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百年误解”——对思维传统结构性差异的思考

也谈“百年误解”——对思维传统结构性差异的思考

董广坤

文章大意：田辰山先生认为中西方人在思维传统方面具有结构性差异，所以中西方人对许许多的概念和话语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差异，我们可以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我们认为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们并非是不可逾越的。

1.引言

东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被称为结构性的差异，这种结构性的差异能够影响话语的理解，更能影响东西方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有关学者认为文化比较是英语教育的先决条件，应在英语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提议中国与欧洲思想传统的比较作为英语教学的必修课。他们的这种观点为英语教育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建议。

如果不理解两个思想传统的结构性差异，我们必然不会充分理解两种语言体系的结构差异，也就不可能通过翻译提供对另一种文明的洞彻理解。（田辰山2008）然而，对于“结构性差异”，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理解，要做更多的探讨。另外，侧重于结构性差异的文化比较在英语教学中也不是一个容易操作的事情。

本文就是笔者对东西方思维传统结构性差异这一话题的思索。

2.结构性差异

2.1结构性差异的概念

如果有结构性差异，那什么是结构性差异呢？这里所说的结构性差异是指思想传统或思维模式方面的。西方人对宇宙的认识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假设的基础上的，他们的这些假设具有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特点。而中国人传统对宇宙的认识是审美的和互系性的。从思想传统角度来讲，根植于不同文化或语言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区别叫做结构性差异。（田辰山2008）

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历史来看，不同于东方思维模式的西方文化在世界上逐渐获得了强势地位。因为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在世界上逐渐形成了“欧洲中心论”，这种偏见又严重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方法。我们所说的“结构性差异”，据郝大维和安乐哲研究，与“欧洲中心论”有很密切的联系。所谓“欧洲中心论”，简单地说就是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在他们看来，欧洲是进步和文明的象征，而其他民族则是愚昧和落后的等。（田辰山2008）

2.2结构性差异的源头

从结构性差异的概念来看，中国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思维传统或思维模式，而这种差异是如何造成的呢？其实，这种结构性差异是位于不同区域的文化历经千百年时间发展演化的产物。“思维方式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综合和统一。各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形成了各自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汪雪琴2006）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和欧洲（如英国）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在注重农耕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形成了“通变”的互系特色思维，这种思维可以追溯到古代经典《易经》。这样的思维形式具有系统性特点；它勾络的是一种可称为“通变”的对世界的自然认识。在与西方人交流的时候，这一思维方式能唤起我们对与西方认识宇宙上那些假设结构的敏感。（田辰山2008）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强调了统一体的对立性, 忽视整体性, 形成了分析、 实证的逻辑思维。西方传统哲学源自古希腊哲学， 古希腊哲学家从赫拉克利特和半利都学派到亚里士多德已经开始了对人对立于主体人之外的世界本体的深刻探讨注重分析本体论。（郭彦1995）西方人的思想或思维模式源于他们对宇宙的概念假设，他们认为有一个超绝的存在本体（Being），另外就是由它确定的众多个体存在（beings）。（田辰山2008）西方人信仰上帝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表现。他们认为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和世间万事万物。本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就如上帝俯视一切，掌控一切一样，是本体决定众多个体，这种关系必定是一种二元的、直线的关系。作为宇宙起源假说，它包含的是一条从起点到终点具有目的性的单线单向道路；时间和空间是分裂独立存在的。作为以超绝本体作为动因的众多个体，它们如同原子颗粒一样，在宇宙中是互不联系的、分别单独存在的。这些假设的独特结构所必然需求的方法，是一整套分析部件和概念。（田辰山2008）

因为语言与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思维的模式和特点必然能在语言上反映出来。就结构性差异来说，我们时时处处都能找到正在发生的、由于对结构差异没有意识而造成的误解和歪曲。这种事情相当频繁地发生在日常对话中，政治语言、人文语言和社科语言中。（田辰山2008）例如英语中的 “religion”、 “transcendent” 、“principle”（或“reason”）、 “nature”和“mind”（或“heart”）与它们的汉译“宗教”、 “超越”、 “理”、 “性”和“心”具有结构性差异。英语和汉语中的数字概念也具有结构性差异。在英语里， “十”表示十个“一”或十个单个的个体，而在汉语中，“十”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表示十个个体组成的整体。连我们都非常熟悉的“I am sorry”和“对不起”以及“I know”和“我知道”之间也都具有结构性差异。

3.结构性差异、思维模式和语言

学者们所称的东西方思维传统的结构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结构性差异占多大比例呢？或者它对外语学习或跨文化交流有多大的阻碍作用呢？两类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难道是泾渭分明的吗？在谈论结构性差异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在语言上的影响呢？这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结构性差异可以说是语言之外的东西，但它与语言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更好地弄清楚结构性差异，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而这种考察离不开讨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语言同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难以涵盖这种复杂的关系。所以，在探讨结构性差异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多方面的思考。

3.1 语言间的差异和对比

“democracy”被翻译成汉语的“民主”，“liberty”为“自由”，而不同的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对民主和自由等这样的概念和实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虽然英汉语言间的翻译现在只能做到这样，但从语义方面来说这种翻译是不全面的。我们也认识到翻译是也不可能做到全面的。Sechrest et al（1972）认为在翻译上存在五个方面的对等问题，即词汇对等、习语—俚语对等、语法—句法对等、经验对等和概念对等。（Samovar et al,2000:132）任何一个词汇，任何一个句子，更不用说更长的篇章，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时候，都不可能得到完整的意义传递，总有遗漏。英语中的 “religion”、 “transcendent” 、“principle”（或“reason”）、 “nature”和“mind”（或“heart”）被翻译成汉译“宗教”、 “超越”、 “理”、 “性”和“心”等， 但是这种翻译是有所缺失的，或意义是不对等的。从对等角度来说，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属于概念上的不对等。 “individualism”和“个人主义”也属于概念对等方面的区别。

我们可以把“I am sorry”和“对不起”对译，但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它们并非是对等的。既有概念方面的不对等，也有语法和句法方面的不对等。即使如此，我们只能这样翻译。我们所要做的是还要弄清二者之间有差异的。

然而，语言之间的差异主要的则不是反映在词汇上，而主要反映在句法结构上。如上面定义所告诉给我们的，结构性差异是思维传统所导致的，它与哲学传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哲学传统，亦即对世界的看法，对语言的演化发展也有密切的联系。不同的哲学传统下面的语言也就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思维“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直觉洞察和领悟”，而英式思维“强调逻辑推论”。由此，中国哲学注重物我合一，主客观统一，强调思维上的整体观；西方哲学则物我分明，主客观对立，注重个体思维。在思想上它们表现为‘万物与我为一’与 ‘我为万物尺度’的对立。不同的哲学传统演化的结果是“汉语追求意合，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英语追求形合，注重形式结构协调，以分析达其意。” （付宁，2007）例 如：

［1］

汉语原文：正在热闹哄哄的时节，只见那后台里，又出来一位姑娘，（。）年纪约十八九岁，装束与前一个毫无分别，（。）瓜子脸儿，白净面皮，（。）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只觉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刘鹗《老残游记》第二回）

英泽：Amidst the feverish bustling, there appeared on the stage a girl about eighteen or nineteen years old, dressed up just like the former. Her face was shaped like melon-seed. Her beauty was above the average woman—charming but not coquettish, and a clarity of complexion but not coldness.

(王治奎等1999，《大学汉英翻译教程》：p8)

语言间的差异也能从文化和功能角度得以解释。汉语的主位可具有多层次性，特别是在一个句子由多个小句组成，且第一层次主位是全句的主位，各小句又有自己的主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张德禄1992） 例如：

［2］

而英语则没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英汉语之间存在着主位结构的差异。

汉语的语序与自然顺序和人类观察世界的顺序很想象。其表现有两个方面：

（1）当涉及时间或与时间有关的方面时，先发生的事通常被置于后发生的事情之前。例如：

［3］

他坐公共汽车到北京。

这句意思是他先坐公共汽车，然后乘车到北京。做事的顺序是与自然吻合的。在观察事物发展顺序的时候和观察自然的时候，西方人与东方人可能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但是在使用语言进行描绘它们的时候，不同的语言的语序是有些差别的。与汉语的顺其自然的语序不同，英语结构则是“以主旨结构为主体，用大量反应形成关系的词把句子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组成复杂的句子”。（汪雪琴）例如：

［4］

Then all of a sudden, I was reminded of the custom of plucking lotus seeds, [which was] prevalent in Jiangnan, [ and which was handed down probably from a very remote period and becoming quite popular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as may be seen roughly in songs and poems that survive.（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以六朝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朱自清《荷塘月色》）(王治奎等1999，《大学汉英翻译教程》：p12)

（2）二层级顺序 与时间顺序有关的是层级顺序。这种顺序既出现在时间顺序，也经常出现在汉语语言的各个方面。例如，“”、“官兵”、干群“”、“师生”和“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等。当一个小句或小句群是由空间顺序组织时，其一般顺序是：当涉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时，“整体＾部分”；当涉及空间的大小时，“大＾小”。（张德禄1997）例如：

［5］

他家新搬进的那套单元挺不错，大间18个平方，小间12个平方，厨房也很宽敞。

而在英语中，时间和地点都是按从最精确的到最模糊的顺序排列的。例如：

［6］

He was born in Birmingham Great Britain on 12 December 1980.(他于1980年12月12日生于英国的伯明翰。)

英汉语的时间和地点状语的排列顺序是不同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汉语语序的特点既有文化的根据，也有功能的根据。（张德禄1997）同样，英语也是这样。

3.2结构性差异和语言决定论

从结构性差异的概念来看，好像是思维对语言结构、语言理解和交际效果都有影响或制约作用。从决定被决定角度来说，它蕴含着思维决定语言的理念。关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人们并非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语言决定论就是与结构性差异不尽一致的一种假说。为了进一步理解结构性差异，我们有必要把结构性差异与语言决定论对照一下。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认为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想的，即我们的语言是我们思想内容的表现形式。但是萨丕尔（1884-1939）认为“无论从起源还是从日常实践来看，思维都难以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只有等到掌握了语言符号，我们才感觉到掌握了理解概念的钥匙。”（Sapir，1921：11）他从人类学角度对许多印第安部落的语言进行了考察，为语言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他和其学生沃尔夫（1897-1941）提出著名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个假说的思想可归纳为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第一，语言不同的人，有相应的不同的思维。第二，语言决定思维；思维不可能脱离语言而存在。前者被称为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后者被称为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高一虹2000：4）

语言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表现在语言方面就是语言结构（或语序）的差异，例如我们汉语中的“我吃早饭了”，写成英语和日语就是下面的形式：

其中，汉语与英语的语序相差不大，但与日语的语序就有较大的差别。汉语的语序是主语—动词—宾语—时态助词（了），英语的语序是主语—助动词—动词—宾语，日语的语序是主语— は—宾语—を —动词连用形いる。其中，英汉语词序相差不大，而它们的词序与日语的差别就很大。又如下例（刘润清2002：123）

语言不同，用以表达同一个意思的语序就不同，也反映了说不同语言的人有不同的思维。语言结构，或者语序的不同也表明语言操用者的思维是不同的。

对语言决定论的探索可以追溯到德国的洪堡特（Wilhem von Humboldt）（ 1767—1835）。他曾提出过“语言世界观”（的概念），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在创造语言的同时，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姚小平，1995：135-136）。当代德国语言学家、新洪堡特主义的代表人物魏斯格贝尔（Leo Weisgerber）（1899—1985）进一步发展了洪堡特的观点。魏斯格贝尔明确提出“语言中间世界”的理论。他认为，语言是处于主体和客体之间、人与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世界。语言所反映的与其说是客观现实，不如说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态度，即一种“语言世界图”。例如，古代中国人，古代希腊人和古代日尔曼人对星座的命名就不同。存在于不同语言系统的人，其“星座世界”也不一样。（高一虹2000：13）从哲学角度而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实质是语言先于存在，不是存在决定语言而是语言决定存在。（袁文彬2007语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之维），这一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相反的，不过詹明信认为“萨丕尔—沃尔夫提出的假说，虽然不能证实，对文化研究却是很有帮助，因为文化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回到语言形式上，再从语言形式推论出人们的思维方式。”（PP135-136）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看，与洪保特的语言世界观一脉相承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虽有方法论上的不足，但在现实中实践中又具有优势的一面。

3.3 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和思维的认识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这是他们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语言是在劳动中由于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劳动是语言产生的物质前提。人类的劳动是以分工和合作为基础的，而分工和合作就必须要有语言。所以，人类使用语言的意识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语言和意识的起源所做的科学的解释。这种观点对语言哲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此，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把语言的起源和发展同生产和社会交往形式的发展联系起来的这个尝试本身在方法论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前提出发,认为语言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不是相反。语言在形式上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在内容上都是对社会的反映。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他的这段话最能代表在语言的内容问题上唯物主义的观点。（王大为2006）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构性差异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东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之差别并非是天壤之别。否则，东西方的交流就是不可能的。对这一点，我们是应该好好把握的。也就是说这种结构性差异是不应该被绝对化的。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应该对此有信心。当乔姆斯基推理说人脑的初始状态应该包括人类一切语言共同具有的特点（可称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或“语言普遍现象”（linguistic universals）（刘润清，2002：161）的时候，他的观点引起了人类对语言的普遍性和共性的探索。但是，从句法的生成与转换上人们并未找到各语言间任何共性的东西。后来，学者们认识到人类具有相同的身体构造和感知器官，面对相同的物质世界，具备相同感知、认知能力，一定能够获得相似的概念结构。因此，语言的共性不在语言形式上，而在于人的认知心理。（赵艳芳，2001：12-13） 所以，在东西方思维传统方面即使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它们对语言理解的阻碍也只能是一定程度的，因为基本相同的身体构造和感知器官对事物的理解是能够相通的。因此，结构性差异也并非是不可逾越的。

3.4小结

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它们二者是互相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因此，我们在谈论结构性差异的时候，不能把它绝对化。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英语和汉语所反映出来的思维模式是比较一致的。在英语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地削减了词形的变化，逐渐地接近汉语和越南语的词形无变化的特点。（李赋宁1991：2）在句法上，作为世界共同语的英文散文文体更严格地遵守主语——动词——宾语这个现代英语的正常词序，也就是说，更加接近汉语的词序。（李赋宁1991:16）所以，中国人对英语的理解并非是多么的艰难，也不少人说对中国人来说英语是外语中最简单容易的语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结构性差异客观存在，但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和在交际中如何弥补这种差异是需要动一番脑子的。

在我们谈论结构性差异的时候，我们许多人都把西方人的思维传统认为是形而上学的。其实，唯心论的宇宙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都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所以，说中国人有互系性通变的思维特点， 西方人有单线单向的思维特点，那只是一种文化定势（stereotype）性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人大多数并不理解什么是互系性通变的思维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做到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人比比皆是，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价值观就是一种单线思维；一切向钱看是一种单线思维；“发展就是硬道理”也是单向和单线思维；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思维方法和对人类社会的认知是存在于世界上众多人的头脑中的。到现在，众多的人们还是被形而上学的思维困扰着。在社会快速变化的时代，在全球化（不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迅速漫延的今天，由于物质消费主义的恶劣影响，为数众多的人都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单向思维的人。今天的世界上，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知通变人的都占很大比例。然而，在面临诸多灾难的情势下，在对人类社会命运深入思考的情况下，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世界进行整体或辩证思维，他们已经抛弃了本体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不容人乐观的是，在所谓的具有通变思维传统的中国，固守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4.结构性差异和语言理解

因为语言理解是受各种因素制约和影响的，并非一个结构性差异就能起决定作用，结构性的差异对语言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肯定是有影响的，但其影响的程度是值得分析和探讨的。结构性差异对语言理解有一些阻碍作用，但是这种阻碍的程度是因人、事、时和地等而异的，而非绝对的。下面，我们以“I am sorry”为例来说明用辩证的思维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具体到语言方面，大部分人都认为“I am sorry”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就是“I am sorry”。而清楚明白其深层次的区别和差异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说不定这种稀里糊涂的把“I am sorry”和“对不起”完全对等的态度早已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那也无可厚非的。即使我们承认“I am sorry”和“对不起”具有结构性差异，我们也不能说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如鸿沟一样不能逾越。我们查阅字典可知，在大多数情况下英美人道歉都是用“I am sorry”，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对不起”并没有什么不妥。在日常生活中，“I am sorry”就是道歉。英美人在说“I am sorry”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根本不会去想自己的思想传统。即使他们是极端信仰individualism， 他们的“I am sorry”也是道歉。其诚意程度是受语境影响的。如果非认为“I am sorry”不是道歉的说法，那么沟通交流是难以进行下去的。

具体到美国人在撞机事件中用“We are sorry”来表示道歉，我们应该想到它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语言。在双方明争暗斗的情况下，对它的理解并非是由结构性差异造成的。对于撞机事件，美国人不痛不痒的说一句“we are sorry”，中方把理解为正式的道歉，那不是语言造成的，也不是结构性差异造成的。在众多老百姓都认为美国人那样做是故意侮辱中国人的情况下，有人非得把它理解为是道歉，那是国家权力层的权衡，与语言理解无关，也与思想传统无关。

    奥斯汀认为人类是以言行事，即说话就是做事情。在对方说“I am sorry”的时候，在名义上或在形式上，他/她就做了道歉的事，但道歉的效果却不是由这几个单词组成的话语所确定的，还得看当时的语境。我们中国人有“不光看你说了什么，还要看你做了什么”这样的判断标准，英语中也有“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的说法。某人在说“I am sorry”来表示道歉，但以言成事的效果还得看后续行为才行。

Rumelhart把图式称为以等级层次形式储存于长时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或“构成认知能力的建筑砌块”。人们头脑中储存着各种各样的图式。一般说来，生活阅历越丰富，大脑中储存的图式就越丰富。（董广坤2007）有关研究证明阅读理解的质量与图式种类有明显的相关。读者的语言知识、语篇知识、专业知识、世界知识和文化知识都能影响其阅读理解的水平。对思想传统的认识当然属于世界知识，如果对西方人的思维传统比较熟悉的话，当然可以能更好地揣摸他们的“I am sorry.”的道歉的诚意程度。从此意义上来说，加强中西文化对比的教学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扩大学生有关世界知识图式的途径。如果知道了英语中的“I am sorry”和汉语中的“对不起”具有结构性的差异，“I am sorry”不是真心实意的道歉，那么仅从语言理解角度来讲，一旦某一方做了严重伤害另一的事情，受到伤害的一方完全可以要求对方不能使用不具有真诚道歉意思的“I am sorry”。涉及到撞机事件时，中方也可以要求美方使用更严肃和更真诚的道歉话语。虽然这不一定能非常奏效，但从语言措辞方面进一步要求对方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5.结语

本文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论了笔者对东西方思维传统的结构性差异的认识。思维传统的结构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对话语理解和跨文化交流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能被绝对化的。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更加清楚为了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包括结构性差异在内的文化比较是必要的。文化比较能够使我们对中英语言之间的差异更清楚明白，能够增长英语学习者的世界知识，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好理解英语话语，能更好进行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Samovar et al, 2002,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 Asia.

董广坤2007，正确认识图式理论的作用。考试周刊，2007（35）。

付宁2007，中式英语的哲学溯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pp112-113.

高一虹2000，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郭彦1995，中西方思维的并存与互补。理论导刊，1995（2）：pp43-45.

李赋宁2002，英语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刘润清2002，外国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

毛泽东 1937，《矛盾论》

田辰山2008，掀开英语背后的文化纱幕了结百年误解［EB/OL］。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903/73744.html

王大为2006，马克思恩格斯论语言和思维。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PP5-7.

汪雪琴2006，从汉英句子结构看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江西社会科学，2006（3）：PP174-177.

王治奎等1999，大学汉英翻译教程(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袁文彬2007，语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之维。自然辩证法，2007（3）：PP23-29.

詹明信1997，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德禄1997，从文化与功能的角度解释汉语的语序（C），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进展，胡壮麟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