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夕是何年？是“独尊儒术”时代吗？

纷纷扰扰的读经运作，不亦乐乎的孔子学院开张，煞有介事的祭孔大典，于丹之流喋喋不休的低级卖弄……诸如此类，把新中国的国民弄得云山雾罩，直发出“今夕是何年”的叩问。天下苦儒久矣，不知为何又要上演儒术闹剧？！

汉武帝独尊儒术，儒术本崇王道。奈何堂堂崇儒之人却屡有“多杀士众，竭民财力”之事，这真让人无法理解。直臣汲黯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黯列传》），人们对儒术的狰狞面目才略知一二。汉宣帝一语道破玄机，《汉书·元帝纪》载：元帝“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儒生德教，用周政乎？”术儒的奸猾和儒术的无道由此窥见一斑。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将儒术推向极端的同时也挖掘了埋葬自己的坟墓。

儒学本来就礼术有余而道业不足，经过“孔家店”第二任掌门董仲舒进行一番扬术抑道的改造后儒学就更面目全非、唯术无道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批判董仲舒：“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及至朱熹，儒家之术就只剩下愚人术了。南宋时的朱熹，堪称“孔家店”的第三任掌门，他所创的理学，大大强化了“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元、明、清三代官方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

自汉武帝后，儒术在一条不归路上越来越腐朽，最终变得迂腐而“不可雕也”。既然每一个汉字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汉字都有着不同的解释，而且歧义互见，所以对典籍的解读难免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形态。由孔子成立的儒学几经变迁，一变为汉代经学，再变为宋明理学，三变为经世致用之学，四变为与世界接轨的新儒学。这是一条舍本求末、弃道而求术的以即时功利为指向的不归路。历史选择了儒术；儒术软化了历史。此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荒唐选择，塑造了中华民族一个表面看来漫长的超稳定的封建系统，但也留下了致命隐患。儒术不主张国家耕战政策，而是致力于对国民思想的麻痹，要求人们安于现状。长期的思想腐蚀，导致政府战争能力衰退，对外的欲望也衰退，从此没有秦人“君臣固守以窥周室”那样的团结局面和进取精神。杨家将、岳家军、戚家军、关宁铁骑，甚至以后的湘军和淮军等私人武装的出现是中国国家武装力量衰退的象征，也是宋明清政府只知道大谈“仁义道德”而导致政府军力下降的必然结果。

术儒们生活在被自己编织的虚幻之中。这些人已经习惯了面对虚幻、创造虚幻，讲真话反而成了黑色幽默，实际上他们生存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面。术儒凭借儒术培养了一大批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假道学、假儒道、假卫道；对讲真话、讲灵心的文化来讲，它简直是一种狰狞的妖魔文化。且看以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子为代表的儒术化经典：“学也，禄在其中矣”；“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不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些妇孺皆知的儒术经典，深深地浸透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久而久之，硬化了血管，血液流通受阻。

其实，儒家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厘清。使儒学获得独尊地位的最大功臣是董仲舒，使正宗儒学大大变味的首恶也非他莫属。为了使儒学获得独尊地位，博得帝王将相的青睐，董术儒不惜将儒学改造成儒术（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就被董氏束之高阁，也被历代王朝打入冷宫）。然而使儒术腐朽变味到落后反动地步的，当属宋明理学家。大批反动口号如“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就由这些自称的孔门徒子徒孙炮制出来。于是孔家店的品牌由于后来的经营者制假售劣被砸了，账却都算到了孔夫子头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儒学，是被帝王将相和术儒按自己需要共同剪裁过的，剪裁过的儒学唯道无术。独尊儒术是对中国其他思想学派最大的不公，自汉武帝肇始的“独尊儒术”必须对中国社会特别是近代社会的落伍负责。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将中国人民从“独尊”儒术的思维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悲的是，如今仍有人错把儒术当儒学，再错上加错，错把儒学当国学。真正的大道国学应该是兼容并包，不是儒家的私货。

必须郑重指出，当前中国对国学的认知，基本上未离开传统的独尊儒术的模式和思路，如果不跳出这一模式和思路，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仍会象过去2000多年里一样，走一条狭窄的由术儒操纵的儒术独尊之路。譬如现在社会上流行读经，但一些机构出版的《儿童经典诵读》教材里面基本上不选法家、墨家、管子和《国语》里的文章，既没有管子的“四维”，也没有墨子的“尚贤”与“节用”。是法家和墨家著作的文学性不强、语言不美吗？不是！而是法墨等几家的思想遭到了排斥。春秋战国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昌盛繁荣的思想文化时期，到了后来只剩下儒术一脉。两千年间，中国人祖祖辈辈诵读的只有儒家一家的书籍。这种状况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大不幸。因为术儒把持着儒术话语霸权，因而，中华千年如长夜。

明白了被封建统治者和术儒奉若神明的儒家教义不过是儒术后，就不难理解民族脊梁对儒术的不齿：秦始皇“焚书坑儒”，刘邦则“以儒冠为溲溺器”，其实有不测玄机，更有诸葛亮舌战群儒——视儒为犬，李白对术儒嗤之以鼻，作《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鲁迅讽刺伪儒术不过是蒙蔽人民的伎俩，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儒术的要害，术儒不过是唯上、唯术、唯利的下作之辈。我们知道，儒教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儒家文化的儒术化、神学化与皇权化，实为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其历史起点就是刘彻与董仲舒。郭沫若同志讲：“自春秋末叶以来，蓬勃的自由探索精神受到致命的打击。”经改造的儒术，是术儒留给后来者的恶性基因。正像尼采讲的：“他们的错误，还有他们的罪行也造就了我们。”值得庆幸的是，术儒连篇累牍的假话、空话、套话、废话，没有深刻地影响到老百姓。顾颉刚对此认为：“托了专制时代‘礼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没有普及，这衰老的文化并没有和民众发生多大的关系。”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一个走向和谐的时代，却出现了诸多失衡的音符。譬如我国有关部门要在世界各地建立100个孔子学院，各地纷纷上演祭孔大典，一年一度的孔子节耗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个别学者仍然提倡独尊儒术，甚至试图把儒学奉为“国教”抑或“国学”。诸如此类现象皆可视为现代封建文化专制的再版，是术儒或不明就里者“独尊儒术”的翻版。中国真正的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后来被历代封建帝王和术儒剪裁过的儒家文化。我们要认清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如果说国学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儒学并不是全部的国学，甚至不能代表国学。因此，绝不能错把儒学当作国学，更不能把试图用软化国人的所谓国学取代毛泽东思想。

浑浑噩噩的国人，请重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吧，不要再在孔孟之道的藩篱中继续胡折腾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