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国皆一党制，议院皆党代会

『西国皆一党制，议院皆党代会』

地球表面只存在两个政党——私有制党、公有制党，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中的多个政党都同属于一个政党——私有制党，包括承认私有制法理地位、历史地位的党派。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党制专政，其议会都是这个私有制党的党代会、党中央，其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都是党内民主政治。这样说还不够彻底，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中，进入议会的都是私有制政党之下的同一个政派——资本党派，而且在当代，它们还都同属于一个次级分类的新资本党（区别于地主党、贵族党、天主教派），实质上只是同一个新资本党的两个派别。这样我们看到，资本党作为私有制党的一个流派，并没有停留于政治一统，而是继续自分立为多派，但以“党”为名，这个资本党的内部结构和制衡机制以议会为制度依托，并至少没有因此破坏政治稳定——如果不愿说因此才赢得了政治安全。

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有两种选择：公有和私有。在此基础上，世上只有两个党：共产党和反/共的党，两党不可能共治一国。但在当代世界，两党只在目标上不同，在现实中都实行（不同程度的）两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但这两党又不可能变做一党，因为制度目标和制度理想决定一个国家社会的秩序走向，而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秩序走向。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不仅目标十分接近，而且越练越近，看不到两种主义之间需要彰显的基本分歧或差别，两“党”甚至连特色也没有，它们更像共同利益和一条路线之下相互竞争的两个政治公司。在欧洲，工党已经退化，蜷缩在资本家的侧室偏厦有时温习或者修正几页社会主义词典。　　

根本没有理想，没有远大目标的所谓党派政治就像幼儿园的分伙游戏，抢糖吃的时候ABCD、EFGH各一伙，欺负女生的时候ABGH一伙而CDEF则联合起来，而且成年人远没有小孩子们那样坚守原则。　　

BBC与时代周刊有何差异？美国的驴党、象党何有界限？不论谁执政都是那个以资本利益和私利文化立国的美利坚。也正如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从消费者、口味、包装、广告词都完全可以互换一样，两党的本质高度一致，而品质都是不错的，值几个美分，没有营养但能为公民们制造一点可乐的事情。所以，西方国家都是一党专制，实则资本专制。这一个党之内的各派系被升格，被夸张，被称作“党”，共同玩一个瞒天过海的把戏。游戏中，不仅玩家，连观众也可以为之群情激动，进入神话剧场并按照被分配的座位确认自己的角色立场，摇动被分配的啦啦队小旗。　　

台湾的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其实也都是同一个党。台独是国民党闹起的，被民进党继承下去，现在国民党反过来反对台独，还分裂出去一个亲民党。为独立而独立，为立党而独立——在作为大陆右翼学习的模范，它本身又作为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模仿者的台湾，在为民主而民主的台湾，民主就演化为时髦，民众也往往正是为了时髦而参加反对派。立党基础和方针都可以是跟随这类时髦所要求的周期的时尚，而政治的周期性危机则可以被避免，因为时尚可胜过对长期幻象的厌倦。西方式民主，一场场热闹场面需要强烈的、容易产生对立的议题，没有可以杜撰一个，比如台独，比如隐私，远些的事例也比如美国打萨达姆，但必须不可以是真正的政治议题，不可以涉及制度基础，不可以影射革命。　　

这般被误读的党派政治，与其说出于政治诡计，不如说源于文化诡异，而文化作为映象导源于社会经济的历史结构性。正如在安装了反垄断法的自由市场中总是在经过“自由”竞争之后留下两个大公司施行行业垄断，也相互合作那样，经济场中的权力结构和它的结构性映射到整个社会，也映射到政治场中来，形成两大“政党”所谓的民主“竞争”。反垄断法成为“自由秩序”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法，正因为垄断才是“自由秩序”下必然发生的更基本的（自由市场）法则，资本党对政治的垄断也通过多党制这种“反垄断法”来实现垄断效果，来谋得政治稳定。

公民们的利益诉求被资本和市场疏导、规定，再被资本主义宪章，被文化和私营的媒体舆论显化和模定，跑不出由资本利益圈定的游戏界面，当然公民们的诉求可以分化、分伙和分派。任何群体即便没有内部分化的利益诉求，也都会自发地从意见——这种语文观点和视角上分为几派，但一般汇流成两大派。两大派的均势性、稳定性，都有利于派系内部排斥掉民主实质，留下民主外壳——竞争只在两大党派之间四年一度地发生，而两大党派内部各自的结构、秩序、意见都须要服从对外竞争的“需求”，这也没有跑出经济公司相竞争的经营范式，那么这种两党制不仅就是一党制，而且是限制党派内部民主的一党制。　　

当然，这种两党政治的竞争性结构准备了民主的进步性，毋宁说，进步性没有充分展开，而资本主义宪章除了提前设置私有制之“神圣性”，还为民主政治可能自发的进步性额外准备了几副枷锁，以钳制披上了民主外衣的议会——君主立宪，法定程序化的体制，司法独立，内阁制，总统制，面向国内的特务机构，舆论资本、文化资本——都可以钳制众议院这个所谓的最高权力，在某些国家，直接以保守的，民主程序欠缺的上院钳制下院。　　

腐败就不可避免　　

社会主义国家，真实的和最大的权力就是官权，毋可指责，但党权也就同官权纠缠不清，从形式到内容都趋向官权。当权集体不愿有竞争对手存在，权力就会走向专制化，而专制欲求稳定，必然去招安各色对权力充满欲望的积极分子。专制化权力容易被无知操纵了实质，变成被架空的权力虚名，腐败份子则集体窃取权力现实，一边把体制内权力网化，一边操纵那一主义的空壳，他们当然只能向权网内部（国内）掠取非法利益，向外则只能拿铁矿石的回扣。

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最真实的、最大的和最广泛的权力乃资本之金钱权力，政治权力领域的争夺必然根本性地受制于资本，而资本不需要，也害怕政权做大，资本为自己量体裁衣，逐渐寻找和设计了政权制衡机制，因为相互制衡的政治权力更容易共同被资本（极权地）操纵，像王权下的官权需要被设计为相互制衡，皇帝需要促使封建大员相互斗争，那样。

共产党被有产势力当做共同敌人，这一事实已然申明：这个党不可能与其它政党并列朝堂。 一个“可名”的政党——共产党，它被旧意识误读为“常名”，它内涵全新，却冠带着一个与诸多旧党平行的名称——不是因为尚无新类，它在它执政的朝堂上还继承着兵营权力机制，它为反对而反对的斗争意识自设了藩篱，反而自动回归到资本时代之前的权力秩序——那种古老式团结的、控制型的，善于列阵战斗的组织队形反而被旧的政治逻辑控摄，却忘记了这种组织形式的弱点已经被资产阶级革命利用并战胜过了。所谓历史悲剧，有时不过是新生事物在社会现实中落入了还依循着旧秩序的理解力之俗套，而历史就总像历史意识的逃亡，并在回顾中拯救那一迟误地呈现的这个意识的后半身，对于现实，它意识到的“主义”的确像似一个需要返身徘徊的幽灵，这个意识的逻辑和风格却总喜欢回到身缚旧枷锁的现实之身去意识到它的旧意识——虽然至多不过意味着“自由”之名，但这种对自由的直接意识和对象化却可以胜过幽灵——不直接显现的理念，并这个意识愿意把它已经获得的幽灵的属相和对幽灵的冀望托管给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乐于偷走它的历史性，当然要顺手抹煞掉进步观，毫不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