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更替时期的历史人物

　　一个流行的论点是“时世造英雄”，强调的是：历史人物是时代需要的产物。这从根本上说无疑是一个真理，但与其他的一些科学言论一样，由于过度重视事物的一方面而表现出失去其辨证关系中另一方面的弊端。历史发展是一种客观趋势，是必然规律的体现，从这个角度上说历史人物确实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但我们也绝对不应该忽视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弹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有时候表现得格外独立和明显，历史人物的个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道路的具体线路，似乎一切历史事件都成为偶然的了，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在此找到了立足的余地。面对这种矛盾和形式上的对立，我们走出了一条折中的路子——既要看到历史人物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同时历史人物又以自己的特殊魅力塑造着新的时代特征，并对社会的下一个时代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实际上由于人类的理性能力的限制，这种作用一般很难确定）。下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为个案对该理论进行一个具体的解读。

　　毛泽东是当代历史人物的杰出代表，他的产生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影响将不可估量。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泥潭中已经挣扎了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从洋务派到改良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而艰难探索前行，撇开阶级意识不谈，国家民族复兴的大任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要求，是当时中国各个阶层人民共同的心声（极少数买办份子在全国总人口中理论上可以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背景提供了世界民族革命的舞台，历史的大趋势决定了谁能领导国人完成这个任务谁就将成为当时中国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人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中国”，这应该是历史发展成为现实已经难以“再假设”带来的过于自信的言论，仔细反省历史，这其实是把历史规律性随意扩大的一种推测，并非绝对的必然规律，因为当时中国的历史趋势是救国图存，而具体道路和制度选择的问题则是带有偶然性的。如果当时的中国皇帝和改良派势力能够战胜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如果袁世凯真心甘愿共和甚至宋教人没有被杀害，如果孙中山先生能够延长生命30年，如果蒋介石是一位不那么迷信武力而自负的政治家，那么中国的命运将是怎样的？毛泽东将以如何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当然以上的假设不能成为历史事实也是存在一定必然因素的，但绝对不是必然的必然，也就是说仍有相当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与其说毛泽东的事业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历史规律发挥作用但多次失败的产儿；毛泽东得到历史的青睐来自三个基本的因素：时代需要，前人的无能或不幸，他自身的才能和特殊机会；时代需要是历史规律作用的因素，而前人的不幸和他自身的特殊魅力和才能以及机遇就是偶然因素了。所以说：抽象概念的毛泽东绝对不是有些人宣扬的那样必然，而是一个在必然环境下的很大偶然，由于没有注意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弹性地位，一些人就得到了错误的结论。

　　从社会结构和社会适应的研究角度讲，毛泽东既实现了相对充分的社会化（比如精通中国历史，深刻理解了中国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同时又达到了改造现实社会结构的思想水平（比如内心孕育了伟大的革命理想和战略战术），成为典型的“改造反叛型”（前文已有界定）人物；所以他一旦完成社会适应的过程，摆脱旧有社会结构的束缚而成为社会结构的改造者时必将引起一场革命。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之后对所谓的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猛烈袭击，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反作用。他受革命乐观主义的鼓舞，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斗争哲学的应用，坚持列宁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主义信念，仅仅用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把中国引导到了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了，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社会面貌，不仅使新的社会结构迅速代替旧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和步骤进行大胆的探索性实验，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着他的伟大社会实验达到了新的高潮；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是另一个人代替毛泽东的位置，中国的历史会怎么改写。毛泽东如此地嘲弄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则却把自己的遗产保留下来，为什么呢？不难回答——他从根本上是代表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至于在所走的具体道路和细节政策的选择上所犯的一些失误只是偶然性的，丝毫不能撼动他的地位；至于他一生的政治实践最终的功过是非有待历史和人民进一步的反思和检验，社会学的理论难以给出判定。毛泽东的一生为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社会功能提供了绝好的历史事例。

　　考察了历史人物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我们回到一个相关话题上来：历史人物的扩展化即社会精英群体，它相对于前者而言其外延大大扩展了，按照帕累托的广义定义，他们是社会各个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社会成员。作为人类历史的领导者和社会具体形态的塑造者，精英群体享受着特殊的社会待遇（权力，声望，财富等），那么必然也要负有比普通人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一点不论从伦理上还是现实需要角度讲都是应该的。社会精英的历史责任就在于应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科学合理的发展道路，最大程度地避免社会自发运行造成的损失，更要防止人为制造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