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强：经济增长可以扶贫吗？

许宝强﹕经济增长可以扶贫吗？

2007年4月16日

作者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在香港，一种流行但未经检证的说法，是指经济增长会自然令低收入工人得益，从而纾缓甚至解决贫穷问题；而要令经济快速增长，政府的干预需愈少愈好。循这思路，订定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和公平竞争法等措施，不仅没有必要，更有可能令低收入阶层受害。

　　然而，这种绝对放任主义的说法，真的可以令低收入工人受惠，解决贫穷问题吗？

　　绝对放任主义 走得太远了

　　美国著名经济学者克鲁曼(Paul Krugman)今年2月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发表了一篇题为〈Who was Milton Friedman?〉的文章，在肯定佛利民在货币政策、价格理论等方面对经济学的贡献的同时，同时也批评佛利民所鼓吹的绝对放任主义(laissez-faire absolutism)，认为它不仅没有为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带来经济起飞，更令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恶化；此外，克鲁曼又同时抨击绝对放任主义对低收入工人所产生的相对负面的影响。

　　克鲁曼认为，在美国30年代大衰退之后，当人人都认为市场不成时，佛利民提出市场是有正面作用的观点，是勇气的表现。不过，他批判佛利民走得太远了﹕市场有用并不代表市场时时都起正面作用，更不是指只有市场才能对经济起正面作用。佛利民的绝对放任主义的问题，正在于从不承认市场都会出错，以及政府干预有时也可以是有用的。

　　克鲁曼以美国为例，指出在1947至1976年认可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占主导的期间，美国家庭的实质收入中位数增加了一倍；但1976至2005年放任主义流行的时段，美国家庭的实质收入中位数只增加了23%，远低于之前的增长。克鲁曼认为，76年以后美国家庭收入相对前一阶段低的原因，除了是经济增长率较低以外(不错，在这个放任主义占主导的时段，经济增长确实不及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时段！)，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不平等的明显上升﹕战后二三十年美国增长了的经济财富，较平均地分配给整体人口，但70年代末以后，一般家庭的收入增长只及平均收入增长的三分一，而极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则惊人地上升。

　　佛利民认为，毋须采用最低工资和建立工会，工人都能够自动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但克鲁曼指出，在最低工资被容许降至低于通胀率、私营部门的工会大量消失之后，美国工人的经济福祉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他因此诘问﹕「佛利民是否对于看不见的手带来的慷慨过于乐观？」(Was Friedman too sanguine about the generosity of the invisible hand?)克鲁曼总括，尽管那种认为放任自流的政策对美国的经济和普通市民生活水平都带来好处的说法十分流行，但能够支持这种看法的实证数据却少得可怜。

　　贫富非纯粹物质生活问题

　　美国是否特例？法国已故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岱尔对15至18世纪欧洲经济历史的考察，得出结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尽管低收入阶层也能「分得一点残羹剩饭」，但由于他们的工资增长不及物价上升来得快，因此生活水平反会下降；而在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的时段，由于通缩，工人的生活实质可能会改善。

　　布罗岱尔引用经济史家的统计数据指出，1380至1510年和1630至1750年的欧洲百年经济衰退日子里，工人的物质生活并不比安定繁荣时期为差。倘若我们加上一些非金钱收入的因素，那种放任不干预会导致经济增长，从而导致人民(包括低收入者)生活质素改善的逻辑，显然不一定能成立。

　　正如布罗岱尔指出，在经济快速上升、物质财富得来容易的年代，人们自然倾向不思求变；但一旦面对衰退，则只能在劣境中寻求各种新的对策，刺激创造力的发展。此外，经济增长快速的年代，自然生态的破坏也相对严重；相反，缓慢增长让人类回馈和保育自然坏境较为容易。

　　事实上，单纯的经济指标，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并不是衡量贫富的唯一或最好的指标，特别在工业化以后的现代社会。正如波兰历史学家Bronislaw Geremek在他的《贫穷的历史》(Poverty, A Hist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中指出，贫穷不仅是经济物质层次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关乎社会地位和文化心理的问题，与教育机会、工作前途等大有关系，因此不能只以单一的经济指标来量度贫穷。这样的观点，对分析什么是富裕也同时适用。

　　换句话说，根据Geremek的说法，对贫富(以及贫富不均／分化)的理解，不能抽空于其坐落的具体社会脉络，包括社会对弱势社群和富裕阶层的态度，以及社会对不同社群、生活模式和行为所作的科层化的价值分类。事实上，在现代物质相对充裕的社会，例如香港，贫穷问题不再是由于人民不够食物、或无家可归，而是由于未能像「一般人」一样生活。缺乏「一般人」应拥有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甚至可能会被视为不正常、危险和潜在的罪犯。同样道理，富裕也并非仅指丰衣足食，更同时是能够享有「一般人」不能企及的奢侈生活和社会地位。

　　贫穷是相对的概念 也是文化心理的概念

　　换句话说，贫穷(和富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同时是一个文化心理的概念；尽管人们拥有的物质商品比以往为多，但由于社会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令低收入者或处于相对弱势社会位置的社群，由于不能像其它人般生活，因此感觉自己贫穷。

　　这种主观的感觉，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的贫富问题，可能比「客观」的经济指标更为重要。

　　Geremek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消除贫穷，相反更在不断生产贫穷，因为现代经济需要大量贫困的劳工，以降低生产的成本。作者引用了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赤裸告白﹕「在废除了奴隶的自由国家，存在大量贫穷的工作者是最宝贵的宝藏(in a free nation, where slavery is forbidden, the surest treasure is the existence of large no.s of working poor)」，「如果有别的可能性，就没有人愿意受苦于贫穷或为生活而艰苦工作(No man would suffer to be poor or work hard for his living if it were open to him to do otherwise.)」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Charles Tilly在他的《耐久的不平等》(Durable Inequa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也提出了类似Geremek的观点。他指出，不平等并不会随经济繁荣而缩减，而这种「耐久的不平等」状态，建基的是各种划界的分类(bounded categories)，例如男／女、本地市民／外国人、贵族／平民、黑／白等等，而非根据个人的不同特性和表现。而这种制度化的划界分类得以历久常新，往往得力于剥削、囤积机会、竞争和适应等机制。

　　循这些视角，我们或可总结，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并不是纯粹的经济指标(包括人均收入和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等)所能概括的，而是需要对具体的社会脉络作仔细的分析，了解产生持续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因素，才能判定。而那种把贫富分化仅仅理解为经济收入增长和分配问题，并提出经济增长将自然令低收入工人得益甚至能够解决贫穷问题的流行观点，恐怕正如克鲁曼所说，是「走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