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利国家制度若干范畴的理论考察

关于福利国家制度若干范畴的理论考察

许长青

内容提要：福利国家制度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内部形成的以社会公共的等价福利收入为表现形式的福利分配方式，是代表协同生产力的劳动力联合所有制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萌芽形式。公共等价福利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剩余价值的分割形式和扣除，也就是剩余劳动的一部分是从雇佣劳动中独立出来的联合劳动的表现形式。所以，福利国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形式，开启了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历史进程，成为商品价值转化为社会福利的这一革命性进化过程的起点。但是，公共等价福利的分配方式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限制，在性质上仍然是不确定的，在范围上也是有限的，因而无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无法形成联合劳动的生产方式。只有变革和破除资本主义生产私有制形式，建立生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实现全面联合劳动的福利分配方式，把价值全面地转化为福利。
主要概念：福利分配  社会福利  等价福利收入  等劳福利收入   联合劳动   同一具体劳动   客观劳动   主观劳动   劳动力联合所有制   协同生产力
                           引言
     福利国家制度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非常重要的经济制度形式，但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至今对于这一制度形式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深入，由此造成了许多误解。如关于福利国家制度社会性质，认为是“现代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并维护其统治地位”，“保证社会资本﹑主要是垄断资本积累的需要”，而“通过政府所推行的各种社会福利措施”①。这就否认了福利国家制度是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萌芽形式。又如关于社会福利的经济本质，认为“是社会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是“所有个别劳动力价格的总和﹐小于社会劳动力的总价值”，因此，“被限制在必须保证而不能损害资本积累的范围之内”②。这种说法完全否认福利分配的形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劳动力商品的束缚，完全否认了福利分配是对于剩余劳动的分割和扣除。再如关于社会福利的制度形式，认为它是 “保证资本积累和继续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方式，从而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③，这就否认了福利分配在客观上是对于企业利润的一定扣除和分割，否认了福利分配具有的对于资本剥削的改良性限制和独立于资本剥削之外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
    在福利国家制度上产生的片面性认识，很可能是没有看到垄断资本主义在其所有制基础上已经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实际上，由于社会协同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发生了裂变，劳动力私有制已经转化为劳动力的联合所有制形式，从而产生了初级的联合劳动的等量交换形式，并取得了以不确定的社会公共的等价福利为内容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存在形式。本文力图通过社会福利、福利分配和联合劳动等系列范畴的理论考察，揭示福利国家制度的本质和特征，从而为人们从本质上认识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参考。

           一、福利国家制度的形成基础
    福利国家制度起源于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是表现和保障劳动阶级的经济利益的新的分配方式，也就是社会公共形式的等价福利的分配制度。所谓社会公共的等价福利，是满足劳动者最低的简单再生产的费用，表现为是贫苦救济、失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随着公共等价福利的产生，社会福利这样的新的分配方式也就产生并和形成了自己的萌芽形式。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主要是由公共等价福利构成的，其核心是国家给予劳动者个人提供的有保证的最低水平的货币收入，等价福利还包括福利国家经济制度还表现为国家和社会机构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公益性设施和提供的相关服务，如教育福利、卫生福利、文化福利以及住房福利和养老福利等。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就是公共等价福利这种新的福利分配形式的制度保障方式。其中，公共等价福利是福利国家制度的本质内容和制度规定，福利国家制度则是公共等价福利的表现形式和制度现象。由于公共等价福利是对劳动阶级最低收入水平的保障和保护，所以，福利国家制度在本质上是体现和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新的社会分配制度。
    社会公共的等价福利收入从形式上看虽然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方法从资本家的企业利润中扣除出来的货币收入形式，但它们的来源是一样的，都是剩余劳动的一部分，是从雇佣劳动的商品形式中独立出来的联合劳动的表现形式。这就是说，劳动者个人劳动的一部分，在本质上不是当作抽象劳动形成价值，而是当作具有同一性的具体劳动的形式而形成社会福利。这样，一部分剩余劳动就通过公共等价福利的货币形式在具体劳动的形式上得到了核算和计量，也就是转化为社会福利的收入形式。在公共等价福利的形式上，由活劳动在社会范围联合起来而形成的联合劳动部分地取代了雇佣劳动，而把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的具体劳动也部分地取代了抽象劳动。因此，构成公共等价福利的那一部分剩余劳动，实际上成了一身二任的劳动。在形式上，这一部分劳动还是作为雇佣劳动参与社会生产并采取抽象劳动的形式形成商品价值，但在本质上则是作为联合劳动，采取同一具体劳动的形式形成社会福利，成为福利分配的利益关系了。
    联合劳动既是作为抽象劳动的形式而存在的，又是作为同一具体劳动的形式而存在的，实现了抽象劳动与同一具体劳动之间在形式上的统一和一致。这是因为，这里的联合劳动已经成了社会的公共所有权形式，已经消除了不同劳动在具体劳动形式上的本质差别，也就是消除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数量界限，既可以在形式上作为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同时也可以还原为同一具体劳动，还原为联合劳动时间量的形式，并表现为福利收入的形式。联合劳动的等量交换在形式上总是表现为各种福利分配收入的形式，表现为劳动者的联合劳动与国家分配的福利收入之间的等量交换关系。福利在本质上是联合劳动作为同一具体劳动的等量交换关系，而福利收入则是联合劳动等量交换的货币核算手段和货币表现形式。福利收入可以划分为等劳福利收入和等价福利收入。等劳福利收入和等价福利收入是联合劳动分别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形式上进行的等量交换的不同的表现形式。福利收入虽然在形式上仍然是货币的形式，仍然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本质上已经是同一具体劳动，成为联合劳动在劳动时间量上的代表和表现，也就是充当了联合劳动的公共所有权的凭证。所以在福利国家制度中，劳动者已经把自身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仅仅是在形式上当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家进行交换，而在本质上是作为同一具体劳动参与社会生产而获得了公共等价福利收入。这部分剩余劳动实际上已经摆脱了劳动力商品形式的束缚，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是抽象劳动和商品价值的形式，而成为社会范围的彼此等同的同一具体劳动的形式。所以，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取得了社会福利的初级的表达形式。
    表现和代表劳动阶级经济利益的公共等价福利之所以能够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得以形成，是因为有了劳动力的联合所有制这样的经济基础。所谓劳动力的联合所有制是劳动力在社会范围的统一和联合，也就是社会公共的劳动力所有权形式。劳动力联合所有制是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的转化形式，是雇佣劳动力几百年来进行不断斗争和社会联合的产物。劳动力的社会联合，最初是工人的自发、分散的斗争，然后是工会有组织的经济斗争，最后联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形式，如共产党的中央组织等。党的领导组织便成了工人阶级的社会联合的代表，成为劳动力的社会统一的所有权人，劳动者的活劳动也就在本质上具有了彼此等同、毫无差别的公共所有权形式。这就形成了福利国家制度的所有制基础，公共等价福利也就在劳动力联合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关系的收入形式。这就是说，劳动力的联合所有权把不同的和分散的劳动力联合起来了，不同的劳动力成为社会总和的劳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劳动力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劳动力商品形式的羁绊，在活劳动的形式上形成了社会公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从而初步形成了不同具体劳动的统一和等量交换形式，并获得了社会公共的等价福利收入这样的表达形式。在这里，劳动者个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在社会范围联合起来以后，就形成了活劳动的在社会范围的彼此等同和联合，形成了联合劳动的简单形式以及福利分配关系的简单形式。
    当然，福利国家制度作为剩余价值（企业利润）的相对稳定的分割形式，还是局限在剩余劳动内的、范围有限的福利分配形式，是福利关系的简单形式和不确定的形式。这样的福利形式，是由劳动力联合所有制的有限性所规定的。劳动力联合所有制还是有限的劳动力的社会公有所有制的形式，因为，劳动力的联合所有权还保留了劳动力的个人（私人）所有权形式。这就决定了联合劳动在范围上是还有限的，在性质上还是不确定的，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局部的和不充分的。例如，上个世纪末以来，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多个国家都大幅度削减减少了国家财政的等价福利开支，这就表现了等价福利在社会制度性质上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分析的结论就是，福利分配的涵盖范围和制度规定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公有制的范围和程度。生产条件的公有制的范围越大，那么，福利分配的范围也就越广泛，表现社会福利水平的各种收入形式就越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就越大。由于劳动力的联合所有制权仅仅是社会生产条件的一个方面，而社会生产和劳动的性质主要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权形式。所以，由单纯的劳动力的公共所有制权所表现的联合劳动的等量交换形式，就只能是局限于流通领域的福利形式，只能是一种范围和内容很不确定的福利分配形式。这就决规定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福利制度的在范围是很有限的，决规定了社会对于等价福利的保障手段和和保障方法，只能是等价福利收入的分配形式和派生的衍生形式（例如各种各样的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和退休基金等），也就规定了等价福利的范围和数量一般局限在流通领域，规定了福利分配的形式局限在剩余劳动的分割上。
    总之，福利国家制度形成的公共等价福利是以劳动力的联合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分配的简单形式和低级形式，是范围有限的福利收入的分配形式，是在流通领域实现的等价福利。这就是说，公共等价福利所核算和计量的联合劳动仅仅是联合劳动总量的一部分。具体地说，公共等价福利所核算和计量的联合劳动，既没有包括必要劳动，也没有包括全部的剩余劳动，而仅仅是剩余劳动的一部分，是联合劳动在同一具体劳动的形式上进行的简单的、低级的和非直接的等量交换关系。

         二、福利国家制度的特征
    福利国家制度是国家保障等价福利收入分配的制度形式，是存在于流通流域的福利收入的分配关系。福利收入的特点就在于，每一个劳动者从国家的福利分配中获得的福利收入都是劳动者个人向社会提供具体劳动时间量的货币表现形式，是“非排它性”的、与劳动者自身付出的具体劳动在劳动的时间量上相等的货币收入形式。福利国家制度的形成和建立，表明等价福利已经成为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价值分配方式的、新型的福利分配形式，表明在资本主义内部已经产生和形成了联合劳动生产方式的萌芽形式在资本主义内部已经产生和形成了，而劳动力的联合所有制之所以能够产生，则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生产力原因——，这就是协同生产力。
    协同生产力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工是以简单的手工工具为基础的活劳动分工形式，也就是掌握并使用手工工具的活劳动的专业化的劳动分化形式。所以，社会分工是以劳动工具的本质差别为基础的劳动的分化，其核心是活劳动的差别化、专门化和独立化。社会分工包括劳动工具的分工、劳动产品的分工和由劳动工具分工所引起的活劳动的分工。由于在社会分工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工具的差别，所以，一旦劳动工具的本质差别得到了克服，那么，社会分工就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形式，也就是转化为协同生产力了。协同生产力是以电气化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机器生产体系的统一和联合，其核心是劳动力作为彼此等同、没有差别的活劳动在社会范围进行联合形式的劳动。现代机器的生产体系在客观的物质形态上借助于电气化和计算机等物质媒介在社会范围内连接为一个整体，从而消除了不同劳动工具之间的本质差别。劳动者在不同企业对于现代机器生产体系进行了生产劳动的操作和控制，因而就能够在社会范围内联合为一个总和的社会劳动力，也就是在客观上形成了活劳动的社会联合即联合劳动。
    联合劳动首先表现为活劳动在社会范围的统一和联合，表现为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彼此等同、毫无差别的活劳动在社会范围进行的统一和联合。很多人不认为社会分工能够消灭和正在消亡，这是由于他们没有正确地区分社会分工的各种形式，也就是没有区分活劳动的分工、劳动工具的分工和劳动产品的分工以及劳动产品分工的外延形式即生产部门的分工。实际上，协同生产力的本质是活劳动的社会联合，而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劳动产品分工及劳动产品的划分和劳动产品本身的分化越来越细，而劳动产品的生产手段和生产工具却在社会范围则实现了联合和统一。这就是说，协同生产力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由于电气化和计算机在机器生产上的普遍运用，劳动工具的分工也就转化为生产工具的协调和联合了，生产工具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使得活劳动分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活劳动的专门化和专业化的分化形式转化为联合的、统一的、在本质上没有差别的联合劳动形式。虽然活劳动还在一定程度上被相对地限制和束缚在一定的劳动岗位，但这仅仅是旧的分工形式，而不是本质形式的劳动差别。这就是说，社会分工已经分裂为不同形式，并且在整体上转化为协调生产力了，其中，劳动产品的分工不仅保留下来而且更加发达，生产工具的分工已基本消亡，活劳动的分工也大部分消亡，缩小为旧的分工形式。总之，不同活劳动形式即具体劳动在现代机器的物质生产体系的操作和管理上实现了统一和联合，从而消除了不同活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形成了联合劳动的劳动形式。
    协同生产力的利益和要求需要通过同一具体劳动的等量交换形式来表现。这是因为，同一具体劳动是联合劳动的存在形式和利益关系。联合劳动是没有本质差别的、彼此等同和直接等量的活劳动形式，是能够直接构成社会劳动的劳动。联合劳动虽然在形式上可以作为抽象劳动的形式而存在，但在本质上是以同一具体劳动的形式存在的。同一具体劳动是具体劳动的发展形式，是能够还原为劳动时间量的具体劳动，是在社会范围内具有同一性的具体劳动，也就是在本质上没有差别的具体劳动的形式。具体劳动的本质差别实际上就是社会分工的差别，即劳动工具的本质差别所引起的劳动本质差别，也就是表现和反映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和独立化的活劳动的分化形式。协同生产力的基础就是劳动工具的社会统一和社会联合，这就在本质上克服了生产工具的差别，而代表生产力的活劳动在社会范围的统一和联合在客观上要求在具体劳动的劳动时间量的形式上进行等量的交换和等量占有，从而形成社会福利的收入分配关系和社会制度形式。福利收入虽然在形式上也表现为货币和价值的形式，但是在本质上则是联合劳动作为同一具体劳动的凝结形式和等量交换关系，是具体劳动时间量的表现和反映。总之，具体劳动之所以能够发展为社会统一的活劳动的集中代表，之所以能够形成福利收入的分配关系，之所以能够形成联合劳动时间量的等量交换形式，是因为同一具体劳动的形式代表和反映了协同生产力的利益要求和表现。福利收入是以货币收入的形式来表现的联合劳动时间量，成为同一具体劳动进行等量交换关系的表达形式。
    联合劳动是在商品生产依然存在的条件下进行的产生和发展的，所以，联合劳动在本质上是作为同一具体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的，并且以具体劳动的劳动时间凝结为福利实体的形式存在于商品中的，但在形式上又必须作为抽象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劳动的利益关系是如何实现的呢？福利国家制度实际上为我们提出了最初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通过国家采取福利收入的分配形式，把福利实体形式从商品价值中间提取和分割出来，并借助于国家财政分配的中介和媒介，使得商品价值转化成的福利收入的形式，从而还原为联合劳动。因此，所以，联合劳动的利益关系是可以通过福利收入的形式而得到表现和反映。构成福利国家制度核心内容的公共等价福利，正是作为联合劳动的、非直接的等量交换形式和表现形式，是存在于流通领域的福利形式。所以，随着劳动力联合所有权的产生，劳动者就可以以劳动力商品作为可变资本的形式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和分享。这样，联合劳动的一部分也就可以借助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等量交换。其结果，表现联合劳动利益关系的福利收入形式也就相应地产生和形成了，以等价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就在资本主义内部得以产生和形成了。
    社会福利的分配关系这个新的社会制度形式在最初的时候，虽然是弱小的和不确定的，但它却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新生力量。这是因为，联合劳动是活劳动在社会范围的联合和统一，它代表了新的、是社会协同生产力的一般代表和利益要求。社会福利是则是联合劳动凝结形式和利益关系的表现，即也就是同一具体劳动进行等量交换的关系。而社会福利的分配关系在垄断资本主义内部就只能形成联合劳动的简单交换关系，表现为存在于“社会贫困线”与社会公共的等价福利之间的并不确定的联系。这就是说，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力联合所有权的产生，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已经以等价福利的形式存在了，已经实现了联合劳动的等量交换，因此也就部分地和局部地代表和表现了社会协同生产力的利益和要求。但是，劳动力联合所有权对于社会协同生产力的表现是不全面、不确定的，所以，等价福利收入对于联合劳动等量交换的表达也是不完全的，而是部分的和局部的，是不确定的福利收入形式。总之，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还是局限于国家的各种货币分配手段和各种基金形式对于等价福利的保障和保护，所以，这样的福利国家制度还不是社会经济的主导因素和基本力量。

          三、福利国家制度的性质
    福利国家制度形成的公共等价福利，虽然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但它是社会福利分配方式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萌芽形式。等价福利不仅仅表现了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所有权形式，而且表现了劳动者之间相互交换同一具体劳动的利益关系。在这里，每一个劳动者付出的雇佣劳动虽然是作为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而存在的，但由于劳动力联合所有制的存在和影响，劳动者的活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联合劳动的性质，而劳动者的一部分劳动在表面上是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存在的，但在本质上已经是同一具体劳动了，已经采取了等价福利的形式来表达了。所以，等价福利收入表现的具体劳动，是社会范围的联合劳动形式，是劳动者付出的一定具体劳动的时间量的证明形式。这就是说，在等价福利的形式上，一种形式的具体劳动与另一种形式的具体劳动之间进行了数量等同的交换。这个一定数量的具体劳动在生产过程支出以后，虽然也表现为价值，但通过国家财政的扣除又以等价福利的形式回到了劳动者的手中。
    等价福利在形式上可以是国家财政资金的支出形式，也可以是各种福利基金的偿付形式，但是，这些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劳动者之间等量地交换同一具体劳动的利益关系的表现形式。既然同一具体劳动的等量交换是发生在劳动者之间的联合劳动的交换，那么，等价福利收入就成为表现联合劳动的等量交换的货币形式，表现为劳动者对于自身劳动的所有权，也表现为劳动者以自己劳动的等量份额来等量地支配社会范围内的联合劳动的公共所有权。等价福利是劳动者借助于国家财政对于剩余价值所进行的局部的分割和分享。国家财政之所以能够对剩余价值进行分割和扣除，是因为劳动力已经作为联合起来的劳动力参与了社会生产，形成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剩余劳动也作为同一具体劳动的形式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这样，彼此联合的活劳动形式也就产生了，社会福利的简单关系也就形成了，协同生产力的利益和要求也得到了初步的表现和实现。不同活劳动的这种社会联合，打破了资本家对于劳动力的单方面的垄断交换格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于自身劳动力的支配形式，因而也部分地实现了劳动力的“非商品化”。如果说，雇佣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形式和价格表现，是劳动力私人所有权的实现形式，那么，等价福利就是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作为联合劳动的核算形式和表现手段，也是劳动力联合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这就是说，劳动力的社会联合形式把不同形式的活劳动在所有权的形式上统一起来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同的活劳动的联合和和统一。这样，不同的劳动者虽然是分散地和个别地把自身劳动力当作劳动力商品与资本家进行交易，但其活劳动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当作社会统一的和联合的劳动形式在与整个资本家集团在进行交换。这就是说，劳动者的一部分活劳动已经实现了社会联合，这一部分劳动力的公共所有权已经通过等价福利的形式得到了实现。这就是说，全社会的劳动力实际上已经在垄断资本主义内部联合起来了，形成了活劳动的联合，即形成了联合劳动。而联合劳动的一部分也就在社会范围之内通过国家财政的媒介中介，以等价福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实现了等量交换，从而也就是形成了福利分配的初步形式。
    这就是说，不同具体劳动的彼此等同和等量交换形成的社会福利关系，表现了劳动的公共所有权形式，而劳动的公共所有权形式又决定了联合劳动的形式，决定了具体劳动的等量交换形式。福利国家制度形成的等价福利仅仅是联合劳动的初步表现，不是联合劳动的全面的和直接的表现形式。在等价福利的形式上，劳动者还不是直接地在社会范围支配自己的活劳动，而是借助于国家财政的分配手段进行活劳动的非直接的等量交换。所谓非直接的福利分配形式，指的是联合劳动首先采取商品价值或剩余价值的形式，然后通过国家财政作为“媒介中介形式”进行扣除，最后再才转化为福利收入的分配形式。这样的等价福利表现的是剩余劳动的一部分所进行的等量交换，所以，等价福利在形式上还是不确定的福利收入的形式，还是具体劳动之间非直接的等量交换关系。等价福利之所以是不确定的和范围有限的福利形式，虽然是因为劳动力的联合所有权对于福利关系的规定本身就是有限的，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制对于劳动力进行统治和压迫的必然结果。在缺乏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条件下，不同劳动者不可能把自己劳动力直接当作联合劳动参与社会生产，在彼此之间进行劳动时间量的等量交换，而只能当作劳动力商品与资本进行等价交换，只是在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在作为雇佣劳动的同时也当作联合劳动形成等价福利。这就是说，等价福利所表现的那一部分剩余劳动在形式上仍然是作为雇佣劳动进入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形成剩余价值、实现企业利润的，然后再才通过国家财政的扣除转化等价福利的收入形式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已转化为等价福利的实现方式和核算形式。
    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个较福利国家制度更高级的经济制度条件下，联合劳动才能显露出其本来的真实面目，商品价值才也可能全面地而不是部分地转化为社会福利，公共福利的性质也才能较福利国家制度时期表现得更加清楚。那么，公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价值是如何转化为福利收入的呢？由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产品是由国家进行统一分配和统购统销的，因此，劳动产品是作为公有商品进行生产的。公有商品也具有二重性，但是它的核心已不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的转化形态即福利实体了。福利实体是公有商品的本质规定，是同一具体劳动的凝结形式，而福利收入是福利实体量的表现，也就是同一具体劳动时间的货币核算形式和计量手段。福利实体之所以构成了公有商品的本质规定，是因为联合劳动的本质就是同一具体劳动，而福利实体就是凝结在公有商品中的同一具体劳动。而公有商品在形式上则是作为价值形式来表现的，所以，联合劳动是隐藏在商品价值中间的同一具体劳动时间量，是以包裹在商品外壳中的福利实体的形式而存在的。这样，要获得与联合劳动时间量相一致的福利实体量，就必须进行福利分配，把福利实体从商品中分离开来，也就是把商品外壳剥离出去，把福利实体从商品价值中以福利收入的形式提取出来，从而实现商品价值向社会福利的全面转化，实现联合劳动时间量的等量交换。
    福利分配的具体方法是在企业获得的销售收入(C+V+M)的形式上把活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进行核算和分配的，其一是在企业内部对必要劳动（V）采取劳动时间量的直接核算和计量，把必要劳动表现为彼此等同、没有差别的福利收入形式，也就是把工资收入改造为等劳福利的形式；其二是在企业外部对剩余劳动(M)借助于利润形式进行核算和计量的，并通过国家的税收扣除而分别转化为公共等价福利和个人公共等价福利的。至于转移的物化劳动部分(C)即转移形式的积累福利，则是通过等价交换的形式回到企业。福利分配中最复杂的阶段和程序，就在于剩余劳动价值的形式是如何通过利润转化为等价福利的，而福利国家制度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剩余价值转化为社会福利的社会制度的形式规定，这个制度形式就是由国家把利润集中起来在社会范围进行统一的分配。
    总之，福利是同一具体劳动的交换关系，而价值是抽象劳动的交换关系。他们两者在劳动量的构成和规定上是不同的。价值收入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的规定，也就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规定。福利收入的决定是联合劳动时间量的规定，也就是个别劳动者向社会支出的实际的活劳动时间和转移的物化劳动总和的时间量的规定。由于个别劳动者的个人劳动直接形成社会劳动，所以，价值在这里实际上仅仅是起着核算转移的物化的联合劳动量的功能和作用，而价值收入转化为福利收入，则是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还原为个人联合劳动时间量。等价福利是联合劳动在剩余劳动范围的非直接的等量交换形式，而等劳福利就是联合劳动在必要劳动形式上的直接的等量交换形式，是必要劳动在企业内部直接以来的时间量进行的直接的活劳动的等量交换。因此所以，福利转化为价值实际上就是抽象劳动时间量转化为具体劳动时间量，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转化为联合劳动时间量。价值转化为福利的这一革命性进化过程正是从福利国家制度开始的。

            四、福利国家制度的形式
    福利分配方式是以货币形式的福利收入来表达的联合劳动的等量交换关系，是劳动者在社会范围内把自己的活劳动当作联合起来的、彼此等同的具体劳动进行等量交换的形式，也是价值转化为福利收入的社会制度的形式规定。福利国家制度由于在一部分剩余劳动上实现了联合劳动的等量交换，这就开启了价值转化为福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因此，福利国家制度是新的社会制度的萌芽形式和社会福利生产方式的初级形式的制度规定。而目前我国许多学者之所以仍然把福利国家制度看作是是剥削制度的形式，看作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原因实际上是混淆了福利收入和商品价值之间在形式上的相同性，也未能正确地划分和区别福利收入与价值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
福利分配在形式上仍然是以货币来表现的。货币既是联合劳动时间量的核算手段和计量凭证，也是福利收入的表现形式，同时还是福利收入与商品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是实现福利分配和福利交换的手段。当然，直接的福利分配即等劳福利也是通过货币形式来表现的，并且是通过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的。这就是说，福利分配是可以与商品交换统一起来的，福利收入与商品之间的交换就是福利交换，福利交换就形成了福利交换的市场。福利交换与商品交换在形式上都是货币与商品的交换，两种交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福利收入，而福利收入在形式上是通过福利分配即国家对于商品价值进行分割和扣除所形成的，所以，商品交换可以通过福利分配的中介形式而转化为福利交换。在这样两种不同的交换方式中，社会福利与商品价值在形式上都表现为货币收入的形式，那么，他们两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 社会福利与商品价值的区别的主要表现是：
    （1）劳动的生产方式不同。社会福利的生产力基础是协同生产力，其所有制基础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商品价值的生产力基础是社会分工，其所有制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
    （2）劳动的本质关系不同。社会福利是同一具体劳动的凝结形式，是联合劳动当作直接的社会劳动而存在的，也就是以社会使用价值即福利实体的形式存在的。商品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是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形式。
    （3）劳动的结构关系不同。社会福利是在同一具体劳动的形式上划分为客观劳动量和主观劳动量，而商品价值则是在抽象劳动的形式上分割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总之，商品价值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数量结构上都是不同于社会福利的，这种不同集中地体现在劳动的数量关系的不同上。商品价值的量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的表现和反映，其核心是劳动量包含了客观的生产资料生产率差别在劳动产品形成上的不同影响，也就是生产同一个劳动产品所具有的不同劳动时间量的本质差别关系，因此，商品价值量就不可能是个别的具体劳动时间量。社会福利的数量则不同，它是个人支出的联合劳动时间量的表现和反映。一个劳动产品所包含的社会福利量在整体上虽然是与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是一致的，但如果撇开转移的积累福利量（C）（即物化劳动量）以后，社会福利量实际上就是个人支出的具体劳动时间量进行等量交换的形式。为什么社会福利量是个别的具体劳动时间量的体现和反映呢？这是因为，社会福利是所有活劳动统一和联合为一个活劳动的关系，是不同活劳动以联合劳动的形式进行的共同生产和共同劳动的关系，因此，社会福利是众多的活劳动在共同地生产同一个劳动产品上所形成的同一具体劳动时间量的关系。
    既然社会福利量是同一具体劳动时间量，为什么还需要借助于商品价值进行核算和计量呢？这是因为，在旧的社会分工仍然存在的条件下，联合劳动的支出还是局限在个别的生产资料形式上，而不同的个别生产资料之间则存在劳动生产率的重大差别和影响，联合劳动形成的社会福利只能以福利实体的形式与商品价值一起统一地存在商品体上，并通过福利分配的形式提取为福利收入的形式。所以，福利收入表现了联合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向同一具体劳动进行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同一具体劳动对抽象劳动进行的和社会变革的形式。这种转化的一般条件就是国家对于劳动产品进行的统一分配和统购统销，就是通过国家对于实物产品的集中分配把抽象劳动和同一具体劳动这样两种对立的劳动形式在社会范围取得统一的形式。但统一分配和统购统销的形式并没有完成商品价值向社会福利的转化。，因为，在统一分配和统购统销的形式上，联合劳动是以福利实体的形式存在于商品体上的，还没有取得同一具体劳动自身的独立存在形式，而仅仅是具备了个别的商品价值全面地转化为社会福利的可靠条件。要获得社会福利，还必须经过一个独立的福利收入的分配阶段，才能使抽象劳动转化和还原为具体劳动。
    我们在上一节已经分析了福利分配的具体方式。福利分配的核心是抽象劳动向同一具体劳动的转化，这个转化之所以是革命性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变革，主要是因为同一具体劳动实现了在客观劳动形式上的等量交换，从而消除了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和不同。客观劳动是与生产的客观因素相联系的劳动形式，是活劳动与协同生产力的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等生产的客观因素相联系的具体劳动形式所规定的劳动时间量。客观劳动时间实际上是由现代统一的生产工具所规定的社会范围内彼此等同、没有差别的劳动形式。这就是说，每一个劳动者在客观劳动时间的范围内都是彼此等同、没有差别的劳动量，只有构成客观劳动的各种因素变成了社会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形式，才能形成表现客观劳动量的福利收入形式，也就是形成彼此等同、毫无差别的货币收入形式。因此所以，只有实现了客观劳动的等量交换，才能表明生产资料实现了共同的、等量的和无差别的社会占有和社会支配形式，。也就是要求联合劳动作为一个统一的主体进行集中统一和彼此等量的福利分配。
    客观劳动对于抽象劳动进行的改造和变革是分别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进行的。在生产领域，客观劳动等量交换形式就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与等劳福利收入的交换。这样，客观劳动就把具有本质差别的等级工资即劳动力价值的形式转化为彼此等同、没有差别的等劳福利的收入形式，也就是把必要劳动由抽象劳动改造为同一具体劳动的形式了。由于协同生产力是现代生产力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所以，表现协同生产力的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等因素的客观劳动在数量规模上不仅涵盖必要劳动，同时也涵盖了较大一部分剩余劳动。由于剩余劳动是存在于流通领域的劳动形式，因此，客观劳动也必须在流通领域对剩余劳动进行改造和变革，这就是在社会范围对剩余劳动的较大部分由国家进行集中统一的分配，把企业利润的大部分转化为社会公共形式的等价福利收入，在全社会进行统一分配，用于生产建设和公共福利，这样就把生产资料在企业之间的差别占有所形成的超额价值转化为公共等价福利了。至于剩余劳动的另一部分，在性质上则是抽象劳动向主观劳动的转化。主观劳动是活劳动与劳动的强度、技能和熟练程度相联系的具体劳动形式，也就是包含了旧的社会分工的差别的劳动形式。主观劳动形成个人等价福利，也就是按照劳动者个人向社会付出的主观劳动量进行的有差别的收入分配，即对表现为利润扣除后的剩余劳动进行等量交换，采取“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形式。总体上看，抽象劳动转化为同一具体劳动的形式是客观劳动形成的等劳福利（即V）和公共等价福利（即M1）涵盖了全部的必要劳动和大部分的剩余劳动，而主观劳动形成的个人等价福利（即M2）仅仅包括剩余劳动的较小的一部分。
    总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形式规定就是商品价值转化为福利收入。福利国家制度的形式把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变革为等价福利，这就对剩余价值进行了改良性质的改造和变革。当然，由于福利国家制度所改造和变革是改良性质的，其变革的范围也仅限于一部分剩余劳动量，因此还不能完全消除剥削和改变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状况，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认福利国家制度所具有的新的社会制度的萌芽形式，更不能把它看作是“剥削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五、福利国家制度的意义
    福利国家制度的产生和形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它启动了商品价值不断地转化为社会福利的历史进程，从而使得社会福利这个决定现代企业运行的主要规律登上了社会经济的历史舞台，这就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乃至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这个方向和趋势就是联合劳动对于价值的变革和改造，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和发展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福利收入是联合劳动在本质上的存在形式，是联合劳动对于社会生产的支配和占有。社会福利的决定规律也就是是联合劳动时间量决定福利收入量的规律。这个规律的主要要求和内容是：生产一个商品的联合劳动时间量决定该商品包含的福利实体量，福利收入的分割和提取分配必须符合联合劳动时间量的规定和要求。由于社会福利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进行的联合劳动的等量交换关系，所以，一个商品所包含的联合劳动时间量在其总量上（包括转移的积累福利即物化联合劳动量）是与生产这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是一致的，社会总和的福利总量与价值总量也是一致的。联合劳动既需要转化为商品价值又需要还原为劳动时间，即一方面需要以模拟形式表现为抽象劳动而不断地转化为商品价值，另一方面又要还原为同一具体劳动，也就是不断地变革和改造商品价值，使商品价值转化为社会福利的收入形式。社会福利的决定规律是联合劳动决定福利收入的等量交换形式，是联合劳动对于商品价值进行革命性限制和改造的本质关系，也就是联合劳动还原为具体劳动时间量的核算手段和表现形式。因此，所谓社会福利的决定规律实际上就是商品价值转化为福利收入的规律，而联合劳动对于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改造正是从福利国家制度开始的。
    为什么商品价值要转化为社会福利呢？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就是社会生产力由分工形式发展为协同形式的必然结果。福利与价值一样，都是人类劳动所采取的一定的社会历史形式，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形式。人类劳动在原始社会时期是直接的具体劳动的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社会分工，于是，人类劳动采取了抽象劳动进行等价交换的方式，价值关系就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社会分工经过封建社会的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形式，因此，价值也发展为剩余价值。历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社会生产力便由社会分工发展为它的对立面，即协同生产力。在协同生产力时代，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仅仅是旧的分工的遗迹和表现，已经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了，而必须转化为福利交换关系。价值交换关系之所以需要转化为福利交换关系，是因为福利关系是与协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形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根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已经无法容纳现代协同生产力的发展了，只有把商品价值还原为具体劳动时间量的形式，把价值转化为福利收入的形式，才能形成广阔的福利交换市场，从而极大地促进现代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国家的在福利制度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是因为国家福利制度形成的等价福利交换市场，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和逐步扩大的市场,从而促进了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的较大发展。这就是说，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福利经济的因素在垄断资本主义内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兴起和发展，而绝不是因为资本主义还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当然，福利国家制度还仅仅是以劳动力的联合所有制为基础的，还是范围有限的和不确定、也不稳定的联合劳动的等量交换形式，还是福利关系的简单形式。但是，福利国家制度是对于福利收入分配关系的初步表达形式，是根本不同于资本制度的、以公共等价福利为核心的新的社会分配制度的代表，是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萌芽形式，从而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转化的新时代。这个转化之所以发生，就是福利国家制度与资本利润制度的矛盾，已经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主要矛盾，而福利国家制度又构成了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说，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制限制了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使得福利分配关系只能局限在剩余劳动的分割形式上，而难以跳出流通领域的狭小范围。只有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了以剩余价值的占有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之后，社会福利的分配形式才能扩大到必要劳动的范围上，成为社会生产的一般形式。
    以劳动力的公共联合所有权为基础的福利国家制度产生和发展，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本来是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各种交换市场构成的，而福利国家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则催生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福利的交换市场，即福利收入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所形成的市场。这个福利交换市场是劳动者以收入形式对于自身活劳动和社会生产的初步的支配和决定，它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必将冲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藩篱和牢笼，把福利分配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联合劳动的形式上。总之，社会协同生产力的广泛发展和日益扩大，要求福利分配的范围扩大到生产领域，要求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的生产形式来充当社会保障的手段和条件，也就是要求变革旧的资本利润的生产制度，实行社会福利的生产制度。这就是说，福利分配绝不会局限于福利国家制度现有的分配形式和分配范围，而是进一步要求掌握国家政权，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极大地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把福利本身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和主要目的。所以，只有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保护和保障人民全面的福利分配的经济制度，福利国家制度也才能发展为以福利分配为生产目的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形式的保障和社会生产形式的保护。

注释
① “现代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并维护其统治地位﹐通过政府所推行的各种社会福利措施”，“战后这种‘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归根结柢﹐是为了在现代经济政治条件下保证社会资本﹑主要是垄断资本积累的需要。…因此﹐他们把‘福利国家制度’作为阶级对抗的一种缓冲器﹐用来削弱工人运动以维护社会资本再生产所要求的共同的外部条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剖析”，作者：陈俊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12期，并见《福利国家制度--教育百科知识》及《福利国家制度_百度百科》）。
②“社会福利是社会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每个工人﹐通过纳税后工资而取得的劳动力价格﹐一般都低于他的劳动力价值。因此﹐所有个别劳动力价格的总和﹐小于社会劳动力的总价值。这两者之间差额的很大一部分﹐通过税收等方式集中到国家手中﹐由国家以社会福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 （同上）。
③ “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社会福利并不是什么无偿收入或‘额外’收入。社会福利的发展也同工资的增长一样，被限制在必须保证而不能损害资本积累的范围之内，并依据其需要而变动。由此可见，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所谓‘福利国家制度’，并没有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只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保证资本积累和继续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方式，从而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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