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害是扼杀继续革命

一、共产党人信仰唯物史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二、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包括哪些内容
三、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真正的革命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
四、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理论划时代的实践
五、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是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毛泽东是怎样纠正这些问题的？
六、毛泽东和xxx
七、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一）共产党人信仰唯物史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20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唯物史观，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规律，提出打破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距离现在200年了，他们不可能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更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会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发动了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活了七、八年，没有更多的时间提供给他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复辟。但是，伟大的列宁依然提出了：“资产阶级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阶级就依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苏维埃机关职员也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可是，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红军，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包围和进攻之后，很快建立起了同苏维埃政权性质相悖离的官僚统治体制，严重脱离群众，丧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斯大林没有意识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而导致苏共党内出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苏联。为什么号称世界第二个超级大国苏联，只成活了76年就断送了呢？原因就在于没有继续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否定继续革命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复辟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惨痛教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经历长期艰苦曲折的，以武装斗争为主体的革命实践，取得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早在建国之前，他就提出“全党要警惕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倒”的警告。他要求全党接受《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教训。他要求全党尤其党的高层领导“进京赶考，要取得合格证书”。新中国建立之后，他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继续革命。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环境中，对新的革命使命，进行了不断思考和新的革命实践；对新民主义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的建立、建设和革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述；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国内和国际的阶级分析；对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包围和封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新形势，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不断揭露批判和斗争。毛泽东的革命认识和实践，再认识再实践，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进行了气势磅薄的，轰轰烈烈的，有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反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伟大实践。他老人家为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殚精竭虑，夙夜匪夷，他希望“一声鸡唱，起万怪烟消云散”。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伟大实践，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长河中，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里程碑。他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他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的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他又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二）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包括那些内容呢？

①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阶级、阶级斗争；
②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③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④无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⑤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开展社会主义大民主，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运用“斗、批、改”和“斗私，批修”的方法，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权；
⑥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取得人民的谅解和重新信任，依然可以参加革命队伍；
⑦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等等。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实践，总结出正确的继续革命理论。他逝世三十三年之后人们才深切地懂得了这一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意义。一群社会主义革命的叛徒和阶级异己分子，出于阶级本性，他们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面前，惊慌万状，无比仇恨。他们处心积虑，阴一套阳一套，时而伪装欺骗，时而明火执杖，千方百计否定、扼杀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历来如此，在三十年前抛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在这一心理状态和政治需要下出笼的阴谋。在阴谋出笼之前，他们先搞了一个批“两个凡是”，说“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等等。他们利用善良人们的一般良知，先入为主，抢先一步否定毛泽东在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中的崇高威望。在此期间，他们又利用善良人们的好奇心，有意无意采取种种俾劣手段，包藏祸心地大肆释放出针对毛泽东的流言蜚语，进一步在毛泽东脸上抹灰。揣着阴谋和黑心的政治骗子们，窥测到时机已经成熟，以解放思想为旗号，出笼了“唯一标准”这样一篇偷换概念的“好”文章。这篇“好”的文章出笼，一是扼杀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二是为骗子们复辟资本主义贩卖各种“理论”和“思想”铺平道路。拉大旗做虎皮是修正主义者一贯政治伎俩和阴谋手段。

（三）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真正的革命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

早在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二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断，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他又说：“共产主义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1945年6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的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建国后，1951年12月，他针对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路线，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指示全党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952年6月，他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重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选5卷65页）。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1952年9月2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传》2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53年6月，他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说：“确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说法是有害的”。又说：“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沏底埋葬的一场革命”（毛选5卷82页）。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7年2月，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详细的论述。他说：“被推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解决”。毛泽东强调“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他们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指出“最主要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紧接着，他发动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到“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毛选5卷，43页）。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在批判右派分子方向错误时，他第一次提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这个理论概念，并且提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他第一次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政治路线的观点。他又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传》255页)。毛泽东讲的“有人，”当然不是一般的党员和干部，更不是平民百姓。正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紧要关头之时，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一年四个月，毛泽东忙于纠正1960年刮起的“共产风”，在刮“共产风”中，毛泽东看到了农村问题严重，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这种现象，成为他以后发动“四清”运动的重要起因。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插话，他认为全国县、社、队有20%是坏的。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原本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等，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后来，他又改了过来，说第三类人是内部矛盾。1961年1月，毛泽东对全国党政干部制定了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年3月在广州，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xxx、彭真、陈伯达等人。他说：“反革命复辟掌权，这是一个经验教训。”这一年九月，毛泽东同志在庐山游览了含鄱口、仙人洞等名胜。九月九日，他赋诗一首：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九月十六日，他又书写李白诗句赠送庐山管理局的党委诸同志。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从这二首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一种精神。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在太湖之滨无锡，找江渭清、曾希圣汇报时，对他们说：“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他明确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8月2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他说：“问题是反映在国内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会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8月5日，他找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华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同的”。8月6日下午，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上，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政府’。这是个基本问题”。8月11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当刘少奇，xxx都讲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阶级、阶级斗争时，毛泽东插话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政治论断。8月13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彭真作了发言,xxx再次做检讨。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几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论法，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毛泽东最早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问题。8月17日，在中央小组会议上，李先念讲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8月20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他又讲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8月24日，在毛泽东主持全会上，他又说：“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在谈到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时，他说：“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形成的。党本身同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壮大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明确完整表述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并提出：“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从此之后，“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一路线的延伸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中苏分岐加剧。当时的形势是：东防美国的战略包围，台、澎、金、马窜扰危险加大；南拒美国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逼近国门，印度扩张主义乘机侵犯；西平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支持煽动新疆伊犁地区闹事和西藏叛乱；北抗北极熊联合美国直接入侵，对我施行有限核打击。1962年、1963年不是太平年。毛泽东强调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严峻，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形势推动下形成的。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密切注视美国和苏联以及追随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敌对势力。1964年8月2日和4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弯事件”，以此借口在8月5日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跨过它自己宣布的“战争边缘”，战火烧向中国。中国政府8月6日发表声明，对美国侵略行径提出警告。形势突然变化，毛泽东放弃了他沿黄河考察的计划。在《声明》稿上，他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8月12日，毛泽东批准了总参谋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要求专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组织专家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1964年毛泽东观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大比武汇报表演。这以后，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战略问题作出一系列部署，毛泽东把防止国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了。与此同时，苏联人公开扬言要毛泽东下台。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了，正当全世界公众的目光一齐投向莫斯科时，毛泽东却用另一个目标震动世界的消息，将全球目光，又引到了中国方面来。中国起爆了原子弹。一个“下台”，一个“上天”，形成针锋相对的世界性政治新闻。196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来临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面对新的情况，作出了派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试图改善和重建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苏联态度冷谈，勃列日涅夫委婉地拒绝了周恩来要在庆祝大会上致辞的要求。在十月革命节正式典礼的那一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华反毛泽东事件。在招待会上，周恩来正在祝酒时，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着周恩来迎面而来，说：“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周恩来装着没有听见绕开了，可马林诺夫斯基又直冲着周恩来说：“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对他说：“我不懂你说的话”。这位元帅又大喊大叫：“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周恩来找了勃列日涅夫，向苏联党和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苏方加以澄清，公开认错。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它领导人当即向中国代表团赔礼道歉，并再三声明马林诺夫斯基的言论是他个人的，不代表苏联党和政府。中国代表团提前结束访问回国。毛泽东面对美、苏两国咄咄逼人的强大压力和挑战，联系结合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发展，决心发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发动亿万人民群众，通过揭露帝修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阴谋，提高全党全民政治警惕性，铲除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党内、政府内代理人以及它们的社会基础。毛泽东依靠人民，重新整合，建立新的阶级队伍，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同敌对势力较量，从而既粉碎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进攻又防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鉴于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4月4日河北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省委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核心是阶级、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尤其对党的高级干部无时不在进行这一阐述和教育。196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9日，毛泽东在转发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村料》时，写下1300多字的批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意义，他是这样写的：“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1963年11月在全国宣讲农村工作“双十条”。1964年1月，他在审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批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同刘少奇的矛盾逐步扩大，逐步公开化。196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刘少奇坚持“四不清”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四不清”的性质是反社会主义。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争论的焦点是“四不清”的性质问题。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王光美搞的那个《桃园经验》。他认为刘少奇搞的那一套是形左实右。放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击了一大片。薄一波在他的回忆中说：“党的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岐，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刘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65年12月，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的政府报告中，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然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是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一段话反映了毛泽东的世界观、历史观，也证明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偶然性的，不是什么“错误的发动”。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以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是什么“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理论”、“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路线”、“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等等，这些不顾历史事实，又不肯读书看报或者没有读懂马列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地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归根到底是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的灵魂。

他们反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要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要一边倒向美国。中国的现状难道不是一个铁的事实吗？

（四）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理论划时代的实践。

1965年1月党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的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提起。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包括党的高层领导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连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年五月,他重新登上井冈山。当他看到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

犹记当年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党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湖南省社教运动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四清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毛泽东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1965年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插话)。1965年11月15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亲自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他指出要害是“罢官”。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在党的上层引起政治上的紧张气氛。随着《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全国范围内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速升温，但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不赞成这样的政治批判，并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966年2月初，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的提纲，文革中称之为《二月提纲》。这个《提纲》主张学术讨论要置于党中央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提纲同毛泽东的意图南辕北辙。与此同时，江青得到林彪的同意，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整理出一份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认为，“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岐。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这表明一个全局性的重大部署已在毛泽东胸中酝酿成熟。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很多话，他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从会议厅出来，吴冷西对周恩来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周恩来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冷饭店，彭真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是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吴冷西《忆毛主席》）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5月16日，发表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通知》决定撤销原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认真尖锐的批判。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1966年5月5日，他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时谈话中，把他这种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他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又说：“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1966年6月1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时毛泽东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包括党的领导高层，都还远远不够，不足以解决中国出修正主义问题，他决心要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要形成这样的形势，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恰好在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杭州看到了《红旗》杂志社编的和《光明日报》总编室编的《文革简报》中，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张报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立刻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就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秩序，达到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1966年8月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做了重大调整。毛泽东同志接着采取果断有力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冲击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通过革命的、社会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实践，在神州大地气势磅礴地开展起来。现在，我们来看看在四十三年前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的人，受批判的人，对照四十三年后今天的中国现状，就什么都清楚了。除非你是一个失聪的人，除非你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被打倒的那个阶级的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浩劫呢，还是十分必要、十分及时？是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还是所谓的“错误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罪吗？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复辟资本主义的人你有功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应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态度坚决、实事求是的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观察中国现状，必须运用无产阶级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立场、方法才能看得清楚。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观察，你必然看不见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现实，或者看见了也不敢承认，你能看见的只能是“华尔街繁荣景象”和“巴黎的夜来香”。文化大革命曲曲折折进行了十年，这十年比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要伟大得多。没有这十年继续革命“全面内战”的大演练，哪会有今天的亿万个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它的伟大意义在于捍卫了中国人民近百年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果实，悍卫了为此牺牲千百万烈士的荣誉和尊严。不使中国人民重新走上受压迫、受剥削的黑暗惨痛的旧社会中去。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宝贵的尝试和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感谢毛泽东。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感谢毛泽东，感谢中国人民。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 赛奇说：“无论在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世界中，任何一个不戴‘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我们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位美国人最后说：“否定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困局的症结”。一个外国人都看得如此透彻，一部份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呢！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那些人，你们究意是什么“货色”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五）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是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毛泽东是怎样纠正这些问题的？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王任重日记1966年6月 11日）。6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杭州途径南昌,他在火车上接见江西省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方志纯《我与毛泽东的交往》）。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的政变经），我总觉得不妥。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是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在文革初期他同林彪就有分岐。这种分岐贯穿在文革的全过程，最终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而告终。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工作由刘少奇、xxx主持。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他对发动文革的想法和做法，和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邓截然不同。他连续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并看了北大、清华、等几所大学的简报，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毛泽东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到毛泽东回到北京时，学校已形成支持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群众激烈对立的局面。支持工作组的学生红卫兵大多由高干子弟组成，他们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他们成立“联动”组织，上街横扫“四旧”，大抓牛鬼蛇神，大搞乱批乱斗，抄家、带高帽、游街盛行一时。他们不准反对工作组一派师生革命，说他们是“黑五类”、“臭老九”。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鉴于刘少奇利用派工作组镇压革命师生的错误做法，党中央领导层作了重大组织变动。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是在这个会议上发出的。毛泽东在大字报中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左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16条》早就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来自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社会习惯势力”。走资派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互相勾结一拍即合，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贯穿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打击支持文化革命的高级干部，或残酷镇压革命群众，支一派打一派，挑起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武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干扰破坏在文革中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拒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各据一方称王称霸，骄兵悍将尾大不掉，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左右逢源，拼死命维护和扩大他们的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派还在“走”就是对他们的绝好写照。

还有一个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官高爵显雄霸一方，形成封建割据。毛泽东说他们官当大了，薪水高了，还有公务员，动不动就骂人，严重脱离群众，同群众对立，甚至镇压群众，比资本家还厉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许世友、韦国清、韩先楚、陈锡联、黄永胜、陈再道都镇压过军内外革命群众，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镇压手段之残酷，骇人听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意然向群众开枪。毛泽东后来说：这些人，专批别人，人家批他们一句都不行，像挖他三代祖坟，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1967年4月6月，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不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能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6条》也强调：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要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但是，刘少奇通过派工作组搞形‘左’实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林彪却要把文化大革命“弄得天翻地覆，大搅大闹，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觉，无产阶级也睡不觉”。最后篡党夺权断戟沉沙。江青则野心勃勃意在“红都女皇”。还有的人韬光养晦，利用毛泽东对他的支持和信任，欺骗人民，大搞整顿，大搞翻案，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复辟，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期间，在首都北京制造了一个“天安门事件”，不惜以“性质变了”的政治事件来达到翻案目的。毛泽东逝世之后，借粉碎“四人帮”之机，又导演了一出废黜汉献帝的政治悲剧。1989年6月4日，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动用大批人民解放军，开动坦克向大学生、中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开枪镇压，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武力镇压人民的先河。四十三年后的今天，什么都大白于天下了，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真面目暴露得淋漓尽致！毛泽东说得好：“中国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六）毛泽东和xxx。

毛泽东对xxx是信任和支持的。历史上的不说了。文革期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打倒xxx的意图。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xxx都做了检讨。他看了小平的检讨之后，作了以下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966年10月23日对xxx发言稿的批语）。毛泽东叮嘱：“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常委时，毛泽东提议把xxx由原来的第七位推前第四位，即毛、林、周、邓。由于江青极力反对，才改为第六位，在陶铸、陈伯达之后，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之前。在文革十年中，毛泽东多次讲xxx的好话。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又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王力反思录116页）。再比如，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xxx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说了这个问题。他说：“xxx，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xxx讲几句好话”。1973年2月，在江西呆了三年多的xxx接到中央要他回北京的通知。xxx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回忆xxx》中央文献出版社）”。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xxx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4月12日，xxx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参加了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隆重晚宴。1973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军委会议成员时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xxx。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不要这个名议，那就当个总参谋长吧。”1974年，由毛泽东提议，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xxx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对xxx虽然信任和支持他工作，但他不能容忍xxx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直至1975年11月，毛泽东还说：“开会就是帮助他（xxx）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毛远新笔记）。同年，毛泽东还要xxx主持写个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以此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又可以给xxx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他还定了口径，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可是，xxx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婉言拒绝了。这使毛泽东十分失望（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邓榕在《我的父亲xxx》一书中也说：“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专为讨论对文化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xxx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一是让xxx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xxx一个机会，让xxx改变观点。毛泽东对xxx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邓榕又说：“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xxx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xxx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一再留情，是希望xxx能够做出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在毛泽东这样殷切地期望下，xxx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榕也说：“xxx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坚持的最后原则”。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的现状，正如唐代骆宾王说的那样，“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毛泽东同xxx的分岐，也正如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了的那样，属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的个人昧力和他对xxx的感情和期盼，更是令人为之震憾和缅怀。毛泽东和xxx都将被载入史册，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熟是熟非，历史和人民自会有评说和公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真理还是谬误，历史和人民自会有正确的评价和定论。

（七）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革命。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害在于不许继续革命，扼杀继续革命。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敢于廓清自己的糊涂认识和错误思路，迅速回到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上来。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革命实践，是扼杀不了的，虽然经历了巨大坎坷和挫折，甚至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然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一定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团结一致，继续前进！团结起来，争取反复辟斗争的伟大胜利！

郭沫若说得好：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天垮不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迎东风革命红旗展，乾坤赤。

二00九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