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轰毁的进化论

并未轰毁的进化论

辛若水

摘要：进化论点燃过少年中国的梦想。梁启超先生讲：“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在最为艰难的时代，少年中国的梦想点亮了一个古老民族的青春；而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亦放射出熠熠光辉。鲁迅先生说，他是相信进化论的，但后来轰毁了，于是接受了阶级论。然而，即便在阶级论中，又何尝没有进化论的闪光呢？也就是说，进化论并未从根本上轰毁过，因为进化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九斤老太那“一代不如一代”的哀叹，早已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因为我们坚信“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亦必将造就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事实。

关键词：进化论；少年中国；甘做人梯

（一）少年中国之梦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当他醒来，将会震撼世界。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足以自傲傲人，但到了近代，他无可避免的衰落了。

这是为什么？中华应该怎样崛起？

难道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在无形中发挥作用？

那个时代的人们，是爱国的，是有骨气的，是有出息的。

他们别求新声于异邦，他们足踏在大地上做着切切实实的工作。

他们是有自信力的中国人，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他们大都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把生物的进化论改造成了社会、历史、文化的进化论。

他们也做着梦，梦想着少年中国的诞生，梦想着中华崛起，国家富强。

他们梦想着我们的民族从对五千年文明史的陶醉中醒来，重新焕发出民族的青春。

少年中国的梦想，他们很早就开始做了。

大概梁启超先生是最早提出“少年中国”，这一说法的人。他的《少年中国说》举世闻名。我们看看他提出“少年中国”的缘由。原来日本人之称我中国，开口闭口，都是老大帝国，梁启超愤愤不平，在他心目中自有少年中国者在。他说：“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他把老与少作了极为精到的对比：“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

很奇怪地，读《少年中国说》，竟然感受到了莎士比亚那汪洋姿势，一泻千里的风格。如同把一切衰朽都推给了老年人，他把一切美好希望，寄托在了少年人身上。少年人是少年中国的新鲜血液，源头活水。有了新鲜血液，才能焕发青春；有了源头活水，才能绵延不断。那么应该怎样把老大帝国变成少年中国呢？梁启超先生指出了道路，看明了方向，断定了责任，并且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他维新变法的底子便是进化论，《少年中国说》亦是如此。与其抱残守缺的老师康有为相比，他一生最大的特点便是善变。他的老师对什么问题都有成见，而他什么成见也没有。谁是友，谁是仇，分辨不清楚，做事一团孩子气，他是维新变法的首脑，后来却又做了袁世凯的司法部长；他看袁世凯倒行逆施，便和学生蔡锷一起密谋讨袁。他不计较恩仇，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私利、名誉好坏，而是他天真的政治理想。他有一套恢宏的政治理论，但他的政治能力极差。他不善于领袖群雄，却善于单打独斗。他可以成为马前卒、急先锋，却很难统领文化大军。有人曾把他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蔡元培作了对比，说蔡元培是刘邦将将，聚集一批人，为他冲锋陷阵，而梁启超则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梁启超善于融汇新知，不断地自新，不断地改变自己。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民主宪政，变亦变，不变亦变。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中便有着少年求变的思想，有着社会进化的思想，有着少年必将改变中华命运的理想，在中国少年的努力下，中华民族必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毫无愧色。其实《少年中国说》，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分明而鲜活的少年中国之梦，更给了我们一个趋时善变，毫无衰歇的少年中国精神，同时也给了一个分明而鲜活的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发表在1900年2月10日《清议报》第三十五册，在它后面有个“作者附识”，便表现了他勇于自新的精神：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衰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之梦，影响是极深远而广大的，它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中国人共同的梦想。他们耻于听到东亚病夫，老大帝国的恶名。他们愿意振奋起我们的民族精神，在悲壮的歌声中，走过这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是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倒的，是万古常新的。那时的中国人千千万万，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之梦，便化作了万万人的梦想。“何方得化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少年中国之梦，唤醒了少年中国之心，我们的民族也便因之被唤醒。于是便有了李大钊先生《“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我们先看看这“少年中国”是怎样的“少年中国”：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像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我们看这少年中国的梦想，是天真与素朴的，充满着新鲜空气；是兼容并包，容纳各种异同的；是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是切实可行，活在少年中国运动中的。所谓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在少年中国之梦方面，二者有着共同的憧憬与希望，满心想让她们变成现实。

那李大钊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怎样的呢？

他说：“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族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这样的少年中国之梦，少年中国运动，我们读着已经觉着隔了。少年中国之梦，是从梁任公做起的，后来，不同政治派别的人都做了这样的梦，虽迥然相异，但大多都是美好的，向着光明的。但少年中国之梦毕竟只是梦，是梦便会醒，人最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少年中国之梦被打碎了，惟其打碎，才有了永恒性、长久性。我们现在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像当年人们盛谈少年中国之梦一样。可历史的轨迹决不是残梦的留痕，真正的中国是通过革命，通过流血牺牲走向共和的。

李大钊先生有篇《牺牲》，我愿以它奉赠给做过少年中国之梦的逝者和为中国之光明前途而流血牺牲的烈士，愿黑暗而仁厚的地母，安息了他们的魂灵。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是的，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先生也生活在高尚中，因为他也壮烈地牺牲了。

然而他的牺牲却未必是少年中国之梦的损失，反而给它增添了他的光华！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鲁迅先生在回忆他的外貌时说：“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唯其像商人，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的惨案中，捡了一条命。在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时，他也混在里面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他说说“做买卖”的，那兵便让他滚蛋了。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证明了断送民国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对于李大钊的遗文，鲁迅讲：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我总觉得李大钊先生是天真的，素朴的，满怀激情的，有真诚信仰的。他的文章快人快语，清晰明朗，充满着少年中国的青春的气息，他真诚的信仰，是非常感人的，他认为世间的真理是独一无二的，那便是共产主义。

他的为文，不是为自己，而是带着沉重而崇高的使命。

他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或许就是他吧！

（二）进化论的影响。

讲进化论，首先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他的创立者是达尔文，其著作为《物种起源》。他认为世界上物种变化，主要由了优胜劣汰，譬如史前的恐龙。同时，还由了人工选择，譬如小麦、玉米，都是由了人工选择，才得以存留，如果没有人，恐怕很快就要灭绝。达尔文认为世界上物种的变化，不是乱七八糟，毫无规律可循；它们都朝着进化的方向前进。譬如动物由海生进化到陆生，由无脊椎动物进化到有脊椎动物。既然生物是进化的，又有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那生物之间只能进行激烈的生存竞争了，一方面自己的物种不断变异，适应气候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存空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一出，便轰动了当时的世界，人们纷纷的质疑它，想推倒它，可是更有科学家为它辩护，譬如辩护最有力的就是赫胥黎。最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确立了自己的真理地位，并且超出了生物界，人类科学的各个部门都受到了它的影响，一切都由简单到复杂，由落后到进步，由粗糙到精细的进化起来。

进化论在影响世界的同时，也影响了正在酣睡的中国，但在刚开始之时，这影响微乎其微。生物进化论的创立者是达尔文，可由严复介绍并翻译到中国来的，却是赫胥黎的《天演论》。严复把《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很可惜的是《天演论》最大的影响，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当时，日本也面临着灭国亡种、爪分豆剖的严峻形势，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进行了明治维新，由任人欺凌的弱国一跃而为列强的一员，并把鲸吞的巨口张向了中国。这对酣睡的中国人无异于当头一棒。于是，进化论的影响开始了，维新变法、排满革命一股脑都来了。一次次火山喷发，君王美梦破；在春的生机，秋的落叶中，中国由专制走向了民主，由动乱走向了共和。我们不能说中国的一次次变革都由了进化论，因为人们热血中沸腾的是阶级论和斗争论，但是中国每次变革都有进化论的因子，可能，进化论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它作为真理法则的地位却确定下来。世间的一切，无论有生，还是无生，都在进化中前行。

进化论在社会历史的变革中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进化论在传统文人向着知识阶级（知识分子）的演进中的影响也是深远而广大的。晚清最后一个文人王国维便是这演进中的代表。他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他自己，仿佛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如果不是他学术上的巨大成就，连多余人也不如了。历史是进化的，可王国维偏偏站在了进化链环环相扣的扣上，而不是一环。这是很悲哀的。可正因为他在扣上，所以以能拉动许多环，这又是旁人望尘莫极了。王国维本人并不足道，只不过一个穷书生，但他的学术成就却足以使他横绝千古。他为人懦弱，不善于交际，但在文学上却眼界极高，只立千古，也可以说是“居高声自远，非着藉秋风”。

进化论深深地影响了王国维，甚至能赶上厌世解脱对他的影响。进化论深入到文学，便成为了文学进化论，他便用这样的观点写成了足以领导百万后学的《宋元戏曲史》。

他认为“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个时代都有代表这个时代最高成就的艺术形式：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叙》）

那么历代文体是如何演变的呢？

“盖文体通行继久，染指遂多，自成陈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以发表其思想感情。一切文体所以盛衰者，皆由于此。”

旧的文学形式衰落，新的文学形式必然兴起，因而文学总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王国维说：“顾谓文学今不如古，余不敢信”。并且他认为前后文学形式是有继承关系的，“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

进化论不仅深入到文学，而且也深入到史学。在我们中国，进化论的史观大约也从梁任公开始的。到陈登原写《中国文化史》，进化的观点在里面便赫然醒目了。在我们古代，有种传统的看法，那就是今不如古。只要是古的，什么都好；只要是今的，什么都不好。最好的时代是夏商周三代，最好的君主是尧舜禹汤。从古到今，是“一代不如一代”，这种看法影响很大，使人们亦步亦趋，走到复古主义的道路上去。而进化的史观足以破除这种传统看法。世界是进化的，社会是进步的。现在，这已是不争的共识，对于今不如古的看法，已没有重新反驳的必要。

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时，在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下，在上古史的研究中，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像化石一样层层累积的造史方法，创立了古史辩派。他认为，上古史，即三代和三代以前的历史，开始比较简单，后来人们基于不同的目的不断地添枝加叶，使它们变得复杂起来。譬如女娲造人的传说，开始只是女娲用土造人，这传说极天真，极素朴，只是为了说明人类的起源。可后来，便增添了许多内容，有的人是女娲同土捏成的，便成为富贵之人；有的人，则是用柳条甩得泥巴造成的，便成为贫贱之人。这添枝加叶的传说，便是别有用心了，他们在为人类的富贵与贫贱的分化，制造神话渊源。古史辨派，便是通过对古代神话传说，在不同时代，不同典籍中的记载的考察与辨伪，列出表格，进行对比，从而显现出上古史层层累积而造成的特点。他们这一派最突出的便是怀疑，正如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由于怀疑，故而许多典籍不可信，谁多伪说需要破除，这自然极好，可是发展到极限，怀疑一切，便不得了了。所以当初有许多怀疑，认为不可靠的东西，被考古学重新验证了它们的可信性。譬如，顾颉刚先生曾通过辨伪，认为古代治水的大禹是一条虫。当然，这看法后来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了。可偏偏凑巧，他与鲁迅的关系不怎么好，甚至要对簿公堂。鲁迅的脾气不太好，又好讽刺挖苦，于是便在他的《理水》中出现了这么奇怪的一段：

这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方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理水》）

现在看来，这样的公案，也只能付诸一笑了，笑得是鲁迅至死一个也不恕，而别人却匆匆忙忙的赶路去了。

鲁迅先生也受到进化论极深的影响，他在早年的《人之历史》中便介绍了进化论，并且真诚地信奉着它，从记忆里抄出来的《朝花夕拾》中有篇《琐记》，便回忆起了他接触新知的兴奋。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简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竞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时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竟’‘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堂里又设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遍》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进化论，也可以说是新知，打开了鲁迅的眼界，使他的思想由闭塞走向开放，由蒙昧走向理性，由黑暗走向光明。由于思想的开放，视野宽广多了。由于冲破蒙昧达到理性，所以接受了进化论。由于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也做着少年中国的梦想。就像梁启超讲今日之责任全在我少年一样，鲁迅把希望寄托在了青年人身上，不遗余力地帮助青年，爱护青年。因为他是信奉进化论的，始终相信今胜于古，少年胜于老年。我想，这种对进化论的信奉也许是天真的吧。

（三）甘做人梯的精神

中国有很深的“杀子文化”，或许是宗法思想很深的缘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有一定顺序，乱不得的。又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的关系上，万万错不得，杀子文化便是由这“父父、子子”的秩序和“父为子纲”的纲常来的。很显然，“杀子文化”的本在父，末在子。为父的什么都独揽，为子的则被压迫得什么做不得，只能忍气吞声。为父的以为无论做什么都是为孩子好，可正因为这强加的好，害了为子的。古人讲，大树之下无美草，高山之巅无美木，信然。然而，为人子的总要生存，所以在巴金的《家》中，有了叛逆逃出封建大家庭的觉慧。为人子的总要有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人格，自己的事业，所以不得不激烈的反拨“杀子文化”。因为人要进化，要发展，所以只能如此，不得不如此。

如果站在幼者的角度，直接反拨“杀子文化”，那是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因为中国的父权很重，但由于“杀子文化”不是自知的，所以父辈总以为有自己的良苦用心，正因为如此，鲁迅在反驳、掊击“杀子文化”时，采取了迂回的战术，讨论起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他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要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他希望父母亲能够为着好心，给幼者放出一条生路来。怎样做父亲，是孩子教会了我们。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就是为了救救孩子。

鲁迅在节末说：“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其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进化论认为一代胜过一代，代代向前进的。每一代人都是进化链上的一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受着上一代的威压，同时又要为下一代人开辟道路。这便是鲁迅所讲的历史的中间物，对于上一代，他们是叛逆；对于下一代，他们又很难被理解。他们被夹在了历史的夹缝中，极悲，极苦，但是他们是中国觉醒的人，敢于承担责任，忍受悲苦，在人类前进的历史上，甘做人梯。这甘做人梯的精神是了不起的，伟大的。正因了这种精神，中国得以进步，民族得以自强；正因了这种精神，成就了我们的民族魂；正因了这种精神，中国人得以觉醒。由了这种甘做人梯地的精神，鲁迅一生关心、爱护青年，热情帮助青年，支持青年人的进步，为了这，他宁愿牺牲一切。在鲁迅的周围也聚集了一批有追求的青年，仿佛被“不指南方不肯休”的磁石吸引。

鲁迅是爱护青年的。

他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由此可见，鲁迅对自己并不怎么爱惜，随时都可以冲锋陷阵，他爱惜的是青年人，因为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为青年计，鲁迅不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众多。在青年人面前，有让他们摆脱冷气，勇往直前的鲁迅；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又有着对这一切深深怀疑的鲁迅；在青年人的感觉中，又有许多不同的鲁迅。到底哪一个鲁迅是真实的，也只有见仁见智，求同存异了。

所有伟大的人，不是引导着人们向他顶礼膜拜，而是引导着人们找回你自己。伟大并不足训，关键的是你自己怎么想，怎么做。鲁迅先生在《导师》一文中，便要青年们找回自信力，大胆地往前闯。

他说：“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行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林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鲁迅先生对青年人的帮助，一则是创办新的文学团体和新的文学刊物，由于这对于论证，并无太大的用处，故略去；二则是介绍青年的作家，把他们的作品打出去，给黑暗的中国一丝亮光。

鲁迅先生对于中国青年的木刻事业特别上心，一心要改造他们的技法，提高他们的水平，然后打出去，造成一定的影响，使大家都来赏鉴他们。如果闭门造车，只在几个人中传看，那便无异于自杀了。鲁迅在《木刻创作法》序中，便提出了介绍木刻的三个原因，一则好玩，二则简便，三则有用。他说：“由此发展下去，路是广大得狠。题材会丰富起来的，技艺也会精炼起来的，采取新法，加以旧日中国之所长，还有开出一条新的路径来的希望。那时作者各将自己的本领和心得，贡献出来，中国的木刻界就会发生光焰”。

他给叶紫作的《丰收》序中说：“

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

他给萧红作《生死场》序中说：“

这本稿子（即《生死场》）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真，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他给白莽作的《孩儿塔》序中说：“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另有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如果把后三篇序言合起来看，确有无穷趣味。一方面是对青年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与赞扬，一方面，把自己当作盾牌，挡住射向青年的利箭。他为叶紫及《丰收》挡住了“为艺术而艺术”者的利箭；他为白莽及《孩儿塔》挡住了认为诗的最高境界是圆熟简练，静穆幽远者（朱光潜）的利箭。鲁迅对这些作品最本质的东西，抓得极准，《丰收》在于作者复杂而又平常的经历；《生死场》在于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孩儿塔》在于对前驱者的爱，对摧残者的憎。或许，这便是鲁迅，甘做人梯，甘做盾牌，为有生力的青年开辟出一条新路来。

（四）被鲜血染红的进化论

进化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它的核心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认为生物在不同物种甚至相同物种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其实，这种学说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在它出笼不久，便有俄国生物学家提出了互助论，认为生物间不是进行激烈的生存竞争，而是作为一个统一的系统，不同物种，相同物种间相互扶持，和谐发展。一个生态系统如此，整个生物界如此，人类社会亦应如此。我们知道，生物界是有食物链的，概括起来，便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滋泥”。细细看来，进化论与互助论对这种食物链作了相反相成的理解。进化论只看到互相吞食，即激烈的生存竞争，而忽略了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互助论认识到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却忽视了你死我亡的生存竞争。进化论与互助论，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看似对立，实则互补。把二者在学理上统一起来是没有困难的，因为这是生物学。可把这移到人类社会，互助论便没有进化论走运了。不过，登高必跌重，强调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终于被鲜血染红了。

我们不能把西方列强凌辱弱小民族的罪责，强加在进化论身上；我们不能把西方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争夺生存空间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强加在进化论身上。因为进化论无论怎样被利用，进化论自进化论。一切不在理论本身，而在利用者如何利用。列强间的军备竞赛，不正类似于生物界激烈的生存竞争么？大战的爆发，与进化论真的毫无干系么？这是不可逃，亦不加的问题。即使与进化论真的毫无干系，它在人们的心目中也落拓了。人们不再把进化论当作信仰，而是把它固定为一般的真理法则。进化论终究是被鲜血染红了。我只是不懂，为什么一般真理法则的确立，需要流那么多人的血，无论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布鲁诺说“火，并不能征服我。未来会了解我的价值。”这话是震撼人心的，足以使他在烈火中永生；但这又让人痛心，真理留传下来，可人一去不回头，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啊。我又想到了最早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严复。那时，进化论是怎样震荡人心，而终于有维新变法啊。可是到了一战，列强把欧洲打翻了，死伤无数，毁灭无数，这使他对进化论产生了怀疑。

鲁迅先生也是深信进化论的，他对青年的帮助，他自己写的文字，便是明证。他甘做人梯，甘做历史中间物的精神，也证明了他进化论的信仰。但这一切，通过《呐喊》《彷徨》，走进《野草》，终于轰毁了。他总以为少的总比老的好，青年总比老年好；可事实并非这样。有些小的，比老的更老古董。即便同为青年，有躺着的，有打牌的，有嬉笑的，当然也有醒着的。在鲁迅所经历的那段中国史上，青年是流过许多热血的。对于这热血，鲁迅也渐渐认清了，有时候觉得屠杀青年的，似乎大概倒是青年。青年有的是热血，而鲁迅所有的则是一篇篇为正人君子者流深恶痛绝的文字。我们这里只说最有名的两篇，一是《纪念刘和珍君》，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也是鲁迅一生最沉痛的两篇文字。

1926年的3.18惨案，是令鲁迅最为痛心的，“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有什么言语！“始终微笑着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整篇《纪念刘和珍君》，可以说是从“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明凉好个秋”中走来的。作者始终在“说话”与“不说”中犹豫徘徊：“先生可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没有”。——“先生还是写一点吧”，“我也早已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还能有什么言语”——“……（要）显示于非人间，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呜呼，我说不出话”。如果“说”与“不说”的反复推求，以至无穷，这文章可就写不完了。然而正是这贯穿全文的“肯定”与“否定”的往返起伏，淋漓尽致地写出了鲁迅在“沉默”与“开口”两者间选择的困惑；这是面对屠杀者应做出怎样反应的困惑，更是人的根本生命选择的困惑。这里所显示的由“三一八”惨案引起的内心的痛苦与困惑，或许是本文更深层次的内蕴。以上大抵是钱理群先生的观点，虽然极深刻，又头头是道，可总给人以笔走偏锋，马拉偏套的感觉。

我以为，还是应该从进化论的角度讲这篇文章。鲁迅说，“三一八”是民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不是没有缘由的。一则，他看到了年幼者的惨死的鲜血，这是青年人的鲜血啊，白发人送黑发人，该是怎样的悲苦；二则，他对自己的进化史观开始怀疑，对于青年的牺牲，杀戮者的无情，感到痛心。无论怎样，进化史观是存在的，并且开始动摇。他说：“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有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在进化史观下，刘和珍君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即便鲁迅也是如此。我只是痛惜着在历史的洪流中冲没的个人生命与个性价值。人，毕竟是最宝贵的，尤其人的生命，因为人命关天啊。钱理群先生独到的分析，是不错的，欲说还休，可能真的揭示了三·一八惨案对鲁迅心灵痛苦的撞击。可是历史的真实，不等于心灵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不应淹没心灵的真实，可心灵的真实会改造并创造许多历史的真实。真正的历史，一去不可复返，可心灵的真实永远活在生者的心中。

作《纪念刘和珍君》的鲁迅，那时总体上还算个进化论者。因为看了太多青年的血，便自己轰毁了进化论，走向了阶级论，具有了唯物史观，他自己也由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工农大众的友人。这便是鲁迅最后的十年，以杂文作为匕首和投枪向着敌人奋战的十年。可我对于鲁迅进化论的轰毁总有疑虑，总以为他的进化论逃逸到了阶级论里，或者说阶级论里含着进化论的因子，并且超越了进化论，真正完成了精神的自新，他自己也由一个上下而求索的彷徨者，成为了战士。

作《为了忘却的纪念》的鲁迅，已进入了思想的成熟期。他加入了左翼，做出了不少贡献。要说他领导了左翼，打死他也不信，因为这与说领导百万后学一样虚妄。唯一值得珍惜的，便是结交了一批从事革命文学的青年朋友。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从事无产阶级文学是极艰难的，文章被删或无处发表，革命文学刊物被禁止，文学社团被查封，于是便有了“左联”五烈士，即柔石、白莽（殷夫）、李伟森、冯铿、胡也频等。其中殷夫、柔石是和鲁迅最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便是为他们而作的。是的，“左联”五烈士是被秘密杀害的，他们的死，人们早就忘却了。然而，还有人记着他们，悲愤时时袭上心头；他很想借此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倒要把他们忘记了。可是他不能。说是为了忘却，实则还是纪念，而且是充满着悲愤的，沉痛的纪念。为了不再忘却的纪念，就把最沉痛的地方抄来，以慰藉不平的心灵，至于什么阶级论、进化论，反倒不重要了。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了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现在我们不正记起他们，再说他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