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掉毛泽东思想将失去党的根基和民心！

毛泽东为何说：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丢掉毛泽东思想将失去党的根基和民心！　　

毛泽东说：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实际上，我国坚持集体经济，1964年国民经济已明显好转。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报告，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毛泽东说： 武昌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一九六一年六月），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　　

周恩来说：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xx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xx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刘还通过保护固有的上层建筑来反对大跃进。他不愿意改变束缚着生产力的上层建筑。　　

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1971　　

1毛泽东要采取的办法他们不赞成　　

有人把三年(1959~1961)灾害说是毛泽东1958搞大跃进搞的, 而事实上在浮夸风吹起(19587月)前夕，毛泽东就在两个重要会议上多次提醒一线LD。　　

毛主席从1958年3月就批评了河南省吴芝芝圃的浮夸，并且，于此之后，一直注意这个问题。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即表示，河南今年增产几百亿斤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认为这不可能、是一种形“左”实右。吴芝圃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毛泽东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毛泽东说：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粮食三干七百亿斤，今年四千七百亿斤。靠住靠不住。　　

全国有三个一千七百万（指人口）即陕西、江西，广西。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在汉口会议期间，毛泽东说：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什么事情都有真有假，中央、省做好样子，还是不做好样子？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　　

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己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xx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当时陆定一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他个人肯定不能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　　

这里就表明毛泽早已告诫一线及有关同志，要防止高指标、防止造假，提倡实报实喊，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然而对毛主席这些要求，他们听在耳中，当耳边风，实际工作中根本不去执行！仍然鼓吹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还是他们那一套极左做法！顶着毛泽东干？！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　　

2. LD之极左　　

刘xx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想用十年的时间赶上英国[毛泽东仍改回想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英国] (一九五八年三月)。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提出：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１９５９年钢达到２５００万吨。　　

　1958 年6月14　日，刘xx提出：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6月30日　，刘xx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 　　

　1958年7月5日　，刘xx提出：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4日　到18日，刘xx赞扬他们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1958年8月6日　，刘xx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9月10日　至11日到徐水说到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　　

　1958年9月16日　到18日，刘xx到河南　9月24日　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提出以下几个条件：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刘xx指示的后果是：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1958年9月10日　至11日，刘xx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9日　到28日，刘xx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1958年9月19日　—28日，刘xx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xx所说的“男女老少换班”，是刘xx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 　　

　1958年10月3日　，刘xx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刘xx和邓xx违背《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刘xx和邓xx背着毛泽东审定发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　1958年9月13日　《人民日报》)，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公然把在　8月29日　，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　　

　五八年十一月六日下午　，邓xx召集贵州省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绥阳县盛产麻，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他一听，连连摇头，大叫：“太少了，应该是一千八百斤。” 这个县原先平均每人产值一百四十七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二百元，这个计划是合乎实际的。然而邓xx却大为不满，指着县负责同志大加斥责，说什么：“你的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到达三百，第二步就要到达五百。” 主张：“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要丢掉一些(田地)。路上看到那些石头缝缝里种的包谷，统统不要种。”说什么：“五百万亩坡地砍掉四百万亩，每亩(产量)达四千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共产主义，就是要搞起码有“二万五千”人的“居民点”，“要做到北京、贵阳有的，你们‘居民点’(指遵义)都有，将来高跟皮鞋、口红、电视机都可以有。不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吗?就是这些了。” “到了共产主义，每人搞一个缝纫机，做自己心愿的衣服。”穿衣可以充分自由，自己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穿鞋也是爱穿布鞋就穿布鞋，爱穿胶鞋穿胶鞋。爱穿草鞋也行，拼命穿草鞋。节约下的钱穿双皮鞋，高级和低级相结合，不要统统一样。” “要搞娱乐场所，运动场几百户一个是不行的。”“我主张中国成为自行车国，每人一辆自行车，骑车可以鍛炼身体，农具用汽车拖。” “将来什么工作最重要?管娃娃最重要，全国要有两千万人干这一行。”“重要的部分是教育人，要训练保育员。”“他们的待遇应该比大学教授高。” “第二个重要部门是做饭。”将来每人每年六十斤猪肉。”“每人每天半斤苹果。”要允许‘喝’二两白干。” 这就是邓xx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假共产主义!在这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变成了为“口红”、“电视机”、“高跟皮鞋”而奋斗，的“共产主义”。 说什么“粮食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你们要讲究什么有市场。”“五风”在贵州省特别是遵义地区大肆泛滥，并且波及全国。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xx“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xx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3毛泽东的批评教育　　

毛泽东对他们提出的高指标，“共产风”， “穷过渡”,毛泽东提出了严厉批评。　　

3.1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王××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类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3.2我估计增它百亿斤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粮食今年可能增产一千亿斤，也有同志估计为一千三百亿厅，我估计增它百亿斤有把握。　　

　1958年8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8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说：今年铁、钢、铜、钼问题。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翻，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　　

毛泽东还说:"108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3.3,站得越高,跌得越重　　

　1958年8月13日　,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3.4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说: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没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万吨，粮食由三干七百亿斤到××亿斤。我还是讲个可能性，要努力。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　，毛主席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参观过程中，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和钱学森同志谈了话。　　

钱学森同志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3.5公社化后，分配主要还是按劳取酬　　

一九五八年十月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公社分配问题。公社化后，分配主要还是按劳取酬。　　

3.6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吃饭不要钱，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15%，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多发一些，是否应当多发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　　

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 　　

3.7太多了，挤死出不来。幸福院,有这样的事，自己不愿去，儿子媳妇硬叫他去，我看他不幸福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在新乡地区和五个县委书记谈话纪要：你们种多少麦子？去年下种多少？（×××：已经完成麦播计划，去年每亩地下种十斤左右，今年都在三十斤以上。）多一半还多。（×××：还有下种几百斤，一千斤的。）太多了，挤死出不来。　　

管理人员是件大事，一是管小人的，一是管吃饭的，过去都不愿干这种事，不愿当保姆，这个事情不管好怎么办？优越性就是比父母管的好，管的一样就没有优越性，管的比父母差一些，他还要拿回去，没优越性就不行，出个大字报，看你怎么办？大灶不比小灶好，怎么能行呢？现在大家一股劲，将来大家一算细账，说不好。（×××：能办好。）你们都有信心吗？（大家说：有信心。有个县委书记说，现在食堂办的比单吃的好。）有垮台的没有？（×××：没有，许多妇女决心大，把小锅都砸了。）这个革命可革的厉害。幸福院幸福不幸福？（×××：幸福。）有这样的事，自己不愿去，儿子媳妇硬叫他去，我看他不幸福。　　

4毛泽东郑州会议上对高级干部进行再教育　　

毛泽东主张扩大商品经济, 扩大商品交换; 要破条件论，不要立条件论。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 家庭要废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斩头去尾，父离子散; 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 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 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很“左”，…。企图蒙混过关，以《四十条》草案为据。　　

毛泽东责问道：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　　

5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xx“吃穷饭”搞“穷过渡”　　

 毛泽东指出：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按照刘xx、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 , 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 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　十一月十七日　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　　

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　　

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　　

对于武昌会议毛主席后来说：武昌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一九六一年六月），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　　

第二次郑州会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毛泽东严厉批评说：“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某某某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笔者注）……　　

毛泽东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党内通信》　1959年4月29日　），此信内容，人们是熟知的。毛泽东满腔热情且严肃中肯地要人们：“……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一九六一年六月在北京会议上毛主席还是从总结经验的角度说：人民公社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一九六零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丁，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由此可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　　

事实上对于毛泽东这些正确意见，他们又不执行，他们要搞分田到户，搞单干。　　

1962年,刘xx们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
   六二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刘，邓思想。十中全会上主席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周恩来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的讲话,1967.04.14]　　

毛泽东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官僚主义发展严重了，一种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一种是互相勾结，敌我不分，官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后来说：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关于这段历史，毛泽东时代网站长闫凤起站长说：当时由于赫鲁晓夫向中国逼债，又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一线的领导搞了“共产风”和“浮夸风”，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暂时困难，当时人民群众确实受了苦，这是事实，我只记得当时河南有个“信阳事件”，出现过饿死人的现象，当即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会饿死3000万人呢？毛主席又派了好多干部下去蹲点调查，中央又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杭州会议等，毛主席还亲自给全国大队干部写了信，让他们抵制“浮夸风”、“共产风”，1962年毛主席又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公开检查，主动承担责任，没有向任何人推卸责任，这真正显示了毛主席的领袖风范，这事都过去50多年了，还喋喋不休，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而且采取造谣的手段，这就叫阶级敌人的别有用心。　　

闫站长拿出保留的BBC别有用心的一段文字：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只摧毁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基础——两种所有制。但却保留了他的上层建筑——毛泽东思想体系。毛泽东的罪恶思想并没有得到清算。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贪污腐化、卖淫嫖娼、走私贩毒等犯罪，无一不是毛泽东的罪恶思想在支配着犯罪。审判千千万万个犯罪分子，莫如审判一个毛泽东。更应该把毛泽东送上审判台。　　

由此可见，帝修反和国内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指向了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所以我们坚决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9/104787.html　　

事实上，毛泽东警告过LD：按他们这样搞，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一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他们说，大跃进是错了，因为大跃进搞浮夸；他们对搞浮夸的人说，浮夸是毛泽东的错，因为他发动了大跃进。大家看，这些反毛泽东的人们信守的就是这样的无赖逻辑。还有一些貌似客观公正的人，他们说，虽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搞浮夸，但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一个新词：“晚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是错了？？无论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泽东，这两种人的共同之处是“强奸历史，颠倒是非”。浮夸风来自何人？必须澄清，是谁的就是谁的，绝不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刘xx的浮夸风，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对于农村、农民问题的了解，有谁能胜过毛泽东，在民主革命的28年历史中，无论是大革命时期的农动，或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农民游击战争，或八年抗战中的农村游击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在各种复杂环境中有关农民问题的英明决策，有那件不是毛泽东制定的。全国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又有谁比毛泽东更高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处理，毛泽东是全党的楷模，不愧为最英明最伟大的领袖。对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是公认的，而且是心悦诚服的。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人们难道不能由此辩明是非，还毛泽东以公道吗！无疑，即使毛泽东在极短时间里也许想信了他们某些话，也决不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当年最清醒的是毛泽东。所以周恩来说：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xx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xx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刘还通过保护固有的上层建筑来反对大跃进。他不愿意改变束缚着生产力的上层建筑。　　

（注：毛泽东在大跃进前的诸多告诫，及时发现问题，严厉批评时，彭德怀为什么不发言！事实迫使刘xx　1962年1月27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收入《刘xx选集》时被删除的两段话）说：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　　

6 中国革命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武器,　丢掉毛泽东思想将失去党的根基和民心！　

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那些先生们，大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他们历来只看到资产阶级的力量，他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他们认为由无产阶级领导条件不成熟，他们是条件论者。　　

陈独秀认为：“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因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　　

他由此又走向“二次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结果将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农群众只是获得一些民主权利。同时，他又认为，既然“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进行，那就让我们来帮助资产阶级快点把民主革命搞成，以便早日进到下一个革命。于是，他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始终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放在“在野党”、客卿、助手，甚至“苦力”的位置上。为此，当资产阶级排挤共产党时，他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让他们去搞”，我们去准备“自己的革命”。 他的结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以贯彻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他回国之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　8月10日　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王明说：“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以后我们可以公开合法地开展党的工作，发展革命的力量。蒋介石能够再次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是大好事，只要他愿意合作抗日，我们就可以听他的。”　　

王明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长篇报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概括起来是：（1）在对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的估计上，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面抗战，否认国民党中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2）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3）在军队问题上，虽然也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主张实行“五统一”，“受蒋统一指挥”；（4）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问题上，主张到国民党政府去登记、立案，取得合法和统一；（5）反对改造旧政权、旧军队，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6）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　　

此外，他们常常用两面派的方式“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而他们始终对毛泽东怀有刻骨仇恨，极尽污蔑和攻击之能事。王明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在　1940年5月3日　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他言不由衷地说： 　　

“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还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这篇讲话稿事先送毛泽东看过，毛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王明还是发表了。 　　

在1940年5月就如此颂扬毛泽东，恐怕党内还没有人当时超过王明的。不过，在暗地里恶毒攻击、咒骂毛泽东的，恐怕党内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王明的。自古道“诗言志”，尽管王明的诗不像个样子，但还是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咬牙切齿的仇恨。例如标明1939年底他于延安作的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写道：“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又例如标明1940年10月作的一首口语体七律《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说： 　　

德意日苏盟何自？
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虚报横行者，
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
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
马列离开路线歪！ 　　

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胡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这完全是一派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胡言乱语！ 　　

以上完全刻画出王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两面派。　　

     当代有人也与他们极为类似，明明是他们搞极左，却要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他们也是认为无产阶级要靠资产阶级才能活下去，他们宣扬剥削有功，宣扬补课论，宣扬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毛泽东逝世后他们说法是：因为中国太穷，生产力水平太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因此，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自由竞争(实际上是要搞私有化)；在分配政策上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形式并存，其中包括按生产要素分配，即按资分配；按价值规律市场供求关系自由竞争。总之一句话，只能私有化。　　

他们也用两面派的方式“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毛泽东对犯错误的D，一只手跟他们斗争，一只手跟他们团结。毛泽东釆取治病救人的方针，耐心地对D帮助，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给他一条出路。　　

     历史证明，他们让位于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共同的。他们的理由都是资产阶级此无产阶级有力量，条件如此。　　

　1921年4月21日　在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列宁针对那些条件不行的论调，说：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注：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胜利的社会主义。

如果听了陈独秀、王明等的话，就不会有新中国。毛泽东反潮流，首先在党内提出关于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提出枪干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提出上山武装割据，提出中华苏维埃，提出新式整军，支部建立在连上，提出十六字游击战方针，提出党的三大法宝，提出到陕北建立根据地，到抗日前线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釆用山地游击战开展抗日斗争，指挥人民军隊取得全国胜利…，等等。　　

周恩来说：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山，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建国后出现的反党集团大头子。直到遵义会议才确立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在党的历史上，五代都坏了，你们不是看过《东方红》吗？一面是党旗，一面是毛泽东旗。　　

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今天。你们没有解放没有今天，你们也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一九四五年起仅用了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三次反党大集团了。第一次是高、饶集团（高岗，饶漱石），第二次是彭、黄、张、周（周小舟当时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彭、罗、陆、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　　

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我们也犯过幼稚病，犯过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把我们南方根据地丢掉了，还跑了一万多公里，就是长征。那时我们叫“教条主义”。就是不根据中国实际，专门抄书本，抄教条，抄外国的经验。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话就叫修正主义。第一任总书记是陈独秀，这个人后来是托派。后来好几届书记也都不行。所以跟你们也差不多。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过来的。现在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许多干部也是这样。　　

　1966年3月18日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籍的。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如果听了LD等的话，就不会有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础。中国早就发展资本主义，也就是回到半殖民地经济，也没有后来者可卖的国有企业和土地，私有化的矿山工厂，中国早就步入两极分化、任人魚肉的社会。也许早就步了苏联解体的后尘！毛泽东反潮流，首先在四九年三月在西北坡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全国解放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之后，毛泽东严厉批评说：“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五三年，毛泽东说：高级干部中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发言中不见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五七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2年,刘xx们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六二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刘，邓思想。十中全会上主席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周恩来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的讲话,1967.04.14]，毛泽东坚持反修防修，反对和平演变等。　　

　 　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没有毛主席的反潮流就沒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沒有新中国，就沒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敢于反潮流成就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塑造了他的光辉形象。

毛泽东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人民已经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1921～1945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中国革命，饱经苦难，血的教训，特别是经受两个三十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以及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亲身经历所证实。　　

中国人民饱经苦难才找到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然而，这一理论已经被当政者丢弃，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已被抛弃，人民面临新的抉择。　　

当代，在某些人那里“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人们早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会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处于历史交叉路口的中国已不可能再沿着原有道路继续发展下去了，当今中国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认为目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都在纷纷为即将到来的巨变做准备，准备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愿望重新改造中国。　　

我认为中国已到了新五四运动的前夕，各种思潮起伏，各个阶级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的较量已不可避免，再企图用道德说教、意识说教，发展说教、科学说教, 都已无济于事，新的较量和变革即将到来。丢掉毛泽东思想将失去党的根基和民心。　　

　2009-9-19　　　

马克思会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当代，在某些人那里“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人们早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我们看一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评论的。　　

恩格斯指出：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　　

弗恩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７日）,Vol.37,p446　　

恩格斯于　1890年8月5日　致康施米特（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 “……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观点。……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指出：“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 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 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 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 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 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他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队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杆杠；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指出：…北美唯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查亨凯里…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者②和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一句话，指责欧洲的经济学权威，说他们分裂社会和制造内战，因为他们证明了：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一种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立。他拚命驳斥他们，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证明，美国的“不成熟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是“正常的关系”。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