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二）：催人奋进的《论语》高亢奋斗的人生

           孔子（二）：催人奋进的《论语》 高亢奋斗的人生 

                             杨连旭

                            2007年1月

把《论语》改造成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坐以待毙的“佛语”， 把孔子宣扬成一个安贫乐道、循规蹈矩、维护礼教的“菩萨”，利用孔子民办教师始祖的崇高威望，施行愚民政策、麻醉人民，以巩固已有的社会秩序、保护既得利益。

这是历代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一以贯之的伎俩！

正因如此，历代不安现状和主张社会创新发展的势力都必然要反孔批孔，直至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达到了高潮！从而实现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尽管毛主席他老人家十分推崇孔子的治学，可为了解放思想、发展创新，也还是要号召“批林批孔”。

所以，历代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不择手段的表面尊孔，是实际害孔！

其实，孔子其人其论，史籍记载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了解了孔子的经历，再结合孔子的一生读《论语》，那么就立即发现：

孔子绝不是如历代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所塑造的那个安贫乐道、循规蹈矩、维护礼教的“菩萨”，《论语》更不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坐以待毙的“佛语”，孔子的人生是高亢奋斗的人生，孔子的《论语》是催人奋进的《论语》！

                        （一）

表面看，孔子确实是个安贫乐道、维护礼教的“菩萨”，《论语》似乎就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佛语”。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贫且贱。长大之后，曾给季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出纳钱粮算得公平准确；也曾提任过管理牧场的小吏，牲畜蕃息。因此他又升任主管营建工程的司空。

孔子少年成名，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釐〔li〕子临终前告诫儿子懿子一定要拜他为师；三十岁时，齐景公来到鲁国，就专门向孔子请教历史；三十五岁的时候，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

尽管如此，孔子在年近五十岁却还依旧是个民办教师。

好不容易“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可《论语·微子》记载：“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尽管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敬而远之、冷嘲热讽、追杀围困，家常便饭，可孔子却依旧是不怨天不尤人。

《论语•里仁》记载：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怕没有官位，就怕自己没有学到赖以站得住脚的东西。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自己成为有真才实学值得为人们知道的人）。” 

《论语·述而》记载：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受重用时，就展露才华；不受重用时，就韬光养晦。只有我和你能做到）！”

《论语·宪问》记载：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埋怨天，不责备人，我学了些平凡的知识，从中领悟了高深的道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只怕自己无能，不怕没人了解自己）。”

《论语·述而》记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其中也有着乐趣。不义之财和地位，对我来说就像是浮云）。”

《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非常厌恶怨天尤人的情绪，他说：“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由此可见，孔子是怎样的心静如水，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孔子也充满着心理平衡。   

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孔子也充满着心理平衡，这绝不是说孔子清心寡欲、无欲无求。

相反，孔子不仅最醉心于功名、角逐权势、梦寐以求，而且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所以，孔子的心理平衡是不拘一格、积极进取的心理平衡！绝不是循规蹈矩、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心理平衡。

                         （二）

“贫且贱”的孔子，无论是为改善自身、提高家族，还是施展才干、大展宏图，都必定要谋求功名、从事政治、角逐权势。

孔子极重名声、更想流芳百世。《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担心死亡以后他的名字不为人们所称颂）。” 

孔子期待着为政，毫不隐讳，决不像伪君子那样羞羞答答。《论语·子罕》记载：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yùndú〕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假如这有块美玉，是用柜子藏起来呢？还是卖给识货的人呢）？”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卖出去！卖出去！我等着识货的人）。”

孔子期待着为政，安邦定国，并不计较方式方法，决不死心眼。《论语·微子》记载：（孔子）谓虞仲、夷逸（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隐居起来，言论自由，自身保持了清白，辞官合乎情理。我同他们不一样，这样也行，那样也行）。”

孔子期待着为政，经世济民，可决不以为官为唯一出路。《论语·为政》记载：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尚书》说‘孝啊，就是孝顺父母、兄弟友爱’，以这种品德影响政治，这就是参政，难道只有做官才算从政）。”

孔子长期无法为政，却决不荒废光阴，更着眼长远。《论语·子罕》记载：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我没有被重用，所以学会了许多技艺）。”

孔子为了为政初期也曾有过冲动和迷茫。《论语·公冶长》记载：子曰：“道不行，乘桴（fu木筏）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如果说这还只是句玩笑的话，那么《论语·子罕》记载：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和“子欲居九夷”。这就明显表明了孔子的绝望。

《论语·宪问》记载：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怕人不了解自己，就怕人不能了解自己）。”这也表明了孔子的无奈。

那么，孔子为什么终于能克制冲动、冲出迷茫、消除无奈呢？

一是、因为孔子有着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图。

《论语·微子》记载：长沮、桀溺两人并肩耕田，孔子路过，就叫子路前去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

长沮说：“那个拉着马缰强的人是谁？”

子路回答说：“是孔丘。”

长沮又问：“是鲁国的孔丘吧？”

子路说：“是的。”

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

桀溺又问子路：“你是谁？”

子路说：“我是仲由。”

桀溺说：“你是孔丘的门徒吗？”

子路说：“是的。”

桀溺说：“天下到处都在动荡不安，而谁能改变这种现状呢？况且你与跟着那逃避暴乱臣的人四处奔走，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躲避乱世的人呢？”说完，就继续不停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wǔ〕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不能与鸟兽同群，要是天下太平，我也用不着想改变这个局面了）。”

二是、因为孔子有着献身理想、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志向。《论语·子罕》记载：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三是、因为孔子有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修养。《论语·颜渊》记载：子曰：“内省不疾，夫何忧何惧（问心无愧，还有什么值得忧愁和畏惧的呢）?”

四是、因为孔子有深远的目光和远大的理想。《论语·子路》记载：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子有大志宏图，有问心无愧，有深思远虑，自然是能修炼到“心善渊”，心静如水、波澜不惊的境界。这就是孔子能历经磨难，却能始终乐观进取的根本所在。

《论语•里仁》记载：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ｄí〕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厚薄亲疏，只是按照义去做)。”

孔子既有“克己复礼”、“天下为公”的志向，又有治国安邦的才干，他不仅待价而沽，而且主动出击，千方百计谋求执政、获取名利，他不仅不守礼教、没有清规，而且一旦大权在握，杀伐与夺，绝不手软，更不犹豫！

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做了大好事，也做过大坏事。

                          （三）

《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意思是：我十五岁时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三十岁时略有建树；四十岁时能明辨是非，不受迷惑；五十岁时已能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六十岁时无论听到什么都能冷静思考而不冲动；七十岁时已能做到按照是非和道德标准而从容应对，言论和行动都不逾越规矩。

那么，这就说明孔子一生的自我总结是：

第一、十五岁之前，无所用心；

第二、三十岁之前，无所称道；

第三、四十岁之前，不辨是非；

第四、五十岁之前，不明事理；

第五、六十岁之前，轻举妄动；

第六、七十岁之前，一错再错。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那么，也就是说孔子最早也是在临终前两年，或者肯定是在临终前自我总结了一生。

《论语·泰伯》记载：曾子言曰: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孔子一生的自我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他的伟大、他的平凡，他的智慧、他的愚蠢，他的成功、他的失败。

第一、作为教育家，孔子是伟大的。

孔子总结了前人的文化遗产并传授给学生，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得以弟子三千，育有大贤七十。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用《诗》、《书》、《礼》、《乐》作教材教育弟子，就学的弟子大约在三千人，中能精通礼、乐、射、御、数、术这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至于像颜浊邹那样的人，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个方面：学问、言行、忠恕、信义。为弟子订四条禁律：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

他认为应当特别谨慎处理的是：斋戒、战争、疾病。

孔子很少谈到利，如果谈到，就与命运、仁德联系起来。他教育弟子的时候，不到人家真正遇到困难，烦闷发急的时候，不去启发开导他。他出一个道理，弟子不能触类旁通地推演出似的道理，他就不再重复讲述了。

作为一个平凡人，孔子是有成就、有迷茫，有冲动、有冷静，有得意、有失落，挫折、有思考，有总结、有提高。《论语•述而》记载：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第二、作为学者，孔子的一生是充满智慧的成功一生。在《史记·孔子世家》结尾，司马迁写道：

太史公曰：《诗》有之（《诗》中有这样的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像大道一般让人遵循）。”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虽然我不能达到这种境地，但是心里却向往着他）。

我读孔子的著作，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到了鲁地，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辆、衣服、礼器，目睹了读书的学生们按时到孔子旧宅中演习礼仪的情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徘徊留恋不愿离去（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直到贤人也够多的了，当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可是一死什么也就没有了（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是一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已经传了十几，读书的人仍然崇他为宗师（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从天子王侯一直到全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来做为判断衡的最高准则，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自天子王仡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第三、作为政治家，孔子的一生是常常愚蠢的失败一生。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jiā〕（因为孔子对七十多个君主阐明王道，没有人任用他的，因此他西去考查了周王室，探讨史书和故事，以鲁国的次序做了《春秋》，上从鲁隐公开始，下至鲁哀公获得麒麟那时，精练了文字，除去了繁杂重复，用以制定义理法则，完善王道，通达人事）。

                         （四）

那么，作为政治家的孔子为什么会失败呢？

通常人们认为，孔子之所以“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就是因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不仅没有与时俱进、反倒是一心复辟、不合时宜、不符潮流。

因为春秋时期的“礼”，既有礼节、道德之义，也有秩序的含义。春秋无义战、人民多苦难，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社会的要求。所以，孔子当仁不让的“克己复礼”、“天下为公”。

《论语·公冶长》记载：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我的志向是让年老的安逸，让朋友间信任，让少年儿童得到关怀)。” 

这也正是人民的企盼！

由此可见，孔子是个心怀天下、一心为民、发展创新的仁人，绝不是个复古倒退的保守派。否则，又怎么能有无视宗法制度的言论呢！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先学习礼乐而后再做官的人，是原来没有爵禄的平民；先当了官然后再学习礼乐的人，是君子)。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如果要先用人才，那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论语·先进》）。 

正是因为孔子是个心怀天下、一心为民、发展创新的仁人，绝不是个复古倒退的保守派，所以才可能有《论语·八佾》记载：仪封〔今河南兰考县境内〕人请见(仪这个地方的长官请求见孔子)，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凡是君子到这里来，我从没有见不到的）。”

从者见之(孔子的随从学生引他去见了)。出(他出来后对孔子的学生们)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你们几位何必为没有官位而发愁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以孔夫子为圣人来号令天下)。” 

有人之所以认定孔子“克己复礼”，是个复古倒退的保守派，就是因为《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礼仪制度)。”

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这话那是在孔子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礼仪制度，考察了殷代继承夏代对礼仪制度所作的增减之后所说的，是指以周朝的礼仪制度为依据改革礼仪，而不是说遵从周朝的社会制度。

否则，孔子就不会推崇管仲了。

原话是：“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将来即使经过百代，那增减的也是可以预知的，因为一种是重视文采，另一种是重视朴实。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在参照了夏代和殷代的基础上制定的，多么丰富多采呀，我主张用周代的礼仪）”

孔子“克己复礼”十分务实，他推崇的是管仲模式。《论语·宪问》记载：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他哪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恪守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而谁也不知道呀)。” 

其实，孔子“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就是因为他自以为是、锋芒毕露、气量狭小的性情缺陷和德才兼备、招摇过市、气势夺人的排场做派。

                         （五）

孔子少年成名、心高气傲也是人之常情；他即为儒，尽管不循礼教，可传染上重面子讲排场的职业病也是在所难免。

对此，老子曾提醒和告诫过年轻的孔子。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国人南宫敬叔对鲁昭公说：“请让我与孔子一起到周去。”

鲁昭公就给了他一辆车子、两匹马，一名童仆，随他出发，到周去学礼，据说是见到了老子。告辞时，老子送他们说：“我听说富贵的人是用财物送人，品德高尚的人是用言辞送人。我不是富贵的人，只能窃用品德高尚人的名号，用言辞为您送行（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聪明深察的人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胁，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博学善辩识见广大的人常遭困厄危及自身，那是因为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做子女的忘掉自己而心想父母，做臣下的要忘掉自己而心存君主）。”

这就表明，实际上老子通过接触，已经观察到了年轻的孔子有着“好议人”和“发人之恶”的性情缺陷、有着好面子讲排场的职业病，故此临别时婉转提醒注意改正。

遗憾的是，孔子不仅并未引以为戒，而且任性挥洒，终于导致第一次大有前途的从政机会化为乌有。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三十五岁的时候，鲁国发生了变乱，他来到齐国，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像臣子的样子，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儿子的样子）。”

景公听了后说：“对极了！假如国君不像个国君，臣子不像个臣子，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即使有很多的粮食，我怎么能吃得着呢！”

改日景公又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政在节财（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节约开支，杜绝浪费）。”

景公很高兴，打算把尼谿的田地封赏给孔子。晏婴劝阻说：儒者这种人，能说会道，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的；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葬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那些圣贤相继下世以后，周王室也随之衰微下去，礼崩乐坏已有好化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定繁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习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这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之后，齐景公虽然很有礼貌地接见孔子，可不再问起有关礼的问题了。

齐是那时东方的大国强国，孔子若是能在齐国施展政治才能，前程无限，可却由于性情缺陷和职业积习失去了这个机会。

对此，孔子不仅并没有接受教训，反倒积习不改、恶性膨胀、恣意妄为、愈演愈烈！

                                              （六）

孔子的恶性膨胀就发生在他所谓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之间的“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

第一、他“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这就必然令相关人士对他心存畏惧。所以，一提重用孔子，必定令相关人士人人自危、不遗余力地破坏他从政掌权。

第二、养成了招摇过市的排场做派。论语·季氏》颜渊死，子哭之恸(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其悲痛)。

从者曰：“子恸矣（您悲痛过度了吧）。”

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是太悲伤过度了吗？我不为这个人悲伤过度，又为谁呢)？” 

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

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虽然颜渊和鲤一个有才一个无才，但各自都是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有棺无椁。我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步行而给他买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因为我跟随大夫之后，不适合步行）。” 

孔子招摇过市的排场做派，不仅是必须有车，更主要的是要有人随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跟着我学习而精通六艺的弟子有七十七人）”，皆异能之士也（他们都是具有奇异才能的人）。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

文学：子游、子夏。

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ｙàｎ〕，回也屡空（颛孙师偏激，曾参迟钝，高柴憨直，仲由粗鲁，颜回经常贫穷无所有）。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端木赐不接受命运的摆布而去经营商业，不过他推测的行情经常是准确的）。

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颜回才二十九岁，头发就全白了，过早的死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自从我有了颜回，学生们越来越和我亲近）。”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ｊｉā〕豚，陵暴孔子（子路性情粗朴，喜欢逞勇斗力，志气刚强，性格直爽，头戴雄鸡式的帽子，佩戴着公猪皮装饰的宝剑，曾经欺凌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孔子用礼乐慢慢地诱导他，后来，子路穿着儒服，带着拜师的礼物，通过孔子学生的引荐，请求作孔子的学生）。

季康子问：“仲由仁乎(仲由有仁德吗)？”

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管理军政事务，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就不知道了）。”

孔子说：“自从我有子仲由，恶言恶语的话再也听不到了（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宰矛字子我。利口辩辞（口齿伶俐，擅长辞辩）。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子贡口齿伶俐，巧于辞令，孔子常常驳斥他的言辞）。

田常想要在齐国叛乱，却害怕高昭子，国惠子，鲍牧，晏圉的势力，所以想转移他们的军队去攻打鲁国。孔子听说这件事，对门下弟子们说：“鲁国，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出生的国家，我们的祖国危险到这种地步，诸位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呢（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

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路请求前去，孔子制止了他）。。。

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张、子石请求前去救鲁，孔子也不答应）。

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子贡请求前去救鲁，孔子答应他）。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这一出行，保全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灭掉了吴国，使晋国强大而使越国称霸。子贡一次出使，使各国形势发生了相应变化，十年当中，齐、鲁、吴、晋、越五国的形势各自有了变化）。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子贡擅长囤积居奇，贱买贵卖，随着供需情况转手谋取利润）。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他喜欢宣扬别人的长处，也不隐瞒别人的过失）。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曾出任过鲁国和卫国的国相，家产积累千金，最终死在齐国）。

可想而知，孔子就带这这么一个文武俱备、治国安邦的全套班子招摇过市、周游列国，哪个国敢把权力教给他呢！

否则，谁来做国君呢。

                         （七）

孔子从政的这两个失败原因，在他最后一次大有希望的机会中，反映的淋漓尽致。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是位有才德的贤人，他所指责讽刺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如今长久地停留在我们陈国和蔡国之间，大夫们的施政施、所做所为都不合仲尼的意思。如今的楚国，是个大国，却来聘请孔子。如果孔子在楚国被重用，那么我们陈蔡两国掌权的大夫们就危险了（孔子贤者，所剌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

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孔子派子贡到楚国去，楚昭王调动军队来迎接，这才除了这场灾祸。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昭王想把有户籍登记的七百个里的地方封给孔子）。楚令尹子西曰：“大王派往各侯国的使臣，有像子贡这样的吗（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

曰：“无有。”

“大王的辅佐大臣，有像颜回这样的吗（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

曰：“无有。”

“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吗（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

曰：“无有。”

“大王的各主事官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

曰：“无有。”

“况且我们楚国的祖先在受周天子分封时，封号是子爵，土地跟男爵相等，方圆五十里。现在孔丘讲述三皇五帝的治国方法，申明周公旦、召公奭辅佐周天子的事业，大王如果任用了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年文王在丰邑、武王在镐京，作为只有百里之地的主，最终能统治天下。现在如让孔丘拥有那七百城土地，再加上那些有才能的弟子辅佐，这不是楚国的福音啊（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率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

昭王乃止（昭王听了就打消了原来的想法）。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八）

就连陈、蔡大夫这样与孔子从政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都还竟然唯恐孔子被楚国重用，其他与孔子从政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孔子性情缺陷的影响之广之深，

就连楚国这样的大国、就连一心想改变几乎被吴国灭国现状的楚昭王和推辞掉王位的子西，他们都不敢放权给孔子，其他各君主的心理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孔子职业劣习的损失之大之重。

对此，老子提出了一针见血的忠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前往周都，想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罢了（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也就是说，老子直截了当指出了孔子“骄气与多欲”的性情缺陷和“态色与淫志”的职业习惯。

从老子的毫不客气和“孔子，谓弟子曰”，我们不难判断：

此时的孔子不仅已经既不是与老子初相识，也不是青年人了，而且门生众多，那么这事就应当发生在孔子中年以后的某个时期，最可能就是发生在《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的“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时。

从政屡求屡败的经历和大师老子的指点，孔子不能不做深刻全面地反思。这从他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zēng〕。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它，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而飞腾升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中得到了证实。

孔子自我反思总结的结果必然反映在《论语》中。这样，

一是、关于性情缺陷的教训，就有了诸如：

《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那就可以避免别人的怨恨了）。”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季氏》记载：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二是、关于职业劣习的教训，就有了诸如：

《论语·八佾》记载：林放问礼之本(林放问什么是礼的根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你问的问题意义重大，就礼节仪式的一般情况而言，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就丧事而言，与其仪式上治办周备，不如内心真正哀伤)。”

如此等等，《论语》中有许多！

综上所述，《论语》绝不是2500年前左右，尼泊尔一个荣华富贵王子突然心血来潮、良心发现后，要普渡众生，在菩提树下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2500年前左右一位中国先哲从“贫且贱”中崛起，为实现“天下为公”而艰苦奋斗的记录和总结。           

孔子的人生和《论语》的教导，给人的启示是：

实现理想，不仅要有出众超群的才干、孜孜不倦的态度、愈挫愈进的勇气、百折不挠的精神，还必须有融合社会的气度、机动灵活的策略和“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胸怀。

       〉〉孔子（一）：功莫大焉、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