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加平：《风云突变的一九六二年》之第四章

第四章  世界冷战转折点与毛泽东形成新战略

目录
一、赫鲁晓夫导弹危机的失败之因
1、古巴导弹危机与柏林危机的不同之处
2、稳操胜券的赫鲁晓夫一错再错丢失良机将胜利之果拱手相让
3、美国的成功从今天（1961年7月7日）开始
4、苏联在保密工作上的疏忽和失当
5、赫鲁晓夫的战略歧途
    二、苏联最大的战略错误  毛泽东识破赫鲁晓夫居心
1、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第三者地位的战略作用和威力
2、赫鲁晓夫假借联合反美企图控制中国
3、解放军炮击金门初显中国第三力量神威
4、赫鲁晓夫拉拢中国助苏反美
5、毛泽东识破赫鲁晓夫的真正用心
6、毛泽东的警觉和判断
三、美苏中三巨头斗智斗勇  导弹危机中印战争同时结束
1、 肯尼迪要印度再次侵华
2、 鲁晓夫说变就变并对中国进行报复
3、毛泽东下令再战印度迫其认输求和
4、古巴导弹危机与中印边界之战同时正式结束
5、中国主动停战撤军摆脱印度牵制  美苏印暗中勾结共同对付中国
四、古巴导弹危机是世界冷战转折点
1、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转折点的主要论点与肯尼迪前瞻性的核战争观
2、中国冷战史界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评价
3、冷战格局由美苏两极相争开始变为美苏中三角较量的转折点
五、古巴导弹危机的真正赢家是苏联
1、以撤导换取美国不入侵的承诺保证了古巴安全
　  2、获得了美国不可能进攻苏联的信息使苏联感到已获安全
3、把中国推到反美斗争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坐观虎斗左右逢源从中渔利
六、毛泽东形成对外国际新战略
1、毛泽东在导弹危机正式结束的同一天下令停火撤军的原因
2、毛泽东的重要发现
3、毛泽东通过导弹危机、中印之战和随后的形势变化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新战略

第四章  世界冷战转折点与毛泽东确立新战略

一、赫鲁晓夫导弹危机的失败之因

1、古巴导弹危机与柏林危机的不同之处
赫鲁晓夫在肯尼迪上台后的两年间，每年都制造一次大危机，第一次是1961年8月至10月在欧洲大陆的柏林危机，第二次就是前面所介绍的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这两次危机虽然美苏之间的常规战争和核战争都有一触即发之险，而且都在10月28日这一天基本结束，但各自的表现特点和危机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
柏林危机时美苏两军在东西柏林交界处的检查站两侧武装对峙，双方几十辆坦克的炮口和众多士兵的枪口互相对准达16个小时，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使得东西柏林、东西德国和整个欧洲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不敢发出那怕一点点声响，生怕因此触发了战争的引信而招来灭顶之灾。当时的情形正如苏联驻波恩大使沙林在事后说的：“我敢说，1961年10月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的坦克就在柏林，作好了战斗准备，离美国坦克只有200米，……如果美国人向柏林墙开炮的话，我们的坦克就会开火。”但是10月28日一大早，随时准备开火的苏联坦克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撤走了，随后美国坦克在肯尼迪的命令下也撤走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奇迹，是因为不论赫鲁晓夫还是肯尼迪，都不敢下达可以引发美苏战争甚至核战争的第一枪第一炮的开火命令，各自的坦克也都不可能开过刚筑好的柏林墙，冲入对方的管辖地界进行厮杀，两国间在导弹核武器问题上也没有任何可以直接碰撞而会引发核战争的理由。实际上双方都是在实行战争边缘政策，制造战争紧张空气，都是一种虚张声势的表演和讨价还价的手段，谁也不会首先动武和逼迫对方先动手，这使双方都很容易找个理由后退脱离，避免交战。所以肯尼迪严令主张对苏联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SIOP”核战争计划的军方主战派，不许他们轻举妄动，苏联的坦克一撤，他也要美国坦克马上就撤，避免任何武装火星的发生。赫鲁晓夫估计到了这一点，他在事后说：“科涅夫元帅报告后，我建议把我们的坦克掉过头来从边界撤回到支路上去，然后等着瞧一下。我叫同志们放心，只要我们的坦克一撤回，美国人也会撤的，是他们首先发起把坦克开到边界，因此如果我们迫使他们在我们的炮筒前撤退，他们将在面子上处于难堪地位。因此我们决定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主动，一俟我们解除了对他们坦克的威胁，就让美国人有机会从边界撤回去”(注1)。
苏美之间随着双方坦克一先一后地迅速撤走，避免了在柏林发生常规战争和由此可能引发核战争的危险，但接着两国的核竞赛却鼓起劲来。美国为了显示自己的核武实力，同时也是为了掩饰在苏联坦克撤走后自己也把坦克赶紧撤走的怕战马脚，于第二天即10月29日进行了一次大当量的地下核试验。而苏联也为了掩饰怕战心理，并且又要在核武问题上表示不甘示弱的强硬姿态，立刻于10月30日进行了一次空中特大核试验—在大气层爆炸一枚达5800万吨当量级的大核弹，同美国进行比试。
这颗超级核弹的威力比美国在广岛投下的瞬间杀死10万人的2万吨级“小男孩”原子弹大近3000倍，比人类历史上所有热兵器战争中曾经使用过的炸药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大5倍，这是人类迄今为止爆炸的最大一颗核弹。苏联将这颗超级核弹由一架图—95型战略轰炸机在北极圈内新地岛上空进行试爆。据美国科学家估计，这颗超级核弹如果外面包有铀壳的话，这次爆炸会具有1亿吨TNT的爆炸威力。苏联科学家则说，这颗核弹本是1亿吨级的，如果如实试爆，其杀伤和直接损毁半径约1000公里，由于找不到这么大的地域可供试爆，所以只得将核爆量减半为5000多万吨级的了。
据报道，专门研制大当量核弹的苏联“阿尔扎马斯—16”实验室，在以后还曾造出过爆炸当量达10亿吨级的氢弹。据科学家计算，如果用远程弹道导弹将它发射到美国近海边，能掀起高达1000米以上的海啸狂浪横扫整个美洲大陆，再加上核武器的其他破坏毁伤力，整个美洲大陆的所有生命生物建筑等都将荡然无存，而这个高达1000米的环园形海啸大浪，同时又会向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席卷而去，会毁灭欧洲甚至非洲的生命。
苏联的这次特大核试爆向美国显示出了苏联的核武威力：尽管苏联的核弹导弹数量当量总数比美国少，但单个爆炸当量却极大，甚至大大超过了美国，而这又是苏联能够弥补核军备总体实力不足而敢于同美国进行核竞赛、核抗衡的一张王牌。
在10月30日的特大核试爆以后，苏联又在11月4日进行了最后一次大当量大气层核试爆，这标志着这次柏林危机就此过去，东西方紧张局势开始缓解。这也表明，苏联尽管先撤坦克而暴露了它的怕打心态，但超过美国的大当量核试验为它挽回了一些面子，所以苏美两家在这场首次核较量的柏林危机中可以说是打了个没有输赢、不分高低的平手。
然而这次古巴导弹危机就不一样了：
第一，赫鲁晓夫是要把在美国家门口的古巴变成对付美国的核导弹基地，向古巴秘密运去和部署的是超出古巴守土防卫需要而要对美国本土形成近距离核攻击威胁的中远程核导弹，由此造成了苏美之间导弹核武器面对面短兵相接、直接对抗的局面；
第二，这次完全是苏联对美国的主动核攻势挑战，而美国则处在被攻击的受侵犯地位，所以一旦被揭开暴露，苏联就会理亏词屈，成了被审判的被告，美国在舆论和道义上则占了上风；
第三，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苏联只有用船队和飞机把最后一批导弹核武器及其设备装置运到古巴，并建设好基地设施，才能在古巴完成核导弹系统的安装部署，也才可以投入使用。但是在即将完成运输和建设安装的最后关头，却被美国发现，并进行空中禁运和海上封锁，致使苏联眼看就要成功的古巴导弹基地计划无法继续进行下去，顿时陷入流产的厄运，其在古巴还没有形成战斗力的导弹和部队立刻处于遭受美国攻击和摧毁的危险境地。这真是祸从天降、前功尽弃，大船翻在了阴沟里。这种不走运的紧急情况对苏联来说，在懊丧之余，当时有三种处理办法可供选择，并会出现三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1)、苏联船队和潜艇不顾美国海上封锁，强行闯线，继续前进，把最后一批导弹核武器和相关设备运到古巴。但这很可能会引发美国对苏船和潜艇的攻击，并会对古巴导弹实施空中袭击，甚至可能会大举入侵古巴，于是就会发生美国与古苏的战争、美苏核战争和欧洲战争；
(2)、苏联船队和潜艇停止前进，不去闯线，并往后撤退。这会使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安装和部署无法完成而归于无用，已经修建安装好的一部分导弹及设施也并不能对美国形成整体核打击的整体战斗力。而美国也一定会以空袭和入侵以及发动核战争相威胁，逼迫苏联尽快拆除和撤回导弹，苏联如果接受，其结果是苏输美赢；
(3)、苏联船队和舰艇停在封锁线前，既不闯线，也不后退，更不同意撤导，坚持强硬到底，并将大军云集柏林和东西欧边界，全面作好要打一场苏美古巴之战、欧洲大战甚至核战争的一切准备和姿态。美国因害怕发生核战争被迫妥协后退，放船通过，苏联完成在古巴的导弹部署，结果是美输苏赢。
从以上三种解决方案和所出现的三种结果来看，苏美在这次导弹危机中是核武器对核武器的直接相撞，其结果不是爆发美苏核大战，就是在不发生核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和苏联当中总有一个输一个赢，一个负一个胜，没有平局的可能。
因此这次危机不仅是1962年最大的国际事件，也是美苏之间在冷战较量期间所发生的一次最严重、最危险、影响最深远也是最精彩的核战略、核威慑大拼搏、大对决。它的发生正如前面所说的，是因为赫鲁晓夫不甘心对美国地位一次次战略冲击的屡屡受挫，所以准备在1962年拿出更大的核武威慑力量，使出更高的谋略策略手段，向美国的要害处发起出其不意的决定性核战略攻势，企图使肯尼迪措手不及、恐慌畏惧而被迫退让，承认同苏联的平等地位。而从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这次苏美核危机确实带有战略决战性质。危机之初，苏美两国以硬对硬，剑拔弩张，各不相让，肯、赫两人斗智斗勇，拼搏决心和胆量，使得双方的核大战危险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甚至看起来似乎已经难以避免；但刚过两天却又突然峰回路转，化险为夷；接着又陡起黑色核战危机风暴，但又很快烟销云散。整个事件两起两落，惊心动魄，惊险刺激，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同“猪湾事件”、“第三次柏林危机”和“肯尼迪被剌案”一样，是拍摄国际军政战争风云类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的最佳题材。

2、稳操胜券的赫鲁晓夫一错再错丢失良机将胜利之果拱手相让
实事求是地说，赫鲁晓夫突发奇想地把大批中远程核导弹秘密运往美国的近邻古巴，计划在美国发现之前将它安装部署完毕，使其处于可对美国本土所有主要目标进行“快而近”发射的临战状态，然后再公开于世，让美国突然看到核死神降临门口而惊慌恐惧，不知所措，难以应对，继而趁人之危，逼其就范，这的确是一个大胆敢为、出其不意、能掐住美国生存命门的奇谋高招。赫鲁晓夫的这个古巴导弹之策，除了能保护古巴安全外，还可以以此核威慑相要挟，逼迫已经陷于自危困境的美国在各种重大问题上作出妥协，能达到苏美“均势”的战略目标，从而可以使世界局势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大变。不难估计，如果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真的逼退美国而如愿以偿，下一步肯定要去捏西柏林这个他所称的“西方的睾丸”，对西柏林和西欧动起手来，甚至很可能又会得分，于是世界冷战格局就会发生巨变，历史也将完全改写。
 　然而对赫鲁晓夫和苏联来说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苏赢美输的奇迹并没有出现，结果是只差了不到10天就可以稳操胜券的赫鲁晓夫，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其在古巴的导弹被U－2飞机发现而马失前蹄、陷于被动。接着，在表面强硬了几天以后，竟在肯尼迪核战争威胁的逼迫之下，不仅不敢越过封锁线一步，而且轻易同意拆除和撤走在古巴的核导弹，甚至不敢再提及土耳其导弹，作了屈辱性的退让。把一次能够改变美苏强弱对比和世界冷战格局的战略进攻行动，变成了功亏一篑的战略失利和战术退却败迹，栽在了比他小一辈的“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肯尼迪手里，就像身经百战的老帅刘备败在初出茅庐的小将陆逊手下一样。
   其实，如果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苏联军方和情报部门对在古巴部署导弹以及会同美国发生核决战的战略进攻问题，考虑得再慎重周全一些，在具体实施方面再严密快捷一些，兵不厌诈的伪装和假象搞得再充分和毕真一些，在完成安装之前是完全可以做到严加保密不被美国提前发现的。即使在完成之前被发现，也还是可以在不发生核战争的情况顶得住肯尼迪的核战争恫吓而做到变被动为主动迫美让步的。
比如，苏联应该把所有要运到古巴的导弹、核弹头和相应的设备设施，只分不多几次地快速集中运完，然后戛然停运，以避免一旦被美国发现而被切断运路，不能将导弹核武系统和相应装备全部运送到位而无法安装和使用；等到在绝密状况下快速运完后，再抓紧时间、集中力量快速修建、安装和部署。很易被发现和辨认的发射架要在最后时分高速建好，并要做好加盖伪装，萨姆导弹工程也要做到极其保密和隐蔽。总之，一切行动都要突出一个“快速保密”的原则，以确保在全部完成之前不被美国发现，这样也就能使美国日后可能的海上封锁归于无用；
比如，苏联一边严格保密和快速集中地往古巴抢运和安装导弹，一边则可以集结百万以上大军于东西柏林和两德边界，一旦古巴导弹被美国提前发现，或者苏联部署好后予以公开，从而激起美国强烈反应而要进行空袭和入侵古巴，甚至以核战争相威胁，苏联和华约则可以以立即进攻西柏林、西德和整个西欧的战争态势相要挟，迫使美国和北约知难而退，不敢轻举妄动，在古巴的苏联导弹也就安然稳住脚跟；
比如，即使古巴导弹被美国提前发现，肯尼迪宣布海上封锁，苏联也可以以如果美国攻击苏联船队、苏军就攻入西柏林并横扫西德的对等战争手段相威胁。然后，苏联船队停在封锁线前不动，苏联大军则云集西柏林和两德边界待发，并可大搞军事演习，双方对峙相持，谁也不敢动弹。这样就可以缓冲双方的核战争紧张局势，获得相互联系沟通和讨价还价的时间，或由联合国和第三国调解，也就使苏联在这场古巴导弹危机和第四次柏林危机中起码可以同美国决个平手，甚至还可以在西柏林问题上获得对已有利的条件；如果美国首先攻击古巴或强行检查苏联船只，苏联不仅可攻入西柏林，甚至可以向大西洋公海发射爆炸一枚小当量核导弹，炸起一些小海浪，以这种准备发生核战争的威胁向美国示以警告。肯尼迪和美国军方主战派也就要看看美国会不会存在，摸摸自己的脑袋牢不牢而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坐下谈判，和平解决。
可是这个靠溜须拍马搞政变阴谋起家、只知权力和野心私欲的独裁者赫鲁晓夫，不仅根本不懂得这种宏观全球大战略和相应策略，反倒是反其道而行之。结果是一软再软，一错再错，一误再误，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从极左跳到极右，从冒险变成投降，来了个180度大转变。极其轻易地放弃了这次本可大获全胜、或者起码可以又一次打个平手的有利条件和机会，把自己的战略优势和极佳主动权白白丢失，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低头认输。真是志大才疏，狂妄低能，胆小粗俗，愚不可及。
如此精明狡诈又敢大胆冒险赫鲁晓夫，在可以避免核战争的情况下，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最差的第三种方案而自取失败和屈辱呢？

 　 3、美国的成功从今天（1961年7月7日）开始
 　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时之所以会如此窝囊无能地失败，其第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低估了美国的高科技高空侦察能力。
    当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顿使美国人自1814年白宫被英国焚烧以来的第二次感到敌对国的威胁，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使美国人第一次产生了自卑心理，他们大声疾呼：“头顶上的天空陷落了！”有些美国人主张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把这一年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珍珠港年。美国政府更是为自己无法知道苏联火箭的神密进展情况而气恼羞愧，中央情报局总局顾问劳伦斯•休斯顿曾无可奈何地说：“信息不足现象简直触目惊心。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信息。我们全然不知道时局的发展情况。”
    苏联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巨大成功，迫使美国在这方面急起直追，同时，也急于想知道苏联导弹的进展情况，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急不可耐地下令立即秘密研制被命名为“科罗纳”的高度机密的可回收型照相侦察卫星。
   “科罗纳”间谍卫星计划最初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苏联以多快的速度生产远程轰炸机和中远程弹道导弹，以及它们部署在何处；另一个目的是，确定包括苏联导弹发射场在内的防空系统的部署情况，以供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制定轰炸目标。
　　1958年底，侦察卫星研制工作完成，但是经过13次预飞试验，却均告失败，这使得对苏联导弹仍不知情的艾森豪威尔非常焦急，无奈之下只得下令“U－2”间谍飞机继续作穿越苏联领空的冒险侦察飞行去探个虚实。结果却被苏联萨姆导弹击落而被赫鲁晓夫抓住辫子，倒打一耙，四国首脑会议也没有开成，弄得这位老总统尴尬万分，无地自容，美利坚也因此蒙受羞辱。
    艾森豪威尔气恼不已，催促“科罗纳”卫星尽快成功。功夫不负有心人，1960年8月18日，空军的一架C－119运输机终于在空中第一次回收到了胶片，回收舱重量为105公斤，胶片长800多米，但照片并不清晰。
    不料在第一次成功以后却又是好事多磨，“科罗纳”间谍卫星又遭受了10多次的失败。有一次胶片落到了苏联的一片森林地带，被不知何物的伐木工人用斧子劈开。艾森豪威尔直到下台仍没有看到它拍摄的清晰照片。
    肯尼迪上台后才82天，即 1961年4月12日，也就是古巴雇佣军从尼加拉瓜乘船出发登陆猪湾的前两天，苏联完成了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它的间谍卫星工作也加快了步伐，被命名为“天顶”的侦察卫星计划立刻成为最优先的计划，可是直到1961年底才准备就绪。
　　苏联载人飞船上天使美国人更是震惊和恐惧，对探明苏联战略核武库实力真实情况的要求也更为迫切，肯尼迪抓紧时间花大力气进行间谍卫星的改进工作，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刚刚研制成功的“萨莫斯-2”上。
　　1961年7月7日，也就是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施加核威胁压力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颗可回收型照相侦察间谍卫星终于抢在苏联侦察卫星成功之前预飞成功，它不负众望，很快拍摄到了苏联导弹核武器的照片。
　　通过对照片进行分析，肯尼迪和专家们惊奇地发现，苏联的SS-7和SS-8洲际弹道导弹仍竖在发射场内的发射台上，这说明苏联的这两种洲际导弹仍处于试验阶段，尚不具备实战能力。
　　接着，又通过该侦察卫星得到了更为惊人的发现：原来苏联的SS-7和SS-8远程洲际导弹只有14枚。
　　这两项发现，使肯尼迪兴奋不已,也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是因为：
　　此时苏联战略火箭军已经大量装备了射程500--1200公里的SS-3近程导弹和射程在1200-- 4100公里、可安装百万吨当量核弹头的SS-4和SS-5中程、中远程导弹,又部署了112枚射程为8000公里、能直接打到美国本土的SS-6地对地远程导弹。如果说苏联的这些近中远程导弹美国可用自己的“多而近”核力量予以抵销的话，那么美国最害怕的是苏联的SS-7和SS-8这两种超远程导弹。
重达90吨的SS-7是SS-6的第二代战略导弹，而SS-8又是SS-7的改进型，它的射程为11000公里,可携带1000万吨TNT爆炸当量的核弹，采用可贮推进剂和地下井发射，反应时间已大为缩短，生存能力大大提高，这是真正能够直接快速毁灭美国本土目标的远程战略导弹。中央情报局1960年2月曾在提交的绝密级“国家情报估计”中报告，到1961年年中,苏联可能部署140--200枚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现在中情局估计苏联可能已有400枚左右。如果真是如此，加上100多枚SS-6导弹，那么美国落后于苏联的“导弹差距”实在太大，加上苏联遥遥领先的空间技术，美国将根本无法赶上和抗拒，这也就是肯尼迪抗苏底气不足的原因所在。
　　然而这次发现的苏联SS-7和SS-8导弹却只有区区14枚,而不是美国最惧怕的400枚，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由于肯尼迪在就任总统后，尤其在“猪湾事件”以后，为了在“快而远”方面追赶苏联，在振兴经济的基础上全力加速研制和发展远程导弹，到1961年7月的半年时间内不仅已获成功，而且在数量上也已达到14枚，与苏联相当。而美国的“多而近”核实力已经超过苏联的SS-6和其他近中程导弹，这表明除了在空间领域仍还落后于苏联外，美国已经有了能与苏联相抗衡的“快而远”核力量，与苏联的“导弹差距”已经拉平，并已经形成了“多而近”和“快而远”两条核腿并举之势。麦克纳马拉根据肯尼迪的要求，甚至宣布要继续改进“民兵式”陆基远程导弹，并准备生产1200枚之多。美国终于在核军备的“快而远”方面追赶了上来。肯尼迪知道，美国最困难的日子总算熬了过来，他兴奋地说，1961年7月7日,美国的成功将从今天开始。
从那天起到这次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又过了一年多时间，美国的“多而近”和“快而远”核武力量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超过了苏联，美国有这个雄厚核实力底子，加上美国入侵古巴时在常规军事力量上占据绝对的优势，远离古巴的苏联鞭长莫及，无法增援，所以肯尼迪也就更不怕赫鲁晓夫了。

4、苏联在保密工作上的疏忽和失当
苏联这次要在古巴确保部署导弹核武器成功，其决策和实施过程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保守密秘，必须绝对不能让美国提前发现。但是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苏联犯了大错，这是苏联在古巴危机中失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
赫鲁晓夫和苏联军方、情报系统不仅低估了美国太空间谍卫星的探测能力，使苏联的核导实力情况被它侦察得一清二楚，壮了肯尼迪的胆，而且也低估了U-2“大鸟”的高空拍摄能力和高估了1960年U-2事件对美国的负面作用，认为美国不敢再派U-2对苏、古进行高空侦察，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做了四件错事：
(1)、没有先把萨姆防空导弹安装好并首先投入使用，一旦U-2冒头就把它打掉，并以此事件再次对美国施以政治高压。可是苏方却是把地对空萨姆导弹的安装部署放在中程导弹发射场完成之后，当U-2飞机来侦察时因为还没安装好而无弹可发。他们这种过于自信的疏忽大意，结果也就使U-2如入无人之境地安全飞越古巴进行拍摄，探知了苏联在古巴的导弹秘密；
(2)、由于没有把U-2的高空侦察飞行考虑进去，所以苏联人在建设导弹发射场时没有加盖伪装，使U-2很容易地发现了情况；
(3)、对肯尼迪就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造成的后果一再发出警告置若罔闻，不当回事，自信美国还没有发现，只作一些敷衍的解释予以搪塞，于是也就失去了及时警惕和防范的最佳时机；
(4)、这种对保密措施重视和实施的失当，还表现在对导弹具体安装部署工作的各部门脱节上：装运、卸货和往导弹发射场地运输，这些都是在军事情报部门和克格勃的监督下完成的，但一运到发射场，战略火箭部队就接管了过去。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在苏联境外安装过导弹，于是就选择了自己熟悉的作业方式(也是美国情报部门熟悉的方式)。因为在苏联境内从来没有加过伪装，他们也没觉得有这种必要，这正如米高扬之子谢尔盖•米高扬后来所证实的：技术人员“是军人，他们只知道奉令行事。在国内建这类发射场，对他们来说已习以为常。到了古巴，他们干起来就跟苏联一样”。此外，加伪装需要时间，还得冒不能按期完工的风险。另外，地对空导弹归属于另外一个司令部—防空司令部，该司令部也是按自己熟悉的模式进行，与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的安装没有关系。这种脱节也就使整个导弹安装建设工作缺乏整体计划和统一调度，大大影响了工程进度，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也使保密工作出现了漏洞。
因此无论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这个决定在赫鲁晓夫本人心目中多么一清二楚，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很容易碰到各种压力，给最后的结果造成相当的影响(注2)，这正好给U-2可以钻空子拍个正着，被美国窥探个清清楚楚，从而整个地暴露了古巴导弹的秘密而前功尽弃。

5、赫鲁晓夫的战略歧途
　　然而对肯尼迪来说更为重要的收获是，从卫星和U-2的侦察发现还证实,赫鲁晓夫尽管处于攻势地位，但实际上却在对付美国的战略方针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就是他不是把能够克美致胜的“快而远”和大当量核武优势当作斗败美国和西方的战略王牌武器，而是只把它当作去求得美国承认苏联是一个与美国同等权利地位的晋见礼，这正是导致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失败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赫鲁晓夫不是在利用所掌握的火箭空间科技优势和对美国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尽快发展远程导弹的数量与规模，不是尽快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形成使美国无法抗拒也无法赶上的“快而远”核力量的绝对优势实力地位，筑成能够完全压倒美国而使之处于战略劣势的强大核威慑盾牌，反倒是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主要用于为了显示苏联科技成就和树立赫鲁晓夫个人威信的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因此自1957年 8月发射成功第一枚远程导弹以后的4年中，虽然赫鲁晓夫把苏联的远程导弹吹得神乎其神，甚至说现在正在像做香肠一样地制造导弹，实际上SS-6的数量并不很多，最具威力的SS-7和SS-8导弹只有十几枚，远没有达到能占据绝对优势的400枚。探测美国核实力的侦察卫星也始终未能成功，可是耗资巨大、费力费时又没有太多实用价值的绕地绕月人造卫星和载狗载人宇宙飞船却是接连不断地上天遨游，大显威风，大出风头。赫鲁晓夫之所要这样做的真实战略意图却是想以力压人，以战吓人，虚张声势地逼迫美国承认苏联在空间和远导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承认苏联可以以超级大国的资格同美国平起平坐，合作主宰世界事务。因此尽管他经常战不离口，气势汹汹，动辄就用核战争相威胁，大有真要动武的架势，实际上却并不想真打，也不敢去真打。　
　　赫鲁晓夫这种好大喜功、追求虚荣和过分强调政治战和心理战的做法，以及并不真正想以“快而远”核力量去与美国的核实力进行以核制核的实际性对抗的心态，不仅大大削弱了对“快而远”核力量战略优势地位的发展和扩充，反而惊动了美国，极大地刺激和启发了肯尼迪在空间和远导方面的追赶，以及在军事战略方面的改革。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取得空间和远导优势后不久，为了获得美国和西方的认同，便迫不及待地掀起第二次柏林危机，一时间把不知苏联底细且又只有一条“多而近”核腿的艾森豪威尔吓得被迫让步，只得承认苏联成就，并将他尊为两个超级大国的首领之一邀他访美，达成美苏合作的“戴维营协议”。这使自认为已经得到美国和西方认可的赫鲁晓夫大大满足了虚荣自尊心而感激不尽，转而大肆吹捧美国，美化西方，柏林的危机也随之烟消云散。但一旦发现美国并没有把俄国人放在眼里而仍予以轻视、限制甚至敌视时，他又怒而翻脸，借“U-2”事件同美国闹翻，甚至粗鲁无礼地在联合国讲坛上摔鞋骂街，尽显泼妇、小丑咀脸。
肯尼迪上台后，赫鲁晓夫以为这个年轻总统好欺负，便既抛橄榄枝，又挥核大棒，掀起第三次柏林危机，并多次爆炸数千万吨当量级的大核弹，企图再以虚张声势的核战争威胁，逼迫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时又以笑脸相迎的讨好，邀请肯尼迪访苏，希望在这种既压又拉的软硬兼施之中，使美国能够再次把他尊为世界两首领之一，重续苏美合作、平分世界的“戴维营精神”旧梦。
　　赫鲁晓夫这样做不是为了击败竞争对手，而是为了向美国和西方显示自己的才能，炫耀苏联的导弹核武器和空间高科技成就，求得他们的认可，这正反映了数百年来俄国人始终想得到西方认同的自卑感，以及总想挤进西方社会成为其平等一员而摘掉斯拉夫劣等民族帽子的迫切心理。俄国人，以后的苏联人，从骨子里是惧怕和敬畏西方的。
　　赫鲁晓夫的这种一相情愿、与虎谋皮的愚蠢之举，使他在卫星上天的掩盖下走上了另外一条自毁之路，实际上也使苏联陷入了与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相同的战略困境，致使一次次坐失了最佳良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金，一步步地丧失了已经到手了的战略主动权和优势地位，眼睁睁地跌入了错误战略的歧途而被从中得到启发和剌激的聪明的肯尼迪总统抓个正着，使美国能够争取到宝贵时间，以两条核粗腿的实力和“灵活反应”的新战略追赶了上来。
 　因此人们可以看到，从这次导弹危机的现实效果来看，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争霸核较量中胜出一筹，赫鲁晓夫害怕了，退缩了，肯尼迪终于压制住了苏的战略攻势劲头，占据了完全的优势和主动。

      二、苏联最大的战略错误  毛泽东识破赫鲁晓夫居心

1、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第三者地位的战略作用和威力
但是，导致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由硬变软、步步后退并很快屈服败阵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却是他错误地对待中国，破坏和恶化了同中国的战略合作同盟关系而失去了后援相助，丧失了这张能确保他取胜的中国牌，可以说这是赫鲁晓夫和苏联最大的战略错误。
由于地球是个园的大球体，使位于东半球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独立中国处于美国和苏联的背部位置。中国这种第三者中间地位，与美苏构成了一种球面立体的三足地缘关系，而不是无后方之忧的平面三角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亚非拉反帝反殖第三世界的代表，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旗帜的世界政治第三力量。中国这种在球体地缘上的和世界政治力量上的第三者地位，使它对于美苏在西半球欧美大西洋作重点争斗有着决定谁胜谁负的重要作用。
也就是中国就像一架球形天平中间的一个巨大砝码，它倾向哪边，或者它被哪边拉了过去，哪边就能取得对另一边形成两面夹击的战略主动和优势，另一边则会受到巨大战略牵制和两面夹击之势的重压而陷于被动；或者在一头重一头轻时，重头只要设法稳住中间这个砝码不动，不使其倒向轻的一头而保持中立，重头必会压过轻头而取胜；而如果中间的砝码倒向重头，使重头更重，同时又对轻头造成夹击之势，则重头必大胜无疑，这也就是球面立体第三者威力之所在。而这也正应了中国道家说学中的经典哲理名言所揭示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客观规律：没有三原色，缺了第三方，只有敌我没有友，自然界就不会绚丽多彩，世界就不会精彩丰富，万事万物就不会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矛盾双方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总得不到园满和谐的解决和平衡。可见中国古代道家学说的一分为三的认识和观点是有它的道理的，这其中处于中间位置的第三者是举足轻重、决定最后胜负的砝码。在以美苏相斗为主角的冷战中，中国就是这个球形世界冷战格局中不论在地缘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三分天下居其中的第三者，这也就是毛泽东在以后创立“三个世界”理论的主要依据。
对于中国如此重要的战略作用和威力，肯尼迪早早地就看到了，对于赫鲁晓夫企图迫使中国就范的反华打压刁难而逐渐脱离苏联的中国，在肯尼迪眼里已经不是苏联阵营的一个附属部分，而是开始成为独立于美苏冷战格局的一支举足轻重并代表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三力量，并且也早早地作出了对付中国的战略安排。他在对付赫鲁晓夫接连不断的战略攻势而引发危机时，特别看重处于第三者地位的中国的动向，最为担心和害怕的是毛泽东趁此机会对美国实施“抄后”战略，也就是在美国力量薄弱的亚太地区乘虚而攻，抄美后路，起到帮助苏联这个轻头的作用，或趁机夺取台湾，使美国陷于腹背受敌之险境。由于美国强于苏联，是为世界冷战天平的重头，美国又与中国相敌对，在当时不可能把中国拉到自己一边，所以肯尼迪采取的是将中国这块砝码稳住、不使它倒向苏联被赫鲁晓夫拉过去联手反美的策略，实行与“抄后”战略相对应的“防抄”战略。因此不论在1961年的第三次柏林危机时，还是在1962年的这次古巴导弹危机时，他首先想到的和要做的是如何离间中苏关系，把中国稳住，提防和阻止中国在美国同苏联核战略交锋进行得最紧张危险的关键时刻实施比1958年炮击金门更厉害的“抄后”战略。于是就提前指使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南沿海作窜犯大陆的佯攻，举行对华核战争演习作威慑，又唆使印度在中印边界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主攻，以此既可对中国造成两线受敌而使其陷于被动之中，又可将中国的作战重点被印度吸引和牵制于西南的亚印方向，使毛泽东无法利用美苏在西线胶着相争而无暇他顾亚太的良机，实施出击台海、援助越朝、帮助苏联在西线反美的“抄后”战略。
与美国相比，苏联却不存在中国抄后路的问题。因为中国虽然也在苏联的背部，并且与苏联已经恶化了关系，但由于中国在名义上仍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和苏联的政治军事盟友，中苏关系直到这次导弹危机时还不存在会发生敌对性战争的问题。因此苏联不仅没有一个像美国那样背部会被中国所攻击而会受到牵制的问题，反而是中国这种对苏有利的第三足战略地位，是对付美国最厉害的杀手锏。苏联完全可以打这张中国牌，把中国这个砝码拉过来增加自己一头的份量，支持和援助中国出击美国的薄弱背部，以此利用中国在东线亚太地区吸引和牵制美国，造成苏联在西线欧大地区与美较量的有利战略态势，迫美软而退让。

2、赫鲁晓夫假借联合反美企图控制中国
应该说赫鲁晓夫是知道中国在美苏冷战争斗中的这种第三足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的，更知道中国是苏联制美胜美的一张战略王牌。但遗憾的是，他不仅不会打这张牌，反而在处理与中国共同反美的合作关系上因为渗杂有不良居心和险恶企图而使中苏战略同盟协作变质变样，以致出现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毛泽东和中共愤然离苏反他而去，中苏关系迅速闹翻恶化，乃至最终破裂，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苏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之事。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以爱国军官阿卜杜勒•卡赛姆(Ahaul Karim Kassem)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打死了亲美的国王和王储，推翻了费萨尔王朝，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并于第二天退出了“伊约联邦”。新政权采取一系列激进政策，包括承认共产党合法，退出巴格达条约，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要求修改同西方石油公司的合同等。苏联恢复了1955年中断的两国关系，并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大量贷款和技术支持，叙利亚也出现明显的亲苏反美倾向。
伊拉克和叙利亚亲苏的政局变化，使美英十分担心会使埃及和苏联扩大在中东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总统便决定武力干涉。黎巴嫩基督教派亲美的夏蒙政府赞成美国对约旦和叙利亚的干预，但遭到了人民的反对，发生了群众性总罢工、总罢市和示威游行，同时由教派的矛盾发展为街头冲突。夏蒙政府决定镇压，结果导致黎巴嫩发生武装起义。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黎巴嫩局势是苏联策动的动乱，立即进行干涉，先是源源不断地向夏蒙政府提供各种军事装备以帮助镇压人民起义，同时向地中海和塞浦路斯集结军队。7月15日，在黎巴嫩总统夏蒙的“要求”下，美国派遣8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登陆，英国也向约旦派遣了伞兵，企图武力干涉伊拉克，中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面对美英的行动，苏联在7月16日发表声明，强烈抨击美国公开侵略，并坚决要求美国停止对阿拉伯国家的武装干涉，立即把军队撤出黎巴嫩。同时宣布，苏联政府不能对美国在其国境邻近地区造成严重威胁置若罔闻，苏联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和平与安全，赫鲁晓夫立即命令苏军在近邻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演习。7月17日，苏军又在外高加索地区举行由黑海船队参加的陆海空联合演习。7月19日，赫鲁晓夫致函美英法印领导人，敦促美英从黎巴嫩和约旦立即撤军，并提议召开五大国首脑会议和联合国特别会议，阿拉伯国家也一致反对美英侵略，使美英非常被动。
赫鲁晓夫虽然不愿冒同美国开战的风险，但为了安抚苏联的阿拉伯朋友，命令在保加利亚的苏军进行军事演习，同时私下警告艾森豪威尔，苏联反对攻击伊拉克，并由此有可能会导致“世界冲突”。埃及总统纳赛尔则宣布，“苏联将全力支持我们”(注3)。接着，赫鲁晓夫在7月31日亲自飞到北京，与毛泽东会谈关于同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之事。
赫鲁晓夫之所以在中东局势紧张之际专门飞到北京同毛泽东商谈此事，主要是来向毛泽东解释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意图，希望通过建立苏中联合舰队，在中国沿海为苏联远洋潜艇谋求一个停靠基地，可以随时从中国沿海进出太平洋，侧击和牵制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抄美国的后路。同时可以通过在中国的长波电台向美国实施有效的核导弹袭击，这样也大有助于苏联在西线、当时即是在中东地区同美国的斗争。
关于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之事，赫鲁晓夫来北京前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向他说明，苏联海军坚持要在中国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基地就设在夏威夷、中途岛，尤其是在菲律宾和台湾。一旦出现危急情况，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潜艇可以在中国港口停泊和修理，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往返的时间，提高了海军的战斗效率。这正如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所说的：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苏联本土打到美国西海岸，于是海军就想搞一个潜艇舰队，可以对美国实施导弹袭击，这样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停泊，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进行联络。而如果当时能够建立中苏联合舰队，苏联的核潜艇就可以在南太平洋游弋(注4)，直接威胁美国。
赫鲁晓夫飞抵北京在南苑机场会客室同毛泽东第一次会谈时大致谈的是，根据中苏有关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机场停留，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船队现正在太平洋活动，但其主要基地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赫鲁晓夫说：此前中国已经提出要求，请苏联把潜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建造潜艇的技术。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船队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重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甚至愿意把它送给你们。但是它能尽快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注5)。
从国际战略角度上看，赫鲁晓夫的这个想法应该说是不错的，他看到了中国在美苏相斗的格局中帮助苏联反美的重要性，如果中苏能够联合起来，从中国东部出击亚太，对美国的牵制和打击肯定会是十分巨大的，这将会大有利于它在欧大西线同美国的争斗。
然而苏方向毛泽东和中共提出的条件是，联合舰队的领导权归苏联掌握，长波电台的所有权归苏联所有，由此暴露了赫鲁晓夫要这样做还有更深层的意图，即用这种办法把中国捆绑在苏联同美国冷战较量和战争与核战争冲突的战车上，一旦联合舰队出击亚太或苏联利用在中国的长波电台用核导弹袭击美国，美国还击时首先要打的是没有自己独立舰队和独立核武力量的中国，而不是苏联。这个时候如果苏联因为害怕同美国发生核战争而顶不住，或者要同美国做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则可以一撤了之，把中国抛甩出去，扔到同美国战争的第一线，结果中国成了挨打的替罪羊、替死鬼，倒霉受难的肯定是中国而不是苏联；如果中国难以抗拒美国的战争压力和核打击，那就非求苏联军事援助和核伞保护不可，苏联就可以趁机控制中国，尤其控制中国军队，而使其卫星化、附庸化。如果毛泽东和中共不从，则可以策动军事政变推翻毛，让王明回来同中共党内一批亲苏反毛者组成亲苏的党和政权，实现沙俄几百年来一直梦寐以求想实现的吞并中国的殖民计划。因此，建不建由苏联掌控主导权和所有权的中苏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已不仅仅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共党权、中国国家政权存亡的大问题。毛泽东识破了赫鲁晓夫诱骗中国入套的这一阴险企图，断然拒绝了他包藏祸心的要求，并以提出可以由苏联帮助中国制造核潜艇、以使中国拥有独立自主的核武力量和核潜艇的建议，来反制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然不会同意。

3、解放军炮击金门初显中国第三力量神威
赫鲁晓夫想用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作诱饵控制中国，又想利用中国在亚太方向侧击和牵制美国而有利苏联在西线同美国的冷战较量，这个目的因为被毛泽东看破和拒绝而没有达到，但赫鲁晓夫要同中国建立共同反美的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甚至帮助中国制造核潜艇的事情，以及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把赫鲁晓夫调来访华并公开欢送，就此使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机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向美国发起攻势，使艾森豪威尔误认为这是中国在苏联的支持和联合下所采取的攻美行动，而此时阿拉伯国家和世界舆论强烈谴责美英侵略，黎巴嫩人民已开始进行抗美武装斗争，伊拉克也作好了反美英侵略的战争准备，在这种压力下，到8月13日时艾森豪威尔开始松口。8月21日，中东阿拉伯国家一项和平提案被紧急会议通过，美英更是软了下来。
就在这时，毛泽东于8月23日突然下令炮轰金门、马祖两岛，作出要解放金、马的进攻架势。炮击当天，毛泽东在当晚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这次炮击金马，“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阿拉伯世界人民会高兴，亚非广大人民会同情我们。”(注6)。
果然，炮击金马震动世界,震惊美国，艾森豪威尔一下子急了，以为中国是在苏联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支援下，趁美国在中东吃紧之际要出击台海解放金、马和台湾，甚至可能要出击太平洋，就立刻根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菲律宾等地急调了第六、第七两大舰队和大量战机，作了战后最大的一次兵力调动，迅速集结于台湾海峡，准备配合国民党协防金、马和台湾，防止中国配合苏联出击太平洋。而这时，苏联在靠近中东地区也在调动军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向美英施压。
经过毛泽东这种既利用苏联要同中国建立反美联合舰队等的意向，又利用美国在中东吃紧的困难处境，突然对金、马一顿猛轰，作出要进攻金、马、台的样子，顿时把美国的注意力和大量兵力吸引和调动了过来，这不仅大大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侵略力量，支援了中东人民的反美侵略斗争，也对苏联在西线对美的较量中占据上风起了重大作用。从而迫使美英陷于东西受敌、两线作战、顾此而不能顾彼的困境之中，只得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军，并同意与中国重开谈判，国民党军队在福建沿海的骚扰也大为收敛。
事后，苏联于9月初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北京，探询中方采取炮击金门行动的原因和真实意图，中方领导人告诉苏方：炮击金门是为了引起全世界对于台湾问题的注意，并将美帝国主义从世界其他部分(尤其是中东地区)引开，而不是为了进攻台湾，更不是为了挑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注7)。
1958年的“8.23”炮击金、马事件，是中国还是苏联盟友情况下毛泽东所做的以第三者身份抄美后路的一次实习，虽然毛泽东是自行其事，是依靠和“狐假虎威”地利用了苏联，并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因此还不能算是以完全独立于美苏的第三力量所采取的独立行动，还属于美苏冷战格局中的苏联阵营一方的行动，但此举帮助苏联吸引和牵制美国于亚太而在中东反美中取得优势，非常突出地显示了中国在美苏于西线激烈相争时作为第三者姿态出现而在东线进行助苏反美、抄美后路的重大作用和巨大威力。
(关于苏联事先是否知道中国要炮击金门调度美国，详情请阅沈志华、李丹慧所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一书中的《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一文。)
因此在这次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想再一次要求中国发挥炮击金门威力而在亚太对美实施更大规模的“抄后”战略，以帮助苏联在危机中逼服美国，但赫鲁晓夫必须要摒弃过去那种企图利用和控制中国的不良居心和自私目的，并应该采取如下的具体措施：
支持中国反击美蒋窜犯大陆和渡越海峡解放台湾，并阻止印度进攻中国边境，迫其停战议和。也就是当肯尼迪宣布海上封锁、苏联船队抵线停航而使美苏核战争箭在弦上之时，赫鲁晓夫立即宣布苏联反对美国指使蒋帮进犯大陆，支持中国解放台湾，甚至宣布苏联愿意武力相助。与此同时，苏方应立即同中国联系沟通，苏联远东部队进入战争状态，其太平洋舰队即刻离港南下，直趋台湾海峡，并在支持中国坚决反击印度的前提下，要求印度同意停火和谈。从而不仅使肯尼迪利用印度牵制中国于西南方向的“防抄”战略破产，而且反使美国陷于中苏夹击的前后受敌、两线作战的困境之中。赫鲁晓夫只要有这种联合中国对美国东西两头出击的全球战略大手笔，甚至对中国的支持和武援只是虚晃一枪做做样子，就会把肯尼迪吓个半死。他立刻就会瘫软下来，不仅会被迫撤除海上封锁，默许苏船通过开赴古巴，而且也会在西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或者以不入侵古巴和撤出土耳其导弹为交换条件要求苏联撤导，同时又会在西柏林问题上满足苏联的一些安全要求；或者提出其他对苏有利的条件，以换取苏联停止援助中国解放台湾和劝说毛泽东不出去击亚太。

4、赫鲁晓夫拉拢中国助苏反美
事实上在导弹危机发生前和发生后，苏联也在竭力地拉拢中国助苏反美，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支持中国反对印度，企图以这种让步换取中国在亚太方向有大动作，以吸引和牵制美国，助苏一臂之力。
苏联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中印关系上打着“中立”旗号，始终偏袒和支持印度而反对中国。为了帮助印度反华，苏联甚至向印度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印度两次发动侵犯中国的边境战争，所使用的就有苏联的武器和装备。但是在这次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前和在进行的过程之中，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却突然地从袒护印度的“中立”立场转向了支持中国，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赫鲁晓夫也准备同中国进行妥协，并通过相关的外交渠道向中国做工作。为此，东德、匈牙利等国的外交官受苏联之命多次向中国官员强调：社会主义兄弟党之间必须进行必要的妥协和合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者存在严重的敌对和潜在的战争的时候。东德、匈牙利驻北京外交官同中国方面会谈后，其记录立即被送往苏联驻华使馆，然后迅速呈送苏共中央。
1962年10月14日，即在印度发动第二次侵华边境战争前三天，肯尼迪知道古巴导弹之事的前两天，赫鲁晓夫在欢送中国大使刘晓离任的宴会上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致立场，“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将和中国站在一起。”刘晓告诉赫鲁晓夫：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集结，如果印度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中国将予以反击。赫鲁晓夫表示，这和苏联得到的情报相同，如果苏联处于中国的地位，也将会采取同样措施。然后他又向刘晓介绍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以防美国再次入侵古巴的情况，并且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援助措施。第二天，米高扬又约见刘晓，通报了古巴导弹的情况，请刘晓转告中国政府，并希望中苏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问题上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注8)。
苏联一反反华常态地要东德和匈牙利外交官向中国转达苏联方面在“同帝国主义存在严重的敌对和潜在的战争的时候”要同中国进行妥协的愿望，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又改变态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转而支持中国谴责印度，并向中国通报了古巴导弹情况，是因为美国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之事已有所察觉和戒备，并已提出了相应的警告，苏联担心万一被美国提前发现，就会爆发美苏核战争危机；即便秘密部署完毕后再通报美国，也会引发两国核危机。因此苏联在爆发这场核危机的前夕表示支持中国反印入侵和通报导弹情况，并通过东欧国家外交官来与中国联系、暗示和劝说，其政策意图显然是：一旦出现导弹危机，希望中国对苏联的行动给予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也就是米高扬对刘晓说的：中苏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问题上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说穿了就是要求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时在亚太方向有所反美行动而帮助苏联。
这以后，印度在10月17日发动了侵华边境战争，中国在三天后的10月20日举行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几小时后，赫鲁晓夫通过苏驻印使馆致函尼赫鲁，对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感到遗憾，希望双方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呼吁两国在停火后进行谈判，同时还警告说，采取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是一种“危险的方法”。苏联政府又还通知印度，鉴于“严重的国际形势”，苏联不能向印度交付米格-21战斗机。10月22日，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致使古巴导弹危机公开爆发，苏联政府即于10月23日发表强硬声明，宣布“将尽一切力量粉碎美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阴谋”。10月24目，美国开始实行海上封锁，赫鲁晓夫和苏联政府的态度极其强硬。中国政府在这一天发表声明，建议中印双方停火谈判，苏联也希望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进行谈判。10月25日，《真理报》的社论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社论谴责导致中印边界冲突的麦克马洪线是声名狼藉的和无效的，是英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是“从未被中国承认过的”。社论还谴责印度受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已成为冲突的罪魁祸手，同时社论还批评印度共产党滑向了沙文主义，损害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可见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后苏联在中印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还是比较卖力的，而且在此期间，苏联也试图同中国方面进行直接沟通，协调立场，为此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多次要求同毛泽东会谈。
尼赫鲁在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除了公开请求西方国家援助外，也力图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支持，呼吁苏联介入冲突。但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赫鲁晓夫和苏联政府却一反以往的立场，公开表示反对印度而支持中国，这使尼赫鲁非常不满。10月27日，尼赫鲁致函赫鲁晓夫，抱怨苏联不愿利用自己的影响阻止中国对印度的进攻，强调如果中国退到9月以前的位置，他将同中国谈判。他还表示，《真理报》的社论深深地伤害了他和印苏友好关系，他认为，苏联发表“这篇坏文章”，只能用“古巴危机的局势和战争的威胁”来解释(注9)。

5、毛泽东识破赫鲁晓夫的真正用心
苏联在1960年背信弃义地撤专家、撕合同、断供应、逼还债，破坏中国经济建设和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给中国制造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还以“中立”立场袒护印度反华。然而豁然大度的毛泽东直到1961年11月时仍还把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集团当作“犹可训”的“愚氓”之僧，对他们能教育转变过来寄于希望，甚至在1962年1至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还说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建的党、今后还要向苏共学习的话。但是自从苏共1962年2月22日来信和随后发生的由苏联策划制造的新疆伊塔外逃和暴乱颠覆事件，以及各种出尔反尔、毫无信用的事情以后，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后对他们再也不相信了。
可是在中印边界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将要发生的前几天，苏联却一反以往支持印度反对中国的立场，并主动通报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明显地表示了要求中国在苏联同美国发生战争危机时伸出手来帮助苏联。对于苏联方面的这个重大转变，毛泽东和中国政府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因为这总是一件好事，也给印度的反华侵华行径施加了压力，伸张了中国反侵略的正义之举。但是苏联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在中印问题上转变立场支持中国并又通报古巴导弹之事呢？苏联在前不久还策划制造了伊塔事件，并起劲地给尼赫鲁反华撑腰，现在突然转变态度，却又没有一点转变的过程，对于以前干了那么多对不起中国的错事坏事不仅毫无认错赔礼之意，而且也不作任何解释，居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的一样，毫不羞愧地向中国求上门来，这不免引起毛泽东对他们真正动机的猜疑和警惕。
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赫鲁晓夫是在10月14日告诉刘晓的，米高扬是15日向他作通报的，而刘晓过几天后才离苏回国，即使他当天就把这个情况通过电话电报汇报给外交部，毛泽东也要到15日晚上或16日才能知道古巴导弹之事。而在毛泽东从苏联那里知道古巴导弹之事的几乎同一时间，美国U-2已经发现了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并于10月16日上午报告给了肯尼迪总统，古巴导弹危机序幕已经拉开了。
对于苏联为什么要在古巴部署导弹，赫、米肯定会对刘晓说，美国可能要再次入侵古巴，为了维护古巴安全，援助卡斯特罗抗击美国侵略，根据苏古军事同盟协定，苏联秘密运去一些防御性导弹如萨姆防空导弹到古巴，加强古巴的军事抵抗力量，并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多出点力量。对于赫、米的这个说明，中国方面肯定会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正常必要的，不会大惊小怪，中国打落台湾U-2用的也是防空导弹。对于苏联还向古巴运去了其他什么导弹，运去了多少，以及这样做的更深的战略目的等，估计赫、米不会详细透露。因此毛泽东虽然知道了一些古巴导弹之事，但当时可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和重视，更不会想到它会引发这么大的美苏核战争危机，要不然在10月22日得知爆发导弹危机时不会感到突然、意外、惊讶和紧张，不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是否会发生美苏核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事态发展和中国如何对策进行紧急讨论。
肯尼迪对发现古巴导弹之事严格保密，并唆使印度在第二天即10月17日发动入侵中国的边境战争，此时由于毛泽东并不知道美国已经发现古巴导弹，没有将它与印度侵犯中国相联系来看，加上他看到美国在台海只许蒋介石小股窜犯而仍不准大举登陆反攻，东南沿海不可能发生大战，而中央军委因印度的边境挑衅越加猖狂，也已把作战方向放在了西南边境对付印度侵犯，所以认为反击印度不会影响中国东南的安全，便同意众领导的意见，于10月20日下令边防军对入侵印军全线反击，打响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然而在大打了三天后，古巴导弹危机突然爆发，这时毛泽东才恍然大悟，除明白了肯尼迪对中国实行“防抄”战略的良苦用心和欺骗手段外，也明白了赫鲁晓夫前些日子反常表现的真正用意：以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和要求中印双方停战议和为交换条件，拉拢中国，希望毛泽东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主动对美国实行“抄后”战略，即在西南亚印停止反击而转向东南亚太，出击美蒋，攻占沿海岛屿和进军台湾，帮助苏联在亚太牵制和威胁美国，以中苏东西出击的合力，逼迫肯尼迪力不能胜，畏惧而退。

6、毛泽东的警觉和判断
应该说，赫鲁晓夫希望毛泽东在亚太对美国实施“抄后”战略的这个愿望和要求，对于挫败美国对苏联、古巴的核战争压力，帮助苏联在危机中度过难关，压倒美国，以及对于中国打击美蒋和解放台湾，是个好办法，但是毛泽东却又发现苏联方面一些令人生疑和担心的问题：
(1)、苏联向古巴部署的不仅仅是用于自卫的防御性防空导弹，而主要是对美国构成近距离直接核进攻威胁的大批中远程核导弹，这是一件很容易引发美苏核战争危机和影响世界局势的大事。可是这么大的战略行动，苏联直到导弹危机发生的前几天才用一种很不正式的方式告诉中国。而赫、米向刘晓只是作一般性的通报，对于一旦被美国提前发现或秘密完成部署后向美国公开时，美国会如何反应，世界局势会怎样变化，中苏应如何协作配合共同对付可能发生的危机紧急事态等重大问题，都没有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通气和商量。所以毛泽东和中国并不知道古巴导弹的实情和赫鲁晓夫这样做的真实意图，只以为是防备美国再次入侵的自卫行动，也就没有加以特别的重视和思想准备。可以看出，苏联这种做法虽然是害怕被美国发现导弹后出现危机而有求于中国帮助，但不予实情相告，也是一种对中国不信任、不放心的表现，怕透露导弹全部实情和意图会被中国指责为“冒险主义”而加以反对和阻止，也怕中国暴露出去会坏了赫鲁晓夫惊天大业的好事。而且赫鲁晓夫可能认为一旦瞒过美国完成部署，已对美国造成既成事实的实际核威胁，美国将无可奈何，只得认可接受，苏联也就不用中国在亚太助苏反美了，所以也就不必要全部告诉中国。这可能就是苏联对古巴导弹情况向中国人只告诉一点而不全部通报的原因；
(2)、由于苏弱美强，苏联是球形天平的轻头，因此苏联要想压过美国这个重头，只有把中国拉到自己一边，在发生导弹危机时请中国帮忙，支持和推动中国在亚太实施攻美背部的“抄后”战略，击破美国以印度牵制中国的“防抄”战略。而要做到这一点，最起码的一条是苏联必须在危机发生之前阻止印度发动入侵中国的边境战争，以避免中国陷于美国“防抄”战略的圈套而被印度拖住在西南边境，使中国可以集中力量于亚太方向实施对美“抄后”攻势。可是苏联在危机发生之前对中印边境问题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支持中国和反对印度，并没有制止印度入侵中国的具体行动，听任印度发动入侵战争和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于是中国在导弹危机爆发时就已经被印度牵制于西南了，已经很难同时在东南沿海实施攻击美蒋的“抄后”战略去帮助苏联顶住美国；
(3)、10月22日导弹危机公开爆发后，中国在10月24日即海上封锁生效日呼吁中印停火议和，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班纳吉，强调边界冲突必须结束。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于当天致函尼赫鲁，表达中方的意图。这实际上是在告诉赫鲁晓夫，苏联应马上迫使印度停止战争，接受和谈，好使中国从西南抽出身来把作战方向转向东南的亚太地区。但是苏联对印度仍只是口头谴责，并不采取任何迫使印度停战的具体行动，结果使中国只得继续进行自卫反击战，而不可能在亚太方向开辟“抄后”战场，于是也就在实际上帮不了苏联的忙；
(4)、导弹危机发生后苏联在头两天态度强硬，船队不理睬美国封锁而继续向古巴航行，赫鲁晓夫拒绝撤走导弹，甚至摆出一副不惜要同美国打一场核战争的架式，而肯尼迪也以硬对硬，甚至比赫鲁晓夫更强硬，美苏核战争大有苏船碰线即发之势。这个时候，已经受到核战争危险强大压力并害怕发生这场核战争却又退不出来的赫鲁晓夫，如果要想使自己度过难关，迫使肯尼迪软而后退，就应该立即飞赴北京去会见毛泽东，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冰释前嫌，弥合裂痕，重叙苏中友谊旧情，改善两党两国关系，重新恢复苏中同盟的责任和义务，在此良好气氛中讨论中苏如何联合制止印度入侵和对付美国核战争挑衅事宜。赫鲁晓夫可以提出请中国出击台海的建议，同时也可以承诺增加援助和以武力帮助中国解放台湾，并在中国同意之下立即下令太平洋舰队南下，并且将中苏重归于好、中苏联合在亚太实施对美“抄后”战略的行动大张旗鼓地宣传出去，对美国施加强大军事、政治和心理压力。美国见中苏联手实施“抄后”战略，破了美的“防抄”战略，一定会惧而退让，被迫撤销封锁，同意谈判解决危机，并且作出对苏中都有利的让步，苏联就可赢得这场危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导弹危机发生后却只派低级别的驻华大使求见毛泽东，没有改善苏中关系的任何意向和行动，也没有提出要中国出击亚太的具体要求和苏联帮助中国解放台湾的丝毫承诺，反而是到封锁生效日的中午时分，赫鲁晓夫竟命令苏联船队停航而开始变软。尽管中国政府在当天发表声明，提出中印双方立即停战并各撤二十公里、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又于10月25日就古巴导弹危机发表声明，明确表明完全支持苏联和赫鲁晓夫10月23日的反美立场，表示中国要“所有社会主义和热爱和平的国家一道，对美帝国主义这种战争挑衅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注10)，可是赫鲁晓夫却还是越来越软，甚至提出以同意从古巴拆除和撤回导弹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保证的妥协方案，完全违背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初衷而全线退让，也等于拒绝了中国的相助意愿。
赫鲁晓夫以往的多次表现已经证明他有先硬后软、先极“左”后极右、先冒险后投降的习性，这次看来也不例外，旧病又要重犯了。因此毛泽东在导弹危机发生后，尤其在赫鲁晓夫开始变软退缩以后，得出了如下的判断，并采取了对应的措施：
(a)、由于美国对发现古巴导弹之事严格保密和肯尼迪利用印度牵制中国，以及苏联不透露关于古巴导弹的全部实情和真实意图，致使中国中了肯尼迪“防抄”战略的圈套而发生了中印之战。为了争取主动，中国应该尽快摆脱牵制，结束中印战争；
(b)、赫鲁晓夫在中印问题上临时改变立场却又不制止印度侵华，更不帮助中国反击美蒋和解放台湾，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在发生导弹危机时出击台海助苏顶美，实际上是在诱使中国两线作战。更阴险的目的是，一旦中国为救助苏联实施“抄后”战略而主动出击台海和亚太，苏联既可得到中国牵制美国的帮助，又不负任何反美的责任和义务，甚至很可能在得到好处后反倒把核战争危机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加剧中美敌对矛盾，并以此为契机加紧同美国在共同反华基础上的勾结；
(c)、还有一种可能是，也许赫鲁晓夫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处于第三者中间位置能起到砝码作用的中国对苏联制美胜美的重大战略作用，没有认识到印度侵华实际上是肯尼迪破坏苏中联手反美的“防抄”之谋，所以也就没有想到要全力支持和帮助中国实施能够确保苏联压过美国的“抄后”战略，因此赫鲁晓夫是一个战略弱智者、低能儿；
(d)、既然苏联不制止印度侵华，中国也就只有被迫继续进行对印反击战，在实际上继续起了帮助美国的作用；
(e)、由于苏联有继续变软的趋向，赫鲁晓夫因害怕核战争而顶不住肯尼迪的强大压力，很可能会更加软弱，最后彻底屈服退缩，因此中国必须要冷静观察形势变化，等待赫鲁晓夫的最后表现和导弹危机的最终结果，在此之前不可在亚太方向轻易出手。
毛泽东根据以上的认识和判断，所以对于契尔年科夫的多次求见以身体不适为由不予会见，但同一时期却接见了其他党的代表团。与此同时继续进行对印反击战，这也是让肯尼迪知道，中国并不会在苏联的要求下准备在亚太对美国实施“抄后”攻势，不让赫鲁晓夫投机取巧地打中国牌。

三、美苏中三巨头斗智斗勇 导弹危机中印战争同时结束

1、肯尼迪要印度再次侵华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顶不住美国核战争威胁压力的赫鲁晓夫，在10月26日土耳其导弹问题上稍微硬了一下以后，到10月28日时终于完全软了下来而全线退缩，不仅同意美国以不入侵古巴为交换条件而拆除和撤回在古巴的苏联导弹，而且对于要求美国撤出土耳其导弹作为撤导交换之事也不敢再提及，致使这场闹得惊心动魄、沸沸扬扬的导弹危机以美赢苏输的结果和平结束。
然而也就在导弹危机结束的10月28日当天，毛泽东也决定立即停止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而主动全线停火，并于10月29日正式公布，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当天举行大规模支持古巴反对美国侵略的示威游行。消息一出，刚才还在为赢得这场危机而高兴不已、甚至还为毛泽东被他所骗并仍在同印度激战而洋洋得意的肯尼迪，绝对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的同一天也结束对印反击战，他顿时紧张起来。接着，陈毅外长于11月1日向古巴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明确表示，古巴的命运掌握在古巴人民的手中，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手中。古巴的独立和主权不能谈判，在革命斗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人而不是武器。11月4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呼吁两国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注11)。.11月3日至6日，北京有500万群众举行声援古巴的反美游行集会，这使肯尼迪和美国政府更是紧张不已，十分焦急。
肯尼迪在得知中国对印停战和大规模支持古巴反美的消息后为什么会如此的担心和紧张呢？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虽然已经公开宣布同意从古巴拆除和撤回导弹，但实际上这还只是一个口头许诺，并没有任何书面协议和联合国监督的担保，更没有开始具体实行。这个时候，在古巴的SS-4导弹基地和庞大的萨姆导弹防空系统设施已基本建设完成，大部分已经处于可以随时发射的临战状态，说打就可以打的，一架U-2不是已经被打下来了吗。而赫鲁晓夫一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说变就变，是一个打着共产党招牌的无耻政客和极端实用主义者，一旦另有需要，或发现形势有变，他马上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或灵机一动出个新的什么主意，轻易推翻原先的承诺而反口翻脸，这次也可能会以新的借口拖延拆除导弹或拒绝撤回。美国军方之所以不相信他的“投降”声明，以防备他进行外交讹诈，与赫鲁晓夫的这种欺骗搞假成性而绝不可信的为人道德和政治品质有着重要关系。而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突然停战，并支持古巴反美，实际上也是在表示对赫鲁晓夫从冒险主义一下跳到投降主义的软而退让强烈不满，有要他再硬起来同美国相争对抗的意思。这也意味着，已经识破肯尼迪诡计而回过神来的毛泽东很可能会转移作战方向，在亚太方面对美蒋有所动作，甚至有可能会对美国实施“抄后”战略，以推动赫鲁晓夫拒绝撤导，而赫鲁晓夫也很可能会借助中国对美国的这种压力又半途变卦，拖延甚至拒绝撤导。
如果真是这样，可就前功尽弃、太为危险了，因此此时“肯尼迪并不认为危机已经结束。虽然他深信赫鲁晓夫是为了不冒核战争的风险而退让的，但他却担负不起信以为真的后果。由于赫鲁晓夫最初在存在进攻性武器方面撒了谎，因而肯尼迪不愿意听信他的话。”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科默认为：“我们给了赫鲁晓夫一记重拳，苏联方面很难不试图以某种方式反击。如果赫鲁晓夫不做些什么的话，不可战胜的整个形象就被破坏了。”肯尼迪也有科默的同样担忧：“我们的工作必须设想苏联人可能会试图卷土重来。”因此他于11月5日告诉麦克纳马拉：“我敢肯定我们正密切关注苏联在古巴的潜艇基地的任何进展。”肯尼迪之所以拒绝宣布危机已经过去，是希望避免可能出现的尴尬的反复，因为那样就会成为一场政治灾难，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将无法抗拒(注12)。赫鲁晓夫实在太不可相信了，无论如何不能让赫鲁晓夫再次食言变卦，更不能使中国转移战线出击台海。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最佳办法，仍然是让印度同中国开战，把中国的作战方向继续吸引和牵制于西南的亚印方向，于是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唆使尼赫鲁在中印边界接着再打。

2、赫鲁晓夫说变就变并对中国进行报复
其实，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战略才能估计过高了，而随着导弹危机的结束和中国对印停战，由赫鲁晓夫主演的一场变脸闹剧也上演了。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前几天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还郑重其事、信誓旦旦地支持中国，指责印度，突然间说变就变，很快换了另一副面孔，变起卦来。
古巴导弹危机刚结束，中国大规模声援古巴的游行集会刚开始，苏共领导人由赫鲁晓夫带头，从11月起以中国在导弹危机时没有支持苏联为由，突然翻脸，大骂中国，发动了新一轮反华浪潮。苏联塔斯社、《真理报》等报刊媒体就中印边境军事冲突大量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他们强调说：“是谁从战争威胁中拯救了古巴，肯定不是在危急时刻对中立的印度动武的那些人，也不是开始毁谤我国的那些人。”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同印度的军事冲突升级，实际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阵营，使本来已经危险的国际局势复杂化。”苏联《真理报》在危机最紧张期间的10月25日曾发表社论大骂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麦克马洪线、印度甚至印共，这时却公开声明，再次表示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持中立立场(注13)。赫鲁晓夫则把自己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屈辱退让责任迁怒于毛泽东，责怪中国在危机时没有帮助苏联，于是在援华问题、尤其在军援上对中国进行报复，导弹危机刚一结束，他就立即下令停止米格-21的援华项目，并全面停止对华军事援助(注14)。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再也没有苏联援助的关系了，经济军事上完全摆脱苏联而独立自立了。而赫鲁晓夫在11月9日会见印度新任驻苏大使考尔时却强调，苏联将履行同印度的经援军援合约，向印度出售运输机及零件并提供培训。他还明确表示，印度不会有像苏联这样伟大或更加真诚的朋友了，这明显地在鼓励印度继续反华和侵华。
对于赫鲁晓夫这个人，中共中央通过分析，早就不抱什么好感。早在1960年5月22日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就认定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是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对美国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会儿把美国首脑捧上了天，一会儿又强硬地对骂起来，他在美国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土事件前后的表现就是例证。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认为，这个苏联领导人是善变的，经常是临时应付，一贯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注15)。而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集团在中印问题上的又一次变脸表演，充分证明他们是一伙口是心非、出尔反尔、说变就变、没有任何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中共中央指出，赫鲁晓夫起初试图以苏联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方面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苏联，所以在短期内对中印边界战争持观望态度。中共中央相信，现在“不但因为加勒比海危机已经过去，他不再需要中国支持，而且因为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大丢面子，羞恼非常，迁怒中国”。随后，中共中央发表一系列声明和文章，通过赞扬古巴的反美斗争，批评苏联的政策立场。中共中央强调：古巴人民这一次胜利的反美斗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称赞古巴人民“坚持不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的革命原则”，“表现出了决不向侵略者和强大压力投降的革命气慨，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荣誉。”对于苏联对中国的谩骂和攻击，中共中央回应道：“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的‘进攻性’武器撤出古巴，对我们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谈不上什么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注16)。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导弹危机爆发后对苏联保持距离而压住阵脚，不受赫鲁晓夫的欺骗和诱惑，没有在亚太对美国实施“抄后”战略，是非常有远见的。

3、毛泽东下令再战印度迫其认输求和
印度在这次中印边境战争中被打得丢盔卸甲，损兵折将，使尼赫鲁政府面子丢尽。但尼赫鲁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为保自身而不能倾力助印，致使印度大败。现在美国已获大胜，必然会加大对印度的支持和援助，而美国在导弹危机结束后也果然加大援印和支持印度再战。于是尼赫鲁政府便有恃无恐起来，不仅对周恩来总理在11月4日的和谈呼吁置之不理，再次拒绝中国的建议，而且于当天宣布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生产部”，扩大军火生产，全面策划扩大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并还迫害华侨。到11月中旬，印度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在中印边境地区共部署2个师部、9个旅以及大量炮兵、装甲兵等部队，使东、西两段总兵力由2.2万人增至3万人。一切准备就绪后，印军于11月16日又一次向中印边界发起猛烈攻击，开始了新一轮入侵中国的边境战争。
印度在美英的怂恿支持下，也在赫鲁晓夫的支持鼓动下，再次打上门来，迫使中国也只得再次进行自卫反击。但毛泽东这一次下令反击，并不是像上个月导弹危机发生前夕时的反击是受了肯尼迪的欺骗、调遣和赫鲁晓夫的蒙蔽所致，而是非常清楚必须把尼赫鲁打得认输求和，才能击破肯尼迪利用印度牵制中国的“防抄”战略和揭露赫鲁晓夫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的伪君子本质。同时这也是在明确告诉肯尼迪，中国决不会实施有利于苏联的对美“抄后”战略，叫美国放心，不必紧张和担心。
11月上旬，在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四位元帅的主持下召开军委常委会，对下一步反击战的兵力使用、组织指挥、后勤保障和战前准备以及作战中出现的情况和对策，做了具体部署(注17)。当11月16日印军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坚决果断地下令中国边防军全线还击，于当天发起了第二阶段边界自卫反击战，所投入的兵力也增加到13多个团和一部分炮兵，共计3万多人，主要反击方向为西山口至邦迪拉地区和瓦弄地区。
战前，总参谋长罗瑞卿专门起草了《此次反击战役中要切实注意的几个问题》送贺龙、聂荣臻处审阅，然后发往前线。罗瑞卿预计，这一仗打胜了，打好了，有可能迫使印方接受谈判建议，从此使这一方在一定时期安定下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歼灭敌人越多，打得印度越痛，则出现印度求和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中国会更加有利，因此他再次告诫部队不可轻敌，要准备打硬仗和准备出现各种复杂困难的局面。罗总长还指示说，山地作战，特别是就达旺河以南地区或瓦弄地区的具体地形来看，每支作战单位的部队都要准备独立作战，都要有孤胆精神，要打过硬仗（注18）。
战斗开始后，中国军队根据印军布势特点，以部分兵力反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部分兵力从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腹背；另以部分兵力实施远距离、大纵深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断敌退路。这样就形成了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的多路向心合击的攻势。经一天激战，中国军队便占领了西山口、德让宗和申隔宗，歼灭印军一部，并缴获印军一个车队刚刚运到连封条都没有拆的大批英美紧急援助的先进武器装备。11月19日，又占领邦迪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近千名逃敌。然后，中国军队主力在所占领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分兵力继续向南追击；在瓦弄方向，中国军队于16日晨发起反击，歼敌一部。当天下午占领瓦弄，一部就地搜剿，一部向南追击。由于中国军队进展神速，印军第4军军长尔考中将和第11旅长仓皇逃走，他们所乘坐的苏援直升飞机被缴获，只得坐牛拉敞蓬吉普车冒雨而逃，要不是因为中国军队的一个穿插连队行动延误，考尔中将也被俘获了，而这架米-8苏式直升机是中国缴获的唯一一架印军直升机。到11月20日，中国军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逼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在东段中部，中国军队于11月18日开始反击，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歼敌一部，推进到了印度境内达100多英里的纵深地区。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一直打过喜马拉雅山脉，离印度首都只有300多公里，吓得印度人在新德里大街上公园里挖起了工事，大量市民逃离市区，各国驻外机构纷纷撤离。
此时，印度军队伤亡惨重，惨败而逃，已无还手之力。这时如果再打下去，中国军队完全可以顺势进军印度境内，甚至可以直趋印度首都新德里（注19）。尼赫鲁吃不消了，被迫之下只得在11月18日和印度总统在讲话中都说希望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
还在第二阶段反击战开始的第二天，即11月17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给亚非20多个国家的首脑写了一封长达20多页的信函，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原则立场，表明了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此信实际上也是希望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对不结盟运动创始人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劝说，施加压力，要他接受中国的和谈建议，和平解决两国边境争端。周恩来把信发出去以后毛泽东对他说：“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
周恩来回答说：“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
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基本上是歼灭战”。
周恩来说：“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
毛泽东随手点了一支烟说：“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注20）。
1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外长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周恩来还表示，他可以亲自到新德里去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8日的讲话中都表示同意与中国和谈的消息，他当即指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18日这种论调”(注21)。

4、古巴导弹危机与中印边界之战同时正式结束
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第一阶段战争在10月28日同时结束后，肯尼迪看到，中国虽然对印停火，但并没有要在亚太方向出击的意向，而赫鲁晓夫因中国在导弹危机时没有帮苏联的忙而迁怒于毛泽东，使中苏矛盾又一次加剧起来，这使他窃喜在心。于是他增加对印援助，敦促尼赫鲁尽快再次举行侵华边境战争，并希望印度能够重整旗鼓，战胜中国，以便继续把中国的作战方向长期拖住在西南地区，以确保毛泽东不能在亚太实施“抄后”战略，不让赫鲁晓夫得到喘息停留的机会而又可能去节外生枝、半途变卦，迫使苏联顺利撤导。与此同时，他抓紧落实苏联从古巴的撤导之事，催促赫鲁晓夫尽快履行承诺，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将它们运回苏联。
于是美国开始同苏联谈判，并派出U-2到古巴上空侦察导弹基地的建设是否已经停止，发射设施是否在拆除。苏联领导人原先以为，美国坚持要他们撤走的“进攻性武器”仅是中程导弹及其核弹头和相关装备，然而美国则提出，除这些以外，还包括伊尔-28轰炸机、携带近程导弹的岸防艇和陆基近程战术导弹。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意外，觉得这些并不是“进攻性武器”。但是美国方面抓住赫鲁晓夫在10月28日的电报中所说的是同意撤走“你们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现在美国人认为这些轰炸机、岸防艇和陆基近程导弹等也是“进攻性武器”，应该一起撤走，苏联人无法加以反驳而硬不起来，只得照办(注22)。
在要苏联撤导的过程中，肯尼迪生怕刺激苏联而使说变就变的赫鲁晓夫又出尔反尔，所以小心翼翼，非常谨慎，不逼得太紧。有人建议他应该到电视台去宣布他战胜赫鲁晓夫，可是他心有余悸，生怕再扩大事态不好收拾，所以不仅自己拒绝，也不允许执委会成员任何在接见记者时去鼓吹什么。他说：“决不能那样做”，“我不希望本政府有任何人显得自鸣得意和说出一句幸灾乐祸的话来”。“赫鲁晓夫已经退让了，不能再让他丢脸”(注23)。所以他也根本没有要求苏联签署撤导方面的书面协议，没有给苏联人划圈。
就在这时，即11月16日，传来了印度军队再度进攻中国边境和中国军队再次举行自卫反击的战争消息，这使肯尼迪非常高兴，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又放了下来。他知道，没有中国在亚太出击的帮助，赫鲁晓夫再要想拒绝撤导是不可能的，他已经不怕赫鲁晓夫再次反口变卦了。然而肯尼迪也注意到，与10月17日中印第一阶段战争情况不同的是，这次中国是毫不犹豫地立刻进行反击，而且攻势极为凌厉，向南推进的进展极为迅猛，对歼灭印军毫不留情，不像上次因为还要看看是怎么回事，所以等印度打了三天后才还手。这也表明，毛泽东已经完全识破了他的“防抄”意图，并以此表示中国不会影响美国处理要苏撤导的事宜。同时也鲜明地表明，中国猛打印度，实际上也是为了狠狠打击变脸小丑赫鲁晓夫，中国决不会出击亚太助苏反美而对美国实施“抄后”战略的。这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前线是在同尼赫鲁和(苏联)修正主义作斗争”(注24)。
于是，肯尼迪和美国政府趁胜利之威，加大了对苏联撤导的压力，又得寸进尺地要求苏联撤走在这次危机中被美国发现的苏联陆军部队的四个团(其中一个团的团长是季米特里•亚佐夫上校，此人三十年后当上了苏联国防部长，在1991年参与了推翻戈尔巴乔夫总统的“8.19”未遂政变)，同时还要求由联合国出面派人到古巴进行实地监督检查拆弹撤导工程的进展情况。苏联在这样的逼迫之下除撤走中程导弹和核弹头外，也只得同意撤走伊尔-28轰炸机、岸防艇、陆基近程导弹，并被迫答应撤走苏军四个团。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又说服卡斯特罗接受以美国不入侵古巴为条件的撤导协议，但是卡斯特罗坚持拒绝联合国和美国人到古巴领土来监督检查，同时也要求苏联留下一个团的部队协助保卫古巴—卡斯特罗后来将它扩编为一个旅(注25)。不过这些已经使肯尼迪比较满意了，所以也就没有派人到古巴去确定导弹是否真的被拆除。
这时，第二阶段中印之战已经打了三天，印度军队被中国边防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仓皇败退，中国军队已经打过麦克马洪线，西段甚至已经挺进到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只有300多公里的地方，印度军队抵挡不住中国军队强大的攻势，再一次证明他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而这时古巴导弹危机也因苏联同意并实行了撤导，核战争的危险终于被真正消除，同时在中印问题上加大对中国攻击的苏联也已表示准备给印度新武器，表明它确实已和中国彻底分裂，肯尼迪也不必再防毛泽东帮助苏联的“抄后”战略了，只要赫鲁晓夫还掌权，中国从此后也绝对不会再帮苏联了，所以这场危机也应该正式结束了。
于是，肯尼迪11月20日在新闻发布上宣布：赫鲁晓夫将在30天内从古巴撤回所有的伊尔-28轰炸机，并允许美国观察这一过程。他还通报：所有已知的古巴导弹发射场已经被拆除，苏联方面已经将导弹装箱，搬上了离开古巴的舰只，海上监测也已经确认了船只的离开。肯尼迪又正式宣布海军隔离行动已经没有必要而予以撤销—古巴导弹危机正式结束(注26)。
与此同时，肯尼迪生怕印度全线大溃败而使中国军队乘胜追击直趋印境，急忙派遣第六舰队紧急开往孟加拉湾，给兵败如山倒的印军壮胆打气，英国也紧急向印度运去新装备，要尼赫鲁顶住。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中国只要打通印度洋，必将称雄世界。因此千万不能让中国打进印度，打通印度洋。但是尼赫鲁已经顶不住了，于是只得承认惨败而被迫认输，向中国求和，以乞求中国军队停止南下。

5、中国主动停战撤军摆脱印度牵制  美苏印暗中勾结共同对付中国
中国从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关注印度领导人的表现动向，而印度领导人已经尝到了中国军队铁拳的滋味，败下阵来，知道不是中国的对手。同时也因为亚非各国首脑在收到周恩来的促和信后对印度进行劝说和施加压力的作用，所以才同意接受谈判停火的建议。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后知道，印度确实被中国军队打痛了，打怕了，打软了，美英苏的支持、鼓动和援助无用了，被迫之下只得求和了，这正合毛泽东所要求达到的。他立即抓住这一契机，大胆果断地作出决策：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11月20日，也就是肯尼迪宣布古巴导弹危机正式结束的同一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中国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下午6点，罗端卿接到毛泽东的通知去开会。7点半回来后立即召集杨成武、刘志坚、梁必业以及总参作战部、二部、三部领导开会，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
11月21日零时，即华盛顿时间11月20日中午12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边防部队从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东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置一定数量的民警，以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超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注27）。
11月21日零时，中印边境的中国边防部队接到毛泽东签署的命令，命令由总参谋部用特急电报发到各部队，电文如下：
西藏军区前指、军区、丁指、康指、新疆军区并成都、兰州、北京军区：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遵此，现将部队下一步行动部署如下：……（注28）。中国边防军如实地执行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这个停火撤军命令，中印边界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就此结束。中印边境战争同古巴导弹危机同时发生，同时结束，又同时正式结束。
中国军队是在战果赫赫、全线胜利、迅猛南下并已可以顺势轻易进入广阔印度平原的情况下主动停火和后撤的，既没有长驱直入占领印度国土和其首都，也没有直抵印度洋海岸。这种战略大手笔和宏大气度，正如周恩来在17日对毛泽东说的：“这样做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注29）。
消息一出，立刻又一次地轰动世界，震惊美国。人们不相信在可以获得如此辉煌战果面前，中国竟然会主动停火并全线后撤，更没有想到堂堂印度用英、苏、美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大个子印军，在小个子中国“娃娃兵”面前竟会如此的不堪一击（据笔者所知，当时入藏进行反击战的部队有很多是习惯爬山、善于山地作战的矮个子四川兵）；肯尼迪也绝对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有如此的战略胆识和谋略高招，竟毫不费力地破解了他利用印度来调度和牵制中国于西南亚印方向的“防抄”战略用心，真正体会到“姜还是老的辣”的辛烈辣味的厉害；他更是知道，毛泽东放弃可以趁导弹危机主动出击台海和亚太的机会，救了他在美苏核战危机时的大急。而毛泽东也已识破了他的圈套诡计，成功地避免了被牵制在西南和沿海两线作战的困境，现在可以从亚印方向脱出身来集中力量对付东南沿海的美蒋之患了，对美国在导弹危机之后可能会趁胜实施战略重心东移行动也已经有所准备和防范了；然而使肯尼迪感到更加欣慰的是，他看到中苏之间因这场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战争，已经彻底地决裂而分道扬镳了，中国这块巨大砝码已经被稳住而不再会倒向苏联这一头。
中国单方面主动停火和后撤，更是惊呆了印度所有的人，尤其那些怕中国乘胜南下挺进印度本土腹地而惊惶失措准备逃难的人。人们纷纷争购报纸，兴奋异常，有的互相握手拥抱，深感庆幸。而当这场战争的挑起者印度总理尼赫鲁从内政部长夏斯特的报告中得知这个消息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连连地自言自语地问道：“他们为什么不打了？”其实这位印度一号人物并不知道，也不懂得，这一仗实际上是美苏中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三角战略较量的产物，是毛泽东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一场智勇胆识之争、战略谋略之斗，他不过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利用来引诱对方上钩的一颗钓饵。毛泽东打痛了他，又放过了他，实际上是在同他的靠山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交手过招。
被中国军队包围的印军大部分也不知道停火的消息，这其中包括被打败溃逃后在原始密林中躲藏了5天5夜的印军第4师师长帕尼亚少将和至少5000至7000名印军。据印度国防部1965年发表的战况统计表明，在这次中印边境战争中，印军死亡1383人，失踪1696人，被俘3968人，被俘者中包括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和几十名校级军官，以及一位被中国54军军长丁盛和副军长韦统泰救援活下来的名叫车隆的士兵。中国方面的战地统计是俘获印军7000余人。由于中国军队全线停火和优待俘虏政策，帕尼亚少将师长和数千名在原始森林里陷入绝境的印军官兵也才获救活命，否则必定会丧身于可怕的原始密林里。
为了表示对印度的友好，避免两国再战，摆脱印度的纠缠和牵制，毛泽东又在11月30日下午5点指示罗瑞卿，把所有缴获的物资弹药如数退还给印军，不管好的坏的，子弹也退回去。当时边防部队有的领导建议把几部性能较好的山地汽车留下来，罗端卿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不能留，全部还。
也就在这个月的月底，这场古巴导弹危机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宣布，今后苏联的主要任务应集中在国内经济上，他不再准备对美国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进行挑战了，不再去谋求同美国的平等关系了（注30）。赫鲁晓夫彻底认输了，毛泽东也已从西南方向抽出身来准备好对付美国从欧转亚的战略东移了。
12月1日，中国边防军开始按照主动后撤的单方面承诺，开始退到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内侧20公里处。12月中旬，中国把所有缴获的武器、车辆及军用物资都开出清单，交还印度(在东线缴获苏制直升飞机据说没还)。印军俘虏在生活优待的情况下，中方还曾组织他们到中国内地一些著名城市观光（注31）。
（作者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时笔者正在北京军区某基地服役，北京军区一些部队也是参战部队，并承担发运武器、弹药和装备的任务，笔者所在的基地曾派出不少军官和老战士前往青、藏押运。军区汽车团派出几百辆军车向青藏运送军火和参战人员，车辆被打坏不少，也有官兵伤亡。战争结束后来了多个战斗英雄到部队作报告，讲述前线打印军的生动战斗故事，仗打得非常勇敢和漂亮，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运回来一些从前线缴获的印军武器，其中有美国新式武器，如可在山坡行驶并装备有无座力炮和重机枪的山地吉普等，是刚从飞机上空投下来还没有使用过的新家伙，缴获后运北京存放在笔者所在的基地里，笔者还上去乘坐过，后来根据总参命令又运回了西藏，交还给了印度。）
可是已向美国宣布不再挑战退回国内的赫鲁晓夫，这时却加强了对中国的攻击，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12月12日，毛泽东在济南接到内情通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讲话中为他在古巴危机中的怯懦表现进行辩护，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并暗示阿尔巴尼亚反苏是中国唆使的。他说：“在古巴冲突的和平调停期间，大家可以听到那些自称他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们不满的尖厉声音，……他们对苏联的批评实际上是重复西方那些最反动最好战的集团所说的话。”“由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与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而造成了一次严重的武装冲突，……假使双方根本不采取军事行动，岂不更好吗？”“古巴危机尤其表明，正是那些采取了和正在采取教条主义立场的人们出现了主要危险……”（注32）。
中国方面立即予以反击。人民日报在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强调：“尼赫鲁政府坚持反华，正是他的内外政策越来越反动的结果。那些攻击中国把尼赫鲁推向西方的人，恰恰是倒因为果了。他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自始至终，不分是非，装作‘中立’的样子，咀里说中国是‘兄弟’，实际上把印度反动集团当作亲人。这些人难道不应该抚心自问，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丢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丢到哪里去了？”(注33)
1963年2月8日，中国边防军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第二次中印边境反击战就此完全结束。

［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详情请阅发表在“冷战中国网”上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戴超武教授所撰写的《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与政策》一文。戴教授在文中还透露，中国之所以会在11月21日宣布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主动撤军，与美国要求苏联对中国进行威胁和施加压力有关。文章披露，1962年10月13日，即中印边境之战发生前四天，肯尼迪总统的顾问鲍尔斯(Chester A•Bowles)在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同俄国不一样，它缺乏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可耕地。70%的石油都来自苏联，并将从苏联靠近中国边境的西伯利亚新近发现的油田获得更多的石油；因此，北平政府成功地攫取西伯利亚油田，以及西伯利亚小麦生产的潜力，可能会使中国自给自足，这难道没有引起莫斯科的关注吗？”鲍尔斯明确指出：“如果有一天苏联和美国能够携起手来，苏联通过石油、美国通过食品，就可以对中国施加有效的压力，我们为什么不马上就做？由于到那时我们关系友好，我们可以为你们的边界安全提供保证，因此不会有柏林和古巴引起我们之间的麻烦了。”也正是因为苏联通过威胁停止向中国空军提供燃料油对中国施加压力，才迫使中国结束中印边界冲突而宣布停战撤军，据说这又是应印度请求而采取了这一步骤。但戴超武教授表示，这个美苏印暗中勾结共同对付中国的说法目前尚没有直接的档案文献印证，有待以后相关文档解密后予以证实。］

四、古巴导弹危机是世界冷战转折点

1、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转折点的主要论点与肯尼迪前瞻性的核战争观
由赫鲁晓夫一手策划制造并由肯尼迪公开挑起来的古巴导弹危机终于结束了，赫鲁晓夫输了，肯尼迪赢了。西方历史学家评论说，赫鲁晓夫的行为可能更多的是出自本能，而不是精心盘算。至于在他的脑子里当时最重要的是柏林还是战略平衡问题，或是对古巴的担忧，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清。赫鲁晓夫是“冷酷的”赌徒或“头脑发热”的人，在下大赌注时期望获得巨额回报。由于在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方面磕磕绊绊很不顺利，同时认为肯尼迪在对峙面前会畏缩后退而不是走向战争，因此赫鲁晓夫将导弹运往古巴，希望能够取得外交政策上的一个大胜利，能够确保他在政治上的辉煌前景。但是他错了，而且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几乎是致命的。而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对于肯尼迪来说却是他在白宫最辉煌的时刻，同时也造就了一个防止核战争灾难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不朽的典范(注34)。
肯尼迪这次把导弹危机说成是一转折点，开辟了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他说：“古巴是苏联和美国第一次直接面对面、有可能动用军事力量的地方，而且可能会升级至核冲突。”在成功解决了这场危机之后，他可以在核武器方面制定一个更加合理的计划安排，推进苏美缓和的可能性，而这种缓和反过来又使他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威胁美国远期国家利益的其他国问题上(注35)。
西方冷战史学界也普遍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的一个转折点。认定它是冷战转折点的主要论点是，古巴导弹危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是冷战期间最危险的一次核对抗，而且还在于它使美苏两国领导人都尖锐地意识到避免核战争是绝对的重中之重，并终于避免了这场一触即发的核战争，于是也就构成了一个转折点。而在此之后虽然美苏两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军备竞赛仍在继续进行，双方都在谋求每一次机会战胜对方，但两国都再也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曾经让局势危险到彼此有可能直接动武或使用核武器的地步(注36)。
也就是说，古巴导弹危机差一点酿成核战争，但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认识到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而都设法避免了核战争，并且以此为转折点，从此后直到苏联解体的近三十年间，美苏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核战争危机。因此正如有的冷战史学家所说的，无论当时在世的还是尚未出生的人，几乎每一个知道有关1962年10月后半个月事情的人，都把它看作了全世界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密切面临核战争威胁的转折点。而对于造成和结束这场核对抗危机的两个最关键人物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冷战史学界对他们的评价是：赫鲁晓夫虽然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几乎是致命的，但他最终理智性地符合了避免灾难发生的明智判断和正确选择；肯尼迪虽然起到了挑起危机的作用，但由于他在拒绝几乎肯定会触发一场核战争的军事解决途径时表现出来的克制，使他成了危急时刻聪颖政治家风范的楷模。人们只需将他的表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首脑们的表现作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出，在国际纠纷期间，有效的领导才能有多么重要(注37)。
然而值得提及的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虽然都惧怕核战争，并都在这次避免发生核战争的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核战争观却有些不同。赫鲁晓夫对于核武器的威力和核战争的灾难的看法有他的一句名言可以表示：在核武器面前，再多的人也只是一堆肉。而肯尼迪对核战争的看法则比赫鲁晓夫要复杂和系统得多，也更加理性得多。而且在这次危机中，由于美国军方、情报部门、政府和国会中主张空袭和入侵甚至不惜要同苏联进行一场核战争的强硬主战派占绝对多数。肯尼迪要说服和阻止他们，比赫鲁晓夫可以独自做出撤导决定而不会遭到他人反对要困难得多。他能够始终坚持避免核战争而顶住了强大“鹰派”的巨大压力，仅靠他有害怕核战争和想避免核战争的心理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有独立而又前瞻性的核战争观。
肯尼迪竭力主张发展核军备，而且猛烈抨击使美国落后于苏联而出现“导弹差距”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但他认为，核武器具有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污染和电磁脉冲等五大破坏杀伤力，危害太大，采用以战为胜的常规战争方式把核弹当作用于打仗的武器，对也有核报复力量的苏联进行核打击，是行不通的，也是打不赢的。他觉得这不仅会毁灭对方，同时也会毁灭自己，更会毁灭地球环境和人类自身。因此，在对方已经具有能够进行核反击能力的情况下，不管自己手中掌握有多少核武器和多大的核优势，也不应该把它当作战争的武器去主动向对方进行以战为胜的核战争，而是应该设法使自己在不受到核攻击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双方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
对于核战争的这种观点，肯尼迪在1956年竞选期间就已形成。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这位未来总统就曾说过：“我认为，美国应该带头使核试验结束，……我们有责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唯一在上次战争中进行过原子战的国家，同时，也因为这将防止把这种炸弹扩散到其他国家的最好办法”(注38)。他在成为总统后，一方面担心苏联迎头赶上而使美国失去核优势地位，同时也为大气层中放射性微尘带来的危害感到担忧，更为美苏之间无休止升级的核试验并由此可能会发生核战争所担心惧怕。他曾对他的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说：“我们试验，然后他们试验，然后我们不得不再进行试验，就这样核武器越积越多，直到有人开始使用它”(注39)。
那么如果美苏之间真的发生了核战争又会怎么样呢？1961年肯尼迪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谈期间曾听取过一次绝密的、高阶层的关于核交锋种种后果的情况汇报，这次情况汇报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这些冷酷现实：
(1)、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打赢”一场核战争；
(2)、除了遏制了苏联全面进攻外，美国要对共产党国家每个行动都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核打击，也是不可行的；
(3)、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或预防性战争的政策，只可能招来灾难性的报复。
肯尼迪指出，美苏两国，不管是谁发射第一颗核导弹，或者不管谁最后被消灭，“反正不会有胜利者，所以在一个人类能毁灭自己的时代里，我们不得不小心行事”(注40)。
肯尼迪担心在国家防备上“过分依赖核武器，将会堵住我们的退路，以致在大规模非核武器进攻面前，如果我们不做出牺牲，将无法应付局面”(注41)。他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处于一个美国和它的主要对手都能在几分钟内摧毁对方社会的世界上，统治国家的责任何等重大。他说：“到了那一天，发生了大规模的交锋，那么末日就要来临了，因为你们谈论的是……在头18个小时里将有1.5亿人死于非命，这相当于美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500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注42)。他认为，目前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力量是均衡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核较量中安然无恙。但他又认为，世界正朝着不可控制的、无法预见的方向发展。他说：“今天……的男女和儿童都生活在达摩克里斯一柄核剑之下。这柄剑是由最细的线悬挂着，这根线随时都可能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神经错乱而被人割断，……除非人类在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能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而人类也会像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灭”(注43)。
可以说，正是因为肯尼迪有这样的在当时还是非常前瞻性的核战争观，所以才确定了把核武器作为防御苏联核进攻的“盾”和把常规武器作为进攻中国等反美国家的“剑”的“灵活反应”战略，而能在这次古巴导弹危机中避免发生核战争起了关键作用。

2、中国冷战史界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评价
中国冷战史研究者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苏联领导人在冷战时期最大的战略性决策失误。首先他们没有能合理地认识到苏联与美国的战略力量差距；其次是在美国对苏联部署导弹和轰炸机做出强烈反应后，没有周密的应对方案；最后是一方面声称保卫古巴，在撤出导弹时却不顾古巴领导层的意见，从而使苏联的国际威信受到很大损害(注44)。对这场古巴导弹危机之所以能在13天的短期内迅速解决，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因素促成的：
(1)、赫鲁晓夫要在古巴部署导弹，就其初衷而言，是想采取“一种既能对付美国的威胁，又能避免战争的行动方针”，而不是为了与美国发生核冲突，他同肯尼迪一样，也清醒地认识到核战争意味着什么；而肯尼迪虽然热衷来一次公开摊牌以显示美国的实力，却也反对采取诸如入侵或空袭这类可能引起苏联“过度反应”的激烈措施，强调“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保卫自身的重大利益时，核大国必须避免这样的对抗，即迫使对方在丢脸的退却和进行一场核战争之间作出选择。”所以宁愿采取封锁方案，让事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发展，以便给对方较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行动的后果，同时又极力防止由于“安全”或“面子”的原因而导致突发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他们对核战争有着共同的恐惧心理，不想让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在具体行动上双方基本上都保持了克制和忍耐的态度，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亲自控制着局势和发展，将危机控制在可操作的范围内，竭力避免冲突的升级，力图减少战争风险。正如肯尼迪在危机过后所说的：“从双方都拥有核能力，双方都想保护自己的社会这一意义上来说，我和赫鲁晓夫先生的处境是相同的。”因此，肯尼迪的忍耐、谨慎值得称赞，赫鲁晓夫的自制力同样令人敬佩；
(2)、美国不仅在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方面享有优势地位，而且由于靠近古巴，在地理上具有优势；苏联距离古巴有1.1万公里，海上和空中交通线漫长而脆弱。再则，国际环境也有利于美国，尽管因为事情的突发和紧急，又要绝对的保密，美国事先没有同盟国和中立国家进行协商，但肯尼迪的外交牌打得非常出色，使美国的行动在国际上得到普遍的支持，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明确地站在美国一边，非洲一些国家、美洲国家等出于安全考虑，也要求苏联立即从古巴拆除导弹，这为美国的隔离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而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出示苏联导弹照片的证据，在世界公众面前给苏联代表的狡辩以致命一击，大大加强了美国的地位；
(3)、美苏之间建立了迅速、有效和秘密的联系渠道，也有助于消除双方的误解，避免局势的恶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危机期间，罗伯特•肯尼迪与美国驻苏大使多勃雷宁几乎每天都要会晤，商谈局势。苏联在美克格勃人员和军方情报人员也与美方秘密接触，首次提出苏联以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为交换条件同意从古巴撤出导弹，又在土耳其导弹问题上达成秘密交易。这些商谈和沟通，对于化解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冷战史古巴导弹危机问题研究者认为，这次危机是冷战史上的重要一幕，通过这次直接的核对抗，使美苏两国领导人都深深体会到这种核对抗包含巨大的危险性，认识到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因而双方都表现出寻求和解的愿望。危机过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相互作出努力，尽量减少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危机发生在远离苏联本土的西半球，表明苏联势力开始向美国“后院”渗透，走上了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争夺的道路，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平分秋色，但也暴露了苏联在战略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尤其在远洋海军方面还与美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迫使苏联知难而退，不敢“贪食”；而美国同样认识到，自己的核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苏联屈从自己意志的地步，这正如麦克纳马拉在危机过后的国会听证会上所公开表示的：不论美国拥有多么庞大、多少种类的核武器，要想有效地摧毁苏联大部分的战略核力量而同时确保自己不受大的损失，将是很困难的。而这也意味着同“大规模报复”战略一脉相承的麦克纳马拉“反击对方武力”战略开始破产(注45)。
(中国冷战史学界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介绍、分析和评价，请阅天津南开大学现近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赵学功教授所撰写的《古巴导弹危机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关系》一文，文章发表在“冷战中国网”上。文中还提到，当时有一艘苏联潜艇在封锁线附近被美国海军击毁，赫鲁晓夫决定不作出强烈反应，没有作任何声张，悄悄地将此事平息。美国在导弹危机时击毁一艘苏联潜艇，此事从未在其他有古巴导弹危机的史料中见到过。)

以上评论颇有见地，但也必须指出，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冷战史学界也许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美苏之间通过这次导弹危机不仅避免了核大战的发生，而且今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核战争危机，可是这个核战争危机从这次导弹事件以后却转向了中国。自此以后不论是美国和苏联都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战争，尤其在中国拥有核武器以后更是如此，甚至可能发生美苏联手的对华核攻击，这种变化也就成了这次导弹危机的又一个转折点，而以后的事实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比如，1963年7月25日，赫鲁晓夫同意与肯尼迪达成旨在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的禁核协定，肯尼迪则要求美苏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对付中国核发展，提出联合作战方案，即美苏同时出动战略轰炸机炸毁中国核基地；比如，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原子弹以后，美国约翰逊政府决定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并制定了对中国和越南进行核攻击的一系列作战计划。后来约翰逊总统决定，对中国的核打击在美中两国在越南发生军事敌对的战争行动时再实行；再比如，1969年8月28日，苏共头子勃列日涅夫通知美国，苏联决定立即对中国的北京、长春、鞍山、酒泉等7个大城市和核基地实施毁灭性核攻击，而云集于苏中边境的百万苏军精锐主力只等一声令下，将立即直扑中国境内。当时如果不是尼克松总统和美国政府紧急阻止，苏联的这场对华核战争和常规入侵战争将不可避免，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将遭受灭顶之灾。

3、冷战格局由美苏两极相争开始变为美苏中三角较量的转折点
古巴导弹危机能成为冷战转折点，其实还有更深层更重要的含义，这就是以这次危机为起点，世界冷战由以美苏较量为主的两极格局，开始向以美苏中三角较量的格局转变，从而使这场导弹危机成为冷战格局由两极变为三极的转折点。
二战结束后不久所发生的冷战，一开始就以美国和苏联相争相斗为主角。在苏联也拥有核武器以后，双方都实行以核武器为威慑手段、以似打又不打为主要特征的战争边缘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的竞争较量。美国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企图遏制甚至消灭苏联，苏联则以“火箭空间”战略急起直追，全面抗争，意欲打败美国。但到1959年“戴维营会谈”以后美苏之间由完全敌对的“硬冷战”，开始转变成为斗和相间的“软冷战”，苏联减弱了对抗性反美势头和对反美国家的支持，放弃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以求得美国承认其平等地位，达到与美国平分世界的目标。
然而就在美苏之间既相争又缓和之时，亚非拉各洲反帝反殖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有力支持下蓬勃兴起，从而动摇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统治基础，损害了它们的殖民利益。美国这时再要以使用核武器为主要战争手段去实施以遏制和消灭苏联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已不符合苏联对美国斗中求和、由敌变友的形势变化，也不能阻挡亚非拉地区在中国支持下反帝反殖运动的汹涌浪潮，于是一种能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新战略应运而生，这就是既要继续遏制苏联但不是以核进攻而是以核防御为主、又要镇压反帝反殖运动和打击其后盾中国而以常规武器主动进攻为主的“灵活反应”战略，也就是以核武器为“盾”对付苏联和以常规武器为“剑”对付中国的军事新战略。
肯尼迪正是适应了这种冷战新形势的需要而战胜共和党于1961年上台，以这条“灵活反应”新战略全面取代落后保守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一边缓和同苏联的争斗，致使1961年柏林危机在相互妥协让步之下和平解决；一边加强对反美国家和中国的主动攻势，不仅举行对华核战争演习，而且还在1962年2月8日正式发动了针对中国的侵越“特种战争”，接着又支持鼓励蒋介石反攻大陆、支持港英策动逃港事件和支持鼓动印度反华侵华；苏联这时对中国也制造了伊塔颠覆事件和支持印度反华，以进一步同中国拉开距离，摆脱反美义务和责任，向美国靠拢。而这样做也是为了推动美国转兵亚太，扩大越战，对付中国，好趁机向美国再度发动求得与美“均势”地位的求和攻势，于是也就发生了赫鲁晓夫制造恶化中苏关系的伊塔事件和向古巴秘密部署导弹之事，以及古巴导弹在10月中旬被美国提前发现，从而导致发生中印边界之战、爆发古巴导弹危机以及第二阶级中印边境战争等一系列危机和冲突事件。
从前面对这一系列事件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发生在大西洋上美苏之间的古巴导弹危机，与地处亚洲的中国不是没有关系，毫不相干，与中印边境之战、台海军事斗争和越南战争等也不是互不相关的孤立事件，而是关系重大、联系紧密。从苏联在古巴的导弹被美国发现之前、发现之后、危机公开爆发后，再到危机和平结束和最终结束的全过程，每天每时的进展都与中国在亚印、亚太的行动密切相关、环环相扣、彼此相顾、成败相连。可以说，整个导弹危机是由在西半球美苏之间面对面直接核较量的冷战方式和在东半球中印之间及台海之间常规战争的热战方式组成的，二者缺一不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正是因为中国以第三者中间身份并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反蒋军事斗争的常规热战方式，自始至终地直接参与和影响了这场危机，才避免了核战争的发生，才会使危机得到和平解决，并会有美赢苏输的结果，也才会有印度从此不敢再战而保住了中国西南一方的长期平安、台蒋今后不敢反攻进犯而使东南沿海确保了安全。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场导弹危机和中印之战、反蒋斗争，中国开始以代表第三力量的独立一极的姿态跻身于世界冷战大舞台，并以此为转折点，打破了以美苏为主角的世界冷战两极旧格局，使之开始转变成为由美苏中三者较量的三足鼎立冷战新格局，并由此出现了美苏中三者各自冷战、热战战略的新变化。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和看到的是，在这种由古巴导弹危机美赢苏输结果所导致出现的新变

化中，对于赫鲁晓夫苏联来说，却并不是这次危机真正的失败者，恰恰相反的是，苏联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大赢家。

五、古巴导弹危机的真正赢家是苏联

1、以撤导换取美国不入侵的承诺保证了古巴安全
为什么说赫鲁晓夫和苏联是这次导弹危机赢家而不是只有失没有得的失败者呢？这是因为实际上苏联失中也有得，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苏联的得比失要大得多。它第一个所得到的是不战而保住了古巴的安全，因此也就保住了这个苏联可以继续向美国直接挑战、以及向拉美和中美施加影响的桥头堡。
古巴革命和中国革命一样，其胜利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取得的。1953年7月26日清晨，26岁的青年革命者卡斯特罗，率领158名年轻战友攻打圣地亚哥市的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市的德塞斯佩德斯军营，举行推翻独裁统治的武装起义，但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大多数起义者被捕或被杀害。1953年10月16日，卡斯特罗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他的长篇辩护词不仅揭露了新老殖民主义和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种种罪行，而且还提出了在古巴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这就是著名的纲领性革命文献《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5年5月15日，卡斯特罗及其幸存的战友在大赦中获释，6月12日他们成立了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进步力量的“七•二六运动”，选出了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7月7日，卡斯特罗等人被迫流亡墨西哥，于8月8日在墨西哥发表了卡斯特罗亲自起草的《七•二六运动致古巴人民的第一号宣言》，号召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独裁政府。
1956年11月25日，卡斯特罗率领81名战友，乘坐“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的图斯潘港出发返回古巴，于12月2日在奥特连省南岸科罗拉多斯海滩登陆。他们同政府军展开几昼夜激战，然后转移到马埃斯特腊山区，正式成立起义军，开始游击战，起义军得到了山区贫苦农民的支持。1957年1月5日，起义军取得了对拉普拉塔河兵营和埃尔乌维罗兵营进攻的胜利，并建立起了稳固的山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同已转变立场开始主张武装斗争的古巴人民社会党和主张推翻独裁统治的学生组织“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汇合，建立了包括国内资产阶级反对派在内的全国统一战线。1958年初，起义军在阿瓜松林进行第二战役，解放了马埃斯特腊山西部山区。然后起义军总部建立了由卡斯特罗亲自领导并由埃•切•格瓦拉担任第四纵队司令的第一战线，他弟弟劳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克里斯托山第二战线，和由胡•阿尔梅达领导的向圣地亚哥城郊挺进的第三战线。7月，“七•二六运动”同国内大多数反对派建立“革命民主人民阵线”，推举卡斯特罗为起义军总司令。8月，卡斯特罗下令向西部进军，卡•西恩富戈斯和格瓦拉率军前往古巴中部省作战，根据地内则进行土地改革。12月，起义军攻克中部重镇圣克拉拉，并继续向西部挺进，直指首都哈瓦那，以2000人的游击队击败4万人的巴蒂斯塔正规军，只可惜杰出军事领导人西恩富戈斯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1959年1月1日凌晨，独裁者巴蒂斯塔仓皇逃往国外，起义军在全国总罢工和首都武装起义的配合下进入哈瓦那，推翻了独裁政权，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宣告古巴革命取得胜利，1月13日成立了古巴共和国。2月，卡斯特罗出任政府总理，当时他年仅32岁，他的一些战友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富有朝气和活力。1961年6月，七二六运动、人社党和三一三革指委合并成“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2年3月9日成立了中央机构“全国指导委员会”，委员共25人，原七二六运动13人，原人社党10人，原三一三2人，卡斯特罗担任第一书记。同年5月，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9月底10月初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决定将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独树了“先掌权，后建党”并且在国内没有其他任何民主党派和政治协商机构的国际共运“古巴模式”。
古巴新政权成立之初，与美国保持了正常的友好关系，卡斯特罗于4月率团访美，受到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像是“一次凯旋式的游行”。他会见了副总统尼克松，还在哈佛大学演讲，其英语笑话逗得大学生们眉开眼笑。
但是美国出于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心态，对在自己长期控制下的古巴爆发革命感到不快，从它取得胜利之日起就敞开接纳古巴反革命分子到美国避难，让他们以美国为基地继续进行反古活动。卡斯特罗访美时，艾森豪威尔拒绝与他会面。尼克松甚至在会见卡斯特罗后立即向其同僚建议，应马上把古巴流亡分子组织起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
卡斯特罗访美回国后，古巴政府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大庄园制度，征收本国和美国大庄园主的土地，把制糖业、银行业收归国有，取缔了赌场、夜总会、妓院和大部分毒品交易，打击种种犯罪活动，于是极大地损害了美国财团和美古黑社会势力在古巴的利益，使控制娱乐业的美国黑手党每年损失上亿美元。而美国政府更“害怕社会主义古巴将会变成一块把其他拉美国家吸引到社会主义的磁石”(注46)，如果控制不了古巴，会使拉美“仿效古巴而后院起火”，动摇美国在拉美统治基础。因此艾森豪威尔1960年12月6日在同当选总统肯尼迪讨论外交政策时，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古巴是“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目标的最大危险。”而美国国安会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如果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同苏联集团结成紧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严重损害了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那么美国就准备减少同那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并采取被认为适当的其他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注47)。于是美国实行企图扼杀和颠覆古巴革命政府的仇古反古政策，不仅对古巴镇压反革命横加指责，并唆使多米尼加反对古巴，又还不断派遣特务同古巴的反革命分子相勾结，进行破坏生产、暗杀领导人、阴谋策划暴乱等颠覆活动。美国在古巴以南的天鹅岛建立了反古电台，从美国起飞的飞机到古巴进行轰炸。1960年2月，美国在哈瓦那港阴谋策划了“库布雷”号货轮爆炸案，美国操纵的美洲国家组织也对古巴施加压力。而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则于1960年2月就制定侵古计划，加紧秘密准备古巴雇佣军进行直接入侵。7月，美国削减10万吨古巴糖进口，卡斯特罗政府则以没收美国糖厂作为回应；10月19日，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古巴则宣布征用美国在古巴的全部企业进行报复。
1961年1月，艾森豪威尔下台前夕，美国宣布同古巴断交。肯尼迪上台后还不到100天，就按照前共和党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制定的计划，在4月中旬发动了登陆“猪湾”的入侵古巴事件。猪湾失败后，美国政府仍不死心，继续对古巴进行各种颠覆、暗杀和破坏活动，甚至举行一系列针对古巴的军事演习，随时准备再度入侵古巴，使古巴革命处于空前的危险之中。而古巴的地理位置，正如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使它始终处于易遭受敌人攻击的地位。古巴的海岸离美国的海边只有几海里远，而且它的形状像一条香焦，这种地形有利于进攻者，但给防守者造成极大困难。入侵的机会是无穷的，尤其是如果入侵者有海军炮火和空中支援的话。”“美国是不会放过古巴的”(注48)。
赫鲁晓夫说的是对的，美国政府是决不会让在它家门口的社会主义古巴存在下去的，如果没有强大外援的话，美国对古巴的入侵和占领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因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远隔重洋，远离古巴，根本无法像中国直接援助朝鲜越南抗美那样，可以派出军队或志愿军前去支援，而且在美国严密封锁禁运下甚至连武器物资都无法运进去。因此卡斯特罗是难以坚持的，被颠覆和推翻是很难避免的，其结局甚至要比以后智利的阿连德左翼政府被美国所支持的皮诺切克右翼亲美军人武力推翻和血腥镇压更残酷。
但是因为发生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之事，情况就不一样了：
(1)、使美国认识到，它所面对的不是一个香焦形的小小古巴，而是有苏联核武器作强大后盾又有中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支援的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美国要入侵古巴，必将付出自己也会遭到核攻击的惨重代价，这使专门欺侮弱小而对古巴为所欲为的美国政府望而怯步，不敢入侵；
(2)、尽管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向美国进行核要挟，以迫使肯尼迪因惧怕发生会毁灭美国的核战争而妥协让步，承认苏联同美国的均势地位而共同主宰世界；也尽管古巴导弹被美国提前发现和赫鲁晓夫过早的和过于轻率的同意撤走导弹，失去了可以讨价还价取得与美国对等战略地位的良机，也失去可以把古巴作为对美国进行核威慑要挟的前沿发射阵地，但毕竟是吓着了美国。充分暴露美国确实害怕核战争，并且也确实在古巴问题上作了妥协让步，即以美国不再入侵古巴和秘密撤走土耳其导弹为条件，换取苏联撤走导弹，从而确保了社会主义古巴从1962年至今的生存安全条件，并继续成为中美和拉美国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堡垒。否则，卡斯特罗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古巴共和国肯定会被美国和古巴反卡斯特罗分子颠覆推翻和入侵打倒了。所以卡斯特罗后来说：“如果没有苏联人民慷慨坚决的援助，我国就不可能在反帝斗争中生存下来”；
(3)、苏联为了保证古巴安全的撤导交换，也使受到美国侵犯和掠夺的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对苏联的一些好感，尽管它们对赫鲁晓夫先冒险后屈服的表现非常不满，但古巴的安全毕竟靠苏联在这次导弹危机中的交换保下来了。而这次苏联只是把导弹往古巴运送和部署一下，就迫美妥协而保住了古巴，这种核武器武装大游行的不战而屈人兵的战果是划得来的。正如赫鲁晓夫事后说的：苏联“在不打一枪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注49)。这是一次成功的核威慑成果，如果不是被美国提前发现和赫鲁晓夫很快软弱退缩，其要挟效果比仅仅保住古巴肯定还要大得多。
   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的第二天，即10月29日，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反美示威游行，除了以此表示对赫鲁晓夫与美国人妥协的强烈不满外，更重要的是向古巴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最大的声援。中国政府在发给古巴政府的一份电报中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这一共同心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诚的朋友，永远和古巴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注50)。
   由此可见，古巴也因为这次导弹危机而名声大振，全世界都关切它的安全，它也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广泛声援和支持，这也保证了美国不敢对它轻举妄动和战争入侵。
     然而更有甚者，肯尼迪因害怕刺激苏联而再度引发核战争危机，在苏联撤导过程中竟然没有命令海军到苏联船只上看看上面有没有导弹运回苏联，睁一眼闭一眼地予以放行。以后的各届总统对苏联继续向古巴进行军事援助，甚至开进大量船只和可以投掷原子弹的米格-23飞机也不敢张声抗议。事实上苏联在撤导后仍在古巴保留了100枚战术核武器，如果美国仍要入侵古巴，那么在7天轰炸后还会保存下来若干核弹头，苏联驻军和卡斯特罗古巴军队经过或不经过莫斯科批准，都会抗击美国入侵部队(注51)。.1970年和1979年，古巴又曾爆发过两次小型危机，两次都是因为苏联增加它在古巴的军事存在引起的。这正如英国知名学者理查德•克罗卡特说的：“必须把古巴导弹危机放到第三世界的革命变革这个背景中去看”，“古巴革命依然是门罗主义之墙上一个美国从来都堵不住的大缺口”(注52)。

 　2、获得了美国不可能进攻苏联的信息使苏联感到已获安全
苏联的第二个所获是，确信了自己也已经安全。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之所以要连续不断地向美国发起一次强似一次的核战略攻势，这一方面是力争获得美国和西方对苏联平等地位的承认和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在以此进攻性火力侦察手段试探美国会不会进攻苏联，或者说希望得到美国不进攻苏联的保证。在帝国主义长期封锁、包围、颠覆和侵略威胁之下，又经过牺牲达2700多万人、国家被破坏损失极其惨重的二战战祸，接着又是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苏联发起冷战攻势，企图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而发动先发制人的“SIOP”计划对苏核战争，这使苏联人很怕再次发生战争，尤其更怕强过于它又对它敌视的美国对它发动核进攻。苏联人在美国和西方人面前总是缺乏安全感而不安心，不自信，这实际上也是俄国人历史性的畏惧西方和想挤入西方社会的自卑表现，好像只有得到了美国和西方的认可，就获得了不再会受到侵略进攻的安全感和自信心了。而在这次导弹危机中，虽然美国并没承认同苏联的“均势”，但赫鲁晓夫在古巴以部署导弹的攻势和撤走导弹的退缩却终于获得了美国不敢打、也没有能力打苏联的重要信息。赫鲁晓夫看到：
(1)、苏联实行“火箭空间”战略，发展具有“快而远”性能和大爆炸当量的核导武器，虽然在数量上还落后于美国，但已经对美国构成毁灭性威胁。这种威胁在这次古巴导弹部署中更突显了出来，造成了美国人的极度恐慌，这表明美国人在实际上也是很害怕苏联对它发动核攻击的，而苏联也是有能力和实力可以去摧毁美国的；
(2)、具体地说，通过这次在古巴部署导弹，虽然因被美国提前发现而流产，但从美国政府的临场表现来看，却是非常害怕发生核战争，并尽量加以避免之。肯尼迪虽然咀硬，甚至发出海上封锁的最后通牒，作出要同苏联打核大战的架势，实际上他同样极其害怕核战争，而且他还受到军方强硬主战派坚决要打的强大压力。所以在美苏核战争撞线即发的紧要关头，肯尼迪也因为怕打而已经软下来了，他不仅不敢对古巴和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已经开始向赫鲁晓夫求和了。
赫鲁晓夫对于肯尼迪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的表现曾有过精彩的描写，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肯尼迪总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我们把导弹和轰炸机撤出古巴，那些日子还历历在目。”“危机的高潮在五、六天以后来到了，那时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所•多勃雷宁报告说，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曾非正式地访问了他，多勃雷宁的报告大体是这样的：
“罗伯特•肯尼迪困顿不堪，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已有好多天没睡了。他自己说已经６天６夜没有回过家。罗伯特•肯尼迪说：总统处境严重，不知如何解脱。我们都处于很重的压力之下。事实上，我们是处在军方要对古巴使用武力的压力之下。也许就在这个时刻总统正在给赫鲁晓夫主席写信。多勃雷宁先生，我们想请你通过非官方的渠道把肯尼迪总统给赫鲁晓夫主席的信件送到。肯尼迪总统恳求赫鲁晓夫主席接受他的要求，并且考虑到美国制度的特点。即使总统本人非常反对发动对古巴的战争，但是会有一连串无法挽回的违反他意愿的事情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总统直接向赫鲁晓夫主席呼吁，希望他帮助解决这次冲突。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总统肯定不能否定军方是否会推翻他而夺取权力，美国军队可能会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赫鲁晓夫写道：“我并没有忽视这种可能性，我们知道肯尼迪是一个年轻的总统，也知道美国的安全的确受到了威胁，我们早已感到会有对军队失去控制的危险，而现在他本人向我们承认了这一点。肯尼迪的信迫切重复了美国人的要求，要我们把导弹和轰炸机撤出古巴。从信件的语调里我们可以感到美国的紧张气氛的确快要达到极点。”
“我们给肯尼迪写了一封回信,信里说我们设置导弹目的是为了保卫古巴，制止对古巴的入侵和保证古巴沿着它自己的人民觉得而不是第三者强加的道路前进，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任何其他目的。”
“在我们通过官方外交途径交换一些信件的同时，一些更为机密的信件是通过总统的弟弟传递的。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多勃雷宁，并且要他随时打电话给他。有一次，罗伯特•肯尼迪在和多勃雷宁谈话中几乎哭了起来。罗伯特•肯尼迪说：‘我已有好几天看不到我的孩子了，总统也一样。我们整天整夜都呆在白宫里；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对我们的将军们坚持多久。’”(注53)。
肯尼迪这种怕同苏联发生核战争和向赫鲁晓夫求情讨饶的表现，尽管其中包含有软的一手的欺骗性策略，却也使赫鲁晓夫感到苏联已经获得了不再可能被美国核进攻的安全条件了，他的要苏联安全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因此可以退让撤导，可以退回国内搞经济，也可以不去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不去谋求同美国的平等关系了

 　3、把中国推到反美斗争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坐观虎斗左右逢源从中渔利
 　赫鲁晓夫在导弹危机中通过不去闯越封锁线、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和不公开土耳其导弹之事作交换，同意从古巴撤导，使苏联既避免了同美国发生一场倾刻即发的两国核大战的危险，又使古巴免遭战祸，获得了安全，更探知了美国根本不敢和不可能对苏联主动发动战争和核战争的重要信息，苏联从此也获得了国家安全。有此三获，无形之中又使苏联增加了一个更大的收获，这就是苏联就此退出世界反美斗争第一线而居二线，尤其在赫鲁晓夫宣布不再挑战美国优势地位和谋求同美平等关系、今后以发展国内经济为主的后退声明并从古巴完全拆除和撤走导弹以后，更使苏联脱离了以直接对抗的战争边缘政策为特点的“硬冷战”轨道，停息了主动与美国公开争高低较量的战略攻势，在苏美关系上变得平稳和“温和”起来，而这种退居二线的“软冷战”方式所会产生的效果和益处将是：
(1)、苏联的经济军事和核武实力大大落后于美国，赫鲁晓夫表面上气壮如牛，不可一世，实际上却是色厉内荏，胆小如鼠，怕同美国打核战争，所以才临阵脱逃、软弱退缩的。但是赫鲁晓夫撤导退却的实际内涵和长远效果却是，以古巴导弹危机的退缩为转机，暂时解除了美国在欧洲大西洋对苏联反美攻势的后顾之忧，由此也就能够促使美国把对付苏联的欧洲战略重点可以转移到亚太地区，去扩大越南和印支战争，集中力量去对付中国。这样一来，也就符合了肯尼迪的“灵活反应”军事战略中的“剑”效能，把中国推到了反美斗争的第一线，迫使中国必须站到世界反美斗争前列而要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加强对包括越南在内的一切反美国家的援助，甚至可能会在越南和东南亚发生又一次美中战争，于是也可以使中美矛盾和斗争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这时，已经退居二线的苏联既可安心于发展国内经济，更迅猛地增强和扩充常规的和核武的军事力量，为今后同美国作更大的争霸争夺打好更为扎实的实力基础，又可以坐山观虎斗，利用美中之争、甚至美中之战，寻机渔利；
(2)、由于大大减弱了同美国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公开争斗，也就可以使苏联腾出手来，抽出一部甚至一半军事力量对付中国，增加苏中边境地区和在蒙古的苏军常规和核武力量，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包围和压迫中国，与美国在南线对中国的包围封锁相配合呼应，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施加军事压力，使苏中矛盾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上升到国家关系的恶化以后，再升级到两国军事对抗关系，甚至敌对战争关系；
(3)、在从外部对中国施以军事高压的情况下，又可以利用中共内部的亲苏势力里应外合地发动“合法的”或军事的政变手段，颠覆和推翻毛泽东。如果除毛行动能够成功，就可以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地在中国建立起亲苏的党和政权，扶植起早在苏联待命接管中共权力的王明以及中共党内反毛亲苏势力上台做其代理人，整个地侵吞中国，把中共变成它真正的“儿子党”，把中国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充当它同美国争霸世界的物资、人员供应地和同美国争霸的战争炮灰；
(4)、如果除毛政变失败，则可以趁中国倾力于南线援越而北线空虚之际，或中美在越南发生战争、甚至中美直接交战而无力北顾之时，与美国呼应配合，对中国发动常规侵略战争和核战争，进行南北夹击的进攻，以长江为界予以瓜分；
(5)、如果中国在援越抗美战争或中美直接战争中能够取胜，则可以插手进来，夺取胜利之果，并趁机排挤中国，策动越南反华，在越南扶植亲苏势力，控制越南和东南亚，进而又在中国策划亲苏除毛政变，夺取政权；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已被打得焦头烂额，被牢牢拖住于越南和亚太，造成欧洲大西洋地区力量薄弱空虚，苏联又可以趁此机会西进抄美后路。以已经大大增强的核武力量作后盾，选择最佳出击时机，向欧洲发起强大的军事攻势而予以横扫占领，并可以横越大西洋直逼美国和美洲，这时它又可以在古巴部署威胁美国的核导弹而将其变成向美国和美洲进发的前沿阵地了。美国则会陷于腹背受敌、两线作战、自身危急和本土难保的危险之境而顾此失彼、两头打塌；
(6)、为防止中美联合反苏，除利用越南战争去扩大中美矛盾和冲突外，还可走希特勒攻英前先侵苏的“攻前先除后”战略老路，趁中美还未联手、美国还未转兵欧洲之时，先除掉中国，解除背部之敌，避免两线作战，然后再西出攻欧，进击美国等等。
总之，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看似软弱愚笨的“投降主义”妥协退让，恰恰是使苏联赢得了不再受美国和西方侵犯、确保了古巴和自身的安全，以及获得可以继续增强实力的时间和条件，并且对中美斗争关系，对中国和美国所需所急和所创造的新形势新局面，都可以加以充分利用。这种第三者的中间位置，使苏联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能够得心应手、主动自如地做到既可退、又可进，既可静侯、又可速动，既可东出、又可西进，既可两面讨好、又可两头离间，既可内部策反颠覆、又可从外部大规模进攻，既可用和平手段欺骗、又能以战争和核战争相加等等，不论是前是后，是东是西，是和是战，是反是正，都能够左右逢源，从中渔利，真正做到了“后退一步，海阔天空”。
当然，当时赫鲁晓夫在导弹危机中不与美国公开相争而退让撤导，缩回国内，更多的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本能驱动所使然，对日后所会产生的这种种极佳效能和长远好处，并没有帷幄运筹考虑和计算得如此长久与深远，但实际上此举却会给苏联在日后创造如此良好的一种发展趋势和有利条件。因此他当时这么做，从更深层次的战略角度和更为长远的战略作用来看，在客观上不仅并不愚蠢，反倒是极具长远利益的高明之策，使苏联在导弹危机以后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联手的整整10年间，始终处于动静自如、两边获益的主动地位，使中美两国都被它利用和调度而极为被动、极难对付，所以说它才是古巴导弹危机的真正赢家。

六、毛泽东形成对外国际新战略

1、毛泽东在导弹危机正式结束的同一天下令停火撤军的原因
毛泽东是在肯尼迪宣布撤销封锁而正式结束导弹危机的同一天下令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停火撤军的，他之所以在中国军队大获全胜、锐不可挡、直扑印境之时突然下令停战后撤，有许多的原因，比如：
(1)、这场中印边境反击战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的，这里山高气薄，人迹罕至，条件恶劣，战斗非常艰难。中国边防军在冬季来临之时先后两次反击，打得极为辛苦疲劳，战斗力已达极限。由于远离后方，交通不便，供应困难，能够集结和保障3、5万人作战已属不易。又因无法使用坦克、重炮、飞机等重武器，所以很难打长期持久战。可是装备有坦克、重炮、飞机等重型装备的印军军队在印度平原还有好几十万人，后备兵员更是充足，如果轻装人少的中国军队打入印境与其搏杀，不一定能将其战胜；
(2)、由于中印边境山高路险，后勤供应极为艰辛困难，往前线运送弹药补给全靠人扛马驮的人力畜力翻越4、5千米高山运送，甚至连4岁小孩都被动员起来背四筒8斤重的罐头支前。这种靠牦牛、藏民百姓双肩维系的后勤支援不能长久，只能短时间适用于前线。而靠汽车运输的战争主要物资，从遥远的内地长途行驶运到西藏，需要耗费大量油料，运一车油到拉萨就要烧掉半车。当时中国贫油，汽车也少，无法长期坚持。而印军的后方就在不远的印度平原，运输方便，补给充足，中国西藏无法与之相比；
(3)、西藏地区高寒缺氧，天气寒冷，冬季尤为可怕，道路随时可能被大雪封闭，人畜不能通行，车辆更无法使用。为了打这一仗，中国虽然准备了打三个月的物资，但因大雪很快就要封闭西藏通往印度的崎岖山路、关口，内地通向西藏的公路也将被雪封，前线补给能力已达极限，所以只能打一个月就只得退兵；
(4)、如果乘胜进军藏南，甚至打入印境，必然会使战事扩大而超出边境自卫反击战范围，会同印度发生两国间的全面战争。这不仅会授人以“侵略”的把柄，而且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三年灾害时期，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状况还未完全克服，加之西藏离内地太远，兵力集结调度、后勤物资保障等都无法支撑这样一场两国大仗。如果真的要打，中国的战争重心、作战方向和军事力量必然会被得到美英和苏联支持的印度所牢牢吸引和牵制于这个中国处于劣势地位和条件恶劣的西南亚印地区。
然而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肯尼迪在导弹危机公开爆发之前、危机之中和危机刚结束而苏联还未撤导之前，两次支持和唆使印度侵华，是为了利用印度把中国作战方向吸引于中印边境，以防备毛泽东趁危机之时和苏联还未撤导之际在亚太地区对美国背部实施“抄后”战略。现在，最危险的核战争危机已经过去了，苏联已经撤导了，导弹危机正式结束了，中国再去“抄后”也已无用了。而美国已在危机中胜出，苏联已退缩回国内，美苏对立冲突已经大大缓和，美国在欧大方向可以腾出手来而具备进行战略东移的条件了，肯尼迪宣布危机正式结束后马上就可以一转战锋，把战略重点迅速转向亚太，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队和常规作战力量扩大侵越战争和支持蒋介石大规模进犯大陆，全力推行“灵活反应”战略中以常规战争向中国和其受援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发动“剑”的主动攻势。而已经缓和了同美国在欧大核战争的苏联这时也可以抽调兵力在北面配合美国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如果此时中国还在同印度大战而被拖住，中国必会陷于真正的两线作战之危险境地；如果这时中国国内党内又发生事变，形势将更加危险，印度也就可以趁机配合美台苏的战略攻势大规模反击，中国更将四面受敌，甚至全面崩溃。
正因为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在第二阶段反击战中打痛了印度迫其求和之时，毛泽东见好就收，立即于肯尼迪宣布正式结束导弹危机的同一天下令停战，主动后撤和放人交物，大踏步地缓和同印度的关系，并立即从西南方向摆脱出来，把战略重心和作战方向再重新置于东南沿海，对北面也开始加强对苏防备，以做好反击美国可能的战略东移行动和苏联增加的军事压力。

2、毛泽东的重要发现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自中国政府声明宣布单方面停火和主动撤军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立即转向东南沿海，重又把打击美蒋武装特工人员的窜犯放在了军事斗争的首要位置。
实际上古巴导弹危机在10月22日公开爆发后，毛泽东立即看穿了肯尼迪利用印度牵制中国以防中国在亚太方向抄美后路的制华意图，也很快识破了赫鲁晓夫在中印问题上假装改变立场以诱使中国对美国实施“抄后”战略的阴险用心，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既不能上赫鲁晓夫的当去实施“抄后”战略，也应该尽快从肯尼迪的“防抄”圈套中摆脱出来，恢复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独立主动的第三者地位。所以自危机发生后，毛泽东把西南方向的中印边界反击战和东南沿海的反美蒋窜犯大陆歼灭战结合起来打，一方面命令中国军队将计就计地痛打印度入侵者和获胜后主动停火后撤，以摆脱印度的牵制和纠缠，击破美国的“防抄”陷阱；另一方面并没有放松同美国斗争的“主要矛盾”和抓美蒋窜犯大陆这个“中心环节”，对登陆进犯的美蒋武装特务予以严厉的痛击，只是不去主动发起炮击攻势和出击沿海岛屿，避免在西南和东南两个方向同时用兵的两线作战，也避免美国苏联误以为中国要实施“抄后”战略而使导弹危机事态出现对中国不利的变化。
中央军委和公安部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坚决执行了毛泽东重击西南印度、轻打东南美蒋的这一决策，具体负责此战的罗瑞卿在对付小股武装特务时十分注意军队和公安的密切配合，先后歼灭了“海威”第五、一、四分队。为了扩大战果，广东省公安局提出，可以选择缴获的敌人电台，与台湾通报，制造偷渡成功的假象，诱出准备派遣的特务，罗瑞卿接到报告立即同意了此计划。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委员会”一听登陆成功，果然信以为真，马上上钩，立即向大陆空投6名特务和11具装有物资的降落伞，结果自投罗网。罗瑞卿看到诱敌成功，便向公安部提出要“取信于敌”，多设想几种可能的对策，使敌人感到特务分队不是非常顺利的，因此建议电台停一两天再出现，或先发一条电报，编造些新情况，如发生了一点伤亡，正在摆脱民兵，转移新驻地等等，给敌人以为这股特务正在流动和转移的印象。为骗取更多的敌特上岸，还考虑设计一个新的空投场。
1962年12月29日，中国公安部发表公报，从10月到12月共歼灭海上登陆和空投的9股美蒋武装特务172名(注54)。其中有7个特务纵队司令，14个副司令，1个队长，4个正副登陆指挥官。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3艘。缴获一批美制电台、无声手枪、机枪、冲锋枪、卡宾枪、短枪种种子弹、炸药、通讯密码、密写药剂、毒药和其他物资。台湾报纸也承认已有172名游击战士不幸“成仁”，但还谎称还有其他游击战士继续战斗在大陆上(注55)。
进入1963年以后，罗瑞卿又提出以诱击敌机为主要目标，结果在台湾再一次空投时被击毙1名，活捉3名。这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公布国民党武装特务案件，同时关闭利用的电台，最后一次给台湾发报，以“知名不具”的胜利者口吻转给蒋介石：送来的礼物全部收到，今后再送，我们照例接收（注56）。
按常理说，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取得了对苏胜利，苏联也已撤导和缩回国内，这时完全可以把战略重点东移于亚太地区去集中对付中国，不仅可以继续支持印度发动第三次侵华攻势以继续牵制中国军力和注意方向于西南，而且也可以更大地支援台蒋扩大对大陆进犯的规模，甚至由此挑起美国对中国的攻击。但是毛泽东却发现，在此期间肯尼迪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对印度求和予以认可，没有鼓动尼赫鲁再打，同时也仍在压制蒋介石大举反攻大陆的企图，只允许他派少数人的小股特务窜犯，使台湾国民党空喜一场。这似乎表明，肯尼迪在危机获胜后并没有准备战略东移于亚太，没有打算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而要发动对华战争。
事实上也确是这样，肯尼迪虽然对苏联采取了缓和措施，却对赫鲁晓夫仍然绝对地不予信任，仍把宣称退回国内的苏联当作主要的、甚至以后会变得更强大更危险更具进攻性的敌人，继续把战略重点放在欧大地区以警惕和对付苏联，并进一步加强抗苏力量；对于卡斯特罗拒绝联合国检查，肯尼迪以此为借口拒绝放弃把卡斯特罗赶下台的计划。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为了保护西半球免遭进攻性武器的攻击，美国将“采取它自己的方式监督古巴的军事行动，由于苏联的地面作战部队继续在古巴存在，因此继续监督至关重要”(注57)。
导弹危机结束后不久的1962年12月，肯尼迪在棕榈滩召开的国防和军方首脑会议上说：虽然古巴问题暂时处于平息状态，但“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可能在某一天不得不进入古巴，而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必须准备好尽可能迅速地采取行动。”他请军方首脑制定“一两年，或者三四年以后的入侵古巴计划。参联会告诉他发动进攻只需要将近3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他听后要求如何“在出现全面暴动的情况下让部队迅速进入古巴”。而在佛罗里达洲的15万古巴反卡斯特罗流亡者也强烈要求推翻卡斯特罗，肯尼迪对4万名聆听总统演说并举着进军古巴军旗的古巴流亡人员用充满激情、并未准备的语气宣称：“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面旗帜将在自由的哈瓦那归还这支部队。”人群中爆发一阵阵口号声：“战斗!战斗!”(注58)
肯尼迪甚至决定，如果下一次苏联又要在柏林、欧洲或古巴发动新的挑战攻势，美国就准备入侵古巴，端掉苏联在美国家门口的桥头堡，并准备在欧洲同苏联打一仗。
也就是毛泽东发现，只要肯尼迪当政，欧洲大西洋地区仍是美苏争夺的重点，它们仍然会在这个地区进行激烈的冷战交锋而会发生新的什么危机。因此美国不仅不会很快战略东移打击和侵略中国，而且在它同苏联新一轮的危机较量中很可能反而需要中国对美国有所帮助，中美之间在肯尼迪时期有出现和解的可能。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看到，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退回国内后，对中国的态度和表现与美国完全相反。赫鲁晓夫不仅指责中国对印反击战，并以中国在导弹危机时没有帮助苏联为由报复性地全面停止对华军事援助，而且以11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八次大会为起点，拉开了指挥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公开指名攻击中共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等党的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赫鲁晓夫更是在东德党代会上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攻击中共。到1963年1月，已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决议和声明攻击中共。除此以外，苏联又加剧了同中国的边界冲突，并开始大力加强苏中边界
和在蒙古的部队（注59）。
赫鲁晓夫这一系列攻击中共、恶化两国关系，甚至加剧边界冲突和加紧对华战争准备的反华行动，更加深了毛泽东对苏联日后可能会进攻中国的潜在战争危险的担忧。而还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前的196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赫鲁晓夫主张世界搞缓和，同美国关系缓和，但他对中国却要搞点紧张。看来中苏边境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紧张状态。”周恩来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更是明确提出要从最坏处着眼，准备苏联人在宣传上封锁、组织上分裂、政治上颠覆、军事上威胁，以及帝国主义利用它来挑起战争（注60）。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后会明确提出苏联打中国的问题。他曾对来访的金日成说：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种种措施都不能奏效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注61）。以后又曾多次询问来访外宾：“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因此此时尽管他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的可能性还不大，但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大、更现实、更紧迫，也更难对付，所以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注62）。
面对苏共等各国党对中共的围攻，毛泽东精神焕发，决意相抗。12月12日，他在把由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一份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材料批给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时，还在最后一页写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沱，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毛泽东是默写而就的，全诗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犹”应为“且”；第七句中的“飒”应为瑟；“下”应为“畔”(注63)，可见他的记忆力之好。

3、毛泽东通过导弹危机、中印之战和随后的形势变化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新战略
毛泽东通过1962年发生的国际上一系列反华反共事件和这次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印度侵华战争，终于搞清楚了中国在以美苏为主的世界冷战格局中夹在美苏之间很易受到美国和苏联分别侵犯或联合攻击的战略处境，弄明白了中国已处于独立于美苏而可以自行其事的第三足战略地位，更意识到了中国这种可以独立行事的第三足地位，有着能够影响冷战局势走向、阻止核战争发生，以及决定美苏谁胜谁负结果的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而在危机过后他通过对美苏各自战略趋势的重要发现和分析判断，最终形成了中国今后为保卫自身安全而同美苏较量抗争时自己的对外新战略：
（1）、由于美国国内存在有主战与主和两大派势力，在获得导弹危机胜利后，美国既可以依然把苏联当作主要遏制目标而继续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大西洋，并在今后又会同苏联发生新一轮争斗危机而需要中国相助；又可能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而战略东移于亚太，集中对付中国，甚至可能对中国发动战争和核战争。如果是后者，美国可能会在以下的情况下发动侵华战争和核战争：
(a)、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扩大越战，中国全力援越，甚至出兵相助，以至在越南同美国相撞而引发第二次中美战争。美国为了打败中国，便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并进攻中国本土；
(b)、美国在越南和东南亚败迹累累，被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苏联利用美国在欧洲大西洋力量抽空之际趁机进攻欧洲，并又利用古巴基地直逼美国。美国为抵挡苏联的西线攻势，必须先行侵华，消除后患，然后再从越南、亚太抽调兵力，回师救援；
(c)、如果美国这时仍无法打败中国，很有可能会同苏联妥协，暂时和解，联手对中国进行南北夹击和瓜分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然后再去同苏联瓜分和争夺世界霸权地位。
因此中国必须要在美国对华可能“和”与“战”两个方面都要有所准备和部署，即如果美国继续同苏相斗而需要中国相助，中国就应该同美国的欧洲重点战略派即肯尼迪政府缓和关系、相互沟通，甚至握手言和；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中国就要准备同战略东移派，即主张对中国也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军方主战派相对抗，准备援越抗美，反击美蒋，抗击美国的侵华战争和核战争。所以中国必须把军事重心继续放在面对台海太平洋的沿海地区和靠近东南亚的南部地带，以便随机行事；
（2）、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后，苏联因斗输而退回国内，但也因此退居反美二线而把中国推向反美一线，使自己处于一种可退可进、可静可动、左右逢源、两头渔利又能安心加速增强军事实力的有利战略地位，从而对中国的政治施压、政变颠覆和军事威胁将会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甚至可能会对中国发动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相结合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苏联的这种侵华战争将会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发生：
(a)、美国在欧洲大西洋加大对苏联及盟友的打击，并引发新的重大危机，甚至可能会在古巴和欧洲大陆同苏联发生战争。美国为了战胜苏联，很可能会拉拢中国，改善对华关系，分化和扩大中苏矛盾，利用中国在东部牵制苏联，对苏造成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战略态势。苏联为了在欧洲大西洋同美国和北约一决雌雄，首先要消除后顾之忧，防止中美联手，于是就要发动侵华战争，提前打掉中国；
(b)、美国战略东移，扩大越战，加剧反华，但难以取胜。为挽救失败，需要苏联在北线牵制中国，而苏联也正需要除掉中共，于是苏美就会联起手来，一北一南，夹击和瓜分中国；
(c)、美国扩大越战，屡战屡败，苏联趁美国被牢牢拖住在越南和亚太之际，利用美国在欧洲大西洋方向薄弱空虚，向欧洲和美国发起强大战略攻势，横扫欧洲，并再次通过古巴威胁美国本土。美国被迫之下只得回师救援，苏联则会抢在美国回援之前先行进攻中国，以先除背部之患，然后再无后顾之忧地同美国在欧大进行决战。
这其中，如果将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威胁与苏联对中国大规模进攻相比较，中美之间因有众多缓冲地带而难以直接相撞交战，中苏之间却有着长达70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中国又与苏联的卫星国蒙古接壤，中苏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缓冲条件，直接相对相碰，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更具现实性、紧迫性和危险性。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除了要防备美国战略东移发动侵华战争外，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把防备苏联战争侵略和内部颠覆放在保卫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首要位置，要提前做好各种反苏侵华战争和内部反修防修的准备和部署。这里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因战略东移，而苏联也要侵华，这个时候中国必须要准备同美国一战，同时要能够做到在苏联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就要不动声色地把战争重心从南线转移到北线，以抗击苏联入侵却又不能让苏联觉察；
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个抗击美苏新战略，其主要目的在于，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后，要充分发挥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第三足战略作用，并要使中国在防止和克服美苏发动对华战争和核战争的过程中确保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真正成为具有世界第三足地位的独立一极。

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做诗一首，表露了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后已经形成了新的对外战略的兴奋心情，这首题为《冬云》的七律诗曰：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为“高天滚滚寒流急”(注64)。
1963年1月1日，毛泽东在当天的《光明日报》上读到了郭沫若的一首新词《满江红》，词曰：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填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还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注65)。
毛泽东读后思绪万千，诗兴顿起，于1月8日，也就是离他生日做《冬云》诗仅13天，他欣然提笔，和郭词一首，气势磅礴，一气呵成，尽情抒发自己对已经形成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新战略胸有成竹而全无敌的壮志豪情和斗争意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注66)。
毛泽东作完此词后于第二天亲笔抄录送阅周恩来，他在致函上写道：“书赠周恩来。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郭词见一月一日《光明日报》”(注67)。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自己的新作之诗词写好后立刻抄送给周恩来，为的是好让周恩来知道他今后的对外新战略和斗争新方向。周恩来心有灵犀一点通，顿时心领神会，明白了毛泽东的战略总方针。该词在公开发表时，毛泽东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注68)。全词为：
满江红  和郭沫若词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从这时起，也就是进入1963年以后，毛泽东便在周恩来的全力协助下，按照他的这个对外全球新战略开始全面地实施起来，这也就是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形成和确立的高于国内革命战争军事理论的全球军事战略新思想，并终于避免了先美后苏对中国的两次战争和核战争的发生，不仅确保了中国的生存和安全，以及赢得了抗美援越战争的完全胜利，而且真正做到了以弱克强地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实现了中美和解，使中国走向了世界成为独立一极。

注释：

[注1] 张岱云 王长荣 陆宗荣 潘绪年 关可光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57-658页。东方出版社1998
年2月出版。
[注2] (英国)理查•德克里卡特著，王振西译：《50年战争》，第232-235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注3] 牛军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第154-1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注4] 沈志华 李丹慧著：《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第393页。人民出版
社2006年2月出版。
[注5] 英子编：《中国外交秘闻》。第112-113页。团结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注6]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8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注7] 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注8]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戴超武：《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一文。摘自冷战中国网。
[注9] 同上。    [注10] 同上。
[注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62页。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3年12月出版。
[注12]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 曹建海译：《肯尼迪传》，第375页。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注13] 同[注8]。
[注14] 《世界军事》杂志社编：《世界军事》，2005年纪实版合订本，第42页。《世界军事》杂志社出版。
[注15] 章百家 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第41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注16] 同[注8]。
[注17] 王福生 王   番著：《毛泽东与贺龙》,第272-273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注18] 舒云著：《罗瑞卿大将》，第337-338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注19] 张小平编：《共和国之战》，第14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注20] 同上，第143-144页。
[注21] 同[注11]，第1263页。
[注22] (美)雷蒙德•加特霍夫著 伍牛 王薇译：《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第173页.新华出版社2003
年8月出版。
[注23] 杨光斌 赵少秋著：《大器早殒肯尼迪》，第209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注24] 同[注8]。
[注25] 同[注22]，第174-175页。
[注26] 同[注12]，第375-376页。
[注27] 同[注11]，第1262-1263页。
[注28] 同[注19]，第144页。                   [注29] 同[注19]，第143页。
[注30] 同[注23]，第209页。                   [注31] 同[注18]，第338页。
[注32] 邸延生著：《“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243-244页。新华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注33] 同[注8]。
[注34] 同[注12]，第376-377页。
[注35] 同[注12]，第398页。                   [注36] 同[注22]，第183页。
[注37] 同[注12]，第377页。                   [注38] 同[注23]，第180页。
 [注39] 同[注23]，第181页。
[注40] 林雨相编译：《真实肯尼迪》，第24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注41] 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著：《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29页。作家出版社199 6年10月出版。
[注42] 同[注40]，第238页。                   [注43] 同[注40]，第244-245页。
[注44] 同[注3]，第94页。
[注45]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赵学功教授撰文：《古巴导弹危
机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关系》一文。摘自冷战中国网。
[注46] 同上。
[注47] 同[注3]，第118页。                     [注48] 同[注1]，第700页。
[注49] 同[注2]，第240页。                     [注50] 同[注32]，第232-233页。
[注51] 同[注22]，第182页。                    [注52] 同[注2]，第240页。
[注53] 同[注1]，第703-705页。                 [注54] 同[注32]，第224页。
[注55]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栓紧缰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一
文。原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摘自冷战中国网。
[注56] 同[注18]，第332-333页。                [注57] 同[注12]，第376页。
[注58] 同[注12]，第429页。                    [注59] 同[注4]，第521页。
[注60] 同[注6]，第525页。                     [注61] 同[注4]，第521页。
[注62] 同[注4]，第521-522页。             [注63] 同[注11]，第1265页。
[注64] 同[注11]，第1266-1268页。
[注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注66] 同[注11]，第1265-1268页。
[注67] 同[注65]                                  
[注68] 同[注11]，第1266页。 
 (60300字)  2006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