刻决定停运。到1959年6月，也就在中共庐山会议前一个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声称出于国际形势，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实际上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了苏中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注81)。同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再次“吵得一塌糊涂”而闹翻。
苏联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遂使中苏关系紧张起来。一年后，即1960年6月，苏联方面开始积极加强对中国的边防防范，对苏中边境进行实地调查勘测，增设边防哨卡和兵力，加强巡逻，加高岗楼，并从数处地方越过边界向中方推进，侵占中国领土，还在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边防站增设武装人员，每晚进行射击训练等(注82)。一个月后，即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以所谓中方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他们的建议并且向他们散发宣示中苏分歧的三篇文章为借口，单方面宣布在一个月内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并停止履行大多数合同，而这却是赫鲁晓夫不同苏共其他领导人商量的个人决定。10天以后，即7月26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全部撤完，同时终止按以前达成的合同应向中国派遣的900名苏联专家。28号一到，苏联果然开始了撤专家行动，在机器还在运转的情况下，在中国16个城市、500－600个单位工作的苏联专家马上就走，全部撤离，使中国生产和经济受到极大损失（注83）。
8月上旬，毛泽东在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时对苏联不断恶化中苏关系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愤愤地说：“赫鲁晓夫可以同美、英、法合作，可以同印度、印尼合作，甚至可以同南斯拉夫合作，惟独不能同中国合作，说是因为意见不同。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见解与美、英、法以及印度相同了，可以诚心合作了。对中国撤专家，不给机器，对印度则派专家，给机器”（注84）。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引起中国上下的一致愤慨，后来研制出的第一颗原子弹便以停止援助的时间“596”来命名，以示争气(注85)。
8月14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会议上讲到中苏关系时，明确提出要从最坏处着眼，准备苏联人在宣传上封锁、组织上分裂、政治上颠覆、军事上威胁以及帝国主义利用它来挑起战争。他又特别谈到最近苏方派飞机沿边界侦察中国检查站、巡逻队以及在新疆某地派边防部队包围放牧的中国少数民族牧民，捉去一公社副社长的情况。毛泽东当场说：“赫鲁晓夫主张世界搞缓和，同美国关系缓和，但是他对中国却要搞点紧张。看来中苏边境上已开始出现一些紧张状态”(注86)。而也在这个月，果然应了毛泽东的预计，中苏之间发生了第一次边境事端，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格尔山口追打中国牧民，造成流血事件，
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底，苏方共撤走专家1390名，撕毁两国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议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与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注87），同时大幅度地减少了对中国的军事及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援助。苏联政府不仅要专家们带走大批关键性图纸、计划和资料，而且还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和原材料，其中新型材料就达1691种，并且还要求中国提前付清贷款。
这以后，两国边境冲突也不断增加，愈演愈烈。中国在西北、东北与苏联的边界线长达7300公里，北部与蒙古相邻，边界线4500公里。从1962年起，苏联重新在蒙古境内派军布防，矛头直指中国，这迫使中国开始对东北内蒙和西北新疆长达一万多公里原来没有设防的边境进行设防。可是中国还没完成设防，苏联却在1962年3、4月间，也就是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一、二个月，突然在新疆伊宁塔城地区制造了策动数万中国边民逃往苏联和5月的流血暴乱事件的反华颠覆活动。

4、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根源
然而，苏联之所以能够在新疆伊塔地区制造边民外逃和暴乱事件，还有更深层的历史根源，苏联对新疆，尤其对伊犁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人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可以远溯至沙俄时代。
对于这个历史根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教授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教授，在1999年8月专程到新疆自治区和伊犁自治州档案馆查阅有关这次事件的很多史料，并由李开慧教授写出《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一文作了详细介绍。笔者对该文一些有关伊塔事件本身的资料在前面已经作了摘要引用，对其历史根源部分，笔者将其摘录缩写如下：
沙皇俄国在向东扩张时，对中国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早已染指。1840年英国发动侵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南线沿海大门后，沙皇政府趁机在北线进逼中国，于1851年迫使软弱无能的满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轻易地攫取了在伊犁和塔城地区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和领事裁判权等各种特权，并将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后，沙俄政府又通过同满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还于1871年派军队进犯伊犁，占据固尔扎即现在的伊宁市达10年之久。后来中国将领左宗棠率军入疆，奋战数年，终于重新夺回新疆，并于1881年2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接收了伊犁。但该地区当时维、回、哈等民族的居民中，已有7万人迁入俄境。到1884年时，伊犁各族民众被胁迁而去者有十之六、七，达10余万人。因此，伊犁境内的各个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而又紧密的联系。
从20世纪20年代起，新建立的苏联国家，其列宁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在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下，在对外政策上基本上继承了老沙皇实行的地域扩张、建立缓和地带的传统做法，甚至要求中共进行的中国革命服从“保卫苏联”的任务，继续加强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到30年代中期，斯大林通过全面支持和援助新疆军阀盛世才政权，加强苏联在新疆的力量，并排除以往英、日等国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苏联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盛世才对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估计错误，转为反苏反共而投靠蒋介石，不仅杀害了包括中共一大参加者陈潭秋和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在内的一批在疆领导人和革命者，而且还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经济、军事力量全部退出新疆。但随着苏联抗德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反败为胜，苏联在1944年夏天又卷土重来，重新染指新疆。为了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斯大林在同国民党政权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谈判时，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向蒋介石示好，特别表明苏联不支持中共的立场，一方面则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举行名为“三区革命”的反对汉族政府的武装暴动，建立了由苏联人掌握的政权机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即“东突”临时政府(作者按：土耳其是“突厥”的谐音，土耳其民族和哈、维等民族，同属于突厥民族，土耳其为西突厥，哈、维族因在土耳其以东，故称为东突厥，简称“东突”)，派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和顾问等，并在各个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间大量物色和发展情报人员，秘密收集各种情报，三区暴动的民族军内部排以上的军官也全由苏方配备。
1945年8月，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迫使国民党政府签字承认外蒙独立，同时为了进一步控制新疆，“三区革命”的“东突”政府竟以国家名义同中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此后，苏联表面上撤走了三区“东突”政府中的苏方官员、顾问及军队的军官，实际上却将大量情报人员、“克格勃”秘密警察派往该区的军政各个部门，建立了军事情报组织，并且绝对地排斥各种外来势力的渗透，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也不许入内。所以这时的伊塔三区依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甚至几乎成了苏联的一部分，苏联领事馆实际上决定着那里的一切，以致1947年一批汉族革命者进入伊犁时，感觉就像到了外国、到了苏联一样。
1949年初，中国革命胜利在望，苏联为了保证自己的在华利益，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并在中共和平解放新疆的进程中发挥了作用，但其交换条件却是依然保留苏联对新疆问题的发言权。苏联为了独占新疆之利而消除西方势力入疆，要求中国新政权在新疆和东北排除第三国势力。所以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利用新中国需要苏联支持援助的机会，巩固和加强了在新疆的影响和特殊地位，并通过苏新贸易、苏侨企业、苏侨和苏籍干部的作用，不断强化对新疆的经济渗透和垄断控制。与此同时，又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大大加强了对新疆的影响。伊犁地区中小学的少数民族学生，从三区革命时起就全部使用苏联教科书和俄语教学，苏联课本上写的是“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甚至把新疆说成是“东土耳其斯坦”即“东突”独立国家，学生们全盘接受苏联国民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如故。
不仅如此，苏联还把它国内的书报杂志大量输向新疆，又通过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出版各种苏联书报刊物，开办各种苏侨学校、青年夜校，组织苏侨和苏籍干部学习苏联的报刊文件和苏联国家建设方针政策等，全面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对中国边民进行“苏联优越”的思想灌输。在这样10多年苏联教育和思想文化的宣传下，直到60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心目中，仍然是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道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孜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也为苏联能够策动大批少数民族边民外逃到苏联创造了条件。所以在伊塔事件之后，伊犁州各级党政领导机构不得不在全州进行“三一”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宣传教育，使他们理解和认可新疆伊犁是自己祖国的领土，维、哈等族是祖国56个民族中的成员，而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光荣。
在新疆，特别是伊犁，身为苏侨的苏籍干部问题相当突出。由于过去的沙俄和后来的苏联对新疆，尤其对与之接壤的伊犁地区，在各个方面进行长期的侵吞、渗透、控制和影响，在三区革命时苏联又派遣了大批苏共党员和干部到伊犁发动武装暴动，当地的苏侨也几乎全部投入了这一反汉人政权的行动，这使外来的苏联人和本地的苏侨中有许多人在其后成立的“东突”政府军政部门中担任了重要职务。而很多参加暴动的少数民族干部以后也被发展成为苏侨，其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所以在三区“东突”政府中存在有大量的苏籍干部。解放后这些三区苏籍干部进入了新中国在伊犁和新疆的政府军政经文各级机构，三区民族军也整体编入解放军序列，大量的苏侨和为数众多的中国籍亲戚，以及数量可观的苏籍干部，为苏联在当地构筑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由于历史的、民族和血缘的纽带联系，使得新疆的“革命”苏侨与东北、上海的“白俄”苏侨有着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而解放以后所出现的苏侨回国问题又使这种情况复杂化。
 苏联在战后为了解决因战争使人口锐减而造成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苏联政府在1954年4月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当月决定自中国遣送6000户苏侨到苏联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开荒，伊犁地区当年遣返的苏侨有500户2464人。以后在中国方面的协助下，苏联通过在新疆的各级领事馆和苏侨协会，遣送回苏的苏侨越来越多，到1959年11月，伊犁州共遣送86890人，苏侨中的中国家属45983人，合计达13万余人。当时尽管中方对苏联采取不正当手段在新疆发展侨民有不同意见，但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还是服从苏方的需要，协助新疆苏侨定期回国，而苏联方面也同意中方关于苏籍干部保籍去籍自愿的要求。此外，迁侨行动在每年比较温暖的4至6月春夏之交进行，虽然有损于中方的春耕夏收农业生产，但由于苏方坚持要这样安排，中方为顾全两国友好大局，未作变动。
然而从1959年以后，中苏两党分歧逐渐加深，两国关系被苏联蓄意恶化，苏联为了有利于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通过领事馆多方阻挠苏籍干部回苏，劝他们不要退职，并给公安局打电话，表示不能发给他们入境签证，试图迫使中方作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党政军国家机关内为苏联作里应外合的服务；伊犁地区在国家机关中担任各种不同职务的苏籍干部数字很大，也有不少隐瞒自己苏侨身份的民族干部，他们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在内的各种情报，有些苏侨和苏籍干部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已为苏特务机构服务的间谍内奸，苏领馆对他们进行支持、鼓动、操纵和幕后指挥，使他们成为苏联在新疆从事各种非法活动的中坚力量。在伊塔事件中，苏籍干部成为坚决外逃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中共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和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分子，个别上层人士在伊塔事件后还宣称“领事馆撤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
另外，伊塔边民所以能够大量外逃，也与当时中国对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不予设防而呈现有边无界、有边无防状态有关。所谓有边无界，即是在很多边境地区界线不清，两国边民可以自由来回流动而没有任何障碍；所谓有边无防，即是在中苏友好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在中苏边境地区长期没有军队驻防和边防关口检查人员。直到1962年春伊塔事件发生时，伊犁地区仅设了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进行巡逻的边防线只有300余公里，而且只有不到100公里的地段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更多的地段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人员有限，所以不是巡逻不到，就是无法巡逻或不去巡逻。中方对两国边界这种疏于管理、不去严加控制、在边界线上留下了大量无人过问的空隙，也给边民们可以大量非法越境涌入苏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详细内容请阅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的、由沈志华、李丹慧教授合著的《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一书第486-514页由李丹慧教授执笔所写的《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一文。)

四、蒋介石蠢蠢欲动 10万人逃港事件与尼赫鲁打上门来

1、美国支持蒋介石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俗话说“祸不单行”，就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不久美国正式发动针对中国的侵越“特种战争”和苏联制造反华“伊塔事件”的几乎同一时间，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蠢蠢欲动起来，企图在美国的支持下渡过海峡，反攻大陆。
还在肯尼迪上台不久后的1961年3月，美国的第七舰队从台湾海峡开进南中国海，驻日本冲绳和泰国的美军宣布进入战斗状态，而蒋介石也在4月制定了代号为“国光”的“自立反攻”战略计划和美台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并向美国提供了这个反攻计划，其中包括一次空投两、三百人的行动。
同月，台军曾与美军研拟计划使用金门的8寸炮，向厦门发射战术核子弹，攻击大陆炮兵、船团、战备集运地，并规划使用太开山的东、北坑道储存核子弹。根据这份台湾“国防部”公开的上世纪50年代极机密档案，前“参谋总长”彭孟缉于4月4日下达极级机密指示，对金门8寸巨炮向大陆发射核武器进行研究。“国防部”作战参谋次长室根据“总长”指示指出，金门8寸巨炮可发射1KT和2KT小型核子炮弹，将8寸炮前进至小金门，射程可涵盖厦门地区。向大陆沿海的莲河、大嶝、厦门发射2KT核炮弹，其落尘可随风飘向内地，造成核污染，可以增加核武器的效能。台军对大陆使用核武器的目标，一为战略集运地，包括部队集结、船舶集结与港湾设施；二为运动中的大陆船团；三为大陆分布在沿海的炮兵。大陆面对金门的火炮共732门，金门有8寸巨炮8门，小金门有4门，可涵盖大陆沿海177平方公里，有效控制金厦水道(注88)。
1961年7月中旬，经肯尼迪批准，美国同意台湾分批空投6个20人小组到华南进行侦察行动。台湾方面经数月的努力完成了准备工作，后又以投入人数太少、达不到目的为由，打了退堂鼓(注89)。进入1962年以后，蒋介石集团看到大陆已陷于经济困难，中苏裂痕也在加深，同时又担心美国会同大陆接近，所以想抢先发起反攻大陆的行动，或以某种办法激化局势，迫使美国继续大力支持台湾，并最终把美国卷入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中去。所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强烈鼓吹，1962年的任务是全面动员，迎接“复国”战斗。接着不断地催促美国同意他们的反攻计划，急于若干月后就付诸行动，并企图采取大规模反攻行动，引爆大陆的内乱。
进入1962年，美国于2月8日在南越正式实施“特种战争”后，侵越美军急速增加，美国通过对越战的增兵扩战而针对中国的意图日趋明显，美军也与蒋军不断举行以反攻大陆沿海地区为目标的联合“攻防演习”。
一个月后，即1962年3月8日，美国国务院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驻亚太使节会议，主持该会的远东助理国务卿哈里曼派遣时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及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Hilsman•Roger•Jr)去探听国民党蒋介石对于反攻大陆的打算。希尔斯曼一到台北松山军用机场即就直奔蒋经国办公室。蒋经国引用大量敌后(大陆)情报向希尔斯曼说明“大陆同胞渴望王师重返大陆”的可靠性，并陈述准备在1962年反攻大陆的理由。
希尔斯曼刚走，高度重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肯尼迪又派哈里曼亲自到台北找蒋介石面谈。3月14日晚餐前后，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同哈里曼两次会谈，蒋大力推销他的战略：大陆人民已孕育着反叛，但需要有较大的空投行动，才能引发大规模起义，因此第一阶段需要美国空运帮忙，引发大起义后，就不需要美国出兵了。目前正是天赐良机，必须抓住，否则便永远失去机会。蒋又说，大陆情况糟透了，秋季将是决定性的阶段。哈里曼说：“援助国民党的武装部队是一种有益于美国安全的良好投资。”
哈里曼走后，蒋氏父子在3月21日又找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谈，强烈要求肯尼迪支持国民党，提供援助，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注90)。而在这个3月份，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现役征集”，强迫台湾青年入伍，并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延长服役期，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为了准备反攻时的运输，又将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还设立“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策划和施行战时经济动员。美国为了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军事行动，专门派遣第七舰队38艘舰艇组成的大编队舰队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美国合众国际通讯社总分社社长霍布雷奇报道：美国的一些负责官员认为进犯中国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鼓吹“现在就动手”。美蒋海军又举行了“联合侦察演习”和针对大陆港口进行布雷、扫雷的“混合演习”，而从肯尼迪上台到这时，侵犯中国领空、领海的美军飞机达64架次，军舰52艘40次。
1962年4月，也就是在伊塔外逃事件发生之时，台湾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5人“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准备调集20万大军在大陆东南沿海的福建和闽粤、闽浙结合部搞一次登陆。台湾当局在这个月又通过了“国防特别预算”，决定于5月1日起在14个月内征收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款”，购买了大量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了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台湾当局还征用民船民车，举行登陆军事演习等，将整个台湾从平时状态进入战时状态和准战时状态。为了在登陆后建立伪政权机构，又专门成立了“占地政务局”。
4、5月间，即伊塔事件高潮之际，美蒋进行了商民船舶紧急装载兵员演习，之后又在台湾南部进行海陆空联合登陆作战演习，台湾沿海一带和澎湖、金门等岛屿的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非常忙碌。蒋介石的中美联合情报中心以及国防情报局制定了派遣小股武装特务到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威”计划，并组织了一个“海威训练班”，下设若干分队，由担任国民党军统系情报机构“侦防组”组长、情报局督察主任谷正文负责在金门一带训练蛙人（注91），以便在以后派出武装特务频频侵犯大陆东南沿海，准备来个大行动(注92)，而这个国民党大特务，正是1954年4月11日企图暗杀周恩来总理而执行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头号凶犯。同时，国民党在北投的政工干校中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收复地区培训党政干部。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公开倡言“为反攻复国开路，贯彻革命任务”。蒋介石不断接见外国记者，再三声称“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注93)。
这期间，肯尼迪政府的军政要员接连不断地到台湾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除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外，还有参联会主席尼尔兹、陆军总长施塔尔、太平洋地区武装部队总司令费尔特、太平洋舰队司令塞兹、第七舰队司令舍奇等人，还有曾主持入侵古巴并在国防部主持“特种战争”的前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这些美国军政要员在台期间都对新闻界谈到要全力支持蒋军进犯大陆的问题。美国台湾防御司令梅耳森要求在台湾的美国军事人员“要以一种对紧急和献身的新的领悟去展望将来的各种需要。”驻台湾的美国第十三航空特遣部队司令桑博恩5月20日甚至说，只要美国政府下令，他的部队“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轰炸中国大陆。”他和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舍奇、太平洋陆军情报署署长魏博等还先后去过金门。在檀香山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向美联社记者公开宣称：第七舰队的舰只已朝台湾海峡方面布置，其中包括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的一些舰只，美国国防部也证实了第七舰队舰只调动的消息。
5月23日，台湾当局又向美国官员提交了一份署期6月1日的有关反攻行为第二阶段的方案大纲，其中拟议的反攻步骤有：在福建和广东沿海实施各种规模的突击空降和登陆，以诱发大陆民间的“反抗行动”。在若干地点实行登陆后，用常规作战为民间“反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点；将台湾的部队推进到福建、广东内地等。该大纲强调，美国已同意准备援助200人规模的空降行动。
6月上旬，也就是苏联制造伊塔流血暴乱事件刚过几天，美蒋在台湾南部地区举行代号为“昆阳”的海陆空联合登陆作战演习，而美国军舰在6月11日两次侵入福建平潭以海域，6月12日又两次入侵青岛海域。8月，麦克纳马拉在国会作证时说，由于台湾当局牵制中共相当数量的军队于台海对岸，所以必须继续执行对其重要军援计划，因此1962年间美国对台军援比过去两年有大幅的增加，大量军火和军用物资运抵台湾。肯尼迪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重申美国对防卫金门外岛的政策，表示一旦大陆进攻金门、马祖，美军将与台湾国民党军协同作战，而此时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高空侦察也日趋频繁起来(注94)。

2、港英煽动大陆群众大批逃港
就在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和伊塔边民外逃事件的几乎同时，中国国内又还发生了另外一起大规模外逃事件，这就是以广东省为主并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群众涌到深圳、偷渡出境到香港的逃港事件。
据已解密的广东省宝安县《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显示，1962年4月，在广东和其他一些地方传出谣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英国女王诞辰，大放(入境)3天”。而港英当局又散布说：“不是港英政府不让大陆人过去，而是中国政府不让人过去的”，把矛头指向中方，进行煽动和挑拨。这使许多群众感到战争已经迫近，只有逃到香港才有安全，才是出路，而有人逃港后，获得了港英当局允许的居住权，很快给家里寄了钱，所以听信了谣言的群众便不顾一切地冒险前行，冲关逃港。
从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1979年撤县改为现在的深圳市)由东到西150公里的公路上，外流逃港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好像“大军南下”一般，直奔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从各地涌到宝安的一般有4、5千人，最多一天达8000多人。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往香港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人满为患，陷于紧张。5月中旬外流达到高潮。
梧桐山是逃港人群的集散地，流出的或被遣返的逃港者，一多半聚集于此。4月29日，惠阳县淡水地区数百人，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位大学生，下午6点多这班人就从梧桐山逃往香港新界。接着又有从惠阳、广州、海陆丰、潮州等地数百人越界。这批人大多数是17至40岁的男女青壮年，他们每人手持一条1米多长的木棍，总指挥向他们交代：“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的话，我们不得后退，要用棍子同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用棍子打谁!”沙头角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众多逃港分子强迫民警开闸放关，有的强行冲关。6月1日，广州附近县的一些居民又一次听信“英女王生日，大放(入境)3天”的谣言，当晚有2000多人聚集广州火车东站购票前往平山、深圳，人群中不听规劝者起哄闹事，继而发生骚乱，副市长孙乐宜被数百人包围哄闹。深圳有一个生产大队跑得只剩下一个支书和一个妇联主任，海丰县有一个生产队杀掉耕牛集体逃港，有的群众破产逃港，把家中东西卖光，钱粮用光吃光。逃港者在途中抢夺食物，强行拦车，一些人借逃港而制造社会混乱。混乱局面涉及宝安县周边地区、广东数十多个县市和全国10多个省、区，并在一些地方引起骚乱。
据宝安县外事办统计，从4月下旬到5月23日，外流出境总人数达6万人次。港英方面宣布，从4月底到9月底的5个月间，由陆地边境偷渡或闯关入港的约7万人次。到7月，共有10多万人涌进深圳外逃，最终获得外逃成功在港定居的有1.2万人。
在这次中国大陆10万群众逃港事件中，英国政府和港英殖民当局虽然后来积极截查和遣返逃港人员，但一开始却是制造战争紧张空气，造谣煽动，并默许和放任外逃人员入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然而他们这样做却与英国政府的“核武构想”有关。
自大陆解放以来，英国对香港的殖民地位能否继续存在十分担心，总是生怕被中国政府收回，而在中国面前，驻扎在弹丸香港的少量英军和武器装备根本没有防御能力。如果中国政府坚持要收回香港，大陆解放军跨关进驻，英国和港英将毫无办法，只得悻悻而滚。于是英国政府想出了一个办法，即一旦中美在亚洲发生大战，就利用美国的核武力量来阻挡解放军接收，保卫香港，这就是所谓的“核武构想”。
这个“核武构想”是英国外交大臣在1961年2月22日，即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后一个月提出来的，他在致首相的一封信中提及：“必须令美国完全明白，香港一旦遭中国袭击，传统防御将不堪一击，核弹攻击将是完全放弃香港殖民统治以外的唯一选择。”“我们的目的是令中国相信，攻击香港会招致美国的核弹还击。”
这份名为《远东1957—1961》并印有“Top Secret(最高机密)”字样的英国首相府国家机密文件，存放在英国伦敦郊外英国国家档案局，这份绝密文件中还包括有英国皇家海军元帅蒙巴顿勋爵和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会谈谈及香港防卫时提到了要用核弹防卫的最高政治决定，而这又是根据美国当年“核武威吓”国防军事策略提出的。他们指出，一旦中美发生大战，英美需要保持控制香港海军基地，以制衡中国。其实，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就有这样的计划：中美一旦在亚洲出现大战，中国侵袭香港，美国有可能使用核武还击。因此英国的“核武构想”也是美国反华军事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注95)。
英国和港英在1962年4、5月间掀起大陆居民逃港事件，也是为了检验一下中国在美国发动侵越特种战争、美蒋准备反攻大陆、中美战争形势高度紧张时，中国会不会把内部困难和矛盾转向外部而收回香港，会不会由此引发中美大战，美英是否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保卫香港；同时也检验一下中共政权是否稳固，大陆民众欢迎不欢迎蒋介石回来恢复国民党统治。结果所有的答案都令他们失望，于是只得配合中国政府处理和平息这次逃港事件，遣返逃港人员达5万多人，以免事态扩大危及香港的稳定和导致中英关系的恶化。

3、美英支持尼赫鲁侵华
(1)、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
就在南北两线和东南沿海事端频发之际，西南边境的形势也紧张起来：这边越战已经大规模打响，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正高唱“反攻大陆”的战争进行曲，那边印度的尼赫鲁在美英的怂恿下也在吹响侵华边境的战争军号。
中印两国之间约有2000公里的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但在历史上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了一条传统的习惯线，这条边界线的西段北起喀喇昆仑山口，南到西藏阿里、克什米尔的印度实际控制区和印度喜马偕尔邦三地交界处；中段沿喜马拉雅山脉中、印、尼三国交界处，东段沿喜马拉雅山南麓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东到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1600年英国殖民者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南亚次大陆进行的扩张侵略，把包括现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克什米尔在内的印度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然后逐步向中国的西藏推进。1890年时锡金还是西藏的属地，由达赖喇嘛委托锡金部落王管理，后来锡金王被英国人囚禁在印度，他致死不愿发表脱离西藏的宣言。但由于满清政府软弱无能，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清政府西藏事务大臣与英国驻印度总督在签订加尔哥达条约时，同意锡金脱离西藏，实际也是脱离中国。可是英国仍不满足，找借口发动战争侵占了西藏在中印边界东段的亚东。1914年，英国在同中国袁世凯北洋政府举行西姆拉会议期间，其代表背着中国政府代表在会外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在中印两国之间划了一道分界线，这就是著名的、以划线人麦克马洪为命名的“麦克马洪线”，企图把3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偷偷地划归英属印度。英国人的这个非法之举，也就使中印两国的传统习惯线遭到了破坏。
1948年印度独立，第二年新中国成立，中印两国本应就边界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协商谈判解决，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gry)却接受了英国历史学家贡纳尔•米达尔的观点，即“每一个新生政权的最初的几乎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他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地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注96)，决心继承英帝国主义殖民者对西藏的侵略野心。而英国和美国也支持和鼓动尼赫鲁侵占中国领土，于是印度政府派遣军队不断地越过传统线而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在中印边境东段，印度当局于1951年至1953年乘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抗美援朝战争之际，非法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约9000平方公里；此后又在中印边界的中段侵占了西藏阿里地区的巨哇、曲惹、布什奇等山口2000平方公里领土；中印边界西段，印度军队于1954年以后侵占了中国阿里地区的巴里加斯。1959年3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不仅要求中国承认印方已占领的中国领土的合法性，而且要求把中印边界西段历来属于中国新疆管辖的阿克赛钦地区(约3.3万平方公里)也划入印度版图。1959年6月，印军越过中印边界东段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占领该线以北的朗久等地区。8月25日，中印双方的边境部队在朗久地区发生军事冲突。10月21日，一场更大规模的边界冲突在中印边界西段的空喀山口发生，造成伤亡。西藏叛乱发生后不过8个月，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中印边界的和平局面开始打破，这也成了中印关系由友好合作转向敌对冲突的转折点(注97)。
中国政府为了避免武装冲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本着两国友好睦邻的精神，提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印两国的边界，有待两国政府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有准备有步骤地谈判划定和全面解决；在边界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作为临时措施，双方应维持传统边界线现状，而不应以片面行动，更不应以武力改变这种现状。为了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宁，并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中国政府建议双方军队在边境线各处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中国军队对于印度的侵犯行为一直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例如中国边防部队根据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指示，单方面决定在实际控制线本侧3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等。但印度当局却错把中国政府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步步进逼。
为了表示诚意，和平解决两国边界争端，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4月19日专程到印度首都新德里同尼赫鲁进行边界谈判，并在4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周总理表示：两国边界从未划定过，问题应该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谈判未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维持边界现状，不应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他情真意切地说：“中国、印度，都有着5000年的古老文明，印度河的圣河佛殿、经典颂文，曾经给中华民族的成长注入过丰厚的营养，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火药，也为印度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做过贡献。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和平相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记者和印度记者提出挑衅性和挑拨性的问题，周恩来总理既十分辛辣、又以理服人地进行批驳回击，使这些反华反共小丑理屈词穷，十分尴尬，无言以对。周总理义正词严地警告说：“在边界纠纷中，中国军队没有前进一步，连例行的边界巡逻也停止了。可是印度政府呢？对领土纠纷拒不谈判，至今不断派出军队在我国领土内巡逻。多次开枪，打死打伤我边境军民。去年，在我国处理自己的内政西藏问题时，印度各个城市都举行大规模的反华游行，声援西藏叛乱集团。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去年4月，在贵国孟买，政府怂恿一批歹徒，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往肖像上抛掷变质鸡蛋、烂西红柿和砖瓦泥块。请问，这是什么？这不仅伤害了我们的感情，而且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
提起这件事，同去参加招待会的陈毅外长怒不可遏，他拍案而起，大声斥责说：“够了，不要狡辩了!中国受到损害了，中国受到损害了!毛泽东主席有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谓予不信，皇天可鉴!”大厅里的人被陈外长威武之语震慑住了，他们明白，陈毅不仅是中国的外交部长，而且更是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元帅，所以个个心惊胆战，面面相觑，尴尬地喘气而不敢造次。周总理接过话筒说：“请你们原谅，我的外交部是一时愤慨所致，并非危言恫吓。我想最后再说一句，中印两国都曾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饱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中印两国应该友好、和睦。自家的事好商量，绝不能让边界纠纷再继续扩大，以至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注98)。

(2)、印度在中印边界发动侵占中国领土的军事进攻
然而，周恩来的和平祈求落空了。中国政府的友好忍让，周总理的诚意相劝，陈外长的愤慨和警告，这位不结盟运动创始人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美英的支持和怂恿下却置若罔闻，仍然一心要继承大英帝国殖民衣钵而想侵吞中国领土。印度反华愈猖狂，美国给印度的钱就越多，根据美国国际合作署“援外报告”以及其他美国官方统计材料，美国从1959年印度反华以来给印度美援的总数为41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等于过去10年全部美援总额的两倍。1961年的10月20日，印度政府悍然派出10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并使中国边防部队遭到了严重的伤亡(注99)。
1961年11月，尼赫鲁为了求得美援而访问美国，就连印度报纸都说“尼赫鲁带着讨饭碗到美国去”，他回国后立即掀起一次新的反华运动。1961年12月18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当然支持印度对他们北部边界的意见”，中印边界“已经在法律上明确划定”，“麦克马洪线一般来说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接受的东西”，鼓动印度继续反华。
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反华侵华行径，也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苏联在二十大以后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赫鲁晓夫强调尼赫鲁是苏联“宝贵的朋友”，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苏联给予印度大笔巨额贷款，并提供军事援助。1959年9月因印方入侵而发生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苏联以所谓“中立”面貌偏袒印度而指责中国，并说什么中印边界为山区，难以划出准确边界。苏联塔斯社还在苏美戴维营会谈的当天发表声明暗骂中国，把苏中矛盾公开化。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更是指责中共，攻击毛泽东，认为在中印关系上中国的做法是“大国沙文主义”，
后来陈毅说：“赫秃子在北面搞我们，印度在西南也趁火打劫加紧入侵，没得一副好心肠。”毛泽东说：“搞一个东西，把印度的侵略行径公布于天下!”贺龙插话说：“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支持下也加紧了台湾海峡的活动”(注100)。毛泽东又对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路过北京回国的亚洲国家党的领导人说：“苏共二十二大花样特别多。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J.B.Tito)、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注101)。
但是尼赫鲁因入侵中国领土一时得逞而得意忘形起来，1962年入春以后，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进一步大规模蚕食中国领土和进行军事挑衅，向中国境内纵深逼进，这在中印边境西段更为突出。肯尼迪政府为了奖励尼赫鲁积极反华，给予印度的“援助”也就越加慷慨。3月间，美国一次就拨给印度25.68亿卢比的贷款。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谈到了“对印度的援助计划的重要性和美国将从中得到的极大好处。”声称对付中国人进行更多的“侧面侵略”的可能性“是印度对外政策中的首要考虑”。
1962年2月26日和3月22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4月22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
4月25日，也就是在新疆伊塔边民外逃苏联的高潮之时，外交部公布了中国政府4月21日给印度政府的一件照会，严重抗议印度军队最近在中印边界西段连续越境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动。事实是，4月11日中午12时左右，印军约25人，在中印边界西段越境，一直深入中国境内达10公里，到达5500米高地以南地区，并且进行长时间的侦察活动；4月13日，又有两批印度军事人员在同一地区先后侵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中国政府在照会中指出：“长期以来印方就不断在中印边境增设哨所，加强军事部署；近几个月从新德里还纷纷传出关于印度军队准备在边境地区解冻后，向中国方面发动武装挑衅的新闻报道。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照会最后一句话：“中国政府再一次严肃地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停止这种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活动。”
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并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20公里内派出巡逻。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5月11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继续入侵并向中国哨所开枪一事，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印方承担全部责任。”
但是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注102)
6月，即苏联在新疆制造“伊塔事件”和蒋介石准备调集20万大军反攻大陆并成立“反攻行动委员会”以后不久，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藏南扯东地区，并在中国境内设立了50多个据点。同时，印度又在西段的中国境内继续增兵，加紧增设据点，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
印度军队侵占中国领土的蚕食活动越来越猖狂，甚至把解放军哨所包围起来，官兵们对一再退让不予还击想不通，罗瑞卿得到报告后向毛泽东汇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贺龙于5月上旬主持中央军委常委会，分析了中印边境地区局势，针对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步步推进的形势，一致认为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难以避免。为防范印军的进攻，会议决定立即指示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的边防部队提高警惕，做好就会突然事变的准备。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的1962年，对中国来说，真是国际风云突变、国内事件迭起、内外危机重重的多事多难之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并召开“七千人大会”，是为了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可是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台湾、印度这些帝、修、反却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不仅不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而且还准备反攻大陆，颠覆和侵犯中国，甚至企图把战争强加于中国头上。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肯尼迪按照“灵活反应”军事新战略在1962年2月8日，即中共“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第二天，在越南发动美国式“特种战争”开始的。

附录一、“大规模报复”战略简介
“大规模报复”战略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所创立，1954年1月，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对外委员会发表演说时首次全面阐述了这个战略，他说：实践证明，“没有哪一种局部防御能力能够独立遏制共产主义世界强大的地面力量，必须用大规模报复能力的威慑力量来加强局部防御。”“美国政府今后将以核升级相威胁来威慑或阻止共产党发动的局部战争；俄国人的冒险主义必将以自己的生存为代价，因为美国将主要依靠其强大的报复力量，在我们选择的地点，用我们选择的方式迅速进行报复。”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企图是：依靠核优势，挥舞核大棒，玩弄“战争边缘政策”，来遏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该战略强调核武器的“剑”的作用，而把常规力量只作为防御对方进攻的“盾牌”。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由于美国拥有绝对的核优势，因此必须利用这种优势，在战争初期以战略核武器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力求迅速置敌于被动之中；要注重“第一次打击”的效果，首次突击就能摧毁对方的主要工业中心、核基地和战略轰炸机基地，要么不打，要么打一场全面核大战，尽量避免卷入像朝鲜这样的局部战争。
为了贯彻这个“大规模报复”战略，艾森豪威尔在其总统任期内曾先后制定过多个准备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大规模报复核作战计划和核攻击行动，这其中主要有：
1、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2月11日，他同意参联会关于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建议，指出：“在朝鲜，只要需要，就使用原子弹”。他接受莱德雷将军的建议，认为可以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因为该地区“现在已经挤满了军队和物资”，为使用这类武器提供了很好的打击目标。5月6日，他在参加国安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甚至还亲自参与选定在朝鲜境内原子弹突击的目标，认为有4个机场可以作为核打击效应的目标。
5月19日，参联会更是主张使用原子弹进行大规模进攻，并把战争扩展到朝鲜以外的中国境内。艾森豪威尔和国安会对参联会的这个核战计划表示同意，参联会继续筹划在朝鲜可能动用核武器的方案，立即着手修订朝鲜战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秘密作战计划，即被称为“奥普兰8-52”核作战秘密计划，并指示把此决定通知到战区各级指挥官。
第二天，即5月20日，国安会讨论了如果共产党不接受战俘协议就决定“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中和海上军事行动，其中包括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这项升级行动以海上封锁中国港口为开端，然后逐渐扩大到核轰炸，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响。
2、1954年3月，美国为了帮助法国阻止越南人民军的胜利，打击中国援越行动，陆军参谋部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准备实施代号为“秃鹰行动”的秘密核作战计划，即在黎明时分由海军航母战斗机投掷2至6枚3.1万吨级的原子弹取得优势。为此美国陆军情报局对在越南境内使用核武器所要打击的目标进行了精心的研究，并分析了诱发中国进行干预而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部署在越南海域的美国海军航母此时也己经全部装载了原子弹，随时准备派飞机把原子弹投向北越和中国(注103)。
3、是年5月，艾森豪威尔命令制定命名为“A日临近”的“日光浴工程”核作战计划，准备在苏联具备大规模核反击能力之前对其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指出：“我们不允许敌人首先进攻”(注104)；
同一个月，中国针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武装行动，对金门、马祖两岛进行炮击，美国参联会、雷德福海军上将以及空军和海军参谋长们立即要求总统下令向中国大规模投掷核武器进行报复，并派美军进驻金马；
4、1955年3月，美蒋担心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会进一步解放金、马和台湾，美国决定不惜采取使用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予以阻止。杜勒斯在3月10日表示：美国已经作好了对中国进行原子打击的准备，并说：“我们将不得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对付大陆的机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副总统也暗示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卡尔内海军上将甚至公开透露美国已经拟定好的一个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核攻击的计划，而杜勒斯和他的高级顾问以及他的弟弟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只要解放军进攻金、马，美国就在台湾部署核武器，并使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马上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封锁整个中国沿海，摧毁中国能源、交通铁路线(注105)。
5、1955年5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根据总统指令，制定了一个以“消灭一个国家”为目的的“基本战争计划”，该计划要求对苏联进行一场真正大规模决定性的先发制人核打击。计划规定，使用735架当时最先进的持续航程达12800公里的B-36远程战略轰炸机，共携带600-700枚“马克”6型原子弹，从不同方向到达苏联上空，对其1700个地面目标和409个机场进行核轰炸，在2个小时内将原子弹全部扔完，然后再返回出发地。该计划预计：在2个小时的核攻击结束后，俄国除了冒烟的、有放射性的废墟外，不会剩下什么东西。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柯斯特李梅将军为此扬言：“我们在首先进攻上是不会犹豫的”(注106)。
1956年3月1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安会议中表示，美国可能以原子弹对付中国大陆。3月15日，杜勒斯又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在金马动用原子弹。第二天艾森豪威尔表示：“可以使用原子弹，就好像你会使用子弹。”
.     6、1956年5月，由于担心北越在南越大选时发起进攻，参联会的雷德福上将建议使用相对较少的美国地面部队，而准备对越南立即使用核武器。他认为，无须动用大规模的地面部队，仅靠美国的核武器，也许就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北越没有不会遭到常规轰炸的坚固军事目标。假如中共公开干预，我们就必须动用原子弹，迅速打击中国的空军和后勤基地(注107)。
     同年8月至11月23日，美国军方参联会曾六度建议以原子弹对付中国大陆，几乎所有与会者和国安会成员都持这种主张(注108)。而且依照美台协议，美国斗牛士导弹已进驻台湾，该型地对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可以携带核弹头，美参联会准备以该原子武器攻击的三个城市是上海、广州和南京。
  7、1957年5月，美国国家安委会在编号为NSC5707／8号文件中称：美国的政策是，主要、但非仅仅依靠核武器；……在需要达到国家目标时使用它；是否批准先行使用核武器由总统来决定(注109)。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决定：要在全世界的各个偏僻角落抵制共产党的挑衅一一包括印度支那半岛一一这一决定实施时，无法脱离它对核武器的依赖(注110)。
当年上半年，美国不仅在台湾部署了“斗牛士”核导弹，又向韩国派遣了装备有核武器的作战部队，中国首次受到美国战术核武器的具体威胁。
8、1958年4月，蒋介石为要反攻大陆，在金门、马祖部署了相当于他全部军队的三分之一约10万人。7月中旬，美国出兵黎巴嫩，又积极鼓动蒋介石反攻大陆，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动飞机轰炸福建，骚扰浙江，窜到云、贵、川、康、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美国则增派大批军舰飞机到台湾海峡地区活动，美国军方和杜勒斯都扬言要进犯中国。大陆解放军为灭其嚣张气焰，打击后台老板美国，于7月中旬开始对金、马蒋军全面压制和封锁，又经4次空战夺得福建地区制空权。8月23日，解放军对金、马进行猛烈炮击，一举毙伤金门蒋军三个中将副司令、少将参谋及官兵600余人，8月24日，又击沉和重创蒋军两艘军舰。
美国五角大楼和政府立即作出反应，9月2日，杜勒斯和参联会又要求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批准一份对华使用核武器可能性的绝密文件，并在台湾海峡和亚太地区进行了战后的最大一次兵力集结。杜勒斯在总统授权下于9月4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9月6日，美国向台湾提供了能发射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参联会甚至要求总统授权第七舰队可以下令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攻击的权力。
9、1960年8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制定美国第一个全军统一的核作战计划，即“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它由《国家安全目标政策》、《SIOP起草指南》和《NESC2009》三个文件组成、统称“SIOP”计划。8月16日，他批准了该计划。这项根据极端性“大规模报复”战略原则制定的核作战计划规定：一旦先发制人地对敌方发起了攻击，在使用核武器和打击目标上均不作保留，美国将把全部核弹投向苏联、中国等敌国而无任何其他选择。其打击目标的先后顺序是：苏联战略力量、主要军政指挥所和城市与工业中心，以及中国等敌国的共计4100多个目标中的2600余个政治、经济、军事目标，645个机场，用25枚核弹摧毁苏联能源设施。具体制定该计划的参联会报告称：“整个苏联、中国等国家的人员伤亡将达7700余万人，其中6000万人死亡。”在遭到核攻击的118个大城市中，伤亡比例为居民总数的75%-80%，鉴于如此之多的人员伤亡率，这些城市的工业能力在6个月中将完全丧失，不可能恢复。“SIOP”计划的打击目标虽然只有15%-20%的城市工业目标，但要确保攻击目标的75%的成功率，以摧毁苏核打击能力和主要工业、城市中心。因此，全面实施“SIOP”计划，将使美国大胜，对苏、中等国总体毁伤程度极度预计将达到3.6亿-5.26亿人。
该“SIOP”计划还规定，当苏联飞机以作战编队方式穿越美国防空警戒线、苏联进攻美国海外领土和军事基地或北约盟国、苏潜艇在可以对美国港口实施有效攻击的海域集结、以及苏联在美国港口附近或主要海上通布设水雷，只要发生这4种情况中的一种时，美国即就实施“SIOP”核作战计划，把所有的核武器无任何保留地立即投向苏、中等国2600多政治、经济、军事目标，将它们彻底摧毁(注111)。

附录二：笔者所知的“伊塔事件”
1960年9月，笔者从新疆伊宁回到北京。几年以后，一位从伊宁来京的熟人向笔者讲起了他在当时当地所见所闻的伊塔暴乱事件真实情况，现回顾简录如下：
这次暴乱的始发地是在解放街上离农四师师部不远的伊宁市汽车客运站。在暴乱发生前，伊塔地区已有五、六万主要住在农村的少数民族边民在苏联的策划和煽动下越境逃到了苏联。4月份的外逃事件发生后，州政府根据自治区和中央的指示，加强了边防，封锁了边境，以制止外逃。在伊宁市许多也想去苏联的人害怕以后出不去了，就纷纷设法尽快到苏联去，这其中有不少是持有合法出境手续的，更多的则是既没有苏联领事馆的签证、又得不到州政府批条的市区或郊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他们或步行，或乘客车，到离伊宁只有百把公里的霍尔果斯关口，然后再从这里越境到苏，那些有合法出境手续的多是乘车出境。因此从5月份开始，到车站买票乘车到霍城的去苏人员急剧增加，车站也加开了车次，以满足合法去苏者的出境需要。
5月29日上午，当天的几百张去霍城的车票很快售光，但突然间又来了更多的人要买票乘车到霍城。到上午10点来钟时，到车站买票的已有上千人，挤满了车站内外。这时，突然传出客车将要停开、不许再经霍城到苏联的消息，这使人群开始不满和骚动起来，同时又从各处拥来了更多要求买票乘车到霍城的人，刹时间车站内外竟有一千多人。他们围住售票处和站长室，要求增加车辆，多售车票。站长和车站员工向人群解释和辟谣，确实是因为车子不够，无法增车加票，请没有买到票的人明天再来买票乘车，车站想办法增加车辆。但是人群根本不听，而“不许再去苏联”的谣言经混在人群中的一些人故意渲染和煽动，已越传越盛。于是人群愤怒起来。在有人的鼓动和指挥下，不少人冲进售票处和站长室吵闹谩骂，对车站员工和站长等领导进行围攻，逼迫站长一定要增加车辆让他们去霍城，甚至要站长开具同意他们出境的证明。站长无法解决，就打电话请示上级。上级答复无法派出更多的车来，这一下更加惹怒了早已等得不耐烦又生怕去不了苏联而情绪激昂懑愤的众人。他们开始在车站里又打又砸又抢，围攻和殴打车站员工和站长等领导，车站的里里外外被黑压压的人群围个水泄不通，站内外秩序大乱，而四处的群众也向车站越聚越多。
就在这时，伊宁市公安局领导和一些干警乘吉普车来到车站，车子里的人见站里站外人山人海，而且个个面色不善，所以就没敢停车，只是向外观察了一下，了解情况，然后就急匆匆地开走了。
没过多久，开来了一辆大卡车，敞开的车厢里全是持枪民兵，大约有 20人。原来公安局领导乘车到车站看了一圈后，见要乘车的太多，秩序相当混乱，车站人员已被扣压出不来，看起来有坏人在挑动。他们怕出乱子，就派一些民兵先维持一下站内外秩序，救出车站人员，然后再做解释和说服工作。不料人群见到带枪民兵到车站，以为是政府来抓人镇压的，马上惊慌起来。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声高喊：“共产党来镇压我们了!”“黑大爷不让我们去苏联，要抓我们了!”“黑大爷要杀我们了!”等等。(笔者按：“黑大爷”是汉人的意思，当时苏联人和伊犁少数民族称汉人叫黑大爷，表面上是谐俄语(ΚΝΤΑΗΝЙ)即克达伊“中国”一词的音，实际上是瞧不起汉族、骂汉人的侮辱之称。)经有人这么一煽动，车站内外的人群立刻像炸了锅似的激愤和骚乱起来。这时又有人大喊：“黑大爷要用枪来打我们了!大家快去把枪夺过来!”“打死黑大爷!”人群在有人的这种煽情和指挥下，马上冲向卡车，把车团团围住。车上民兵正准备持枪下车维持秩序，但还没有等他们下车，一群青年人就已经抓住车帮翻身而上，跃入车厢中，不顾一切地向民兵夺起枪来。
民兵们没有想到这些人敢夺枪，而且一下子上来那么多人挤满了车厢，使他们施展不开，所以很快被翻进车厢的暴民制服，枪支全被夺走，已是手无寸铁的民兵们全被拖下车，人群对少数民族民兵算是客气，只是谩骂推搡，而对汉族民兵和公安干警却是拳脚相加，一个个被揪到车站里同站长等车站员工一起扣起来遭围攻。在人群中作幕后煽动的指挥者见已经夺到了枪支，又马上高喊：“到自治州去，要黑大爷开证明，我们要到苏联去!”“黑大爷不让我们去苏联，找他们算账去!”“打死黑大爷!”经这么一号召，情绪愤怒的人群立刻被鼓动了起来，在有人的带领下，黑压压的人群便向在斯大林大街上的州政府奔去，不少年青人拿着棍棒家伙冲在前面，一边喊“打死黑大爷”等口号，一边向在路上行走的汉族群众大打出手。很多街边的少数民族群众纷纷加入人群，使人流增加到二、三千人，而听到闹事消息的群众也纷纷从市区市郊各处赶到斯大林大街看热闹，人越聚越多。
人群浩浩荡荡冲到州府大门口，值勤的解放军门卫见来了这么多人要进去，便进行阻拦，冲在前面的年轻人一拥而上，将门卫战士打倒在地，并掀翻岗亭，砸烂传达室门窗家具用品，然后冲进院子，后面数千人群也蜂拥而入，许多人则是从州政府靠着斯大林的栅栏围墙上翻爬跃入院中。拥进院子的人群见东西就砸，见车子就掀翻用火点着，跑在前面的人直扑大院深处的四层办公大楼。这时，从大楼里跑出一队解放军战士，他们跑到大院中间一字排开，个个端起上了剌刀的步枪阻挡前冲的人群。人们再一看，办公大楼的楼顶上也有不少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州的一些领导从楼里出来，向人群喊话，要大家回去，不要受坏人挑动利用，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州政府反映。人群见解放军端枪阻挡，又见州领导劝说，就在大院中间停了下来。
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喊：“解放军的枪是烧火棍，不要怕，解放军不敢开枪!”“不要听黑大爷的，我们要到苏联去!”“不要怕，往里面冲!”但人们怕解放军开枪，还是没有敢往前冲。这时人群蠕动起来，从后面来了不少小孩、年青妇女和老年人，他们走到人群的前面，在有人的指挥调度下，不一会儿小孩就被推到了最前面，年青妇女们在中间，老人则被排在后面，年青妇女或抱着或牵着小孩，迎着解放军的剌刀往前挤，有不少年青姑娘竟然解开上衣，袒露白胸，亮出丰乳，向解放军示威和挑战，解放军目不敢视。这时在斯大林大街、街口广场、各处街道、街旁房屋的门口、窗户和楼上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达到好几万人。冲进州政府大院和隔壁州党委大院的人也越来越多，并不断嗷嗷起哄和叫骂，解放军在啼哭小孩、袒胸妇女、年长老者和后面黑压压人群的逼进之下，尽管从州党委大院过来一队军分区解放军官兵增援，却因怕伤着小孩、老人和妇女，也只得步步后退。人群见解放军往后退却，气焰更加嚣张起来，齐喊“解放军，烧火棍，不敢开枪!”向前冲击的劲头也越来越猛。有很多年青人越过老人妇女小孩扑向解放军，开始夺枪。解放军和州干部怕夺走枪支，只得退进大楼，关门堵挡。人群见解放军和干部们退进大楼，更助长了冲击的劲头，一楼的大门和窗户被暴徒们砸开，人们一拥而入，冲进了一楼。解放军和干部们无法守住，只得退到二楼，并搬来桌椅箱柜等大件重物堆堵住楼梯口坚守。冲进一楼的人群有一部分继续顺着楼梯向二楼冲击，更多的人则冲向各个办公室，砸开房门。首先进去的人很有目标地直奔办公桌、柜橱，搜索和抢劫档案文件，然后迅速装袋搬走，其他的人则对室内桌椅门窗和办公用品大打大砸大抢，破坏殆尽。
暴徒们仗着人多势众和解放军不敢开枪，更加气粗胆壮，对二楼的攻势越加猛烈，最后终于砸开障碍物突了上去，后面的人流推开堵在楼梯口和甬道里的什物，一拥而上，很快占领了二楼。解放军和干部们抵挡不住，只得往上退守三楼，二楼的所有房间即被冲上来的暴民打砸抢抄肆意破坏，洗劫一空，那些重要档案和秘密文件也很快被人查抄搬走。接着暴民们又得寸进尺地向三楼攻击。在三楼坚守的解放军和干部们拼死抵挡，他们心急如焚，但知道很难顶得住，也就作向四楼和楼顶平台上撤退的准备。
就在这时，楼外大院里、斯大林大街上的人群里和一些房屋的窗口突然响起一阵阵急促枪声，都射向州政府和州党委大楼顶上守卫的解放军和干部们。有一些持枪者也已冲进大院准备冲到大楼里。很显然，这是有人统一指挥的开枪和攻击行动，顿时有解放军中弹负伤，有的当场牺牲，其中有几个站楼顶边沿的战士被击中打倒，一头裁到楼下，暴徒们在有人的指挥下终于按捺不住开枪杀人进攻了。大院内和大街上的人群先是一愣，然后是一片狂呼，楼里向上冲击的暴徒们受到枪声鼓舞，冲得更是疯狂。
但是，也就在这时，在楼顶上守卫的解放军也突然开枪射击起来，他们的步枪、冲锋枪甚至轻机枪一齐向院内外的开枪者和暴乱人群猛烈开火。哪里有武装暴徒、暴乱的组织者、指挥者的身影，哪里的人多，就往哪里扫射，人群像割草似的一片一片地往下倒下，开枪射击打了大约有一分钟，刹时间尸横遍地，中弹未死的嗷嗷直叫。成千上万冲击州府的、看热闹的一下子被打懵了，打傻了。但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纷纷惊呼：“解放军开枪了!解放军的枪不是柴火棍!”他们鬼哭狼嚎，抱头鼠窜，一哄而散。正在大楼里抢劫和往上冲击的暴徒们也受到楼上解放军的猛烈射击，死伤一片。他们见事不好，立刻冲出大楼，夺路逃命。许多未跑出楼者即被冲下来的战士和干部活捉。一瞬间，大院里除了被打死的、受伤呼救的外，已空空荡荡，刚才还是人山人海的大街上，此时也已跑得空无一人，大街两边的店铺居舍全部闭门关窗。
原来自4月份伊塔数万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后，新疆自治区和伊犁自治州对于伊宁市大量居民在苏领馆和苏侨策动下继续外逃的情况已有防备。而伊宁市是由苏联人策动和领导的三区武装暴动即“三区革命”的中心，因此对这里可能还会发生类似的反汉人政权的骚乱和武装暴动事件也已有所提防，州军分区和州政府、州党委已增加了警卫力量，加强了守备。这次因买车票乘车之事由苏方和苏侨挑动起来的在车站围攻、夺枪和冲击州府党府的骚乱来得非常突然，但州府等机关部门已有部队守卫。当暴徒冲击州府并冲进院内、楼内大肆打砸抢时，州府和军分区用保密军用电话随时向军区和中央军委报告。只是中央军委有“决不许开第一枪”的命令，军区根据此令严禁警卫部队开枪。警卫部队和州府干部们在暴徒疯狂冲击进逼之下只得撤进楼内，又层层后退，被动抵挡。直到暴徒们首先开了第一枪并连续开枪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后，军区才根据中央军委“可以开枪”的命令，下令伊宁警卫部队开枪，伊宁部队也才向暴徒开了枪。
解放军开枪镇压了暴乱后，混在人群中策动和组织这次暴乱的指挥者们拔腿就跑，直奔苏联领事馆，苏领馆立即开门放入。他们后面有一群暴民也跟随而来，但领事馆立即关门拒进，这些被苏联人利用后又抛弃的暴乱之民只得四处逃散，疲于逃命。那些暴乱的策划者指挥者进了领事馆后，领事馆内一片欢呼，庆贺胜利的“乌拉!乌拉!”欢呼声不绝于耳，这些人被领馆的人当作英雄被抛向空中。苏联人知道，制造反华流血暴乱、挑动解放军开枪、播下新疆少数民族对汉族和中共政府的仇恨而促使民族隔阂分裂的目的已经达到。然而当这些苏联“英雄”们被抛向空中时，这个欢庆场面却被中方侦察员拍摄了下来，有关部门通过这些照片认出了他们是谁。
当晚，领事馆悄悄开出一车，飞速直奔霍尔果斯。该车刚刚过境，霍城关卡接到州里电话，说该车装有从州府抢去的秘密档案和绝密中央文件，要他们截住，但电话来晚了一步，该车已到苏境。
从以上笔者所知的伊塔事件中可以看到与前面所摘录引用书中资料有几点不同：
1、当汽车站发生骚乱局面时，自治州州长没有到车站去解释和劝说，因此也就没有被骚乱者围逼要他出具出境证明的事情，在车站被扣留遭围攻和殴打的是车站站长等领导和员工；
2、暴徒们向州政府和州党委大楼开火用的武器不是土枪和火铳，而是在车站骚乱时从民兵手里抢夺来的正规作战武器，而且“三区革命”以后伊宁少数民族居民中也还保留了一些枪支弹药，在这次暴乱中也可能被拿出来使用，而苏方也很可能向暴乱者提供了枪支武器；
3、解放军对州政府和州党委大楼及其他要害部门的守卫在事件发生前就已有准备和加强，并不是事先没有一点警觉和防备而似乎完全是事件突然发生后仓促上阵、临时应付的；
4、州政府内不是仅有100多名干部，而是早已部署了警卫部队，加强了守卫力量，他们在遭到暴民冲击进逼时同干部们一起撤到楼内和楼顶。当无数暴徒蜂拥进楼内一、二层进行打砸抢时，如果没有警卫部队，干部们即使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人群开枪，也是不可能迫使楼内暴徒和楼外数千乱民退走逃跑的，更是不可能从楼顶上冲下来冲破各层黑压压暴民而能冲出大楼撤到州党委去的，何况暴徒们手中有枪并也在开枪，又还在冲击州党委；
5、解放军并没有在大院空地上与暴徒们对峙时开的枪，而是在退进大楼撤到楼顶上被暴徒首先开枪造成伤亡后，才执行上级命令向暴徒们开的枪；
6、暴徒们在车站骚乱夺枪、冲击州府党府大楼闹事和进逼解放军、冲到内楼打砸抢和抢抄档案文件，直至向解放军开枪等，这一系列暴乱行动完全是有人在幕后策划、煽动、组织和指挥的，并不是一帮乌合之众的一次随意盲目行动。
笔者又得知，当暴乱发生时，伊宁农四师所有单位、干群处于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一级战备状态。

注释：

[注1] 权延赤著：《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23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注2] 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第1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年6月出版。
[注3] 同上，第279页。
[注4] 同上。
[注5] 同[注2]，第166页。
[注6] 李国强 罗炎龙 邹秀火著：《毛泽东与庐山》，第137-14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
[注7] 同[注2]，第280页。
[注8] 同[注2]，第62页。
[注9] 同[注6]，第130页。
[注10] 同[注2]，第11页。
[注11] 同[注2]，第17-18页。
[注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84-1185页。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注13] 同上，第1184页。
[注14] 同上，第1188-1189页。
[注15] 陈明显著：《晚年毛泽东：1953-1976》，第31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0次印刷。
[注16] 邸延生著：《“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171页。新华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注17] 同[注12]，第1199页。
[注18] 同[注12]，第1202页。
[注19] 单秀法著：《毛泽东与周恩来》，第378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注20] 同[注2]，第109页。
[注21] 同[注15]，第310-312页。
[注22] 同[注2]，第163页。
[注23] 同[注16]，第173页。
[注24] 同[注2]，第164页。
[注25] 同[注12]，1201页。
[注26] 同[注16]，第171页。
[注27] 叶永烈著：《陈云之路》，第20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注28] 同[注12]，第1198页。
[注29] 同[注15]，第311页。
[注30]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注31] 同[注12]，第1200-1201页。
[注32] 同[注12]，第1213-1214页。
[注33] (美国)罗伯特•达莱克著，曹建海译：《肯尼迪传》，封面。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注34] 牛军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注35] 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著：《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6页。作家出版社199 6年10月出版。
[注36] 同上，109页。
[注37] (美国)戴维•凯泽著 邵文实 王爱松译：《美国悲剧》，第88页。昆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注38] 同上，第62页
[注39] 炎勇编著：《遏制与反遏制》，第452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出版。
[注40] 同[注33]，第299页
[注41] 同[注33]，第304页。
[注42] (美国)约翰•加迪斯著 时殷弘 李庆四 樊吉社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
25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注43] 杨光斌 赵少秋著：《大器早殒肯尼迪》，第119-120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注44] 解力夫著：《越南战争实录》，第189-19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出版。
[注45] 同[注37]，第31页。
[注46] 同[注34]，第55页。
[注47] 同[注42]，第226页，
[注48] 陈舟著：《现代局部战争理论研究》，第45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注49] 同[注42]，第220-221页。
[注50] 同[注34]，第60页。
[注51] 同[注34]，第59页。
[注52] 同[注34]，第60页。
[注53] 同[注34]，第59-60页。
[注54] 杨奎松著：《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注55] 林雨相编译：《真实肯尼迪》，第21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注56] 同[注54]，第132页。
[注57] 同[注42]，第258页。
[注58] 同[注37]，第65-66页。
[注59] 同[注54]，第60页。
[注60] 同[注55]，第223页。
[注61] 章百家 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第46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注62] 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6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注63] 同[注61]，第420-421页。
[注64] 同[注61]，第464-465页。
[注65] 同[注61]，第466-467页。
[注66] 黄甫生 匡兴华 黄小龙编著：《核危机闻录》第123-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注67] 同[注61]，第465页。
[注68] 同[注66]，第123-142页。
[注69] 沈志华 李丹慧著：《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第506-510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注70] 同上，第511页。
[注71] 张小平编：《共和国之战》，第152-15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注72] 同上，第157-158页。
[注73] 同[注69]，第511-512页。
[注74] 同[注71]，第158页。
[注75] 同[注69]，第511-512页。
[注76] 同[注69]，第512-513页。
[注77] 同[注71]，第156-158页。
[注78] 同[注71]，第151-159页。
[注79] 同[注16]，第198页。
[注80] 同[注69]，第513页。
[注81]《世界军事》杂志社编：《世界军事》，2005年纪实版，第40-42页。《世界军事》杂志社出版。
[注82] 同[注69]，第493页。
[注83] 孔寒冰著：《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第361-362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
5月出版。
[注84] 同[注30]，第534页、
[注85] 同[注81]。
[注86] 同[注30]，第525页。
[注87] 同[注83]，第363页。
[注88] 中国政协湖南省委员会主办：《文史博览》2004年第7期，总第127期，第45页。《文世博览》出
版社出版。
[注89]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栓紧缰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一
文，原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摘自冷战史中国网。
[注90] 同上。
[注91] 英子编：《中国外交秘闻》，第87页。团结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注92] 舒云著：《罗瑞卿大将》，第327-332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注93] (美国)江南著：《蒋经国传》，第394页。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注94] 同[注89]。
[注95]《参考消息》报，2006年7月25日，第13版。
[注96] 同[注71]，第116页
[注97] 同[注54]，第110页
[注98] 同[注71]，第115-124页
[注99] 同[注16]，第154页
[注100] 同[注16]，第154-155页
[注101] 同[注30]，第537页
[注102] 同[注12]，第1223-1224页
[注103] 王仲平 夏立平著：《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第176-177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注104] 吕加平著：《阴谋与抗争—肯尼迪总统被剌案起因剖析：猪湾事件》，第350页。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8年8月出版。
[注105] 同[注39]，第288-291页。
[注106] 同[注104]，第350-351页。
[注107] 同[注37]，第6-7页。
[注108] 同[注88]。
[注109] 同[注37]，第8-9页。
[注110] 同[注37]，第10页。
[注111] 同[注104]，第179-182页。                       2006年10月13日      (55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