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80)2009-07-27

网络时政文摘（80)2009-07-27

中国楼市泡沫能吹多大？业内预测或突然崩溃
选择性公示财产　反贪腐难有突破
贾樟柯为下岗工人讨尊重 他们被市场化牺牲了

中国楼市泡沫能吹多大？业内预测或突然崩溃
北京电视台    2009-07-26 14:27:51

全球经济复苏聚焦在中国，中国经济聚焦在股市和楼市，刚性需求会带给北京房价什么？答案是复苏泡沫。复苏泡沫已经来临，这个泡沫是如何吹起的？泡沫会吹多大？泡沫的结局是什么？

　　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财经5连发》主持人长盛邀请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楼市》杂志董事长蔡鸿岩、链家地产副总经理祁世钊详细分析。

　　复苏泡沫来临

　　金岩石认为，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恐惧中积极地参与，每一个人都在臭骂当中成为泡沫的鼓吹者。7月9日国金证券的中期报告会上，金岩石和他的团队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复苏泡沫难以避免。换句话讲，泡沫是在复苏的路上必须要见到的一种景象。

　　对于当前的复苏泡沫，金岩石把中国和60年代的日本做了一个横向比较。现在全球经济复苏把聚焦点聚焦到中国，同时中国经济又显示了一个健康的政策支持，这类似于60年代的日本。

　　当60年代全球经济寻找下一个增长点的时候，它吹起了日本经济的泡沫，两大超级泡沫在日本被吹起，一个是股市泡沫、一个是楼市泡沫。日本股市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末，持续上涨最终总市值超过了美国、英国、德国之和。楼市方面，东京的房价导致一个东京可以买两个美国。那么后来日本经济发生了什么呢？泡沫惨烈地破灭。

　　在这个泡沫吹起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两种刚性需求，一个是投资的刚性需求、一个是需求的刚性需求。投资的刚性需求必然推动泡沫，但是当这个刚性需求瞬间消失的时候，消费的刚性需求才能在一片狼藉当中寻找新的平衡点。

　　那么这两种刚性需求的哪一个在影响我们现在的楼市呢？金岩石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消费者在无意识地把自己的消费需求变成了投资需求，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接受一个房价的时候，他并没有真正把房子当成消费品，而是把盈利预期放进来了。金岩石说，当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的主要房子是毛坯房的时候，它就不是消费品，因为作为消费品的房是要戴着白手套验房的，而投资品的房是戴着白口罩验房的。所以当中国大多数投资人，拿着钥匙，戴着白口罩验房的时候，他就不是消费者，而是一个投资者。

　　泡沫是如何被吹起的？

　　金岩石认为货币投放和信贷投放产生了两大预期：复苏预期和通胀预期，这两个预期开始推动超级泡沫。他分析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很明显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不可能出现一个逆转，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泡沫在酝酿当中被步步推高。

　　那么事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祁世钊给出了实例分析。4月份以前楼市基本上还是以刚性需求为主，这个刚性需求怎么判断出来的呢？在二手房交易中特别典型的就是说它有明确的诉求，比如孩子上学或者说结婚用房等等。但是5月份以后，改善性需求的比例逐渐增大，5月份的时候大概占了30%，到6月份的时候已经到了50%。

　　祁世钊表示这个比例的变化虽然不能确定投资性需求在上涨，但是他们跟很多客户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发现，从6月份开始很多客户在买房时都表达出对未来货币贬值的恐惧，所以可以确定的是，购买固定资产来抵御通胀的需求是上涨了。

　　蔡鸿岩总结经济泡沫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股地拉车”，所谓“股地”就是指股市和楼市，股拉地、地拉股，二者互相抬高，加上我们资本市场跟房地产现在关联性已经非常强了，很多以前做其它实业的现在全都改做房地产了。

　　蔡鸿岩表示他最担心的是这样一个过快上涨以及泡沫的滋生之后会引发很多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他认为这个泡沫吹大了之后，我们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会进一步加大，这个潮流过去之后，有钱的会更有钱，没钱的就更没钱。

　　超级泡沫刚刚开始？

　　人口数量直接关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但3到4亿的人口预期是否过于夸张？对此，金岩石运用类比分析佐证了自己的预期：整个日本1.4亿人口，大东京占比 28%，也就是说一个大东京几乎占到了一个国家人口的30%。所有的亚洲国家几乎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就是一个或两个超级都市的人口能够占到一个国家总人口的1/3。金岩石认为，按照这个人口分布规律，在未来十年当中，中国的两大超级都市北京和上海将有6 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3，3到4亿人在大北京，2到3亿人在大上海。

　　金岩石进一步指出，现在为了抵抗金融危机，我们加大了铁路公路基建的建设，铁路公路基建的建设一定是以现有的交通网络延伸的，这本身就是在制造城市，而不是在分流城市，所以超级城市一定会出现。如果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划分两个阶段的话，今天城市化刚刚开始。这意味着未来世界都市模式现在刚刚起步，我们今天的超级泡沫才刚刚开始。

　　祁世钊并不同意金岩石的说法，他认为在日本大东京的确占据了整个日本百分之三十的人口，但日本的房价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他认为，未来10年北京无论是变成一个5000万的大都市、还是人口3到4亿的大北京，房地产作为一个固定资产，跟一个国家的GDP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日本正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吹出超级泡沫，才会有连续数年的房地产下跌。

　　金岩石同意祁世钊的表述，但他指出，超级泡沫恰恰是在人口涌入的阶段形成的。一旦人口涌入完毕、城市化结束，甚至是在城市化超过60%的时候，这个超级泡沫就突然间崩溃，房地产市场趋于平衡，但这个平衡的前提是人口流动的平衡。而且这个平衡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吹高了、破灭了然后回归理性，还有一种是小步慢慢走、一步一步地走到平衡点。

　　对此蔡鸿岩表示中国13亿人口基数的现实，使得中国跟日本乃至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类比。

 东方日报：选择性公示财产　反贪腐难有突破

内地官场贪风日盛，民怨不断加剧，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刻不容缓。有关政策能否推出、如何执行，已成为检验当局反贪腐决心的试金石。然而，这一全国百姓拭目以待的「阳光政策」却遇到种种阻力，迟迟未能出台。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一份刊物上周刊登署名文章，一方面承认官员家庭财产等讯息很可能牵涉公共利益，不属个人隐私，应公诸于众；但另一方面又提出「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理由是这些官员相对年轻、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此举可令他们「接受新的清廉的官场文化和规则，给群众以全新的形象」。

文章还列举先让新官公示财产的三大好处：绝大多数官员目前不用公开财产，可令官员队伍比较稳定，大大减少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新官要更上一层楼，公开财产和接受监督理所当然；民众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期盼已久，迈出这样一步，他们一定会欢迎。

如果文章代表官方立场的话，无疑令民众大失所望。官员财产公开，是一项面向所有公职人员的制度设计，不存在「先来后到」的区别，更不能「选择性公开」。新官要以先公示财产的方式来「学习清廉官场规则」，旧官则可以站在一边看热闹，甚至继续以权谋私，这样的选择性公示财产有违公平，流于形式，效果成疑，旨在迴避矛盾，是对百姓彻头彻尾的愚弄。

阳光政策 举步维艰

「阳光政策」的推行一直困难重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至今仍是只闻楼梯响。中纪委、监察部官员不久前仍声称，目前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继续研究。

当局一直以技术手段未成熟为由，拖延政策出台。然而，社会舆论和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条件早已成熟，只不过是官员的财产有太多「不能说的秘密」，当局担心贸然推出会触发政治动盪。

事实上，最大的阻力来自官员本身。一位多次提议就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全国人大代表曾作过调查，发现受访官员中有九成七持反对意见。为官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公开财产是官员的义务，没有接受公共监督的意识，这正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毫无寸进、举步维艰的关键所在。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贪腐的最有效机制之一，透过公开官员财产，实现公民权利对官员权力的监督，既是国际惯例，也是中国实现真正民主与法治的需要。选择性让新官率先公示财产，显然与现代政治文明和国民的期待背道而驰。

公职人员食民俸禄，权力由人民赋予，既有服务民众的义务，同样有接受民众监督的义务。在这场涉及官员财产申报的博弈中，民众坚决支持，官员绝大多数反对，这种壁垒分明的状况，无疑是对「执政为民」理念的极大讽刺。当局若等閒视之，官民之间的鸿沟只会愈来愈深，甚至可能动摇国本。

贾樟柯为下岗工人讨尊重 他们被市场化牺牲了
明报    2009-07-26

中国内地导演贾樟柯新片《二十四城记》近日退出墨尔本电影节，抗议主办单位邀请涉嫌跟月初新疆骚乱有关者参与影展。其实他退出的原因，与其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新作的精神同出一辙。在疆独和改革开放的背后，贾导最关心的，始终是对每个人的尊重。《二十四城记》今年公映，今次他趁书展，来港宣传由电影采访笔记整理而成的新书《中国工人访谈录》。22日墨尔本电影节主办单位公布，包括贾樟柯作品在内的3出中国导演电影将退出。贾樟柯解释，退出主因是影展播放以被称为「疆独之母」热比娅为主角的纪录片，而且更邀请她出席多项宣传活动。贾说，这会伤害月初新疆骚乱中死去的200多名平民的尊严﹕「我不熟悉新疆历史，但暴力事件才过去两周，是不是应该小心些，不要让自己无意识的行为玷污死去的人们。」

贾导说话一贯温文，言必尊重，他说﹕「我们现在嘴里常说平等、自由、尊重，但日常生活不见得都做到出来。」他由2006年开始拍摄的《二十四城记》，就是关于由计划经济走到市场化中被牺牲的工人，想表达对他们的关注和个人经历的尊重。

二十四城是四川成都一个超大型楼盘的名称，旧址自1958年起便是420军工厂，后来成为成都发动机集团。「以前的工厂跟现在不同，不止有雇佣关系，还提供医疗、住宿、学校，工人全家生老病死都在里面，对工厂感情投入很多。最高峰时曾有10万人生活在那里，但工厂1年就拆掉了。」贾导说的也许是近年香港也流行的集体回忆，更重要的是社会对这些工人的尊重。

「以前工人工资高，福利好，受人尊重，也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领导阶级。但90年代起，大量工人下岗了，有些才30多岁。他们教育和技能不多，难找工作，穷之余身分也被边缘化。国家的宣传却将下岗推到个人能力有问题！这说法完全否定他们过往的生命，你叫他们怎么活下去？怎样重建自信？不论文学、电影，整个文化界对工人阶层的关心都不足够。」

贾导在成都登报，邀请曾在420生活的人打电话讲述自己的故事，半个月以来他们接了400、500通电话，反应十分热烈，而且大都边讲边哭，只因工人下岗后都太压抑，苦处都没有跟人讲。

贾导每天访问3人，共访问了100人。他说每天都十分疲惫，因为每次都要进入别人的生命故事中，有些细节一直在他脑中盘旋不去。受访者朱继东当年刚结婚，便因工伤断掉了手指。他说当时并不悲伤，不是因为有上万名工人家人去探病，而是他一直以为手指会再长出来。「我十分惊讶，惊讶于他的单纯，对身体、对国家体制的信任。也惊讶于当时人们多么不认识个人，当时教育不会教生物、个人成长，只会教意识形态，有女工血流了一地，还不知自己流产。」

朱继东工伤后，单位为他妻子安排工作，生活也不成问题。但下岗后他想在超市找作，他坦白说断了根手指，经理立即不录用他。「我不是说要走回计划经济，那忽略了人的自由，但发展是否可以慢一点？是否可以保留一点？」贾章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