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秀文：《人民日报》两篇批判苏修文章

　　也许有很多人看了此文没有什么真切的感觉。如果将文中的“赫鲁晓夫之前的苏联”换成“1949-1976毛泽东时代”，联系到现在的知识精英对毛时代的批判，也许就更真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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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苏修“全民文化”的画皮

樊秀文(1967.10.20)

　　早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不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肆意篡改或公开否定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宣扬所谓“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胡说什么“全人类性就是党性”。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集团正式把“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这一口号写在苏共党纲上，和“全民国家”、“全民党”一起，作为他们整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主席还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所谓“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跑到美国大搞“美苏合作”的政治交易前夕，赫鲁晓夫的“挚友”肖洛霍夫在《文学报》上公开向美帝国主义者屈膝哀求：“让我们相互往来吧，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争论和打仗的理由！”反动透顶的阿飞诗人叶夫图申科竟然在全世界革命人民愤怒声讨美帝在刚果犯下的滔天罪行时，公开写诗表示要和美国“共命运”，声称要把“美国佬”这个字眼从“字典里永远勾掉”！老牌右派作家爱伦堡在临死前写完的又臭又长的六大卷反革命回忆录中，更胡说什么美国统治阶级“已经有了进步”，疯狂叫嚷“不懂得美国，就不能了解我们的世纪”！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自夸，说他早在一九五○年就写过：“我拥护和平，……也拥护同杜鲁门先生和艾奇逊先生的和平”！

　　这哪里是什么“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这道道地地是帮助美帝国主义奴役和镇压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刽子手文化，是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反动文化！

　　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堕落为世界上最大工贼的苏修统治集团，十多年来，通过文化和文学艺术，大肆丑化列宁的形象，恶毒谩骂斯大林，公开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疯狂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文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是最突出的例证。它恶毒地咒骂十月革命是“历史的错误”和“无法挽救的灾难”，胡说什么十月革命“以后发生的事情——都是罪恶”！对于这一部如此反动的小说，苏修集团竟视为至宝，甚至在作者死了多年以后的今天，还决定予以重新出版。

　　此外，象爱伦堡的《解冻》、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索尔仁尼津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斯塔纽克的《人不是天使》，奥维奇金和阿克肖诺夫等人的散文小说，丘赫莱依、格拉西莫夫、邦达尔丘克之流的电影，特瓦尔朵夫斯基、叶夫图申科、梅日拉齐斯之流的诗歌等等，都是或以反对“官僚主义”为名，或借口清除“个人迷信”的后果，把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描绘成“阴冷的冬天”或“飘浮在茫茫大海中的冰山”，声嘶力竭地叫喊要“解冻”，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春天”招魂。

　　这哪里是什么“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这道道地地是诽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赤裸裸的反革命文化！

　　苏修作家还通过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描写，一方面把正义的革命战争描绘得凄凄惨惨，渲染革命战争的残酷恐怖，大肆贩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以恫吓被压迫人民，另一方面公开歌颂懦夫叛徒，鼓吹活命哲学。被苏修集团奉为“当代世界的杰出天才”的肖洛霍夫就是这方面的急先锋。今天苏修文坛上出现的大量战争题材的作品中，有的甚至以悼念烈士为名，公开叫喊“丢掉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例如一个名叫罗什杰斯特文斯基的诗人，在一首题为《安魂曲》的长诗中，竟这样无耻地问道：“对于死去的人，这种光荣有什么用？对于阵亡的人，这种光荣有什么意义？他们拯救了所有活下来的人，唯独没有拯救自己，……死了人，还要这种光荣干什么用？”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下，用生命和鲜血，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侵略，保卫了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成果，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而苏修集团却通过文学艺术，一笔勾销了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功勋，大肆丑化苏联红军的形象，公开颂扬懦夫叛徒，竭力鼓吹“活命就是一切”的反动思想。这是对苏联人民、苏联红军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

　　这哪里是什么“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这道道地地是最卑鄙、最无耻的叛徒文化！

　　大家知道，叶赛宁、茨威塔耶娃、孟杰里什坦、左琴柯和阿赫玛托娃、蒲宁和帕斯捷尔纳克等等，都是十月革命前后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资产阶级颓废文化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顽固坚持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反动立场，早已被苏联人民所唾弃。

　　斯大林逝世后，苏修集团在文艺界所干的主要罪恶活动之一，就是大张旗鼓地为这些反动家伙翻案。他们为叶赛宁举行了全国规模的盛大纪念，吹捧他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则被作为苏联作家的“代表”，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蒲宁、茨威塔耶娃、孟杰里什坦、左琴柯和帕斯捷尔纳克之流，也都被戴上“天才”、“杰出”等等的荣誉桂冠。这些人的作品，都被编成全集、选集，大量出版，并且有的竟被列入中学和高等院校的文学教科书，定为今日苏联青年的“必修”读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久前苏修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以“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产儿”自命的所谓“第四代”作家。他们打着“艺术革新”的幌子，公开宣布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作品中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已经过时了”。在他们的小说、诗歌中，一方面恶毒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诽谤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则狂热地宣扬腐朽、糜烂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例如格拉吉林小说里的“正面人物”竟把“想办法更快地积一笔钱，买一辆小汽车，以便每星期日可以到处去兜风”，当作自己的人生目的和生活的最高理想！……

　　如此等等，又哪里是什么“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这道道地地是为反革命阶级翻案的文化，是道道地地宣扬淫荡、混乱、堕落、腐化、臭不可闻的资产阶级颓废文化！

　　铁的事实，撕下了苏修统治集团所谓“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的画皮，暴露了它反革命的真面目。

　　早在一九四二年我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所贩卖的“超阶级文艺”时，毛主席指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苏修集团狂热地大肆鼓吹“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也完全是这样。他们表面上打的是“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的招牌，实际上搞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资产阶级文化。

　　苏修集团所谓的“全民文化”，一方面是苏联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立场、阶级意志、阶级要求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的反映，同时，反过来又是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反革命利益服务的。在苏修领导集团上台以前，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化，在“全民文化”这块破烂不堪的遮羞布的掩饰下以一种令人不易察觉的方式搞乱人们的思想，瓦解人们的革命意志，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准备；在苏修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它又成了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从精神上欺骗、奴役人民，以维护他们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工具。

　　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老实告诉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你们这个“全民的、全人类的文化”的反动口号，在刚提出时就曾经遭到过苏联人民和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抵制和谴责；现在，你们用这个骗人的反动口号在文化和文学艺术领域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已经愈来愈激起广大苏联人民的愤懑。你们受历史的严惩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了。

揭穿苏修鼓吹“人道主义”的反革命实质

樊秀文(1968.01.19)

　　从臭名昭著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一直把“人道主义”作为他们在文化领域里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中心口号。不久前，苏修集团的喉舌《真理报》又发表文章，重弹“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化身”的滥调，并且荒诞地宣称苏联文化因为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而成了“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因素”。

　　这完全是一派反革命的胡言乱语。

　　大家知道，人道主义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思潮。它在当时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人道主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科学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打着“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幌子，用抽象的“人类之爱”和“普遍的共同人性”等种种谎言，抹煞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掩盖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它是资产阶级奴役和统治广大劳动人民，麻痹和瓦解他们的斗争意志的一种精神鸦片。苏修集团把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口号说成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而且反复强调苏联文化和文学艺术必须以人道主义作为“基本主题”，这就再一次表明他们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

　　苏修集团鼓吹的“人道主义”，完全是一种反革命的思想武器。他们收买和利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炮制大量的毒草影片、小说、戏剧、诗歌等等，歇斯底里地叫嚷“一切人的博爱万岁！”“人道主义……永垂不朽！”胡说什么“我们都是人”，“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如此等等。拆穿来说，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灭亡，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企图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无产阶级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就必须对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坚决粉碎他们的各种复辟阴谋，而决不能跟他们讲什么平等，给他们自由，更不能同他们称兄道弟。

　　但是，苏修集团在文学艺术中却大肆宣扬“我们都是人”、“一切人的博爱万岁”等反革命谬论，攻击和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篡改历史，歪曲事实，公然把苏联人民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同阶级敌人进行的斗争，一概说成是“不人道”的“个人迷信的产物”。例如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斯塔纽克的《人不是天使》等小说，都以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为题材，一方面影射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诬伤好人”，另一方面公然诽谤消灭富农阶级造成“凄惨”的“结局”。尼古拉耶娃的《前进道路上的战斗》和索尔仁尼津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一系列的反动作品，则全盘否定一九三七年肃清反革命的斗争，胡说什么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做法。爱伦堡的一些反革命回忆录更是使用最刻毒的语言，诅咒十月革命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以前整个苏联社会都充满“史所未闻”的“残忍”和“不正义”，诬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缺乏人性”。而在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特瓦尔朵夫斯基的《路旁的房屋》和艾特玛托夫的《大地——母亲》等等所谓从“新的人道主义的观点”来处理战争题材的毒草作品中，竟然把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描绘成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是“兄弟的自相残杀”。

　　总之，在苏修文人们的笔下，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不人道”的“悲剧”，只有让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爬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心甘情愿地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残杀，才符合“人道主义”的原则！苏修集团所谓“人道主义”的反革命本质，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苏修集团宣扬的“人道主义”不仅是极端反动的，也是绝顶虚伪的。什么“一切为了人”呀，“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呀，统统都是些骗人的鬼话。无数的事实证明：他们所谓的“一切为了人”，就是一切为了一小撮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心目中的“朋友、同志和兄弟”，说穿了，就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帮凶和走狗。

　　人所共知，叶赛宁、茨威塔耶娃、莆宁、左琴柯、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等等，都是十月革命以后因为顽固敌视无产阶级政权，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而早已被苏联人民唾弃的反动文人。但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苏修集团迫不及待地纷纷为他们恢复“名誉”，把这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个个都吹捧为苏联文化的“优秀代表”；他们还说什么这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胜利”。真是无耻透顶！

　　更有甚者，苏修集团的一批文坛走卒，近年来还特别卖力地宣传：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也是人”；美国统治集团的头目们也同样“爱好和平”、“关心人类的命运”。西蒙诺夫通过《军人不是天生的》里的主人公，竭力美化德国法西斯军官是“与士兵共命运”、“很好、很出色”的军人，胡说什么枪毙他们是一种“残暴”，连自己的“良心”都因此“感到苦痛”。贝柯夫的毒草小说《第三个信号弹》和《圈套》等等，则厚颜无耻地宣扬法西斯侵略军的“善良”和“人性”，为他们的死亡而失声哀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公然吹捧美国统治阶级的“人性”、“明智”和“进步”，叫嚷必须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犯杜鲁门和艾奇逊之流讲“和平”。叶甫图申柯这个卑贱的小丑，更是写了大量的反动政治诗歌，一再表示要和美帝国主义“共命运”。至于把象吉卜林这样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吹鼓手当作“人道主义者”而加以百般颂扬，甚至拜他们为师等等丑剧，早已是苏修文化界司空见惯的现象了。请看，苏修的所谓“人道主义”不是公然无耻地要同世界上最反动的法西斯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交朋友、称同志、结兄弟，又是什么？！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恩格斯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苏修集团当然不是什么“新手”，他们早已背叛科学共产主义事业，一贯疯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道道地地的“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货真价实的“披着羊皮的豺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