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麦根：构建和谐社会能否允许另一部分人先从精神上富起来

构建和谐社会能否允许另一部分人先从精神上富起来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到本世纪初，已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资源环境、就业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智的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新主张。

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从用票限购，拉关系走后门求购商品，发展到今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耗用大量的印刷品，大量的人力资源进行促销。社会的不和谐不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整体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个体精神与认识上的贫乏。能否在政策上进行资源的调控，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允许一部分人先从精神上富起来，来提升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带动参与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活动，通过资源调控与认识，使人的价值取向发生转变，实现社会的和谐？

社会的和谐与不和谐都是相对的，人与人之间的贫与富也是相对的，当前社会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物质上与精神上所产生的非法经济上，非法经济已占到了国民经济一个相当大的比率。比如非法捕杀野生动物、非法开采，非法生产经营各类劣质品和假冒伪劣产品，制造经营各类假票假证件，黄色光盘及各类有害出版物……。赌博、卖淫、贩毒、偷、抢、骗等犯罪活动同样成了一种经济，赌博带动了配套行业及相关服务，卖淫带动服务业和医疗保健业，毒品滋生恶性事件，恶性事件背后的生命抢救同样耗用巨大的金钱和资源，每一个行业都互相作用，带动了整体的就业与经济增长，但每一个行业都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安全、生命安全和生存质量，以及危及到整体的长远发展。

衡量一个社会的和谐与不和谐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尺度，人与人之间物质与精神上的贫与富也没有一个标准的尺度，对于一个社会，通常是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其它国家相比较，一个人则多与周边的人和现世的人相比较，比较是促成竞争，促成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力，同时也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一大因素。社会是否和谐应以现历史阶段生产资料的更新与转化，社会财富的利用率，以及整体的资源环境来衡量。个体的贫与富，应以他心态的平衡和身体的健康来衡量。心理的平衡直接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身体的健康除心理的平衡作用外，还需要得到生理上必须的物质保障。

比较永远存在，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它可以造成社会不和谐，同时也可以促成社会达到和谐，变化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有不同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决定着民众的价值取向，民众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比较的方法和对象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六七十年代，为了发展基础工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可劳动人民的价值，人以下井为荣，个个以劳动模范为榜样。国与国之间比军事。80年代，为了摆脱贫穷落后，大力发展经济，由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民众的价值取向又一次发生巨大转变，人以钱多为荣，以大款为榜样。无论是非法手段，还是合法所得，只要弄到钱就是好猫，就是本事，价值就能得到认可，国与国之间也从比军事，发展到比经济。

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原有的价值取向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其主要表现在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个体在争夺财富的过程中身心的互相伤害与生存压力等方面。我国是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不顾自身条件一味地与西方发达国家比经济，人与人之间比物质财富，比消费水平，资源与环境的承受力是可想而知的，两极继续分化将直接危及到政治的稳定。中国的资源与环境，以及政治上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世界的资源与环境，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和谐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发展这一历史重任已落在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落在了每一位有识之士，和每一位有良知的老百姓身上。

值价取向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生存环境同样左右着一个人的行为，在从事非法经济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为生存所迫，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坚守自己的本性和良知，从事着文学艺术，发明创造，学术研究等活动，由于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环境，短时间内难出成果，出成果后个人的力量很难使成果得到转化，多落得生存得不到保障，在这一过程中基本的价值得不到认可，一个上进合格的公民可以被一个从事非法经济的人视为无能的“废物”。

社会的和谐与不和谐最终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下岗职工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就是非常好的政策和实例。如果国家不能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和九年义务教育，那么这个巨大的消费群就无力购买，生产厂家就将造成更大的积压和倒闭，随之而来造成的是更多的失业和更多的企业倒闭，国家财政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同样，如果能在资源上进行调控，在政策上鼓励一部分人先从精神上富起来，使从事文学艺术，发明创造，学术研究的人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他们的成果得到转化；从事文学艺术的可转化为乡村社区文化建设与企业文化宣传，从事发明创造的可转化为生产力，从事学术研究的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民众的价值取向也必然发生转变，自然地从非法经济中一步步解放出来，从事低消耗的文明活动，使原本用来治理环境污染，打击犯罪的费用逐步转为用来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从根本上防止环境污染与各类犯罪，以此实现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