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折射的道德和生活中折射的道德的比较及法律思考

战争中折射的道德和生活中折射的道德的比较及法律思考　　

道德这个词实际上是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研究的词，但对于一般法律人士及社会人士仅认为是基础土壤，而我认为道德不仅是土壤，更是肥料，错误的道德是社会的毒药、法律的毒药。对于它的重视和深化非常重要。现在的问题是道德这个词使用率非常高，以至于泛化、混乱、异化。　　

1．我认为道德应是道＋德，道是大规律、大方向、大战略的思维及清楚后的坚信；德是大战略确定后的行动环节之中，小行为的频率和热情勇敢的动作态度是大和小的结合体。汪精卫，“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但是这几天消息不大好，他从河内溜到上海，从上海溜到日本的京城去见日本的天皇，同日本内阁的首相平沼商议事情，讨论“精卫平沼协定”。我们不讲他这个协定里的字有多少，条文有几条，总之，就是“灭亡中国”四个大字。　　　　

　　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6)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其他方面要做模范的是非常多的，例如，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2．三四十年代生活在美国、游历过欧洲的许火良 光先生更认为，今天的社会科学家一直把现代化这个词幼稚地定义为机械化，以及服务于政治、经济目的的富于效率的组织，摆脱了需要的贫困并不意味着个人间焦躁与敌意走向了自由，人类只有在其打破了对待人类事务的不切实际的思维方式后才可能成为现代化。事实上除非一个人得到后一种自由，否则他在前一种领域里已取得或将要取得的成就也只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破坏与重建以及更大的破坏与更大的重建之间循环罢了。　　

3．道德的认识不仅应该在国内生活圈，更应在国际生活圈，既放在国际生活中去认识。在学习国际法概论，让人十分吃惊的是国际生活中野蛮的实力标准及武器优而胜标准，逐渐向公正、公平及文明发展中过渡，政治经济越来越向生态文明方向过渡发展。　　

话分两端：先说中国，说中国不得不说伟大的毛泽东以更大的道德力量和哲学力量，完成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是伟大的伦理学者杨昌济（伦理专家：游历过欧、美、日）教授于北大，毛泽东的岳父选中毛泽东为女婿不会不看中道德。毛泽东的发展从井冈山开始，我们看看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做法，而且要特别说明今天中国的道德、政策、法律更应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开始，在井冈山：　　

（1）三湾改编：党指挥枪的原则建立。具体：支部建在连队，班排建立党小组。　　

（2）井冈山上，毛泽东为改造旧军队，提出3大任务：A打仗；B打土豪、筹款；C分田地，发动群众。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3）逃兵处理，原来旧军阀逃兵处理：暴打、不改悔枪毙。毛泽东提出：确实不愿留队，来去自由，并发放路费3-5银元。在电视剧《井冈山》中，有一个姓刘的战士，领钱回家，家被毁后讨饭找红军，见到毛泽东后主动交银元3元，毛泽东答道：钱给你是你的。在以后的作战中非常勇敢。　　

（4）战俘处理：原来是打骂、不尊重人格，毛泽东主张教育宣传后释放，释放的一名战俘三次后加入红军，参加红军作战非常勇敢。　　

（5）红军三大任务：是定义红军为政治集团斗争的武器工具，军队武器本是暴力，非为为民政党掌握为民服务，否则危害社会民众。　　

（6）兵民是胜利之本，是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力量源泉。　　

（7）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　　

（8）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　　

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即是物质力量又是精神力量，我们详议之。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分田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有着重大的意义δ但这个初次规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1929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修改。同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原则。1931年2月，毛泽东按中央决定又指示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出，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这样，又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摸索，到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进行土地分配的方法，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土地改革中，实行的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这一政策实质是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规定对富农所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不予没收，ˉ要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曾承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即地租一般地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按抗日战争前的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地减少到社会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实行这个政策，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有利于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人民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日渐成熟。　1946年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 （即“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为了争取战略进攻迅速胜利，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党中央及时纠正个别地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过火现象，又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同年12月，在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二是必须坚定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路线政策的制定，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从人力和物力有力地支援了（所有战争）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毛泽东道德建设的最高点产生于1951年第二次朝鲜战役的东征（38线附近），第九兵团，三个军昼伏夜行，悄悄接近38线以优势兵力，三个军包围美军二个师，但武器的差距，我们只消灭了美军一个整建团（这是朝鲜战争中唯一的一次），敌人撤退，在阻击战中我军产生了一个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连长），在最后只剩几人的情况下让战友撤退，自己（连长）拿炸药包炸死攻上阵地的敌人，守住阵地，取得第二次朝鲜战役的胜利。　　

二战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战胜过美军，反过来说美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战役，51年被贫穷的中国人战胜了，打出了军威、国威，尔后发生了两个小插曲。　　

（1）日军战俘人员，特别是苏军移交的日军战俘人员，投降后不心服于中国人，51年二次战役胜利后，自觉地扫地，心服口服。原因是美国人打败了日本。《东北战犯管理所材料》　　

（2）李光耀从小生长于英语家庭，在51年到欧洲旅行，海关人员以为是中国人，非常的热情、礼貌、尊敬，他能听懂英语，不会说中国话，回新加坡以后开始学中文。《李光耀传》　　

也正是朝鲜战争的胜利，从国际、国内、共产党的凝聚力和道德精神达于最高，荣辱观最强，犯罪率最低。　　

道德是应该分类的，从层次上分：国际层次的国际活动道德、政治中央层次道德、地方层次道德。　　

从对象分：公共关系道德，私人关系（含家庭）道德。　　

从主体范围分：个人道德一般群众道德观、领导道德观。　　

在道德建设中，领导道德的建立和表现是道德建设中的关键着力点。　　

东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很早就在双方作战时的战术中体现出来：在中国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队形极其严密，排成密集方阵、步兵、骑兵、弓箭手、投掷手诸兵种密切协同的军队，这是西方人思维严谨，讲究科学分工，善于组织大的系统工程的表现，而中国战国时期车阵，明朝戚继光组织对倭寇的鸳鸯阵和对付鞑靼的车骑协同是不能相比的。　　

中国军队作战时，队形不严整，讲究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战术灵活性，受《孙子兵法》的影响，讲究诡“道”而不讲究堂堂正正的正战。　　

丧失了社会公共精神和民族整体意识的群体是没有凝聚力的，没有凝聚力的群体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似的群体在与其它有着强大凝聚力的群体在整体的竞争中注定会败下阵来。因此挨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从秦朝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我们挨了数不清的打。一九九九年，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炸了，我们又一次挨了打。　　　　

如果说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和核算单位的小生产使许多中国人丧失了社会公共精神和民族整体意识，是导致我们挨打的罪魁的话，那么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大部分中国人丧失了原生血性，从而改变了民族性格，则是导致我们挨打的首恶了。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本无可厚非，而且早期的儒家学说中也蕴含着一些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舍生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等强烈的进取精神的。但因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忠、孝、节、悌”思想，以“中庸”为核心内容的消极保守的人生观念、宿命论等十分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以“仁者爱人、民贵君轻、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教化为先”的治国理念又非常适合当时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儒家学说很顺利地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所以自汉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它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家学说也从此奠定了在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从而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围绕权力和金钱运行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决定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其以“忠、孝、节、悌”为核心内容的伦理学说，构成了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和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但儒家学说片面地夸大其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教育、感化作用，养成了中国人二千多年来迂腐的人生观念和整个社会重文轻武的不良积习，从而使得中国人个个变得文弱不堪。如孔丘就曾说；“远人不服，故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同时儒家学说还过分的强调“以农为本”，过分的限制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更极力主张“富民，利民”，而不顾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样的治国理念，在国家安定，社会平稳的情况下，需要靠思想道德教育来提高人的素质的时候，确有重要意义。但在国家面临内忧，尤其是面临外患的时候，幻想以修文德的方法来捍卫国家的利益，则不免陷入迂腐。西汉中期的汉昭帝时，在汉武帝时期取得反击匈奴的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关于是否需要和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家军事力量以防范和反击匈奴的问题上，儒法两家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并且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法家学者认为：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应该继续实行盐铁官营，以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为军事反击匈奴做准备，同时继续采取屯垦戍边的积极防御政策。而儒家学者认为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屯垦戍边使戍卒饱受风霜之苦。因此建议取消盐铁官营、屯垦戍边等有利于防范和反击匈奴的政策，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富民、利民政策。这次辩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论。从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看，这次争论是以儒家学者的胜利而告结束。匈奴在汉朝停止了对其的军事反击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却没有被汉朝的文德所感化，待其羽翼丰满后，又开始了对中原的军事掠夺，从此，汉妾辞宫的故事又开始上演，塞外大漠上，　王昭　君留下的青冢独向夕阳。连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蔡文姬都被匈奴人掠了去，成了胡人妇。在匈奴人不断的军事打击下，二百多年后的西晋王朝终至灭亡，被迫南迁。北中国开始了长达近二百年之久的“五胡乱华”时期，中原大地血流成河。从历史的走向看，儒家学说不顾外部客观环境现实而极力倡导的“与民休养生息”的富民、利民的主张是没有战略眼光的，是不顾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的。其所强调的道德的教育、感化方针只感化了中国人自己，造成了中国人文弱不武，但却始终没能感化“远人”,强悍“远人”来了之后，不但没有“安之”，没有修习我们的“文德”，反而搅得我们不得安生，将文弱善良的我们打了一顿又一顿。今天，一些糊涂虫们以我们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灭绝就盲目地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还自欺其人地说：”远人”在政治上、军事上征服了我们，但我们却用文化同化掉了他们”。这纯粹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远人”打我们，不是要打死我们，而是要打怕我们，打服我们，然后驱使我们、奴役我们，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为了使我们能被奴役的长久些，他们有时也会给我们一些喘息的机会，让我们“休养生息”，长几斤肉，造一些血，这样他们才会有更多的肉吃，有更多的血喝。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远人”看中了正是由于它才使得中国人丧失了原生的血性，变得文弱不武，才使得我们能够轻易的被征服、安心的受奴役。所以“远人”非但不灭绝它，而且还要大力弘扬它,这样才利于他们的统治。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占领下的某些地区，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洋奴、买办们一边用强迫、诱使被占领地区的中国人种植、吸食毒品鸦片的办法来戕害中国人的身体，一边用灌输尊孔读经这剂精神鸦片的办法来戕害中国人的精神，而且几乎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这个民族有很长时间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没有尊严的存活并延续了下来。中华早期文化中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几近失传，而“逆来顺受”、“唾面自干”的这种懦弱甚至是无耻至极的文化却得以传承至今。　　　　

自从儒家学说在中国确立了长期的统治地位，中国也开始了思想专制的进程，其他各种思想学派逐渐衰弱以致消失了。为了与日益加剧的政治专制相适应，儒家学说也逐渐阉割掉了早期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舍生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等顽强进取的精神，“三纲五常”不断地被强化，忠孝观念也转向了愚忠愚孝。这既是儒学的不幸，更是中国人的不幸。从汉代到宋明两朝，不断向邪路上发展的儒家学说用“温、良、恭、俭、让”的标准把中国人个个培养成了文弱不武的谦谦君子，整个民族勇猛无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了。历史上，中原的晋、宋王朝在北方民族的军事打击下，曾两次被迫南迁。晋、宋王朝南迁后，中国的文化中心也随之迁移到了长江以南地区，江南地区发达的小农经济把儒家学说滋养得更加枝繁叶茂，终至结出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理念的“程朱理学”这颗“硕果”。江南地区的人民在小农经济社会环境的长期陶冶下；在腐朽、没落的儒家学说长期的荼毒下，变得更加的文弱不堪，早年那种“亡秦必楚”、“破釜沉舟”、“三千越甲可吞吴”的雄心壮志、豪情勇气、进取精神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律，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内战中，除去东西两汉、大唐在立国初年对匈奴、突厥的反击以及现代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国民党、共产党进行的“北伐”和从南向北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外，其余的都是北方人打南方人，南方人主动打北方人的战争没有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北方的匈奴人打南方的秦始皇，能灭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却只得修长城来防御。而对南方，秦始皇却开凿了连接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灵渠以利进兵，反过来征服了南方的象郡、桂林；汉高祖刘邦被匈奴人打得丢盔卸甲，只得用公主“和亲”来维护北方的安定，对南方却能不断的开疆拓土；篡魏灭蜀吞吴的司马氏，打不过来自北方的“五胡”，只得将中原臣民丢在胡人的铁蹄下惨遭蹂躏，自己跑到江南却能继续作个偏居一隅的小皇帝；北方的突厥人打得隋、唐心惊胆颤，连雄才大略的唐太宗都曾经向突厥可汗称臣以求自保，但隋、唐却又都收服了南方的陈、百越、交趾；就连大宋这个被北方的契丹人和西北的党项人打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封建王朝都能征服南方的后唐、吴越、后蜀等，而且还显得是那样的强悍、那样的豪气冲天。因此，林语堂在其《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文中写到；“江南向来没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好的茶房”。　　　　

中国人的大脑可能是出了问题，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并流传下来的那么多优秀的思想学派不选，偏偏选中腐朽、没落、消极、保守、自私自利的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选择“清净无为”的道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而且还嫌不够，比儒家学说、道家思想更为腐朽、更为消极的佛教一经传入，立刻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为许多人所接受。而且还有人不远万里，历尽九九八十一难到佛教的发源地去取经，在这方面他倒表现的很积极主动。中国人难道真的是像某小品台词里说的那样，“学好不容易，学坏快着呐”吗？可能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历尽千辛万苦，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无数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血洒成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找到了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伟大的理论。可直到今天为止，才有七千多万中国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这些人中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而那个连巫婆神汉都不如的，创立个狗屁不通的法轮功的李洪志，竟然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死心塌地的跟着他跑。还有那么多的老头、老太，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穷得无法念书，整个是个“睁眼瞎”。解放后，读《毛选》扫了盲。可现在却扔下《毛选》，改读《圣经》、《金刚经》，甚至是去“《转x轮》”了。　　　　

我们不是不爱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更不是数典忘祖之辈，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不足之处，对这些不足之处还是林语堂看得最明白，正如他在抗日战争还在进行时期的一九三九年重印《吾国吾民》一书时加的《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里写的那样；“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今天，我们不要听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我们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曾影响了周围其他几个国家，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的日本和韩国得益于儒家文化而发展迅速，就以为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就以为强悍的“远人”已为儒家的文德所感化。且看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那几个国家的后果，朝鲜，越南受儒文化影响最深，都曾亡了国，而日本在学习中国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却做到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没有学中国文士的峨冠礴带、温文尔雅，却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进取精神把本国社会的组织力量打造成了能征善战的武士，从而塑造起了强悍不屈的民族风尚，为国家奠定了强大的精神基础，并由此走上了对外掠夺的发展之路，从而又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韩国的发展则是得益于美国的大力扶持和朴正熙的铁血政策，与儒家文化根本是不相及的。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弗兰希思*培根说过；“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不但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更能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二战中日军士兵包括普通百姓宁死不降的顽强精神和慷慨赴死的勇气，令美国人胆寒。在胜局已定的情况下，美国人为减少自己的伤亡而邀请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则趁机狮子大开口，从名义上是同盟国的中国身上，强行掠走了大量的权益。从而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种荒唐的结局，战胜的中国损失惨重，很久都没有缓过气来，可战败的日本却损失轻微，战后仅仅几年就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几千年的以家庭为生产核算单位小生产，几乎使中国人几乎彻底丧失了社会公共精神和民族整体意识，变成了一盘散沙，从而缺少了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决心；腐朽没落、保守消极、自私自利的儒家文化教育，又使中国人丧失了原生的血性，变得文弱不武，失去了反抗强敌的信心和勇气。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群体，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里，挨打是难免的。中国人长期挨打的原因，许多有识之士都找到了，但他们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后来毛泽东找到了，毛泽东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先进的思想武器和强大的精神武器。在缺少物质条件的情况下，毛泽东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和强大精神武器，首先把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武装起来，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找回了失传已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并且一扫往日中国人文弱不武的积习，重新塑造起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磨练出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增添了敢于反抗强敌的勇气和胆量，树立起了战胜强敌的信心和决心，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抗争，终于使中国人站了起来，不再挨打了。可是有的人不行，有的理论更不行。不信你看，在毛泽东逝世仅仅十几年之后，在我们的物质力量与过去相比强大了许多的情况下，在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了许多的情况下，由于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就又挨打了，正常进行国际贸易的“银河”号货轮被人家扣下检查了；驻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炸了；南海上空巡航的飞机被撞下来了。对这些如此严重的有损民族尊严、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我们除了几声底气还不十分充沛的抗议和声明外，剩下的就只有束手无策了。幸亏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导弹、氢弹、原子弹这些当今最终极的物质武器，否则，挨的可能就不只是这几下子了，更不可能是“误打误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