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加平：《风云突变的一九六二年》之第五章

《风云突变的一九六二年》书稿的附后补充

第五章  毛泽东为避核战拒“抄后”
与导弹危机引发中苏大论战
吕加平
(2006年12月26日)

文前说明

《风云突变的一九六二年—世界冷战转折点与毛泽东形成新战略》的书稿寄发给了军地的一些有关专家学者权威、研究部门和教学单位以及朋友们，不少阅审者不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希望能够早日出版，让更多的人知道1962年真实的历史真相和美苏中领导层尤其是肯尼迪、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世界三巨头的战略决策机密，而且还寄来了一些资料、书籍，供笔者补充校正，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两条是：一、对于毛泽东在导弹危机公开爆发后拒绝实施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所要求的对美“抄后”战略，为什么说是避免发生美苏核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因果关系说得还不很清楚；二、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之战同时结束后，立刻爆发了中苏闹翻的意识形态大论战，而且愈演愈烈，两党两国关系加剧恶化，这也是属于1962年时间范围内所发生的重大突变事件。但书稿中没有提到，对于导弹危机与中苏论战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也没有涉及，这似乎对风云突变的1962年缺乏完整的表述，应予补充。
笔者非常感谢阅审者们的热情支持鼓励和宝贵意见，尤其感谢解放军耿建忠教授对书稿的每一章节段落甚至标点符号进行的仔细检查核审和修正。目前笔者正在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以及所获得的新资料，对书稿的一至四章进行补充和修改，增加了1万余字。同时对以上两条意见加写了一个附后补充，独成一章，然后再整合修改(全书近26万字)。
现寄上该附后补充的第五章《毛泽东为避核战拒“抄后”与导弹危机引发中苏大论战》，欢迎热心者继续给予批评指正，以助笔者继续修改和增补，把这本书写好，争取尽快出版，以飨读者。
                                            2006-12-26
 
目 录

一、毛泽东不犯二过
1、毛泽东的败仗与受骗
2、再看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战争
3、毛泽东中肯尼迪“防抄”调遣之计的原因
4、陈毅元帅说毛泽东不犯二过  中国革命转战点是鸭溪会议

二、毛泽东为避核战拒“抄后”
1、中国已被印度缠住与如果实施“抄后”战略的三种可能
2、三种可能都会引发美苏核战争和美国对华核进攻
3、只有不“抄后” 才能避核战
4、“反客为主”--如果实施“抄后”的第四种可能
5、毛泽东拒绝“抄后”的巨大风险
6、毛泽东的具体对策与措施

三、古巴导弹危机引发中苏大论战
1、导弹危机结束 赫鲁晓夫变脸
2、赫鲁晓夫迁怒中国 苏共集团围攻中共
3、“高空寒流滚滚急” “更无豪杰怕熊罴”
4、赫鲁晓夫亲自上阵攻击中共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5、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赫鲁晓夫集团围攻中共挑起论战的两个原因

 
附后补充：

第五章 毛泽东为避核战拒“抄后”
与导弹危机引发中苏大论战

一、毛泽东不犯二过

1、毛泽东的败仗与受骗
毛泽东一生中指挥打了无数的胜仗，所以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与巩固，但他也打过一些败仗，而且往往第一仗是失败的。比如，第一次领导武装斗争的秋收起义，10万起义农民扑城被打散，真正具有战斗力的三个团5000人骨干力量在进攻中也都遭到了严重挫折，损失了大部兵力，退到浏阳文家市时只剩下一千多人了(注1)；
比如，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战，这仗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取得了协助周恩来指挥作战的一部分中央军事领导权以后所指挥的第一仗。这仗的主要决策责任虽然是周恩来，但由毛泽东负责前线总指挥，却打成了消耗战，红军伤亡达5000余人。而当时的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时的8万人，经过周恩来、李德和博古“三人团”指挥的渡湘江之战一下子被歼灭5万人后，这时只剩下3万人，再在土城伤亡5000人，这个损失就显得太惨重了。而且要不是毛泽东及时发现情况不对而迅速撤退，很可能会被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四面包围全军覆没；
比如，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渡海登岛作战，被国民党驻岛守军消灭几乎全部9000人登陆部队的金门之战，以及1958年“大跃进”时的工业第一仗，正如毛泽东在1959年6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自己说的：“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注2)。
毛泽东打第一仗时往往是败仗，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在所能公开读到的有关毛泽东的书著、文章、史料或他人回忆的故事等，却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有毛泽东上当受骗的事，因此给人们的印象是，毛泽东一生虽然打过一些兵家难免的败仗，却从来没有上过当，受过骗，中了他人的诡计陷阱圈套。
其实不然，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像所有的凡人一样，再高明也有出错的时候，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此他不仅打过败仗，而且也上过当，受过骗，在1962年10月中旬的古巴导弹危机公开发生前夕所进行的这场中印边境之战，就是典型一例。
这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边防部队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确作战方针指导下，在西藏、新疆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翻雪山、爬悬崖、过峡谷、涉冰河、穿密林，战胜了冰雪、风暴、高山缺氧等恶劣自然条件所造成的重重困难，两次打退印度军队的全面进攻，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90余个据点，歼灭入侵印军一部，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甚至一气追入印度境内上百公里(注3)，获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是继抗美援朝战争以后，中国在世界屋脊上进行的一次打出国威、军威的作战。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这场战争作了这样的评价：
“不管对付地球上的任何敌人，我们都可以把他整下去!过去我们同四个敌人打过仗，打败了蒋介石，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这一仗又打败了印度。”(注4)“我们打这一仗证明了一个道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我们要打就打，要停就停，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痛快淋漓，潇洒之极。”(注5)
这一仗具体战果上是胜利的，辉煌的，但如果从全球战略的全局角度上看，这场因古巴导弹危机引发的、并从导弹危机发生到结束的一个月全过程所同时同步进行的中印边境之战，是美苏核战争危机的冷战交锋中肯尼迪对中国实行“防抄”战略的产物，是毛泽东中了肯尼迪调虎离山的“防抄”之计的结果，因此开始时在战略上是上当的，是在被他人所利用而“为他人作嫁衣裳”。

2、再看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战争
正如前面三、四章所介绍的，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前，世界冷战是以美苏相争为主的两极格局。到1962年时，中苏关系虽然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尤其在当年春夏之交发生苏联策动新疆伊塔反华颠覆事件以后更是迅速恶化，但这似乎仍还是属于国际共运内部和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纷争，中国仍还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最重要的成员，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也还有赖于苏联的保护而居于反美斗争第二线。然而古巴导弹危机的突然发生，使这种以美苏为主角、苏联在反美一线的冷战格局，开始出现向美苏中三足鼎立的结构转变，由此也使这场导弹危机成为世界冷战一个转折点。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主要原因是新上任的美国民主党总统肯尼迪改变了前任共和党政府所推行的使美国陷入严重危机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而实施了新的“灵活反应”军事战略。
由军人出身的美国前任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所创立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其主要特征在于，以核武器为进攻性的“剑”，以常规武器为防御性的“盾”，只靠打一种先发制人的核战争取胜而不打常规战争，这是一种单一的战争方式。
当时，美苏双方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势力范围，把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当作争夺的焦点，也就是所说的争夺“边缘地带”。美国从对苏遏制战略出发，一方面要镇压民族解放运动，防止出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要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好感与信任，防止共产党在战争中掌权或者新独立国家倒向东方阵营。很显然，这种“大规模报复”的军事战略和战争方式已经无法对付蓬勃兴起的以打游击战为主的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反帝反殖浪潮，美国不可能为了扑灭一点点游击战、叛乱战小火星而去对这样的弱国小国和支持它们的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大规模核战争，何况苏联也有能够毁灭美国的核武力量；再者，要达到争取新独立国家的好感这一目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更是不适合，因为新独立国家最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它们担心被这种战争战略作为“人质”而再次受到控制，所以会对美国更加疏远。“大规模报复”战略这种两难窘境使美国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只能造成越来越被动的局面，结果弄得美国既不敢打核战争，也不能打常规战争。使这个战略走到了行不通的死胡同，因此需要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战略手段(注6)。
肯尼迪上台后为了适应世界形势的这种新变化，实施了与之相反的“灵活反应”战略，也就是把报复战略规定的“剑”和“盾”的战争功能与战略作用倒置使用，变核武器进攻的“剑”，为强硬核威慑防御的“盾”，专门在西线对付苏联的核攻势；变常规武器防御的“盾”，为常规战主动进攻的“剑”，专门在东线对付中国和得到中国支持援助而举行游击战争的反帝反殖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把苏联和中国作为两个独立实体而不是当作一个完整阵营来加以分别对付的军事新战略。这样一来，也就开始把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分离出来，使其作为冷战中美国常规战争的主要对手而成为独立一方。肯尼迪发动侵越“特种战争”和支持蒋台反攻大陆，就是他的这个“灵活反应”战略中针对中国的常规战进攻性“剑”部分的具体实验和实际实施，不过此时由于美国的军事战略重心还没有移向亚太地区，所以还没有和中国作第一线直接相撞的战争交锋。
可是就在肯尼迪进行两种不同军事战略调整更替而有些青黄不接的当儿，赫鲁晓夫趁此转换空隙，继1961年夏秋挑起第三次柏林危机直逼美国以后，又于1962年夏秋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准备在公开后向美国本土发起更强大的核威慑攻势，企图以此求得与美国平分世界霸权的“均势”地位。但到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前，美国在“快而远”的“导弹差距”上已经追上了苏联，又通过“阿波罗登月计划”也在空间技术上缩小了同苏联的距离。尤其对肯尼迪和美国来说非常幸运的是，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即将完成古巴导弹部署的前夕，有些偶然地秘密发现了它。而这时苏联的最后一批导弹和设备正在运往古巴的海上途中，这使得这位年轻总统获得了可以提前准备反击又能瞒过苏联的宝贵时间，和有借口进行海上封锁拦截和空中袭击古巴的难得机会。于是他搬出“灵活反应”战略中强硬核威慑防御的“盾”部分，暗中准备，果断决策，起而应战，以核制核。
然而肯尼迪仍还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危险，因为这时一方面赫鲁晓夫已经提前要求中国在公开发生导弹危机时实施攻击台海、出击亚太、抄美国后路的“抄后”战略，以牵制和削弱美国，帮助苏联；另一方面美国在亚太实施“灵活反应”战略中针对中国的侵略越南老挝战争和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常规战“剑”攻势，加深了美中之间的敌对矛盾和战争状态，促使中国更加反美。而毛泽东在1962年黑色春夏之交以后已经及时地调整了中国的战略方向，把重视国内建设开始转变为重视国家安全和准备战争，并通过打击美蒋反攻大陆的调兵遣将和支援越南老挝的抗美战争，已作了同美国大打一仗的思想准备和战争准备，并加速研制核武器，以准备迎战美国的对华核攻击。这使肯尼迪认为，处于美苏之间的第三者位置又位于美国背部的中国，在导弹危机一旦公开发生时，完全可以像1958年“8•23”炮击金门马祖调动美国兵力于亚太一样，趁美国无力后顾之际发起抄美国后路的亚太攻势：首先猛烈出击台海，进攻金、马，把美国的注意力和大量军事力量吸引和调遣过来，这样就能在危机最关键之时帮助苏联，迫使美国因害怕陷入两线作战的危局而妥协退让，进而又还可以迫美弃台，甚至使美败退东亚。
面临如此险峻的形势，这时对于肯尼迪来说，除了对在古巴发现导弹之事绝对保密而使美国可以提前作好反击准备外，又只有在导弹危机发生之前首先要遏阻住中国在亚太实施对美“抄后”战略攻势的一切可能性，才能够在导弹危机爆发时可以无后顾之忧地集中力量于自家门前的加勒比海大西洋，以自己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之力逼退苏联的核导弹攻势，和打赢这场很可能会发生的美苏核大战，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肯尼迪抢在危机公开之前，在毛泽东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中国实施反制的“防抄”战略，即唆使印度发动侵华边境战争，诱使中国军队反击，提前把中国的注意力和作战重点吸引和牵制于西南的亚印方向，使毛泽东在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时因要避免同时两线作战而无法对东南的台海、亚太实施“抄后”攻击。
对于苏联来说，如果事先做好保密工作，在美国发现之前就在古巴完成导弹部署，并且在此期间又做到阻止印度发动侵华边境战争，提前防止中国被美国利用印度牵制于西南亚印地区，使中国对台海、亚太始终保持随时可以对美国实施“抄后”出击的战略机动，也就是抢先破解肯尼迪对中国的“防抄”圈套。那么当苏联在古巴完成导弹部署而将此事公开时，虽然也会引起美国的剧烈反应而发生新版本的古巴导弹危机，但这时一则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已经运输到位和全部安装部署完毕，已处于临战待发状态，取得了随时可以攻击美国本土的战略主动。即使美国实行海空封锁也将归于朱“，苏联对美国的核威胁、核威慑和核讹诈的战略态势完全形成；另则，苏联在以改善中苏关系的善意和共同反美制美的目标之下，要求中国在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时帮助苏联，中国也就能够接受，并且可以不受印度牵制而无西顾之忧地在台海、亚太对美国从容实施“抄后”攻势，迫使美国既不敢在西线对苏联发动核战争，又无力在东线同中国以及越南、朝鲜等进行大规模常规战争。于是苏联在西，中国在东，相互协作，同时进逼，对美国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这使没有作好两线作战准备，或者说没有能力胜任同时打“两个半战争”的美国，就会陷于腹背受敌的战略被动之中而进退两难，不知所措，这场在苏中两国互相支持和默契配合下所进行的苏美导弹危机的核冷战和中美亚太对抗的常规热战，谁胜谁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但不幸的是，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做好保密工作，而且也没有抢先破解肯尼迪对中国的“防抄”战略而去提前阻止印度发动侵华边境战争，反而是一边假装改变在中印争端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而表示支持中国，反对印度，一边却又默许印度打这场侵华边境战争，与此同时，又要求中国在发生导弹危机时抄美国后路。很明显，赫鲁晓夫这样做的恶果是，不仅使古巴导弹在没有完成部署之前就被美国人发现而抢先作好反击准备，使苏联失去了奇袭效果和战略威慑主动，而且又使肯尼迪得以抢先一步进行“防抄”而利用印度把中国的作战方向牵制于西南，从而也就使苏联失去了在导弹危机最关键的时候可以搬请中国在东线帮忙的最佳条件和机会。这也充分反映出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战略差距，由此表明，在世界冷战的全球战略上，肯尼迪显然要比赫鲁晓夫高上一筹。

3、毛泽东中肯尼迪“防抄”调遣之计的原因
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毛泽东对古巴导弹之事只是在10月15日或16日，才从赫鲁晓夫在10月14日欢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时的少许透露中知道了一点。但直到这时，他和中共所有领导人都还不知道苏联已在古巴部署了进攻性战略核导弹的整个实情和战略意图，也不知道美国已在10月15日发现了古巴导弹，更不知道肯尼迪在10月16日得知古巴导弹后已经决定首先对中国实施“防抄”战略，并立即指使印度于第二天即10月17日发动侵华边境战争，以防止中国为帮助苏联而在古巴导弹危机公开爆发后对美国实施出击亚太的“抄后”攻击，因此毛泽东对此事会引发美苏之间如此大的核战争危机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并没有一个事先的判断和预计。而中国对美国始终实行的是本土防御战略，而不是对外主动进攻战略，甚至还担心美国会以解放军打击蒋介石窜犯大陆为借口来主动进攻中国，所以毛泽东决定实行在今年内不让蒋介石上岸的1962年东南沿海防御作战计划。加上中苏关系在伊塔事件以后已急剧恶化，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已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因此在古巴导弹危机公开爆发前和公开爆发时，毛泽东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为了帮助苏联而要对美国背部发起主动攻势的“抄后”战略和作战计划，也并不知道印度侵华与古巴导弹危机之间由于肯尼迪的作用所发生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更不知道赫鲁晓夫忽然转变中印问题的反华护印立场和有求于中国帮忙的真正用意。
然而更重要的是，当时毛泽东通过1962年黑色春夏国内外形势的突变，还刚刚把思想和注意力从重视内部建设转向重视国家安全，对可能会发生战争只是有些预感性的判断和初步准备，还没有形成可以同美苏在全球范围内作独立较量周旋的对外国际战略，或者说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对美苏之间既和又斗的两面性估计不足，甚至过于看重了它们之间相互勾结的和，而轻视了它们相互争夺的斗，因此对它们在表面友好下又会规律性地发生诸如U-2飞机事件、第三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互相对抗争斗的核危机没有充分的估计。
也就是他并不太理解基辛格在所著《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所说的：“尽管当时赫鲁晓夫在高喊‘和平共处’的口号，但却无法掩饰当时是处在革命时代这一事实。‘和平共处’已经被苏联领导人当作一种最有效的进攻战术和全面战争以外的推翻现存体制的最好手段”(注7)。同时，他并不十分知道中国在美苏既和又斗的冷战格局中所具备的能决定它们谁胜谁负的第三者地位和作用，对美苏各自的和它们对付中国的战略意图和策略手段也不十分清楚。所以对美苏核危机的一再发生和肯尼迪在1961年10月和1962年10月两次挑唆印度侵华而对中国实施“防抄”防备，没有先人一步的预计和判断，于是也就不知道肯尼迪对中国有一个“防抄”战略而会引发出印度发动侵华边境战争，更不可能事先去识破肯尼迪的这个“防抄”之计而提前采取反制的“抄后”之谋，结果被这位小他26岁的美国年轻总统所调遣而打了这场使中国上当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直到同入侵印军激战了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因肯尼迪在10月22日发表电视演说而公开爆发后，毛泽东对前面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件和变故的原因与内在关系，经过思考和分析，才明白了肯尼迪所实施的这个“防抄”战略的谋略和意图，发觉自己中了肯尼迪的“防抄”圈套被他所调遣而打了对印反击这一仗，也识破了赫鲁晓夫既不阻止印度侵华又诱使中国对美“抄后”的骗人用心。
肯尼迪使美国既在西半球国门前的古巴加勒比海同苏联展开面对面的核冷战直接交锋，又施展“防抄”之谋通过印度在东半球自己背部的亚洲迫使中国自卫反击而打一场短兵相接的常规热战争，这是将“灵活反应”战略中“盾”的冷战和“剑”的热战同时进行的“两个拳头一起打人”。尽管这次中国没有真正处于同美国直接交手的战争第一线，美国对中国所进行的只是一场通过印度来实施的“防抄”间接战争，中国也没有参与美苏之间的冷战之搏，举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中国来说只是一场为反击印度侵略的领土保卫战，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制约作用已经清楚表明：中国已是美苏在冷战相斗中都要拉拢争取或都要排斥对付的独立第三方；中国对美苏的动向和美苏如何对待中国，是决定美苏在冷战较量中谁赢谁输的关键性因素；美国无力胜任在与苏联作核冷战交锋的同时，又去同中国发生了第一线的直接热战拼打，只能通过间接的代理人战争来制约中国，或通过沟通和减弱“剑”攻势来争取中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两线作战。而当时站在全球战略最高点上的肯尼迪，正是看到了美苏中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球面三角较量关系，以及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中的第三者关键作用，才在导弹危机发生前就及早地对中国采取了“防抄”的预防措施，从而在不与中国作第一线战争相碰的情况下，提前破解了毛泽东在导弹危机发生后可以实施的和赫鲁晓夫迫切要求中国实施的对美“抄后”战略的一切可能性，把中国调出美苏核较量的冷战战场，使之无法东出亚太助苏制美，从而使“灵活反应”战略的“盾”和“剑”获得双赢而取得了这场古巴导弹危机的胜利。而毛泽东对于这次被肯尼迪“防抄”所调打了中印边境之战的上当受骗，以及被党内同事推动去打这一仗的无可奈何，在事后则是叹惜不已，所以他在后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无感慨地说：“开头您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 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来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注8)。

4、陈毅元帅说毛泽东不犯二过  中国革命转战点是鸭溪会议
但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正如陈毅元帅对他优点所评论的：“不犯二过”。在第一次失败后，他能痛定思痛，立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迅速改正，不再重犯。
比如，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把残存武装经湖南浏阳县文家市退到江西莲花县三湾村进行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和农村包围城市、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大方向，率领余下的700人上了井冈山(注9)，把革命引向了胜利；
比如，土城战役失利后，毛泽东立即找出原因，认清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敌人有150多个团，40万人，红军仅有16个团，3万人。而红军又极度疲劳，且又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和充足的后勤供应，被几十万敌军盯住追剿，步步进逼，因此必须避实就虚，不能打消耗战。于是他又采取声东击西，趁虚而击，调度敌人疲于奔跑，在敌人空隙中大踏步进退，指挥了四渡赤水之战。红军经过两个月的连续行军作战，共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13个团，其中二渡赤水时取得了歼敌1万多人的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后，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跳出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迅速北上抗日。
再比如，金门战役的失利，说明渡海作战有着与陆战大不相同的特殊性，如果仓促进攻，必然会招致重大损失。少有海上登陆作战经历的毛泽东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后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否则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注10)。这以后毛泽东立即着手建设海军和空军，并且慎重对待渡海登岛战，不再重犯金门之战的失误。
最能证明毛泽东不犯二过的精典例子，莫过于二渡赤水后为了避免重蹈土城失利的覆辙而阻止中央对打鼓新场(地名)的进攻了。
     在二渡赤水以后，取得娄山关胜利而重新占领遵义城的红军，面临国民党多路大军对遵义的向心合围。为了摆脱敌人，进一步扩大战果，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在贵州西部开辟新的根据地，便于1935年3月5日撤出遵义，协助周恩来作战而担任中央军委前敌总指挥的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向西面的国民党滇军周浑元部进攻。但在进军途中发现敌情有重大变化：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意图，正调整追剿部署，调集中央军薛岳主力和湘军、黔军、滇军、川军重兵，设置包围陷阱，诱使红军进攻，然后围而歼之。于是毛泽东和朱德下令停止西进，寻找新的空隙和战机。
　　　可是林彪、聂荣臻的第三军团因娄山关大捷的鼓舞，求战心切，认为此时可以避开中央军，去攻打只有一两个团黔军驻守的打鼓新场。他们认为此处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地，黔军战斗力差，守备薄弱，攻占此战略要地，对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极为有利。林、聂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时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周恩来的同意，而处于协助周恩来军事指挥地位的毛泽东则认为，此时打鼓新场虽然只有少数黔军，但是滇军主力正在向其地运动，如果冒然向此地进攻，势必会与滇军正面对垒，其他国民党部队也会蜂涌而至，合围过来，红军不仅又会吃土城消耗战之亏，而且还会陷入重围无法走脱，很可能被敌军剿灭。他觉得此仗关系重大，建议周恩来立即召开全体军委委员和几个军团负责人再慎重研究一下。于是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的洛甫(张闻天)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王稼祥、政治部主任朱瑞以及军委纵队司令、政委等领导，约二十多人，于当夜齐集在鸭溪镇的总部作战室研究讨论。
　　　在会上，所有与会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以及军团负责人全部主张采纳林、聂建议，去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在这种敌人增援大部队很快会云集于此的情况下，以疲弱红军去进攻打鼓新场，只会中敌人的圈套而失败。可是全体与会者都不听毛泽东的劝阻，彭德怀认为可以集中兵力，未尝打不下来。林彪则讽刺毛泽东被土城消耗战打怕了。会议上，以除毛泽东一人以外的中央和军委全体为一方，以毛泽东单独一人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造成了中央全体反对毛泽东一人的局面。毛泽东见无法说服大家，便愤然决定以辞职来反对全体。他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啦！”会上有人则把毛泽东顶了回去说：“不干就不干！”“少数服从多数！”主持会议的洛甫便以表决形式对林、聂建议和毛泽东的反对意见作出决定，结果除毛泽东一人外，二十多位领导人全都举手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的意见被一致否决，同时也被撤销了前敌总指挥的职务。
　　　但是在会议以后的当晚，已经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撤职罢免的毛泽东为了避免红军失败，不顾一切地到周恩来处，再次劝阻不要去进攻打鼓新场，否则红军必败无疑。而当时周恩来并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劝阻，正准备按照中央全体通过的决议，命令红军进攻打鼓新场。但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这时突然得到情报说，敌军主力正从多个方向朝打鼓新场运动集结，周浑元部三个师和大量川军也正准备向红军侧背部夹击，红军如果真的按照中央全体领导在鸭溪会议上的这个决定前去攻打打鼓新场，就会钻进敌人口袋而全军覆没。刚刚得到这个情报的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再次解释和劝阻以后才恍然大悟，清醒过来，深表自责地说：“你考虑的是对的，野战军不能进攻打鼓新场，明天一早赶快开会说服大家。”于是中央军委很快发出停止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并再次集合所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召开第二次鸭溪会议，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事实证明，毛泽东吸取土城失败的教训而不犯二过的意见是正确的，大家对毛泽东料敌如神的先见之明和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力排众议不畏压力而扭转危局，也口服心服，一致同意了他的主张，并重又恢复了他的前敌总指挥领导职务。后来，为了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红军作战，在他的建议下中央军委组建了以他为实际最高领导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从这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停止进攻打鼓新场和恢复毛泽东职务的第二次鸭溪会议起，毛泽东在中共军队中的实际最高领导地位才被正式得到公认和确立(注11)。
应当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所有有关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党史、书籍、史料等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革命路线和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从此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实这种说法和结论，并不准确。因为在遵义会议一个多月后，也就是在二渡赤水后的第一次鸭溪会议上，毛泽东为了避免红军失败而坚持主张不去进攻敌人设伏的打鼓新场，却被坚决要去进攻打鼓新场而走全军覆没之路的中央全体领导的一致表决所否定，并将毛泽东撤职罢免，推翻下台。中央全体领导的这个反毛集体“智慧”和倒毛统一行动，已经用事实否定了在遵义会议上所确立的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成果此时已经丧失，就像毛泽东首创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而拼死拼命领导开创的江西中央苏区革命成果，也是被中央全体领导的反毛倒毛决定而使之全部丧失一样。要不是深知危险和对红军命运及中国革命前途高度负责的毛泽东在当晚挺身而出，不顾一切地又去劝阻正要下达进攻打鼓新场命令的中央军事领导一把手周恩来；要不是在这关键时刻得到了敌军重兵正在向打鼓新场合拢的紧急情报而证实了毛泽东料敌如神的正确分析判断；要不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对周恩来再次分析解释敌情和尽力加以劝阻，使还不懂得敌情严重性的周恩来突然惊醒，周恩来就会下达已由中央全体领导决议所一致决定的、他坚决要执行而不敢违反的这个进攻命令，于是，下面的后果必然会是：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全体领导人，以及中央红军的三万将士，就会钻入敌军设伏的口袋而被四面合围、重重叠围。他们虽然浴血奋战，却会像太平天国时石达开所率数万太平军被清军围歼的悲惨命运一样，也会像后来抗日战争时的皖南事变9000余新四军被10万国民党军围歼的惨状一样，甚至更惨：除少数被打散者侥幸逃脱外，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的大部，甚至全部，都会牺牲丧命或被俘受戮。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打鼓新场全军覆没的惨败，不仅就此悲壮惨烈地结束了它的长征转移、北上抗日的历史使命，而且也必然会使二、四方面军和全国各地所有的红军、革命武装全部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即土地革命，也像第一次国内革命一样彻底失败。于是以后的诸如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建立陕甘宁根据地和众多敌后根据地领导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又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即解放战争，以及全国解放后一切的一切，都不会发生，1935年3月进攻打鼓新场以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将被完全改写，而这也决不是什么胡编乱造、危言耸听。之所以没有发生这一切，正是因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不犯二过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由于中央全体否决他的正确意见和剥夺他的正确领导而必会失败的紧急关头，以他一人反对全体的力挽狂澜，坚决地阻止住了中央全体所作进攻打鼓新场的错误决定，挽救了中国革命和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也救了这些中央全体领导人的性命，也才会有他们的子孙后代们。
因此准确地说，遵义会议一个多月后，即二渡赤水后所举行的鸭溪会议，也就是毛泽东因不主张进攻打鼓新场以他一人反对中央全体而被撤职的第一次鸭溪会议，和中央全体因毛泽东避免了红军失败和救了他们的性命，又采纳了他的停止进攻打鼓新场的意见而重新恢复他的职务并确立他为中央军委军事指挥最高领导地位的第二次鸭溪会议，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历史转折点。也就是说，真正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在中共军队中最高领导地位的正式确立(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即洛甫，他从遵义会议到1945年“七大”期间始终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是在“七大”上才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成为中共最高领导者的) ，并挽救了中共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应该是第二次鸭溪会议，而不是遵义会议，这是靠他超过中央所有领导者的能力和不犯二过的真本事打出来的。

二、毛泽东为避核战拒“抄后”

1、中国已被印度缠住与如果实施“抄后”战略的三种可能
与对待失败的“不犯二过”一样，毛泽东通过中印之战的上当受骗，也立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犯。
正如前面所说，当正在指挥第一阶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并为捷报频传而高兴的毛泽东，在突然得知爆发古巴导弹危机的惊人消息后，很快意识到自己中了肯尼迪调遣中国打中印边境反击战的圈套，明白了肯尼迪要印度侵华的“防抄”意图，同时也清楚了赫鲁晓夫在危机发生前突然改变在中印争端上的反华立场和要求中国帮助苏联去对美国实施“抄后”攻势的真正用意。为此，他在古巴导弹危机公开爆发以后，尽力设法摆脱圈套，扭转被肯尼迪“防抄”调遣的战略被动，尤其避免再次受骗而掉入赫鲁晓夫所设下的更深的阴谋陷阱中。但是，毛泽东这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
(1) 要想摆脱肯尼迪利用印度牵制中国于西南的“防抄”调遣，最好是停止中印之战，同印度谈判言和。但现在两国战事已起，印度已把中国当作敌国，而印度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和军方也不允许在战争刚开始时就以初败而求和，因此战争已经停不下来。再则，美国为了确保在古巴导弹危机时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全力对付苏联，也不会愿意印度放弃对中国的牵制而同意它停战，而是一定会支持和鼓动尼赫鲁继续打下去。果然，中国政府在10月24日美国海上封锁生效日发表声明，向印度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当即予以拒绝，表示决心要同中国长期作战下去。这也就迫使中国只得继续反击，这样一来，自己的作战方向仍被肯尼迪的“防抄”战略调遣于西南，没有从他的圈套中摆脱出来。
更有甚者，即便中国在10月28日导弹危机结束的同一天主动单方面停火，要求印度和谈，美国因害怕在迫使苏联履行撤导过程中中国也可能会对美“抄后”而去帮助苏联，因此仍然唆使印度对中国开战，并给予印度更多的援助。印度果然在11月17日再次发动大举进攻，迫使中国又只得进行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中国仍然没有摆脱肯尼迪的“防抄”调遣。
可见，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即在美国撤销海上封锁正式结束危机之前，想要同印度停止两国战争而破解肯尼迪的“防抄”之计，把作战方向从西南中印边境转移于东南沿海，是无法做到的，中国的西南方向已经被听令于肯尼迪“防抄”计划的印度给牢牢地缠住了；
(2) 如果按照赫鲁晓夫所希望和要求的去做，中国在导弹危机发生后迅速实施帮助苏联的对美“抄后”攻势，即在和印度继续大打的同时，又在东南沿海以反击蒋介石窜犯大陆为理由，变守土防御为主动进攻，对蒋帮盘踞的沿海岛屿发动比金门登陆战和“8•23”炮击更加宏大猛烈的炮击和登岛进占攻势，并作出要解放台湾的进军架势，又对越南、朝鲜的反美战争也予以大力支援。这必然会吸引和牵制美国注意力和大量军事力量于东线的亚太地区，迫使美国举行比1958年“8•23”炮击时更大的兵力向东调动，这就会大大影响和削弱美国在西线古巴导弹危机中对付苏联的精力和军力，使美国陷于东西两线同时吃紧的危险之中。在导弹危机公开爆发后态度极为强硬的赫鲁晓夫，这时又得到中国如此强有力的后援帮助，犹如“雪中送炭”、“脱靴搔痒”，所以在古巴导弹问题上对美国的核威慑立场将会更加强硬，决不后退的态度也会更加坚决，很可能会命令苏联船队冲破美军海上封锁隔离线继续向古巴进发，卡斯特罗和在古巴的苏联驻军以及整个苏军和华约军队也都作好迎战准备，在古巴已安装好可以发射的一些核导弹也会立即处于对美国本土攻击的临战状态，于是就会出现如下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美国由于吃不消中苏两面夹击的攻势，迫使肯尼迪和主和“鸽派”因为害怕同时发生美苏核大战和美国在亚太与中越朝的常规大战，也就是同时进行美国所不能胜任的“两个半战争”，会惧而变软，往后退让。这时，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问题上就会有恃无恐，得寸进尺，加大核攻势，迫使肯尼迪为了避免核战争只得同意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和美苏“均势”地位；中国也会加大台海攻势，朝鲜越南受到鼓舞，可能会出兵南进。而美国在亚太的陆军兵力不多，又不敢打核战争，因此无法与之相抗，只得作出对中越朝有利的让步；印度见美国败退，失去后台支撑，也不敢再战。于是这场导弹危机在不发生核战争的情况下，以苏赢美输的结果而告结束，中国及其盟友也大获胜利；
第二种是，苏联领导人害怕真的发生美苏核战争，也害怕美国和北约在古巴、欧洲进行大规模常规战争，迫使赫鲁晓夫在紧急关头怯而退缩，软而让步。为了避免发生美苏核大战和欧洲常规大战，被迫放弃对美国的核导弹攻势而同意从古巴撤导撤军，并且也不敢帮助中越朝在亚太对美实施“抄后”进攻，以免卷入亚太之战，这样反而促使美国及盟友加大对中越朝的战争攻势；得到美国胜利鼓舞和更多援助的印度也会更加气焰嚣张地加大对中国边境的侵占进攻。于是，这场导弹危机在核战争得以避免的情况下，以美赢苏输的结果而告结束。为帮助苏联而主动攻击美国背部的中国和越朝等，因苏联的突然妥协投降而失去了后援的支持，也将会大吃其亏，中国甚至会遭到美国核攻击的报复；
第三种是，美国以军方为主的强硬“鹰派”，即坚决主张攻击苏船、空袭和入侵古巴、并希望由此引发一场核大战的报复战略主战派，也许会占据上风，他们很可能会甩开想避免核战争的肯尼迪总统，压制主和“鸽派”，擅自对苏船和古巴发起攻击；苏古方面也有主战“鹰派”，卡斯特罗和古巴军队以及驻古苏军，甚至苏联本土和华约的军队，也可能会不顾害怕发生核战争的赫鲁晓夫的阻挠，起而反击。这时不论肯尼迪，还是赫鲁晓夫，都可能控制不了局势，或者都可能会屈服于军方的压力而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回击对方。于是真的会发生美国攻击苏船和轰炸入侵古巴的军事行动，古苏也会奋起抗战，苏联和华约军队可能会攻击土耳其导弹并进攻西柏林，甚至西欧，以致引发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双方大打了起来；在亚洲方面，由于美苏在西半球大打出手，此时不论台海、朝鲜半岛、越南印支，中越朝同美国集团的常规战争也会激化和扩大，朝鲜、越南军队在中国支持援助下会越过分界线大举南进，中国甚至会出兵相助，与美军直接开打。美国也会加大对中越朝的进攻，甚至进行核攻击，而苏联也可能会对美日韩采取相应的核反击，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也将会在亚太地区全面展开，于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2、三种可能都会引发美苏核战争和美国对华核进攻
那么，因中国实施对美“抄后”攻势而会发生的以上三种可能，哪一种最有可能变成现实呢？我们不妨来分析和推演一下：
(1) 这三种可能相比较，看起来最有可能发生的是第一种结果。这是因为肯尼迪的全球战略其最高宗旨是实行核威慑，避免核战争。他所推行的“灵活反应”战略中核威慑的“盾”部分，就是为了防御苏联对美国和欧洲发动核进攻，而不是要主动去同苏联打核大战，而他最怕的就是发生也会毁灭美国的核战争，所以他不想打、也不敢打核战争。这正如毛泽东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当天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所说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肯尼迪不想打”(注12)。而如果在导弹危机时中国在亚太发动对美“抄后”战略，又使美国东线吃紧，势必会使得到中国有力侧后帮助的赫鲁晓夫对美国的态度更加强硬，苏联对美国核战争威胁的压力也会大大增加，这使肯尼迪会更怕引发苏美核大战。在中苏两头攻势的逼迫之下，为了避免美国同时进行“两个半战争”，肯尼迪只得惧而变软，妥协退让，同意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和军队，并撤销海上封锁，对苏船放行，对中国和越朝也会作出一些重要让步。很显然，这个苏赢美输的第一种结果，对苏联中国等都是相当有利的。
(2) 但遗憾的是，这个既不会爆发核战争、又苏赢美输而对苏联中国等都极为有利的第一种结果，实际上并不会出现。因为在美国除了有以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为首的不主张打核战争的主和“鸽派”外，还有以退居幕后的以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为“太上皇”的仍然坚持主张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打核战争的主战“鹰派”，他们不论在军队、政府和议会中，或是在野的各派势力中，人多势众，占据优势。尤其在军队里，这些被艾森豪威尔一手提拔培植起来的老部下们，绝大部分是报复战略主战派，他们不会接受美国不战而屈辱退败的结果，而是会起而争斗，以战相拼。因此很可能会甩开不想打核战争而要对苏联妥协退让的肯尼迪总统，擅自动起武来，向苏船开火，对古巴空袭，也会在台海直接参战，帮助蒋介石阻挡解放军进攻，并会阻击越朝军队南进。甚至会重新按照艾森豪威尔、军方参联会和中央情报局在肯尼迪上台前制定的“大规模报复”战略“SIOP”核作战计划，作出准备对苏联中国等敌国发动大规模核进攻的临战威胁，使世界核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这时肯尼迪总统要加以反对和阻挠，他们很可能会用弹劾，甚至暗杀手段，将他罢免或除掉，以扫除他们发动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的障碍，而这种局面，却正是第三种可能性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导弹危机发生时，只要中国按照苏联的要求在亚太实施助苏制美的“抄后”战略，就会使苏赢美输的第一种结果，有可能转变为发生世界核大战的第三种结果。而如果这时赫鲁晓夫继续强硬，毛泽东也继续对美国进行亚太攻势，那么这场美苏核大战是可能打得起来的，美国对中国的核攻击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3) 但是这种结果实际上也并不会出现，因为真要到发生美苏核战争时，赫鲁晓夫在美国核战争威胁的强大压力下会突然由硬变软，迅速向美国妥协退让，屈辱性地接受美国人的苛刻条件。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戏剧性的突变，是因为赫鲁晓夫表面气壮如牛，实质胆小如鼠，他比肯尼迪更加害怕打核战争。这正如毛泽东在危机发生当天的那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又说的：“我看赫鲁晓夫也不敢打，他们(指赫、肯)都没有这个胆量”(注13)。由于赫鲁晓夫在发生核战争的关键时刻会向美国屈服投降，于是也就使这场导弹危机会出现第二种结果，即在不发生核战争情况下的美赢苏输。
(4) 然而，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结果，为帮助苏联而对美国实行“抄后”攻势的中国，这时可就要吃大亏，倒大霉了。这是因为赫鲁晓夫在导弹危机发生前虽然要求中国对苏联进行向美国实施出击亚太的“抄后”帮助，却并没有提前制止印度发动侵华边境战争，对中国因进行帮助苏联的“抄后”攻势而会同美国发生战争对抗也没有给予中国以相应支援帮助的承诺，更没有签订在导弹危机期间双方联合反美抗美、共同对付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协议和作战计划，完全是赫鲁晓夫、米高扬等苏共领导人的口头这么一说而无任何凭证。因此，中国在发生导弹危机时帮助苏联的对美“抄后”行动，赫鲁晓夫和苏共事后可以不认账，甚至会耍赖说，这是你毛泽东和中共自己决定搞的，并不是我赫鲁晓夫要你毛泽东搞的，更不是苏中两党两国事先商量好有协议合作搞的，完全是你中国自己的责任，和我赫鲁晓夫，和苏联，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一来，也就使中国口说无凭，吃了哑巴亏，不仅陷于西南对印度和东南对美蒋的两线作战、甚至帮助越朝的多线作战困境之中，而且一旦赫鲁晓夫因害怕核战争而屈服于美国主战“鹰派”要发动对苏核战争的压力，突然退缩让步妥协投降时，也就把中国甩到了单独同美国作战争对抗的第一线，使中国既无法退出同印度的战争，也无法退出同美国和仆从的战争。这时，在西线逼退苏联而赢得了导弹危机胜利的美国主战派，就有理由战略东移而会迅速转兵亚太，回过头来集中打击因帮助苏联而处于中美战争之中的中国。因怕战而已经败退后撤的苏联，为了避免卷入在亚太与美国相战的漩涡之中，这时不仅不会帮助中国，反而会按兵不动，坐观虎斗，坐待渔利。由于中国的军事实力、综合国力远远弱于美国及集团，此时又还没有核武器，国内又正遇困难，加上已失去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还要在西南边境同印度作战，这种四面楚歌整体性战略被动挨打的处境，肯定难以独立抵抗美国和仆从们无后顾之忧的反击攻势。中国如果顽强抗击，美国很可能会对中国进行核攻击，进行南进的越朝也会深受其害，而印度则会趁机加大入侵攻势；如果中国因战而败，其灾难性后果更是不可设想。由此可见，中国如果在没有苏联事先承担相应责任的担保和达成合作抗美的协议的情况下，自行主动地去实施助苏抄美战略，其危害性是极其严重的。
(5) 可是如果深入分析推演的话，却又可以发现，这种由于赫鲁晓夫怕战投降而使美国在西线赢了苏联、又会转兵东向单独打击中国和发动对华核攻击的局面，也是不会发生的。这是因为如前面所说的，如果肯尼迪软弱怕战，对苏退让，必会引起美国军方主战派的强烈不满和忿恨而会撇开他自行对苏古动武；同样，如果赫鲁晓夫害怕核战争而畏惧怯战、对美屈从，也必然会引起卡斯特罗、苏古军队和苏联军方强硬主战派的强烈不满，他们很可能会对赫鲁晓夫不许还击的命令不予理睬，而会对美国的战争挑衅行动自行予以反击。而中国在亚太的对美“抄后”攻势，不仅会扩大中美的战争对抗，更会激化美苏在西线的军事冲突，发展下去，势必会引发美苏核战争和美国对华核进攻。

3、只有不“抄后”才能避核战
美苏军方和朝野的主战派们都想打，甚至都想打核战争，这是事实。在1962年10月下旬所发生的这次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尽管没有中国的“抄后”行动，美国以军方为主的主战“鹰派”从导弹危机一开始就始终要求总统批准空袭和入侵古巴。在危机最紧张的时候，尤其在U-2被击落以后，要求空袭和入侵古巴的呼声更是强烈，其海军对苏联潜艇进行过攻击性挑衅行动，军方还准备给肯尼迪施加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的强大压力。如果总统怕打而不从，他们甚至要把搞下去，吓得肯尼迪只得通过他弟弟哀求赫鲁晓夫赶紧接受撤导，以堵住军方可以动武和推翻他的理由；在苏古方面同样也是这样，古巴政府对于美国准备对古巴动武的实战威胁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反击美国侵略的态度极为坚决，卡斯特罗亲临苏导弹部队要求回击入侵的美国飞机，又要求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战略核打击。苏联驻古巴防空部队没有经过莫斯科批准就自行击落一架美国U-2飞机，苏联军方也要求赫鲁晓夫对土耳其导弹和西柏林采取行动，而赫鲁晓夫在危机之前也曾下达过一旦发生危机苏军指挥官可以自行决定对美国实施核攻击的命令，只是后来因害怕真的发生核战争而始终没有正式签署授权而已。
又据上海复旦大学洪涛教授披露，他在乔姆斯基所著的《霸权还是生存》一书的中译本第94页上看到，在古巴导弹危机最危险的时候，在大西洋上为苏联船队护航的苏潜艇，曾接到命令对实施海上封锁的美国军舰发射核鱼雷，但潜艇指挥官没有遵命执行。如果真有此事，那么可以肯定，这个命令是军方上级下的，可见苏联军方和美国军方一样，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核战争的。这正如在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中无论是军人顾问还是文职顾问，都准备向肯尼迪总统建议：在古巴的苏联军队决定使用而不是丢失他们的核武器，而如果入侵古巴的美国部队遇到苏军的核武器袭击，尽管他们没有装备战术核弹头，但美国政府也绝对不会禁止他们予以核回击(注14)。
事隔39年后，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美国方面的决策当事人之一、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在他所著的《历史的教训》一书中，也有这方面的精彩回忆，他写道：
10月27日，苏联驻古巴防空部队打下了一架对古巴进行侦察的U-2飞机，驾驶员鲁道夫•安德森少校遇难，麦克纳马拉和同事们在讨论如何应对此事时充满了火药味。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和财政部长狄龙都主张炸毁对打下U-2负责的古巴导弹基地作为回答，他们的要求得到许多人慷慨激昂的响应。麦克纳马拉认为，如果俄国人再坚持72小时仍然不同意从古巴撤出导弹，那么美国将不得不升级一步，去轰炸一个或多个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发射架。而苏联方面也会迅速反击，将会击落一些入侵的美国飞机，从而使美国每天都要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这样下去，迫使美国必须准备攻击古巴，而当时已有18万入侵部队在美国东南部港口集结；然而如果美国对古巴进行空袭和入侵攻击，那么苏联就有可能摧毁北约在土耳其部署的丘比特导弹；如果苏联这样干，美国和北约将会作出最低限度军事反应，即动用包括美国航空母舰在内的北约军队在土耳其的常规武器，去攻击苏联在黑海地区的军舰和海军基地。而苏联领导人认为对土耳其的袭击是他可以授权的，这也是能使苏联军官们满意的最低限度的袭击。然后接着我们……，接着他们……双方对抗急速升级，直至爆发两国核战争(注15)。
麦克纳马拉在这本书中又回忆说：1992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研讨会，出席该会的曾任华约总参谋长的阿利那托•格里布科夫将军告诉说，1962年在古巴的苏联军队不仅拥有针对美国东部城市能够威胁9000万人口的中程核弹头导弹，而且还有核弹和战术核弹，战术核导弹是用来反击美国入侵部队的。很显然，只要美国两栖部队在古巴一登陆，必定会立刻遭到苏军战术核弹的轰炸。而1992年11月的苏联媒体刊文说，在导弹危机的高潮期，在古巴的苏军共拥有162枚核弹头，其中至少有90枚战术核弹头。该文章还报告说，1962年10月26日危机最紧张时刻，苏军导弹部队指挥官伊萨•普里耶夫将军命令将核弹头从库存地移到离发射装置更近的地方，以防美国入侵。这位将军完成搬移后就把这一行动报告给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在10月27日收到报告后立即送交赫鲁晓夫，这位苏共领导人看后即在上面写了两个大大的“同意”。可见赫鲁晓夫在军方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同意进行核反击的。
而卡斯特罗的回答则是更加坚定和明确。在那次哈瓦那会议上，麦克纳马拉问他：您了解苏联部署了战术核弹头并计划使用它吗？您对古巴可能遇到的后果的解释或期望是什么？卡斯特罗的回答顿使麦克纳马拉毛骨悚然：
“噢，我们的假设是如果对古巴侵略，核战争就会爆发。我们确信……我们会被迫付出代价，我们会消失。……我们当时准备用核武器吗？当然，我会同意使用核武器的……我会同意，在您谈到的入侵时，使用战术核武器……如果麦克纳马拉先生或肯尼迪总统处于我们的位置，而且假若他们的国家遭到侵略或者他们的国家要被占领……我认为他们也会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注16)。
可见，如果当时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因为怕打而要后退的话，不论美国军方还是苏联军方，或是卡斯特罗，都是准备撇开他们而自行动手打的，而且都是准备不惜打一场核战争的，而这一切危险都还是在中国没有在亚太实施“抄后”攻势的情况下出现的。美苏军方之所以没有打起来的最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去对美国实施帮助苏联的“抄后”攻势，这使得肯尼迪可以无后顾之忧地集中全力于加勒比海古巴方向，并以主战军方马上就要进攻古巴和要打核战争的威胁给赫鲁晓夫施以重压，迫使更怕打核战争的赫鲁晓夫先怕了，先软了，先退了，只得在关键时刻同意撤导而屈从，肯尼迪也就顺势以不入侵古巴的公开承诺和以后撤走土耳其导弹的私下担保作交换，于是就使美苏双方的军方失去了可以打的理由，以致连毛泽东所说的“充其量他们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打一打”(注17)的情况都没有发生。
但是如果这时中国在东线的台海、亚太发起了帮助苏联的对美“抄后”攻势，必然会给已经处于马上要打的导弹危机局势“火上加油”，从而激化双方的军事对抗矛盾，引发美国军方主战派撇开怕战的肯尼迪总统而自行攻击苏船和空袭古巴，也会促使驻古苏军和古巴军队不理睬怕战的赫鲁晓夫而自行向入侵美机美舰发起打击，苏潜艇指挥官在接到上级命令后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而向美舰发射核鱼雷，这就会引起美国海空军对古巴、对苏联船队和潜艇发起攻击；在亚太方面，面对美国的反击攻势，中国也会加强抗击，而这又会加剧美苏在西线的战争对抗，苏联和华约军队也许会对西柏林、土耳其动手，美国和北约也会袭击苏联的黑海舰队和海军基地。如果双方都停不下来，那么麦克纳马拉所预计的事情以及前面所说的许多危险在逐步而又快速升级中都将会发生，最后也就会爆发美苏两国核战争和古巴之战、欧洲大战，美国也会对中国和越朝发动核攻击，第三次世界就此爆发。这也就如毛泽东在那次紧急会议上说：“如果真是那样(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注18)。
由此可见，中国“抄后”是引发美苏核战争的催化剂、促进剂。在发生导弹危机时，只要中苏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善，中国在实施“抄后”前没有得到苏联相应支援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听信赫鲁晓夫的要求而在亚太实施帮助苏联攻美背部的“抄后”攻势，那么不论会发生那种可能性，其最终的结果都会导致发生美苏核大战和美国对中国的核打击。而要想避免这场核战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在东南沿海和南方一线按兵不动而不去实施对美“抄后”战略：只有不“抄后”，才能避核战。
从中也可以看到，赫鲁晓夫要求中国在发生导弹危机时对美国实施“抄后”战略的真正用心是：默许印度侵华而迫使中国同印度大打，又诱使中国实施“抄后”战略在台海和亚太同美国大打，这使苏联既可在印度侵华问题上不得罪美国和印度，又不会因为中国对美“抄后”攻势也把苏联卷入在亚太同美国发生一场战争和核战争；同时还可以在对中国的“抄后”出击不作任何支援承诺的情况下，利用中国牵制美国而有利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胜出，却又不对中国的安全和胜负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如果一旦因为害怕同美国发生核战争而要退缩，从而促使美国可以抽出力量在亚太加大对中国的反击攻势而迫使中国有求于苏联时，赫鲁晓夫也就可以同美国达成损害中国的交易，并趁机压服中共，推倒毛泽东，控制中国。赫鲁晓夫这种做法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个损人利己、包藏祸心的大骗局、大陷阱。

4、“反客为主”—如果实施“抄后”的第四种可能
当然，如果实施“抄后”，还有第四种可能性，这就是如前面第三章第三节中所提到的“反客为主”的可能性，即：
(1)、就在美国海上封锁即将生效、美苏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核战争危险箭在弦上而赫鲁晓夫将要由硬变软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果断接见契尔沃年科，并派周恩来火速飞赴莫斯科，就像当年通知斯大林中国同意出兵朝鲜一样，通知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表示中共中央接受赫鲁晓夫的“抄后”要求，然后下令突然对台海发起比1958年炮击更大更猛的攻击，即对金、马两岛实施陆炮轰击、空军轰炸和海军舰艇逼近炮击，切断金、马运输线，又派飞机越过台海中线对澎湖列岛作出攻击姿态，并公开而迅速地集结大量军用和民用的海上舰船于东南沿海，作出要渡海解放澎、台的架势。与此同时，公开声援古巴反美侵略和支持苏联的古巴导弹之举，强烈要求美国立即取消封锁，撤退舰队，放苏船通过。声称如果肯尼迪胆敢入侵古巴和对苏核攻击，中国就马上渡海进攻金马，并援助越南、朝鲜向南进军，甚至出兵相助，作出在亚太地区同美国及其仆从大打一场的架势，先用这种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镇住美国。同时，中国一边继续痛击印军并南下直扑印境，直趋新德里，一边呼吁印度接受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总之，把进攻台海和出击亚太的反美战争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对印反击战打得狠狠的，对苏联的支持和帮助表现得大大的，把赫鲁晓夫的强硬立场抬得高高的，叫他软不下来。让肯尼迪看到，毛泽东不仅敢于进行两线作战，而且更敢于对亚太、亚印全线出击，作多线作战，还敢于支持苏联在欧大同美国和北约大打一仗，甚至而敢推动赫鲁晓夫不要害怕打这场核大战。也就是你肯尼迪搞“灵活反应”战略，我毛泽东也搞“灵活反应”战略，两军相逢勇者胜，比试谁更不怕核战争。由于此时苏联正急求于中国帮助，还没有在苏中、蒙中边境集结对付中国的大军，中国没有背部威胁，所以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放手在南线亚太和西南亚印对美国及仆从发动强大攻势；
 (2)、在古巴导弹危机最为紧张危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这种敢于出其不意地突然在亚太向美国和仆从发起强大的军政全线攻势，是肯尼迪没有想到的。他一定会大出意料，大惊失色，阵脚大乱，立刻知道“防抄”战略已经失败，自己已中毛泽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攻后”之计而大呼上当，因此无论如何要阻止和击退中国的这个“抄后”攻势。于是也就会在匆忙慌乱之中调动比1958年时更多更强的海空力量和陆军部队急赴台湾海峡和亚太战区，将美军在亚太处于同中国、甚至同苏联临战的特级战备状态；
(3)、孤军深入、并无外援而且核力量又弱于美国的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公开爆发后开始很硬，但在肯尼迪核战争威胁之下因为怕打，所以难以坚持下去，正准备变软屈服同意撤弹，不料这时毛泽东在亚太向美国发起强大的“抄后”攻击行动，又在政治上道义上给苏联以巨大的支持和声援，这不仅一下子把美国很大一部分兵力吸引和牵制于东线而使肯尼迪腹背受敌、分兵作战，大大减轻了苏联在大西洋地区美国对它的重压，而且也使赫鲁晓夫得到了强大的外援。毛泽东在赫鲁晓夫最困难之时这种“雪中送炭”的及时支持和帮助，正是赫氏所急需得到的，于是就会继续对美国强硬下去，拒绝撤导后退，并且也会对印度施加停火息战的压力；
(4)、毛泽东这时可以再火上加油地添上一把火，一边大谈中苏友谊和需要共同承担战争责任和义务的盟友关系，并邀请苏军太平洋舰队驶赴台湾海峡“观战”和“助战”，一边又把苏联要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和帮助中国制造核潜艇之事公布于众，让人人都知道苏联早就准备利用中国港口同中国联手出入太平洋攻击亚太美军，也早就要在中国建立导弹发射基地而对美国本土进行核导弹袭击，从而，使美国以为中国出击亚太的军事行动和长远反美战略都出于苏联的支持和计划。把这一切声势都大张旗鼓的搞起来以后，毛泽东可以邀请赫鲁晓夫前来北京会面，或者亲赴莫斯科去会见赫鲁晓夫，商谈中苏如何对付美国而赢得古巴导弹危机和对美亚太之战，使肯尼迪更认为，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之时出击亚太，是中苏的联合统一行动，进一步加深中苏共同反美、抗美和战美的印象。这样就能反过来把苏联捆绑在中国对美国亚太战争的战车上，反客为主的以毛泽东起主导作用，指挥协调古巴导弹危机和亚太“抄美”攻势的整个全球战役。就像当年逼蒋抗日一样，叫赫鲁晓夫只得认可，无法推卸，难以变软逃跑，逼迫他继续对美强硬下去而仍居反美一线，并迫使他支援中国解放台湾。于是，苏联在美欧大西洋实施核冷战攻势直逼美国，中国在亚洲太平洋采取常规热战攻美背部，真正做到中苏联手相互支援和东西两个战场默契配合，使美国处于两面夹击、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
(5)、这个时候肯尼迪如果要在亚太反击中国攻势，必须要更大地增加兵力，并要大打下去。这不仅很难打赢，反而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同时又会进一步削弱在美欧大西洋对付苏联的力量；如果要同苏联进行核火拼，美苏核战争必会发生，美国自身也将毁灭，台湾和亚太方面也会决堤失守，北朝北越就会南进，真是顾此失彼，两头打塌。无奈之下只得软弱下来，取消封锁，放行苏船，认可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也只得同意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
但是，这个“反客为主”的“抄后”第四种可能性虽然是好，却由于毛泽东事先并没有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突然发生和它与中国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一个全球性的分析、判断、预计和此种具体计划方案。而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的一系列反华反中共行径已使毛泽东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而且这时中印战争已经发生。加上导弹危机的突然公开爆发和事态的发展又非常迅速，甚至只有二、三天时间的机会即转瞬而逝，所以该“反客为主”的第四种可能也是无法做到的，何况是否也会引发核战争还有很多未知的变数难以预料和掌控。

5、毛泽东拒绝“抄后”的巨大风险
美国和苏联各自为了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斗赢对方，对能决定它们谁胜谁负的中国，一个搞“防抄”圈套，一个玩“抄后”骗局，都可谓处心积虑，煞费苦心。两相比较，肯尼迪的“防抄”调遣，与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苏联是防御性的一样，对中国也是防御性的，并没有对中国造成整体性攻击的危害。在台海方面也只批准蒋介石作小股窜犯，而不允许大举反攻。因此尽管中国的作战方向已被他利用印度拖住在西南的中印边境，中国却还是安全的，而且肯尼迪这样做除了为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斗败赫鲁晓夫解除苏联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外，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发生核战争。可是后者则就不同了，正如前面所说的，赫鲁晓夫的古巴导弹行动和要中国对美“抄后”，是主动攻击性的，也是想把中国拖下水的，只要在中苏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和苏联不作援助担保的情况下，中国去实施赫鲁晓夫所要求帮助的对美“抄后”攻势，必然会导致发生美苏核大战和美国对华核战争，因此后者比前者的危害性更大，也更危险。毛泽东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在导弹危机公开爆发后，没有去上赫鲁晓夫的当，而是立即作出拒绝“抄后”的决定。但是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他这样做却也冒有很大的风险：
第一、在危机发生后，中国不去实施帮助苏联的对美“抄后”战略，就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害怕核战争，都不想、也都没有这个胆量打核战争，所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充其量他们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打一打”。比如美国海空军可能会攻击苏船、轰炸和炮击古巴，苏古军队会就地反击等，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做好准备，对古巴人民要给予最大的支援”(注19)。但是他又认为，虽然中国不去“抄后”能够避免核战争的发生，但如果美国和苏古在古巴及附近海域如果发生这种常规武器军事冲突的“打一打”，进而扩大起来，以致引发美苏核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第二、中国在导弹危机发生后不去对美“抄后”，而是继续对印作战，这正符合了肯尼迪利用印度牵制中国于西南使中国无法实施对美“抄后”攻势的“防抄”战略目的，使美国可以无腹背受敌之忧地在西线集中全力对付苏联。赫鲁晓夫由于得不到中国及时的“抄后”帮助，在美国强硬的核战争威胁下就会支撑不住而很快变软退让，成为输家。也就是说，中国在导弹危机发生后不去“抄后”而继续战印，其实际作用则是在配合和帮助美国斗败苏联，而不是帮助苏联取胜美国。虽然这会避免核战争的发生，但一旦危机结束，脸面丢失、威信大损的赫鲁晓夫一定会恼羞成怒，责怪中国，并因此会进一步恶化两党两国关系，中国将会受到极大损害；
第三、中国虽然在导弹危机中客观上帮了美国的忙而避免了核战争，但一旦美国因中国不“抄后”的帮助而赢了苏联，肯尼迪也并不会感谢毛泽东，反而会认为这是自己得计而胜的结果。因此很可能会恩将仇报地迅速转兵东向，把战略重点东移于亚太地区，以“灵活反应”战略中的“剑”的常规战主动攻势，集中对付中国。而这时中国仍在同印度激战而继续被牵制于西南方向，当美国支持蒋介石大举反击大陆，甚至直接参与台海之战时，或者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而需要中国加大援越抗美与美国相碰时，中国就会陷于两线作战甚至多线作战的战略被动之中，苏联也会在北方加剧同中国的边境冲突，加大军事压力。帝修反的这种联合反华行动，甚至战争威胁，将会使中国的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6、毛泽东的具体对策与措施
那么怎么办呢？首先，对于美苏可能会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打一打而很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从现在起我们在这方面要做好思想准备和实际准备，“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日，就是美帝国主义彻底灭亡之时，世界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日子就来到了!我还是那句话，严冬过后是新春”(注20)。
其次，对于在导弹危机发生后拒绝实施“抄后”战略而不去帮苏反去助美，这将有助于肯尼迪遏制苏联的核战略攻势和阻止主战派的好战行动，迫使赫鲁晓夫惧而退缩，也使双方主战派失去动武的理由，于是也就能够避免发生美苏核大战和美国对中国的核战争，这是最重要的。因此尽管这样做会导致苏联失败而得罪赫鲁晓夫，危机结束后他一定会迁怒中共，报复中国，泄恨毛泽东，中国却也只能服从于这个可以避免核战争的大道理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肯尼迪很可能会战略东移，也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导弹危机期间为避免核战争的发生而可以将计就计地继续战印，但在导弹危机结束时必须要立即停止对印作战，以便在美国向东转兵之前把作战方向迅速转移于东南沿海和南方一线而不再受印度牵制，一旦美国赢得了导弹危机后如果移师亚太助蒋反攻和扩大越战时，也就可以倾力相抗而避免两线作战。为此，毛泽东在古巴导弹危机公开爆发后，随着危机局势的变化和进展，相应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1) 对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突然转变立场的实用主义表现，反应冷淡，保持警惕；对苏方在不去实际制止印度侵华的情况下要求中国停火，置之不理，就肯尼迪“防抄”之谋将计就计地继续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赫鲁晓夫、米高扬等苏共领导人在不对过去的反华行径作出解释和道歉、不把古巴导弹之事的实情与战略意图和盘托出的情况下，突然要求中国在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时帮助苏联而对美国实施“抄后”攻势，不予理睬；对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导弹危机发生后奉赫鲁晓夫之命要求同毛泽东会谈，以催促中国尽快实施助苏制美的“抄后”战略，毛泽东故意找借口推托而不予接见保持距离等等。这一切等于是在告诉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国不准备也不可能在导弹危机时帮助苏联去抄美国后路，何况中国现在已经被印度牵制在中印边境，不可能去冒两线作战之险。再加上中国始终实行的是本土防御战略，而不是对外进攻战略，所以事先并没有这种要帮助苏联主动攻美的打算、准备和计划，而实际上，当时还没有核武器的中国，也不具备这种可以临时抱佛脚地对美国发动出击亚太、抄其背部去同美国大打一场甚至打核战争的物质实力和战争能力；
(2) 在东南沿海主要依靠公安部队、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打击登陆窜犯的小股美蒋武装特务，而集结于此面对台海和太平洋的几十万正规作战大军在导弹危机发生后却是依然按兵不动，没有主动出击的任何迹象和动静。这实际上也是在告诉苏联，同时也在示意美国，中国不打算实施帮助苏联的对美“抄后”进攻，肯尼迪尽可放心地在西线为避免发生核战争而对付赫鲁晓夫；
(3) 自导弹危机公开化后，已经识破肯尼迪“防抄”韬略的毛泽东非常清楚：首先，在这场危机没有正式结束前，肯尼迪为了无后顾之忧地集中对付苏联，始终要利用印度牵制中国于亚印方向，以防中国趁机对美国实施帮助苏联的“抄后”攻势，因此在导弹危机期间要想摆脱肯尼迪的“防抄”调遣而同印度停战和谈，是不可能的；其次，印度依仗自己是“大国”，是不结盟运动的首领，又占有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条件，加上得到美英的支持和苏联的袒护，对中国趾高气扬，嚣张至极。因此不把它打得惨败而使它从此惧怕中国，不敢再战，要他主动接受和谈停战，也是不可能的；再者，为了防止美国在导弹危机中取胜后可能会转兵亚太对付中国，必须要在导弹危机结束时把印度打得无还手之力，迫其求和，才能摆脱它的牵制而把作战方向转到东南沿海和南方一线。而在危机期间由于美国正在西线忙于同苏较量，无暇顾及东线，这正是可以无牵挂地痛击印度的大好时机。因此这时一方面应向印度提出和谈建议，表明中国不想打这一仗的和平愿望；另一方面，如果印度拒绝，则予痛打不贷，直把它打得惨败而讨饶求和为止。一俟导弹危机结束，中国即使主动停火后撤，也仍可以震住印度，使它不再敢轻举妄动，这样也就跳出了肯尼迪的“防抄”圈套而能在美国战略东移之前从西南方向摆脱出来集中于亚太方向以待一战。
毛泽东正是出于这种战略考虑，所以在10月24日封锁生效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向印度提出和谈解决两国边界争端，印度果然断然拒绝，中国只得继续再战。这也是为了使赫鲁晓夫明白，苏联如果不迫使印度停火，中国因继续受到西南牵制是不可能再在东南开辟“抄后”战场的；同时也是在告诉肯尼迪，中国在将计就计地按照他的“防抄”战略行事而甘愿被拖住在西南边境，此时不可能在东南向美国实施出击台海的“抄后”攻势。苏联由于在紧要关头得不到中国的“抄后”相助，缺了可以支撑的后劲，或者说美国在关键时刻得到了中国“不抄后”的帮助，加大了对苏联的核威胁压力，所以不久前还很强硬的赫鲁晓夫在封锁生效日便开始变软，下令苏联船队和潜艇在隔离线前停航，然后又向肯尼迪求和退让，到10月28日彻底屈服而同意从古巴撤导。肯尼迪为了尽快结束危机而避免发生核战争，也作出了不入侵古巴的让步作为交换条件，这场公开发生历时一个星期的古巴导弹危机，终于以没有发生核战争和美赢苏输的结果而告结束；
(4) 不犯二过的毛泽东通过继续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甘愿被肯尼迪“防抄”所拖住，和在美国西线最吃紧之时不去对美“抄后”攻击，终于使这场一触即发的美苏核战争得以避免，并使导弹危机出现了美赢苏输的现实结果。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对于美苏在冷战核较量中的谁胜谁负和避免核战争的发生，起着多么关键的作用。完全可以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正是因为中国实行了毛泽东顺美“防抄”和拒苏“抄后”的助美制苏之策，才没有爆发美苏核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制止世界发生核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当时的这个结果却也意味着，得胜的肯尼迪很可能会回过头来东出亚太，对付中国，这就迫使毛泽东必须要在导弹危机结束之时立刻跳出肯尼迪的“防抄”陷阱，使中国的作战方向从西南被印度的牵制中摆脱出来转向东南沿海和南方一线，以防备美国按照“灵活反应”战略中的常规战部分对中国及亚太盟友进行战略东移的“剑”的攻势。于是中国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10月28日结束的同一天，发表声明，建议中印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此之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并把各自的军队后撤20公里，然后两国总理再举行会谈。这时中国军队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反击作战。
(5) 但是中国并没有宣布停战和进行后撤而正式结束这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因为这时在古巴导弹危机方面赫鲁晓夫只是答应撤出导弹，却还没有开始撤导行动，因此这场导弹危机只能说是可能发生核战争的最危险阶段已经过去，但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结束，下面以实际撤导为主题的第二阶段进展肯定会有新情况发生。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第一阶段导弹危机在10月28日刚一结束，肯尼迪就急着要苏联兑现撤导承诺，马上从古巴撤出包括核导弹在内的所有进攻性武器装备和驻古苏军。为生怕赫鲁晓夫又出尔反尔、说变就变，尤其害怕中国在这时停止对印作战后又有可能转向东南对美国发动“抄后”攻势，在客观上起到支持苏联拒绝撤导的作用，所以重又捡起“防抄”计划而增加对印援助，唆使它再次对中国发动入侵进攻，以把中国的作战方向继续拖住在西南边境地区；
对于印度的这第二次入侵进攻，也早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他要求趁美国无暇东顾之时必须把印度打得惨败，迫其求和，以既能摆脱其牵制而转向，又能确保西南边境的长期安宁，所以当印军再次发起进攻时，毛泽东就毫不犹豫地果断下令发起反击更猛的第二阶段自卫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勇猛拼杀，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印度军队兵败如山倒，伤亡惨重，被俘甚众，溃退逃窜，迅速土崩瓦解。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如猛虎下山，直趋印境内百余公里，其首都新德里已收眼底，指日可待。美国立刻派出第六舰队开赴印度洋前来救急撑腰，英国也紧急给印度运去大量新式武器进行输血，但都已无济于事，惨败的印度尼赫鲁政府终于被迫认输，不敢再战，只得向中国求和，以乞求中国军队停止南下进军印境和首都。11月19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约见印度驻华大使，向印度再次发出中印友好、边界冲突谈判解决的善意信息。当天下午毛泽东看到了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8日同意与中国和谈的消息，他知道，他的破肯尼迪“防抄”之计的对印作战战略预期目的已经达到；
(6) 11月20日，在美国的强硬压力和严密监督下，苏联方面按照美国的要求，屈辱性地完成了从古巴的撤导撤军，并保证在30天内撤回所有的伊尔-28轰炸机，肯尼迪即在当天宣布撤销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古巴导弹危机正式结束。但这也意味着，得胜的美国已经从西线的导弹危机中脱出身来而可以转向东线针对中国了，中国也必须停止对印作战摆脱西南牵制而转向亚太方向了。因此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恰到好处地下令结束第二阶段中印边境反击战。当夜零时，中国政府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军队从11月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印边境之战与古巴导弹危机同时发生，又同时正式结束。中国如实地履行了单方面停火、后撤的承诺，并在12月中旬把所有缴获的武器、车辆、军用物资等战利品如数交还印方。
进入1963年后，尽管印军利用中国主动停战的机会又向前推进，继续侵占传统习惯以北、非法“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大片领土，甚至在国内大规模迫害华侨，但印度从此患上的惧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恐华军症”已经难以治愈。而中国政府为了中印边境的长久安宁，不再被牵制，仍然以维护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为重，继续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为表示言而有信的诚意和仁义，中国边防部队在2月8日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对被俘人员也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还组织他们到中国的一些著名城市和工厂参观，并于1963年5月26日以前，将他们全部释放回家(注21)。印俘被释放回国时，悲喜交加，激动万分，“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国是兄弟之意)的欢呼声、感谢声，不绝于耳。

三、古巴导弹危机引发中苏大论战

1、导弹危机结束 赫鲁晓夫变脸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0月22日古巴导弹危机公开爆发后作出拒绝“抄后”的决定时，就已经预计到此举的巨大风险，这其中的风险之一，就是一旦危机以美赢苏输的结果而告结束，赫鲁晓夫一定会因为中国没有实施他所要求的助苏制美“抄后”战略致使苏联失败丢脸而迁怒于中共，并对中国进行进一步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的打击报复。事情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第一阶段古巴导弹危机在10月28日刚一结束，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就对中国来了一个大变脸。
赫鲁晓夫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原以为做得瞒天过海，神鬼不知，在完成部署前不会被美国人发现，等到10月下旬全部安装好而已处于临战待发状态之时，再在11月份的联合国大会上当面告诉肯尼迪，以此已对美国构成直接抵近核威慑的既成事实，向肯尼迪施加核讹诈的压力，迫使美国接受霸权“均等”的要求。赫鲁晓夫估计，当肯尼迪得知这一消息后，一定会犹如晴天霹雳般地震惊和恐惧，整个美国和西方世界也会一片惊慌，乱成一团，具有极佳的震慑轰动效应。而一时惊傻了的美国政府会很快清醒过来，并作出要求苏联立即撤导否则就要发动侵古战争和对苏核战争等极其激烈的反应，遂使古巴导弹危机公开爆发，美苏核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由于这时到古巴的导弹已经全部运齐并已安装完毕，美国已卡不了苏联，即使进行海上封锁也已毫无用处，所以这时赫鲁晓夫的如意打算是：一边同美国以硬对硬地相持较量，一边只须得到中国作出炮击金门、马祖等出击台海的对美“抄后”动作的帮助，就会使肯尼迪因害怕陷于东西两线作战而软弱下来。然后赫鲁晓夫再稳步讹诈，得寸进尺，美国肯定招架不住，只得接受苏联的要求而达到“均势”目的，这也就是赫鲁晓夫预先设想和设计好的他的版本的古巴导弹危机。而他和米高扬在10月14、15日把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之事告诉刘晓，要刘晓转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其意是事先打个招呼，一旦苏联在古巴完成导弹部署通报美国而出现“同帝国主义者存在严重的敌对和潜在的战争的时候”(注22)，也就是发生赫鲁晓夫版本的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应该对美国实施“抄后”战略来帮助苏联。
然而，赫鲁晓夫在他这个版本的导弹危机中还隐藏着一个更阴深的意图，这就是一旦美国真要以入侵古巴和发动对苏核战争的威胁逼迫苏联撤导而使双方核大战一触即发之时，他因害怕真的发生核战争就会向美国作妥协让步，并把战争责任推卸于中国助苏“抄后”攻势，从而使苏联避免美国核打击，却把中国推向反美战争第一线而激化中美矛盾和战争对抗，自己不仅可以溜之乎也，而且还可以从中渔利。
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保密工作的疏漏和组织工作不统一，在导弹还未全部运到古巴之前，竟然被美国人提前发现，肯尼迪抢先作了反击准备，并且在苏联最后一批核导弹及装备运抵古巴的途中突然公开此事，并宣布实行海上封锁。这样一来，也就把本来应该是苏联处于战略主动的赫鲁晓夫版本古巴导弹危机，经肯尼迪事先这么一转换，顿时变成了由美国抢得战略先机的肯尼迪版本的古巴导弹危机了。致使苏联无法完成在古巴的导弹安装部署而失去了实际的和心理的王牌武器，赫鲁晓夫出奇不意的“奇袭”计划彻底泡汤，而他事先又根本没有一个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的预先估计和应急计划，所以立刻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他又想到了中国，他想，只要毛泽东在10月24日封锁生效日以前猛烈炮轰一下金门马祖，就会使肯尼迪马上感到美国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巨大危险而惊慌失措，像1958年“8•23”炮击金马时艾森豪威尔迅速兵力东调一样，不仅会命令亚太美军进入准备同中国作战的特级战备状态，而且还会增派更多的海军舰队和空军、陆军火速赶往该地区，这样也就会大大分散美国在西线对付古巴导弹危机的注意力和军事力量。这时，赫鲁晓夫由于得到了中国及时而有力的帮助，顿时会胆气大增，一方面可以以更强硬的姿态对抗美国，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中国对美“抄后”攻势而对肯尼迪施加苏中两面夹击的压力，并以要与中国商谈联合反美为名，要苏联船队暂时停航。这就使苏联有一个可以暂时停顿而下台阶的回旋余地，从而可以不失体面地使苏船不去冲闯封锁隔离线，避免引发美苏军事冲突甚至核战争，然后再慢慢地同肯尼迪作讨价还价的周旋，逐渐把被动扭转为主动。如果肯尼迪和美国军方主战派依然不依不饶地要以入侵古巴和发动核战争相威胁逼迫苏联撤导，害怕发生核战的赫鲁晓夫也仍然可以作出撤导让步，并把战争责任推卸和嫁祸于中国。赫鲁晓夫正是出于这种救苏燃眉之急的需要和损人利己的目的，所以在危机公开爆发后他急切地命令契尔沃年科多次紧急求见毛泽东，急于要求中国尽快给苏联以对美“抄后”的帮助。
但是毛泽东深知此举只会引发美苏核大战和美国对华核战争，而赫鲁晓夫到时候肯定顶不住核战争压力而会软弱屈服，并把中国推到反美战争第一线并陷于两线作战而坑害和敲诈中国，所以不予接见，拒绝沟通，不愿帮赫鲁晓夫所希望得到的这个忙。赫鲁晓夫此时方知已自食了一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反毛反华反中共的恶果，在如此紧要关头唯一能救他的战略后援已经丧失，而仅凭苏联现实的常规和核武军事力量根本无法抗拒因导弹危机引发的美国核战争压力，这使他更加惊慌恐惧，乱了方寸。无奈之下，只得找个“保证古巴不受侵略”的下台阶理由，先极左冒险的假硬，后极右投降的真软，迅速妥协屈从了。所以他事后也就特别痛恨“见死不救”和识破他害人利己骗局的毛泽东，非要不择手段地打击中国，报复中共，给毛泽东一点颜色看看。

2、赫鲁晓夫迁怒中国 苏共集团围攻中共
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前，因为苏共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似乎转变了护印反华立场，在可能会发生导弹危机问题上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也有求于中国的帮助，所以使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和改善的迹象。但古巴导弹危机和第一阶段中印边境战争在10月28日刚一结束，也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赫鲁晓夫就把他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中国没有对苏联进行“抄后”帮助而迁怒于中国，不仅立刻停止了米格飞机的援华项目和全面终止了对华军援，而且在11月9日又恢复了对印度经援军援和帮助培训人员，甚至还给了印军7个师的武器装备，与美国相呼应，支持和鼓动印度再次发动侵华边境战争。这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并由此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旷日持久的激烈大论战。
这场在古巴导弹危机以美赢苏输的结果结束后所引发的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先在共产党国家之间和国际共运内部公开进行，到1963年7月19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以后则是在世界范围全面展开，一直持续到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政变推翻下台后的第36天，即1964年11月21日中共《红旗》杂志发表小结性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方告结束，历时整整两年。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矛盾，起始于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所作的全面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突然而出并被迅速公开传播的大反斯大林的惊人报告，顿时引起国际共运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内部的极大混乱和危机，更使帝国主义、反共势力如获至宝，弹冠相庆，齐声喝彩，立刻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共反苏的汹涌浪潮。毛泽东和中共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更对赫鲁晓夫在如此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这种不同兄弟党商量而不计后果的突然袭击行动和由此对国际共运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大为不满和担心，并连续写文批驳反共言论和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的业绩，但却遭到了赫鲁晓夫集团的极大忌恨。以后，中共又因为同苏共及附苏党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各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态度、国际共运总路线，以及对不结盟运动、中印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相左，观点不合，立场对立，不论在各自的文章、文件中，还是在两党两国和国际共运的交往中，都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争论，甚至争吵，直至矛盾公开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为了压服中共，控制中国，推倒毛泽东，迫使其听令就范而成为自己的儿子党、卫星国，甚至“猫鼠党”关系，在各种场合采用种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造谣诬蔑等恶劣手段，对中共百般攻击和压制，肆意恶化两党两国关系，甚至打击报复，处处刁难，落井下石，破坏中国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
中苏两党两国的矛盾和斗争愈演愈烈，但是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正式展开全面系统的大论战，却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和第一阶段中印边境之战结束后开始的。这场与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境战争有着密切因果关系的激烈持久大论战，其起点是苏共领导集团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发起的集体围攻。
1962年11月5日，也就是导弹危机结束后刚一个星期，保共召开第八次党代会，中共由伍修权任团长，熊复、康生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苏共领导人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各国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了围攻。大会一开始，保共就在苏共团长苏斯洛夫的指使下对阿尔巴尼亚党发起攻击，同时指责中共。随后，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在发言和致词中相继攻击阿党和中共。接着，苏共团长苏斯洛夫也以攻击阿党来攻击中共。在大会期间，参加保共八大的64国党的代表团中有20多个对中共有攻击性言论，由此拉开了一些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指名中国共产党的序幕。
中共团长伍修权据理抗争，他在发言中对这种行径表示遗憾，并指出，“这种做法是只叫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高兴的。”由于苏斯洛夫在讲话中攻击中共，所以中共代表团以既不起立也不鼓掌的行动表示抗议。在闭幕宴会时，伍修权不与同肩并坐的苏斯洛夫说话、碰杯，以表示不满，弄得保共和苏共很是尴尬。
保共大会对中共的集体攻击仅仅是个开始。11月20日，即古巴导弹危机和第二阶段中印边境之战正式结束之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八大上对中共的攻击又有所升级，参加匈党八大的60多个外国党团中就有30来个攻击中共。在大会结束举行的祝酒会上，中共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声明说：“不幸的是现在还有些党，还有些人，仍然继续扩大分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取分裂主义立场，利用一个又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的机会，进一步加剧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这是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情”。“利用某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或一些党的做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极不正常的。”接着，伍修权团长率领中共代表团提前退席，以示抗议，这使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和所有与会者不知所措，很为难堪(注23)。
11月底，已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屈服了的赫鲁晓夫宣布，今后将退回国内搞经济建设，他不准备再去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了。12月4日，捷克共产党也召开了代表大会，大会第一天，捷共总书记诺沃提尼在报告中猛烈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党和支持他们的所谓“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中共。紧接着，作为第一个外国党致词的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也大骂阿党和所谓“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指责中共企图把人类拖进热核战争。由此开始，无论是捷共代表发言，还是外国党代表团团长致词，都纷纷攻击阿党和中国党，其参加大会的60多个外国党团中有50多个攻击阿党，20多个指名攻击中国党，其数量和比例，比保、匈两国党代会有所增加。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团长伍修权对勃列日涅夫和诺沃提尼等人的攻击作了回答。他说：“我对于一年前(苏共二十二大)开始发生的、以后又一次再次发生的一个党利用自己的代表大会的讲坛对另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攻击的做法表示深切的痛心。……你们的代表大会又一次重复了这种破坏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做法，……这使人们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这些话刺痛了反对中共的与会者，会场里出现了嘘叫声和拍桌子、跺地板声等无理取闹现象。中共代表团立刻发表声明，指出有人在这次大会上“甚至采取喧嚷、嘘叫等不正常的方式，并不能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
在大会结束的午餐会上，照例又是一场激烈斗争。捷共表示，对于已经产生的分歧决不让步。中方针锋相对，也表示没有丝毫退让的可能。捷共说中共攻击了捷共，中方则提请对方注意：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报纸上从未指名批评过捷共，倒是捷共跟在苏共后面在报纸上和党代会上公开攻击了中共。中国代表团又严肃指出，“捷共的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分裂的大会，它将同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一样，要受到历史的谴责。”
在捷共召开十二次党代会的同时，意大利共产党也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由中共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报告中公开攻击中共，中共代表团在罗马又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注24)。

3、“高空滚滚寒流急” “更无豪杰怕熊罴”
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一些欧洲的共产党在苏共领导人的组织指挥下，以保共大会为起点，在相继召开的党代会上围攻中共，而且攻击的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对于这股围攻中共的逆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参加各国党代会的中共代表团给予坚决的斗争。会场上的每一个举动，每一项声明，几乎都得到了中共中央乃至毛泽东本人的亲自指示，有的大会声明实际上就是由代表团汇报了情况后由国内起草好用电文发给代表团的。正是有这样强有力的后盾支持，中共代表团才能够一次次顶住压力，坚持斗争到底，代表团的工作也因此得到了毛泽东“做得还可以”的肯定、鼓励和慰问(注25)。
在中共代表团同欧洲党和苏共的集体围攻作面对面坚决抗争的同时，鉴于苏联国内的反华声浪和各国党攻击中共的势头越来越猛，有些党还通过决议，发表文章或声明，指责中共和其它兄弟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公开的反击。
在12月4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书记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12月2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的一些决定。他传达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意大利……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们。”“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在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注26)。
在捷、意党代会结束后不久，毛泽东12月12日在济南接到内情通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一次讲话中为自己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怯懦表现进行辩解，并指责中共，说中国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批评苏联，是在符合最反动最好战的西方集团的需要，中国是古巴导弹危机的主要危险，而且暗示说阿尔巴尼亚对苏联的攻击是被中国唆使的。毛泽东看完这篇讲话全文后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赫鲁晓夫这个人哪，我看是满脑袋的浆糊，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了!”“我们要驳他一下!”(注27)
中共反击的第一篇答辩文章，是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后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12月14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注28)。
从这篇社论起，中共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12月22日，仍在外地的毛泽东为了指导中共反击苏共等的围攻，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要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印发给华东局会议的与会者，“要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在材料的最后一页他还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的《三垂冈》，要大家也一起看看(注29)。
4天后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写下了《七律：冬云》诗，表达了他不怕高压的坚定斗志和必胜信心：现在中共和中国虽然处在“雪压冬云”、“万花纷谢”的“高天滚滚寒流急”和“大地微微暖气吹”的困难逆境之中，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具有“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英勇无畏气慨和“梅花欢喜漫天雪”的不屈斗争精神，一定能战胜种种艰难困苦，只有那些惧怕严寒只会嗡嗡叫的苍蝇才会被冻死。
中共第二篇答辩文章是《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2月29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这篇文章送毛泽东审定。邓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困难得多。经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后，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经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注30)
196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发表了这篇文章。关于古巴问题，文章指出：“我们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争就是‘慕尼黑’。但是，我们过去坚决反对(现在坚决反对，将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别国主权的办法，去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注31)。
进入1963年以后，毛泽东决定加大反击力度，继续答辩，《红旗》杂志就在开年的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长篇社论，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毛泽东看过后说文章写得很好。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等。这两篇合在一起，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对苏共及其领导人没有点名(注32)。

4、赫鲁晓夫亲自上阵攻击中共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1963年1月，赫鲁晓夫亲自带队参加了东德党召开的有66个兄弟党出席的第六次党代会.。苏共代表团人员众多，阵容庞大，中共代表团仍由出席前几次代表大会的伍修权等原班人马组成。
鉴于前几次会议上总有少数国家在会上支持中国，形成相互争吵的局面，这次大会一开始就宣布了几条限制性规定，剥夺了一些支持中共的党在大会上的发言权。接着，东德党的总书记乌布利希首先在报告中攻击中国党拒绝和平共处原则将导致战争，中印边界冲突就是由于中国未能遵守和平共处原则引起的等等，猛烈攻击中共。中共方面正准备在自己的发言中进行反驳，但赫鲁晓夫却在接下来的致词中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然后又突然建议从现在起停止各兄弟党之间的公开论战，不再在自己党内批评别国兄弟党，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东德党马上约见中共代表团，表示他们支持苏共“不争论”的“正确建议”，要求中共也响应这一“不争论”建议。而与此同时，苏共等代表团却在会场内外到处活动，大肆宣传赫鲁晓夫的“不争议”建议是“温和的、和解的”，现在不应该再去追究谁先攻击了谁，“而是如何停止争论的问题”，并说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就要听中国代表团讲话了”等等。
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和其追随者们的一个陷阱：如果中国代表团接受他们的建议，就封住了自己的口，丧失了反击的权利；如果拒绝他们的建议，中国党就要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成为众矢之的。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团长伍修权在向大会致词时强调各兄弟党应当平等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对骂了中共后又建议“不争论”的所谓“和解”建议，要听其言观其行，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他还对利用自己的代表大会来攻击另一些兄弟党的做法，再次表示了遗憾。
伍修权的致词被台上台下的一片喧闹声、口哨声和拍桌子、跺地板声粗暴地打断，但他却是泰然自若，不动声色，一直等到喧闹谩骂声慢慢停息下来后，又重新开始发言，直至把话讲完。
此后，为了表示对德国党的抗议，中共代表团除了参加大会闭幕式和向烈士墓献花的活动并去了一趟波茨坦外，其余活动一概谢绝。在闭幕大会上，当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等步入会场和乌布利希致闭幕词时，会场代表和外国客人都照例起立鼓掌，只有中国代表团冷冷地坐着，既不起立，也不鼓掌。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布大会结束时，中共代表没等唱国际歌就离开了会场(注33)。
对于伍修权和赵毅敏率中共代表团鏖战的情形，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康生事后作打油诗一首描绘道：“伍泰然四闯恶狗村，赵再见独战骡马国”。这里的伍，是指伍修权，赵，是指赵毅敏，骡马国，指意大利首都罗马城，毛泽东听后颇为赞赏。后来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把它改成了“伍泰然四闯恶虎村，赵再见独战罗马国”(注34)。
1963年1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侉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对他们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注35)。
这时，苏共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苏联《真理报》在1月7日发表攻击中共的长篇文章。毛泽东于第二天，1月8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满东红•和郭沫若同志》词—“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以作回敬。而这也表明，经历了风云突变、冷战转折的1962年的毛泽东，此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对外全球国际战略，并“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注36)。
由于赫鲁晓夫在东德党代会上亲自出马第一次公开指名攻击中共，把中苏两党矛盾公开化，这也就给了中共公开反击的权利。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坚决批驳反击的指示精神作出决定：先由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同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毛泽东当时正在武汉，他阅审了这篇稿子，认为写得很好，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即予1月27日以《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为题，作为第四篇答辩文章公开发表。文章还指出，公开论战实际上是从1961年11月的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注37)。

5、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集团围攻中共的两个原因
苏共赫鲁晓夫集团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之所以要如此猛烈地指责和围攻中共，加剧恶化两党两国关系，一般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前面再三说过的，因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中国没有按照苏联的“抄后”要求给予帮助，所以在事后对中国进行打击报复；第二个原因则是，赫鲁晓夫为了挽回面子和威信，摆脱被动，稳住阵脚。
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先冒险后投降的拙劣表现和受辱结果，不仅引起美国和西方的耻笑和轻蔑，更引起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内外的一些兄弟党的不满，这其中不满反应最为激烈的首属古巴。卡斯特罗极为鄙视赫鲁晓夫临阵脱逃的胆小鬼表现，又由于苏美在解决导弹危机时把主要当事国的古巴排除在外，没有同卡斯特罗政府商量，就擅自答应美国条件而撤导撤军，还同意联合国派美国人到古巴检查，暴露了赫鲁晓夫不尊重他国主权的大国主义意识，卡斯特罗对此向苏联提出了抗议：两个大国又一次决定一个小国的命运，事先并不征求这个国家的意见。他认为赫鲁晓夫侮辱了他，损害了古巴的国家主权，因此拒绝接待苏联大使，更是断然拒绝联合国观察员进入古巴领土检查导弹情况(注38)，甚至还对法国《世界报》记者朱莉说，他要打赫鲁晓夫的耳光(注39)。
赫鲁晓夫这些丢人现眼的所作所为，也使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许多人感到羞辱和难堪。不少苏联人在导弹危机刚发生时对赫鲁晓夫、苏共和政府敢于顶住美国的核战争压力，不怕美国核战争讹诈的强硬态度，感到高兴和自豪，但只过了几天，赫鲁晓夫却在肯尼迪核战争威胁的压力下迅速屈服败退，使苏联丢尽脸面，苏联人对这种懦夫表现都大感失望、羞耻和气愤。
赫鲁晓夫在导弹危机上先硬后软的说逃就逃，和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为已所需而随心所欲地说变就变，更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导弹危机一结束，中国就举行声援古巴、反美侵略和对苏不满的大规模游行集会，对赫鲁晓夫和苏共集团既轻率鲁莽、又胆小如鼠的行径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以及欺软怕硬、实用主义的修正主义本质，表现出了极大的鄙视和愤慨。这使赫鲁晓夫威信大降，阵脚大乱，权力不稳，他所控制的集团和苏联内部很可能会发生分裂，他本人也可能会被推倒下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内外危机，赫鲁晓夫一伙便利用权力，控制和纠集一些仆从党、卫星国，指使他们采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转嫁责任的种种手段，以攻为守地攻击中共：把由赫鲁晓夫一手挑起的、几乎酿成核战争的古巴导弹危机，说成是中国要把世界拖入热核战争；把印度侵占中国领土发动侵华边境战争而中国举行自卫反击，说成是中国对中立的印度动武；把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说成是中国热衷于核战争，要把人口毁灭一半也在所不惜；把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中印边界争端的责任，说成是中国造成的等等。企图以这种造谣、中伤、谩骂和所谓多数的围攻，压服毛泽东，迫使中共闭口屈从，并吓住一些不满的兄弟党，从而可以使自己挽回面子和威信，摆脱被动，稳住阵脚，巩固已在动摇的权力。
然而赫鲁晓夫这种小人嘴脸和骗人把戏，遭到了中共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中共《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文章谴责道：“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那就必然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术上，在具体的斗争中轻率、鲁莽，那就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又轻率、鲁莽，那就既会在战略上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又会在战术上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进攻性’核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会‘冒险主义’，更说不上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关于中印边境问题，文章还谴责了明显地站在印度侵略者的立场上，而不站在中国军队为了捍卫自己领土不受侵犯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的立场上的“那些批评我们的人”，他们作为一个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政策，而且以军事物资供应尼赫鲁政府”(注40)。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赫鲁晓夫在导弹危机上因为同美国人做交易而得罪了卡斯特罗，中国则是真心实意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尊严的反美顶苏斗争。赫鲁晓夫非常害怕古巴被中国吸引过去而出现反赫潮流，所以事后急切地弥补因导弹危机而出现的苏古裂缝，尽量安抚和拉拢卡斯特罗，还邀请卡斯特罗率领庞大古巴代表团在1963年4月28日访苏。苏联方面以最高的规格、最隆重的礼遇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卡斯特罗的照片、故事出现在每份当天的报纸杂志上，人们到处热烈谈论着这位靠自己的领导才能打下江山的、年轻、英俊、高大和声音宏亮的拉美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参观、宴会、娱乐活动的日程表被安排得满满的，他在列宁格勒受到了极其隆重的、能与当年十月革命期间欢迎列宁的场面相媲美的欢迎；苏联在5月1日举行有史以来最宏大的阅兵和游行款待卡斯特罗，赫鲁晓夫亲手把苏维埃最高荣誉、带有列宁金星的苏联英雄勋章授于他，莫斯科大学也授于他荣誉法学博士称号；更重要的是，苏联宣布把古巴接纳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式成员，并增加对古巴的经援军援，再三保证防止古巴受到美国的军事攻击，要使卡斯特罗放心。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完全消除卡斯特罗因导弹危机而对赫鲁晓夫的戒心，仍然感到：“真正的安全只能来自自身，而不是他人”(注41)。
不过卡斯特罗这次访苏使他和古巴名声大噪、满载而归，这也使他感到有一个强大的朋友十分惬意，对苏联增加了一些好感和感谢之意，也使他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一些疏远的变化，以后甚至也加入了攻击中共的行列。
这也表明，导弹危机结束后，赫鲁晓夫苏共领导集团在对中国的打击报复和挽回自己的面子扭转被动局面方面，做得算是成功的。中国受到了这种报复和孤立的强大压力，使毛泽东深感“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空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的强烈寒意。而毛泽东这时或许并不知道，赫鲁晓夫在导弹危机结束后之所以要挑起论战而如此地攻击和孤立中国，其实还不止是以上的两个原因，而是还有与导弹危机过程和结果有关的更深层的原因，实际上他这又是在给中共和毛泽东设下一个更阴险狠毒的圈套陷阱。

注释：

(注1) 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56年重上井冈山》，第6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注2) 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第166页。中国青年出版
社2006年6月出版。
(注3)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54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注4) 张民著：《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修订本)》第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注5) 杨宏勇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纪实—和平年代的硝烟》，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
版。
(注6) 袁正领 周杰著：《从核战争到有限战争》第1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注7) 同上，第68页。
(注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61-1262页。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注9) 同(注1)，第87页。
(注10) 同(注4)，第542页。
(注11) 石永言著：《遵义会议纪实》，第303-323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注12) 邸延生著：《“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231页。新华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注13) 同上。
(注14) (美)罗•麦克纳马拉  詹•布莱特著：《历史的教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建言书》，第144-145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注15) 同(注14)，第59-61页。
(注16) 同(注14)。
(注17) 同(注12)。
(注18) 同(注12)。
(注19) 同(注12)。
(注20) 同(注12)。
(注21) 同(注5)，第239-240。
(注22) 南京大学历史系戴超武教授：《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一文，摘自冷战中
国网。
(注23) 蒲国良著：《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第146-148页。国际文化出
版公司2001年1月出版。
(注24) 同(注23)，第148-149页。
(注25) 同(注23)，第152页。
(注26) 同(注8)，第1264-1265页。
(注27) 同(注12)，第245页。
(注28) 同(注8)，第1264页。
(注29) 同(注8)，第1265页。
(注30) 同(注8)，第1266页。
(注31) 同(注23)，第157页。
(注32) 同(注8)，第1267页。
(注33) 同(注23)，第146-151页。
(注34) 同(注23)，第152页。
(注35) 同(注8)，第1266-1267页。
(注36) 同(注8)，第1268页。
(注37) 同(注8)，第1267-1268页。
(注38) 李安山著  张光勤主编：《卧榻雄师卡斯特罗》，第3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2月出
版。
(注39) 同上，第37页。
(注40) 同(注23)，第156-157页。
(注41) 同(注38)，第288-289页。

                                         (40900字)  2006-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