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小姐叫床”与某些“专家文章”

        改革开放的年代，小姐们的高声叫床好象已是见怪不怪。平常的日子里，有人从红灯区归来，私下里谈论起那情那景时，个个也都是喜形于色，溢于言表。其实，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小姐们高亢的声音中恐怕一大半是冲着嫖客钱包里的钞票发出来的。真实的成份有多少，或许只有天知道。细观时下媒体上一些专家教授的文章，竟与小姐们的叫床声有几分的神似：只要有人出钱，有利益，这些专家学者们也会发出高亢的声音；为强者呼、为权者呼、为钱者呼。只不过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用的是另外一种形式——文章。当然，对于那些无钱无权的弱者来说，一般情况下，这些“学者”“大腕”们是不屑为之“鼓与呼”的，大凡那里往往没有太多的油水——这一点与小姐们基本是相通的，没钱没权又没势的穷小子们掏不出钱，只怕连小姐们住的地方也别想往前蹭，更别说要让小姐们为之发出那令人销魂的声音了（先切莫说有的穷小子自命清高不愿意进）；例子么，不需举得太多，大家稍留心一下这些年来媒体上所刊载的一些专家、学者们有关房市、股市的评论即可。具体到大的经济政治领域，则更是数不胜数！明明是中国老百姓已很少人买得起房，专家们却在那里大叫房价下跌会损害中国的经济；明明是中国股市泡沫风险已现；学者却在那里预测股市还能再涨几千点；明明是贫富差距悬殊过大；学术大腕们经过“认真分析”还认为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还不十分高；明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主体地位，专家学者们却声言“国进民退”没有“中央政策”是犯“错误”。哎！够了！够了！看来要让一些专家学者说句良心话可比要让小姐们从良难多了！

        顺附天津某教授一篇在主流媒体上的文章；我在人民网上问他：教授可是凭良心说话？教授可是凭事实说话？苏共政亡党息是怎么回事？三、四代领导人强力反腐的言论是怎么一回事？对于当今社会的问题怎么没见教授发一言呢？

论文革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问题的认识之转变（节选）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领袖毛泽东关于居安思危的认识，日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正确轨道，脱离了当时的党情、国情、民情和世情，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随着拨乱反正实践的深入开展，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中国共产党关于居安思危的认识实现了重要转变。其显著的标志就是：

　　其一，“思党之危”：由思“党变修”到思党执政本领不强的转变。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中苏两党论战的不断升级，中国共产党内尤其是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情认识日益脱离实际，其居安思危的内容也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正确轨道。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可能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变成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政党，并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一认识，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主观认为中共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这一影响全局的错误判断上。如1965年8月，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时，就依据历史上的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和当时苏联共产党的变化指出，“党是可以变化的”。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两种发展前途，即“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道路”。依据当时的观察和判断，他强调“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认为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走什么样的道路”。　鉴于苏联共产党的变化，他突出强调，中国的党政军都有可能出现修正主义，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这一观点，在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两个文件中，都有集中的阐述和强调。

　　实践证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变修”之危，是一种脱离当时中国党的党情和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过度之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即由原来的思“党变修”转变到思党执政本领不强的转变。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本领的强弱，突出地体现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执政本领上。因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作为领导这场新的革命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本领。如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可是，“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搞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挫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　对此邓小平强调，“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由上可知，自十一届三中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党之危”实现了转变。

　　其二， “思国之危”：由思“国变色”到思国力薄弱的转变。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并走上了强国富民的康庄大道。因而在中国绝不容许再走回头路，使其再沦为“国将不国”的悲惨境遇。在居安思危的问题上，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领袖毛泽东，不仅思“党变修”，也思“国变色”。所谓“国变色”，就是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年“文革”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中国共产党内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突出强调可能使中国改变颜色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毛泽东认为，如果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得不到遏制，那么“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甚至“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因而毛泽东特别强调开展“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后，中国共产党的“思国之危”，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这就是：由思“国之变色”到思国力薄弱的转变。前文已述，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主要是领袖毛泽东不适当地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认为“国将变色”。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的产物。“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其思国之危，开始超越从前的理论与实践的局限，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思国力薄弱特别是思中国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众所周知，新中国所承接的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包袱十分沉重的遗产。虽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的建设，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落后面貌并未从根本上得以彻底改变。如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十分沉重地指出：“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又如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更进一步的阐述了薄弱的中国国情：这就是“底子薄”。认为“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 ；这就是“人口多，耕地少。”认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并特别强调，“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 正因如此，邓小平始终如一地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三， “思民之危”：由思“民再遭难”到思民生改善不快的转变。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民主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拯民于水火。中国革命胜利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但是，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如革命战争时期那种自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同程度地弱化了，不少党员干部的作风脱离了群众，出现了生活特殊化问题。应当承认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党的干部队伍的主流。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内主观主义的滋长和极“左”思潮的泛滥，这一问题，日益与阶级斗争相联系，因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也愈加严重。在中国共产党内主要是领袖毛泽东认定，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他担心刚从旧中国压迫下获得了解放并做了主人的中国劳苦大众，有可能重新沦为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而再遭苦难。对此毛泽东晚年忧心忡忡。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这是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的“思民之危”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