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马列主义清谈

列宁说：善良的主观愿望，有时反而把人引向地狱。知道进步是积累的，坏的东西有时反而引出好的结果（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在中国，无论是被吹嘘的各种理论走过怎样的阶段，曾经有怎样的结果；社会无论被强加上什么样的色彩，曾经又曲折的回到原始的起点。我们只看到国家支配的一切概念中，大多数人只知道现实是什么，而忽略了现实应该是什么。事物螺旋式的发展是人们目光短浅的结果，然而高瞻远瞩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是形容短期真理的形容词，而不是真理的代名词。正因为人们不同程度的目光短浅，才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错误，历史并不是一个从正确的设想出发，从正确走向正确的历史，而往往是从错误开始，在错误中反省，总结经验，从而积累智慧，从而有所进步的历史。历史的过程是辩证的，第一是辩证，第二是对证、质证、求证，第三是事物最终总是向反方面转化（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　　

中国的现状当然也脱离不了这样的历史规律。但是我们首先要澄清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他们是政治理论兼有哲学的性质；而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则是典型的政治方针。我们无论怎样夸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哲学成分都不为过，因为哲学的作用是提供给思维以工具，是要提升思维。思维是人固有的属性，对思维形式的发展永远是一件好事。哲学的抵触是门户之见，哲学的扬弃是是思维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却不是证明真理的标准，故而也就没有永远的真理或绝对的真理。哲学的思想可以被强加给公众，最终被传承，以至根深蒂固，但本能的社会行为是哲学无法侵入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哲学是真正的象牙塔。正如不管唯心思想在过去如何长期盛行，如何禁锢人们的思维，人类对自身利益追求的丛林法则却是永远至高的非唯心准则。任何的哲学思想在这个准则面前都是如此无力。人类毕竟是一种动物，而且依然是一种动物，思维不会也不可能把它变为其他的什么。探讨完哲学的概念后，我们重新回到中国式的马列主义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除去哲学成分外，就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现在人们所关注的邓小平理论是否过时，毛泽东文革时的思想是不是应该重提等一系列敏感问题都是对二者政治经济学成分的怀疑。因为这才是体现理论影响政府决策，影响社会结构的模型作用的关键所在。　　

正如我们前面说是的，人类不同程度的目光短浅和历史发展的脆弱性是中国逃脱不了的怪圈。理论终究是高层次的，抽象的，而具体的操作显然更实际。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是政治方针，是一种具体操作的原因。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是根据不同时期中国出现的社会性危机而采取的战略对策。之所以被当成是中国式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利用理论力量扩大它的影响，以达到效果的最大化。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身份高，才可以欺世盗名（当然，这只是个比喻）。将方针理论化，提高它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和贯彻；对内可以统一思想，清理政治环境，提高党的凝聚力；对外可以转移社会矛盾，短时间缓解社会性的政治压力，并且可以树立新的政府形象。在中国，由于共产党是以理论立党，这一作用就显得更为明显，这种操作也显的更为迫切。事实上，在中国具体的操作似乎有时和理论并没有什么联系，二者各行其是，这就表明理论的一部分已被政策所抛弃，在不将它重新利用起来的时候，就会将它更加抽象化，从而束之高阁，换以另一个更务实的方针将其掩盖出理论体系。但却不能将它否定，被奉为党圣经的理论，对其局部的否定就会引起对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怀疑，从而可能导致党的意识形态雪崩。这是非常微妙的，人人都可以怀疑，但自己不能首先否定。我无意去异议政府的这种行为，相反我及其认可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它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更是必要的。　　

因此也就可以说，部分理论确实是在一定的时期内过时了，或错误了。但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谬论，表面上正确事物，主观上善良的愿望，却真的有可能是饮鸩止渴，最终将我们引向地狱。那些被否定的理论也许真的很无辜。诚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却是深远的，或许将困扰中国几代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脑体倒悬的发展路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的错误理解和新自由主义的侵食。中国社会的很多人（包括大量的知识分子）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已经证明其经济学的有效性，将繁荣的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更是将资本主义理解称为完全的自由竞争和高度的私有化。而这一部分是由于西方社会不断地向中国传播原始资本主义理念，另一部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资本主义正是原始资本主义，而我们的现代教育没有给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真正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几百年前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资本社会。私有制和自由经济已经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不是纯粹的私人经济，而是双重经济，政府已参与企业活动。双重经济并不是私有经济向公有经济过渡，而是向社会福利为重点的“混合经济”的过渡（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而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都已经以 “混合经济”为基础。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资本及工业、企业的高度集中性和跨国性，是20世纪一切现代发达资本主义所共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的经济中存在着强大的国有企业和公有经济，而英美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并不是依托于私有化的中小型企业。而是依托与具有国家定购和金融支持背景的大型跨国垄断企业。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制经济虽然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跨国垄断组织相比，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也不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自由竞争一种物竞天择的丛林竞争哲学，是大资本吞噬小资本，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通过激烈的竞争使利润最大化，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弱势社会阶层就会被无情的淘汰出局，它不能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自由的市场经济曾经造成西方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而现在西方资本主义都加强了国家调控，在某种程度上实行的是类似沃尔玛式的产销一体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给予企业以保护，以防止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并且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由政府对国民收入重新分配，最大程度的保障人民的生活稳定，而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像以前那样不稳定的关键所在，完整的社会保障体制缓解了社会矛盾，使占社会多数的中产阶级社会更加稳定，使政府行为在人民生活的注意力中得到弱化，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　　

    相反，在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我们国家却在不断地弱化国家资本的力量，深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私有化进程，是人误，还是己误？我们可以肯定私有化的初期确实解封了沉寂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的积极因素，但是经济的发展是否就是私有和公有对立的等价，是否只是私有和公有的斗争史。历史不能假设，改革开放已经过去30年，去猜测改革开放初期使中国走出困境是否还有第三条出路，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意义。但从今天中国的形势和世界的格局来看，这种道路是存在的。我无意去强调公有制，我所强调的国家的控制。很多人对国家控制存在误解，认为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包办一切，就是行政指挥一切，就会加大官僚力量，加大政府权利，就会加深腐败。三国演义上的一句化可以说明国家控制的作用：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因而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力可饿杀。强大的国家控制，是要各种经济体附属在它之上。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控制体现在垄断集团的国家意志化，其他经济体都依附在垄断资本上。而我国现在国家控制远不如美英，究其原因就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同步扩大化。在英美的资本社会中，几乎各个领域都有垄断资本存在，他们是资本社会最终稳定的根本保证。但在中国各个领域发展不平衡，其出现垄断形态的有国家，也有民间资本，甚至于有的根本就是买办资本或是外国垄断资本。无论国家命脉如何掌控在国家手里，它只是维持稳定的必须而已，在其他领域壮大的今天，不代表国家意志的资本在这些领域横行天下，其反噬的力量是极大的。　　

而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还在于，没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加上不断扩大的私有化市场经济加剧贫富分化，从而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没有得到利益保障的群体急剧扩大，滋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而今社会不满已经明显化，整个社会充满了不平的戾气。各种社会冲突如官民冲突、商民冲突、警民冲突层出不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显然是要关注弱势群体，稳定中产阶层，重点解决官民矛盾。而今中产阶层面临的主要生存危机是医疗危机、养老危机、子女教育危机的新“三座大山”和住房危机的“房奴”压迫。这如前面提到的，坏的事物有时反而引出好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事物走向反面的迹象也在最近几年显露了出来。改革开放有两个很重要特点就是私有化和融入国际市场。当然改革开放也不全是真理走向谬论，改革开放的大多数措施还是对人民极端负责的，但不能掩盖它在国民经济某些领域的实质性损害，我们说过这种损害是深远的，而且是全局性的，是危险的。改革开放诚然是对其前经济体制的否定，但同时否定了计划经济的作用是错误的，尤其是国家计划体制从各种关系民生的领域撤出，大大削弱了国家对这些领域的调控能力。即使是这些领域也有国有成分，但认为国有就可以加强控制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应该看到国有企业也在明晰股权、产权，是一种市场化管理，国有资本也难逃自由竞争的法则约束。比如房地产行业，土地历来是中国的头等问题，他是中国历史上引发革命暴乱和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在土地国有化的今天，将与土地密切联系的房屋产业私有化、自由化，形成房地产资本大鳄，使在人口问题严重的中国，原始土地问题转嫁到房屋上来，引发一连串社会和金融问题。我同意这么一种说法：计划经济永远是比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管理体制。关键在于具体的操作，改革开发前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的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那是一种官僚化、僵硬的计划经济，是以行政命令操纵国民经济的计划经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社会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功经验。正如中国的医疗和教育，出现医疗和教育危机，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保留的计划体制部分依然是严重的官僚管理体制，再加上融入了市场体制成分，加速了官僚的腐败和行业的世俗化。　　

再者，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无法判断中国加入世界金融体系到底是否过早。在美元控制世界金融资本市场和石油粮食资本市场的现代世界格局中，仅仅开放30年的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是否依然脆弱，在它繁荣的背后是否处在如履薄冰境地？我不得而知。我依然担忧，中国繁荣的市场背后还是一片狼藉。但我们有强大的实体产业作保障，稳定仍然不是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外国跨国资本已经在深入我国资本市场，政府是否面临发展与抵制的选择困境中？我杞人忧天。我们不用痛惜中国的民族资本被外国资本吞噬，民族资本的消亡反而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平衡。但那些外国资本是具备了国家金融背景的跨国垄断企业，重要的是由我们国家掌控的金融资本能否顶住他们的入侵，是关乎民族存亡的根本。