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访谈:让我们追求“真主的道路”
张承志访谈:让我们追求“真主的道路”
时间:5月11日
地点:宁夏三营东塬
采访:穆斯林通讯编辑部、星光文学季刊编辑部
编者按:今年5月11日,穆斯林通讯编辑部和星光文学季刊编辑部在三营对张承志先生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中我们试图确立一种学术的、批判的态度,在一种世界关怀和历史思索的层面上来研究穆斯林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访谈涉及到一些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其中包括二十世纪世界伊斯兰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伊斯兰在新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等等,考虑到中国穆斯林的现实状况,我们将一些敏感话题进行了隐藏,仅将与穆斯林知识分子有关的部分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需要强调的是,在历史的伟大变革时期,中国穆斯林需要在痛苦的思索中逐步确立自信,培养自己的话语能力,重拾一百年前《醒回篇》和前辈学术大家们确立的批判精神,承担真主的代治者的必要责任。真主说:“真主不会改变一个民族,只有这个民族自己改变自己。”我们祈求伟大的真主给我们卑微的立场和态度以引领。
穆斯林通讯:张老师,记得2000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候,你给我们说过两句话,一是报纸办得很好,很有文化,希望继续坚持。第二,不要和那些退休之后没事儿干,拿回族名义混饭吃的人搅和在一起。我们一直牢记着这两句话,我们的理解是要求我们有所坚持,不能将所有以回族名义的发言都纳进来,而是要我们坚持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这次我们还是想听听你对我们的嘱咐。
张承志:《穆斯林通讯》现在的势头非常好,许多人都喜爱这份报纸,你们的报纸几乎是他们的信息之源。
我们可以谈另外一个话题。
基督教系统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有一次马丁路德的新教革新运动。它是美国英国的今天主要的意识形态。而伊斯兰的历史性革新,按我个人的观点,至今没有实现。为什么呢?因为伊斯兰世界在获得历史飞跃的契机时,却被人导入了--走向僵化的歧路。伊斯兰教在这儿走了这样一个U形的后转弯,走上了一个无法迎接新时代的怪圈。必须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尤其是英国的情报机关插手其中,设计了引导一部分伊斯兰教陷于落后和僵死的战略。英美的殖民主义者同时也是原教旨主义的十字军狂信者,它想消灭或击败穆斯林世界的思想从未中断过。但他们意识到,把伊斯兰消灭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把伊斯兰引向永远的怪圈,使之自我消耗,不得进步。不能简单地否定瓦哈比耶主义。但毕竟,在走向进步的伟大历史运动中,这个弯子转向背后,契机失去了。
一百年之后,穆斯林世界依然必须解决自己的现代化问题,完成宗教思想和形式的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重新摸索迎接新世纪的道路。否则在十字军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面前,就只能挨打。每天看着电视,穆斯林的心在流血。
非穆斯林的左翼知识分子,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出于高尚的正义,在向承受法西斯十字军攻击的穆斯林世界伸出援手。网上的标语呼唤着:“一分钟也不要犹豫,站出来,支持伊拉克人民!”对这种珍贵的国际救援的报答之一,就是改造革新我们的“教门形式”,使之能应对严峻的未来。
《穆斯林通讯》是好不容易才建设成功的一个话语阵地。我盼你们能在引导穆斯林探索正确的宗教道路方面,发挥可能的作用。无论作家,无论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深沉的目标,要为促进信仰世界的现代化,一块块垫起铺路的石头。
穆:对于这个问题,穆斯林世界,微缩地来看中国穆斯林,目前尚缺乏很好的能力。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话语能力,我们的民间更没有话语能力。有感情的人可能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人可能没有感情,即使有感情也有能力,却缺乏一个话语机制,或者说缺乏一种文化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话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任重而道远。而当下的问题可能很具体,比如对于中国穆斯林,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一直讨论不清楚。
张:谁都只能按照自己认为大致正确的去做。但是有一个理想,要追求一个进步的倾向。至少不是主张穆斯林道路的僵化倒退。
穆:我们所说的有所坚持有这样一层意思,作为媒体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伊斯兰正确原则。伊斯兰正确是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就像在一个小油灯照亮的范围内,应该是传统。所谓传统应该是那种经过历史积淀而保留下来的历久弥新的东西,代表伊斯兰博大浑厚的那一面的东西。
张:我要说,并非老一套反而正确,它们更面临着严峻的质疑。徘徊大西北,日复一日看到的是:在世俗化对宗教的腐蚀中,过去遮掩的、含蓄的、可以谅解的弊端,到了今天已经发展成严重违反伊斯兰原则的、撕开了一切遮羞布的腐化。
批评传统是困难的,因为它们与农民社会同步发展。但它们已不能身当大任,它们的颓势已无法挽回。
穆斯林们渴望着一种更好的宗教形式。我们应该与他们一起,描绘未来的蓝图,探讨未来穆斯林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向往和实践一种参悟的、和平的形式;在那里,教规不是限制和吓唬人、而是简单的和易行的。伊玛尼将是人的品质,是好人的标志。最高的社会目标是与各民族团结起来,莫说教派的门户,我们对不同的宗教都绝无排斥之意。一切他人的美好,都是我们的追求。人类的文明,是新穆斯林世界的建设基础。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农村娃考上了大学,同时他们也对旧的宗教敬而远之。他们不满意旧有的宗教形式。让他们感到强烈吸引和离不开的崭新的宗教形式,正需要大家探索。
关心他人的痛苦,就是真正的穆斯林。不关心他人的苦难的人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因为漠视他人苦难,意味着在处境改善以后、手中有了权力和武力时--你就会歧视别人,重复着过去别人对穆斯林的态度。伊斯兰信仰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普世的人道主义情怀,仅仅局限于本民族传统和家族血缘纽带是一种狭隘的穆斯林观。我们日常说的“天下回回是一家”,这个“天下”的观念应该包括整个世界。如果我们的眼光更开阔,愚昧、狭隘、内部腐化的地盘就会相应缩小。
关心他人的苦难--不管是我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你们作为一个重要的穆斯林媒体来影响青年--是个重要的问题。最迫切的和最临近的,就是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苦难。我们可能缺乏话语空间,但是我们要向每一个人的师长,同学,邻居,朋友宣传:穆斯林是热爱和平的,穆斯林在抵御着霸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世界的进犯。
穆:记得我们开始办报纸的时候,曾提到“敬主爱人”的理念。当时有人就有意见,说“爱人”这个词从哪儿来?这是基督教的理念。让人觉得很可笑。后来我们有意识地把一些概念口号话,以强化它的渗透力。比如这样一个概念:“敬主、遵圣、爱人”。
张:当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应该群起而攻之。基督教的口号为什么不能用?《古兰经》确认他们是有经的人,《引支勒》也是真主启示的经典之一。能使用爱的概念才是好穆斯林。这里面潜在的,是歧视别人。
歧视和变质,就潜伏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我经常在新疆旅行,大多数新疆的回族,并不在意自己不了解维族。那种漠视的程度,让人懂了为什么大汉族主义者不理解回民。在新疆,我在一个寺上住着。我问:这个庄子一半回族一半维族,寺里干干尔麦里,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交流一番多么有趣。可阿訇说:他们在打依尔上坐不住,乱动。不像我们,洗完阿不代斯一句话都不说。看,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对一个伟大民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穆:这是一种自我封闭,可能缘自于文化心理上的不自信,是一种作为“少数”的自保态度。在历史上,这种自闭保存了中国的伊斯兰。可现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世界几乎不给我们任何独立的空间,自闭便成为非常危险的态度。这些年来,我们也算是形成了一个穆斯林通讯者马尔提体,虽然它还很小,但确实为穆斯林知识分子搭建了一个平台,知识分子能够以集体的面目出现,以集体的形象存在、发言。同时这个者马尔提还包容了一些非穆斯林朋友。这是很知感的。
张:确实,应该追求建立一种理想的者马尔提。它既不是腐朽的迷信加封建的老传统,也不是倒退僵化、空喊复兴的怪圈,它将如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年轻一代和非穆斯林,它是我们一步步摸索的,一种良性发展的道路。也许它可以称为“Tarigat Allah”(陀里伽同拉),真主的道路。
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进行新的思考和实践。我们要共同扶助,互相启发,在一步步的摸索中,互取所长,争取找到一种能达到希望和胜利的“真主之道”。
穆:不知张老师感觉到了没有,穆斯林的知识分子随着年龄的降低,他们的凝聚意识在增强。特别在兰州,具有凝聚力的知识分子,三十多岁明显多于四十多岁,四十多岁明显多于五十多岁,可以说在我们接触的圈子里,年轻人成长得很快。
张:我希望是这样。在兰州西宁那样的环境中,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可在北京感觉是相反的。中国的伊斯兰教,要让它变得有魅力,能够吸引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道路还正漫长。
北京或西海固,与其说是教门在教育穆斯林,不如说是孝的观念在教育。中国文明中的孝悌思想,与伊斯兰的孝敬教规,在中国穆斯林的社会和历史中实现了深深的结合。
在堕落的世风中,人可能追求精神和生活的宗教化。在欧美加入伊斯兰的现象很普遍,因为他们过去就有一神教背景,对宗教不生疏。他们入教的原因可能很简单,比如认为伊斯兰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他们出于深刻的左翼思想向伊斯兰投奔。而中国人不仅对宗教尤其一神教很生疏,而且对他人的苦痛也习惯于漠然,所以类似的例子是孤立的。
穆:九十年代在东部地区,汉族归依伊斯兰的比较多,有时候你甚至感觉是浩浩荡荡的。“浩浩荡荡”这个词有些夸张,但那确实让人非常激动。这种现象是一种证明,对一定的文化层面上的年轻人来说,伊斯兰是很有魅力的。
张:也不错。他们也在寻找道路。迎接汉族优秀分子变成新穆斯林是历史的呼唤,应该推动所有的阿訇做这个工作。我倒觉得回族概念应该取消掉,如果不是穆斯林的话就别自称回族。因为它潜在着一丝种族主义。优秀的清真寺应该带着新鲜的血液,大踏步地往前走。
穆:你在《寺里的学术》中提到文明内部的发言,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穆斯林知识分子很多,年轻的博士硕士也很多,他们的表述能力可能还不是很好,但毕竟有这样一个群体在加强。你认为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从哪个方面能够突破?
张:我不能轻信。现在,中国的大学已是一片生产博士硕士的工厂森林,每年都有数不清的博士硕士被生产出来。这种大规模生产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灾难还是进步,已经是一个问题。这些博士硕士中的一部分的堕落,正在使社会瞠目结舌。他们中回族出身的一些怎么样?我知道。
文明代言人的资格,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不能因为他的户口上写着回族,他就有资格充当这个角色--命题比这种算术大得多。
在我接受伊斯兰的文化和信仰之前,是蒙古游牧文化把我从一个北京学生改造得脱胎换骨。因此我有强烈的报答蒙古民族的心理。但《黑骏马》出版后,受到过一些中伤和排斥。感情的受伤,促使我思考文明代言人的资格问题。难道血统是文明表述的唯一资格吗?也许我对蒙古游牧民族的文化表述,比血统蒙古人表述得更真挚。我离开了草原,抵达了新的土地。但是,一个真诚的人受到的拒绝和伤害,难道是正确的吗?
终于,博士读下来了。比如读了一个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的博士。我想提醒:这些专业一诞生,就带着帝国主义掠夺第三世界文化财富的胎记。它们在进入中国时的杂役、翻译和帐房,是后日这些学科在中国的泰斗。他们不同于伟大的人类学家摩尔根,能在学术的道路上酝酿宗教式的道德自问。摩尔根在文明代言资格的自问之末,做了印第安人的养子。印第安人正式接受了他,摩尔根才从文明的表述与被表述的道德与心理上,获得了解脱。
我忍不住想问,在中国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里,有一个人做过这样的姿态和举动吗?
比如关于小儿锦。阿訇上头讲,满拉下面听。一边听一边在当作教科书的经上,用三分钱一个的蘸水笔尖蘸着黑墨水在旁边注音,把读法、注解、师傅的指引,用自己看得懂的字记下来。这就是小儿锦。这不是什么“回族最早的拼音文字”,也用不着谁去发现。就像三营小学娃娃们的笔记本用不着谁去发现、就像自古生存着印第安文明的美洲大陆用不着哥伦布去发现一样。
在这样一个学术谱系中,在如此的浮躁环境中,我们不必猜测一代贴着回族标签的知识分子会有什么作为,但他们或许会发生激烈的分化。
穆:其实回族知识分子或者说穆斯林知识分子都存在一个人格分裂的问题,现实的诱惑、现世的名利,与民族的感情、信仰的方式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是处于“多数”的海洋中的“少数”所必须面对的两难境地。
张:我更想说:在打磨文字技巧和学问规范之前,要知道学术和文学的良心是最重要的。应该思考你和所面临的文明主人之间的关系,要自问你是否对得起你调查的村落、和那里的人民。
为了与他们竞争,我呼吁开展“寺里的学术”。虽然我非常清楚:如此对旧秩序的颠覆,不是几个阿訇能干得成的。我们只是以这个姿态,呼吁未来的清真寺和阿訇满拉、穆斯林知识分子,介入捍卫自己文化表述权利的事业。至于能否成功,决定事情的是真主。
这是一个历史的口唤,它不理睬谁的急功近利。当弱势民族不再处于受压迫、被歧视的处境,当底层民众获得了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一切遗产都是人类共有的。那时,穆斯林获得了平等的对待,博士们的道德得到了规范--我们将全力声讨排斥和嫉妒。
穆:对于中国的穆斯林,不管是民间还是知识阶层,我们得有一种希望,首先是心中得有希望,然后是设法看到希望。这个希望到底在哪儿?
张:不知我的思路是否很费解--前面提及《黑骏马》和蒙古体验,就是这个意思。人并非没有机会表达对他人的关心。对他人表达平等和热爱,是一件动人的事业。
穆:我们只能等待自己有话语权的那一天?
张:话语权可以用水平来实现。顺便说一句:我高度评价“黄牛奖文学奖”的空缺。因为它如同宣布:敢于对更高水平提出要求,意味着真的要追求对世界的话语权。
穆:现在的问题好象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下的方式可能是值得怀疑的?
张:不能这么说。人都在前定的链条上。不如留意这样的思路:穆斯林本身的规范,会洗涤流行文艺的污脏。或者说,伊斯兰的信仰,会启发人去探索学科内最优秀的东西。摩尔根做了伟大的示范,优秀的后来人会模仿他。于是他们会靠近知识传统中最干净、最专业化的内核。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人的出现,随时准备着支援他。
穆:这就是答案了。还是《寺里的学术》确定的方式。
张:请允许我再说一些话:
我们没有排斥一切体制内回族或汉族知识分子的念头。有志气的中国穆斯林追求的,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辉煌文明、包括学术和文学的积累不敢轻慢,因此对之才有了责任感。当别人在泡沫文化的洪水面前怯步时,伊斯兰的教养使我们站了出来。既然敢于公开自己遵从穆斯林的道德大义,那么我们不会面对知识分子道德的堕落,而嗫嚅不语,畏缩不前。
不,学术永远都不是主要的问题!塑造和追求理想的伊斯兰形式,才是我们的理想。我盼望我们有这样光荣的前定,经过我们一生的跋涉和积累,为苦苦寻求光明的“真主之道”的穆斯林世界,贡献我们的一点经验。
注:这是原刊载于穆斯林通讯的那篇原文,没有对照在编入这本书的时候是否有所改动。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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