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论 荣辱论 矛盾论 实践论 创新论

和谐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一

赵居平

近几年来，“和谐”是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简直到了和谐中国无处不在的地步。正如同言必称希腊，我们现在是言必称和谐，什么和谐校园、和谐教育、和谐文化、和谐家园、和谐城市、和谐国家、和谐安全、和谐家庭、和谐民族、和谐改革、和谐开放、和谐赵村、和谐赵县、和谐赵市、和谐赵省、和谐中国……和谐就像钦差大臣满天飞一样，在中国的报刊上、电视上、书籍上比比皆是。给人的错觉就是，仿佛只要书本上、口头上格外地强调和谐，中国就真正地和谐了。

对于和谐中国，我当然是举双手赞成，并全身心地欢呼和向往的。和谐的画面是优美，和谐的风景是优美的，和谐的美女是优美，和谐的政治是优美的，和谐的经济是优美的，和谐的文化是优美的。何谓和谐，即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的恰到好处，具有所谓的中庸之道之美，既没有过犹不及的缺陷，也没有美中不足的遗憾，那里有的桃源中人的理想效果，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骗，没有差别，没有不和谐。和谐中国，那简直是比共产主义中国还要美好的理想境界，那是我们要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主义。

然而，妄想从古代中寻找和谐的正确含义，也不过缘木求鱼的幻想。孔夫子的和谐观，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便是人伦的天然秩序神圣不可侵犯，便是社会结构的牢不可破，便是剥削有理的等级制度，便是高低贵贱和男尊女卑的命运中国代代相传，便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便是满脸的温俭恭良让整个骨子里的却是吃人哲学……

从资本主义世界里寻找和谐的基因，更是痴心妄想，因为马克思就说过，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充满着肮脏的东西。同样，马克思还说过，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马克思的这句话，对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也并不过时的。其实，说我们改革开放时代也是八九不离十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肮脏无从跟资本有关，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也有蒙上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阴影。我们在一切向钱看的指导下书写了无数的人间罪恶，我们在厚钱薄情地发展着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让贪官污吏耀武扬威、骄奢淫逸、骄横跋扈，我们让黄、黑、赌泛滥成灾，我们让城乡差别、贫富差别、脑体差别一日千里，我们让官贪民卑，我们让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卖国主义、腐败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一切与党性原则、人民利益、国家情感相背离的各种落后主义空前盛行……我们虽然在嘴上提倡着和谐，其实我们是处处不和谐，处处不像话……

这两年的不和谐事件逐渐升级。原来还不过是步频发的矿难，虽然多出于人为，但也有天灾，随着事过境迁，随着不断重复， 人们在愤怒之后也就变得麻木了。明明知道还会有矿难的，但没有人会去防患于未然的。明明知道前面有危险，也没有人去未雨绸缪的。然而，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表明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民族，表明中国人并不是一群麻木不仁的人。因为极端的不和谐，被逼上梁山的人们也会联合起来反抗这个所谓的和谐中国的那些极不和谐阴暗部分的阴暗面，像石首事件、瓮安事件、通钢事件，还有黄汉杰、邓玉娇等的人反抗，都对建设和谐中国提供了最强大的榜样力量。和谐中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和谐中国只会在斗争和革命中得来。

要建设和谐中国，就要必然地破坏当今中国不和谐和社会秩序。

当今中国最不和谐的因素有哪些呢？

一是新三座大山。住房难、看病难和上学难，是当今弱势群体最大的社会问题。尽管有的人能够住上总统套房，尽管有的人可以去美国看病，尽管有的人可以一帆风顺地上完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博士后，然而，对于广大贫穷的中国人民的子弟而言，他们面对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面对就业难、创业难的时候，还是很让人揪心的。这三座大山，连同复辟的封建残余、资本交易、和平演变等旧三座大山，将把与小康生活无缘的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二是干群关系的蜕变。现在的干群关系，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鱼水关系，而是新官民关系，是狼和羊的关系，是官贪民贱的关系。估计位居党中央的领导可能还没有意识这一点，他们可　能真是　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们可能真的是把省级、市级、县级、乡级、村级干部想象得太好了。实际上，现在基层干部，简直不能用一个坏字形容的，他们真的坏得了不得的。最近，有这么几则小新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是有个教育局长在调任之前连夜调动了几百名教师，二是一个教育局长因为当面调戏一个女教师被拒绝竟然让校长停了女教师的课，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基层政权每天都发生着。我身边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一个县长在他离任之前就曾经调动了好几百个教师，有一个区委书记的女儿曾跟一个军人的妻子发生了口角，区委书记动了雷霆之怒就让公安局长马上把那个军人的妻子抓进了拘留所，因为那个军人也是团职干部，此事惊动了省委，才没有制造更大的冤假错案的。假如那个妻子不是军团干部的妻子，而是一个一般老百姓的妻子，他也许就会被陷害而死的。在我区，小一个科级干部犯事了，因为牵涉到更大的官，他被抓进拘留所的当夜就死了……

三是无论网友，还是普通老百姓最怨声载道的“挂羊头，卖狗肉”现象。这是当代中最大的不和谐，人人心知肚明，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曾经思索过：共产党不像共产党，党员不像党员，人民教师不像人民教师，人民干部不像人民干部，人民警察不像人民警察，人民医生不像人民医生，人民不像人民，家长不像家长，学生不像学生，青年不像青年，老人不像老人，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公仆不像公仆……整个社会就不和谐了。教育上的不和谐，文化上的不和谐，政治上的不和谐，军事上的不和谐，经济上的不和谐，正给中国的人情世故上演着许难心启齿的荒唐事件，像让我们曾经很寒心的徐力弑母、马加爵屠戮同学等；像作家乞跪、身体写作等；像法美英支持达赖、热比娅等；像南岛被困、中朝尴尬等；像美国反轮胎案、力拓案等……

和谐真的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不和谐也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当禽兽成为教师、医生、警察、领导等前面的定语的时候，当女字前面的定语是妓、超、快、干、骚等的时候，当母亲不像母亲、父亲不像父亲、爱人不像爱人、儿女不像儿女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是最不和谐的社会。无论我们嘴上说得多好，只要我们的中国到处都肮脏的行动，我们就不是和谐中国。

我曾经逛旧书滩，一个摆地摊的下岗工人就这样地发牢骚：“现在的社会在喝血，将来的社会也许要吃人肉馒头的。”下岗工人的文字素养并不低，他也知道谐音双关的修辞格的。把和谐理解成了喝血，也真是对和谐的最大讽刺。

一个靠着民脂民膏欺世盗名的社会肯定是不和谐，一个对富有者卑躬屈膝的社会肯定是不和谐的。

我们真的渴望和谐的中国，因为如今的中国是不和谐的。中国怎样才能和谐，便是无条件地继续全世界的作秀成果和新中国的优良传统，真正地改革开放，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真正地消除假恶丑，真正地摒弃剥削思想和剥削制度……此外，别无选择。

我们决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也不能嘴上一套行动上是另一套的。

但愿我们的和谐行动和理想，是能够经受住任何的历史考验的。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荣辱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二

赵居平

我一直觉得，胡总书记要比他以前的领导人有着更为务实的作风，有着自己的主见和思想的，他并没有按部就班地继续邓小平理论，而是做到了创新和发展。我的理由是，他没有一味地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没有一味地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中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他没有一味地不分青红皂白，不管黑猫白猫，不分美丑是非，不讲道德理想，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核心价值体系”。而且，因为胡总书记对于改革开放的校正，便出现了千古未有的深入民心的壮举，譬如取消农业税、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给予农民医保政策、给予下岗工人低保政策等，都在一定程度遏制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然而，他的这种校正，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改革开放长久以来所积累的巨大问题，他的和谐社会的期望，他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他的荣辱观的贯彻，还只是停留在口头和书面上，而在行动上推波助澜的仍然是整个腐败的社会风，还有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浓厚的自欺欺人、自私自利的活人哲学从中作祟，都不能让总书记的三大创新亮点发出应有尽有的万丈光芒。尤其所谓的荣辱观，更是适得其反地愈演愈烈地发展到让人难以理喻的讽刺势头上去了，那就是，所有的荣都被彻底地抛弃了，所有的辱都被无耻之尤地竞相效仿着。

有人愤慨地说，这是一个利令智昏、利欲熏心的时代，这是一个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时代，这是一个寡廉鲜耻、道德败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腐化堕落、死不改悔的时代。说的就是笑贫不笑娼、爱辱不爱荣，说的就是重利轻义、好色少情，说的就是喜新厌旧、敬富贱穷。仿佛大局已经如此，即令胡总书记要想改变现状，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有的人甚至说，即使毛主席复活了，也对这个精神世界极端丑恶的社会无可奈何的。

我们面对正是一个虽然有着鲜明的荣辱观，却在事实上是一个没有任何荣辱与共意识的时代。卖国者披着爱国的外衣大言不惭地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腐败分子披着公仆的外衣说：“我是替党说话，人民算个屁。”好色者披着廉洁的外衣说：“我喜欢女人，说明我尊重妇女，我和他们的鱼水关系说明我能够跟群众打成一片……”贪污受贿者披着改革的外衣说：“收钱不办事是腐败，我收钱办事是有良心的……”中国特色的事情，中国诡计的事态，中国算计的事体，总让一些不谙中国世故的外国人目瞪口呆。尤其是所谓的两点论、折衷论、调和论，更是混乱了荣辱观念，让整个社会变得是非颠倒、黑白颠倒、颠倒是非、不分青红皂白、混淆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美丑、不分良莠。当妓女没有任何羞耻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时候，当贪官没有任何恐惧感不以为过反以为功的时候，当禽兽人物疯狂寻欢作乐不以为非反以为是的时候，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耻辱的，早就没有什么约束和区分了。作为所谓的社会表率是如此，作为一般的人民群众，在整个社会的是非标准混乱不堪的时候，他们也只能随波逐流地同流合污了。

当革命可耻、反革命光荣的时候，当贫穷可耻、赚钱光荣的时候，当大家集体同情刘文采、周扒皮而鄙视和冷落刘文学、雷锋的时候，当姓资光荣姓社可耻的时候，当投机光荣受苦可耻的时候，我们再把光荣说得天花乱坠，再把耻辱说得遗臭万年，我们早被铜臭熏得势利之至的人啊，都清楚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对于仅有百年的人生而言，微言大义是毫无用处，唯一有用的便是所谓的见钱眼开的眼前利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把钱这个脏东西、丑东西、恶东西、坏东西，摆到高于国旗、国徽、国体之上的甚至超越宗教地位的神龛上的。这三十年里，中国人对于金钱的崇拜，不光超越了所有的中国历史，甚至奴颜婢膝地超越了上下五千年的世界历史。在剔除了阶级的虚伪后，在蜕变了无产阶级的先进后，便把对于金钱的崇拜狼图腾似地发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国家的上纲上线也对普通人对金钱的崇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达到势不可挡的趋势，无论孔雀东南飞，还是大江东去，都让曾经的红海洋变成了今天的黄海洋、蓝海洋、黑海洋，为了金钱、权力、女色，当代社会的精英们上演了人间五光十色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食色性也，酒色财气；拜金主义，享受第一”之类的人间荒诞剧。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那么允许一部分花天酒地的日子至少也要积聚一百年的时间的。既然如此，那么在急于求成的攫取财富后就争时行乐吧，像奴隶主一样地享受人生吧，像皇帝、国王、地主一样享受人生吧，像资产阶级一样地享受人生吧，房子占有得越多越多，女人占有得越多越好，公款占有得越多越好……用共产党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生命也是最富贵的，要对得最宝贵的生命，只有贪婪地占有和穷奢极欲的享受人生，哪怕是穷凶极恶的挥霍一空，也要比一无所有地牺牲成烈士强上十万八千里的。就这样，每一个人都在小圈子生活着，每一个所谓的当官的都想象要建立小圈子里一把手的伟业，在小圈子里当禽兽校长、禽兽县长、禽兽省长，在小圈子当土皇帝过一过广养二奶三奶四小蜜五情妇六娼妓的瘾……中国社会集体荣辱感的丧失，中国复辟的官员们也就是背叛了人民公仆精神的所谓的各级各类的领导们，要承担最大的责任的。因为大多数人过惯了以羞耻为荣以光荣为辱的日子，而且都发迹了二、三十年，所以区区一个胡总书记的号召也是无济于事是，因为大家都在犯法，因为大家都是无耻者，我是流氓我怕谁，是啊，不要说是总书记，就是上帝，就是孙大圣，又能把中国特色的坏蛋怎么样呢？朝廷的奸臣地里草的，永年永世锄不了，现在虽然有了杀草剂，虽然有了加强反腐但倡廉的党建决定，但是，草和奸臣的力量总是最强大的，因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不尽嘛。更何况，我们的这三十年，正像被一些权威人士和一些歌星吹捧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春天，整天都春风吹拂着。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爱美之心是有的，集中表现为爱美国和爱美人，然而，我们连美国的坏东西、坏人坏事也爱，连美人放的臭屁也爱，就有些违背天性和人性了。但我们没有羞耻之心，那就是出奇地违背天性和人性了。我们的见死不救，我们的一致举手通过，我们的集体同当落水狗，我们的同心同德的看客意识，我们群起而攻之的帮凶嘴脸……当然，我们有过一时的光荣，譬如六十年来，我们就有两弹一星精神，有抗洪精神，有抗非典、抗震救灾精神，但是，那些精神不会一直保持下去的，在时过境迁之后，就会变得虚无缥缈起来，根本很少有延续性的。如若不然，那么，如果我们一直高举两弹一星精神的人，说不定我们在这三十年里早就把航空母舰造出来了，早就登上月球了，早就跟美国一个水平了。但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如果我们真正把抗洪、抗震、抗非典的精神延续下来，我们早就取得了反腐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依然只顾着眼前利益，除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显示视死如归的光荣精神外，我们在别的时候一直是以耻为荣的。

古人说：知耻者勇。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耻，我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知耻呢。那就是反对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保持　鲁迅　先生的清醒，传承革命的火炬，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文明和优良作风，而不是封建糟粕、资本糟粕。我们真的不能邯郸学步的，尤其在改革开放的态度和心肠上。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矛盾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三

赵居平

世界充满着矛盾，人生充满着矛盾，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不人云亦云的人，他更是面临超越常人的数不清的矛盾，他的苦乐，他的孤独与寂寞，他的欢欣与痛苦，他的现实与理想，他的生活与事业，也许都交织在爱情还要纠缠不清、比亲情还要纠葛难解的焦头烂额里。对社会上不合理的一切，他必须去思考，去反抗，明明知道自己没有一呼百应的能力，却也不自量力、缺乏自知之明去挺身而出，去铤而走险，甚至把自己弄得很孤立无援，有时候，甚至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尽管如此，在庸俗的现实和崇高的理想苦苦挣扎的人，他们总会在矛盾的人世间书写出自己独一无二的独领风骚的历史来。

鲁迅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是剥削阶级的逆子贰臣，但要领着剥削阶级的薪水生活，来为无产阶级孺子牛作韧的战斗。他的内心也是痛苦的，几乎当时整个文化界的人都很不理解他，但是，他的文章，他的思想是不矛盾的，那就是对人民的爱，对剥削阶级的恨。他对于旧世界的批判，对于国民性的批判，甚至让他死后几十年的具有国民劣根性的人们仍然心怀不满，把他视为眼中钉。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话虽刺耳，但形象地揭露当代有些丧家的乏走狗的嚣张气焰。

毛泽东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一生做了无数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在临死的时候，他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蒋，二是文革。他没有说他打日本，没有说他分土地，没有说他推翻三座大山，没有说他打美国……他格外强调他的文革的重要性，那种重要性不要求他生前很少有人理解，就是他死后的三十年里，也很少有人真正地理解过。也许再过上三十年后，如果新中国变了颜色后，那么，全世界人民都会理解他的良药苦口的良苦用心，但是，中国人民却永远也理解不了的，因为他们揪住文革的辫子，几乎要毛主席全盘否定了。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一般的活人哲学，一个人只要把位子保住，就不应该巨大风险去干即将否定自己的傻事。毛主席应该像现在领导人那样小心谨慎地保持现状，保持革命而不搞文革继续革命的，可是他偏要那样做，哪怕把全世界和全中国的坏蛋全得罪光，他也要那样做。“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其实，在革命的态度上，毛主席从来也不矛盾的。

邓小平是一个很矛盾的人。邓小平并没有标新立异的开创自己的理论，他至死都在捍卫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世界上，在中国，邓小平都是对毛主席评价最高的人。他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把革命和改革并重，这是他矛盾的地方；他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时刻想着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是他矛盾的地方；他在交班的时候，既想坚持民主，不惜牺牲民主，这也是他矛盾的地方。然而，他的不矛盾，就在于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他分田到户的初衷是正确的，他作为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本色是不会变化的，所以，他虽然没有对腐败分子动真格的，但他对于人民的感情还是深厚的。与毛主席相比，当然他最缺乏的高瞻远瞩的预见性，他虽然能够感觉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不知道如何反腐败，因为反腐败的办法毛主席早就有，如果按照主席的指示反腐败，他担心要走回头路的。他的这矛盾和犹豫不决，就把他的接班人害苦了，因为大家都很矛盾，因为要反腐败，就要走回头路，所以也就只能反反停停越反越腐了，这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矛盾了。

我也是很矛盾的一个人。我爱革命，我也改革，我却因为革命而说改革的坏话。我爱毛主席，也爱邓小平，我却因为毛主席对邓小平也有怨言。我歌颂改革，也歌颂革命，但又因为革命的问题而对改革免不了言词激烈。我应该讨好地方当权派提高自己的生活待遇，但我却无法接近他们，更不要说同流合污了；我应该保持一贯歌功颂德的强调讴歌旋律和时代精神，可是，我忍不住要时不时地去怀旧的。就这样，我在我生存的小地方弄得四面楚歌，而我又外面的世界没有属于自己的大有作为的天地，所以，我充其量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我的矛盾，来源于一个失败文人的生不逢时。我虽然自称是一个文人，却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坛并没有发表多少文章；我虽然是一个失败的文人，却又老想着为生民立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儿；我虽然无官一身轻，却又耐不得寂寞，又常常说一些疯疯颠颠的话，说一些辛辣讽刺的文章。哪怕没有读者，哪怕没有市场，哪怕没有生的未来，我却抱着死有将来的态度勤奋地写作着。但我有一点是不矛盾的，我虽然幻想着有意外之财帮我买上一套安身立命的房子，但我对有钱人和钱的态度却是并不矛盾，那就是我是粪土当今有钱人的，当然，无论黄金、白银，还是铜钱，它们都是臭的，无论怎么臭美，也不会使我为它们吟上几句赞美诗，或者写上几篇赞美文章的。

很显然，我们现在正于一个异常矛盾的时代。我们想摆脱立国之本而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不光人民不答应，革命前辈和革命烈士的魂灵即共产主义不死的幽灵也不答应的；我们想跟美国人称兄道弟，作为先生作为霸主的美国是不会拿中国当兄弟国家看待的；我们想实现共同富裕以消除不和谐现象，可是贫富悬殊的差距越拉越大的现实已经激化了广大人民对腐败分子的仇恨情绪；我们想把我们的改革开放评价得比中国革命和建设高上不知多少倍，可是我们的人民的感情仍然倾注在革命的立场上。我们想和谐，社会却越来越和谐；我们想科学发展，危机却越来越多；我们想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却中国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占有量；我们想消除腐败，腐败却要消除我们；我们净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却是每况愈下……

作为一个执政党，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想让党和国家失去民心，都不想亡党亡国，可是却很找到预防丧失民心和防止亡党亡国的有效措施，这便是一个问题。好在只要我们能够发现问题，能够认识矛盾，我们就一定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也一定能够正确处理国内国外矛盾的。

在纪念新中国六十华诞时，我的心里真的很矛盾。今年，我写了四篇正面纪念新中国的文章，有两篇是《我爱你，我亲爱的祖国》、《祖国母亲，我是您永远的儿子》，都发在了校刊上。前一篇文章还被学生作为手抄报的内容，广为传抄。然而，我仍然写了这么多与主流媒体、观念完全不同的纪念文章，这也正是我的矛盾之处。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也学一些网友的样子，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喊出这样的纪念新中国六十华诞的口号：“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中国改革开放万岁！乌有之乡万岁！”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实践论　　

——六十年纪念之二十四

赵居平

前几年，我们在批判应试教育的时候，我们说应试教育重知识轻能力、重书本轻实践。相对于应试教育的重书本轻实践而言，素质教育似乎就应该轻书本重实践了。且不说轻书本的后果一定上不了大学，单说重实践又从何做起呢？现在政治空格外地轻视学生娃娃，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娃娃在学校里接受的红色教育，也许终其一生都没有实践的机会，因为他们在走上社会之后，看到的是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觉得教育在骗人，教师在骗人，明明社会做的是另一套，为什么在学校里要十几年如一日地教给他们在将来毫无意义的假道学呢？

既然学校里的教学与实践无关，那么，走向社会的实践自然就是变本加厉了，说破罐子破摔还是轻的，说走进变坏的死胡同也不过分。实践出真知，有个好爸爸比一个好文凭更重要，屈从权势比坚持真理更实惠，出卖肉体比坚守贞操更有效，写《白鹿原》、《废都》比写《平凡的世界》更能赚钱，走私比为公更有前途，走后门比走前后门更有希望……如此等等的实践，无一例外地总结出了实用主义的理论指导来。没有人指教，医生会拿红包了，法官个个都知道吃完被告吃原先，工商、税务工作夹横带走的吃拿卡要便成了寻常事，家长要向班主任送礼，入党做官要把头削尖往上爬，行贿受贿的生意兴隆起来了，任人为亲的关系网扩大化了，弱势群体边缘化了……学校里学的那一套理论，跟社会上的实践变得格格不入起来，遭遇了烽火戏诸侯的戏弄后，遭遇了狼来了戏弄后的中国学生，在走向社会上，原来学的东西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只会用最迅速有效、最庸俗世故的短视见识，开始急功近利地追求最大化的眼前利益了。

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从中国学生走向社会后完全叛变教育本身的客观事实看，改革开放时代的教育纯粹是失败的。因为一个只注重交易的社会，一个一心一意赚钱的时代，是不需要太多的知识，甚至是一点也不需要道德的。亡命之徒可以大发横财，刘项原来不读书，只要奸诈狡猾，赚钱的办法是大大地有的。

我们常常说，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我们还常常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些是不是真理呢？从实践出真知的角度看，也许是的。试想，那个拥有一百四十个多个情妇的家伙，在他显然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他一定想过，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加起来是八十一人，所以他做到超过皇帝的腐败水准。还有那个把二十多个情人请在一起召开庆功会的时候，他也想着要撑死自己的，他可能想象着要同二十个情妇一起色胆包天的壮观场面的……几乎所有的贪官，都实践贪财好色的古代精神出卖着国家利益出卖着党员灵魂出卖人格和国格，只把剥削阶级占有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

孔夫子学说的实践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导致了万马齐喑的两千年的黑暗的中国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尊者讳的“马屁精”，官本位奴才意识，等等的劣根性，无不在今天的中国有着很大市场。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什么，那就是中国革命是所向披靡的，是战无不胜的，是能一切反动派发抖的，是改造旧中国的国魂和民魂为新中国的伟大运动，没有这场革命，中国人的精神不要离现代精神十分遥远，简直不光有封建性很重的军阀流氓精神，还有西学渐进的洋奴精神的。蒋介石就是那种精神的杰出代表。我真的对蒋介石尊重不起来的，即使将来站在祖国统一的高度上，我也不会尊重蒋介石而丑化毛主席的，我觉得这是新中国后代最起码的道德立场。如果连蒋介石都值得尊重，那么那些中国历史上的独夫民贼们没有一个是不值得尊重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什么，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有功有过的，虽然从目前看来功远远大于过，但如果让过达到犹不及的地步，那么，改革开放的英名终有一天会毁于一旦的。唯利是图、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唯生产力论都是太绝对化的实践活动，如果一定要发展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那一步，贫富差别恶化成了无可逆转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就什么样可怕的后果都会出现的。改革开放的表面繁荣中有着无法掩饰的泡沫成分，改革的辉煌成就连带巨大的挑战和问题。当我们只实践假恶丑而逃避真善美的时候，当我们只实践假冒伪劣而丧失真才实学的时候，当我们只实践有钱能使鬼推磨而忘却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胸怀的其实不是改革开放的大志和全局，我们胸怀的只是个人主义的小肚鸡肠，我们所有实践活动无不打上了鼠目寸光的烙印。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有多长，我们一点也不清楚，难道说比原始社会还要长？故意模糊这个时间概念，就为先富起来的人理直气壮地胡作非为提供广阔的论持久战的活动前景。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从来都盲目发展的，瞎猫逮住死老鼠的结果虽然有着饱餐一顿的美梦成真的情况但也同时伴随着被毒死的另一种悲惨结局。无数不该有荒唐实践都证明，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改革开放在冒着巨大风险的时候，总是要同生伴生着成就和失误两个方面。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论，譬如科学发展观，譬如和谐理论，譬如正确的荣辱观和核心价值体系，虽然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实践，但比起以前的盲目瞎干来已经进步多了。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还有希望的，因为改革开放理论毕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地改进和发展的。

我们总是夸大其词地夸夸其谈地说，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最伟大最富强的时代，实际上未必如此。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伟大人物并且一定会出现伟大人物的时代，为此，我们还封了数不清的大师，后来的实践证明，那些所谓的大师都是假货，纵然被封成国宝级的大师，也是其实难符的。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历史，足够否定我们所有的专家的大师的。政治偏见也许有的，但才能平庸也是一个客观存在。除了经济上，我们在哪一个方面超越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划时代成就。这一点，可能连外国人也要承认。有些高明深刻清醒的外国人，即使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也是叹为观止的。

但愿未来的三十年证明，中国革命的红旗至少能够扛上一百多年，新中国红旗至少能够飘扬一百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至少能够走上六十年。如果实践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么历史就必将证明：中国革命是一场悲剧，新中国的命运是一场悲剧，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场悲剧。而避免悲剧命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身上，中国改革开放的责任无比重大。弄不好，新中国也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的。

所以，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实践活动都要慎重，我们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如果我们被眼前的胜利冲利昏了头脑，我们的盲目性的实践将要使我们成为千古罪人的。

错误是正确的先导，但不能一直错误下去；失败乃成功之母，但不能一直失败下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出真知，并不是相对一般人而言。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的天才人物手里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天才人物，我们热切着盼望毛主席、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个伟大人物的出现。没有伟大人出现的民族，是死亡的奴隶之邦；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时代，是可怜的平庸时代。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创新论　　

——六十纪念之二十五

赵居平

创新是我们这个忙忙碌碌的时代，这个人人喊累、人人喊瞎忙呗瞎混呗的时代最没有自知之明的发明，我们经常说这是一创新的时代，是新时代，新时期，是新发展，是新局面，是新生活，是新境界……尤其是最近以来，我们把中国创造提到了前所未闻的高度，仿佛一夜之间，中国由出口廉价商品就跃成了出口大宗商品乃至高端产品的大国，正所谓处女一夜之间变成了女人，这种变化也太大了吧？

我们曾经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点，改革的前十年还是不错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建国后的前十年一样，有着无可比拟的开拓创新精神。然而，仔细比较起来建国十年的创新精神，仍然要高于改革的前十年的。说得再远一些，建国的三十年，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无到有的创造，那就是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而改革的三十年的所谓创新不过是重复建设，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东西很少很少的。

建国前三十的创新纪录除奥林匹克外，没有一项是改革可以望其项背的。

新中国的抗美援朝的伟大精神，改革是不会有的。改革时代也经常受到美国、日本、南沙群岛周边国家的挑衅，但我们在所谓的自欺欺人的韬光养晦政策的指引，只会甘愿示弱，只会忍气吞声，好像学习的西方人的宽容精神，其实是忘记狼和羊的教训，更忘记了　东郭　先生的教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犯人的基本外交立场还是有的，没有是这种基本的是非标准，那就是一边是间谍外交，一　边是昏　君外交，譬如历史上商纣和苏妲己的外交，譬如吴越外交。如果拿不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气魄，我们在外交上的创新，军事上的创新简直是天方夜谭。前三十年，我们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反倒乖乖就范地跑到中国讨好来了。后三十年，我们对美国是事事相让，美国却是步步进逼，现在简直是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们却根本奈何不得。以前他们炸我大使馆，我们奈何不得；他们的飞机试探我领海深浅，我们奈何不得。这一次，美国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我们全力以赴地救狼救蛇，却仍然落得被咬死的农夫的下场，一旦苏醒过来的美国狼马上咬了我们一口，所谓的轮胎案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根本无法应对，我们在反对无效之后采取的方针也只能是“下不为例”，如果人家再接再厉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呀？我们总不能把创新的韬光养晦变成不创新的“独立自主”吧。当年苏联专家走了，我们仍然创造了两弹一星之类的奇迹；假如美国现在跟我们突然断交，我们可能就要大厦将倾了。这决不是杞人忧天！我们怕外国人的心理，我们领带外国人的心理，真是根深蒂固了。

提到三反、五反、土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有些人就咬牙切齿，恨不能把所有的革命家打到十八层地狱给阎王老子挖，另一方面，再套用柏杨的说法，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爱，简直爱得轰轰烈烈、亲亲热热、红红火火，巴不得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个个都上天骑到玉皇大帝头上盖琼楼玉宇。尽管如此，我有一个十分不解的问题，那就是在解放思想后的改革时代，我们人民三十年的改革热情为什么没能前三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热情高涨呢？我们精神空虚，道德低下，情操卑劣，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见死不救，我们损人利己，我们被增长、被发展，没有幸福的感觉，没有主人翁精神和意识，我们的仇富只是眼红和嫉妒，我们的恨穷只是心坏和伤感……我们没有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改革的洪流当中，我们常常只是一个旁观者或者坐享其成者……而前三十年的中国人，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主义精神惊天动地，他们的主人翁精神震古铄金，他们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精神震撼了世界、震撼了历史、震撼了人类，震撼了天地鬼神，震撼了人间万物……他们战天斗地的精神，他们亘古绝今的精神，都是以前的人和以后的人难以想象的。那是一个人人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时代，那是一个人人都为社会主义祖国增添荣誉的时代，那是一个人人都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流血流汗的时代，那是一个没有寄生虫的时代，那是一个没有懒汉的时代，那是一个又红又专的时代，那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和劳模辈出的时代，像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那样的时代典型改革开放时代可以说一个也没有的。相反，改革开放时代只多了一些寄生虫，只多了一些懒汉，只多了一些剥削阶级……干大事、干革命必须要有集体主义精神，盘算小九九的个人利益只能古代社会的君子和小人融合的中庸之道，暂时有效，但不会持久的，因为那从本质上不过是老一套，根本算不上什么创新的。

改革开放最大的创新，就是创造自打嘴巴地创造中国共产党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的伪历史。饿死了三千万，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就是今天十三亿人的中国，每年出生不了三千万的。如果饿死三千万，再病死三千万，老死三千万，交通、矿难、工伤、谋杀死亡上三千万，那么，在那个特殊一半年里，“六亿神神州尽舜尧”便损伤了一亿多，中国又回到了“人民五亿不团圆”的黑暗时期。据我估计，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那样的年景基本上不生育的，因为人们连吃饭的精神都没有，更别说天性也。如果按照伪专家论证的三千万数字演绎下去，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前三十年简直真的暗无天日了，因为连最反动最腐朽的国民党的二十二年都能把“四万万同胎”发展到“五亿不团圆的人民”的。而那期间，光烈士就牺牲了两千万，那非烈士又死了多少呢？被日本鬼子和美国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辜百姓又有多少呢？伪专家和伪作家去想象这个数字，因为他们的兴趣不在于颂扬中国共产党的功劳；他们在兴趣在于揭中国共产党的短，在于丑化和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在伪专家、伪作家的笔下，前三十年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时代，是一个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希望、只有灾难和恐怖的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可是，这种拙劣的描述，这种荒诞的结论，后人信吗？世界信吗？历史信吗？我们最大的创新是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我们说中国崛起了，说得时候仿佛中国崛起还是改革的功劳，其实中国早在六十年前就崛起了，因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那一代人早就让中国崛起了，把别人的功劳张冠李戴地霸占到自己的头上，还沾沾自喜，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们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太平盛世，我们说我们已经接近一些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国家可以称为经济强国和大国了，我们称我们已经是小康社会了，我们称我们是和谐社会了……我们简直还要说我们比杨贵妃还要美，比白雪公主还要可爱……

创新不是靠着说假话三人成虎地成就起来的。我向来对我们国家统计数字持怀疑的态度，那其实是最骗人的把戏。当我知道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不是改革的光荣而是文革的光荣的时候，当我知道王选的激光印刷术也跟文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我真的对我们国家新时期的创新纪录感到莫大的悲哀。863计划都执行了二十多年了，我们仍然没有傲示世界的科学成就。毛主席的两弹一星从计划到实现只有区区的十三、四年，就让全世界人民欢欣鼓舞，让帝国主义国家胆战心惊。只许极其简要的比较，我们就知道，后三十年跟前三十年比，简直什么创新都没有的，不光政治制度倒退了，文化精神倒退了，教育思维能力倒退了，军事实力倒退了，外交尊严倒退了……在经济上我们好像没有倒退，但仍将处于长期的探索时期，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还有着很大的差距的。在经济上，我们连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还没有实现呢。我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差距还很大呢。当去年的5·12地震，四川震倒的是砖房，甘肃震倒的土房，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我们就知道中国死亡的死亡和毁灭的差别都那么大，更不用说活着的人差别有多大了。我们没有减少差别，而是扩大了比阶级斗争和反右斗争还要扩大化的差别，能说我们在创新吗？

建几座高楼说明不了什么创新，因为秦始皇的阿房宫是后人再也无法复制出来；办几座廉价的工作也说明不了什么创新，分田到房也不是什么创新，私营企业更不是什么创新……当然，我也不把改革开放的创新实绩一笔抹杀的，那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了。应该说，三峡工程还是有着创新的意味的，毕竟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吗？还有，央视大楼和水立方、鸟巢等也是创新，因为那里边毕竟凝含了原始社会的生殖器崇拜元素，对于近两千年来只许皇权荒淫无耻而一般老百姓只能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人来说，自然有着拨乱反正、拨开云雾见天日的返老还童、返祖归真的欢喜的；对于复兴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的人们而言，那也有着东西碰撞的不谋而合的的皆大欢喜的。当然，特别是的创新，我们也是不能否认的，特别是被增长、被发展、被繁荣、被富裕、被幸福、被民主、被自由、被平等、被博爱、被服务、被剥削、被压迫、被欺骗后，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唉，我们只有把主人翁精神转变成小市民和农民意识，才能适应官贪纪贱的社会需要，决不能当刁民的。跟以前的从奴隶到将军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从主人变奴仆，人家从公仆变官老爷，这也算是创新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当主持人和发言人在说不下去的时候，或者说得正精彩的时候，总会说，就这样吧。唉，我也只好就这样地创新了。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