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战之二：从1937年8月至10月的几份电报谈起

人民之战之二：从1937年8月至10月的几份电报谈起

【前言】

春节写了个《人民之战之一:戳穿与“洛川会议”有关的谎言》，发布之后，在各个主要由右右主导的论坛都尽量扔了下，但是在绝大多数论坛都被删除了，我不清楚右右们害怕什么，以为删除我的帖子就能永远掩盖真相继续造谣下去，这是掩耳盗铃式的可笑。

凯迪猫眼的表现最有趣，那里我的帖子倒是发出来了，一伙右右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短短十几分钟点击率暴涨至数百，但一点价值没有，全是脏话，我一句话没有反击，可是猫眼却借口这些右右的骂脏话，把我的帖子封了，好比，一个女人被强奸了，法官不去制裁强奸犯，反而要求那个女人从此别上街。这叫那个虚伪。

这里我要表扬关天茶社，只有在关天茶社的我的帖子才能发布并进行“讨论”。当然，“讨论”要加引号，因为整个讨论看下来，我就没看到哪个右右能对我的主帖进行像样的反驳。高处不胜寒，独孤求败。

既然无法对我的主帖进行反驳，那么右右们“讨论”什么呢？

除了漫骂，这些右右们就低能到只能企图拿更多的谣言来淹没讨论的主题。在洛川会议的问题上它们无法反驳我列出的证据和铁的逻辑，于是它们连篇累牍地转贴新的谣言，企图以谎言来证明谎言，企图以谎言来转移讨论主题，来挽回自己在主帖上的失败，来掩盖自己在洛川会议问题上肮脏无耻的造谣行径。而在这些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工业化生产的谎言里面，被转帖的最多的就是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

很好，我今天就来扒扒谢某人的裤子。

【正文】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不容篡改。对于同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有不同解读，不同解读互相争鸣，这些都是正常的。可是如果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篡改历史，断章取义，蓄意捏造歪曲，这样的行径就十分之可耻下贱令人愤怒。

好比苹果掉到地上，这是事实，有人解读为上帝的奇迹，没有上帝，别说苹果，就算一根头发都不能掉到地上；可是牛顿说那是万有引力。这是不同的解读。不管解读如何荒谬，都有其存在的权利。这些不同解读也都没有去改变“苹果掉到地上”这个事实。任何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理解能力去选择接受不同的解读，这种选择的权利同样不能干涉。

可是如果一个人为了证明苹果是其法西斯独裁暴政的主子屙屎屙出来的，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拼接伪造了有关照片，企图以此招摇撞骗，愚弄他人，这就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今天我们来解剖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里对中共抗战早期的几封电报的歪曲。

×××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倭寇步步进逼气焰嚣张，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抗日还是投降，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各党各派的军政领导人只要不是准备投降做汉奸做亡国奴，都必须考虑抗日和如何抗日的问题。共产党也不例外。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就有记载了1936年他深入苏区和毛泽东就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所进行的采访。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目前我看到的最早的中共方面关于抗战战略的表述是1937年8月1日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的电报。在这里写道：

“

周、博、林:

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洛、毛

东酉

”

随后是八月十八日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全文如下：

“

(甲)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

(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发表谈话；

(二)发表边区组织;

(三)发表指挥部；

因为彼方的一再拖延，致使党与红军至今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当此国难极端严重，要求彼方迅速解决上列问题。

(乙)要求国民党迅速承认并立即实行下列各项，使红军得着必要基础，以便迅速出动，有效的作战。

(一)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

(二)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但此项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三原补充，一部分在太原补充);

(三)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

(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

(五)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并使用兵力。

(六)不分割使用(集中由韩城渡河前进);

(七)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交阎百川节制。

上述七项如不迅速决定，将使红军处于不利地位，有利于日寇而不利于抗战。

(丙)请依据上述十项与国民党谈判，务求实现。

中央书记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

”

这两份电报表明，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的改编谈判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明确告知了战略方针，那就是“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个方针最终在谈判中得到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认可。在九月十六日，毛泽东指示红军配合晋绥军作战的电报里有这样的话，“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也就是说主要以大刀武装起来的共军，虽然装备极其低劣，却主动承担了最艰苦的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任务，这是得到国民党和山西军阀阎锡山两方面的认可的。

正是在这种一致的认同情况下，共军接受改编，八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朱德和彭德怀就任正副总指挥。

×××

但是谢幼田绕过了这两份电报。直接从九月十二日的电报说起，谢说：“洛川会议闭幕以后十几天，毛泽东命令彭德怀与周恩来一道去南京的机会，向国民政府解释“独立自主地游击战争”的原则，一共五项：第一项是坚持“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不然就“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第二项是“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叁）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有了这叁项“自由”和一个“原则”，还存在什么两党的“精诚合作”，还存在什么“统一军队”于抗战！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怎么在“统一”的军队中，可以有使用兵力、不打硬仗的自由？强大的日本军队步步前进，都不打硬仗，谁来正面抵抗？都依傍山地，平原的战争就不要打吗？这原则的核心有两点：一在保留了红军的势力；二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即变相地组织昔日的苏维埃政权而取得穷人的拥护，而且这样做任何人不得干涉，即获得了建立苏维埃式的国中之国的自由。这文件显示激昂慷慨的一切陈词都是假话，中共从成立以来就尽力夺取国家政权的行动，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决定变本加厉地进行。”

×××

这份电报的几句话的引用是没有错的，但是解释是完全歪曲的。

谢幼田作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质问，共产党既然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那“还存在什么两党的‘精诚合作’”。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始终没有彻底实行过。中共一开始就提出两党平等合作的主张，但是蒋介石一口拒绝了，“要我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他要恩来赶快进来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间题”，“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蒋介石关心的是如何继续维持，甚至扩大个人的独裁法西斯统治，而根本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合作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抗战的事业，于是提出几个办法，“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以抗日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征求蒋的同意，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结合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我们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征蒋同意，如蒋同意上述统一纲领及这一修改，我们可答应赞助蒋为总统。”；“我们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主运动以影响蒋。”不论那种办法，都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愿意放弃独裁法西斯暴政，愿意回到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愿意回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前提下，共产党才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蒋介石一直到败逃台湾，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弃法西斯独裁暴政，因此这个前提既然始终不存在，共产党自然不能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承认了那就是在向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法西斯暴政投降，就是在出卖人民利益。

为了抗战大业，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以变通的方式，以“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建国”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也就是说，只要蒋介石的政策的确在抗战，的确在建国，的确在向民主化方向进步，我们共产党人就拥护他的政策。

这里并不存在党和党之间，或者共产党和蒋介石个人之间的隶属关系。

某些右右企图歪曲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地位，把共产党和共军拒绝服从国民党的一些卖国投降，反民主反人民的命令，说成是“叛党”“叛军”。这是错误的，共产党从来没有承诺要接受独裁暴政的卖国投降反民主反人民的命令，从来要求的是两党平等合作，要求的是国家民主化。只有那些卖身投靠蒋介石的走狗才存在一个“叛”不“叛”的问题，而共产党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拒绝卖身投靠，因此根本不存在“叛”的问题。

×××

谢幼田说“统一军队”。中共的确作出这样的承诺，“(四)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准备国防需要时调赴前线参加作战，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军政人员由其部队长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会任命。”这是共产党派周恩来在1937年初在杭州见蒋时提出的六个承认之一。但是这不是没有条件的，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就“和平统一”、“实现民权”、“制定民主的宪法”、“对日抗战”、“改善人民生活”等等作出五项保证。“恩来见蒋时，口头说明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因此中共为表示合作之诚意特承认上述书面中之六项条件，同时要求蒋及国民党给以上述五项保证并附口头声明六点。”

国民党不但在抗战中，而且在之后始终没有作出保证，共产党又怎么能把工农红军统一给法西斯独裁政权，沦为镇压人民的打手集团呢？

既然国民党蒋介石法西斯统治集团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仍然不顾民族存亡，丧心病狂地死抓着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独裁暴政不放，没有民主化，也不肯民主化，甚至不肯向人民做最低程度的让步，共产党保持自己的人民武装，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也就合情合理了。

×××

谢幼田指责共产党“不打硬仗”，“强大的日本军队步步前进，都不打硬仗，谁来正面抵抗？”言下之意，共产党畏敌避战，不肯承担抗战责任，“保留了红军的势力”。

但是，所谓的硬仗是指阵地战。共军出师时，34000共军仅10000只枪，且是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膛线早已磨平打不准的那种，这种枪在晋绥军等友军看来，只是吹火筒。主要以大刀片武装的共军是根本打不了阵地战的。企图迫使大刀片武装的共军打阵地战，受倭寇绝对优势火力的屠杀，这样的企图，到底是为了抗战呢？还是为了协助太君主子消耗中国战力呢？

事实上，共军的“不打硬仗”，是一贯以来的军事原则。只有在博古等左倾路线统治下的时期，共军才和国民党大打阵地战，搞“短促出击”，结果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这以后红军就拒绝打阵地战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里这样写道：“正因为游击战争是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因此在苏区内部的主力红军，及地方独立团营，不是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而应该把这些主力团营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的武装，缴获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与扩大自己，在主力红军的周围，要团聚着强大的地方部队，与广大的群众武装，充实自己的武装与弹药，这样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

不但留在苏区的红军如此，主力红军一样如此，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1〕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写道：“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是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拚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

非常清楚，以红军的极其低劣的装备，就算对国民党军队，尚且“不打硬仗”，打不起硬仗，又怎么可能和装备比国民党军队更精良的倭寇打硬仗呢？这样的“硬仗”能达到消灭倭寇解放祖国的目的吗？

当然，这也谈不上畏敌避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对国民党的围剿同样采取“不打硬仗”的游击战术，要把这说成是畏敌避战那是笑谈。事实是，这种战术，以弱克强，不但保卫了苏区保卫了人民，而且壮大和发展了红军。

说到“保留了红军的势力”，我不知道这为什么让谢幼田之流耿耿于怀，一支英勇善战，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民武装的保留，乃至发展壮大，这到底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要消灭抗日武装，留下曲线救国军，你才满意？你不会是太君主子豢养的改不了吃屎的汉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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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谁来正面抵抗，这个问题也佩服这条谢幼田好意思问出来。二百万国军，包括半数装备十分精良的中央军可以“自行撤退”不正面抵抗，难道反而要拿着大刀片的共军承担正面抵抗失败的责任？不是滑稽吗？

1937年洛川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如果把中央军嫡系的装备武装共军二十万，倭寇包打。八路军深入敌后后，到12月，3个月间，作战数百次毙伤日军近万人，自己伤亡约4000人。甚至，当他们缴获了板垣师团部队清册和侍从官日记，了解到其自动化程度之武器装备之强，远远超出自己想象时，朱彭在12月份给洛、毛、周的电报中仍然认为“此种机械化兵团一入山地即大部分消失其效力“，且其“行军力很弱”，因此，“此种部队在山地在运动中，以我现有一一五师人数（注约19，000人），打得好可能解决。”而板垣师团的配置为“人数约22，000，步枪手5，200，占1/4弱，其余均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射手。该师团每营三个步兵连队，一个重机枪连队，每一步兵连队155人，除步枪外，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1945年4月共产党七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即使能集中几万人，拿步枪打北平也不行，“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我们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我们集中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条件就不同了”。

非常清楚，倭寇虽然骄横，虽然装备精良，但是侵略战争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淫掠，它们得不到中国人民的支持，装备再精良也是聋子瞎子，虽然有六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但那是庞然大物，只能盲目地把守城市和交通线。中国军队只要以共产党的战法，敢于像共产党那样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像共产党那样真正有抗战的决心和热情，那么只要国民党嫡系军队二十万人的装备，完全可以庖丁解牛，将倭寇各个击破，不断缴获和壮大自己，最终将鬼子消灭掉。

可是二百万国军，后期更高达四百五十万的国军，在蒋介石国民党小集团的消极抗战乃至卖国投降路线的束缚下，却一触即溃一溃千里，乃至出现了“自动向南撤退”的可耻畏敌行为。二百万人完不成二十万人应该完成的任务，却有脸来指责三万大刀片共军不正面抵抗？这不滑稽什么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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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正面抵抗和“不打硬仗”根本不矛盾，正面抵抗和打那种被打挨打的阵地战是两回事。这是常识。

以中国军队当时的实力，除了进行必要的阻击，辅以广泛的游击战争，迟滞敌人的行动，掩护沿海工业向大后方转移外，除了特别有利的场合，如台儿庄和平型关这样敌人孤军深入的场合，就不应该进行阵地战。

共产党绝不希望国军进行阵地战。《西行漫记》里，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对于正面战场提出这样的战略建议。

“战略应该是一种在一条很长的、流动的、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运动战的战略，战略的成功完全要靠在地形险阻的地方保持高度机动性，其特点是进攻和退却都要迅速，集中和分散都要迅速。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壕、重兵和坚垒的单纯阵地战。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必须依作战的地形来决定，而这就决定了运动战。

这并不是说要放弃战略要冲，只要认为有利，战略要冲还是应该用阵地战来保卫的。但中心战略却比必须是运动战，而着重依靠游击队战术。深垒战必须利用，但这在战略上只是辅助的和次要的。”

如果说以共军的装备进行运动战，还能取得平型关、神头岭这样的大捷。当二百万国军主体以运动战打击倭寇的时候，那将是怎样一个令人兴奋的抗战局面！

而共产党自愿深入敌后，进行最艰苦的无后方的游击战，以配合国军正面战场的运动战（可惜没有打起来！），这正是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的体现。

需要补充的是，

这种战略绝不是共产党人的特殊发明，斯诺还采访过许多国军将领，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道，“这里不妨插一句，就是这种战略一般来说似乎也颇得非共产党的中国军事领导人的普遍赞成。……白崇禧、李宗仁、韩复榘、胡宗南、陈诚、张学良、冯玉祥和蔡廷锴都似乎相信：中国战胜日本的唯一希望，最终必须依靠把大军分成机动部队，进行优势的运动战，并且在广大的游击区域中要有能力维持持久的防御，这样先在经济上，后在军事上慢慢拖垮日本。这至少就是他们的理论。”

斯诺采访的这些将领，不但包括西北系、东北系、桂系、粤系等主要地方军阀的代表人物，也包括如胡宗南、陈诚这样的国民党党军嫡系将领。胡宗南、陈诚、汤恩伯后来形成蒋军的三大主力集团。

因此把“不打硬仗”和正面抵抗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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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幼田最可笑的就是质问这句话，“都依傍山地，平原的战争就不要打吗？”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语言逻辑，原来依傍山地等于不要平原。呵呵。依傍山地恰恰意味着要向平原发展，否则依傍了干什么？

谢幼田质问共产党不要平原，然而事实是共产党首先发动了平原抗战，当国军在消极抗战路线的束缚下“自动向南撤退”，使得我几千万同胞“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时候，正是共产党燃起了平原抗战的烈火。

不但当地的共产党人揭竿而起，率领人民起义，而且共军主力一旦完成山地根据地的建立，1938年初就大举向平原发展。一个例子就是1938年1月，共军陈再道部挺进平原，迫降南宫城的维持会武装，建立了冀南根据地。

恰恰是共产党人坚持了八年平原游击战，而国军即使留在在平原地区也不过沦为伪军，当然，蒋介石认为那是曲线救国军，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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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幼田对共产党的这个要求忿忿不平，“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

我请问大家，如果沦陷区人民没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自由，难道反而有建立太君主子希望的治安区维持会的自由？如果沦陷区人民没有组织义勇军的自由，难道反而有建立太君主子希望的皇协军的自由？

当国民党政府不战自溃把几千万百姓丢给倭寇的时候，难道人民连自己武装起来自卫的自由都没有？难道你不抗日，人民也不准抗日？难道你不去发动人民抗日反而有功，红军发动人民抗日反而有罪？

什么逻辑！不是太君豢养的汉奸，怎么可能有这种荒唐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创建抗日根据地和组织义勇军，不仅是人民的权利，也是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必要条件。我上面引用的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同样有这方面的指示。因为游击战争，如果不是国军那种曲线救国性质的敌后游击军，都要求军民的高度一致，要求组织人民和武装人民。

国民党蒋介石自己对于这个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华北治安战》上册第200页里提到，1939年2月，陈诚在主持军队的政治工作会议时提出：“另外，在加强军队政治教育同时，还须融洽军民感情，为了实现军队行动与群众力量密切配合的军民合作，必须逐步采取措施对群众进行动员、组织训练。”1939年“7月6日，当中国抗战二周年前夕，蒋介石以“告战地民众书”为题，发表广播讲话。其中阐述了“游击队的根据地，既扩大而又巩固，我们已经能够充分发挥‘变敌人后方为前方’的战略。近一年来，在敌人后方，我们的一切行动及配备，已经取得了与全面抗战的紧密联系。今天，在我们广阔的战场上，对敌已形成重重包围，并能进行前后夹击的形势”。号召民众积极发起游击战争。”

当然，国民党蒋介石无法实施这个原则。《华北治安战》上册第201页引用斯诺的评论作为总结“蒋介石采用共军的几点意见编成游击队。但是，这些新编的游击部队，由于多种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其理由之一是，由于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及政治的基础，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而且，游击队的政治领导者，也不具备依靠人民力量建立根据地的技术和经验。想在一个晚上，把不惯于与农民互相协力的旧式军官，变为能得到群众信赖和支援的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

非常清楚，共产党从民族抗战利益出发，无私地向国民党传授游击战的战术和组织办法，提出建议，帮助国民党蒋介石在敌后编成游击队。这是事实。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无法应用共产党提出的这些原则，这些原则要求组织人民武装人民，而骑在人民头上，制造法西斯独裁暴政，和人民处于尖锐对立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的。因为一旦人民武装起来组织起来，那么当人民驱逐了外国侵略者之后，必然要求在国内进行民主改革，要求消灭剥削和压迫，那是蒋家王朝无法容忍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

如果国军游击队可以发动群众可以建立根据地，为什么共军不可以？共军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组织训练，这让太君主子及其豢养的汉奸如坐针毡是可以理解的，你谢幼田不爽什么？凭什么共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组织和武装人民抗日就是“国中之国”？

莫非你认为你国民党组织不起来敌后游击战争，于是共产党也就不能去组织，于是就要坐视那里的人民被倭寇屠杀，坐视那里的资源被倭寇掠夺，从而实现倭寇以战养战灭亡全中国的目的吗？

你安的什么心？你怎么敢以一党一小集团的私利而出卖民族抗战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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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幼田又对9月16日的电报进行了歪曲，他说：

“由于日寇的进攻，山西告急，阎锡山希望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参加作战，被断然而巧妙地拒绝。毛泽东在1937年9月16日指示林彪，并且转告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雪枫，即将这指令发送到八路军的所有高级将领，指令道：“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此方针在京与蒋如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这既定方针就是刚刚闭幕的洛川会议的方针，而不管日本军队已经逼近太原，山西的军民如何动员起来抗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如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就是完全不顾山西抗战的现实需要，任其自由行事。这是中共中央文件显示的对于洛川会议方针的贯彻。”

这封电报的原文如下：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38页

关于我军应坚持以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致林彪等)

林彪同志并告朱、任、贺、关、聂、雪枫〔1〕：

(甲)据彭雪枫称，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拟集中十四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百十五师参加作战等语。

(乙)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丙)请你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之意见即电告，尔后即时电告。

(丁)一一五师现到何处?

毛

十六日

”

这封电报是在晋北局势骤然紧张的情况下发出的。

1937年9月初，十多万晋绥军在倭寇一个师团两个旅团的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弃守天镇雁门关等战略要地，使得原定的大同会战计划流产。倭寇于9月8日占领天镇，9日陷阳高，11日占领大同，向广灵推进，17日广灵失陷。于9月11日占领蔚县后向涞源推进，14日飞狐口失守，18日涞源失陷。而9月2日从陕西出师的共军，先是奉命赴蔚县迎敌，蔚县失陷后，又改命扼守飞狐口，均因国军溃败太快，根本赶不上。9月1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到达忻县地区。

因为国军溃败太速，原定的作战计划根本无法实施，所以毛泽东才会在电报里询问“一一五师现到何处?”。因为毛泽东要根据一一五师的现在位置，确定一一五师的下一步作战计划。而电报里提到的“晋阎拟集中十四个团与敌决战”，系阎锡山拟在平型关以北地区的一个决战设想。

谢幼田歪曲说，共军拒绝参战，恰恰相反，共军是决定参战的。

谢幼田自己都承认，“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这就是共军的参战方针。

这个方针是什么时候确定的呢？

就是谢幼田歪曲的那封9月12日电报里确定的，那封致彭德怀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澈底了解与同意。

在晋就是和阎锡山当面解释决定，在冀，就是后来的石家庄之行，在京当然是指南京。

谢幼田歪曲说，“不管日本军队已经逼近太原，山西的军民如何动员起来抗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如何决定”，谢幼田脑积水，明明他自己引用的文字里都指出这是周彭和蒋介石何应钦，和阎锡山当面决定的，怎么能歪曲成“不管”呢？而且周彭和阎锡山的接触正在9月12日以后，离这封9月16日电报还没有两天，又怎么能歪曲成“不管”呢？

想来蒋介石和阎锡山是共产党秘密党员，大概在8月底施展了分身术，秘密参加了洛川会议，否则，谢幼田怎么能把白纸黑字自己都在引用的“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说成是所谓洛川会议的秘密方针呢？

事实上，共产党人对于援助晋绥军是十分积极的。在随后，9月17日毛泽东发出的致“朱彭任，林聂，贺萧，刘徐”（即八路军和三个主力师的军事领袖们）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中，分析了整个战略态势，尽管毛泽东对于国军各部的“均失锐气”洞若烛火，知道他们靠不住，没有决心对日作战，仍然命令共军“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

能把红军积极援助友军歪曲成拒绝配合作战，当面撒谎，谢幼田这个造谣水平，哦，我们抬举他了，应该说汉语能力，确实有待提高。可能谢幼田之流惯于日语英语，在那些语言里大概能从“在京”“在晋”读解为“洛川”，不过这显然不是汉语的逻辑。

×××

谢幼田歪曲的下一封电报是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他说：

“过了几天，9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发出《关于独立自主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基本精神是坐山观虎斗，而且要乘此“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创立国中之国。毛泽东解释什么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这样做。”过去的战争，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是为了苏维埃政权或为了红军的生存而战斗，当然要不惜牺牲；如今呢？为了民族，为了所有的中国人，毛泽东就指令，首要的任务不是抵抗敌人，而是到敌人的侧翼（按：正面抵抗日寇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是创造根据地。而且提出如果以打仗为主，就不能发动群众，而发动群众，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变相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

这里谢幼田再次暴露了自己语言能力低下，智商严重不足的缺陷。毛泽东在此封电报里就究竟是游击战还是运动战的问题，对前线将领作出指示。这里的“集中打仗”系指运动战。而游击战争则要求分散进行。可是谢幼田居然把毛泽东不赞成“集中打仗”曲解为不打仗，曲解“不是抵抗敌人”！

这真是非常奇特的语言逻辑。打个比方吧，谢幼田生了胃病，我建议他不宜吃太多饭，宜少量多餐。谢幼田居然把不宜一餐吃太多，理解为我建议他不吃饭。你谢某人不吃饭，难道吃X不成？

谢幼田说，“过去的战争，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云云，彷佛红军过去如何。但是我上面引用了共产党对于苏区游击战争的指示，同样要求留在苏区的红军不要急于“重新组织大的军团”，不要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而应该把这些主力团营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的武装”。这正是游击战争的要求。共军过去对于国民党法西斯怎么进行游击战的，今天对于倭寇法西斯同样是这么进行游击战的。

因此企图在这里面做文章，把共军说成是不抵抗，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里认为“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即认为运动战在战略上在目前不是有利的作战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运动战，因为就在这一封电报里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集中陈（光）旅打一仗的建议，这一仗就是后来的平型关大捷。这并不矛盾，因为这封电报是在讨论战略问题，即在战略高度上红军在八年抗战中应该以游击战战术为主，这和在某个具体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暂时集中”部分兵力进行运动战，是不矛盾的。

毛泽东指出：“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这样做。”因为不仅倭寇的装备比国军的装备精良，而且士气也大不相同。在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以其独裁法西斯暴政驱赶白军士兵围剿红军，白军士兵毫无士气可言，很容易就投降了红军。可是倭寇军队的士兵，却是一方面其家人在日本作为人质，他们不作战而投降的话，他们的家人将被视为“国贼”，甚至无法得到必需生活物资，如大米等，的配给，将被置于死地；一方面倭寇士兵从小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有着民族偏见的阻隔，还有着语言方面的障碍。

当平型关战斗之时，红军士兵以国内战争的经验，即一旦包围了白军，喊几句话就可以使得白军士兵投降的经验，在包围了倭寇，战局优势之后，竟然停止攻击，喊话要倭寇投降，结果反而吃亏。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里写道：“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原件如此）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

因此，如果说在国内战争时期，大刀红军可以包围消灭装备精良的国军，装备不起太大的决定作用，主要是民心向背的话，那么在对倭寇作战时，却不能做这种指望。至少在敌军工作取得较大成绩，倭寇士气极其低落之前是不能有这种指望的。“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

谢幼田企图把毛泽东告诫的不要轻敌不要指望打轻松仗便宜仗的“过去的味道”歪曲成是“不惜牺牲”的艰苦的味道，这是很滑稽的。甜美的滋味才需要毛泽东告诫“不能回想”，如果说是艰苦卓绝的苦味，就算毛泽东不告诫，谁闲着没事整天回想呢？谢幼田这样歪曲，是不是有点弱智啊？

八年抗战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在这封电报里的论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剧，在这种拿手剧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

×××

如果说，谢幼田之前所做的对电报的解读，很大程度上还只能说是歪曲，只能说谢某人弱智的话，那么谢幼田对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的电报《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指示》的解读，完全就是蓄意的无耻地断章取义，接近于篡改性质了。

谢幼田说：

过了四天，华北形势进一步危急，八路军完全不理会国民政府的命令已经不可能，于是毛泽东在9月25日发出《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指示》，对象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七点之中有两点令人注意：一点是要日寇的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攻击国民政府军队主力以前，红军不要暴露目标，而要“养精蓄锐”，但是在向蒋介石和阎锡山解释的时候，“暂不说红军单独行动，只要求派兵协助”，显然是保存了势力，又说好话；另外一点是：“如出击敌后，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红军便不孤立。”这里继续采取过去苏维埃政权的部份政策，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以便中共获得农民的特殊好感和拥护，这完全是破坏全民族的抗战，为了中共一党的私利需要而实行的阶级斗争的政策。按照这一精神，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同一天训令八路军各师的首长，要他们“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要在敌占区内，“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和日帝财产，分给抗日人民”等一系列取悦百姓的政策，为其建立根据地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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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谢幼田的篡改，共军的华北战略是一个阴谋，一个坐山观虎斗的阴谋，一个破坏全民族抗战建立国中之国的阴谋。

谢幼田既然知道这个电报有七点，为什么不敢把七点全部列出来呢？

无他，因为他蓄意就是这样断章取义来制造假象。

事实上，这封电报是红军对于国军决战计划的一个战略配合建议。9月19日，蒋介石告诉共方，“决在保定取决战方针，在晋西北取固守方针”。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研究了蒋介石的这个决战计划，认为这是个“被打挨打”的计划，因此为了民族抗战的大局出发，为了持久抗战出发，于是挺身而出，提出了一个战略建议。

这个建议包括七点。因为全文是电报，又是军语，十分之简洁，甚至过于简略，我很难做进一步压缩，因此干脆直接引用全文如下(《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50页):

“

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指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

朱、彭、任、周并告林彪:

战略意见:

甲，依据现时敌攻保定代州并向石家庄太原，对灵涞广蔚四县似乎没有多兵据守的情况，依据蒋谈决在保定取决战方针，在晋西北取固守方针的情况，为阻敌南占太原石家庄支持华北的持久战起见，拟建议蒋阎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在蔚涞之敌向保定前进，广灵之敌向代州前进，确已深入之际，从灵涞之间向北突击(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恢复灵涞广蔚四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来〔涞〕广蔚建立群众的及堡垒的根据地。如此若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请你们考虑之后向蒋阎建议。

乙，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并候蔚涞之敌脱离蔚涞，攻至满城附近，灵广之敌，脱离灵广攻至繁峙附近，上述四县兵力极少之际(此时代〔涿〕州之敌当攻至徐水附近，大同之敌当攻至雁门关附近)，然后使用我林师全部向北突出，依情况再分成无数小支或分成二、三个集团，向着恒山山脉以东以西以北广大地区敌之空处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若在敌之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若仅派遣战术支队那是无益的。

丙，如同意上述意见就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那时应以王震部位于策应前方保持后路之地区，贺师在晋西北之使用同此原则。

丁，如出击敌后，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红军便不孤立。

戊，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见蒋十九日部署电)，完全是处在被动的挨打的姿式下，如无上述一枝骑兵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在仅仅剩义武〔下此〕一着污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暂不孤〔说〕红军单独行动，只要求派兵协助)。

己，如能实现上述计划，即使保定、代州失守也是不怕的，没有某些地方失守之代价，不能取得敌后活动的便利。

庚，实行上述计划须在灵涞广蔚敌军甚少之条件下，须有敌后方敌兵不易活动，而我步兵易于活动之地形条件。

辛，以上作为各种提议，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二十五日

”

这个战略的关键在于中央突破，袭占“灵涞广蔚”四县，从而配合正面战场赢得决战胜利。灵涞广蔚，指灵丘涞源广灵蔚县等四县，这四县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被视为山西的生命线，前面提到的阎锡山一度设想的决战计划，就是因为灵丘失陷而产生的。如果山西是一盘棋的话，深入山西的倭寇是一团子的话，那么这团子有两口气，一口气是正太线（正定太原铁路）和正太线上的娘子关，但是当时保定尚未弃守，保定后方的正定和正太线是为中国军队所把守的，没有问题。另外一口气就是易县－涞源孔道。著名的飞狐口就是这条孔道上的关隘。从楚汉争霸的“杜飞狐之口”到陆游高歌的“三更雪压飞狐城”，这条线一直被视为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这是深入山西的倭寇当时唯一的孔道。可以想见，毛泽东的这个战略建议一旦实施，将对倭寇造成怎样的威胁，将怎样有力地配合正面决战。

即使在后来，在决战未进行的情况下，共军和倭寇仍然在此线进行了极其残酷激烈的反复争夺，在1940年百团大战之前的三年，涞源县城就四得五失，倭寇的常冈宽治少将、阿部规秀中将，皆于此地毙命。此地之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袭占“灵涞广蔚”四县，不但直接切断山西倭寇的后方补给。而且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从这里出发，可以进一步威胁山西倭寇的远后方张家口，可以威胁正在向保定推进的河北倭寇的近后方及京津远后方。这步棋一旦走出，同时压制两翼倭寇，支援山西河北两边的正面战场，有一子解双征之妙，是神来之笔。

如果以古战例来类比，那好比长平之战，白起诱使赵军主力出击，然后以奇兵切断赵军归路。又好比井陉之战，韩信以两千汉卒隐蔽待机，待赵军争利空营出动时，袭占赵营，易赵帜为汉帜。千古兴亡，百年悲笑，在此一举。

当然，倭寇是不会坐视中国军队袭占这四县而不反扑的，如果不反扑，那么深入山西和河北的倭寇就处于十分可能被包饺子的危险之中。因此必然反扑，且必然是全力反扑。这就要求一旦实施这个计划，一定要使用我军最精锐的部队，这个部队要做好最艰苦的战斗打算，要有为了全局会战胜利不惜牺牲一切也要坚持守住阵地的打算。

于是毛泽东提出，“拟建议蒋阎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因为在中国军队里，东北军、桂军和中央军的装备是最好的，战斗力是最强的。而且骑兵军也有很强的机动力，可以实现长距离地袭击，当中国军队重占灵涞广蔚之后，骑兵军可以四面出击，甚至可能攻入热河，使得整个倭寇后方全面起火。而桂军或中央军，和红军相配合，则坚持灵涞广蔚四县，阻止敌人重占该地区。

这样一个大战略，致敌死命的大战略，当然不能泄漏，当然在执行之前要加强隐蔽，要利用倭寇的器小易盈、骄横跋扈、鼠目寸光引诱其主力从这四县地区南下，然后中国军队才能趁虚重新袭占此四县地区，关门打狗。如果在事先大张旗鼓大事宣传，使得倭寇有了戒备，那还怎么实施？那样的行径，5％的可能是白痴，95％的可能是狗汉奸！

可是谢幼田却无耻地断章取义，把共军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计划提出的“不宜过早暴露”，“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说成是共军保存实力，这实在太过肮脏！恰恰相反，这与其说是保存实力，不如说是彰显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虎口拔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气概。

共产党人虽然只有大刀，虽然没有东北军的骑兵，没有桂军中央军的精锐装备，可是共产党人没有退缩，毛泽东的计划里提出，即使蒋介石阎锡山不接受这个建议，继续消极畏敌，不敢派出部队和共军一起实施这个战略，共产党人也要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就算单枪匹马，也要担起这个战略重任，也敢于面对倭寇必然的疯狂反扑，天下兴亡舍我其谁！

当共产党人在电报里写道：“应向蒋阎极力建议(暂不孤〔说〕红军单独行动，只要求派兵协助)。”他们固然是希望，确切地说是，非常希望“极力建议”国军和共军共同行动，毕竟共军只是大刀片部队，装备实在太差。可是共军仍然有决心单独行动。

可是这样一种英雄气概，竟被这条谢幼田，被这个肮脏的小人，无耻地歪曲成是耍阴谋搞诡计，是“保存了势力，又说好话”！摸摸良心，你还算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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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谢幼田企图抓住这句话做文章，“丁，如出击敌后，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红军便不孤立。”，歪曲共产党在挑拨阶级矛盾云云。

这是不成立的。

假如共产党要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绝不仅仅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中国和欧洲不同，欧洲封建制度下土地不能买卖，是封建领主制度，而中国封建制度土地可以买卖，是封建地主制度。虽然都是榨取地租的封建制度，但是由于土地买卖的不同，造成了两边土地集中程度的不同。在没有经过革命冲击的欧洲国家，土地高度集中，在英国，五千个地主占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全国土地，在俄国，即使在亚历山大改革解放农奴之后，半数以上的土地仍然掌握在七千个地主手中。因此在欧洲的社会改革中，有这么一种设想，即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当共产党在中国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时，也有类似主张，但是经过讨论，最终认为中国和欧洲不同，仅仅没收大地主土地根本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而且也不会缓和地主阶级的反抗。于是确定了全面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的土地政策。

因此，这里所谓的“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绝不是指阶级斗争。那么是什么呢？

其实谢幼田自己写出了答案。

谢幼田说，前线八路军将领朱彭任，“按照这一精神，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同一天训令八路军各师的首长，要他们“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要在敌占区内，“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和日帝财产，分给抗日人民”等一系列取悦百姓的政策，为其建立根据地打下基础。”

也就是说，没收的大地主，是特指汉奸大地主。因为是电报，又是主要讨论战略问题的电报，因此其他枝节的东西没有详细表述，只是用“大地主”一词来代指发电报和收电报双方都很清楚的特定的“汉奸大地主”。这是我们研究电报时需要注意的一个电报用语的特点，很多时候，那些词是简称。

虽然肮脏下贱的谢幼田自己已经为这个“大地主”系特指列出了证据，但是可能某些右右还是不服，认为不够严密。那么我这边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1937年10月15日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对汉奸的没收政策的解释》里明确指出，“关于没收大地主指示，没收汉奸政策的主要阶级内容<是>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之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给予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党明确说明的必要。”

非常清楚，毛泽东的这封电报里的“大地主”系特指“汉奸大地主”，并不能作为共产党实施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政策的证据。相反，从没收汉奸大地主的政策来看，共产党是非常注意维持统一战线政策的。为了团结地主阶级，固然要以“没收汉奸大地主”来敲山震虎，来鼓舞人心士气，但是，并不乘机没收所有地主的财产，甚至不乘机没收成了汉奸的重孝地主的财产，而是“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党明确说明的必要。”

和谢幼田之流贱胚歪曲的恰恰相反，共产党为了民族抗战的大业，放弃了自己一贯的政策主张，千方百计，屈己待人，争取地主阶级不做汉奸，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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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幼田的这句话实在很白痴，“要在敌占区内，“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和日帝财产，分给抗日人民”等一系列取悦百姓的政策，为其建立根据地打下基础。”

这些政策也被列为共产党的罪状？？？！！！

拜托，

谢幼田，你真的白痴啦？？？！！！

这些政策应该恰恰证明共产党的历史功勋吧？

这些政策难道有什么不对吗？难道苛捐杂税不应该取消？难道减租减息不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国民党公开场合也承认的做法（当然，国民党是不肯真正彻底实施的）？难道汉奸和日帝的财产不该没收？莫非你还要保留给太君主子？

这也能被列为共产党罪状，那么莫非你承认了国民党蒋介石小集团不敢实施这些政策的卖国投降行径？

你真该补点脑白痴了。都没人给你送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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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自8月以来的这几封电报，谢幼田企图以此证明所谓保存实力的洛川会议的秘密路线。但都统统是加以歪曲，加以断章取义的拼装的，是根本不能证明的。这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所谓洛川会议的秘密路线是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的，我在《人民之战之一：戳穿洛川会议有关的谎言》里已经论述备至。所以当然也不存在所谓根据这条秘密路线的证据。于是谢幼田之流改不了的贱胚，就堕落到歪曲篡改事实的地步，企图用这样低能的伎俩来制造“论据”。这是必然的。

谢幼田之流在篡改拼装这些电报的时候，都存在一个最大的无法弥补的漏洞，那就是这些电报里提到的政略战略都不是什么秘密，都是共产党公开向国民党提出的，并且极力建议，热心希望国民党和自己一起共同采取这样的政略和战略。这是谢幼田之流无法掩盖的。

我请问大家，如果说洛川会议有这么一条保存实力的秘密路线，而且这些电报又是这一秘密路线的“证据”，那么有这么把“秘密”送给国民党的玩法吗？

这不是很可笑吗？

事实是，从这几封电报里，我们不得不折服于早期的共产党，当年还是建立在工会农会基础上的真正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采取政略和战略都是公开的，毫不隐讳的，不但如此，从民族抗战大业的大局出发，还极力建议自己的竞争对手也采取这样的政略战略。

如果国民党蒋介石改弦易辙，回归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积极抗日，那么共产党人很乐意赞成之，并以自己的积极参与赢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如果国民党蒋介石继续顽固到底，那么也并不能延长他们的统治，恰恰相反，这等于把抗战的主导权，把中国的领导权，主动送到共产党手里。不论国民党蒋介石采取哪一个步骤，都有利。

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他们知道，只要人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中国就一定会走向进步；他们相信，国民党不可能再控制住发动起来的人民，继续维持自己的法西斯独裁暴政。要么国民党改革自己以适应人民的要求，要么顽抗被人民推翻。

不论怎样，共产党都没有什么可顾虑的，这是共产党之所以光明磊落的原因，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以人民为自己的依靠，没有什么是见不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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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几封电报所围绕的晋北决战和保定决战都没有最终发生。这几封电报的最后一封电报的日期，9月25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期。

在晋北方面，9月25日，共军一一五师的三个团配合晋绥军进行平型关战斗。但是，只有共军真正投入战斗。这就是平型关大捷。在共军已经切断板垣师团的这个旅团后尾，已经取得初步胜利的情况下，按照原计划，共军和晋绥军将夹击歼灭该旅团。而郭宗汾的九个团却畏敌避战，不肯增援，拖延达一日一夜之久。以至倭寇得以集中兵力反扑共军。装备低劣的共军伤亡很大，不得不撤离战场。国军爱国将领，曾经在中山陵剖腹明志死谏国民党蒋介石抗日的续范亭将军在《三年不言之言》里回忆到，他当时陪着阎锡山到前方督战，郭宗汾竟当面和阎锡山解释说：“我们要留有余地，保存些实力，不能把力量用尽了。”而阎锡山竟默认了郭宗汾的行径，当续将军愤怒地向阎锡山提出，“郭宗汾的这一席话，处处都表示对战争的动摇，长官应应该严厉纠正他”。阎锡山竟然“听到我的话，踏了踏脚，唉了一声说：我忘记碰他个钉子。”就这样算了。阎锡山这样纵容默认部下保存实力的可耻行径，晋西北固守的计划怎么可能有指望呢？

在保定方面，9月25日，保定失陷。怎么失陷的？是不是激烈决战之后的失陷呢？没有。按照一口一个“蒋公”的黎东方的《细说抗战》的招供，四十万国军，竟然仅仅几次“接触”战，就“自动向南撤退”。长腿将军刘峙带头率部南逃，保定决战终为画饼。千里山河，亿万同胞，就这样沦陷在倭寇的铁蹄下了！！！

9月25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国民党蒋介石自己摔了自己一个耳光，把他们9月19日，仅仅六天前还信誓旦旦的决战计划丢在自己一触即溃一溃千里留下的尘埃里。

这一天，华北人民都看清了，对于国民党蒋介石还能不能抱有幻想，这个法西斯暴政还有没有前途。从这一天起，国民党已经彻底丢失了华北，没有比民心丧尽更可怕了，军队可以重新招募，武器可以重新装备，可是民心一旦丢失，就太难恢复了。当国民党在倭寇面前一触即溃一溃千里，而共产党人背着大刀片向敌后挺进的时候，国共之间的斗争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从这一天起，人民拿起武器，为自己而战！

人民之战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