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流精英的理念看《白毛女》中的“守法”与“违法”

《白毛女》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尽管这个故事有歌剧版、电影版、芭蕾版、京剧版等多个版本，而且每个版本的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均略有不同，但他姐今天只谈电影版的杨白劳、喜儿、王大春和黄世仁。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有一个叫杨各庄的地方，虽然远离现代文明，但你可以在解放前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庄子。佃户杨白劳欠下东家黄世仁的高利贷，在卖身契上按了手印，双方达成和解，杨白劳承诺以亲生女儿喜儿的人身及终生劳务折抵债务。

杨白劳是一名守法良民，堪称楷模。既然自己没有反证推翻黄世仁穆仁智的本证，按照证据规则他们说多少租子就多少租子，他们说多少利息就多少利利息，这个叫法律事实，杨白劳知道的。杨白劳不会算帐，也不会签字，但他重合同守信誉，认为只要按了手印，就应该义无反顾地按照合同去履行自己的义务。杨白劳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提升自己的素质，也不请律师（尽管费用很高，高到可以开一家专卖红头绳的全国连锁店，但是法学家们欣赏这个，比如秋菊，她就卖了好几车的红辣椒），当然就不会运用法律这个万能的玩意儿保护自己。他不懂除斥期抗辩权，也不懂什么撤销权反诉权申请再审信访上访群访了。没有人提醒他是不是受到胁迫？存在重大误解？申请司法鉴定核对手印，核对日期，审计往来账目核对数额？再不就说喜儿不是他亲生女儿？这样的好处不仅可以抗辩说自己没有处置权，最大的妙处在于可以启动司法鉴定。杨白劳不知道司法鉴定是个好东西，也不知道一走了之是个好谋略。因为精英法学家告诉过他，“合同效力大于法律”、“当事人意思自治”，还说“哪怕天塌下来，也要实现法律”。所以杨白劳的天就塌下来了，他自杀了，死在除夕的雪夜里。但是精英法学家说了“我们要放弃那种动辄以良知考量法律问题的做法”，也就是说，良知不重要，杨白劳死了没关系，要紧的是法律必须得到维护，不对，如今叫捍卫。

至于喜儿，法律意识就淡漠多了。按照当时的法律人口是可以买卖的，既然人是黄家的身子当然是黄家的，主人可以随意使用、处置、孳息、变卖。但喜儿却没有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不象她父亲那样存法律灭人欲地履行义务，而是完全置合同效力于不顾，被迫为东家提供一次服务后就下落不明了。后来她生个孩子，在没有得到孩子父亲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把孩子埋在乱坟岗了。不仅侵害了黄世仁作为父亲的知情权，抚养权，监护权，也侵害了黄世仁儿子的生命健康权——你不养可以交给父亲养，哪能由孩子自生自灭呢，这不是虐待致死嘛。不仅如此，喜儿还在雷雨交加之夜于奶奶庙装神弄鬼，恐吓惊吓黄世仁，实施精神损害，导致黄世仁神志恍惚，行为不能完全控制，有些象邱兴华作案时的状态。喜儿啊，黄世仁侵害的是你的性不可侵犯权，你怎么可以以暴抗暴，以恶制恶，这是多么不理性不明智，多么狭隘啊。当强奸不可避免的时候，你应该享受快感，或者准备避孕套，而不是刀。

下面重点说说王大春。

王大春是何许人也？他是守法良民杨白劳的准女婿，侵害人杨喜儿的未婚夫，八路军的基层小排长，黄世仁案件的主审法官。尽管大部分的观众都对这个人物不怎么在意，他姐却很留心，常琢磨他。开始，他是作为喜儿的一个美好未来存在的。一个种田的好把势，和喜儿青梅竹马，而且双方老人有婚约。不过穷人的婚约敌不过富人的债权，喜儿被抢进黄家之时，有打手带枪，有按过指印的卖身契，没人敢说卖身契属于一女两嫁。看来富人只要有枪，他想要的人，或者物权，哪怕原来属于穷人，他想要便要了。穷人不仅要不来富人的东西，便是原先属于自己的，也会被剥夺去。王大春看清了局面，就投了八路，带着枪和队伍回到杨各庄。

按说王大春当黄世仁一案的主审法官，完全不符合程序。他对黄世仁有夺妻之恨，是本案的重大利害关系人。可老百姓不懂法，反而认为王大春更了解事实真相，对他当法官颇为赞成——好比喝水，有杯子最好，没有杯子用手掬一口也没什么了不得，只要解渴就行。再说实体，黄世仁搞卖身契放高利贷侵害的是财产权，怎么能以剥夺生命作为惩罚手段，这不能体现黄世仁人权至上的价值。强奸妇女？对于黄世仁这样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社会名流，怎么也该网开一面吧？况且主流经济学家还准备设立红灯区，用一代少女来换取经济繁荣。喜儿要是不逃走，卖给妓院也能为杨各庄贡献十个大洋的GDP，为什么王大春就不能高瞻远瞩，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呢？

他姐在台下看着，有些疑惑，坐在旁边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刷地站起来站起来朗声道：“乡亲们，我要为喜儿报仇！”哗啦一声子弹上膛，直指银幕上的黄世仁。

大家赶紧拉战士坐下，纷纷劝解:“那是演员，黄世仁早死了。”战士仰天长喟：“乡亲们不知，黄世仁虽死了，可他儿子孙子都当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了，说我们八路军是未经注册的非法组织，说咱们是贱民暴民，还说当年咱们分的地原是他祖宗的，现在应该物还原主！”

众皆默然，杨二婶道：“红旗还会插到杨各庄”。正说着，电影里枪响了，是两声，又脆又响。紧接着掌声热烈，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