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负债高校

中国式负债高校：规模迅速扩大带来的资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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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4月6日  中国新闻周刊

 
　　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正在逐年增加。但高校的负债问题，却成为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国现实。这些债务的最初形成摆脱不了政府的影子，而它的最后偿还，还得“子债父还”，落在政府身上？

　　在西方，大学无论公办还是私立，社会捐助资金都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但在中国，如果高校不摆脱目前的高度行政化，这条路可行吗？

　　负债30亿的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自曝陷入财务困境，使来自“两会”上那些并不明确的有关高校负债的说法突然间有了一个最为直接的指向。高校负债的窗户纸被彻底捅破。

　　★ 本刊记者/何忠洲

　　欠债30多亿，对吉林大学原本不是一件新鲜事。

　　早在2004年8月25日，在学校党政干部会议上，吉林大学校党委书记张文显就曾预警：“根据财务部门的报告，我们现在银行贷款22.69亿元，内债10.47亿元(含待结算基建经费)，这意味着我们约有33亿元债务，而且从明年起有些贷款项目要开始陆续偿还本金。今后，每年要支付1亿多利息。”

　　此一讲话公开发在学校的网站上。2005年3月8日，吉大校长周其凤在一次大会上也明确透露，根据学校财务决算，2004年吉林大学学校收入13.77亿元，支出15.43亿元，累计银行贷款23.59亿元。这一讲话同样出现在学校的网站上。

　　这些，都并未引起外界太多人的注意。甚至到2005年，教育部以“财务风险较大”为由，下令从2005年开始，吉林大学“新增银行贷款必须上报教育部批准，未经批准，不得贷款，否则将追究责任。”人们也没有把太多的目光投向吉林大学。

　　直到2007年3月19日学校财务处的一则通知。

　　当日，吉林大学财务处在该校校内网上贴出名为“吉林大学关于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通知称：从2005年起，学校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财务困境从2005年开始逐步显现。学校规模大，各方面的资金需求也非常大，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为此，学校不得不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一自曝，使来自“两会”上那些并不明确的有关高校负债的说法突然间有了一个最为直接的指向，高校负债的窗户纸被彻底捅破。

　　3月29日，本刊记者到吉林大学时，校党委宣传部长刘景辉告诉记者：你是这些天来的第16家媒体。

　　与此同时，在各种场合，有关吉林大学负债和高校破产的讨论正在激烈进行。

　　欠债的吉林大学

　　有关吉林大学负债的具体数量，并无来自官方的准确数据，之前有媒体引校财务处工作人员语，称有30亿。刘景辉告诉本刊记者，没有这么多。而来自学校的一位中层干部则甚为明确地说，学校的贷款数量是26亿。但是，在被媒体曝光后，整个吉林大学已经三缄其口，记者几番都未能从财务处得到核实。不过，按照通知所称，自2005年以来，学校财务入不敷出的局面日趋严峻，由此判断，则学校欠债数量不会少于2004年的33亿。

　　这些欠债主要是银行贷款。根据吉林大学校内曾经的报道，能够很清晰地看到这样几笔：

　　2000年9月，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与刚刚组建才两个月的新吉林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将为吉大提供15亿元贷款。

　　2001年11月，农业银行与吉大签订合作协议，在5年内向吉大提供20亿元信贷综合授信。

　　2003年5月，吉林大学与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签订了15年期的19亿元贷款合同，贷款年利率6.12%。

　　刘景辉在记者就此几项贷款询问时并未否认。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借贷情况。本刊记者所掌握的材料显示，吉林大学至少还和另外两家银行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借贷。不过，学校一位中层干部告诉记者，这些借贷有些并未得到最后的完全兑现。

　　这些资金主要花费在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头费上。

　　30多亿的贷款有多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据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06年第1号审计公告，包括吉林大学在内的18所高校，至2003年末债务总额72.75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

　　而人头费，吉大校党委书记张文显在2005年的一次讲话表明，“我们学校一年的人头费占了国拨经费的95%。”而事实上的国拨经费，还要满足学校的日常行政开支。周其凤初任校长时曾经说过，“每天一睁开眼睛一天就要花五百万的钱”。

　　庞大的贷款，使得吉大每一年的学费收入，也只够归还银行贷款利息之用。而为“偿还”贷款，在过去的几年间，吉大每年都是通过到银行去“倒贷”，通过挖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暂缓资金压力。

　　在记者采访期间，正有媒体报某高校一财务处长在学校财务危机下的感言：“上挤下压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刘景辉说，“我们感觉完全一样。”

　　欠债原因

　　吉林大学的这些贷款较为密集地发生在2000～2004年之间，正与其合并的步伐相一致，人们很自然的将负债归咎于合并所带来的“大跃进”。

　　2000年6月，原分属于教育部、卫生部、国土资源部、信息产业部的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并入吉林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吉林大学。2004年8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加入吉林大学。

　　合并使得原本就有上万学生的吉林大学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其所拥有的6个校区8个校园，使得吉林大学校区在长春市处处可见。教师们说，“世界很小很小，吉大极大极大。”

　　对政府、高校、银行、社会来说，当时的合并皆大欢喜。吉林大学的一位中层干部分析说，原属于各部的学校正好借机与原主管部委脱钩且能搭上一个更好的“航班”，高校通过规模赢得巨大声誉，银行则找到了一个保险的贷款对象。而社会上的众多考生，则为多了一个入学机会而欢呼。

　　于是，雄心勃勃的学校开始大兴土木、大力扩招。2002年，吉林大学成功地进入教育部“211”(即21世纪全国建100所重点名牌大学)的行列，2004年一跃而为副部级单位。

　　但是，吉林大学在成为巨无霸，开始有睥睨之气的时候，也开始成为了大量贷款的吞噬机。老吉林大学的副校长邴正现在是吉林省社科院院长，也是新吉林大学的教授。他告诉记者，在并校前，老吉林大学曾向中国建设银行贷过款，“当时的1亿贷款对上万人的老吉林大学也算不了什么。”

　　大量的贷款首先带来的是学校面貌的焕然一新。

　　一位前几年博士毕业留校的吉大毕业生回忆说，他当初在吉大读本科时，“冬天贼冷，木质的窗框，好多玻璃都不完整，那个时候，十个人住一间宿舍，还曾经住过十四个人的大通铺。那个时候最想的是：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但是，合并新建后，学生宿舍得到极大改观，四个人一间，不再有大通铺，各种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学校也加强了对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体育场馆和校园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同时，新增学生宿舍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新增家属住宅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

　　与基础设施的改善相应的是教职员工待遇的提高。

　　邴正说，并校后，所有的教职员工的待遇是向着原有的高的水平看齐的，“合在一起了，同一档次谁高谁低都会闹矛盾，惟一可行的就是把大家的工资按高标准拉齐。”

　　同时，并校也使得人才流失加剧。“原本在老校时是‘老大’的教师，一并校在同一专业中地位下降，那自然就想寻找出路，而想到吉林大学来挖墙脚的学校不在少数。”为了留住这些教师，只有加大津贴。

　　在这些年中，教职工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

　　但是，在迅猛的扩张过程中，也有很多无谓的流失。

　　张文显曾直指：“大手大脚、讲排场、比阔气、比豪华、比宽绰、铺张浪费，乃至损公肥私、化公为私等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张文显与周其凤都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容纳几百人的教室几个人在上自习，却开着全部的灯，大白天室内室外灯光长明的现象比比皆是。

　　2005年，张文显在全校的党政大会上说，吉林大学每年的水电气等运行经费高达1亿多。

　　浪费的资源不光是水电气。一个100多人的单位，曾独占一栋够1000多人使用的大楼，一人一间房。由于有些单位和部门房舍有较大富余，于是发生了私自出租房屋的现象。据学校资产处和后勤管理处的初步统计，全校私自出租的房屋100多处，10000多平方米。

　　2001年，还发生了财务处处长贪污挪用数亿资金的大案。

　　2006年，在全省治理商业贿赂自查自纠专项工作中，吉林大学四个临床医学院将自查自纠出的281万元资金全部上缴省专项治贿账户。

　　但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校中层干部再三向记者强调，并校本身并不是欠债的真正原因所在。

　　他认为根本原因是政府的投入不足。这一点，3月26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韩进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关于吉大财务问题的提问时也承认，“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资源不成比例。政府没有一比一地用资源来保障高等教育的发展。”

　　不光来自中央的经费保障不够，就是省里的一些经费也往往无法兑现。2001年2月，教育部与吉林省决定共建吉林大学并承诺在2001年至2003年期间分别投入4亿元和3亿元建设经费，但实际上，由于吉林财政本身的不景气，吉林省配套经费实际落实1.5亿元，其余部分只有通过政策性减免执行。

　　欠债风波影响

　　2004年8月27日，时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的张保庆曾带领发展规划司、直属高校办公室、人事司、财务司到吉林大学，学校领导就曾专门汇报了学校的经费困难问题。

　　对周其凤校长的任命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救火色彩。

　　在和本刊记者的通话中，他明确地告诉记者，原本的任命就是要他来“堵枪眼”的。

　　周在上任的第二天，就收到了附近一家法院的通知。要求学校交七千多万的教师的实验保险金和实验保险滞纳金。这正是学校当时在银行里能够动用的钱数。“如果把这七千多万给他们，马上我们一个月的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周说。

　　面对资金链的严重危机，走马上任的周其凤曾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为实现相对集中办学，减少运行成本，《吉林大学2005-2010年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调整校园布局，加快地学部和理学部南迁。

　　其次是建设集约型校园。医学院甚至提出口号“顿省米一把，十年买匹马”。这些努力也初见成效。2006年，吉大额外争取财政部修购专项、地方政府拨款等资金1.05亿元，2005年到2006年清理学生欠费1.65亿元，同时连续两年压缩行政性经费10%～20%，加上实际支出过程中压缩支出，当年节省费用近8000万元。

　　但是，这对巨债下的吉林大学来说仍然显得杯水车薪。

　　而且原有的一些矛盾也借此展现。此次自曝风波，记者即听到是因有人心怀不满而将其捅出的传闻。

　　在吉林大学自曝财务危机不久，2007年3月29日上午，教育部调研组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吉林大学。

　　一直盛传的“卖地”传闻也开始进入实际操作。3月22日，校党委书记张文显主持召开第二十六次党委常委会议，会上成立了房地产开发置换工作领导小组。★
 
高校贷款：曾经的美妙想象

　　短短五六年时光，高校从银行眼中的贷款“黄金客户”，变成了有可能“绑架”银行的“高风险行业”，当初高校、银行、地方政府的“三方谋利”就这样滚成了数千亿银行债务的烫手山芋

　　★ 本刊记者/郇丽

　　大学里财源滚滚的好日子已经成为了过去。复旦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谢遐龄对记者说，现在复旦大学有几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在外面筹款，但难度都很大，现在学校要筹集20万～30万元的款项都需要校长亲自出面协调，上百万就都算大资金了。而普通教师如果需要钱去做事情，基本都是自己想办法——出去办班是最常用的办法。

　　而此前五六年，则是另一番光景。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介绍说，那时候，在商业银行眼里，大学是黄金客户，如若听说哪所大学要建新校区，通常是几家银行同时找上门，而大学通常也乐在其中：既然都来了，那就都贷吧，至少可以多盖些房子。

　　现在不一样了。根据交通银行办公室下发的一份2006年风险提示，其已把教育行业列成贷款的“高风险行业”。文件说，各分行在具体核定贷款额度时，要评估其贷款需求与实际偿债能力是否匹配，各分行要严格限制新增授信，原有贷款也应考虑逐步压缩。

　　银行从来都是嫌贫爱富的，高校与商业银行间的蜜月早已结束了。

　　曾经一拍即合的游戏

　　1999年，高校扩招伊始，有关方面提出，“要大扩招三年，使高校招生人数翻一番。”1999年高校在校生413万人，2001年达到719万人，招生规模则从1998年的108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260万人。

　　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扩招之前我们的大学基础设施都很差。那时候的校园很小，一般都只有几百亩。文革前中山大学校园的整个容纳人数没有超过5千人，现在都达到6万多人了。李延保说，扩招后中山大学一个宿舍里要挤10个人，可谓密不透风，再往宿舍里增加人也不可能了，只有建校舍。“要建肯定要考虑得长远些，至少能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能没几年就面临淘汰。”李说。

　　扩招让所有中国的高校都在这个时期迅猛增长，但教育经费的增长却只有2倍左右，就是说国家的投入没有同比例增长。李延保说，学校就只好用未来的钱做这些事情——向银行贷款。而这个做法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默认。有的省对高校贷款政府贴息，如广东省就是贴息贷款，复旦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谢遐龄说，现在复旦大学一年的费用需要20几个亿，但每年得到的财政资金只有2亿多，差得很远。

　　李延保解释说，政府的投入不足，又没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对学校来说，如果每年能够付得出600万元的利息，就有1个亿的资金可支配，总归是件好事！

　　可以说，高校的从银行举债扩张之路，最初是畅通无阻的。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说，当时的商业银行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判断，认为高等教育改革了，高校收费了，每年招生量这么大，收的学费包括各种费用那么多，现金流是不错的。在商业银行看来，高校毕竟是教育部或者地方政府所属的院校，这都是带有国有性质的单位，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讲风险不大。

　　所以，接下来的几年，银行对高校的贷款规模的持续增加。从一家银行的内部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005年末，该银行全行共有高校贷款客户351户，贷款总额141.86亿元，而在教育行业存量贷款中，除北京和厦门分行外，该银行其余32家省直分行均对学校给予了贷款授信，其中贷款增量最大的是武汉、南昌和济南分行，分别增加3.86亿元、3.75亿元和2.2亿元，占教育增量的23%、22%和12.9%。因此，有专家指出，高校扩招贷款实际上是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谋利。

　　郭田勇对记者说，那个时候，银行是不怕的，因为，90%的高等院校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办的，政府是其贷款的担保，而且重大项目贷款，是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备案或者审批的，还不起款，当然有政府来埋单，所以学校不怕，银行也不怕。

　　当银行开始惜贷

　　然而，好景不长，银行忽然发现，高校贷款并不如其想象的那样可以高枕无忧。郭田勇对记者说，扩招之前，银行认为考大学的人太多，将来高校都会有非常好的生源，而且会有个非常好的现金流。但近两年，银行看到的情况是，高校在彼此争夺生源，而且一些地方高校在生源上已出现了问题。

　　因此，银行对高校实际还款能力的盘点也迅速清晰起来，从一家银行的资料来看，2000年至2004年间，国内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增长较快，由913亿元增加到2130亿元，年均递增24%。从经费来源看，非财政性经费来源增长了1.93倍，年均增幅高达31%，国家财政预算内拨款增长了84%，年均增幅16.58%。而从这组数字来看，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超过50%，非财政性经费增长远远高于财政性经费来源，而国家财政预算内拨款比例则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4年占比降至43.66%。对这组数字的分析，加上高校面临的生源问题，让银行调低了对高校投资的预期。

　　而让商业银行担心的还有，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虽在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GDP的增长，2002、2003、2004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32%、3.28%和2.79%，迟迟达不到国家法定4%的目标。

　　更糟糕的是，银行从另一组数字，确认高校收入缺乏成长空间。据悉，2003年度高校生均学杂费达4419元，学费占生均总经费比例为29.5%，已高于国家规定的25%的比例，而2003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993元，其中，城镇居民为8472元，农村2622元，与同期普通高校生均学费4419元相比，居民已很难承受更高的学费了。

　　当银行开始惜贷的时候，原本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的高校立刻感觉到了压力，复旦大学谢遐龄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学校负责在外面筹款的人，压力很大，如若几周不见面，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脸都是青的。如果是地方高校，这个问题就更为严峻。据透露，商业银行纷纷要求其各地分行，要关注“211”院校及中央部委院校等高端客户，而对地方院校的贷款要谨慎。

　　债务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高校负债问题在业内早不是秘密。

　　早在2005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已透露，中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大约为1500亿元至2000亿元，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10亿元至20亿元。而且蓝皮书还警告说，一些高校已经出现连利息都交不起的情况。在今年的“两会”上，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曾说，目前中国高校负债总额实际是4500亿～5000亿元。

　　而在2006年，国家审计署向社会公布的对中国农业银行2004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中，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农业银行部分信贷业务存在潜在风险，风险的源头之一就是高校贷款。

　　国家对高校的投资有限，银行贷款开始刹车，高校资金的来源渠道只剩下收学费。有专家分析说，尽管国家明文规定，收取的学费中必须不少于25%用于返还学生，不少于20%用于弥补教学经费的不足，不少于1%的比例用于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只能将54%的剩余学费收入用于贷款的还本付息。但是，从一开始，高校还是把还贷款的希望寄托在了学费收入上。

　　人大代表洪可柱分析说，我们现在的大学高收费政策只是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负担转嫁给民众。

　　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记者说，目前国家财政拨款，譬如科研经费等，都是专项经费，并非学校的发展经费。而从学费方面，现在大家都在喊不能再加了，但事实上，学费和办学成本是远远不相称的，学费远远抵不上办学成本。而在许多高校管理者看来，目前按培养成本25%比例征收学费确实不能缓解或者弥补学校的财务困境。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周鸿兴也表示，面对债务缠身，使居高不下的大学学费下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让银行警觉的是，如果学费征收仍不足以解决还贷问题，高校可能会选择继续“绑架”银行，即通过“续贷”的方式“以贷还贷”，这样的结果最终会使银行陷入高校贷款窟窿难以自拔。★
 用社会的钱来办大学

　　在美国，大学校长主要的工作就是沟通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社会资金能够不断地投入到高校里来，很少听说高校从银行大量贷款的情况

　　★ 本刊记者/郇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党委书记李培林说，大学作为非营利机构，举债经营是“不正常的”，不符合主要靠政府财政和慈善捐款办学的国际惯例。

　　而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记者说，解决大学财务问题只有三条路：一是压缩高校规模，但这是不可能的；二是国家给足经费，现在看这也是个遥远的过程；第三就是想办法，从政策上让社会上有更多的资金进入学校。

　　西方国家的大学经营理念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介绍，在西方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财政拨款，很重要的一部分资金来源是社会捐助，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依靠校友给予帮助，美国的大学校长主要的工作就是沟通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社会资金能够不断地投入到高校里来，很少听说高校从银行大量贷款的情况。

　　中国科大商学院院长方兆本也介绍说，美国大学校长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找钱，在美国，有的大学主要靠政府给的那块地，运作那块地产的就可以活起来。然而谈起国内高校的校产运作，李延保笑道，我们国内的校产很薄弱，基本都是赔钱货，和国外高校的校产没法比。西方高校的校产不是学校自己去经营，而是私人捐赠的一些产业，譬如土地、房子，房子可以出租，土地可以经营，这样变成了学校的一种资产，而不是我们看到的校办企业。

　　李延保介绍说，在美国那些著名的私立大学，譬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它们都有很大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社会捐助款项，这些资金的规模通常也都很庞大。所以，除了校产的经营，美国高校的基金会为其教育费用提供着充足的养分。据悉，国外金融市场比较成熟，所以他们的基金会通常有一批人专门运作，目的是让基金的保值增值，譬如投资股票等等。

　　据报道，2006年4月，中国证监会批准了耶鲁大学基金会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作为第一家获得中国大陆股市投资资格的国外大学基金会，其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度。8月，证监会又批准了斯坦福大学基金会的这种资格。

　　所以，股票市场的投资是大学基金会取得回报的重要方式之一。如耶鲁大学基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在过去10年间高达12.7%，早在2005年，哈佛大学就曾持有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国外上市的股票。除关注股票市场投资外，其他领域如固定收益投资、房地产市场投资等也都是大学基金会投资的重点。由于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加之在各个领域的优良运作，很多大学基金总量十分庞大。据报道，到2005年末，哈佛大学基金总量已达到259亿美元，在全美大学基金中排名第一，其次为耶鲁大学，152亿美元。

　　李延保认为，国内高校增加资本运作的愿望很迫切，他希望当有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的时候，可以让学校有权力用专业人员对学校拥有的基金，进行资本运作，增加学校的财源。但问题是，即便现在允许高校资本运作，高校也未必敢。关键是目前社会捐赠的钱数量还不是太大，如果让学校有限的钱出现亏空，影响会很大，所以，目前高校得到的捐赠款基本还是放在银行里，没有人敢去做投资。

　　据了解，目前我国高校基金会数量很少,在国家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里，高校基金会只有5家,加上在地方民政局登记的基金会，也不过30家。据悉，民政部对登记基金会有严格的要求，2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是一道门槛；地方民政局登记则要求200万元的注册资金。而且，在投资收益率方面，它们的成绩差强人意。

　　有业内人士建议，如果高校基金会有足够大的一笔金额，委托给一些稳定的机构来进行长期的合作投资，也未尝不可，或者就能够避免天津大学自己炒股亏3750万元的事件了。

　　社会资金进学校：门槛重重

　　中山大学基金会，是在民政部正式登记的5家高校基金会之一。据李延保透露，目前，中山大学基金会的资金规模已经不少。但是他表示，他觉得心里最不安的是，面对捐赠者，人家做了慈善性质的好事还要让他们去交税，这一点从心理上、国际惯例上都说不过去。李延保说，在国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捐助氛围，老人们的社会保障比较好，老有所养，所以他们也乐于财产不留给后代，而是捐给学校。这样既做好事又可以免税。企业这样做也可以抵税。

　　李延保认为，现在社会已经积淀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人们也开始有这样的愿望来支持教育事业，国家应该以政策导向来促进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哈佛大学的校长平均每天从社会得到的捐助100万美元，这还是比较保守地计算，我们现在离这个距离太远太远了。”李说。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在国外，个人捐助了公益事业，个人所得税就不用交了，中国却没有这一说法。另外，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财富评价体系，很多有钱人都不露富。而西方则相对透明化，有多少钱社会基本能够了解，而且钱越多越光荣。郭田勇举例说，当年广东步步高的老总段永平宁肯把钱捐到美国也不在国内捐，引起舆论对他的批评，但这并非崇洋媚外之举，原因在于制度问题。

　　郭田勇认为，从企业对高校捐助规模来看，目前国内的社会捐助能力还是有基础的，只不过都朝着很有名气的学校去了，像北大、清华得到很多的捐助，不知名的学校就会很薄弱。要把社会上相关配套的系统做好，让大家乐意捐，捐了之后能得到社会比较好的评价，这样学校才可能得到越来越多地捐助，才可能会对银行贷款起到比较好的替代作用。

　　钱怎么管也是大问题

　　与债务问题同时凸现的是教育资金如何有效使用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大商学院院长方兆本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关键问题还不是钱多钱少问题，而是管理机制，机制不到位，就像公共楼道没人管一样，公家的钱花起来不心疼，不能花到点子上。方兆本认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民营化的手段来解决公用财产的有效利用问题。

　　另据介绍，国家财政拨款、学生学费以及科研费用是目前高校经费的三个主要来源。但是，目前这三方面经费的监管都是缺失的。比如科研经费，以国家拨款的形式为主，对一些学校来说，获得国家的科研经费并不太难，使用时也没有合同来规定这笔钱的用途和实效，所以“花了就花了”。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指出，目前少数高校的财务管理有失控现象。他警告说，如果高校对财务的管理跟不上，就很容易把高等教育在这两年来的增长度抵消。

　　近年来媒体上屡屡有高校冗员充斥、吃喝成本高昂、设备的闲置浪费等“隐性消耗”的报道。新华社曾报道说，上海某重点高校花了约400万元购置了一台高精尖设备，然而，就在设备搬回学校时，发现存放新设备处，竟有一同等型号、档次略低的设备在一旁尚未来得及开封。

　　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表示，宏观上，国家应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但目前学校会计只是“记账员”，高校应尽快引入总会计师制度，保障收费透明，让高校的钱花得更明白，让百姓看得更清楚。

　　如果国家拨的钱都花得如此糊涂，又怎能对社会企业捐助的钱进行有效率的管理？这样，又有多少慈善家愿意把钱捐进高校里来呢
秋风：避免债务陷阱需要政校分开

　　在目前的体制下，政府与大学有一种直接的父子关系：高校“儿子”精明地欠下了债务，政府“父亲”则会主动地稀里糊涂偿还

　　★ 本刊评论员/秋风

　　前几年高校大跃进，扩招、并校、建大学城，人人兴奋莫名。但是突然，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家长、学生开始郁闷。然后公众又被吓了一跳：高校欠了很多债。专家们十分认真地讨论，高校靠什么来还债？公众也问：难道高校也要破产吗？但其实，高校书记、校长精明地欠下了债务，政府则会主动地稀里糊涂偿还。

　　首先，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义务。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是政府办的，并且是为实现政府的目标而办的，政府让大学承担起了诸多重大的政治、社会、经济使命。为此，政府任命了大学的书记、校长，书记、校长们再通过行政体系管理整个学校。在这种体制下，大学与政府就有一种直接的父子关系。

　　当初，政府与国有企业就是这种关系。匈牙利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科尔奈对这种关系进行过分析，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心态概括为“父爱主义”。没有哪个父亲希望自己的子女乱花钱，但一旦某个子女由于乱花钱而陷入困境，父亲也不能袖手旁观啊，就给他一笔钱。结果，所有的子女都会迅速成长为乱花钱的能手。这就是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的体制中一个永远不可能克服的问题：预算软约束。

　　在高校“大跃进”之前，高校的预算约束就非常疲软。只不过那个时候，大学财源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拨款，政府与大学关门讨价还价，外人并不知晓。高校“大跃进”则因为大学向银行贷款，而把预算软约束公开化。

　　导致目前大学债务缠身的，首先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房地产业发展，拼命让大学参与大学城建设，或者扩建、改建原有校园。但地方政府已经商业化，账算得十分清楚，所以，不愿为大学“大跃进”掏钱，而是让大学找银行借款，政府则提供公开或隐含的担保。

　　对地方政府的“好意”，大学书记、校长们乐得半推半就。在借钱的时候，他们当然清楚地预料到了可能的风险。没有一个人书记、校长会愚蠢到相信每年增长20%的疯狂扩招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他们也清楚，倒卖土地的收入是一次性的。因而他们知道大学总有还不起银行贷款的日子。

　　但他们仍然勇敢地做出了贷款决定。在行政化的大学治理框架下，作为书记、校长，必须创造出能够让上级政府看得见的学校大发展政绩。而最合适的政绩，就是盖大楼。在那种大跃进的气氛中，不向银行贷款的书记、校长，反而会被政府视为没有改革魄力。至于贷款有风险，那无关紧要。大学贷款通常是中长期贷款。到还款之时，做出借款决策的书记校长们要么已经离职退休，要么已经高升，安全地站在陷阱之外了。

　　至于落入陷阱的书记、校长们，其实也不着急。因为这烂摊子是别人搞的，他不须承担责任。再说，大学的哪一个项目不是相关行政部门审批过的？那现在政府就有义务出面收拾这个烂摊子。事实上，在预算软约束体制下，烂摊子越大，政府越是着急主动帮助。假如甲大学只欠银行五千万债务，政府很可能让该大学自己筹资还债；但乙大学欠了十亿元，那政府就肯定得出面还债。

　　可以预计，在现有的大学体制下，未来大学债务必将呈现出膨胀趋势。要想走出大学背负巨债的陷阱，需要对大学治理体系进行根本改革，像当初实现政企分开一样，实现政府、大学分开。大学负债，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操纵甚至强制的结果。大学高速扩招，本身就是政府的安排，大学管理层之所以无法让大学置身于地方发展房地产业的狂潮之外，也是因为，书记校长们的任免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对书记校长的考核，在很大程度上看其是否配合政府发展经济。大学商业化不过是大学行政化在特定时期的具体表现而已。

　　大学当然可以公办，政府也当然有责任给大学拨发一定款项。但是，公办不等于政府直接管理大学，政府拨款也并不必然让政府有借口操纵大学。一个合理的大学治理体系，必须把政府与大学隔离开来。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大学理事会，作为大学财政与行政的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以独立理事为主，校长由这个理事会选聘，并对其负责。大学的重大建设、发展项目，必须由该理事会审议。这方面，海外办学的经验值得借鉴。

　　这样，大学将成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理事会将是一个信托机构，接受政府拨款和捐款，并尽到善意使用信托资金的法律责任。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跟其他捐助者没有太大区别。政府可以为每所大学确定一个固定或者逐年略微递增的拨款额，该款由大学理事会自由支配，但除此之外，政府不再承担任何其他财政责任。大学如果陷入破产境地，政府可以充当最终的担保人，但当初未能尽到善意使用责任的大学理事会成员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样的约束或许可以让大学的预算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