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指向(1-2)

           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指向（一）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优经济境界

    市场经济体系构建、同国际接轨、帕累托最优等，都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优境界。改革开放是手段而非目的，属于战略路径选择，而非价值取向定位。改革开放同革命－建设是历史的连续与深化，而非历史的转向与断裂。改革开放从新中国建立时期的被动性的，被包围下的被封锁性的到走向相对积极与主动性的，是革命与建设、战争与和平、“在野”与执政的连续性的经济－政治－文化行为。

改革开放不具有天然合理性。只有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终极指向造福于中国与世界人民的改革与开放，才具有天然合理性。改革开放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陷阱。这些风险和困境不但来自于国际大环境的战略博弈，甚至战略颠覆，而且来自于堡垒内部的另类精英误导。因为，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都同时面临着左和右的干扰，都可能陷入盲动与保守境地，即存在着步入“回头路”和邪路的可能。

    甲子一轮回，到了清醒地界定和公开宣示改革开放的最优境界的时候了。这是因为：第一改革开放总体六十年，前期被动后期主动，成就巨大，历史辉煌，同样问题的深层矛盾积累已经到了险要的地步，若无清晰的崇高的伟大的社会共识，则不足以动态消解、化归这样的内在与累积的社会矛盾，进而达到形成继续大力推进的真正的合力展开；第二中国经济奇迹存在和持续的同时，伴随着中国增长之谜。巨大的社会财富存量与增量及其增速，既构成了中国完成复兴、引领世界的社会资本和巨大动能，也同时构成了被国内外种种力量瓜分、征服、分解的诱惑和猎物；第三全球与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已有的现代化西方模式与道路，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和道义制高点，渐渐成为昨日黄花。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版现代化与超现代化，不但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和占有历史惯性优势和道义制高点，而且同时也面临着自身与外部的严峻挑战。中国道路与模式若要在当代世界文明经济升级与转型中，最终胜出，并成功地步入盛世及相应地示范和引导世界，则速度（效率）优势、制度（社会）优势和文化（价值）优势必须同时呈现，并且形成连续性的脉冲，以至于成功地改变国际价值轴心和完成新的合道性的世界秩序重构。

    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总体表述。共同富裕、消灭剥削是基本规定与特点，但若形成最优境界，尚需要有种种可供展开的度量与选项。具体说来，最优境界首先指向国际占位。完善的社会主义将必须同时在速度优势、价值优势和文化优势上，在国际比较中展现出实力、活力与魅力，即效率、公平与公正的世界性占优与领先。近代几百年的全球史表明，资本主义对应于奴隶、农奴与封建制度，具有效率和一定意义上的人权优势，但却不具有整体道义和同社会主义相较的效率与道义优势；最优境界其次必须在自我纵向历史比较中，显示出具有互约双规性的公平与效率的双重优势。这就需要一种既充满活力，社会财富源泉充分涌流，资源配置高度合理，又公正、合理、合道，处处充满关爱、人情，既是一种以相对充分自由、自主的和谐的主人公地位与身份之主体经济产权基轴下的准自由联合体的社会经济；最优境界再其次必须明显地呈现出超帕累托最优或具有动态改进的帕累托最优，即能够在资源配置的市场演进中，不仅仅显示出秩序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且形成制约和消除形式等价交换背后的迅速导致两极分化的内在机制与激励，形成超出简单的事后补偿与纠正的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的“施舍性”的社会经济道德机制。

养懒汉、搭便车同资本剥削都是当代社会计划与市场经济中的弊端。改革开放的最优境界不是在所谓的两害之中权其轻。短缺经济是个伪命题，是割裂历史，就现象而抽象，有意忽略国民经济启动起点和工业化战略取向的科尔奈的误导。软预算和产值目标也不是计划经济的内在弊端。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分工与市场，道德与经济等等都是可以而且必须结合的力量。计划与市场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最优境界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上述的看似矛盾与冲突的有机结合上的制度建构与社会建构上的国家文明上的创新。

                   二、占领产权经济学的战略制高点

    产权就是资产、财富所有权、经营权。产权经济学被引进后，已经基本上被隐含地描绘成了私有产权经济学的别名。就像经济学以理性替代自私，把人性彻底地偷换了一样。甚至产权原本是中性的。因为，资产既然分为公产和私产，产权经济当然也应当是公产经济和私产经济。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产权经济学却被完全的绑架了，变成了私有产权的专署权。

就像产品在经济学上被区分和界定为私人品、公共品和俱乐部品一样，产权也可以相应地被界定为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和俱乐部产权。其各自对应的也就是私有经济、公共经济和俱乐部经济。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一降的两分法，基本上将私人品经济归市场营运，由无形的手运作，公共品经济由政府经营，俱乐部品则部分归“有形”，部分归“无形”，大部分任由非盈利、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团体来运营。

因此，产权存在形式，自古以来就是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共同存在，而且公有产权的存在历史不但源源常于私有产权的历史，而且历史作用也始终占有突出地位。因为，人权的存在，个体与家庭，微观群体的存在，始终是以社会为制度建构和实体载体的。离开了社会完整性，则个人的自由、幸福，甚至生命权的存在，都将不复存在。早期人类文明是以氏族

、部落、部落联盟形式存在，而直至演化成国家形势，则政权组织和国有产权就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中国以秦朝两千多年的统一大国之后，尽管封建世袭王朝是一个私姓皇家和世袭传乘为主轴的，但家国之天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非仅仅表明寡人之天下和坐拥一切。这其实包含了以下几层共有或公有的深层含义：第一国家主权的完整性、不可分性和绝对统一性。因此，其只能在最终、最高层级“归属”于某种“道成肉身”的东西。在古代中国则是“真龙天子”，在西欧和世界其它地方则是教皇与君主的划江而治或轮流坐庄；第二家国天下，尽管有了私家侵入，有时甚至主宰了公营与国家大业，但无论是国家、政府、社会意识形态体系，还是民间、百姓乃至士大夫的意识、伦理境界中，江山、社稷之国家大事，从来都不仅仅具有至高无上的性壮，而且具有远远超越任何私有事物的性质。因此，公有产权与国有经济，绝不仅仅起源于近现代，其在人类文明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居于主导地位。尽管公有经济的早期的确是同社会分工和物质生产水平低下相联系在一起的，但却绝对不存在反命题或逆命题，即所谓公有与国有产权与经济，就是天然的存在模糊与不清晰，从而必然导致低效率。相反，无论是从规范经济学，甚至从规范社会学角度看，还是从实证经济学，甚至实证社会学角度看，公有产权与经济，都表现出了无比的优越性。即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保证了社会完整性，从而保证了人力族群本身的存在与延续，在人类文明较为发达的时期，则成了国家与社会抑制豪强，抵御外敌，平衡社会，维系国民福利安康的基本支持和手段体系。

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打破了已有的人类社会制度建构和经济文化秩序体系。伴随着大规模的高度发达的商品交易和市场经济网络展开，民间的非政府、非皇家、非世袭贵族的自发的社会性的私有资本与产权势力，得到大规模膨胀和迅速崛起。这种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化、全民教育化的变革，是从人性解放、人权宣言开始的，其“反政府”“反公有”的历史源头，是同其反封建、反专制、反宗教统治、反世袭特权联系在一起。因此，人性的解放、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个体自由与幸福空间的扩大，是同反对封建专制压迫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层面，它具有革命的进步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与资本豪强又同时由新兴的革命的进步的而逐步走向没落的反动的退步的。私有产权的落后、腐朽，绝不仅仅表现在垄断、外部不经济方面，大规模的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同战争、豪赌豪夺、资本与财富异化，已经把资本主义产权的罪恶，同其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深深地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而晚近的道德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等，都不可能在合道意义，为资本产权开辟通途。因为，第一全球化的当代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福利和中产阶级的庞大、富足与幸福，是以国际财富的巧妙帕累托转移为前提的；第二发达资本主义模式，无论是莱茵模式，还是英美模式，其资本主义的国家梦魂，无论是“美国梦”，还是“欧洲梦”均已进入了历史黄昏期。令人依旧羡慕不已的发达国家的优雅、贤达、丰富、兴盛的国民生活质量，若套用一句中国古诗，则叫做“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事实上，9.11和长期资本运动公司的破产，已经是美国的历史转折点，吹响了英美模式的挽歌。而金融全球海啸则拉开了全球资本主义二十年到五十年由盛而衰的序幕。信息与生命革命原本给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以自我调整的重大历史机遇，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反人类、灭绝人性的残酷，使其完全丧失了理性，步入了同资本一样的疯狂贪婪，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令人发指的全球财富洗劫，通过信用泛滥、资产潮涨和金融衍生品的超级杠杆和作业，在理性投资、风险自担的巧妙外衣下，在非理性繁荣的自由追逐下，完成了凯恩斯时代就已经形成的经济学家良心共识的反动，即把食利资本推到了历史发展和社会存在的中心舞台和前沿阵地，使其成为全球赌场经济和非理性繁荣的“打手”和“急先锋”。经济学家说人可以被欺骗一次，几次，但不可能被永远欺骗。利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整个世界都已经陷入破产境地，发达国家的私有产权模式的彻底化还有出路吗？

    从科斯神话到诺斯神话，从产权彻底化的极端私有经济到交易极端化的服务经济，欧美经济模式已彻底地陷入到了泡沫、虚拟、空洞化的经济陷阱之中。当欧美的发达和高品质的生活质量是建立在虚拟和资产泡沫之上，产权经济学的制高点，还会是私有产权神圣吗？！

计划经济所谓的市场效率或许不高，通过商业交易调节的社会资源可能活力不强，但其速度与效率，公平与正义，从来都是具有绝对优势的。社会福利效用的滞后是由多重原因做成的，尤其是历史积累与现实工业化的不得已而为之，不论是在经济效益和社会伦道上，都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市场与商品经济都不专门从属于资本主义，但彻底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一定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制高点，最终一定是在高度发达、合宜、灵活与完善的公有产权占优的产权经济理论与学术之上。中国改革开放必须率先占领这一制高点，这是千秋大业的基石，也是未来世界文明秩序的根基。

               三、三重产权体系呈现多元活力

    不论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是共产主义的高级发达阶段，公有产权主导的核心地位是基石。比重和多元化情景可以有所不同，但涉及国民经济命脉、金融命脉、财富命脉、资源和环境命脉的产业、体系与组织系统，必须以全民、国家，至少是集体的公共占有为基础，否则，资本的异化、财富的异化，一定会迅速导致政权、人权与社会的彻底异化，主人将沦为奴隶，客体将主宰主体，大众将屈从资本、权贵，人类文明将被经济与金融诈骗团伙所操纵甚至绑架。

    马克思就其自由信仰而言，是个彻底的无条件的自由主义者。其对个体的充分自由、创造性存在的最全面、灵活、深层自由的向往，超出一切新老自由主义者。他的学说和他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其最终的完成形态，揭示出国家消亡和家庭的不复存在。这就是说，从理论源头，创始人们是彻底的自由主义信奉者。马克思的名言是“每个人的自由与解放是一切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前提”。他甚至痛恨奴隶般地服从旧有社会分工体系的不自由与无奈。他把共产主义远景描绘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自由从核心价值与理念上，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灵魂之一，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专利。

    但这种自由和人类的全体的彻底的自由，是以消灭剥削、社会不平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最大的不自由为前提的。这是共产主义自由同资本主义自由的最本质的区别。

    改革开放要创造由初级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条件和最大限度地合理配制现阶段的资源，而不是向低级、落后的甚至野蛮的自由倒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根本分野。

    对应于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基础，产权结构应该以如下三分天下加以构成：第一举凡涉及到战略产业、战略资源、战略与核心资产，尤其是基础设施、社会公共事业和核心生产资料的行业与资产，要绝对的以全民和国家所有制形式存在，造成强有力的公营经济主导的产权与经营管理物质和价值基础。这一三分之一的天下，具有保证国体、政体和社会性质与国家命运的意义与作用；要二以混合和纯粹产权结构与组织形态存在的公－私混兼容的俱乐部产权和混合公共产权。这部分会在大环境与制度价值取向之上，造成相对充分活络的市场经营活力，充分调动各种要素资源的积极性；第三是个人所有制的属于微观、个体、家庭，也包括小个体与业主的产权。这可以保证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充分、自由的微观创造与生活质量。

    显然，第三种个人所有制产权，远远超出了当代西方经济学所界定的所谓消费者主权。它甚至已经注入了一定的个体投资与创造主权。国家、政府与社会，在这一领域，除了道德手段，除非刑事犯罪，通常会“法律止于门口”，不得对其进行随意的干预干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学术自由乃至生活自由，都是以此经济主权与自主为基础和保证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超越历史地消灭私有制，即令到了共产主义的发达阶段，个人所有制也一定还会存在，且可能高度发达。这是同公有制相匹配和充满活力的高级、平等自由社会的体现与要求。但要逐步引导和规划私有制，尤其要尽可能地加速改进和限制私有观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表明，在高度发达的完全的私有产权社会存在下，是绝然不可能消灭私有观念的。因此，要求建够上述三分天下的产权结构，并大力倡导和培育像南街村、华西村、大寨等为典型代表的集体或俱乐部经济的公有产权与共同致富样板，引导纯粹私有企业走秩序市场经济道路，杜绝赤裸裸、血淋淋的资本剥削，构建和谐、合宜、合道的产权要素配置、分配和流转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指向（二）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四、有效、公正、合道的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古代时期中国也不是仅仅输出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成果。事实上，制度与文化在中国汉字圈和朝贡国际社会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国际示范作用。当代与未来，中国同样也不会仅仅是输出产品、服务，也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而一定是通过一种中国版的现代复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超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制度与文化的价值魅力，来影响和导引世界。

合法性是西方的价值准则和某种公共制高点。但东方智慧更强调合道性。这要远远高于合法性和一般的合理性。国际经济与政治舞台，由于主权和文化的多元性和国际组织与机构的，甚至国际法的“非强制性”，从而使得合道性变得更加紧要。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尽管大行其道，但国际正义、全球伦道还是会同国际舆论和国际政治生态一起，发挥相当的力量。

全球金融海啸已经把变中国因素为中国国际战略策动提到日程。积极、稳妥、有效的改革不合理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追求与推进有效、公正与合道的国际经济秩序，成了关键的国际较量和大国博弈。这是因为，首先，无论是中国的以资源与环境的逆差而保持的外贸顺差，和发达国家的以资源、环境和有效及真实价值的顺差，而呈现出来的国际收支上的外贸逆差，在全球资本与经济生态和自然环境生态经济体系中，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都要求国际竞争价值轴的变更和国际合作与实现体系的改变，尤其是金融秩序的合理化；其次，任何一国经济奇迹，都不可能为他人作嫁衣裳，都必须以本国之核心和现实国家利益为主。只有互补、共赢，并且是获益增量合宜共享这样的动态演进才会是可持续的。单纯的一方不受损害的帕累托改进与最优不可取，不能成为这里的国际经济秩序规范性基础。超帕累托最优和超边际改进与最优，即动态和以增量的公平合理分配的改进与最优，应当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基础。

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构成，包括国际金融价值秩序、国际贸易交易秩序、国际资源流动与匹配秩序等。国际金融价值秩序又主要由世界货币与国际储备资产只存在与管理以及监管秩序，世界金融市场秩序等构成。这一切均需要加以重新构建。

中国声音和中国主张固然要紧，但中国战略，中国模式国际示范的战略展开路径与国际政治生态实际运作系统则更为至关重要。在这两个方面，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都有待大规模提升。

 五、秩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有力的宏－中观计划管理体系

无形的手，放任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从来就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真实社会经济运营模式。自由资本主义集大成者的美国同样有产业政策，至少在庞大无比的军工生产中是如此，更不必说钱德勒大作中的公司与企业组织。这是一只巨大的有形之手。自由港的香港也有计划，至少有强有力的规制（regulation)和法治。英国《航海条例》和对货币的私有中央银行的操作，同样表明没有什么完全的自由经济。

    计划经济在获得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苏联与美国都实行在战时体制的严格计划管理），完成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别无他途的工业化、现代化原始积累与经济起飞，在社会主义国家早期建设，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成强大国际比较道义压力等等方面，发挥了伟大的、杰出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任何体制，甚至制度，历经一定的历史阶段的运行，都要进行必要的改革。斯大林版的计划经济统得过死，干预过度，管得过严的指令性，甚至命令性的计划体制，除非在未来的新型世界大战时期，否则基本上已成为过去时。但计划经济与计划体制的本身却并非如此。经济的自由与集中，分权与集权等本身的内在冲突，并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中得到解决。反而，全球海啸彻底暴露了非理性繁荣下的国家干预缺位的社会经济危机，甚至风暴是如此的可怕与猛烈。

市场经济本身与生俱来的就是反复震荡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间歇式的投资狂潮和宏观、中观的灾难性的危机强制调整的反复发作和交替震荡冲击。这不但造成巨量的资源投向浪费和产能损失与闲置，而且给社会福利与民众幸福，造成巨大的打击、摧毁。因此，简单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目标。良序的和合道的，即有秩序、公平的、合理、前瞻和管理的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

    价格公平，信息完备，资源与经营权利均衡配置、合理操作，经济秩序演化具有排斥和防止异化能力，竞争有序且合理，垄断和外部经济受到必要限制，这些的集合才是应有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经济目标。

         六、有尊严的、充分的主人公地位的就业保障

“民以食为天”，说的是民生的核心是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土地问题之所以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构成了社会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自人类文明社会以来，土地的所有与支配，构成了人类个体与群体得以存活的基础。在农业社会与农业经济理念中，土地的神圣甚至被法国早期宫廷经济学家们概括成了重农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即认定，农业是社会经济与财富的唯一的价值源泉。这从农业的种子与收成的直观比较中，很容易得到印证。而从物质的投入－产出的循环角度看，其它行业的确是仅仅形成物质形式的转化，也许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是例外。这种重农意识并非仅为法国和近代学派所专有，中国传承数千年的重农抑商、重本抑制末在核心理念下，同重农主义思想是非常相近的。而中国古代智慧的重农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就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战略价值而言，要远远超出法国近代的重农学派的思想与主张。当然，土地问题成为社会的核心必定上升成为政治问题。围绕土地形成了不断的改良、战争与革命。而土地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当时的生存与人权问题。也是当时代的核心的就业问题。

    在当代与未来社会，随着传统农业社会解体，随着工业化、城市经济和商贸社会的发展，人类生计问题，从土地转变成了就业、工作和职业，进而投资与创业，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当代的生计问题。中国的就业问题绝不仅仅是由中国人口规模、劳动力资源庞大所规定的。中国就业问题更由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所内在规定。这就是要保证和实现超出西方经济学的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六的失业率的更加充分底就业，换言之，要尽可能地趋近百分之百的真正充分就业。

    财产性收入有无和多寡并不是一个良序和道德社会的显著指标。美欧等发达国家，包括房地产、股票和各种金融资产的财产收入比重，尤其是通过养老基金运作，在现代家庭财富中的比重迅速增大。然而，金融海啸彻底暴露了其脆弱性和欺骗性。

    在现代社会，一旦失业，对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而言，就意味的温饱与生计问题，意味着养家糊口的困境甚至灾难。绝对的充分就业是民生首要任务，而一般性的廉价的就业，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它甚至也已经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特点。高水平高质量，充满人性礼赞和社会尊严的就业，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要求。

    人必须被尊为社会生产力的主人公，而决不容许被降低到简单的劳动工具，会说话的生产资料，甚至会说话的牲口的地步。人的尊严与价值，必须通过合宜、完好的就业，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这不但包含着良好的薪酬支付，而且包含全部福利享与待遇，还包括足够的就业选择可能性空间和作业的工作内容，同时囊括参与管理与决策。劳动与管理不能分离。分工与选择自由必须并行不悖。

          七、加大缩小三大差别逐步根除弱势群体

    贫富两极分化等人类与社会不平等，通过三大差别为代表的社会阶层与归宿差别，会得到系统化，甚至制度化存在。从而久而久之，变成社会理念与和文化的自然接受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因此，无论是任何阶段，都不能容忍任何形式、任何意义上的两极分化的恶化和三大差别的固化与理所当然化。

    新兴的弱势群体和当代的显贵超富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谓“中产阶级”在崛起时的社会代价是巨大的，而且正在同时加速地分化。这种动态的加速的两极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与社会风险。

    “有钱同花，有饭同吃，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太平天国之《天朝田亩制度》式的“均贫富等贵贱”，既是不现实的，也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其本质上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洪秀全入金陵后的腐败，太平天国的衰亡，同其过左的纲领与追求是有关的，不要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消灭一切差异。绝对的平等、绝对的平均主义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是有害的。

但凭借生产资料，倚赖世袭和专署特权，靠着指定资源而确立起来的制度性的体制性的剥削与压迫，却是必须彻底根除的。

    中国的扶贫与消除贫困化的社会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难能可贵的。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同时在完成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起飞过程中中，没有出现社会与人类发展指标上的全国性的下滑，也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与此同时，庞大的弱势社会群体的出现和发展，又揭示出新的社会问题，其中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及其黄黑毒赌等罪恶，构成了新时期的巨大的社会挑战。

    缩小三大差别，根除弱势群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小康和谐社会的巨大挑战。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