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加缪之争：向左走，向右走

萨特——加缪之争：向左走，向右走

○　赵　勇

尽管加缪明确说他不是存在主义者，《西西弗斯神话》一书恰恰是反对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的，[1]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与萨特的交往与友谊。然而，围绕着加缪《反抗者》（1951）一书所引发的争论，却使加缪与萨特的友谊毁于一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作为一本哲学随笔，《反抗者》是加缪酝酿十年之久的力作。而在这部著作中，显然突出的是《西西弗斯神话》中一个隐含的主题：当人们意识到荒诞时，正确的做法是反抗荒诞，就像那个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与《西西弗斯神话》不同的是，《反抗者》沉入到历史的梳理和分析之中，最终形成了如下命题：我反抗故我在：“我们每天遭受的苦难中，反抗所起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所起的作用一样。它是第一个明显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使人摆脱了孤独状态。它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了第一种价值。我反抗，故我们存在。”[2]那么，又该如何定义反抗者呢？加缪在此书中开宗明义：“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它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3]一个既说“不”又说“是”的人构成了加缪所谓的“反抗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并非如此，加缪这里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辩证法的丰富性。当一个奴隶不能接受主人的压迫起而反抗时，他是一个说“不”的人，但同时他又以“是”的潜在话语肯定了主人与奴隶界限的存在。但是，即便如此，反抗依然应该成为一种绝对命令，因为在反抗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人们也只有通过反抗，才能在一种麻木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奴隶在拒绝主人令人屈辱的命令时，同时便否定了他自己的奴隶地位。”[4]当他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自己时，“他的觉悟随着反抗而苏醒”了。

对“反抗者”的定位当然还只是加缪这部著作的开场白，此书的重要贡献应该是对两种形式反抗的区分及其相关论述。在他看来，反抗可以区分成两种，一种是“形而上的反抗”，另一种是“历史上的反抗”。“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5]而“历史上的反抗”则是作者以“革命”作为关键词，对1793年以来历次革命运动和风暴的沉重反思。在加缪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区分只是为了一种论述的方便，或者仅仅是为了形成一种事实判断。因为对于前者，作者确实只是在形而上的层面展开的，而花花公子的反抗，尼采的思想，超现实主义者的行动等等则是构成形而上反抗的主要线索。形而上的反抗虽然有其可贵之处，但是最终却很可能会坠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人们可以两种方式成为虚无主义者，而每次都通过过度的绝对。显然，有的反抗者想要死去，有的反抗者却想让人死去，但他们都是一样的，都焦灼地渴求真正的生活，对生存感到心灰意冷，宁要普遍化的非正义而不要被肢解的正义。”结果，“形而上的谋杀来回答普遍的杀人”的时代就会到来。[6]

更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对“历史上的反抗”的反思。在他看来，革命与杀人的经常化与合法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大部分革命的形式与特点就在于杀人。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曾经是杀人的。”[7]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经过列宁、斯大林的实践之后，也与历史上的历次革命运动没有了本质区别，因为“马克思主义就其一个方面来说，是认为人是有罪的而历史是无罪的学说。在远未掌握政权时，它在历史上就表现为革命暴力，而在居于权力的顶峰时，则成为运用法律的暴力，即恐怖与审讯。在宗教的世界，真正的审判放在以后，没有必要毫不迟疑地惩罚罪恶。相反，在新世界中，由历史所宣布的审讯必须立即进行，因为有罪、失败与惩罚是同时发生的。历史审判了布哈林，因为他已被处死。它宣告斯大林无罪，因为他处于权力的顶端”。[8]于是，加缪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意味深长的区分：“把法西斯主义的目标与俄国共产主义的目标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前者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而后者更富有悲剧性，竟由受害者来颂扬刽子手。前者从未想过要解放所有的人，而仅仅想解放某些人而征服其他人。后者就其最深刻的原则而言，旨在解放所有的人，但要暂时地奴役他们所有的人。”[9]

显然，当加缪如此进行反思时，全书的落脚点也就指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与批判上。加缪认为，马克思一生进行过许多预言，但历史业已证明，这些预言中有些方面是错误的，比如，马克思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必将无限增长，但历史发展的事实却表明，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大都成了中产阶级阵营中的一员。预言的错误，再加上俄国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列宁化、斯大林化的过程中又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教条主义，所以，在苏联社会主义所依傍的革命暴力中，杀人不但合法化，而且变成了一种政府行为，变成了一种国家恐怖主义，于是，“俄国的集中营制度实现了从管理人向管理物的辩证过渡，但把人与物混在一起”。[10]在这里，加缪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显，靠马克思主义起家的苏联已完全没有人道主义可言，有的只是对人的高压统治、集中管理和血腥镇压。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已经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一切相距甚远。

现在看来，《反抗者》除了是对革命暴力进行反思的力作外，同时还是向他的战友萨特的叫板之作。虽然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可以把加缪看作存在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加缪与萨特的哲学观、文学观、道德观等等显然有许多区别。比如，当萨特的《恶心》问世之后，加缪虽撰文加以褒扬，但他并不同意萨特对荒诞的理解。加缪认为：“荒诞从事物开始，但他转一圈再回来的时候，并不打算再见到这种荒诞。他对萨特的‘自在’和‘自为’之间的对立经常表示自己的保留，认为这种对立太僵化。反过来，萨特责备加缪对连续性（continuité）兴致过高，说他痴迷于类比和联系。萨特把决裂摆在了神圣的位置上，加缪却对此充满疑虑。如果有谁和加缪是同时代的人，从精神上和他更近的话，那这个人不是萨特，而是梅洛－庞蒂。”[11]列维的分析表明，加缪从一开始就与萨特存在着思想分歧，这也就是为什么加缪不愿让别人把他看作是存在主义者，而萨特也说加缪“同存在主义毫无共同之处”[12]的主要原因。

不过，尽管存在着这种思想分歧，加缪还是一直与萨特维持着友谊。直到萨特越来越左然后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之后，加缪才感到问题的严重，但他依然保持着应有的克制，这正如有的分析者所说的那样：“在《反抗者》临近尾声时，加缪显然想激萨特作出回应，但是，为什么他不愿意提到朋友的名字？加缪强烈反对萨特的立场，想要了解一种历史导向的哲学何以是道德的，他似乎不得不与萨特正面交锋，而同时他又极力避免这样做。”[13]由此我们也便可以看出，加缪在《反抗者》中虽然事实上已经把矛头指向了他的论辩对手萨特，但是他并不想与萨特撕破脸皮，他只是想在学理的层面与萨特交手，然而，实在说来，一场不可避免的论战已经呼之欲出了。

这场论战发生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起因是《现代》杂志编辑尚松（Francis Jenson）写了一篇批判《反抗者》的檄文并发表在《现代》上，加缪认为此文是萨特的授意之作，便撰文回击。回击文章通篇未提尚松的名字，而是直接指向了“主编先生”萨特。萨特因此非常恼火，便以《答加缪书》（《现代》第82期，1952年8月）予以反击。有趣的是，这既是论战的开始，却同时也宣布了论战的终结，因为在《答加缪书》的末尾萨特对加缪说：“杂志对您是开放的，如果您愿意回答我的话，但是我，我不再答复您了。我说了您对我曾经是什么，您对我现在是什么。但无论您能够对我说什么和做什么，我拒绝反驳您。我希望我们的沉默将使人忘却这次论战。”[14]果然，萨特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沉默，而加缪也再没有正面回应，直到1960年1月4日加缪遇车祸不幸身亡，萨特才打破沉默，发表了《阿尔贝•加缪》的悼念文章。然而，加缪已经作古，他已经无法听到萨特的动情之语了。

现在看来，这场论战双方虽存在着一些误解，但这并不构成主要原因。萨特晚年回忆道：《反抗者》面世后，他想让人在《现代》上对它作出比较温和的评论，却没人愿意接手。尚松旅行归来后主动请缨，给萨特解决了一个小小的难题。但尚松与加缪稍有前嫌，便借机公报私仇。这也就是说，尚松批判此书体现出一种哲学上的贫困，固然也可成立，但其批判之烈、火力之猛或许已带上了个人的某些恩怨。文稿既成，萨特远在意大利旅行，无法亲自把关；刊物负责人梅洛－庞蒂觉得萨特不会喜欢这篇稿子，便不同意发表。尚松与梅洛－庞蒂大吵一顿，后者只好妥协，前提是发表之前必须让加缪看看，并征得他之同意。加缪看后自然是勃然大怒，并把这一切记到了萨特的账上，于是，萨特变成了“主编先生”。这种冰冷嘲讽的语调自然把萨特逼到了墙角，他不得不起而应战，一场友谊遂宣告终结。[15]

萨特的回忆如果真实无误的话，虽可以澄清一些事实，但这种为自己开脱的做法并不足取。而且，假如真要来判定这场断交的是是非非，萨特显然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尽管加缪的文章富有挑衅意味，但全文大都是在摆事实讲道理，并没有越过论辩的底线。而萨特的反驳文章却显得气急败坏，完全失去了论辩的风度。让我们来看看列维的评点：

是萨特可爱还是加缪可爱？当然是加缪可爱。他显得宽厚，高尚。他向笨拙而褊狭的杀手报复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合适得不得了”。而萨特却暴跳如雷，毒辣凶狠：《答加缪书》（Réponse à Albert Camus）不仅表现了作者极端的轻蔑，还表现了作者的恶毒（“……您可能贫穷过……”），而且背信弃义（“……这种沉闷的夸张言语掩饰着您内心的困难，我想您把这种困难称之为地中海的节制……”），无端地残酷（“我不敢劝您参考一下《存在与虚无》，读这本书对您来说无用而艰难，您痛恨思想的艰深，您匆匆宣布没什么可理解的，以便事先逃避人家指责您没有读懂……”），权威的狂妄（“……可是，您这是得了什么怪癖啊，怎么不到根源上去看看呢？可您明知道用‘闸’是刹不住世界上真正的力量的……”），幼稚而伤人的幽默（“就像一个小姑娘，把大脚指头伸进水里，同时又问：‘这水热吗？’，您也带着怀疑的神色看待历史，伸进一根手指头，又很快地退回来，问道：‘历史有意义吗？’”），总之，萨特表现出的，是一种卑劣的行径。[16]

如此看来，萨特的尖酸刻薄、凶狠恶毒确实在《答加缪书》中暴露无遗，甚至连试图为萨特说点公道话的列维也不得不把同情心放到加缪这里。当然，更耐人寻味的还是这些刻毒之语背后隐含的信息。时至今日，我们不妨想想，如果仅仅是加缪称呼他为“主编先生”，如果只是把尚松的批判算到了他的头上，萨特至于这么痛下杀手吗？一定是加缪的《反抗者》及其抗辩信点到了萨特的痛处，才使得萨特失去了理智，并在《答加缪书》中种下了断交的种子。那么，加缪点到了萨特的什么痛处？论战乃至断交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让我们走进政治层面来看个究竟。

“二战”开始之后，政治一直是法国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参与政治也成了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选择。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参与政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反对法西斯主义。因为“当人们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存在时，反法西斯主义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了左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主要动力”。[17]在这场参与政治的斗争中，加缪与萨特都成了抵抗运动中的一员。有趣的是，在1944年，加缪的政治立场比萨特更接近共产党人，他甚至认为“反共论是独裁的开始”。[18]然而，两年之后，在《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的系列文章中，加缪的立场与观点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把20世纪定位成恐惧的世纪，并认为今天的人们完全生活在恐怖之中。因为“今天首要的政治问题”是“一个杀人被合法化、而人类的正常生活却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世界”。如何解决这一政治问题，有的人可能寄希望于革命，但仅仅在本国之内想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已成为罗曼蒂克式的幻想。因为“政府的镇压机器再加上坦克、飞机，已变得十分强大。要想和政府作对，也必须有坦克和飞机。1789年和1917年仍将是让人们纪念的年份，但已不再是人们能效法的榜样了”。于是，假如革命还能成为一种改变现状的手段，革命就必须成为“一场涉外的”“世界革命”。但如此一来也就更令人恐怖了，因为革命一旦成为世界革命，人们又必得冒巨大的战争风险而最终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所以，在今天的时代里，我们没有颂扬战争的任何理由：“马克思像他对待1870年的战争可以为战争辩护，因为那场战争还是使用步枪时代的战争，而且仅局限在一定的地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死掉十万人算不得什么，实际上那是为了几亿人的幸福而作出的牺牲。可是，要是肯定会死几亿人，而仅仅是为了活下来的人的幸福，那代价就太大了。”为了避免战争和杀戮，加缪把“走向对话”看作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案。[19]

即使在今天看来，加缪的思考也是深刻而精湛的。在冷战气氛越来越浓的年代里，加缪必须作出选择，而这种选择显然又带着他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思。尤其是到了50年代初，当有关苏联集中营的事实被披露出来之后，他没办法不成为左翼人士所痛恨的“反共分子”，也没办法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暴力革命进行清算。可以说，在《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中，加缪的政治立场已基本清晰，《反抗者》一书则是使这种立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然而，加缪政治立场的转变却恰恰是萨特所深恶痛绝的。加缪在给萨特的信中说：“实际上您的合作者所赞成的，乃是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进行反抗，但就是不能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政权。”[20]其实，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说加缪的《反抗者》点到了萨特的什么痛处，这应该是痛处之一。

当加缪作出选择的时候，萨特其实也早已开始选择，只不过他选择的是与加缪完全相反的道路：如果说加缪是从“左”向“右”调整，萨特则是从“左”向更“左”进军，两个人完全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在谈到萨特的变化时，阿隆森有如下分析：“就在加缪的《反抗者》杀青之时，萨特正在完成向革命者的转变。……萨特的变化分两步走：1951年春天的《魔鬼与上帝》和1952年6月的《共产党人与和平》。到这一时期，萨特和加缪正在向两个既互补又相反的方向过渡。看起来，他们至少是有意无意地以反对对方来塑造自我。……每个在1944年到1951年间想找到方向的法国政治知识分子，都会面对在非共产党左翼方面指引思想—政治选择立场的萨特和加缪。在这一领域没人能绕开萨特和加缪思考当代并得出结论。类似地，这两位朋友也不得不相互竞争，每个人澄清自己的时候都把自己和对方区别开来。”[21]

如此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列维的区分，这一时期也正是“另一个萨特”（即政治萨特）像病毒一样渗透进来、让早期的萨特发生错乱并与加缪作对的时期。[22]于是，当加缪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并批而判之的时候，萨特却开始了与共产党人风雨同舟亲而近之的历程。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大前提，其余的思想分歧就变得在所难免了：加缪反对暴力尤其是革命暴力，萨特却对革命暴力大唱赞歌，这种暴力崇拜在为法农（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所写的“序言”（1961）中达到极致。加缪谴责为了任何目的的杀人行为，萨特却公开赞美恐怖主义。他说巴勒斯坦人只有“恐怖主义这件唯一的武器”。这个“被人遗弃、遭受背叛、流离失所”的民族，“只能通过暗杀，表明它的勇气和仇恨的力量”，所以这样的暗杀是正当的。[23]既然分歧已如此之大，萨特坚决而无情地回击加缪就变得顺理成章。尚松认为加缪在革命尚未发生时就提前谴责革命是在鼓吹一种寂静主义，固然不应当把它当成萨特本人的观点，但是在《答加缪书》中，萨特不是也批判了加缪的置身历史之外吗？“您只有一半生活在我们中间，您试图完全离开我们，躲进某种孤独中去。”“您抛弃了历史，而当历史抛弃了您的时候，您就变得恐怖和粗暴，也就是您只不过成了反抗者的抽象了。”[24]在这里，似乎应该如此解读萨特的潜台词：在他看来，他所谓的“我们”依然处在“历史”的境况之中，而“革命”或者“革命暴力”显然又构成了历史境况的基本元素。由于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所以，革命、革命暴力、共产党人、历史的境况就结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我们”除了这个共同体之外而再无别的更好的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你加缪不但拒绝革命而且谴责革命，岂不是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所以，当萨特向加缪猛烈开火的时候，这既是他作为“同路人”向共产党人的表态之举，也是他清除反革命分子的大义灭亲之举。起码在当时，萨特显然为他的行动感到自豪，因为这是政治迷狂者的通病。

但是，又该如何解释加缪去世后萨特向他表示的那些敬意呢？萨特说：“我与他曾经失和：反目，即便双方永远不再见面，也算不了什么，这无非是另一种在属于我们的那个窄小的世界里一起生活的方式，并且谁都知道谁的近况。这不妨碍我想念他，感到他的目光停在他阅读的书页和报纸上，并且对我自己说：‘他又会说些什么？此刻他会说些什么？’。”[25]显然，这篇悼念文章并非敷衍之作，因为除了对友情的追忆，还有从学理层面对加缪的肯定：“人们只要阅读或思考，就会撞上他攥紧拳头维护的人文价值：他对政治行为提出的质问。必须绕过他或者与他斗：总而言之，他对赋予精神以生命的那种张力是不可缺少的。”[26]当萨特如此思考加缪思想的意义时，不是等于在否定自己自打嘴巴吗？
从某种意义上看，萨特的这番言辞确实有一些自我反省的意思。当苏联入侵匈牙利萨特也因此结束了他与共产党人的蜜月期（1952－1956）之后，萨特开始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清理工作。当清理工作的成果——《辩证理性批判》——就要问世的时候，他的朋友兼对手加缪却离开了人世。加缪之死不能不让他有所触动——不仅是反思友谊的破裂，而且更主要的是反省思想上的分歧。因为至此之后，萨特不光失去了一位朋友，也失去了一位思想交锋的对手。加缪去世的第二年，萨特的另一位朋友兼对手梅洛－庞蒂也撒手人寰，萨特在那其悼念文章中写道：“政治中存在一种——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没有被明白地考量过——当政治必须背叛它的道德的时候，选择道德就是背叛政治。现在，找出一条出路走出这两难吧！特别是当政治以统治人类为目标的时候。”[27]这番话是面向已经作古的梅洛－庞蒂而说的，却分明也是对他与加缪之争遗留问题的进一步清理。对手的谢世本来意味着制衡力量的消失，萨特可以肆无忌惮了，但是，悲痛却也成了一种清醒剂，成了萨特走向反思的一种动力。
尽管这种反思还不是萨特最后的思考，但是，萨特毕竟有了矫正自己的契机。无论对于已死的加缪还是对于活着的萨特来说，这应该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而萨特－加缪之争，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可以成为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因为当今的知识分子在向左走、向右走的时候，或许可以从萨特与加缪当年的选择中获得许多珍贵的启示。

[1] 李玉民编译：《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见《加缪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2] [法]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见《加缪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3] 同上，第157页。
[4] 同上，第158页。
[5] 同上，第164页。
[6] 同上，第217页。
[7] 同上，第222页。
[8] 同上，第310页。
[9] 同上，第313页。
[10]同上，第308页。
[11][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00页。
[12][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传》，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13][美]罗纳德•阿隆森：《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章乐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14][法]萨特：《答加缪书》，郭宏安译，见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15]参见[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传》，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3页。
[16][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06页。译文据郭宏安翻译的《答加缪书》略有改动。
[17][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18][法]加缪：《时政评论一集•道德与政治》，杨荣甲译，见《加缪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亦参见[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19][法]加缪：《时政评论一集•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杨荣甲译，见《加缪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87页。
[20][法]加缪：《时政评论二集•关于反抗问题的通信》，王殿忠译，见《加缪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21][美]罗纳德•阿隆森：《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章乐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译文略有改动。
[22][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07页。
[23]参见[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51页。
[24][法]萨特：《答加缪书》，郭宏安译，见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9页。
[25][法]萨特：《阿尔贝•加缪》，见《萨特文集》第7卷，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26]同上，第348页。
[27]转引自：[美]罗纳德•阿隆森：《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章乐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