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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与竞争 经济全球化――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与竞争  结 束 语

火烧 2009-06-24 00:00:00 思潮碰撞 1025
本文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与竞争,分析其本质、方法及代价,指出全球化无法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社会基因在全球化中的关键作用。

目 录  

绪论 ┅┅┅┅┅┅┅┅┅┅┅┅┅┅┅┅┅┅┅  1  

一、问题的提出 …………………………………………………… 1  

二、研究方法 ……………………………………………………… 5  

三、主要理论观点和创新 ………………………………………… 5  

第一章 社会基因理论 ┅┅┅┅┅┅┅┅┅┅┅┅  7  

第一节 生物基因 ………………………………………………… 7  

第二节 社会基因 ………………………………………………… 11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 ┅┅┅┅┅┅┅┅┅┅┅┅┅ 19  

第一节 关于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若干代表性观点 ………………  20  

第二节 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和竞争 ……………………………  24  

第三节 社会基因全球复制和竞争的方法 ………………………  29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  32  

第三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 ┅┅ 35  

第一节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与人类可持续发展 …………………  35  

第二节 全球化不可能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 ………………  38  

主要参考书目 ┅┅┅┅┅┅┅┅┅┅┅┅┅┅┅ 44  

结束语 ┅┅┅┅┅┅┅┅┅┅┅┅┅┅┅┅┅┅ 45  

   

经济全球化――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与竞争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他们引用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尤·桑特于1969年说过的一段话[1]。  

“我作为秘书长并不希望这一切显得太有戏剧性。但是,我只能从对我有用的信息中得出结论:联合国的会员国也许只剩下十年时间了。在这十年中,要把他们的旧有争端放在从属地位,确立全球性的伙伴关系,以抑制军备竞赛,改善人类环境,使人口爆炸停止,并使发展努力得到所需要的力量。如果这样一种伙伴关系不能在今后十年中确立,那么我非常担心我已经提到的那些问题会达到如此令人震惊的地步,以至于我们丧失控制能力。”

尤·桑特的话表达了人们对于军备竞赛、环境恶化、人口爆炸和经济萧条等问题的担忧,这些问题后来被概括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对此问题,罗马俱乐部建立了一个世界模型,对人类的前景作了令人悲观的预见。  

当人类满怀希望地跨入21世纪时,一些人兴高采烈地宣布: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以实现而且即将实现。  

他们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世界经济取得了空前的进展。那些一代人以前仍在不发达状况中挣扎的国家,现在变成了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心,其国内福祉同样生机勃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15个国家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已将其极端贫穷的16亿公民减少了一半。亚洲从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以惊人速度恢复过来,表明了其经济的持久力。196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从46岁提高到64岁,婴儿死亡率减少了一半,小学生入学率提高了80%以上,能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环境、卫生设施的人数增加了一倍。  

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为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按照新自由派理论,他们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长远比较利益。尤其是,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出现。他们强调,信息不可能是独占的,而是共享的,尤其是因特网上的信息是极为公平的,任何国家和民众都能得到同一种价格的信息、同一个商品交易会的时间,所以全球化下的信息流动是跨国界、无阶级的。  

他们特别喜欢引用东亚经济的发展作为证据来表明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有证据表明,在过去的30年中,东亚的经济发展快于世界其他地区:1965年至1980年东亚地区的真实GDP年平均增长率达7.3%,1980年至1990年达8.0%,1990年至1998年达8.1%;社会指数上升,包括不断下降的贫穷率和文盲率、更高的每日热量消费、更长的预期寿命、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由于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机构调整而在该地区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制造业,提高了当地生产率和收入,给缺乏技能的人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并降低了贫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劳动力密集出口制造业特别有助于妇女就业;出口制造业也使这些国家的生产率得到提高、增加收入的技能和市场经验得到扩展。  

另外一个经常被他们引用来表明因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得到好处的例子是印度软件业。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在大多数经济领域都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通过把大量的科技人才送往发达国家留学、访问,并以此为纽带,积极参与世界软件业的国际分工,因而成为世界软件出口大国,在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了本国的产业结构。  

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他们却完全忽视或避而不谈:为什么在同样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是所有地区都取得了同样程度的进步,而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东亚成绩最好,广大拉美地区停滞不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效果最差。  

对此,他们通常是这样回答的:不是全球化不好,是这些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发展战略或其它地方有问题。他们举例辩解:例如同样面对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损失很大,但新加坡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损失就较小,原因就在与前者国内的经济结构尤其使金融结构存在大量问题。他们更认为,那些困难只是局部问题,从整体上看,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真实的世界确实如他们认为的那样美好或者向着美好方向大步迈进吗?  

还是让我们看看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0年发表的《千年报告》[2]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吧:  

让我们想象世界是一个真正的“地球村”,把这个经常被用来形容全球相互依存的比喻当作真事。假如这个村有1000人,并按完全相同的比例分配当今人类的所有特点。那么该村庄会是什么模样?该村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约有150个居民住在该村的富人区,约780人住在穷人区,另有70人左右住在转型居民区。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为6000美元,而且,比以往有更多中产家庭。但其中的200人占有所有财富的86%,而约有一半的村民靠每天不到两美元维持生存。  

男子略多于妇女,但妇女占穷人的大多数。成人识字率在上升,但仍有约220个村民为文盲,其中三分之二为妇女。在20岁以下的390个居民中,四分之三住在穷人区,其中许多人正拼命地寻找根本不存在的工作。拥有电脑的不到60人,只有24个人能上因特网。一半以上的人从未打过或接过电话。  

富人区的预期寿命约为78岁,穷人区为64岁,而最贫穷居民区仅有52岁。每个地区的平均寿命都比前几代人增加,但为何最贫穷者落后这么多?因为在他们的居住区里,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高出许多,而且严重缺乏安全饮用水、公共卫生、保健、充足的住房、教育和工作。  

没有任何可以预测的办法能保持该村庄的和平。一些区相对较安全,而其他区则遭到有组织暴力的破坏。近年来,该村庄发生越来越多的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包括未预料到的猛烈风暴以及从水灾突然转变为旱灾,同时平均气温明显变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这两种趋势之间存在着联系,气温升高与人民、商业使用的燃料种类和数量有关。在过去50年里,气温升高的主因碳排放量已翻了两番。该村庄的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六分之一居民的生活受到周围土壤退化的威胁。  

如果不采取步骤确保所有居民能够免于饥饿和暴力,饮用清洁水,呼吸干净的空气,并知道他们的子女在生活中能有真正的机会,那么,我们中有谁会不怀疑这种状况的村庄究竟能维持多久?  

这是我们在有60亿居民的真实世界里必须面对的问题。  

……  

虽然我们更多的人享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的生活水平,但还有许多人仍然极端贫穷。近一半的世界人口仍须靠每天不到2美元度日;南亚5亿人、非洲3亿人每天不到1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民今天几乎同20年前一样贫穷。这种匮乏带来痛苦、无能为力、失望和缺乏基本自由,这一切又延续了贫穷。在大约30亿人的世界总劳动力中,1.4亿工人完全失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未充分就业。  

收入不平等现象毫未缓和也令人不安。在全球,发达国家的10亿人赚得全世界收入的60%,而低收入国家的35亿人却赚不到20%。许多国家,包括一些从共产主义转型的国家,经历日趋严重的国内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中世界,拉丁美洲的收入差距最明显,其次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极端贫穷是对我们全人类的侮辱。极端贫穷还使许多其他问题恶化。例如穷国尤其是有种族和宗教上严重不平等现象的国家比富国更容易卷入冲突。其中大多数冲突是国内冲突,但这些冲突几乎总会给邻国制造问题,或产生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要。  

此外,穷国常常缺乏执行无害环境政策的能力和资源。这破坏穷国人民维持艰难生活的能力,并使贫穷的后果更加恶劣。  

世界人口最近达到60亿。最后的10亿人口的增加只用了12年。这是人类历史上增加10亿人口所用的最短时间。我们可预期,到2025年再增加20亿几乎都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大多数在最穷的国家。  

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千年报告》可以看出,在现实世界中,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间发展极不平衡,不应该简单的认定应由发展中国家自己对其在全球化进程中落后于其他国家负责。事实上,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乃至到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这种发展不平衡始终是存在,不能单纯把所有原因归结为某个国家自身的失误。更进一步,我认为各个国家间越来越明显的发展差距恰恰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剧了。这种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赞同,这可由与全球化进程同步的反全球化浪潮来说明。[3]  

面对这场规模宏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决不应简单地视这场运动为某些人所说的“逆历史而动”。在这个时候,作为有批判思想的人,要反过来考虑一下为何反全球化浪潮如此波涛汹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确定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将在下面章节中展开。  

二、    研究方法  

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现象透视与理论概括、比较与综合有机的集合起来。本文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包括:规范法、实证法、比较类推法。  

所谓的规范法是对“应该是什么”的规定和阐述。在此范围中,由于包括了自己的判断出发点,涉及公理的讨论,没有对错之分。该研究方法的运用具体到本文,涉及了对社会基因的定义、对于各种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述,对社会形态在社会基因的复制和竞争中演变规律的理解。  

实证法是对客观事物“是什么”的分析和陈述,尽量地避开个人的判断。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法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其一是理论实证法,这是指从对经济事实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逻辑分析起点,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些结论,然后逐步放松假设,使结论更接近事实。其二是经验验证法,既通过对大量有关数据的统计、处理和分析,对理论实证所得出的假说进行检验。本文在研究当中大量地采用了该种方法进行讨论。但同时也注意到了经济学不可能是准确无误的实证科学,极力地避免陷入各种事先设定的前提中。  

本文竭力想做到的是把规范法和实证法结合起来加以应用。既通过对一系列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批判各种逻辑起点;又尽可能地利用这些经济现象和现有统计体系提供的“事实”,来建立自己的逻辑起点和分析。  

比较类推法基于事物组成、结构和形态的相似性,把从某事物上得到的结构、规律等类推到其他事物上的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中为了方便起见,划分了各个研究学科,但是很多结构、规律性的东西有普遍的价值,横跨诸多学科。本文大量应用了该方法,包括:社会基因的概念就源于把生物学中基因概念进行推广,引用到经济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类比于经济中的竞争;生物界中的生物结构和生物链类比于经济中的分工和交换等等。  

三、主要理论观点和创新  

1、基因:基因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作为以DNA链为物质载体的遗传信息,其本质特征就是无限的可复制性。理查德·道金斯把这个概念进行了延伸,他提出基因是“自私的”,其存在的目的就是无限的复制自身,而且这种复制没有任何目的性。在这个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发现的唯一有生命的星球上,无数“自私的”基因正进行的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但不以人的目的为转移的,而且恰恰相反,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我们人类都是基因竞争的产物,我们都是基因的生存机器。  

2、社会基因:我认为基因从本质上说就是以DNA链为物质载体的一组信息,而信息从本质上讲就是物质载体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中人们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问题在于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如同生物中的基因一样具有遗传性吗?我对此的看法是确定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具有遗传性,典型例子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们在劳动中形成关于所有权、劳动中的相互地位和产品的分配形式的关系,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时对生产关系的可遗传性就作过描述。他说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一方面生产出了物质产品,另一方面也同时生产出了资本家和工人,即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而扩大再生产则是在更大规模上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我提出社会基因的概念,作为对社会关系的可遗传性的描述,我认为社会基因也具有无限的复制性,这样必然导致社会基因的激烈竞争,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社会基因的竞争史,人类只不过是社会基因复制和竞争的物质载体。  

3、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和竞争:在社会基因概念的基础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国公司、科技全球化,阐述当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就是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和竞争的观点。  

4、我认为人类自身分为三个层次:从基因层次上看,人类是基因的外壳和生存机器;从人类本身层次看,我们自认为是有思想和灵魂的个体;从社会基因层次看,人类是社会基因的物质载体。出于人类的尊严,我们想当然认为这中间的层次,即人类本身层次是根本的,可是我认为人类本身这个层次恰恰是附属于其它两个层次的。  

5、资本主义的三大核心特征:私有制、竞争、优胜劣汰。  

第一章   社会基因理论

生物界的演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这个演变过程作了深刻的描述。之后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对这个演变过程给出了近似于物理学那样精确的动力学方程。  

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就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它的演变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跟生物界的演变相类比。在本章,我将通过比较和类推,提出一个关于社会演变的新理论。  

第一节 生物基因  

在本节,我将针对生物基因叙述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生物学中基因的概念、生物进化论、自私的基因。  

一、生物学中的基因概念  

基因是一切生命的遗传物质,按照生物遗传学的定义,基因是分子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段脱氧核糖核酸序列,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DNA,即脱氧核糖核酸,它有四种基本类型,即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胸腺嘧啶。  

必须着重说明DNA、染色体和基因三者的区别。首先从量上的区别:人体基因图共包括30亿DNA,这些DNA构成了46条染色体,也就是共有46条DNA螺旋链,染色体上能单独发挥遗传功能的片段就是基因,人体中共有数万个基因。再从质上的区别:DNA是一种化学物质核酸;染色体,即DNA链,是一条具有螺旋结构的长链;基因是这条长链上的一个片断,它从遗传功能角度来说是不可再分的,它是DNA链上具有遗传功能的最小单元。  

它们也是有联系的,基因不可能脱离DNA链单独存在,DNA链是基因的物质载体,而基因是DNA链上具有遗传信息的最小组成单元。  

从以上的说明中可以知道,基因包括两层含义,它是一段脱氧核糖核酸物质序列,是一个包含遗传功能的信息单元。我们的重点是它的后面一种含义,即遗传信息。是基因中隐含的遗传信息而不是它的物质载体(某段脱氧核糖核酸序列)决定了基因的功能和性质,因此在不至于混淆情况下,后文中将不再对基因和遗传信息作区别。  

二、生物进化论  

达尔文对人类的最重要贡献是由他创立的生物进化论,该理论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从更低等的生物进化而来的,生物进化的机制是自然选择。一切生物,个体也好,物种也好,只要活着都面临生存压力,都处在生存竞争之中,自然选择的意思就是,适应环境者生,不适应环境者灭。在二十世纪前期,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由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基因理论结合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产生好的变异基因的生物个体或群体在生存竞争通过繁殖,该好基因被留下来,产生不好的变异基因的生物个体或群体由于失去繁殖机会,该不好基因被淘汰掉。这样基因的遗传和变异便成为生物进化的基础,生物间的竞争便成为进化的动力,自然选择便成为进化的规则。  

三、自私的基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进化论对自然选择对象和竞争主体的认识有两种理论:个体选择理论和群体选择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有严重缺陷,于是在六十年代由威廉斯和梅纳德·史密斯首先提出了基因选择理论,这个理论在学术界被称为“基因选择主义”,该理论后来在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得到了系统阐述。道金斯认为,基因是最自私的,所有生命的繁衍、演化都是基因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而产生的结果。更严酷一点说,我们只不过是基因人格化的化身,是基因在主宰我们。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将要引入的社会基因概念,我需要对道金斯的“自私基因”理论作更进一步的说明[4]:  

1、自然选择的单位  

达尔文当年把有机体作为自然选择的单位,即个体的差别性生存。本世纪四十年代,由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当时发展起来的盂德尔遗传学相结合,出现了在进化生物学领域深有影响的现代综合进化论。现代综合进化论认为自然选择的单位是群体。还有人根据大量物种灭绝的事实,断言选择的单位是物种。但是社会生物学认为自然选择主要发生在最低的水平上,因此选择的基本单位(也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严格说来甚至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基因不仅是遗传的基本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而物种选择、群体选择,甚至达尔文自己的个体选择,都是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抵触的。  

2、稳定者生存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其实是宇宙中稳定者生存这个普遍法则的一个特殊情况。宇宙为稳定的物质所占据。所谓稳定的物质,是指原子的聚合体。每个事物之所以取得一个名称是由于它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或普遍性:或许是由于存在的时间足够长,或许是属于某个种类的实体。  

远在地球上还没有生命之前,通过物理或化学过程,分子的某种形式的初步进化现象可能就已存在了。这里不存在目的性,也没有预见性和方向性。如果一组原子受到能量的影响而形成某种稳定的模型,它们总在保持这种模型。自然选择的最初形式只是选择稳定的形式、抛弃不稳定的形式。这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不稳定的形式在自然界难以存在。  

原始的大雨在古代的地球上曾连续下了很多年,使得地球表面一片汪洋,只有很少的陆地。这时的海洋就是所谓的“原始汤”。生命源于水,原始汤就是生命的摇篮。在阳光、紫外线,雷鸣闪电和火山爆发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原始汤中形成了生命大分子的基本构件(如氨基酸等有机分子)。  

由于当时还没有分解有机分子的细菌和其他生物,这些有机大分子就能安然无事地自由漂浮在原始汤里,偶然形成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大分子。它也许并不是最大的分子,也不是最复杂的分子,但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即它能复制自己,这是生命的根本特征之一。这就是生命的祖先,也可以称之为复制基因。只要有一个能自我复制的分子,它就能利用原始海洋中的较小构件迅速地复制自己的拷贝。其结果是较小的分子构件日益稀少,而其他的较大的分子也日渐难得有机会形成了。原始汤里充满了同样的大分子复制品。  

3、复制与进化  

基因这种大分子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性:能够复制自己。因此,就算这种特殊大分子在偶然机会下仅仅形成一个,由于复制过程呈现指数性质,一变为二、二变为四、四变为八……很快的,这种基因便会充满整个“原始汤”。任何复制过程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必定会发生差错。如果最初的生命复制某因在复制过程中不发生任何差错,那就永无变化,进化就不可能发生了。因此,对于生物的进化过程来说,产生一些差错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复制错误的产生和扩散,原始汤里不再是清一色的分子,结果是有几个品种的复制分子组成的“种群”同时存在。这些品种不仅成员的多少不一样,稳定性(不易分裂)也会有所差异。自然选择有利于稳定性较大的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选择,较稳定的分子群占据了优势,如果大家的稳定性差不多,那么“生殖力”强,也就是复制速度快的分子就要占优势;假如稳定性和生育力都相等,那么复制准确,发生差错少的分子就是优胜者。说到这里,也许会使人感到出现了悖论:进化既要求复制过程有些错误,就是说不能绝对准确,又要求较为准确,岂不矛盾吗?其实不然。复制绝对准确,永远不改变,那就不会有什么进化发生。但是如果复制差错过多,很快也就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掉。  

4、原始基因的三大特点  

这就是说,原始生命的复制基因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经得起自然选择的严酷考验。这三个条件是:本身生存的时间较长(长寿);复制速度较快(生殖力);复制较准确。这三个条件就构成了稳定品种,而稳定者能生存。稳定者生存及稳定者所需的三种条件,这是基因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  

原始的复制基因既然在自然选择中进化,就不可避免要发生竞争。这是因为复制所需的分子构件是有限的,随着消耗而日益珍贵,竞争能力差的分子自然会有不少被淘汰掉。这样,复制基因的各种品种之间就存在着生死存亡的斗争,只是它们没有意识,不动感情,也不存在相互的恶感罢了(有意识的高级生命就没有这么冷静的幸运了)。任何能导致产生更高级稳定性的复制错误,或任何以新方法削弱对手的稳定性的复制错误,都会在生存竞争中延续下来并成倍地增长。有些复制基因也许会“发现”通过化学途径分裂别的分子,并利用分裂出的构件复制自己的拷贝。有矛自会有盾,既然通过化学途径能分裂分子,那么也会有办法通过化学途径保卫自己,免遭分裂,于是有的复制基因用蛋白质把自己包起来。第一批生命细胞就此问世了。迫于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压力,复制基因必须为自己制造容器,即赖以生存的运载工具,能够生存下来的复制基因是那些为自己构造了生存机器以安居其中的大分子。随着更优良,更有效的生存机器不断出现,生存斗争逐渐激化。这种斗争又促使生存机器日臻完善复杂。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积累过程,其中每种新的有重大意义的生存斗争手段的出现,都是一次进化的小飞跃。  

几十亿年过去了,生存机器之中的复制基因已成了掌握生存艺术的老手。它们之中的许多优秀品种已离开了海洋,占据了大地,最成功的生存机器就是人。复制基因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保存它们就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和根本意义。这些复制基因源远流长,它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因,我们则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5、气象万千的生物世界  

当然,生存机器并不仅仅指人,所有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即生命物界的一切生命形式都是生存机器。生命世界千姿百态,但是它们的基本化学结构却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它们所拥有的复制基因,同我们体内的同属一种类型。现在世界上的生物都是同一种复制基因的生存机器,这种基因就是DNA分子。  

6、现代基因的特点  

现代基因的根本特点是具有高度的群居性。生存机器中运载着无数的基因。制造象人体这样的生存机器,是成千上万的基因相互配合的极其复杂的共同事业,其中个别基因所作的贡献是很难与其他基因分开的。一个基因会对人体的各个不同部分产生许多不同的影响。人体的某一部分会受到许多基因的多重影响。任何一个单个基因在生存机器中所起的作用都依赖于同许多其他基因间的相互作用。生存机器很象一个基因复合体,这种复合体的寿命是有限的,但基因本身却是长寿的。  

这里所说的基因,是指一个遗传单位,小到不致在分裂和重组中被破坏,从而能延续许多代,并能以许多拷贝的形式分布在基因库里。个体作为有性生殖物种的遗传单位,不仅体积太大,而且寿命也太短,这就不够前面所说的构成稳定性的条件,因而不能成为有意义的自然选择单位。由个体组成的群体是更大的单位更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自然选择单位。从遗传学的角度看,个体和群体只是些变化莫测、转瞬即逝的临时聚合体或联合体,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是不稳定的。物种虽然比个体和群体的延续时间长,但它们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也不足以优先于其他物种而被选择。  

7、不朽而自私的基因  

个体在不停地消失,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个体生存机器,期望能够多活几十年,但世界上的基因可望能生存的时间不是几十年,而是以千百万年计算。基因如同打出去的一副牌,要混合乃至湮没。但整副牌无论怎样洗,单张的牌还是保持不变。这单张的牌,就是基因。基因不会被交换所破坏,只是调换了伙伴再继续前进。它们继续前进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它们的本性。它们的天职是复制,而我们只是它们的生存机器――运载体。每个运载体的行程都是有限的。基因的寿命却不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终结,个体完成职责后就被弃之一旁,基因却永不停步。相比之下,基因是不朽的。  

除了这种亘古长存的不朽特征之外,基因还有一大天然特性:自私。这是因为基因为争取生存,直接同它们的等位基因发生你死我活的竞争。等位基因(或称同位基因)就是争夺它们在后代染色体上的位置的对手。在基因库中能牺牲等位基因而增加自己生存机会的任何基因都会生存下去。反之,如果它不自私,而是利他主义者,它把生存机会让与其他基因,自己就被消灭了。所以,生存下来的必定是自私的基因而不可能是利他基因。因此从本质上讲,自私才有基因,基因就是自私,是自私行为的基本单位,是发生在生命运动各层次上的自私行为的原因。在社会生物学的理论中,自私,是生命的本性之一。  

因此,基因的主要特性是:  

1、长寿,它是地质时代的居民;  

2、繁殖力强,它在整个地球上以各种形式的拷贝复制自己;  

3、复制的准确性,它不会轻易湮灭在有性生殖、染色体分裂和重组之中;  

4、群居性,单个基因有效复制,依赖于其它基因的配合;  

5、它是自私的,否则就不能存在。  

基因的前三个特点使它成为自然选择的终极单位;第四个特点使得更复杂的生物结构的产生成为可能;基因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在操纵生物演化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形式的深刻原因。因此,生物的各种生命活动、动物的各种行为都可以追溯到基因,都能由基因得到解释。  

“自私的基因”理论的内容不止这些,这里仅仅是把最具普遍性的结论抽取出来给予说明,我的着眼点在于从该理论中得到的启发上,这将在下面一节中给予阐述。  

第二节 社会基因  

一、基因概念的推广:社会基因  

基因中包含的遗传信息决定了它今后将要发挥的功能,对其中包含的具体信息是什么、具体功能是什么的研究是遗传学家的工作,我关注的是基因(遗传信息)所代表的哲学上的广义概念、功能和性质,我将试图把这种广义性类推到经济和社会领域。  

基因(遗传信息)的广义概念究竟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确定一个比基因(遗传信息)更广泛的范畴――信息:从广义角度讲,我认为信息就是该信息物质载体的基本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  

举例来说明:  

例1、您现在看到的本文中就包含着一定的信息,它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汉字,我在本文中所要表达的信息是通过一定的语法规则把这些汉字排列成特定的顺序来实现的,汉字间的这种特定顺序就是一种关系,它是汉字间的关系。  

                                        例2、如图2-1所示的两个几何图形。这两个图形传递给您的信息是,其中一个是平面的直角三角形,另一个是三维的立体正方体,这些图形信息是通过组成图形的基本元素点、线、面之间的特定空间关系来构成的,这种基本几何元素之间的空间信息显然也是关系的一种情况。         

例3、如图2-2所示的是我国地级市的典型行政设置(简化结构)。这个层次结构传递给您这些行政部门(基本元素)间的隶属信息,这种隶属信息显然也是各行政部门(基本元素)间关系的一种情况[5]。  

                                                                                   

市长  

    

副市长  

    

副市长  

    

副市长  

   

    

商业局  

    

外贸局  

    

发改委  

    

文化局  

    

卫生局  

    

教育局  

    

农业局  

    

水利局

    

林业局  

     图2-2  

   

综上所述,从广义角度讲,我认为基因,作为信息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关系,是该遗传信息物质载体DNA的基本组成元素(四种脱氧核糖核酸)的复杂空间关系。  

意识到上述这一点,我作出了猜测:人类社会与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中各种生物一样都是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既然生物体内部有生物基因这种遗传物质,那如果把人类社会视为物质载体,人们相互间的诸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种族关系、血缘关系、地域关系等关系能否被视为人类社会的遗传基因呢?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人们之间的关系能否遗传,即复制。我对此是肯定的。事实上,人类社会到您读到这句话时还依旧存在、并且正常运转着,就是人们之间的关系能够被遗传的最明显的依据。  

马克思可能是最早理解到人们间关系是可遗传的学者,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可遗传性作出了描述。我在此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作为人们之间社会关系可遗传性的说明[6]:  

“不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由于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生产资料和工人的结合),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象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创造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在更大规模上生产和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马克思对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特例,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分析,我认为不但适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分析其他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  

其次,需要确定这些相互间交织在一起的,诸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种族关系、血缘关系、地域关系等社会关系是不是基因。生物中的基因是生物体中最小的、不可再分的遗传单元,人类社会的遗传基因也应该是人类社会中最小的、不可再分的遗传单元,接下来将要考察上述各种社会关系是不是人类社会的遗传基因。我们知道,如果存在对一种社会关系的划分[7],则这种社会关系必然不是最小的遗传关系。我注意到,上述每一种社会关系都存在许多具体的划分,例如在经济关系中,按照传统的划分就有原始经济关系、奴隶制经济关系、封建制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显然这些社会关系比经济关系更小,而且它们可以遗传(即生产和再生产)。因此上述相互间交织在一起关系,诸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种族关系、血缘关系、地域关系等,它们不是社会基因。  

那它们的细分,原始经济关系、奴隶制经济关系、封建制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是不是社会基因呢?我认为也不是,仍以经济关系为例来说明。我们知道,按照现在通用的划分,对经济关系来说还有市场经济关系、非市场经济关系这种划分;而一个完美的划分应是按照某个划分标准划分集合得到的子集互不相交;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市场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同样也存在市场经济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交集[8]不为空。因此,上述原始经济关系、奴隶制经济关系、封建制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细分仍不是社会基因。  

我认为,关键在于必须要明确每一个社会关系都是一个不可再分的遗传整体,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都是可以再细分的,因此它们都不是社会基因。那么这个细分过程细分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认为划分应该到这时为止:当且仅当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细分到在自我复制过程中能保持自身完整性时――换句话说,也就是当且仅当这种被细分的社会关系能够作为最小遗传单位被遗传时。  

社会基因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遗传单元,它在遗传(生产和再生产)中不可分割。  

二、社会基因理论  

从前面提出的社会基因的概念可以看出,确定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哪些是社会基因是很困难的,更不用说确定人类社会中社会基因的确切数目。   

在这里我仅仅在哲学层次上阐述对社会基因的初步认识。在哲学层次上分析问题不是是空洞和无用的代名词,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这种认识是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因此也就更能说明人类社会深层次的东西。  

1、生产关系社会基因  

我认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是一种社会基因,而且这种社会基因存在以下六种同位基因[9]: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奴隶制生产关系、封建制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这些基因存在历史的演变顺序,后者是通过前者变异而来的。我把这些基因统称为生产关系社会基因,是经济方面的社会基因中最重要的社会基因,它和经济方面的其他社会基因一起相互组合[10],通过其物质载体――人类,形成各种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又反映到人的大脑中,促使人类制定各种经济制度来保障这些经济社会基因的有效复制。  

2、社会基因聚合体与社会形态  

除了存在各种经济基因外,人类社会中还存在各种政治基因、种族基因、血缘基因、地域基因等社会基因,所有这些社会基因的排列组合形成一定的社会基因聚合体。社会基因聚合体类似于生物体中的染色体,它表明社会基因同样具有群居性。社会基因聚合体虽然数量很多,仍可以根据一些关键性的基因[11]来确定其种类,而且社会基因聚合体之间的差异就好像人类与各种动物之间遗传物质的差异一样,虽然分属不同种类,但是它们之间绝大部分基因是相同的[12]。我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中所说的人类社会按照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顺序自然演变是相同的。  

但在社会形态理论方面,我想作几点区别。  

第一,传统理论认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及建立在其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上层建筑是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我认为在人类的所有社会基因中,经济基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与传统理论是一致的。但同时我认为,经济基因不是先验性地决定其他的社会基因,而是通过与这些社会基因自由地相互组合,形成各种社会形态,这些社会形态中绝大部分社会形态的社会基因相互间存在冲突,使得这些社会形态极其不稳定,通过漫长的人类社会演化过程,这些不稳定的社会形态都被淘汰掉了[13]。也就是说,经济基因是对社会形态分类的关键,它是影响社会形态稳定性的决定因素,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有一个经济基因便会有一系列的其他社会基因与之自动相适应,我认为每个社会基因都有其相应的独立的自然演变过程。  

第二,传统理论认为,上层建筑中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而我认为上层建筑中包括社会基因中除了经济基因以外的其他社会基因,但唯独不包含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因为各种社会基因和社会基因的物质载体人类社会的统一体是社会存在,它是社会基因演变出的物质外壳,而这个物质外壳在其今后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可能在某个时刻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那么在这一瞬间,社会便有意识了[14]。这种意识完全不同于人的意识,它是社会的意识,它不同于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社会意识,而是是社会存在本身有了生命。我所说的这个过程也许让人感到太匪夷所思,然而“事实比想象更离奇”。实际上,人类本身也不过是生物基因在数十亿年的漫长演化过程中演化出的一个精巧的物质外壳,进而又在这个物质外壳上演化出人类意识而已。人类的出现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小概率事件的偶然结果,并不存在什么必然性;只不过由于历史是单线发展的,这条单线的某一时段上出现了人类,人类站在这个时段上,想当然地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必然性,却不知这个必然性是从结果往前看的,如果从自然演化起点往后看,看到的将是一个分支越来越多的自然演化网,人类恰好处于一个人离起点很远的网结上。很多人认为这个标志人类诞生结点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我认为它不是必然的。在此,我借用欧文·拉兹洛的话来说明的我看法:“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未来不是被预见而是被创造”。  

3、数学描述  

对于生物基因、人类、社会基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数学的形式加以描述,设人类基因的同位基因集合分别为G1、G2、G3、……Gn,它们之上的笛卡儿积∑G为×Gi, i=1、2、n,又设人类集合P为{P1、P2、P3……Pm},则存在一个由集合∑G到集合P的一一映射f1:∑G→P,;另设建立在人类集合P上的幂集Ω为{{φ}{P1 }、{P2…… {Pm}、{P1 P2}、 {P1 、P3}……{P1 Pm}、{P2 P3}……{P2 Pm}……{P1 P2 、P3}……{P1、P2、P3……Pm}},社会基因的某个同位基因分别为SG1、SG2、SG3、……SGm,j=1、2、……m,它们之上的笛卡尔积∑SG为×SGj则存在一个由集合Ω到集合∑SG的一一映射f2:Ω→∑SG。这里只是对社会基因理论的数学描述的最简单、最初步的思考。  

4、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类社会中存在三个层次的竞争:1、人类生物基因层次的竞争;2、人类自身层次的个体竞争;3、人类社会的社会基因层次的竞争。  

与上述三个层次竞争相照应的,人类社会发展包括三个层次:1、人类生物基因层次的人种发展;2、人类自身层次的个体发展;3、人类社会整体层次的社会发展。人类社会中生物基因层次的竞争是人类人种发展的动力,人类自身层次的个体竞争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动力,社会基因层次的竞争是人类社会整体层次发展的动力。  

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是即1、3层次的竞争,即人类的生物基因之间及人类社会的社会基因之间由自私性导致的在两个领域、两个层次的激烈竞争,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发展是1、3层次的发展。  

西方传统理论认为人们之间的个体竞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我认为不是。原因在于:  

第一、我们从人类个体层次往下观察人们之间的竞争时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人们之间个体相互竞争的直接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占有物质资源,但是这种行为间接的、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积极地贯彻他们身体中生物基因发出的指令:生物基因有无限复制需要,它们的复制必须通过他们的物质载体人类自身的繁殖来间接实现,而人类自身有效繁殖的根本物质保障是尽可能多的占有物质资料。所以人们之间的个体竞争根源于人体中生物基因的竞争,它是人类更多繁殖的直接动力,即人类更多繁殖的根本动力是生物基因的竞争。人口增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所以人类生物基因的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动力。  

第二、我们知道,在生物基因中,同位基因间是竞争对手;在社会基因间同样也存在同位基因,这些同位基因间存在激烈的竞争。物质资源[15]的有限性是它们之间的竞争行为的前提,社会基因的自私性是它们之间竞争的根本原因。人类个体的竞争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个体的竞争从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上的,它从根本上受制于社会基因。  

因此,我认为在虽然人类社会中存在三个层次的竞争[16]:1、人类生物基因层次的竞争;2、人类自身层次的竞争;3、人类社会的社会基因层次的竞争。但从根本上讲,只存在两个层次的竞争。我们知道,人有两重属性,即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那么人类之间的竞争也有两重属性,即竞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竞争的自然属性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自身的繁殖,而这种繁殖属性只不过是人类生物基因实现它们复制的手段;人类竞争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不同的集团、阶层、阶级、民族、国家的竞争,其竞争目的是转化或消灭代表另一种社会组成形式的人类群体,换句话说,人类竞争的社会属性只不过是社会基因竞争在其物质载体人类身上的表现而已。  

综上所述,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是人类的生物基因之间及人类社会的社会基因之间由自私性导致的两个领域、两个层次的激烈竞争。  

6、社会基因的特性  

由社会基因的自私性和社会基因物质载体的有限性导致的社会基因的激烈竞争,会促使社会基因在原有基础上作出调整和变异,有利于在竞争中战胜对手[17]的社会基因的变异被保留下来,它们之间竞争的结果是各种社会基因都向着三方面的稳定性发展:本身生存的时间较长(长寿);复制速度较快(生殖力);复制较准确。  

第一、社会基因本身生存时间较长。很明显,一种社会基因一旦产生并经过与其他社会基因的激烈竞争,它必然会取得较长的生存时间,这是因为社会基因是人们之间的关系。首先,这种关系是由人来维系的,其次这种关系反映到人的大脑中形成意识,而我们知道,当一种意识经过与其它意识激烈竞争,最终在人的大脑中确立并以文化的形式出现以后便很难改变,这样社会基因便在其物质载体上取得了较长的生存时间,有利于社会基因的复制。  

第二、社会基因的复制速度较快。社会基因复制速度较快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在社会基因竞争中,以某些社会基因作为社会关系构成形式的社会群体能更好的采用更先进物质生产技术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这些更多的物质产品一方面为该社会群体自身的繁殖创造了更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以其他社会基因为组成关系的社会群体中产生示范效应,吸引这些社会群体进行社会基因转向。  

第三、社会基因复制较准确。举例来说明这一点: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制社会基因占统治地位,但是它们的复制准确性就比较差,奴隶们的消极怠工、逃跑和大规模的起义反抗都降低了奴隶社会基因复制的准确性。  

要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只有社会基因是不朽的。如果从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诞生第一个人类算起,到现在恐怕已经产生过数百亿的人类个体了,这些个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消失了,现存的这些将来也必然会消失,每个个体在不停地消失,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单个的人,期望能够多活几十年,但人类社会的社会基因中的绝大多数从产生那一刻起就一直存在着,它们可望能生存的时间不是几十年,而是以千、万年[18]计算。社会基因的天职是复制,而我们每个个体只是它们的物质载体――运载体。每个运载体的行程都是有限的。社会基因的寿命却不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终结,个体完成职责后就被弃之一旁,相比之下,社会基因同样是不朽的[19]。因此,当一种社会基因从整体上被另外一种社会基因击败后,它仍然会在人类社会中存在很长时间,它仍会不停地伺机在人类群体复制其社会关系,把一些人纳入其关系体系中[20],社会基因间的竞争将一直持续下去。  

最后,社会基因跟生物基因一样还有一大天然特性:自私。这是因为社会基因为争取生存,直接同它们的等位社会基因发生你死我活的竞争。等位社会基因(或称同位社会基因)就是争夺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的对手。在社会基因库中能牺牲等位社会基因而增加自己生存机会的任何社会基因都会生存下去。反之,如果它不自私,而是利他主义者,它把生存机会让与其他社会基因,自己就被消灭了。所以,生存下来的必定是自私的社会基因而不可能是利他社会基因。社会基因的这种自私性一种具体表现就是一种社会基因的物质载体(人群)对另一种社会基因的物质载体(人群)的根深蒂固的仇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相互间的仇视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制度。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经济国际化、经济一体化是三个很相似的概念,我们先作出辨别。  

按照通行的定义,国际化是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开放门户,彼此合作,互通有无。全球化是各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的过程。而一体化是指民族国家已经消亡,全球已经成为同一化的大同世界,这是非常遥远的事情,现在尚未开始。可以说,国际化是全球化的前提,一体化则是全球化的结局。   

这里我们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做一个简要回顾。  

当今的全球化开始于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航海技术克服了海洋障碍,人类的洲际交通成为可能,加上后来以机械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使西方那些生产力领先的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成为可能。它们对世界市场的拓展和向亚非国家的殖民活动是全球化过程开始阶段的根本特征。此后,到19世纪70年代告一段落。在这一阶段,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是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拓殖,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试图把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强行施加于这些地区,逐渐确立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中心地位。   

在接下来的一个历史阶段,即大约从19世纪末叶至今,美国崛起,并长期保持着生产力领先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英国霸权逐步让位于美国霸权,中心地位被美国取代。在美国霸权维持的经济秩序中,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了。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新,使物资与信息的流动可以跨越种种空间障碍。经济交往的规模和频次大为提高,促进了经济组织的革新,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对生产要素和世界市场进行新的整合。当今计算机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已使世界贸易、金融市场网络化,大大加速了信息传递和经济、贸易的运转速度,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模式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成了许多国家模仿的对象。   

而从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以及驱动力开始呈现多元化局面。许多曾经被压制的力量和众多的新兴力量纷纷登场,走向前台,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强化自身的角色分量和参与权利。我认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现在虽然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但以某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而形成“中心-外围”格局还依然要持续很长时间。  

在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下面将对全球化的本质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节       关于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若干代表性观点  

对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从国外来看,有以下若干种代表性学派和观点:  

l、新自由派:主要代表人物是K·Ohmae和W·Grieder。他们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按照同属新自由派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积极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2、新左派:也称“新马克思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S· Amin、A· Callinicos和S· Gill。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按照该派的观点,所谓经济全球化只不过反映了西方掠夺性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其实质是西方大垄断资本企图凭借其经济实力逐步控制全球经济。布热津斯基在论及全球化问题时就明确地写到[21]:“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份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西方一些“新左派”的学者,也曾明确指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化,目前的因特网就是一种信息帝国主义,世贸组织是市场帝国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金融帝国主义,联合国则是一种政治外交帝国主义。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市场和信息冲击国家主权,目的是夺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3、怀疑派:全称“怀疑全球化派”,简称“怀疑派”,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与新马克思和新自由派所认同的“超全球化”观念不同,“怀疑派”认为甚嚣尘上的所谓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迷思”。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什么新玩艺,更不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十九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如今的所谓“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种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国际化”与“互动”而已。他们认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经济,只是一种“区域化”,而不是全球化,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的金融和贸易的合作,即欧洲、亚太和北美。而且,经济区域化正在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和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动力,而是阻力,当代流行的所谓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导致南北不平等的消失,相反,它是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日益边缘化,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同时,他们根本否定全球化能够有助于全球劳工的分工与合作,有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就业机会的奇谈怪论,因为从经济结构而言,“怀疑派”认为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结构。因此,所谓的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和全球经济、文明一体化的出现。简言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迷思”,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臆想和杜撰出来的,用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工具。  

4、转型学派: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rns、J·A·Scholte和M· Castells。他们共同认为,身处新世纪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目前的全球化完全是史无前例的,跨国界的政府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经不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交叉事务”日益成为一种新的边疆,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社区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对这一学派而言,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促使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和制度产生“剧变”。因此,经济全球化就是推动这个转型的根本力量。  

对于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问题的认识,从国内来看,也有以下若干代表性观点:  

l、传统观点: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或者说,它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障碍而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更多的共识。“是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同时,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整个地球所面临的也就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寻求通过协调和以合作的精神解决这些问题”。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以及包括各种生产要素与信息在内的资本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这是从生产力角度来的分析和定义的。  

2、激进观点: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或新的发展阶段。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因此,有观点认为“当代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全球化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全球化历程虽然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主要方面,但从其动力机制和现实基础来看,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市场经济的秘密中去寻找”。根据这种逻辑,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当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别称。所以,它又被称为“后期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等等。”这种观点更进一步认为,既然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当然代表,那么全球化顺理成章的便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人类价值的共同化和普遍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价值代表着人类的共同价值,所以,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有学者因此指出:在中国环境中,自由主义学者不断利用“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语对全球化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异常简单地将西方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为人类终极的共同价值,从而将全球化限定为西方化或美国化。因此,经济全球化,在持该派观点的学者看来,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掠夺。这是从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和定义的。  

对于这些观点的具体分析,在此就不再赘述,针对这些观点,我将阐明自己对全球化及经济全球化本质问题的认识。  

从整个世界范围,无论是从学术上还是从现实上看,新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影响都显得更大一些。而在其中,我比较倾向于新左派的观点。为了更清楚、更系统地说明新左派所持观点,我将引用一段新左派著名学者S·Amin对于这个问题的阐述:[22]  

在英语中只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个词。我不知道在汉语中有几个词来表达全球化。据我所知,比如,在法语中有两个词,“mondialisation”和“globalisation”,他们代表不同的概念。“mondialisation”的意指在人类历史中朝向普及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强有力趋势,这是一种客观趋势,一种客观力量,他是马克思所说的众多事物作用的结果;是生产力极度发展,使得互相依存和各种关系的愈来愈纵深化的结果。这种趋势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总之,甚至在现代以前,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古老时代“mondialisation”所说的全球化的各方面就已存在。通常而言,资本主义的是一个全球化了的体系,在这种意义上它是“globalization"。全球化还与不同国家的内部社会制度有关。在现代,就资本主义理论而言,许多论点的也并不都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结构不断演变,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今天的全球化是通过两个阶段发展而来的。第一个阶段是从第1500年到1800年,该阶段是地中海世纪,伴随着开发美洲、奴隶贸易、开放贸易,也随着征服印度、征服远东,如中国。然后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是从1800年到1950年的150年,也就是二战及战后,该阶段是全球化另一种模式的长时段,这个时期也包含了殖民化。列宁对此作过定义,帝国主义,它是中心帝国主义――英、德、法、后来的美国和更后来的日本以及其它较小的国家――竞争加剧的产物。毫无疑问,从目前我们正进入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该阶段反映在对以医药、互联网、计算机、信息等为基础的技术和产业形成主导,并且完全由科技发展所推动,这是新的因素。资本主义制度在今天面临着新的挑战,除科技外,还有劳工组织等的变化、社会政治形态平衡发生变化,这是全球化的新发展。作为客观趋势“mondialisation”是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历史,并不是在1992年突然出现的新事物,这只是“mondialisation”趋势的历史长河的一个新阶段而已。全球化也是指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相互联系,不断交往的趋势。  

在法语中“globalization”的全球化的有另一种含义,它意味着只是由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来调节和利用这一客观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因为这种客观趋势并不是无中生有、空中楼阁,而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的一个体系中被摈弃或者被获得。这种客观趋势并不能单边地决定历史,而是由于战略因素才在历史中获得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清楚地辨别主客观趋势。另一方面,这种趋势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面又在资本主义内部或者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被滥用、被整合和被获得。在英语中只有一个词,既“globalization”,但不幸的是该词又常常会引起困惑,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连左派也落入此巢臼。他们说到全球化时,指的是一种我们无法逃脱的事实,我们注定会卷入其中。那么,什么是他们所说的全球化?他们认为全球化是安全大大增长的时期,是古典殖民主义消失的指示,是一种全面的、彻底的全球化。这是一种傲慢的方式居高临下的定义。  

从上面的阐述,可以把S·Amin对全球化及经济全球化的认识的表述归结为一句话:当今的全球化趋势是资本主义在适当时期利用客观上早已存在的全球融合进程来实现其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趋势。  

我基本赞同S·Amin对全球化本质的认识。其他三个学派的观点与新左派的观点是相背离的,不再予以分析[23],而国内的两种代表观点都说明了问题的某些方面,但又都不全面:  

1、传统观点从生产力角度分析,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样便抹煞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我们知道,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不是因为它们的共性,而是因为相互间的特殊性。人类历史发展中始终有朝向普及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强有力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进行,这是所有社会形态下都存在的客观事实,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用这种共性来定义当今的全球化显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激进观点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或新的发展阶段,这样便把全球化进程从历史进程中割裂开来,他们认为“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市场经济的秘密中去寻找”,但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事实上却是资本主义利用了这种历史必然性来完成全球资本主义化。  

因此问题还没有结束,S·Amin虽然说明了当今的全球化趋势是资本主义在适当时期利用客观上早已存在的全球融合进程来实现其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趋势,可是他没有揭示出:  

1、这种全球融合的深层次动力是什么?  

2、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努力实现自身的全球化?  

3、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其它制度能利用这个客观的全球融合过程来完成自身的全球化?  

这三个问题我将在以下章节一一分析。  

第二节 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与竞争  

在社会基因理论中已经提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来自两个层次的竞争:人类生物基因的竞争和人类社会基因的竞争。人类社会发展包括两个层次:人类自身层次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整体层次的发展,人类社会中前一个层次的竞争是人类自身层次发展的动力,而后一个层次的竞争是人类社会整体层次发展的动力。全球化问题显然属于人类社会发展整体层次,因此我认为,对于全球化问题最基础性的分析最终要立足于社会基因理论。  

在上一节中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代表性观点讨论的结尾处,针对新左派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了三个问题,即:  

l、这种全球融合的深层次动力是什么?  

2、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努力实现自身的全球化?  

3、为什么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其他的制度能利用这个客观的全球融合过程来完成自身的全球化?  

这三个问题或是他们没有回答、或是虽然回答了却没有触及最深层。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是人类历史上民族国家统一、形成阶段的历史延续。我注意到,民族国家形成、统一和全球化出现,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根据社会基因理论,我们认为社会基因的竞争是这两个阶段社会发展所共同的本质源动力,资本主义社会基因最终占统治地位,成为优胜者,这是社会基因的竞争的共同结果。只不过民族国家形成、统一时期这种竞争发生在民族或国家范围内,而全球化时期这种竞争发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努力实现自身的全球化。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社会基因理论来说更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基因的一个根本属性就是无限复制性,只要有足够多的物质载体,每一种社会基因都有无限扩展的趋势,该趋势一直持续到它把整个人类全部纳入其体系下,一直持续到它扩展至地理的最终边界――整个地球为止;但实际的情况是,每一种社会基因的无限复制性都受到来自其他社会基因与之竞争的强有力约束,这种竞争约束,当且仅当资本主义社会基因出现以后才被突破,才有了我们现在所关注的全球化。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基因全球疯狂复制的趋势。于是便有了我们将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基因而不是其他社会基因突破了来自其他社会基因竞争的约束?  

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讲有三个核心特征:私有制、竞争性、优胜劣汰。  

首先是私有制,几乎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其法律中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观念是如此的深入他们的公民心中,以至于他们把个人对其私有财产的占有权视为天赋人权,不可剥夺。  

其次是竞争性,资本主义保护竞争,认为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对于竞争的保护,注重的是保护竞争过程的平等性,而不是竞争起点及结果的平等性。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如果采取社会公正原则,对竞争起点和结果的平等性的进行保护就意味着在竞争过程中对一些竞争者的歧视,竞争过程便无法做到平等,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资本主义选择了保护竞争过程的平等性。  

最后是优胜劣汰,从总体上讲,起点的差异经过平等过程的竞争总会得到结果的差异,只有淘汰劣的,社会才能取得发展。  

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的三个核心特征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全面、彻底贯彻了进化论思想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人们尽可能多的占有物质财富,这在生物层面上与人类生物基因复制的目标一致;这些物质财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转化为资本,去奴役更多的活劳动,拼命扩大其统治范围,这在社会层面上与社会基因复制的目标也一致。  

更进一步地,资本主义社会基因在社会基因稳定性的三方面都远远优于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基因:  

1、它的本身生存的时间最长(长寿)。资本主义社会基因鼓励人们追逐物质财富,最大限度的调动人们的私欲,而私欲是人类的痼疾,一旦在头脑中扎根,便很难铲除;  

2、它的复制速度最快(生殖力),资本主义社会基因解除了人身依附,消除了社会基因复制时原材料(人)被局限于某个范围;  

3、它的复制最准确,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表现形式,即资本,在必要时可以转化为产品的堆积,即物质财富的堆积,这些物质财富在必要时又可转化为资本,这样就避免了象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反抗(社会基因复制出现差错)等那样的复制差错,即资本主义社会基因有一定的纠错能力。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基因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优于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基因,比如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采用更先进的社会基因复制技术和减少社会基因复制障碍方面,在文化和社会意识(注意,在本文中文化和社会意识另有所指)等等方面,这里就不再赘述。  

其次从实证方面分析。从历史纵向看,资本主义全面取代了各种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把大多数国家都纳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基因体系,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历史发展横向看,美国是贯彻资本主义社会基因进化原则最好的国家,法、德等国信奉社会公正原则,日本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揉合在一起的变形体,而其他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大量前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实已经表明,法、德等国在向美国方式转变,日本在经济停滞的泥潭里拼命挣扎,美国仍是目前经济形势最好的国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确实已经取得了优势地位。  

从理论和实证分析都可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彻底的贯彻了进化原则而全面优于各种前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是而且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基因,而不是其他社会基因能突破来自其他社会基因竞争的约束。  

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基因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存在形式,马克思对它的内在扩张性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作过这样的描述:“资本……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取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  

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无限扩张性从开始就预示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各种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基因扩张中逐渐满足时,就开始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资产阶级[24]全球疯狂扩张的过程[25]: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以上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基因全球复制和扩张的理论分析,下面我们对现实世界中这个扩张过程的一些关键性的环节作一些说明。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许多方面都是冷战后全球经济发展中一个具有阶段性意义的事件,它是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极体制崩溃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即所谓全球化的时候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全球扩张,即资本增殖的生产过程向全球扩张的趋势,早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危机之后就已开始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三十年的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依归的所谓"有节制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依靠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滞胀”危机导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支持的“供应学派”的兴起。实行私有化,强化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在国际上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让商品、服务、资本自由流动。总之,要为生产资本的全球化扫清道路。崇尚市场一如过去崇尚政府干预一样,成为强劲的潮流。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促使它向非资本主义地区寻求出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终于使资本主义的这一新发展形成了全球的规模。就发展中国家而言,80年代在拉丁美洲出现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已经力图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纳入市场的轨道。其要点是:发展和利用市场、实行大规模私有化、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减少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政府支出分配视收益大小而定、汇率具有竞争性和可预见性等等。换言之,过去那种依靠自身力量,在政府政府控制下搞建设的发展战略,基本上给否定了。  

1912年,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在她的名著《资本积累》中曾说,资本主义可以靠向非资本主义空间的扩大而生存,直到空间用尽,危机到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保尔·斯维西1997年就此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提出一个新课题,即资本主义靠空间的扩大能否长期生存并繁荣?他认为卢森堡的论断是资本积累过程导致的结果,全球化不过是现象,问题还是取决于资本主积累过程是否有继续发展的余地。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全球扩张,即资本增殖过程的全球化正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新发展。两极体制的崩溃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广阔的非资本主义空间,因而也为资本积累过程的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侧面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全球扩张。  

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于物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说明了物质资源是各种社会基因复制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体系――美国,对物质资源的全球占有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全球扩张。  

美国的全球资源战略是由其国家战略决定的,是其国家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并直接为之服务。美国要独霸全球,充当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基因复制的火车头,必须要有庞大、稳定的资源供应体系。而资源在全球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所以,这种体系不可能只依赖其国内资源。从持久、稳定、经济地获得资源供应的角度考虑,这种体系是面向全球的多层次和多渠道的供应体系。   

从一战开始以来,美国动用其国家力量,逐步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全球资源供应体系,确立了其全球资源战略。美国通过全球廉价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确立和巩固了其全球霸主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外交的核心,就是要确保其所谓的"全球利益",即确保在全球的资源与产品市场份额。   

目前,美国重点控制的全球资源主要有:中东和前苏联地区(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加拿大、墨西哥和南美的金属、非金属矿产,非洲的铬、钴等战略资源。   

美国的全球资源战略有以下显著特点。   

1、大量购买使用全球廉价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以前,全球以石油为代表的矿物原料等初级产品价格十分低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大肆掠夺开发发展中国家的丰富资源,使其经济在廉价石油的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目前,美国主要从加拿大、墨西哥、南非、前苏联、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矿物原料。由于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卖原料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发展成果。   

通过经援、投资控制他国战略资源。发展中国家要开发自身的资源,缺乏资金和技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经援、投资等手段,有效地控制了他国的战略资源。美国政府对于本国石油公司到国外的勘查开发活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如在中东、非洲和里海地区等。美国为了支持本国石油公司获得在伊朗的石油勘探开采权,甚至不惜采取推翻伊朗政府的行动,这说明矿产资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其推行强权政治的重要动因。在拉美、非洲和中东地区,美国主要是利用这种手段。   

2、建立战略资源的储备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全球资源市场波动加剧。为了确保资源的稳定供应和加强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继建立和完善了战略资源的储备制度。1985年,美国储备的战略资源有63类93种,价值达到168亿美元;冷战结束后有所减少,到1998年9月30日,总储备价值为41亿美元,石油的储备量相当于60天的净进口量。美国在修订1999年物资战略储备计划时,由于铍、铌、金刚石(圆粒)、电池级锰、铂族金属、钽等矿种的库存为零或很低,计划大幅度购进以增加储备。海湾战争期间,为了平抑油价上涨,美国即动用了其石油储备,决定抛售3375万桶石油。庞大的储备已成了稳定物价的有力砝码。由于美国的战略储备,使得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控制全球矿产品市场的能力进一步减弱。  

各种证据可以表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社会基因体系,其扩张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少将梅德利•巴特勒在1933年的一段发言可以对此作出一个精彩的注脚[26]:“战争并不是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它仅仅是一场骗局。只有少数人才真正知道内情,只有少数人才能从中获利。我们在1909到1912年让海地和古巴成为国民城市银行小子们可以体面地挣钱的地方,又在1914年把墨西哥变成了一个美国石油公司利益的‘避风港’。我们侵犯了半打中美洲国家的利益来保证华尔街的利益。我们为了布朗兄弟的利益‘净化’了尼加拉瓜。1916年,我们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为美国糖业公司服务。随后,我们为美孚石油公司打开了通向中国的道路……我是一个资本主义恶棍,回顾过去,我想我能给那些政客好建议。他们只是在几个城区里散布谎言,而我把谎言带到了三个大洲”。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与竞争。  

第三节 社会基因全球复制和竞争的方法  

经济全球化从内容和形式上的定义是:以国际分工为基础,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劳动力流动为纽带,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为主要载体的国家、地区间经济联系愈来愈紧密的客观进程和状况。按照上述定义我们准备以社会基因理论为基础,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国公司、科技全球化等若干方面讨论经济社会基因复制和竞争的方法。  

一、国际分工  

在生物界存在一个等级结构,即从微生物→植物→食草动物→小型食肉动物→大型食肉动物的等级结构,后面等级的生物控制着前面等级生物,并以其为食。同样,在国际分工中,也存在着分工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低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这就如同19世纪资本主义的英帝国可以打败封建主义的中华大帝国,20世纪帝国主义的英国可以打败民族主义的阿根廷一样。例如,美国人发明了半导体的生产,但却在规模生产上不如了日本人,市场也让给了日本人,甚至韩国人,但这决不是美国在产业上的失败与悲剧,而是在高技术时代,半导体仅仅是一种原料和中间产品,完全受到高技术本身发展趋势的左右,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让日本人、韩国人生产这种投资大、成品率低的“原料”,而自己却集中全力去发展IT产业,同时可以居高临下地控制后者的产成品在下游市场中的实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国际分工中处于高层次地位,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也就是其自身的复制。  

二、国际贸易  

有能力控制贸易、产出的流向,事实上就有可能控制住他人经济发展的方向。试想美国如果不再吸纳东亚生产的商品,将会导致东亚商品的大量过剩,引发经济之外的社会问题,如严重的失业和收入下降。中国每年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美国控制了中国产出的流向,在国际贸易中美国处于一定的优势,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的控制,美国试图通过国际贸易在中国复制其资本主义社会基因。  

在此,我认为有必要讨论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是与贸易自由化相对立的,现在所有发到资本主义国家都在鼓吹贸易自由化的诸般好处,但是历史上,所有的后起国家都经历过贸易保护阶段。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无不是在贸易保护时期成长成为工业强国的,甚至连英国也是如此。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纺织业不如印度和中国的纺织业,因此英国禁止纺织原材料出口,禁止外国纺织品进口,为本国纺织业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美国亦是如此。在美国独立战争后一段时期内,英国对其实行贸易封锁,反过来又向美国大量倾销工业制成品,使美国出现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国内激辩如潮。1807年,英国军舰炮轰美国商船“切萨皮克”号事件,导致美国国会下令实行禁运禁这种最严厉的贸易保护政策。禁运期间,美国 民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这一年时间的发展可以说是为美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体上说,美国的高关税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 结束,这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强工业国。贸易自由化是相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这个问题绝对化,无非试图借此挤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把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纳入其控制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输入其资本主义社会基因。  

三、国际金融  

现在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也形成了巨额国际游资。目前平均每天有超过12000多亿美元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上流动,其数额超出了绝大多数国家所拥有的资产总值,加上金融衍生工具所产生的杠杆作用,其冲击力是巨大的,形成了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的“中心─外围”格局。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说到底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和竞争。  

四、跨国公司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1997年全世界已有4.4万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1/3的生产,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它技术转让。在跨国公司推动下,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表现为资金、技术等生产资源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转移,而且往往是跨国公司内部的同一产业部门的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生产点(国家)的重新配置,以便更有效和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节约生产成本和更接近销售市场。  

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国家的主权也产生了制约。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些3.5万家跨国公司,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全球跨国公司的绝大部分,并主导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对资金和技术的垄断,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部门,甚至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而侵蚀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不仅如此,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它们通过贿选、资助反政府活动和政变、制造经济混乱等手段,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它们还以投资建厂、提供贷款、提供技术为条件,提出种种要求,践踏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以发展中国家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同样以其经济实力为后盾,影响着本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  

五、科技全球化  

科技全球化,主要是指人类科学技术活动的全球化,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科技研究开发资源的全球配置,即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在世界范围内配置研究开发资源,以求得研究开发产出的最大化;二是科学技术活动的全球管理,即不仅研究开发的组织形式是向全球开放的,而且各国均须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和标准下,按照共同的国际规则进行科技成果的交易并为科技成果的持有者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三是研究开发成果的全球共享,即在一定的规则和条件下,科技研究成果的应用是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溢出和扩散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科技全球化浪潮的主旋律。其中,研究开发资源的全球配置又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直接影响到科学技术活动的全球管理和研究开发成果的全球共享的规模和程度。  

科技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起着推动和深化的作用。这是因为,不论一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具有怎样雄厚的实力,它都必须参与到科技全球化浪潮之中,以便准确地把握其发展的方向与基本趋势,而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各国之间的技术联系与经济联系,从而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技术不仅使这些事件得以发生,而且它自身也是一种竞争工具,因为创新和成功地采用新技术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一项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包括技术许可、专利和商标出售、技术专家和智力服务在内的技术交易增长了大约3倍以上,而且通过设备进口而获得技术知识的重要性也呈不断增强趋势。不仅如此,科技全球化还促进了国际竞争的扩大和深化。由于企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建立在知识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而知识的无国界性和无限供应性以及非独占性这三个特点又决定了未来的知识经济必然是一种全球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竞争的焦点不再是各种生产活动的最终产品,而是各种知识活动的成果,竞争的战线已经前移到产品的研究开发阶段乃至基础研究阶段,国家或者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其研究开发能力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在许多情况下,市场竞争的结果甚至在研究开发阶段就已经决定了。这说明,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竞争的核心阵地已经不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领域了,而且已经前移到了科学技术研究阶段、在研究开发的主攻方向的选择阶段以及在对用以进行技术创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筛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成败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有形的产品和服务,而更多地取决于国家和企业选择研究开发的主攻方向、研究开发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的能力。这样一种竞争势必是全球范围的全方位竞争,其激烈程度是难以想像的。  

在科技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尽了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社会基因又一次取得了先发优势。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当代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给某些国家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让全球整体付出了相当的经济代价。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之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将成为一种常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动荡。  

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国际制造者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扮演了危机传染的主要媒介物。60年代的美元危机,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汇率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每次都令人震惊地表现了国际游资的巨大破坏力。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实施控制和监管的方法,许多深受游资冲击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迅速一体化的环境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之二: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欧盟经济体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员国经济主权独立性则不断下降。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统一农产品价格、汇率联合浮动,到单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后的统一金融政策(1991年1月欧元利率区启动),无不说明各成员国的财税和货币主权已逐渐让渡给超国界的欧盟协调机制。而这种经济主权的让渡曾使许多成员国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多次危及欧盟经济体的存亡。  

对于欧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经济主权(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经济主权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主动让渡。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合法避税已为人世人熟知,通过这种手段或其他渠道在国际间进行大规模资金转移对东道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消极作用同样难以让人忽视。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各国资本帐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重挑战。在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形势下,这些国家感到了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维持汇率稳定之间的激烈冲突,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保持货币独立性的艰难和巨大代价。1992-1993年导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泰国汇率危机,以及巴西汇率动荡,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冲突和由此产生的连带反应。在上述危机过程中,几乎每个国家最终都勉强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同时在汇率动荡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0世纪60年代初,J·Marcus Fleming和Robert Mundell都曾对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能否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做过经典性研究。他们证明了,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性两者之间的明显冲突,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下列三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的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  

上述结论被后人称为“蒙代尔三角”。这个分析框架清楚地显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基本经济现象,因此,一国要想保持汇率的稳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国私人资本让渡汇率的稳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国私人资本让渡货币主权,或者必须以汇率的经常性动荡换取货币主权的独立。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之三: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正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为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我们已经说明,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劳动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誉值减少。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高达20%-50%的货币名义贬值,就使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倒退了10年。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可续发展问题  

在上面章节中,我就全球化的本质问题作了详细论述,结论是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最后我们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在目前制度安排下的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能否实现。  

在分析问题时,我们需要找出问题的本质,这是为了从一个长期的、宏观角度认识问题而不被一时的表面现象迷惑,但是在具体分析一个问题时,我们不能事事都要从根上说起,例如当我们盖楼房时可以认为地面是平的,尽管事实上地面是球状的;当分析人体的功能时只需要分析到器官功能一级上就可以了,尽管我们知道细胞一级的功能更本质;同样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但没必要把问题弄得这么抽象。下文中除了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将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同义,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基因的全球复制将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同义。  

根据对全球化本质的认识,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扩展。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影响呢?我认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在一国范围内的确立,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我们的分析将先从历史上开始。  

第一节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与人类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经济史中我们知道,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起了重要作用。由“地理大发现”而产生的廉价的奴隶、丰富的原材料和巨大的销售市场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这只是现象的一方面,当人们都在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7]的成就而陶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视以下事实:  

据统计,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不久,“1495-1503年新大陆的群岛上消失了300多万人”,“只不过一个世纪稍多一点儿的时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人口就减少了90%(从2500万下降到150万),秘鲁则减少了95%。”从1501年第一批非洲人被掠运到美洲起,文明的欧洲人用文明的火枪将多达4800万年轻力壮的非洲人从他们的家园掠走,其中3600万人葬身大西洋鱼腹,1200万人成为美洲各矿山、种植园的一次性使用的奴隶。在1650年到1850年间,欧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比从18.3%增长到22.7%,即增长了4%,而同期的非洲人口却从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8.3%下降到8.1%。这些数字或从未被人知晓,或被人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这些数字绝非仅仅用残酷和血腥两词可以概括得了。在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过程中,美洲、非洲、亚洲被虐杀的人口远远超出了欧洲本土人口总和。这完全可以表明所谓的资本主义进步究竟是谁的进步。我们还可以追问,欧洲本土人口又有多少人从这场旷日持久的空前绝后的大屠杀中获益?从美洲掠夺来的大量贵金属使西欧物价上涨,致使十六世纪欧洲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50%。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造成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浪汉和乞丐,当这支队伍涌入城市成为劳动力的后备军时又逼使城市工人的劳动和工资条件空前恶化。不难看到,真正受益人只有占欧洲人口比例很小的欧洲新老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的这段历史谈得上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么?  

1845年3月恩格斯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一书,在书中他对19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人阶级当时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作过细致的描述,工人们每天要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劳动十几个小时,其收入却仅仅能勉强糊口,工人赖以栖身的城市贫民窟中儿童过早夭折,各种传染病四处肆虐,道德极度败坏,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当有些人张口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闭口弗里德曼《自由的选择》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从来不提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  

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人类的脚步迈入20世纪,迎接人类美好愿望的是什么?既不是阳光与欢笑,也不是鲜花与繁荣,而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民族国家的对立和仇视以及由此导致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数以亿计的人为此而丧生――人的生命尚且如此轻易地被抹去,还奢谈什么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次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经济道路,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经历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所谓的“黄金年代”,但是这个过程真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繁荣没有被分享,痛苦却要独担!表格3-1概括了有关1965—1990年世界收入分配的一项最新研究:  

   

表3-1:1965-1990年世界收入的份额  

人口  

所占世界总收入百分比  

年份  

1965  

1970  

1980  

1990  

最穷的20%  

2.3  

2.2  

1.7  

1.4  

第二等穷的20%  

2.9  

2.8  

2.2  

1.8  

第三等穷的20%  

4.2  

3.9  

3.5  

2.1  

第四等穷的20%  

21.2  

21.3  

18.3  

11.3  

最富有的20%  

69.5  

70.0  

75.4  

83.4  

   

数据来源:R.P.科尔钦尼维奇和T.P.莫兰的《1965—1992年收入中的世界经济趋势》,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97年1月第102卷第4期。  

   

从该表格中可以看出,在1990年世界上20%的人口占有和享受超过83%的世界物资和服务(处于最高层的10%的世界人口的份额占了56%),而20%的最穷的世界人口所占有的全球产出的份额共有1.4%。现在来看一看最富的这20%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同趋势。从1965年到1990年,这些国家中收入最低的4个群体所占的世界收入份额都在下降。而另一方面,最富的20%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上升,从70%上升到83%以上。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些最富的国家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稳定阶段,前所未有的大量资本从富国流入穷国,发展新工业,开发金融和其他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几个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情况发生如下变化:世界60%的人口占有世界产出和收入的5.3%,而83%以上的收入和产出(参看上面表格的最后一项)掌握在最富有的20%的人口手中。  

当人类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人类迎来了当时被许多人奉为解决人类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新经济和全球化。新经济论者欢呼雀跃,狂妄、歇斯底里地叫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失灵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将不复存在;新自由派全球化论者更是喜上眉梢,一厢情愿的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它可以帮助我们永久性地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但事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首先,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两极分化继续加剧。1998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28.86万亿美元。占世界人口约17%的24个发达国家,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79%;而占世界人口83%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1%。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占世界人口20%的人群中,却消费着全世界86%的商品、45%的肉和鱼、74%的电话线路和84%的纸张。美国人口不到世界的5%,却拥有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计算机和26%的因特网使用者。当美国25%的家庭能上因特网时,而上过因特网的俄罗斯人还不到3%,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使用者还不到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透露:世界上20%最贫困人口今天只可怜地占有世界收入的1.1%,而1991年所占比例为1.4%,1960年为2.3%”。2000年,世界前10位巨富的资产达133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所有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1.5倍。另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总额2.2万多亿美元,其中2/3是长期国债,平均每人欠西方约420美元。发达国家也曾扯起减免债务的旗帜,但为最穷国家债务减免计划提供的50亿到70亿美元――是美国公民每年买运动鞋所花的钱――只占最可能获得债务减免的1/5国家的债务额的5%。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4月份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承认:“整个世界带着有史以来最悬殊的贫富差距进入了21世纪。”  

其次,发达国家内部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十分惊人。就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历年最低的美国,最底层的4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全部财富的区区0.2%,从1983年到1995年,这些家庭失去了其财富的80%,其债务已超过资产。而占1%的最富有的家庭的财富却增加了17%,占美国总财富的近40%。这就是说,在最富有的美国,也结出了全球化的恶果。在非洲,在拉美(古巴除外),在东欧中亚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且有进一步加剧之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4年第7期公布,世界上拥有亿万美元以上的巨富中,1987年拉美只有6名,但短短六七年后,便剧增为42名。而拉美的贫困人口却从60年代的9000万增到90年代的1.9亿,全地区人均收入下降到70年代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水平。随着由发达国家,某些权势阶层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成为第三世界中暴富起来的新贵。在全球范围内,巨富数目与贫困数目联袂上升。  

再者,生态环境持续恶化。1998年9月9日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宣布:“一名今年在美国、法国或英国出生的婴儿在一生中的消费、浪费和造成的污染将超过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的50名婴儿”。由于燃烧矿物燃料所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美国每年为21吨,而在中国每年只有3吨。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的发展不仅依赖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廉价资源、廉价市场、廉价商品和廉价劳动力,而且还依赖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国家还把污染环境的第二产业大量迁到第三世界国家。90年代造纸所耗木材为50年代的两倍,而美国、日本、欧洲纸制品消费占世界的2/3,所用木材几乎全部来自第三世界。世界森林2/3被毁,并正以每年1600万公顷(约为一个英国或半个德国)的速度消失。这使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环境急剧恶化。全世界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270万人中的90%在第三世界,另外每年还有2500万人因农药中毒,500万人死于污水引起的疾病,相当多城市中的幼儿都患有对大脑有破坏作用的铅浓缩症。  

无论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怎样狡辩,事实证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与人类可持续发展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完全对立面。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初资本主义在一国范围内都没有解决,凭什么想当然地认为它被放到更大的全球范围内反而会自动消失?  

第二节 全球化不可能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上一节中,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史对人类社会及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在本章,我们将从各个角度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一、        从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和形式上  

我准备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劳动力及跨国公司五个方面论证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不可能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  

1、国际分工  

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主要由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四次科技浪潮都产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决定了他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从历史上看,19世纪形成的国际分工是一种垂直型的国际分工。当时英国等少数国家是工业国,绝大多数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农业国,工业先进国家按自己的需要强迫落后的农业国进行分工,形成工业国支配农业国,农业国依附工业国的国际分工格局,而且迄今为止,工业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料而向其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情况依然存在,垂直型的国际分工仍然是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种重要的分工形式。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不但很难追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差距会愈来愈大。  

2、国际贸易  

首先,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分工中始终处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生产国的地位,因此他们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同样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明,发达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依赖性愈来愈小,导致各种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下跌,这不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促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更多的开采更多自然资源以弥补原材料价格下跌的影响,这在另一反面又导致了发展中国家自然环境的恶化。  

其次,国际贸易活动本身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目前在世界蔓延的疯牛病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疯牛病首先出现在英国,它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相继传染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并进而蔓延到整个欧洲。现在的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为各种各样的原产型病毒、细菌和危险性生物通过附带在贸易产品上而四处传播创造了条件[28]。  

3、国际金融  

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和1997年突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显示了当一个国家由于内部结构不合理而面对各种金融风险时的脆弱,当国家陷入金融危机时,顷刻之间造成的后果便是国家财政的崩溃,大批企业的倒闭、社会的严重动荡和人民信念的丧失。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高达20%一50%的货币名义贬值,就使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倒退了10年。  

4、国际劳动力流动  

很长时间以来,第三世界的人才不断向工业化国家流动,但最近十几年这一进程加速了。美国一直处于吸引人才的领先地位,全世界科技移民总人数40%被吸引到美国。这些被西方挖走的人才大多来自亚洲和非洲。联合国专家估计,1960年至1975年间,2.7万名非洲专业人员移居国外,而1975年到1984年间,人数增加到4万,1987年达到8万。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工业化国家工作的非洲专业人员现在有10万人,占该洲熟练劳力的1/3。亚洲受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印度,估计有40%至50%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信息专业毕业生出国求职。由于工业化国家廉价地从第三世界国家挖掘人才,第三世界国家囿于自身的条件又难以留住这些专业人才,预计第三世界人才向工业化国家的不合理流动的趋势还将继续下去。人才外流严重地影响了亚非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国际劳动力流动还产生了一个我们以前没有设想到的严重后果:各种传染病通过人员流动而四处散播,最近大家谈虎色变的“非典型肺炎”通过人员跨国流动而迅速蔓延到数十个国家就是明证。  

5、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采用的全球经营理念,哪里能给跨国公司带来更高的利润,跨国公司就会把分支公司设在哪里。当某个国家设想引导跨国公司实现该国的社会发展和环境目标时,跨国公司便会以退出该国相要挟,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有很多可以投资的地方[29]。全球化让跨国公司来到展中国家,砍伐森林、掠夺矿藏、建造血汗工厂,“给工人一块钱制造耐克鞋”,跨国公司几乎主掌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民众生活。在我国,也有“起来一个外企,倒下一片国企;一个白领上岗,一群女工下岗”的嘲讽。  

另外,全球化还使人们在新的方面遭受旧威胁。犯罪网络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在世界各地贩运毒品、武器、贵金属和宝石,甚至贩卖人口。的确,这些“不文明社会”的分子正在建立全球非法活动集团,形成了所谓的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暴力全球化。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从方法上看并不新颖。自上世纪60年代巴勒斯坦人首创劫机手段,至今全球已发生500余起劫机事件。至于驾机撞击目标并与其同归于尽,也早有1944至1945年的3913名日本神风敢死队成员驾机撞击美军目标的先例。就9·11袭击的性质来看,也并不过于令人吃惊。国际重要城市成为恐怖袭击目标已有数十年历史,伦敦是最大受害者。相比之下,纽约一直未遭攻击倒是令人称奇。道理很简单,如果经济可以全球化,政治暴力又为何不会全球化。事实上,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使发动恐怖袭击的条件和成本日益便利和经济。今天在美国购买一支AK-47步枪仅需1400美元,相当于一台手提电脑的价钱。核弹头的价格也大大下降,1945年一枚核弹头的造价相当于今天的200亿美元,设想一下,如果现在仍保持此天价,穷国巴基斯坦根本不会走上发展核武器的道路。其它一些恐怖袭击武器如炭疽等生化武器,如今也是易制造、成本低。9·11的信号是,美国本土已成为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可以预料今后若干年,防恐怖和反恐怖将成为美国人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安全执法人员、邮政人员、医护人员等,也要像疲于奔命对付北爱共和军的英国同仁一样,陷入无尽的折磨和无奈。  

二、        从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上  

经济全球化不可能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资本主义同人类可持续发展是格格不入的。  

1、从自然环境角度  

人们虽然提出了社会持续发展的理论,提出要使经济发展同保护环境协调起来,但在资本占统治地位,市场调节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竞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处于对抗状态的,社会是难以持续发展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的唯一目标。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在资本主义法律、道德规范下的利益争夺,是在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以多种形式展开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争夺。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及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无限复制在人类社会中的反映。在关系到生死存亡和切身利益的竞争压力下,竞争者往往会置道德与法律不顾,不惜牺牲他人、大众、后代的利益,以获取蝇头小利或赢得眼前竞争的胜利。对于竞争者来说,失败就意味着将被社会无情地淘汰,生存尚难保证,发展更无从谈起;眼前都难于维持,还何谈子孙后代的未来发展。对于竞争者来说,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赚,环境污染不污染,资源浪费不浪费都无所谓。  

另外,在现实的国际竞争中,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是靠牺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往往向自然环境转嫁社会竞争的压力,以本国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等为代价来增强经济实力或求得眼前的快速发展。目前,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走这样一条道路,他们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牺牲生态环境为巨大代价的基础上。发达国家或地区为满足奢侈需要而过度消耗资源,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为尽快解决温饱问题而滥用资源。对于前者来说,凭借有利的竞争优势,通过不平等的贸易体制,就可以轻易地从后者那里获取廉价资源,因而缺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紧迫感;而对于后者来说,生存或温饱问题是首要问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尚不合时宜。这些都是非持续性发展的典型表现。因为利益的竞争,连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都不能统一,还何谈来共同实现它呢?可见,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2、从人类社会公正角度  

资本主义社会有三条普遍原则:私有制、竞争性和优胜劣汰。人生来就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性在资本主义保护过程公平的竞争中,在优胜劣汰原则的作用下,结果必然存在极大的距离,社会公平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公正表现在为个方面: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然而所有这些社会不公正,在资本主义看来却是效率的提高,它把对资本来讲没有用或没有效率的人剔除掉了,因为如果资本也有意识、也能思考的话,它必然视这些人为社会中的脓疮,是社会的渣滓。于是一个20:80的时代又重新回到我们身边:在这个人性被极度扭曲的社会里,20%的人对资本来说是有用的,剩下的80%对资本来说是没有价值的[30]。  

当然,人类还有一点可以聊以自慰:资本可能不会象以前的的暴力社会那样对这些人进行肉体消灭,它会给这些人实施人道的资本主义主义的安乐死――失业。  

所有这一切真是个绝大的讽刺。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表现形式,它从社会基因角度来说要以人作为载体,通过把更多的人纳入其体系中来进行自我复制,可是到了今天,它却又要实施资本主义人道的方式来消灭其物质载体――人类,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基因过度、疯狂复制的结果。这种不计后果的自我复制,在自然界中只有极少的几种事物可与之相媲美,那就是恶性癌细胞和病毒。恶性癌细胞和病毒在人体中疯狂复制,结果在杀死它们的物质载体――宿主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  

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步它们的后尘――资本主义社会基因也在不停地复制自己,目标就是折磨或消灭那些因生活环境恶劣而丧失了发展机会的人、那些因先天条件较差而在竞争中失败的人、那些在竞争中一时成功而最终又归于失败的人、那些在竞争中永据不败之地而心神极度疲惫的人[31]――人类创造了资本主义,反过来人类本身又被资本主义折磨或消灭,这是典型的人的异化,是人类有史以来存在范围最广大、最普遍的人的不自由。

结论:资本主义与人类可持续发展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本质的当代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说不但解决不了人类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在更大范围内暴露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书目  

1、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译本  

2、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译本  

3、张伯里:《世界经济学》,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4、赵南元:《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中译本  

6、E·O·威尔逊:《新的综合》   

7、钱乘旦:《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结 束 语  

我和一个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资本家为什么能成为资本家。那个朋友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他认为资本家是这样出现的:在小生产者的竞争中,有的经营有方,有的却总是亏本,结果前者生意越做越大,慢慢地就转变成资本家,而后者最后倾家荡产,只好靠出卖劳动维生成为工人。我对这个回答不满意,但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反驳,因为现实世界仿佛就是如他所说那样的。

后来我明白了,对于他那个进化论式的回答,根本就无法反驳他,因为我不可能用现实去说服他,原因在于现实世界一直就是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来运行的。但是我的信念是:人天生就有差异,但这绝不能作为“精英人士”利用、控制、剥削他人的天赋人权,那是对人类智慧、尊严的蔑视和侮辱。

马克思意识到了必须打破进化论式的人类社会运行机制。很不幸,这个机制却仍在现实中运行,而且被那些“精英人士”奉为天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到,当时许多鄙薄的人把黑格尔当成一条“死狗”来对待。可历史又一次在这里重现了,现在很多时髦人士也这样来对待马克思了。不过这没什么,每个时代都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靠恶意贬损那些已经逝去的、再也不能开口与之辩驳的先哲来哗众取宠,标榜、抬高自己的名声,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历史是公正的――当时故意贬低黑格尔的那些人很快便被人们忘掉了,现在这些故意贬低马克思的人也会最终被人们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  

《诗经》云:“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高山仰视得见,远路行走得到,遇到有高德者而慕仰他,有明行者而追随他。马克思的思想仍将像远方闪耀的灯塔一样,作为人类智慧和尊严的象征启发、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作为一个珍视并保留了儿童时期好奇心的人,我很注意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努力从一切事物中汲取一切有益的知识。我把读书、思考作为生命中最大的乐趣,力求对科学和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期望从更开阔、更长远的角度来把握事物和现象的本质。

我小学时喜欢上了数学和历史,初中转向化学和古代文学,高中爱上了物理,大学所学为计算机科学,及至后来又沉浸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最后选择了经济学作为研究生攻读方向。  

从数学中,我知道了世界在数与形上简单与复杂的统一;  

从物理中,我知道了世界在物质运动基础上微观与宏观、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从化学中,我知道了物质世界在变化与稳定中多样性的统一;  

从生物中,我知道了生物世界在遗传和变异这对矛盾作用下通过自然选择而进行的自然演变过程;  

从文学中,我知道了优美的文笔和真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巨大感染力量;  

从经济学中,我知道了人类的双手和适当的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所创造出来的不可思议的物质财富;  

从历史人物中,我知道了卑下的灵魂与高尚的人格之间巨大的鸿沟;  

随着思考的进一步深入,我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迷惑:  

我迷惑于数学脱离物质纯粹研究数与形而产生的形而上学倾向;  

我迷惑于物理学在解释物质世界发展运动中的机械主义倾向;  

我迷惑于社会生物学把生物学进化原则套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纯自然主义倾向;  

我迷惑于计算机科学中人工智能和人类自我意识间的巨大差异;  

我迷惑于经济学闭门造车似地脱离了历史、制度安排等现实条件而产生的越来越抽象的公式化倾向。  

因为所有这些迷惑都根源于我很早便产生的疑问:人是什么?人与人的意识是怎么产生的?由无数人的斗争与妥协、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伤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人类社会,其发展是否有规律?如果有那其决定因素是什么?  

最终,我从马克思和达尔文那里得到了启发,自认为找到了回答这些疑问的钥匙:那就是透过人类的躯体,不再把人看作一个单纯的自然人,而是把其看作一个关系的承载体。这篇毕业论文就是我长期思考的总结。  

三年研究生学习,我收获良多。  

我要感谢老师。  

社会主义信念是很小的时候树立起来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则是近几年的开始的。社会基因概念在我头脑中形成已经有五年时间了,我一直试图通过社会基因角度来对整个社会、经济及其发展演变进行一次重新认识,可是理工科出身的我,缺乏哲学、经济系统的学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要感谢张伯里教授,带领我走入了世界经济的大殿堂,通过系统的学习,使我的想法最终得以付诸文字。老师三年的谆谆教导和帮助,我将铭记在心。  

所有思想认识都有个过程,必须从中慢慢使之归纳、明确、浓缩、推演,这就离不开学习与交流。我要感谢陈江生副教授,不断地从陈老师头脑中跳跃出的思想火花,无数次地启发了我,向陈老师的请教和切磋,是我在学校最美好的时光。  

三十年人生经历,我感触很深。  

我要感谢亲人。  

父母对儿女的爱,不仅是生之、养之,更是教之、育之。人在一生中总会走弯路,而我所走过的弯路尤其多,父母花在教育我上的心血也尤其多。当我初三每天逃学游荡大街上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能上大学,能上研究生,是父母的爱最后让我迷途而返。  

妻子曾经对我说,除了爱我,她这辈子没有真正认真做过一件事情。对此,我无语。  

二零零零年,我为了考研坐在冰冷的办公室里苦读,每个周末弟弟都从很远跑过来陪我看书,使我免于寂寞。  

二零零二年,女儿来到了这个世上。很奇怪,她不到一岁,最喜欢的玩具竟然是书,于是起名“书源”。  

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吟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斯人斯言,吾从之。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1] 丹尼斯·米都斯著 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2] 引自科菲·安南的《千年报告》(联合国 2000年)

[3] 资料:反全球化浪潮”  

 1999年11月30日 到12月初,美国太平洋城市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部长会议在此召开,旨在发起新一轮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会议内南北国家分歧严重,会议外发生举世震惊的反全球化示威,西雅图一片混乱。  

2000年1月底,瑞士小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此召开,来自世界各国、各界人士同时抵达共同谴责全球化,并爆发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  

 2000年2月14日 ,泰国首都曼谷,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这里召开,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再一次爆发。  

 2000年5月1日 ,英国首都伦敦市中心,爆发大规模的反全球化与反资本主义的示威游行。  

2000年9月中旬,澳大利亚墨尔本,世界经济论坛亚太地区会议在此召开,一些非政府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示威。  

2000年9月上旬,纽约,联合国千年高峰会议,联合国总部前最重要的示威是反全球化运动。  

2000年9月下旬,捷克首都布拉格,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在这里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分子跟踪而来。示威者要求关闭世界银行与货币基金,加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进程,取消第三世界国家的沉重债务。示威者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工具,因为它们竭尽所能控制第三世界,使这些国家更加贫穷。这次示威是布拉格自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以来发生的最重大国际事件。  

 2000年10月20日 ,韩国首都汉城,第三次亚欧会议,爆发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参加者达2万之众。  

 2000年12月8日 ,法国尼斯市,欧洲联盟在此召开高峰会,数以万计反资本主义全球化人士在场外举行大示威并演变成骚乱。  

 2001年4月21日 ,加拿大魁北克,第三届美洲国家组织高峰会,大批反对组建全部美洲国家自由贸易区的示威群众情绪激昂,当局如临大敌。  

 2001年6月16日 ,瑞典港口城市哥德堡,欧盟高峰会议再次召开,1.2万人聚集在这里举行反全球化示威,示威活动最终演成暴乱,警方开枪镇压,40人受伤,100多人被捕。  

 2001年7月20日 ,意大利港口城市热那亚,八国峰会在此召开,大约10万名示威者来到这里,在会议开幕的当天发起空前规模的反全球化、反环境污染、反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示威抗议行动。  

 2002年1月21日 ,美国纽约, 第三十一界世界经济论坛开幕。 场外劳工、环保、反一体化组织成员举行示威游行活动。

[4] 主要引自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和E·O·威尔逊的《新的综合》

[5] 在计算机科学中,通过关系代数中的有序对概念对这种结构信息做了充分的研究

[6] 《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

[7] 数学中集合运算,例如集合{1、2、3}的一个划分是{{1}、{2}、{3}}

[8] 数学中集合的术语

[9] 生物学术语,例如认识双眼皮还是单眼皮,就是有一对同位基因控制的,实际上同位基因都在争夺对双眼皮还是单眼皮的决定权,它们之间是竞争对手

[10] 数学中排列组合

[11] 我认为应把生产关系基因作为关键性社会基因中的一种

[12] 在现实中可以发现,即使是分处两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们之间绝大多数社会关系是一样的,这与生物中的情况是一致的

[13] 这些不稳定的社会形态多是以人类发展历史中的社会转型、过渡形式出现的

[14] 在经典科幻电影《终结者2》中,施瓦辛格扮演的机器人说:“计算机系统‘天网’突然在某天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有了意识”,这句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始终认为,计算机在未来必定会像人一样产生意识一一这是迟早的事情:但是我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存在产生意识不是计算机的意识觉醒,而是社会基因的物质外壳的意识觉醒,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仅仅是社会基因的物质外壳意识觉醒的早期形式

[15] 人类本身在社会基因看来不过是其物质资源而已

[16] 第一层次竞争是人与动物的竞争,导致人口增加,第三层次的竞争导致社会形态的演变

[17] 它的同位社会基因

[18] 这一点不能以生物基因相比,地球上有生物已有数亿年的时间,但是有真正的人类只不过才数百万年

[19] 举个例子来说明之一点: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物质载体,每个资本家和工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他们之间的角色也是可以互相转变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基因却始终如一地存在

[20] 这在现实社会中比比皆是:封建社会被消灭了,但是封建思想仍试图把人们拉入它的怀抱

[21]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需要注意的是,布热津斯基本人不是新左派,但他的这段话恰恰从反面对新左派的观点作了一个注脚。

[22] 引自王逸舟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世界――萨米尔.阿明访谈录》(《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1年)

[23] 事实上这是个立场问题,在这上面的争论是徒劳的,就好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150年的历史争论,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理论说明很难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信仰

[24] 资本主义社会基因的”形象代言人”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48-307页(人民出版社 1995年)

[26] 转引自《参考消息》( 2003年3月24日 )的文章《战阵老兵对你说“不”》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277页 (人民出版社 第二版)

[28] 一个关于国际贸易等人类的全球活动给环境造成的未预期影响的例子:1876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日本人带来了他们家乡的一种植物一 一克 株,其目的原本只是想作为博览会上装饰性植物,美国人却发现克株这种植物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于是便开始大面积的推广种植,然而令谁也没想到的是,当这种植物在美国传播开来时,由于它繁殖速度快得惊人,侵占了大量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给美国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场灾难,奇怪的是,克株在日本却从没有给环境造成任何灾难。(参阅丁林的《一支藤的故事》(《参考消息》2001年6于23日))由此可以说明:自然和社会系统各种环节息息相关,人类永远不要妄言可以知道一切、可以控制一切。当有些人高呼全球化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福址时,我们要提醒他们,问题远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29] 有一个生动例子可以说明政府必须服务于跨国公司,那就是2000年3月中旬德国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的辞职。在德国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他主张扩大内需,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增加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税负等标准凯恩斯主义路线。但结果是20家跨国公司的老板联合警告施罗德政府,说拉方丹的经济政策意味着增加劳动力成本,减少利润,从而削弱他们的竞争力。如果执行这种政策,他们将考虑把总部和工厂迁出德国,这样政府的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不但不能实现,反而还会上升。这样拉方丹就成了跨国公司为动力的全球化的又一个牺牲品。参阅韩德强的《全球化:别无选择?》(《环球时报》 2000年7月14日 )

[30]  1995年9月27日 至 10月1日 由美国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集当今西方世界的500名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其中包括乔治•布什、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布热津斯基以及索罗斯、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人,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高层圆桌会议,讨论关于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问题。  

这个会议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业已到来。这个时代将是非工业文明的时代。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一起,已成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即将不复存在(奈斯比特语)。欧洲模式的福利资本主义已经过时。  

据与会者透露,到会的“精英们”认为,在21世纪,仅启用全球人口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因为目前全世界的价值,主要部分仅是由地球人类中的1/5所生产。换句话说,其余的80%或4/5地球人口,都是不能创造新价值的人类废物。“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因此他们认为,地球上“只有20%的人有权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此外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继承人。”  

 参与这个会议的“精英们”认为,人类中多余的80%人口属于垃圾人口,对于仅占20%的有价值人口,它们是巨大的麻烦同时会制造极大的安全问题。这些垃圾人口多数分布在目前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这些垃圾人口成为产生“无赖国家”的根源。一旦这些“无赖国家”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成为反对地球精英的“邪恶轴心”。  

近200年以来,英美的统治精英一直深受三种社会哲学的影响。一是马尔萨斯主义,认为地球资源和环境无法承载隔代而倍增的人口。二是应用于人类的达尔文主义,主张大自然的天律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三是尼采鼓吹“超人”对“群畜”人渣宣战的精英主义。  

出席这个会议的“精英”认为,当今地球所负载的无用而劣质的人口垃圾是太多了。当代所面临的全球环境以及不可再生资源问题,使人口危机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必须用战争和瘟疫(生物武器)来消灭他们(新马尔萨斯主义)。由于现代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仅由20%的优秀人口和优秀文明(以英格鲁撒克逊文明为代表)所创造。所以必须设法消灭和淘汰那些无能力创造新价值的"群畜"(新尼采主义)。人们应当注意到,在客观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以及生物武器技术已经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高科技手段。也就是说,现在已可以使用较“人道”的方式(而不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焚尸炉),非血腥地、大规模地消灭劣质人口和文明。必须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才会真正理解美国何以对任何其他国家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此敏感,同时自己则大规模地加速研制发展这一类新式武器。  

“让超人降生,消灭这些群畜!”“必须铲除衰退的种族!”这是尼采在1889年写作的《权力意志》中的话。很不幸,这个淘汰劣质种族和人口的武力和文化的复合进程,也许会在第21世纪即本世纪之内成为人类最终所将面临的一种严峻生存现实。  

[31] 据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有愈来愈多的雇员出现抑郁、精神紧张和疲劳过度,主要是因为来自全球化竞争和新科技的压力。国际劳工组织在五个工业国家所做的劳工调查显示,五个成人之中就有一个精神健康有问题。调查研究了英国、美国、德国、芬兰和波兰五个经济情况不同的国家。英美相对其余三国来说失业率较低,但研究的结果却发现,无论国家的经济状况是怎样,愈来愈多的人出现抑郁、精神紧张和疲劳过度的状况。在这些国家当中,每十个雇员就有一个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严重的不仅不能工作,还需要提早退休。医疗开支成负担对于政府和雇主来说,这方面的开支也是庞大的。研究估计,美国每年仅用来治疗抑郁症一项的医疗费用已达到400亿美元,并损失2亿个工作日。在欧洲联盟,有4%的国民生产总值用在精神健康问题上。在德国、芬兰和波兰,雇员出现精神紧张的比率高,在过去十年,缺乏就业安全感,失业率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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