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1958~1960

亲历1958~1960　　

这是zeng-qingme网友的跟帖，文中所述，均是她亲身经历，很有一些价值，不可淹没，故转帖此处，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我非常支持黎阳教授文章的论点,现将我亲身经历的“大跃进”介绍如下。在“大跃进”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一直在农村蹲点，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蹲点的那个公社管理区，有人得了浮肿病但没有锇死人。我只在公路边看到一个过路人锇死在路边。当然，由于各地班干部的工作作风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锇死人多些。吴敬连所说的锇死4000万人，我是不相信的。
我的亲身经历是： “大跃进”。除了毛泽东在思想上有“左”的偏差，以致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但我认为有些失误可能很难完全避免（难道“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有失误吗？为什么对别人就求全责备，而对自己就可以以“摸着石头过河”一语带过。）即使如此，难道当时的各级领导都没有一点责任？“瞎指挥”“虚报浮夸”，很多都是由一些有私心，或者可以说是思想意识不好的人闹腾起来的，毛泽东受了误导，或者说受了蒙蔽，以致作了一些错误的决策。高层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我可以用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来说明，怎么能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呢？
1958年春，不知哪里来的“风”，我工作的县从浙江调进大批“早沙粳”水稻种，强令推广，当时，我任一个区的农技站长，认为在本地从未试种过，就大面积推广，十分不妥，就借口该品种的技术资料说明书上写的播种期不迟于3月25日，而当时已是4月中旬，季节已过，不能推广，加以抵制。可这批种子是由粮食部门调进的，卖不出去，就得赔钱。区粮管所摊派任务通知各乡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购种。恰巧被我碰见了前来购种的乡、社干部，将他们全堵了回去（其实正合他们的心意）。这下惹火了粮管所，将我告到县里，有位县委副书记硬要区委处分我。由于我在工作中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从区委领导到一般干部，以及各乡、社干部对我都很好，他们虽然口头上答应了这位副书记的指示，可一直拖延没办，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试想，如果我得罪了区委书记或区里某些干部，那还不是会乘机报复我，整我，一定会受到错误的处分。按照现在的说法，也就是“冤案”，应该归罪毛泽东。如果我强行推广“早沙粳”，当时受到表扬，以后造成大面积减产，责任谁负？按照现在的说法，也是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的。（1）
1958年夏，湖北和河南攀比着放小麦高产“卫星”，亩产由七、八百斤上升到两千多斤，以后更是达到7000多斤。开始时，我是很相信的，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责，觉得自己技术水平太低，主观能动性太差，自己蹲点的地方，小麦产量不过一、二百斤，三百斤都达不到。为此，我还给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区公所的墙壁上，检讨自己的无所作为的保守思想（这完全是自觉的，没有任何人逼迫我，或暗示过我）。但“卫星”越放越高，不由我不产生怀疑，每天的《新华电讯》来后，就将上面登载的“卫星”数字，说给我蹲点的农业合作社的农民技术员听，高产数字一天天飞涨，他不禁惊叫起来：“哎呀！比国民党的钞票还涨得快！”（指国民党时的钞票贬值）他这个形象的比喻，使我笑弯了腰。我想，毛泽东开始听到下面的捷报时，一定是相信的，高兴的，一定与我一样受骗，以后他老人家也是和我们一样发现了问题，并且加以纠正。这能完全归罪于他吗？
1958年秋,县农业局派来工作组,总结我蹲点的乡的水稻高产材料，亩产要达到几千斤，我当时很抵触，说我们这里连600斤都没达到，没与他们配合，将他们气跑了，回县里告了我的状，局长对我意见很大，告到专署农业局长那里。不过后来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只不过对我的印象不好而已，或许对我的“入党”、“提拔”有影响吧，那我就不得而知了（说来好笑，我至今都没能入党，但那时我是真心诚意热切要求入党的）。现在一般的说法是“浮夸”数字是逼出来的，我认为也并不完全如此，虽然“上面”有逼你说假话的意图，但并不敢明说明逼，如果自己老实点，不想出风头、当“先进”，也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处分。当然，以后有可能受到“右倾保守”的批判，不过，很快也就“平反”了（1959年的反右倾在省以下都没算数）。
1958年11月，我生了小孩后，在家（专署农所科）“坐月子”，我的住房就在所办公室的隔壁，一天，专署农业局长打来电话，问农科所的产量，双方在电话中一问一答，农科所的水稻亩产，就由几百斤，一步步上升到几千斤。我在隔壁听见，笑得蹲到了地上，接电话的人自己也笑。结果，农科所因此而成为全国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劳模大会。好像这些浮夸数字都与自己无干，是“大跃进”的罪过。（2）
1959~1960年，我参加地委工作组（此时我已调地委多种经营办公室）在一个公社的管理区蹲点，在此期间，毛主席1959年给六级干部的一封信传达下来，可是在包产时，工作组有些人仍然硬性压高指标，说：一些人不从积极方面理解毛主席的信。他的话真使我想不通，我反复阅读毛主席的信，再怎么也体会不出毛主席信的积极方面是要高指标，我至今还记得，毛主席在信中是这样写的：“应该说，很多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不要听上面那一套，能达到八百斤就不得了了，再高，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可一些思想意识不地道的人，不知出于何种心理，仍一个劲地乱吹硬压，用以表现自己的“最革命”“水平最高”。我敢断言，这些人现在又是批毛泽东极左的积极分子。
1960年夏收时，公社分给这个管理区2万斤征购任务，同时，中央和省的文件明确规定：“任务服从政策”，即生产大队的分配方案，要先满足“四留”（种子、口粮、饲料和机动粮。并且规定基本口粮是人平28斤）后，多余的粮食用来完成公余粮任务，能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可我们的工作组长，分给我所驻的大队征购任务8000斤 (全管理区6个大队，以我所住的大队最小，只70户，工作组长所住的大队最大，180多户。)，按产量，按政策，我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不肯接受。组长气冲冲地说大话将我的军：“2万斤任务，我这个大队完成，而且还要放开肚子吃饭。分给你们的任务是超额的，你们也要保证完成。”我思想虽然不通，但当时我的组织观念极强，本着“保留意见，组织上服从”的原则，不顾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不满，动员大家老老实实地完成任务。然后，按毛主席信中所说的：“低标准，瓜菜代”“闲时吃稀，忙时吃干” 来安排社员的生活，总算平平安安地渡过了夏荒。而工作组长所在的大队，闹夏荒，不仅完成的2万斤任务退了回来，还多吃了2万斤返销粮。背后却向地委办公室领导汇报说我：“本位主义，瞒了产。”（是后来办公室主任跟我谈话时说的：“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本位主义，这也可以理解。”）（3）
1960年夏秋“大办粮食”，我和大队的干部、社员上山“砍火焰”（一种刀耕火种的最原始耕作方法，由于是从未耕种过的荒坡，腐殖质层厚，再加上砍倒的灌木、杂草用火一烧，就更肥了。所以一般来说，花工不多，收成较好。）我们住在山上仅有的一户人家，七天七夜，我目测，大概开了30多亩地，撒了几十斤种子。工作组总结这段工作时，我想，每次都是我落后，这次我也吹一下。于是我壮着胆子报了50亩面积。谁知其它大队都是开荒几百上千亩，种子用了几百斤，我想不通。一天，地委办公室主任来点上检查工作，我陪他察看我所住大队的生产情况，将我的看法向他诉说：这个管理区一共2000多亩水田，是好几里路的坝子，他们开荒几千亩，坝子周围的山坡只怕要开完了，怎么一点也看不见。我们烧荒的几十亩地，掛在山坡上，怎么这么显眼（十年后，我还可以望见那块烧荒地）。主任不置可否的叹口气道：“小Z啊！真正的马列主义有几个。”我对他的回答一直不以为然，直到好多年后我才想明白，他说的是实话，他们（包括他们的上级）说假话是心照不宣的，心是相通的。真是确确实实的“皇帝的新衣”。
1960年秋，搞“多种多收”，报社一记者，要总结我所住大队的经验报导，我坚决反对，我与这位记者很熟，笑他：“假数字，假经验，都是你们记者编出来的。”他也笑。见我的工作实在做不通，只好笑着说：“你是女人的身，男人的心，难缠。”
以上这些，就是我经历的“大跃进”，都是毛泽东的责任吗？我们这些说假话，使毛泽东受骗的人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有的人当时说假话，受到表扬，当了“先进”，不仅不内咎，现在倒理直气壮地批评起毛泽东来，真是滑稽之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